第一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探讨女性被歧视的根源
身在市场外围的人，女性被歧视的根源
图1是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展示的一个模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其实并不是封闭的。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市场存在着外围，用于获得投入、排放产出。其中一种外围，就是自然。
1972年，民间智囊团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在针对包含地球温室效应的近未来预测中发出了“自然存在极限”的警告。
图1 “市场·自然·家庭”［出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2009)岩波现代文库］
历史发展至现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不断从外围投入市场。与此同时，市场也在不断向外围排出产业废弃物。当时的人们都以为资源和能源是无穷无尽的，而自然也具有无限的净化能力去处理产业垃圾。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资源和能源终有枯竭之日，自然的净化能力也存在极限。20世纪60年代便是水俣病等环境破坏与公害问题浮出水面的时代。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敲响了市场外围的自然存在极限的警钟，但市场还存在另一个外围。那个外围向市场输送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同时接收市场释放的不能再成为劳动力的人。我将其称为家庭。
正如提供资源能源、处理废弃物的自然并非无穷无尽，即便是家庭也不能无穷无尽地生产人力，更不能无限度地接收市场“排放”的老人、病人和残障人士，为其提供照护。
这两个外围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你们是否也已经遗忘了市场存在着自然和家庭这两种外围？这就是我在书中阐述的内容。都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王，而它只是把市场假设成了一个封闭系统，根据有限的变数进行模拟现实的计算，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如果再加上来自外围的非经济变数，那就毫无办法了。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不可预测的变数便是如此。
图2是在人类从诞生到死亡的时间轨迹上添加了市场与家庭的模型。始于诞生后的儿童时期，男性与女性得到了同样的养育，但是成年以后，男女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分裂。
我把男人加入的市场称为“产业军事型社会”，男人就是其战斗力，也就是经济战争中的士兵。与此同时，女人则被分配了另一个任务——停留在外围的家庭中生育士兵，将其送上战场的后方。
其后，市场还会将派不上用场的人，以及病人和残障人士送回家庭。说句很不好听的话，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的士兵都成了废卒。到年龄退休的人则是退伍士兵。当时，我给退休男性冠上了一个称呼，叫作“（人类）产业废弃物”。
图2 “产业军事型社会，从诞生到死亡”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个缺乏同情心的冷血表达。在同一时期，樋口惠子则把回归家庭中的高龄男性称为“打湿的落叶”。“打湿的落叶”与“产业废弃物”相比，显然是“产业废弃物”更无情，但是在这个模型中，被排放到自然的产业废弃物与被排放到家庭的无用人力理论上占据了相同的位置，因此我这么称呼也是有根据的。在市场中，只有能派上用场、能被使用的人才能以劳动力的身份得到肯定，这点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在家庭中，孩子是被珍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未来将要派上用场的产业士兵预备役。假如教育是为了在产业军事型社会旗开得胜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家长更愿意投资给未来可以成为士兵的儿子，而没有理由投资给女儿。高等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在这里就得到了解释。从照护孩子到照护病人、残障人士和高龄者，包揽了这些工作的人便是家庭里的女性。
产业社会就是这样的结构，正因为有了根基的支撑，产业社会才得以成立。我专门做了这么简单明了的图示，就是为了让人们别忘记这点。同时，我也指出了女性被歧视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现在仍记得，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时，一个大叔学者走过来说：“哎呀，看了上野老师的书，我才发现家里老婆总是满口怨言呢。”我当时心想：你这蠢货，在读我的书之前你就应该倾听老婆的话。
我做的事情就是把女人面临的问题翻译成“大叔语”。学术的话语都是由大叔语组成的。走进学术世界的女性必须习得大叔语。虽然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但我们也能用大叔语狠狠戳中大叔的痛处。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用一句很棒的话表达了这种行为，称其为“用敌人的武器与之战斗”。我一直称自己为大叔语和女性语的“双语使用者”(Bilingual)。因为跟大叔只能用大叔语沟通。
我不厌其烦地再三论证、展示并分析数据，就是为了告诉他们：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机制，你们全都高枕无忧地躺在上面，别给我忘了。
作为照护性别的女性，家务是无偿劳动
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最后……为何人类孕育生命和为其送终的劳动（也称再生产劳动或照护劳动）被置于其他一切劳动的低位，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女性主义的课题将永无终结之日。
只要解开了女性为何是“照护性别”之谜，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绝大部分女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若问我们的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与这个问题搏斗。
女性学是将女性的经验文字化、理论化的学术。我对日本女性学的贡献就是引进了“家务乃是无薪劳动”的定义。“无薪劳动”在英语中被称为“unpaid work”，这一概念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家务也是劳动”；第二，它还是一种“得不到应得报酬的劳动”。
有一批人最先跳起来反对这个概念，那就是现役的家庭主妇。她们坚称：“我做的事都是出于爱，那是无价的行为，不能简单换算成金钱。”
定义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劳动，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标准。这个标准叫作“第三方评价标准”，取决于某行为能否转移给第三方。
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一些活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比如排泄和进食。这种活动不能因为现在有点儿忙抽不开身而找他人代劳。这些虽然是他人不能代劳的活动，但育儿工作几乎都是可以找他人代劳的，甚至哺乳都可以找乳母代劳。人们一直认为怀孕和分娩不能由他人代劳，但是30年过去，我们已经走进连怀孕都能请人代劳的时代。
能够转移给第三方的活动就是劳动。如此一来，大部分家务都是劳动。而且它还是被隔绝在市场之外，得不到相应报酬的劳动。后来，联合国要求各国计算家庭内部的无薪劳动价值几何。其结果就是，日本政府的统计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政府统计劳动时间使用的术语变成了“无偿劳动”“无收入劳动”“无报酬劳动”等等。它们的英文都是“unpaid work”，其直译正是“无薪劳动”。
我向来坚持使用“无薪劳动”。因为相比“无收入劳动”和“无报酬劳动”，“无薪劳动”更气人。（笑）也就是说，这个说法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和不满。所谓概念，就有这样的力量。
应1995年举办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要求，1996年，经济企划厅（现内阁府）给出了一份“你的家务劳动有多少价值”的报告。平均来说，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价值换算成年薪竟高达276万日元。当然，如果家中有新生儿或需要密切看护的老人，其评估额度还会上升。
如果年薪有276万日元，你愿意做家庭主妇吗？这个薪资水平也许比家庭外部从事非正式雇佣劳动的人更高，可是，谁来支付它呢？有哪个男人会向妻子支付如此高昂的薪水？现在日本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400万日元，向妻子支付了那笔钱，自己就活不下去了。而且即使丈夫失业，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问题还在于这种价值的计算方法是否合适。
对此，除了家庭主妇，连许多大叔也跳出来声称家务是不能换算为金钱的神圣爱心之举了。他们鼓吹“妻子是家庭的共同经营者”“夫人是大藏大臣”，要求女性为此感到骄傲。我要重复强调，这种想法的最大得益者是男性。
无薪劳动论登场时遭到极大反对，其声浪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家庭主妇的反对。为其加油助威的保守派大叔趁机起哄，不断煽动主妇，鼓吹主妇的工作很有价值。如果那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你们怎么不自己做呢？
还有一种，就是宏观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这样说：
“家务不是劳动。”
他们还说，把家务当劳动，是因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
当时，主妇被称为“包三餐带午觉”的工作。但实际上，她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可是女性只要开口抱怨，他们就会这样说：
“我可以承认家务是必不可少的劳动，但那也是不能产出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
因为加入家务劳动论争的经济学家们片面地认为：“将马克思理论应用到家务劳动上，就是这样的。（家务不是生产劳动，就算产生了价值，也只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
如果理论无法解释经验，理论就是错的
当时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就像上帝一样。《资本论》相当于《圣经》，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动，而且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严密的解释。
那些被驳斥“你们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女性却这样想：可是我真的很累，这到底是为什么？正如日心说被否定的哥白尼，她们咽下了“地球就是在转”的反驳，选择了隐忍。但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沉默。
一方有理论，一方有经验。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经验，那么理论和经验究竟孰对孰错？经验不可能是错的。所以，无法解释经验的理论就是错的。
我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只要这么一说，马上就有人觉得我很喜欢马克思。但是请等一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向马克思发起挑战的女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海蒂·I.哈特曼曾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这本书中明确批判道：“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就像资本本身一样，都是性别盲目的。”（"Marxist categories，like capital itself，are sex-blind."，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涉及对家庭和家务劳动的分析，人们以此为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性别是盲目的”。即没有看到女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形同上帝的时代，女性主义者照样给出了辛辣的批判。所以只靠马克思的理论无法解决女性问题。要解决女性问题，只能引进别的理论。那就是父权制理论。
在同一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许多女性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2020年10月，你们都经历过“国情调查”对不对？图3就是国情调查问卷的一部分。
国情调查里有一条提问是：“9月24日到30日，你是否工作过？”回答的选项有“做了工作的人”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底下有一个次级选项是“家务”。
国情调查把“做家务的人”归入了“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这一项。你们不觉得扯淡吗？
有人针对国情调查的问卷发出强烈的批判。我至今仍记得，1985年《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中有这么一条：“家务也算工作不是吗？看见国情调查的这个项目，我的妻子很生气。——50岁公司职员”。
《朝日新闻》把目光聚焦在这则投稿上，拿出报纸版面做了个特辑。当时负责国情调查的政府部门是总务厅（现总务省）统计局，报社向其咨询后，得到了极为冷淡的回答：“自1920年开展第一次国情调查起，一直使用同样的问卷，无法进行改动。”
图3 “国情调查——家务不算工作吗？”（出处：总务省统计局，令和2年国情调查问卷节选）
直至现在，国情调查还在用同样的问卷内容，而一般来说，为了观察长期变化，不能对项目做出改动。
只不过，那位“妻子很生气”的“50岁公司职员”的妻子应该很愤慨，觉得“家务也是工作，我也是劳动妇女”。难道我这个家庭主妇就不算“工作女性”吗？这个疑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崭露头角，而当时正是无薪劳动论在日本普及的高峰期。
常识会改变，社会会改变——30年后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如今过去了30年。我看了最近很热门的电视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不禁大吃一惊。故事讲的是不擅长做家务的公司职员津崎平匡请了有硕士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森山实栗给自己做家政。某个时期，平匡的公司经营不好，他可能无法向实栗支付家政费用。于是平匡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要跟实栗结婚。只要结了婚，以后就再也不用出家政费了。对此，实栗毫不客气地拒绝道：“爱情是一种压榨。”
看到那个情节，我甚为感慨——原来过了30年，当时的“无理取闹”已经变成“常识”了呀。
那一刻我最先想到的是第一次主妇论争时期，当时名气极大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在1959年所写的论文《现代主妇论》。因为实在太有趣了，我在这里引用一段。
假设我是单身人士。单身男人难以处理日常家务，便想请一个女佣。假如我给她开5000日元的月薪，她的年收入就是6万日元，可以被堂堂正正地算入日本国民总收入之中。再假设我给女佣的实物薪酬（伙食费、住宿费等）约为每年6万日元，那么她的全年实际收入就是12万日元。
“女佣”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是歧视用语，但这是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常使用的词语，因此我保留了原文。当时有不少男人因为没了妻子而生活不便，转而跟家里的女佣结婚。
再引用一段。
假设某年元旦，我跟那个女佣结婚了。她每天做的事情跟去年一样，还是打扫房子、洗衣做饭、照顾我的生活，但我不会再向她支付薪酬。如此一来，从我跟女佣结婚那年开始，日本国民总收入就少了12万日元。我只是跟我的女佣结了婚，国民总收入就减少了12万日元，这正常吗？
这番论述特别简单明了，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先行一步。然而，都留重人的论点虽然极具挑战性，但可能因为属于少数派，在当时被所有人忽略了。我看到《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瞬间，忍不住猜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不是看过都留重人的论文。她应该没看过吧。但是过了半个世纪，“常识”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这个时代，家务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伴随价值的劳动，甚至还能成为热门电视剧的话题了。
“单机育儿”这个词出现时，我的感动不亚于看到《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单机就是单人操作，指一个人操持所有工作。这个词还表达了工作负担的沉重及伴随而来的压抑和不安。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内涵在于批判这一现象。在女人独自操持家务和育儿工作，并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单机育儿”这种词是不存在的。
这些用语之所以终于能登场，多亏了“女人独自承担育儿工作绝对不正常”的认知普及。最近的年轻妻子一听丈夫说“我帮你带孩子”就会爆炸。也许有人会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孩子明明是两个人制造的，一方说“帮忙”难免有推卸责任之嫌。不客气地说，如果连妻子愤怒的根源都无法理解，那个人就没有做丈夫的资格。
家务、育儿、护理都被称为“看不见的劳动”或“Shadow Work”（影子劳动）。现在，这些劳动正在“可视化”，正确评估“妻子贡献”的离婚财产分配和养老金分配，以及贡献值继承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正在成形。
我感慨：“还是长命百岁好啊。社会真的在变化呢。”
市场有外围，市场依赖于外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项理论发现，市场其实存在着名为家庭的外围。市场乍一看是自成一体的，实际上则依赖于那个外围。
尽管如此，现代法学却以“社会建立在由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人构成的主权主体的基础上”的假说为前提。民法与合同法都是基于该前提制定的法律。所谓假说，就是无法证明，但“约定”了“就是这样”的说法。然而，针对“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主体”，女权主义提出了“等等，是骗人的吧”的质疑。
市场上那些自诩独当一面的玩家，其实都依存于市场外围的自然和家庭。女权主义提出的质疑就是：你们难道忘记了这个事实吗？
有句话叫“Like a single”（仿佛一个孤单的人），男人一旦走出家庭，就真的像个孤单的人，仿佛没有了家人和孩子，没有了任何家务、育儿的负担。然而背负着家庭责任的劳动者，也就是女性，则要在上班的午休时间思考“今天晚饭做什么”，要回忆冰箱里的储备，趁着休息时间买好食材。这些人都被称作“恋家劳动者”，可是那些一出门就丝毫不用思考家中事务、让人很想质问这种奢侈究竟从何而来的男人，却被视作独当一面的劳动者。
政治思想研究者冈野八代将其称为“忘却的政治”。被忘却的东西是“依存”。她指出，构成现代自由主义法学根基的独立个人不过是虚构的存在罢了。它建立在忘却了一个重要事实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忘却了自己也“依存”于一个家庭，而那个家庭实际还包括了无法自立的成员。可见，现在已经有人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
让社会可持续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
市场外围存在着什么样的活动？
市场内部发生的是物品（资本、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其交换过程需要支付相应的代价，这就叫有薪劳动。市场外围发生的是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简单来说，就是孕育生命、送走生命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发生在家庭内部，就是不伴随支付的无薪劳动。
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具备物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最近，“再生产”已经成为特指“生命的生产”的词，以下将遵从这一用法）。生命的再生产主要由女性进行。生产是男性的任务，再生产是女性的任务，这就叫作性别分工。
马克思的《资本论》几乎没有提及生命的再生产。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资本可以放心地把人的再生产寄托于劳动者的本能之上。
也就是说，劳动者会在鸡笼一样的房子里疯狂交配大量制造小孩，资本家无须担心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9世纪。
从世界史角度来看，19世纪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女性一生的平均生育人数为5人，甚至还有生了9个、10个孩子的女性。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的女性一辈子顶多生两个孩子。
马克思之所以不考虑人的再生产，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他也是受到时代制约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马克思主义果真是诞生在19世纪的思想。
他的《资本论》中还有一句关于“生命的再生产”的犀利评价。
生殖就是生产他人。
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如果能有这样的认知，家长就不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并且试图去掌控他们了。
社会的存续需要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是物品的生产与生命的再生产。那么，这个生产与再生产又被放在了什么样的系统中？在我们的社会，物品的生产被安排在了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生命的再生产被安排在了名为家庭的父权制之下。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系统，因此要分开看待。然而，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会彼此对立，有时又会联手合作。对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二者的关系是存在变化的。
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侵蚀了父权制。父权制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登场时，父权制被动摇了。社会发生变动时，社会主流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变化速度更慢，而其周边的女性或年轻人则会更快发生变化。
工业革命兴起之时，被动员成为工厂劳动力的人群是女人与孩子。因为孩子也能完成简单的劳动，所以当时儿童受到了长时间的压榨。女性工厂劳动者被称为女工。在日本，《女工哀史》非常有名，而初期的女性工厂劳动者多为已婚的通勤女工。即使她们是被父母或丈夫要求出来劳动的，能赚钱的女性依旧有了更强的发言权。如此一来，父权或夫权就相对削弱了。
于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父权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妥协。我们将其称为维多利亚王朝的妥协。在这一时期，首次制定了将劳动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的法律。此前每天被迫劳动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的劳动者现在每天最多只能劳动10个小时。虽然10个小时还是很长。除此之外，政府还制定了禁用童工的法律。说白了，就是用一系列规范来禁止儿童劳动、限制女性长时间劳动。
现在，14岁以下的儿童依旧被禁止劳动。我认为，既然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出门劳动，那么实施禁令的国家就有责任让14岁以下的儿童吃饱穿暖，应该出钱养育14岁以下的儿童。
限制劳动时间和禁止儿童劳动乍一看都是福利性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的效果是将女人与孩子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取而代之的，就是男性。
初期的已婚通勤女工逐渐被未婚女性取代，她们被集中在工厂宿舍，进行两班倒、三班倒的长时间劳动。因为这样更方便管理。由于机器价格昂贵，不能让其配合人类的作息在夜间闲置，所以资本家就配合机器安排了劳动力，保证机器能够24小时运转。
信息革命时代的社会性别差距
后来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的转变。当制造业的重心变为制铁和机器制造，人们开始认为男人更胜任熔炉前的工作，于是制造业逐渐变成了男人的事业。而家用电器这类需要精巧操作的工作，则动员了农村女性来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就是汽车产业，而汽车工厂的人主要是男性劳动者。但是在瑞典沃尔沃公司纳入女性劳动者时，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配合女性的双手大小，缩小工具的尺寸而已。
工厂劳动者并不一定是男性，也没必要将劳动者作为“公司员工”终身雇用，并向其支付“家庭薪水”（确保个人收入能够维持家庭运转的薪资）。甚至没必要给生产力衰减的高龄劳动者支付工龄补贴。资本家本来只需根据劳动者的生产力当场支付相应的薪资，日本企业却采用了劳资协调路线，维持着“男性养家”模式，现在被称作“成员型雇佣”。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但资本主义就是借其与父权制达成了妥协。这便是第二次妥协。
之后迎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时代。信息与服务的生产不需要体力和力量，因此在IT革命刚兴起时，有人希望经济的软件化能够促成父权制的瓦解。也有女性主义者曾经期待“没有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信息革命真的消除了性别差异吗？根据实证研究，至少IT产业的性别差异并没有被消除，只是完成了性别的重组。即使在尖端的企业，男性也能得到更好的工作，女性只能被分配到不好的工作，形成了“男性分工和女性分工”。
性别、人种、国籍，这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我们都知道，市场为了得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会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在那些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中，也包括了性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极难对付的。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种雇佣劳动者及其无业的妻子，即家庭主妇的形式。家庭主妇的登场以职住分离为前提。现在（以著书时间为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居家工作，我们得以免去通勤的麻烦，但是要探究我们为何不得不承受通勤高峰期的地狱之苦，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住处与职场分开，而我们必须在两地之间移动。
现代之前，自己的住处就是生产场所。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家庭主妇的。前现代的日本，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0%左右。当时绝对不存在农户家的妻子给丈夫做好便当，自己坐在屋檐下抱着孩子，说着“路上小心”送丈夫出门劳作。农户都是全家出动的劳动集体，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动弹的人都要下地干活。而那些腰腿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就得在家里照顾孩子。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者，由于男性独占了这一角色，就产生了待在家里的无业主妇。她们在市场上虽是无业，但也是“要工作的女性”，并非无须工作。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家务也是劳动。只不过那是“看不见的劳动”，也是“无薪劳动”。
主妇的劳动价值几许——对GNP的贡献程度
如果要将主妇的劳动价值折算成货币，该怎么算？
联合国要求条约会员国合理评估家务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联合国要求会员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中，以附属核算（Satellite Accounts，不包含在GNP之中，但应该附加经济活动贡献部分）的形式加入无薪劳动项目，并计算这个部分对GNP究竟有多大贡献。
对此提出反对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可以预测，发展中国家市场外围的无薪劳动相对于其市场内部能够换算为薪酬的劳动所占比例要大得多。一旦附加了这一核算，国家的SNA总额就会大幅增加。SNA一旦大幅增加，此前根据GNP水平支付的联合国会费也可能会增加，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担心的问题。实际正如其名称包含的“Satellite”（人造卫星），那是一项附属的核算，并不会影响原本的GNP，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担忧都成了杞人忧天。
199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应联合国要求，以“你的家务价值几何”为标题，计算出了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为一年276万日元。这是怎么计算的？要解释这个可能有些烦琐，请耐心往下听。
无薪劳动有三种计算方法，分别是OC法、RC-S法和RC-G法。
OC法是指机会成本法(Opportunity Cost method)。假设把我目前正在做的家务交由别人代劳，我则外出赚钱，我能赚到的钱就相当于我的劳动价值。因此这种方法是按照女性劳动者每小时的平均薪资来进行计算的。
RC-S法是指重置成本法的专业替代法(Replacement Cost method，Specialist approach)。将我目前正在做的家务分门别类，做饭交给厨师、洗衣交给洗衣店、打扫交给清扫服务，并计算其总价。
RC-G法是指重置成本法的一般替代法(Replacement Cost method，Generalist approach)，这里说的“Generalist”是指一般业务代理，即把家务工作交给家务全能的家政工或用人，并计算其费用。
用这三种方法计算，最后金额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OC法＞RC-S法＞RC-G法。也就是说，OC法根据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资计算价值，RC-S法根据聘请家务劳动专业人士的费用计算价值，其数值低于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资。而RC-G法计算得出的价值最低，证明了一般业务代理的家务劳动者薪资还要再低一档。
实际上，OC法和RC-S法都没有被采用。因为家庭主妇从事的工作很难称得上专业劳动，顶多只能算半专业，用厨师来举例则相当于见习厨师，因此最终采用了RC-G法。换言之，家务劳动被视作了什么人都能做的非专业劳动，被计算出了更低的价值。
这个公式里到处都是陷阱。即使采用了OC法，为何不根据包括了男女的全体劳动者平均薪酬进行计算？因为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低于男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所以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有小于男性机会成本的倾向。如此一来，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现象。
欧洲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比日本男性长。譬如欧洲男性从事1小时的家务劳动，用男性劳动者的平均薪资计算他的机会成本，数值就会更高。如此一来，即使是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就算男性的家务劳动质量低于女性的家务劳动质量，那个男性的家务劳动对GNP的贡献也会高于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贡献。这难道不奇怪吗？
从这些公式可以看出，即使在市场上，家务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哪怕家务劳动从市场外围转移到市场内部，也只能得到比女性劳动者平均薪资更低的估价。还有资料显示，护理职业的平均月薪比全产业的平均月薪低了足足7万日元，而保育劳动者的月薪还要再低3万日元。也就是说，育儿和看护都只得到了过低的价值评估。家务劳动的有偿化在市场上只能得到过低评估，可以称之为与私人父权制相对的集体父权制。
通过这个研究，我提出的最后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育儿和护理等照护行为的价值如此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