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我的原点是“主妇研究”——主妇是什么？她们做什么？

最后的讲义　上野千鹤子

身为“主妇研究者”的原点

大家好，在新冠肺炎疫情横行之际，很感谢各位专程亲临会场。因为疫情，要在听讲者寥寥无几的会场里发言，真让人感到悲哀。不过我也很期待能够认真地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最后的讲义》听起来有点儿不吉利呢，像是在说这个节目录完了赶紧去死一样。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人要求我做这种事，不过既然是以“最后一课”为题，我就来回顾一下自己做过的事情吧。

非常感谢主办方创造了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为今天准备的讲义题目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解析再生产的分配问题》。

我也算是高龄人士了，今天想给大家讲讲自己这半个世纪来做过的事情，那些事情如何关联到了现在，而现在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原点是“主妇研究者”。所谓主妇研究者，并非一边当家庭主妇一边做研究，而是以主妇为研究对象的人。

我的“处女丧失作”（这也是一种歧视性表达）是这部研究下三路的《性感女孩大研究》。此外，还有一部比较不为人所知的作品。1982年，30多岁的我凭借《性感女孩大研究》出道，同时还出版了《解读主妇论争·全记录》Ⅰ&Ⅱ。

我自认为一直以来的工作涵盖了下三路和上三路，同时以硬派和软派作为主题。因为只有兼具上半身与下半身才是完整的人类。

若问我为什么做“主妇研究”，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家庭主妇。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夫妻关系不好的可怜主妇。父亲独断专行、蛮横霸道，是个脾气特别古怪的妈宝男长子。我从小开始就一直注视着母亲的人生，一想到等自己长大了，身为女人的人生还要跟母亲一样，就觉得“这也太不划算了，我才不要”。

对孩子来说，母亲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强者。可是这么一个强者，每当父亲一出现，就会对他察言观色，百般讨好。于是孩子们学到了，原来强者之上还有强者。我的母亲还是日本北陆三代同居家庭的长子之媳，除丈夫之外，她还有一个支配者，就是性格强势的婆婆。

母亲一辈子都不断抱怨，她的人生在我这个孩子眼中绝对算不上幸福。母亲总对孩子说：“要是没有你们，我早就离婚了。”这是母亲绝不能对孩子说的话。因为这句不负责任的话会让孩子产生毫无根据的罪恶感，觉得母亲的不幸全都因为自己。

我开始好奇母亲平时都做些什么，开始思考“主妇是什么？她们做什么？”，便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奥。

在此之前，日本学界并不存在“主妇研究”。因为主妇乃女性人生的“顶点”。自愿走进婚姻，诞下孩子，成为主妇，这在当时相当于日本中产阶级女性的顶点，也就是模范路线。

母亲在她那一代人中比较特别，是通过自由恋爱挑选的丈夫。我小时候还很同情母亲的抱怨，但是到了青春期，就开始冷静地审视母亲。母亲曾说，因为她是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没有办法责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眼光”。有一天我开始想：妈妈，就算你换一个丈夫，也无法改变自身的不幸哦。因为我觉得，母亲的不幸并不是配对的问题，而是母亲所深陷的结构性问题。其实我的父亲和母亲既不是特别坏的人，也不是特别善良的人，都是很普通的日本百姓而已。

结果我始终没有结婚，没有成为主妇，一直走在“单身贵族”的人生道路上。（笑）

在“妇女问题论”中带入“女性学”

将女性学介绍到日本的井上辉子对“女性学”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女性的、源自女性的、为女性存在的学术研究。”来自美国的“女性学”刚登场时，女性研究的前辈都没有给予好脸色。因为在“女性学”以前，已经存在“妇女问题论”这一研究领域。

然而女性前辈们并未发现，“女性学”与“妇女问题论”之间其实发生了很大的范式转移。

妇女问题论研究的是什么？

“妇女问题”，文如其义，是“妇女的问题”，或“妇女有问题”。妇女问题论属于社会问题论的分支，也就是社会病理学的一部分。妇女问题论的研究对象是“问题妇女”。

“问题妇女”，指的是在红线地带工作的女性的改造问题，或者女性劳动者的生育障碍问题。从事性产业的女性和在工厂劳动的女性，在女性之中都是“非标”的特殊存在。曾经有个时代，“职业妇女”是对“不工作就活不下去的可怜女人”的蔑称。妇女问题论如文字所述，做的是对遭受问题的妇女的研究。

这时，我们开创了名为“女性学”的研究领域。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范式的不同。“女性不是问题，反倒是社会让女性遭受了问题。”这一范式的转换，从社会病理学转换到了社会结构论。

顺便再讲讲从“妇女”到“女性”的转换吧。“妇女”没有与之配对的词，顶多能配一个“公子”。妇女之“妇”乃是女人持扫帚的象形文字。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倡导“消除固有的基于性别而分的一切做法”，于是开始有人认为“女性做家务”的固有观念不合理，渐渐地不再使用“妇女”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男性”这一对词，“国际妇女年”这一日语翻译后来也改成了“国际女性年”。

到了这个时候，主妇人群才开始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因为结婚成为主妇是女性的“成规”，此前谁也不认为主妇有“问题”。

1977年，国际妇女大会（现更名为“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der Studies”，即“国际性别研究学会”）召开时，原弘子提出了“推动主妇研究”。记录了这次大会的《女性学入门》，还收录了民俗学家濑川清子里程碑式的演讲《日本女性之百年——围绕主妇的称呼》。我的主妇研究便是为了呼应这场演讲。由此可见，主妇研究的历史其实很短。

1973年，伊藤雅子在《主妇与女人》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主妇的问题是思考女人问题时的一个基点。只要世人认为主妇是女人应有的姿态，是女人幸福的象征，那么不只目前是主妇的女人，那些尚不是主妇、不打算成为主妇、无法成为主妇、曾经是主妇的女人，都将无法逃脱“主妇”这个很难说是好是坏的称谓而获得自由。至少，多数女性应该不会根据自身与主妇的距离来衡量自己。

伊藤曾是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市公民馆职员，1965年创办了日本第一个附带托儿设施的研讨会，因此闻名。

主妇是什么？她们做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我发现它非常深奥。后来，我用10年写了一本书，那就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那是1990年出版的书籍，如今已经过去30多年，并在2009年推出了文库版。

在“男女的定型任务”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私作る人、僕食べる人”这样的性别分工。为何女性的任务一定就是家务、育儿和护理？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有什么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有了许多发现。原来，“主妇”的历史竟然很短。我出版这本书后，有种耗费10年终于完成了为母复仇之战的感觉。

耗时10年的大作一辈子出不了几本，而我在60岁之后，才终于又写出一本《照护的社会学》。

我现在的研究主题是高龄者照护，很多人就问：“上野老师，你不再研究女性问题，转而去研究照护问题了吗？”其实不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我自认为一直在追求同一个主题。

从主妇研究到照护研究……今天我就要好好讲讲，为什么“我自认为一直在追求同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