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
一
后方的人看到一列列军车开往前方的时候，会感到无比喜悦和兴奋，觉得这些大炮，这些新涂了漆的坦克正是担负朝夕盼望的总攻任务的，战争的胜利结局很快就要来到了。
离了预备队登上军车的人心情特别紧张。年轻的排长们仿佛看到了斯大林的密令……当然，老练一些的人根本不考虑这类事，而是喝开水，在小桌上或在靴后跟上捶里海鱼干，谈着少校的风流韵事，谈着到下一个枢纽站可以换到什么货物。久经沙场的人仿佛已看到，部队怎样在前线附近只有德国轰炸机到过的偏僻小站下车，而新兵们一遇到轰炸就会多少失去兴奋的心情……在路上睡肿了眼皮的人再也无法睡觉，日日夜夜行军，没工夫吃，没工夫喝，滚烫的马达不停地轰鸣，震得两鬓隐隐作痛，两手没有力气抓方向盘。指挥员天天收到看不完的密码电报，时时刻刻在无线电报话机里听到训斥和骂娘，司令部要求快点儿把缺口堵住，在这儿再也没有人过问新部队在练习射击中达到什么指标了。“进攻，进攻，进攻！”部队指挥员耳朵里响着的就是这个词儿。于是他进攻，再不怠慢，全力以赴。有时部队在行军中，还没有弄清地势，就径直投入战斗，这时候会有一个疲惫而紧张的声音说：“快点儿进行反击，就在这片高地上，我们都打光啦，可是他们还在拼命往前攻，我们他妈的完蛋啦！”
连日来在路上的轧轧声与轰轰声，在坦克手、报话兵和瞄准手的头脑里，和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地雷爆炸的喀嚓声混到了一起。
在这里特别能看到战争的疯狂—一个钟头过去，便是一片凄惨景象：一辆辆被烧毁、散了架的坦克冒着烟，炮被打坏，履带被打断。
几个月刻苦的训练哪儿去了？炼钢工、电工们顽强勤奋的劳动哪儿去了？
上级首长为了掩盖让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的过失，掩盖该部队几乎无益的牺牲，向上面做不痛不痒的汇报：“刚刚开到的预备部队投入战斗，在一定时间里阻止了敌军的推进，使我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
假如不是一个劲儿地喊“进攻，进攻”，假如让部队摸清地势，不闯入布雷区，那样的话，坦克即使不起什么决定作用，也会好好打一阵子，给德国人造成很大的不痛快和不方便。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向前方开拔着。
没有打过仗的天真的坦克手小伙子们以为，他们正是要参加决定性战役的。尝过战争滋味的人就笑话他们。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和全军最出色的坦克营营长法托夫就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见识过不只一次了。
持怀疑和悲观态度的人都是很现实的人，有过痛苦经验的人，因为流过血，遭过难，对战争有更多的理解。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那些大大咧咧的幼稚的人好些。但是有过痛苦经验的人错了。诺维科夫上校率领的坦克手们要参加的确实是决定性的战斗，这场战斗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千千万万人战后的生活。
二
诺维科夫接到命令，到达古比雪夫以后，要和总参谋部的代表留京中将取得联系，最高统帅部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
诺维科夫原以为会有人在车站迎接他的，但是担任车站军代表的一名目光粗野、到处乱看，同时又疲惫无神的少校说，没有任何人问起诺维科夫。想在车站给将军打个电话也打不成，将军的电话号码严格保密，没办法打通。
诺维科夫便步行前往军区司令部。
来到车站广场上，他感到很不自在。野战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处于生活中心地位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在这儿既没有电话员给他递话筒，又没有司机为他开着汽车到处跑。
在圆石铺砌的大街上，人们在匆匆忙忙地跑着，跑到配给商店门口去排队：“谁是队尾？……我在您后面……”
对于这些提着叮当响的大桶小桶的人们，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比到食品店门口排队更重要了。特别使诺维科夫生气的是他遇到的一些军人，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小包大包。诺维科夫心想：“真该把他们这些狗崽子都抓起来，装上军车，带到前线去。”
难道他今天能看到她吗？他在街上走着，想着她。叶尼娅，你好！
他和留京将军在军区司令办公室里见面的时间不长。刚开始谈话，总参就给将军打来电话，要他火速飞往莫斯科。
留京向诺维科夫表示了歉意，便拨通了市内电话。
“玛莎，情况变啦。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你转告安娜·阿里斯塔尔霍芙娜。土豆咱们来不及带了，农场还有几麻袋……”他那苍白的脸显得不耐烦，难受地皱着眉头，看样子，他打断了像流水一样顺着电话线向他涌来的话，说道：“没办法，总不能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因为一件女大衣没做成，我不能起飞呀。”
将军放下话筒，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以为，坦克的传动部分符合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的要求吗？”
这次谈话使诺维科夫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坦克军里待了几个月，学会了准确地看人，就是说，看人的实在分量。他一眼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掂量出到军里来找他的那些代表、特派员，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检查员、指导员的分量。
他知道轻声慢语说出的话“马林科夫同志要我转告您……”的意义；他知道，有些人戴着勋章和将军肩章，又有口才，嗓门儿又大，却没有本事弄到一吨柴油，无权任命一个仓库管理员或者解除一个文书的职务。
留京所占据的不是庞大的国家机构的高层。他是做配角，他的工作只是提供统计数字，了解基本情况，做一般化的解释说明，所以诺维科夫一面和他谈话，一面看起表来。将军把老大的记事本合上。
“上校同志，很遗憾，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往总参去呢。不过没什么，总还可以在莫斯科见到您。”
“是的，中将同志，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坦克上莫斯科去。”诺维科夫冷冷地回答说。
他们握手告别。留京请他代为向涅乌多布诺夫问好，过去他们在一块儿工作过的。诺维科夫还在宽敞的办公室的绿色地毯上走着，就听见留京对着话筒说：
“给我接一号农场场长办公室。”
诺维科夫心想：“他要抓紧时间搞土豆。”
他朝叶尼娅的住处走去。他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曾经走到她在斯大林格勒的家的门口，那是从草原上去的，草原上到处是撤退时的硝烟和灰尘。现在他又去找她了，似乎在那个人与这个人之间有一道深渊，可实际上他依然是那样，他依然是他，是同一个人。
“这一次你是我的了，”他想，“你是我的了。”
三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旧式建筑，是一座气候不随着季节变化的结实楼房，墙壁很厚，到了夏天依然凉丝丝的，而到秋凉时候还保留着窒闷和带灰尘的热气。
他按过门铃，一股热气从打开的门里朝他扑来，他看见叶尼娅站在堆满篓子和箱子的过道里。他看见的是她，既没有看见她头上的白头巾，没有看见那黑色连衣裙，也没有看见她的眼睛和脸、她的手臂和双肩……似乎不是他的眼睛看见了她，而是那颗没有视觉的心看见了她。她啊呀了一声，多少向后退了退，就像很多人因为意外感到吃惊时那样。
他向她问好，她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向她走去，闭上眼睛，又感到活着很幸福，又感到宁愿此时此刻马上死去，也感触到她的温暖。
为了享受他从未体验过的爱情，享受幸福，原来既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说话。
她问他话，他一面回答，一面跟着她在黑糊糊的走廊里走，拉着她的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怕在人群里丢失了。
“这走廊好宽呀，”他想道，“简直可以开坦克了。”
他们走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有一个窗户对着邻屋一堵没有窗户的墙。
靠墙有两张床。一张床上铺着灰色被子，有一个压得平平的、皱皱巴巴的枕头；另一张床上罩着白色花边床罩，还有一个打松的枕头。白色床罩上方贴着几张小画片，上面有穿着晚礼服的新年和圣诞节美人，还有刚刚要出鸡蛋壳的小鸡。
桌子上堆满一卷一卷的绘图纸，桌角上有一块面包，半个干蒜头，还有一瓶素油。
“叶尼娅……”他说。
她的目光平常带有嘲笑的意味和注视的神气，这会儿却显得很特别，很奇怪。她说：
“您饿了吧，您是刚刚来到吧？”
她显然是想破坏和打碎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无法打碎的新东西。他变得有些不同了，不是过去那样了，这个人已经有权统率成百上千的人，统率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眼睛却又流露着一个不幸的小伙子那种幽怨的神气。由于这种不相称，她心慌意乱，很想对他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怜悯，不去理睬他的魅力。自由曾是她的幸福；现在自由正离她而去，可她也感到幸福。
突然，他开口说道：
“怎么，难道你还不明白！”说完，他又一次再也听不见自己的话和她的话了。他心中又出现了幸福感和一种与此有关的感情：哪怕马上去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她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头发像温暖的水，洒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面颊上，他在这披散的黑发丛中看到了她的眼睛。
她的柔声细语淹没了战争的声音，淹没了坦克的轧轧声……
晚上，他们喝开水，吃面包，叶尼娅说：
“首长已经吃不惯黑面包啦。”
她把放在窗外的一锅荞麦饭端了进来。已经冰凉的老大的荞麦粒已经变成紫色和蓝色。麦粒上还出了一层冷汗。“真像波斯丁香花。”叶尼娅说。诺维科夫尝了尝这波斯丁香花，心想：“这东西真不好吃！”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她又说。
他心想：“幸亏没有听格特马诺夫的话，幸亏没有带吃的东西来。”
他说：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在布列斯特，在空军集团军里。飞行员们朝飞机场奔去，我听到一个波兰妇女高声问：‘这是什么人？’一个波兰小孩子回答说：‘这是俄罗斯人，当兵的。’这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你要知道，我一直没忘记我是俄罗斯人，可是这时候心里怦怦跳起来：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说实在的，战前可是用另外一种精神教育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会儿，是我最好的日子，这会儿我看着你，又像那时候一样—我痛苦、我幸福都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他问：“你怎么了？”
她眼前仿佛闪过克雷莫夫那一头乱发的头。天啊，难道她永远和他分手了吗？正是在这幸福时刻，她觉得永远和他分手是难以忍受的。
有一会儿，似乎她就要把今天，把今天吻她的这个人的话同已经逝去的岁月连接起来，一下子弄清楚自己一生的真正出路，就要看到过去未能看清的东西—自己的心的深处。正是心的深处在决定今后的命运。
“这间屋子是一位德国老奶奶的，”叶尼娅说，“是她让我住在这儿的。这张很洁净的白白的床就是她的。比她更随和、更老实的人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说也奇怪，就在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还是相信，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善良的人。奇怪吗？”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吧？”他问。
“不，跟她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把她送走了。”
“那也没办法。”诺维科夫说。
她很想对他说说她是怎样怜悯被她抛弃的克雷莫夫。他连可以通通信的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需要他去看望了，他只有苦恼，无法排遣的苦恼，孤独。
此外她还想谈谈里蒙诺夫，谈谈沙尔戈罗茨基，谈谈与这两个人有联系的很有意思然而不易理解的一些新的说法。想说说小时候亨利逊怎样把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小孩子们说的一些好笑的话记下来，记录这些话的笔记本就在桌子上，可以看一看。很想说一说报户口的经过，说一说那个户籍股长。但是她还不够信任他，在他面前怕难为情。他要不要听她说的呢？
很奇怪……她就像重新在经历她和克雷莫夫关系的破裂，她的心灵深处一直还以为可以破镜重圆，恢复过去的一切。这一点使她心里得到安慰。这会儿，当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将她卷起时，她又痛苦，又惶恐：难道这就永远、永远不再恢复了吗？可怜的克雷莫夫，真可怜啊！为什么他这样苦？
“这算怎么回事儿啊？”她说。
“你是我诺维科夫家的人啦。”他随口说。
她笑起来，凝视着他的脸。
“你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嘛。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人了。”
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她一面给他往杯子里倒开水，一面问：
“还要面包吗？”
忽然她又说：
“如果克雷莫夫出什么事，受重伤或者进监狱，我还要回到他身边去。这一点你要考虑。”
“他因为什么要进监狱？”他正色问道。
“哼，进监狱还不容易吗，他过去搞过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也认识他，看过他一篇文章之后，还说过：‘真精彩！’”
“你试试看，要是再回去，他还要把你赶走呢。”
“你别操心。那就是我的事了。”
他对她说，战后她将成为一座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将是很漂亮的，房子后面还会有花园。
难道就这样定了，就这样一辈子吗？
不知为什么她很希望让诺维科夫明白：克雷莫夫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克雷莫夫是有感情的，应该说，是很爱他的。她不希望诺维科夫因为她爱克雷莫夫而产生醋意，但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不自觉地挑动他的醋意。不过她把托洛茨基的话对他说了，这话克雷莫夫只对她一个人说过，现在她也只是对他一个人说。“如果当时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脱。”她既然爱诺维科夫，就应该高度信任他，于是，她把一个她对不起的人的命运交给了他。
她的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想将来，想今天，想过去，她时而发呆，时而高兴，羞涩，忐忑，愁闷，害怕，不知道母亲、姐姐、侄子、薇拉，还有不少人会怎样看待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变化。如果诺维科夫和里蒙诺夫谈话，听听别人谈诗歌和绘画，又会怎样呢？他不会感到羞惭的，虽然他不知道夏加尔和马蒂斯……他是强者，强者，强者。连她都服从了。战争会结束的。难道，难道她再也见不到克雷莫夫了吗？天啊，天啊，她干的什么事呀。现在就不想这些吧。因为还不知道今后一切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才明白：我还一点不了解你。我不是开玩笑：你是陌生人。房子、花园，干吗要说这些呀？你是当真的吗？”
“你要是愿意，我就复员，到西伯利亚东部什么地方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做一名工长。咱们就住在带家眷的棚屋里。”
这是真心话，他不是开玩笑。
“不一定住带家眷的屋。”
“一定要住。”
“你简直疯啦。为什么要这样？”她心里想：“还有克雷莫夫呢。”
“怎么为什么？”他惊骇地问。
可是他既不想将来，也不想过去。他觉得很幸福。有时想到，过几分钟他们就要分别了，也不觉得可怕。他和她坐在一起，他看着她……她是他诺维科夫的人了……他觉得很幸福。他爱的不是她聪明、漂亮、年轻。他确实一直在爱她。起初他不敢幻想她会成为他的妻子。后来他却幻想了很多年。但就是今天，他依然带着腼腆和胆怯的神气在看她的笑容，听她的一些带有讥笑意味的话。不过，他看出来，新的情况出现了。
她看着他准备动身，便说：
“到时候啦，斯捷潘·拉辛该回到沸沸扬扬的队伍里去，该把我扔进涌来的浪涛里啦。”
等到他开始告别的时候，他明白了，她并不是多么刚强的，女人总归是女人，哪怕她绝顶聪明，而且很会讥笑人。
“有多少话想说啊，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她说。
不过，倒也不是这样。决定人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相会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他的确是爱她的。
四
诺维科夫朝车站走去。
……叶尼娅，她那心慌意乱的低语，赤裸的双脚，亲热的低语，在分别时的眼泪，令他迷恋的魅力，她的贫困与纯洁，她头发的味道，她的可爱的羞涩，她的身体的温暖，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感到腼腆，又因为自己带有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自豪。
诺维科夫顺着铁路线朝前走去，他的热辣、模糊的思想云团之中扎进来一根尖尖的针—一个当兵的在路途中的恐惧：军车是不是开走了？
他老远看见一节节铁路货车、盖着帆布的一辆辆凸凸棱棱的钢甲坦克、戴着黑色钢盔的岗哨，看见挂着白窗帘的军部车厢。
他从一名立正的哨兵身旁走进车厢。
副官维尔什科夫因为诺维科夫没有带他上市里去，很不高兴，所以一声不响地把统帅部来的密码电报放到小桌上：开往萨拉托夫，然后开上阿斯特拉罕支线……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走进来，也不看诺维科夫的脸，而是看着他手里的电报，说：
“路线定下来了。”
“是的，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不是路线，是命运已经定了：斯大林格勒！”他又说：“留京中将问候您。”
“啊，啊，啊。”涅乌多布诺夫说。实在弄不清他这冷漠的“啊，啊，啊”是针对什么的：是对将军的问候，还是斯大林格勒的命运？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诺维科夫觉得他有些可怕：不论路上出什么事儿—等待对向开来的列车通过，车厢的轴箱发生故障，或者调度员没及时给发车信号—这时候涅乌多布诺夫就来了劲儿，说：
“把名字记下来，记下来，这是有意破坏，应该抓起来，坏蛋。”
诺维科夫在内心深处对于所谓人民敌人、富农和富农帮凶没有仇恨，没有恶感。他从来不曾想过把什么人关进监狱，把什么人送交法庭，或者在大会上揭发什么人。不过他认为，这种好心肠和恨不起来是由于自己政治觉悟不高。
可是诺维科夫却觉得，涅乌多布诺夫一见到人，首先出现和马上出现的便是警惕性，他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想：“啊呀，亲爱的同志，你不是敌人吗？”昨天他还对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说过，有一些反革命的建筑师，曾经企图把莫斯科的一些主要街道变为敌人空军的降落场。
“依我看，这是胡说八道，”诺维科夫说，“这是军事上的无知。”
现在涅乌多布诺夫和诺维科夫谈起自己喜欢谈的第二个话题—谈家庭生活。他摸了摸车厢里的暖气管，说起战前不久在他的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设备。
这个话题出乎意外地使诺维科夫很感兴趣，他认为很重要，并且请涅乌多布诺夫画了一张别墅暖气设备的线路图，他把图纸折叠起来，放进军装的内口袋。
“将来会用得着的。”他说。
不久，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高高兴兴地大声向诺维科夫表示欢迎：“好哇，我们的军长又回来啦，我们本来还想重新选举首领呢，以为斯捷潘·拉辛把自己的队伍扔掉啦。”他眯缝起眼睛，很和善地看着诺维科夫。诺维科夫听到政委开玩笑，也在笑着，可是他心里出现了已经成为习惯的紧张。
格特马诺夫开的玩笑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他似乎知道诺维科夫的很多事情，他开的玩笑正是暗示这方面的事。于是他重复了一遍叶尼娅在分别时说的话，不过这当然是无意的巧合。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表，说：
“好啦，两位大人，该我上市里去一趟啦，没意见吧？”
“请吧，您走了，我们在这儿也不会感到寂寞。”诺维科夫说。
“这话对，”格特马诺夫说，“军长同志，您在古比雪夫总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句玩笑话就不是巧合了。格特马诺夫已经站到单间门口，问道：
“军长同志，沙波什尼科娃同志身体好吗？”
格特马诺夫是一本正经的，眼中也没有笑意。
“谢谢，很好，工作干得不错。”
诺维科夫说过这话，就想把话引开，于是便问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您怎么不想到市里去走走？”
“市里我什么没有见过呀？”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
他们坐在一起。诺维科夫一面听涅乌多布诺夫说话，一面翻看文件，看过了就放到一边，并且不时地说：“噢，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一辈子总是向首长汇报，首长在听汇报的时候总是在看文件，一面漫不经心地说：“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过去总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他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是这样，”诺维科夫说，“为了维修，咱们应该早点儿要求补充维修技术人员。修车轮的人咱们有的是，可是修履带的人几乎一个没有。”
“我已经写好了申请表。我想，最好直接交给总指挥，反正总要找他批。”
“噢，噢，噢。”诺维科夫说。他在申请表上签了字，又说：“要检查检査各旅的防空装置，过了萨拉托夫可能会有空袭。”
“我已经在军部里发过指示了。”
“这不管用。应该让各军列指挥官各自负责，让他们在十六点以前汇报情况。要他们亲自检查，亲自汇报。”
涅乌多布诺夫说：
“萨佐诺夫担任旅参谋长的批文已经下来了。”
“真快，简直像电报。”诺维科夫说。
这一次涅乌多布诺夫没有朝旁边看，他笑了笑，知道诺维科夫很懊恼，很不自在。
诺维科夫一向没有胆量坚决维护他认为特别适宜担任指挥职务的一些人。一涉及指挥人员的政治可靠性问题，他就泄了气，就好像人的真正才干一下子就成了无关紧要的。
但是现在他火了。他不想容忍了。他看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我错了，为人事档案牺牲了军事才能。到前线上咱们要改正。总不能靠人事档案作战。一出什么问题，我他妈的马上把他撤了！”
涅乌多布诺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个人对那个加尔梅克人巴桑戈夫一点意见也没有，不过最好还是要尊重俄罗斯人。各民族友谊是神圣的事，不过，您该了解，在少数民族中，抱敌对态度的人、不可靠的人、面貌不清的人占的比例很大。”
“这一点在一九三七年就该考虑，”诺维科夫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米佳·叶甫谢耶夫。他天天在叫喊：‘我是俄罗斯人，这是最要紧的。’可是他这个俄罗斯人也倒了霉，被关起来了。”
“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情况，”涅乌多布诺夫说，“关的都是坏蛋、敌人。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关人的。过去我们和德国人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斯大林同志号召彻底、干净地消灭侵入苏联国土的所有德国人，也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
又换成教训的口吻说：
“在我们的时代，布尔什维克首先应该是热爱俄罗斯的人。”
诺维科夫非常气愤：他诺维科夫对俄罗斯的感情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涅乌多布诺夫的俄罗斯感情也许是从诺维科夫不曾跨过的什么办公室里借来的。
他和涅乌多布诺夫谈着，非常恼火，想着很多事情，心里很激动。他两颊通红，好像风吹过或者太阳炙晒过，心咚咚跳着，跳得很激烈，无法平静。
似乎有一个团从他的心上走过，许多靴子齐声响：“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已经不再怨恨诺维科夫的维尔什科夫探进头来，用恭顺的语调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炊事员不知怎样才好，等您吃饭已经等了两个多钟头了。”
“好的，好的，就是要快一点儿。”
一名满头大汗的炊事员马上带着紧张、幸福和委屈的表情跑进单间里来，摆起一碟碟乌拉尔腌制品。
“给我来一瓶啤酒。”涅乌多布诺夫懒洋洋地说。
“有，有，少将同志。”炊事员得意地说。
诺维科夫觉得，因为很久没开荤，现在突然非常想吃，眼泪都急出来了。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他在心里说着，想起刚刚不久前吃的冰冷的波斯丁香。
诺维科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同时朝窗外看了看：一名喝醉的坦克手由一名背枪的民警扶着，歪歪倒倒、踉踉跄跄地在铁路线上走，一面尖声叫着。坦克手想挣开，想打民警，但是民警把他抱得紧紧的，看样子，坦克手已经醉糊涂了，一会儿就忘记了要打人，忽然很亲热地在民警的脸上吻了起来。
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这真不成体统，马上去查清楚，向我汇报。”
“要把这个坏蛋、这个破坏军纪的分子枪毙。”涅乌多布诺夫说着，把窗帘拉上。
在维尔什科夫那单纯的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首先他觉得伤脑筋，这一下子军长要倒胃口了。同时他又同情那名坦克手。这种同情包含各种各样的意味：有苦笑，有鼓励，有同志般的赞赏，有父亲般的疼爱，有难过和担心。
他报告说：“是的，马上调查，汇报。”又编造理由代为开脱说：“他妈妈住在这里，他是俄罗斯人，哪儿知道分寸，心里又难过，很想最后和老母好好话别，所以喝多了一点儿。”
诺维科夫搔了搔后脑勺，把一个碟子拉到自己跟前。“不行，我再也不离开军车上哪儿去了。”他在心里对等待他的那个女子说。
格特马诺夫在快要开车的时候才回来。他满脸通红，十分快活，不吃晚饭了，只是吩咐手下人给他打开一瓶他很喜欢喝的橘子水。他哼哧哼哧地把靴子脱掉，躺到沙发床上，用一只穿袜子的脚把单间的门掩实。
他对诺维科夫说起一位当州委书记的老朋友告诉他的一些消息。那位老朋友昨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得到一个人接见，那个人在节庆日子里有资格登上列宁墓，但还不够跟斯大林一起，站在麦克风旁边。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当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当然也不会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这位州委书记，因为这位州委书记只是在伏尔加河畔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担任区委指导员时和他熟识的。这位州委书记又在无形的化学天平上称了称谈话的对象，从他听到的消息中拣出不多的一部分对这位坦克军政委说了说。当然，这位坦克军政委对诺维科夫上校说的也只是他从州委书记嘴里听到的不多的一部分……
但是这天晚上他说话用的是特别信任的语气，以前他还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和诺维科夫说过话。似乎他认为，诺维科夫十分了解马林科夫有很大的实权，知道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只有贝利亚能够对斯大林同志称“你”，知道斯大林同志最痛恨擅自行动，知道斯大林同志喜欢苏禄干酪，知道斯大林同志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将面包蘸了酒吃，也知道他脸上的碎麻子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早已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知道斯大林同志近来已经不怎么赏识赫鲁晓夫同志了，不久前甚至在高频电话里把他臭骂了一顿。
在谈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那种推心置腹的语调，谈斯大林在和丘吉尔谈话时一面画十字一面笑着说的风趣话，谈斯大林对一位元帅的过失的不满，似乎比那个站在陵墓上的人说的带有一点儿暗示意味的话，也就是诺维科夫心里一直在盼望、在揣测的话—马上就要反攻了！—更为重要。诺维科夫心里想：“哈，我也进入上层的圈子了！”不由得在心里得意地傻笑了一下，笑过了，自己也觉得羞惭，不久军列就开动了，既没有打铃，也没有吹哨。
诺维科夫走到军车的连廊，开了门，凝视着城市上面黑沉沉的天空。又好像有步兵在心里咚咚走过：“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悠扬的《叶尔马克之歌》的歌声透过轧轧声与轰隆声从机车方向飘过来。
车轮轧在钢轨上的隆隆声、驮载着一辆辆钢甲坦克奔赴前方的铁路货车的叮当声、年轻人的歌声、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冷风、浩瀚的星空，这一切似乎都换了一副面貌进入他的心田，不再像一秒钟以前那样，也不像战争开始以来这整个一年中那样了，他的心中感到有一种强悍的战斗力量，因而泛起一股豪迈的喜悦和剧烈而甜蜜的幸福感，似乎战争的面貌变了，完全不同了，不再是只有痛苦和仇恨的丑陋样子……从黑暗中飘来的惆怅而悲伤的歌声也带有威严和豪迈的意味了。
不过很奇怪，今天的幸福感没有唤起他的善心和宽恕。这种幸福感激发他的仇恨、愤怒，激发他的愿望，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消灭阻挡这种力量的一切。
他回到单间。刚才秋夜是那样迷人，这会儿却是车厢里的滞闷，烟草、烧焦的牛油和鞋油的气味，红光满面的军部人员身上的汗味。格特马诺夫穿着睡衣，露着白白的胸膛，靠在沙发床上。
“喂，玩一会儿骨牌吧，怎么样？将军同意了。”
“没问题，可以打。”诺维科夫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轻轻地打了一个饱嗝儿，用忧虑的口气说：
“恐怕我有胃溃疡，一喝酒，肚子就痛得厉害。”
“不应该让医生跟着第二军列先走。”诺维科夫说。
诺维科夫很生自己的气，心想：“我当时想安排达林斯基，费奥多连科一皱眉头，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也说过，他们一皱眉头，说干吗要用受过处分的人，我就害怕了。我推荐巴桑戈夫，他们又说干吗要用非俄罗斯人，我又改变了主意……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主意。”他看着格特马诺夫，心里想着，而且偏偏要往荒唐处想：“今天他拿我的白兰地招待别人，明天我老婆来了，他还想跟我老婆睡觉呢。”
但是他这个有充分信心可以打碎德国战争机器的脊梁骨的人，为什么在同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交谈的时候，总感到自己软弱和胆怯？
在这幸福的一天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恨，愤恨过去多年来的生活现实，愤恨这种已成为他的准则的状况：那些军事上无知然而有权有势、吃惯了佳肴美酒、挂满了勋章的人们听他的汇报，恩赐他一间领导人员住房，为他申报奖赏。一些人虽然不知道大炮口径的大小，念不通别人为他们写的讲话稿，看不懂地图，满口的错字别字，然而总是要领导他。他要向他们汇报。他们没有文化，并不因为是工人出身，要知道，他的父亲、祖父、哥哥也是矿工。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没有文化，正是他们的优点，有了这个优点，就不要文化了。他的知识，他的口才，他喜欢读书，都是他的缺点。在战前他觉得，这些人比他更有毅力和信心。可是战争已经证明了，就在这方面也不是这样。
战争把他推上高级指挥岗位，但实际上仍然不能当家做主。他仍然要服从他一向能感觉到、却不能理解的势力。在他统率之下没有指挥权的这两个人便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所以，当格特马诺夫跟他谈起那些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他高兴得发了呆。
战争迟早会证明俄罗斯将依靠谁—是依靠他这样的人，还是依靠格特马诺夫这样的人。他所幻想的，已经实现了：他爱了很多年的女子，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这一天，他的坦克军接到命令，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诺维科夫同志，”格特马诺夫忽然说，“您可知道，今天你上市里去的时候，我和涅乌多布诺夫有一场争论？”
他欠起身来，喝了一口啤酒，说：
“我这人是直肠子，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们谈起了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她的哥哥在一九三七年进入……”格特马诺夫朝地下指了指，“原来，那时候涅乌多布诺夫认识他，我也认识她的前夫克雷莫夫，此人得到保全，真可以说是奇迹。他是中央宣讲团里的。所以涅乌多布诺夫说，既然诺维科夫同志得到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这样高的信任，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关系不清的人结合。”
“我的个人生活跟他有什么相干？”诺维科夫说。
“就是这话，”格特马诺夫说，“这都是一九三七年遗留的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看得太严重。不，不，您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忠诚无私，是斯大林式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有时看不见、感觉不到新事物的出现。他认为最主要的是摘引革命导师的著作。至于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他却往往看不见。有时似乎他都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他摘引的又是一些什么。战争教给我们许多新东西。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戈尔巴托夫将军、普尔杜斯将军、别洛夫将军都坐过牢嘛。可是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让他们指挥军队。今天，我去拜访的米特里奇就对我说了说罗科索夫斯基从劳改营里直接调任集团军司令的情形：他正在棚屋的洗脸池里洗裹脚布，就有人跑去叫他：‘快点儿！’他以为连脚布都不准他洗了，因为昨天一个头头儿还审讯他，把他打了一顿。谁知，一架飞机把他直接送进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得出一些结论的。可是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九三七年的积极分子，他头脑僵化，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娃这位哥哥犯的是什么罪，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许贝利亚同志现在也会把他放出来，让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克雷莫夫还在军队里嘛。人还好好的，还是党员。有什么事呢？”
但是这番话偏偏把诺维科夫惹火了。
“这跟我有屁关系！”他用老大的嗓门儿说。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嗓门儿有这样响亮，自己也觉得吃了一惊。“沙波什尼科夫是不是敌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连认都不认识他！托洛茨基是对这个克雷莫夫谈过他的文章，说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彩。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精彩就精彩好了。就让托洛茨基，就让雷科夫，就让布哈林，就让普希金拼命赞赏他好了，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我又没读过他的精彩文章。这跟沙波什尼科娃又有什么关系？怎么，难道是她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同志们，好好领导作战吧！干点真正的工作！让我告诉你，算了吧！够啦！”
他的两颊火辣辣的，心剧烈地跳着。他的思想是清楚、分明、强烈的，可是脑子里迷迷糊糊：“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他听着自己在说话，自己感到吃惊：难道这是他，竟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在对一位党的大干部说话？他心里觉得痛快，同时克制着后悔和担心的心情，看了看格特马诺夫。
格特马诺夫忽然从沙发床上跳起来，张开两条老粗的胳膊，说：
“诺维科夫同志，让我来拥抱你，你是真正的男子汉。”
诺维科夫愣了一会儿，便和他拥抱，互相吻了吻，格特马诺夫朝着过道里喊道：
“维尔什科夫，把白兰地给我们拿来，军长和政委现在要喝交谊酒啦！”
五
叶尼娅收拾好了房间，心想：“好了，行了。”就好像这一下子房间也洁净了，床也铺平整了，枕头也不打皱了，她的心也不乱了。但是等到床头边再也没有烟灰，最后一个烟头儿也从小架子边上捡走之后，叶尼娅明白了，她一直是想欺骗自己，明白了在这世界上她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诺维科夫。她真想把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对索菲亚·列文顿说说，就要对她说，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为什么她想把这事对索菲亚说说。
“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顿尼哈。”叶尼娅把心里想的说出声来。
后来她想到，玛露霞已经不在了。她明白，没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她拿手拼命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她说：“算了，我谁也不需要！”她说过这话，却又在诺维科夫挂军大衣的地方跪下来，说：“你要活下去啊！”
然后她心里想：“真是虚伪，我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她故意折磨起自己，不出声地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假托一个又鄙俗又尖刻的人之口，不知是女人还是男人：“哼，这个女人没有男人就受不住，风流惯了，又是在这风风雨雨的年月……已经扔掉一个啦，当然，她怎么会看得起克雷莫夫，他连党内都待不稳。这会儿她要做军长夫人啦。又是那样魁伟的男子汉！哪一个女人都会想的，当然了……他不用花什么力气，她已经什么都给他了，不是吗？不用说，这会儿夜里该睡不着觉了，又担心他被打死，又担心他找上一个十九岁的电话员姑娘。”那个鄙俗而下流的人似乎窥见了连叶尼娅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个念头，就又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很快可以跑去找他嘛。”
她真不懂，为什么她不爱克雷莫夫了。不过这会儿也不需要懂了—她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忽然间，她不由得想起，是克雷莫夫阻碍着她的幸福。他一直站在她和诺维科夫中间，是他使她快活不起来。他还在毁坏她的生活。为什么她就应当永远痛苦，为什么还要受良心责备？有什么办法，不爱就是不爱！他究竟要她怎样，为什么他要一个劲儿地跟着她？她有权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有权爱她爱的男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是个没办法、没主意、孤孤单单的人？他并不多么软弱！并不多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愤恨起来。她决不拿自己的幸福给他做牺牲，决不，决不……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的人，是一个顽固的狂热分子。她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态度。这和她，和她妈妈、爸爸多么不同啊……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馑中痛苦死去的时候，他竟说：“富农不值得怜惜。”在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时候，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有一次妈妈说，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曾经用大船把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送到伏尔加河心里，把他们淹死，其中就有玛露霞在中学里的同学，有米纳耶夫家、戈尔布诺夫家、卡萨特金家、萨波什尼科夫家，克雷莫夫听了后，却很激烈地说对待这些仇恨革命的人，您说该怎么办？拿甜饼喂他们吗？”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就应该痛苦，应该怜惜一个从来不怜惜弱者的人？
但是在她的心的深处，在她痛恨和发狠的同时，她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
她脱下她在古比雪夫集市上换来的厚裙子，穿起她自己夏季穿的裙子，这是斯大林格勒大火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条裙子和诺维科夫一起站在斯大林格勒滨河大街霍尔祖诺夫纪念碑前的。
在亨利逊老奶奶被送走前不久，叶尼娅问她，过去是不是爱过什么人。
老人家很不好意思，说：
“是的，爱过一个黄鬈发、蓝眼睛的男孩子。他穿的是丝绒夹克，衬衣领子雪白雪白的。那年我十一岁，我和他不认识。”
这会儿那个穿丝绒夹克的鬈发男孩子在哪儿呢？亨利逊老人家又在哪儿呢？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一般在这个时候沙尔戈罗茨基都要到她这儿来的。啊，她今天可不想听什么高深的谈论。
她很快地穿起大衣，扎好头巾。已经没意思了—军车早已开走了。
在车站的墙脚下，许许多多的人坐在提箱和包裹上。叶尼娅在车站的小巷道里漫步走着，有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用餐券，另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凭证……有些人迷迷糊糊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有一列货车很沉重地从第一道线路开过，车站的墙抖动着，站房的窗玻璃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似乎她的心也在打颤。擦着车站栏杆滑过的是一台台平板货车，上面是一辆辆的坦克。
她忽然充满了幸福感。一辆又一辆坦克滑过，还有雕塑一样坐在坦克上的一个个头戴盔形帽、斜挎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她像小孩子一样挥着手臂，朝家里走去。她把大衣敞开，看着自己夏季穿的裙子。夕阳忽然把一条条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寒冷阴沉、破破烂烂、尘土飞扬的冬季即将降临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呈现出鲜亮的玫瑰色。她走进楼房，居民小组长加林娜因为今天在过道里见过前来找叶尼娅的上校，所以露出一副巴结的神气，笑着说：
“有您的信。”
“噢，是我时来运转啦。”叶尼娅心里想着，把信封打了开来。信是从喀山来的，是妈妈写来的。她看过前面几行，就小声叫了起来，惊慌地唤道：
“托里亚呀，托里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