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2）
六
夜里在大街上突然意外地出现在维克托脑子里的那一想法，成了新理论的基础。他研究了几个星期得出的方程式完全没有扩展物理学家们承认的传统理论，没有成为其补充部分。相反，传统理论本身对于维克托得出的新的普遍结论倒成了部分现象，他的方程式把似乎包罗万像的传统理论包罗进去了。
维克托暂时不再上研究所去，实验室的工作由索科洛夫领导。维克托几乎不出门，只是在房里走来走去，有时在桌边坐一阵子。晚上有时出去散散步，专拣车站附近的偏僻街道走一走，为的是不碰上熟人。他在家里的生活依然和平常一样：吃饭时说说笑话，看报，听新闻广播，逗逗娜佳，向岳母问问工厂的情形，和妻子说说话。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在这些日子里和她一样了，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习惯，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心里对外在的生活没有什么感觉，他生活得很轻松，只是因为这生活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种相似并没有使柳德米拉和丈夫接近起来。这种相似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原因使他们和家里人在思想上疏远了，完全相反的原因决定着他们对生和死的态度。
维克托不怀疑自己的成果。这样的信心他从来不曾有过。但是恰恰就在这时候，在把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科学结论表现为公式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怀疑其正确性。在他想到一系列方程式，可以重新解释广泛的物理现象的那几分钟里，他不知为什么再也不像平素那样喜欢怀疑和动摇了，立刻就感觉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就连现在，当他进行的复杂的数学运算快要结束，他一再地检查自己的推论过程的时候，他的信心也没有超过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突然冒出来的猜想使他大吃一惊的那时候。
有时候他想看清楚他走过的道路。从表面看，似乎一切都十分简单。
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应该可以证实理论的推断。事实上却没有证实。试验结果与理论的矛盾，很自然地使人怀疑试验的准确性。根据许多研究者几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也阐明了一些新的研究试验中的许多现象，这样的理论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反复的试验一次又一次表明，参与核反应的带电粒子出现的偏离，依然完全不符合理论的推断。不论怎样改进试验的准确性，不论怎样校正测量仪器，调制摄取核爆炸图像的感光剂，都不能解释这种完全不相符合的现象。
这时候才清楚，试验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于是维克托便千方百计修补理论，将一些任意的假设纳入理论中，为的是使实验室中得到的新的试验资料服从于理论。他所做的一切，都由于他承认最基本、最主要的一点：理论来自试验，因此试验不能和理论相矛盾。为了使理论和新的试验相符合，花费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传统的理论，似乎永远不能偏离、不能违背的理论，即使修补过，也仍然不能解释越来越矛盾的试验数据。修补以后仍然无能为力，就和没有修补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想法。
旧的理论不再是基础，不再是根本，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整体。旧理论不是错误，不是荒唐的迷误，但是却作为局部性答案进入了新的理论……太后起身朝拜起新的王后。这一切都是在转瞬间发生的。
维克托一想到他脑子里出现新理论的情形，就感到意外和惊愕。
在这里，理论与试验相联系的简单逻辑完全不存在了。似乎地上的脚印儿没有了，他看不清他走过的道路。
以前他总认为，理论来自试验；试验产生理论。他认为，理论与新的试验数据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导致包罗性更广的新理论的产生。但是事情很奇怪—他相信，实际情形完全不是那样。他取得成就，偏偏是在他既不想以理论联系试验，也不想以试验联系理论的时候。
新的理论似乎不是来自试验，而是来自维克托的头脑。这一点他理解得十分淸楚。新理论是很自然地出现的。头脑产生了理论。理论的逻辑推理及其因果关系，都和马尔科夫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没有联系。似乎理论是从自由自在的思想游戏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似乎与试验无关的思想游戏就能够解释所有老的和新的丰富的试验资料。
试验是外部推动力，促使脑子进行思考。但试验不能决定思考的内容。
这是使人吃惊的……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数学关系式、微分方程、概率法则、高等代数定律和数论定律。这些数学关系独立地存在于冥冥之中，超越原子核世界和星际世界，超越电磁场和引力场，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人类历史和地球的地质史。但是却在他的头脑中。
同时他的头脑里也充满了另外一些关系和定律—量子关系，力场，可以判断核反应过程实质的恒量、光的运动、时间与空间的收缩与延伸。事情很奇怪，在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看来，物质世界的变化过程仅仅是空洞的数学天地中各种定律的反映。在维克托的头脑里，不是数学反映世界，而是世界成了微分方程的投影，世界是数学的映像。
同时他的脑子里也充满了计量器和仪表所显示的数字，在感光剂和照相纸上记录粒子和核爆炸运动的一条条虚线。
同时他的脑子里也有树叶的飒飒声，也有月光，有小米饭和牛奶，有炉火的呼呼声，有乐曲声，有狗吠声，有罗马的元老院，有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有对奴役的仇恨，有对南瓜子的喜好。
理论就是从这种杂七杂八的状态中冒出来，浮上来的，是从它的深处钻出来的，那儿既没有数学，也没有物理，没有物理实验室的试验，没有现实的经验，那儿没有意识，只有下意识的可燃的泥炭……
与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的数学推理，反映、表现和体现在现实的物理学理论中，而理论忽然又极其精确地化作复杂的虚线状的图案，印在照相纸上。在头脑里产生了这一切的人，看着证实了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一道道微分方程和一片片照相纸，抽搭起来，不住地揩着往外直涌的幸福的泪水。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些不成功的试验，如果不出现那些混乱、不合理的情形，他和索科洛夫就勉勉强强修补旧理论了，那他们就错了。
幸亏，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没有向他们的固执让步，多么好呀！
话说回来，尽管新的见解产生于头脑，但还是与马尔科夫的试验有关系的。确实，如果世界上没有原子核和原子，在人的头脑里也就不会有其概念，这话是不错的，是的，是的，如果没有精密的仪器，如果没有莫斯科水电站，没有冶金炉和纯质的试剂，那么，数学在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里也无法预测现实。
维克托感到惊异的是，他取得他的最高科学成就，偏偏是在他十分痛苦的时候，在他的脑子天天被愁闷压得非常难受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为什么偏偏在一场使他惴惴不安的危险、大胆而尖锐的谈话，跟他的研究毫不相干的谈话之后，一切未解决的问题忽然在短短的瞬间找到了答案？不过，当然，这是无关紧要的巧合。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是很难的……
研究工作完成了，维克托很想谈谈这项研究。在这之前他没有想过可以和什么人谈自己的想法。
他很想看到索科洛夫，想写信给契贝任。他在想象，曼德尔施塔姆、约费、朗道、塔姆、库尔恰托夫等人将怎样看待他的新方程式，局里、科里、实验室的同事们又会是什么态度，新方程会给列宁格勒的人什么样的印象。他开始考虑，用什么标题发表他的著作。他开始思索，伟大的丹麦科学家会怎样对待他的专著，费密 [1] 会说什么。也许，爱因斯坦会读到他的专著，会写信给他。什么人会表示反对？他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不想跟妻子谈他的研究。一般在寄出公务方面的信件之前，他都要先念给柳德米拉听听。每次他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什么熟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柳德米拉肯定会觉得吃惊。他和研究所长争论，说过一句尖锐的话，马上就会想：“我要对柳德米拉说说，我是怎样骂他的。”他不能想象看电影或者看戏没有柳德米拉坐在一起，或者小声对她说：“天啊，简直是胡诌。”使他动心、使他不安的事，他都要跟她说一说；他还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说过：“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个呆子。”
为什么他现在不说了呢？也许，他想跟她谈自己的事是因为相信她对他的事比对自己的事更关心，他的事就是她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相信了。是她不爱他了？也许，是他不再爱她了？
不过他还是对妻子说了说自己在研究方面的情况，虽然他不愿意和她谈。
“你可知道，”他说，“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现在我不管出什么事，哪怕朝我这心口来一下子，我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要知道，正是现在我才第一次不怕死，哪怕马上死也不怕了，这不是，你看，搞出来啦！”
他把桌上写得满满的一页纸指给她看。
“我毫不夸张：这是研究核能量性质的新观点，新原理，是的，是的，这是开启许多关闭的大门的钥匙……你该知道，在小时候，不，不是小时候，不过，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从漆黑死寂的水里忽然冒出一朵睡莲，哈，太美了！”
“我太高兴啦，太高兴啦，维克托。”她说着，笑了起来。
他看出，她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是在为他高兴和激动。
她也没有把他对她说的事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娜佳，看样子，她已经忘了。
晚上，维克托去找索科洛夫。
他不仅想和索科洛夫谈谈自己的研究。他很想和他叙叙自己的心情。索科洛夫会理解他的。索科洛夫不光是聪明，而且心地善良纯洁。与此同时，他又担心索科洛夫会提起他那晚发表的大胆言论。索科洛夫喜欢解释别人的所作所为，喜欢啰里啰唆地教训人。
他已经很久没上索科洛夫家里来了。大概在这段时间里，在索科洛夫家里已经聚会过三四次了。有一会儿他似乎看见了马季亚罗夫那凸出的眼睛。“这家伙胆子真大。”他想道。奇怪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想起晚间的聚会。就是现在他也不愿意想。总有一种担忧、恐惧和在劫难逃的感觉跟这种晚间的谈话联系着。是的，他们太肆无忌惮了，说丧气话，可是，你们瞧，斯大林格勒支持住了。德国人被抵挡住了，疏散的人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他昨天对柳德米拉说，现在他不怕死，就是马上死也不怕。可是他还是很怕去想他那些牢骚话。马季亚罗夫简直是毫无顾忌。细想起来就更可怕了。卡里莫夫所怀疑的事是十分可怕的。万一马季亚罗夫真的是拿话引话，汇报上去，怎么办？
“是的，是的，死也不怕了，”维克托想道，“不过我这个无产者现在有东西可以丢失了，不光是锁链。”
索科洛夫正穿着家常外衣坐在桌边，在看书。
“玛利亚在哪儿？”维克托惊讶地问道，并且对自己的惊讶感到惊讶。他看到她不在家，心里若有所失，就好像他是准备和她谈理论物理的，不是和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一面把眼镜往套子里塞，一面笑着说：
“难道玛利亚一定要时时刻刻坐在家里吗？”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详细讲解自己的想法，并且列出方程式，激动得气喘咳嗽，语无伦次。索科洛夫是了解他想法的第一个人，因此维克托对事情又有新的、完全不同的感觉。
“就是这些。”维克托说。他的声音哆嗦着，他感觉出索科洛夫也很激动。
他们都不作声了。维克托觉得这种沉默是好事。他低头坐着，皱着眉，忧郁地摇着头。最后他胆怯地、很快地看了看索科洛夫—他觉得索科洛夫的眼里有泪水。
在这可怕的、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时候，两个人坐在这寒碜的小房间里。在他们和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几百年以前的人们之间有着神奇的联系。以前的人们思想纯正，一心想完成人类应当完成的最高尚、最美好的事业。
维克托很希望索科洛夫以后也不说话。这种沉默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沉默了很久。后来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马上就要哭了。
索科洛夫说：
“太好了，太妙了，太美妙了。我衷心祝贺您。多么带劲儿，多么有说服力，多么漂亮啊！您的论断就是从美学角度来看也是完美无缺的。”
这一下子维克托更是激动不已，他在心里说：“噢，天啊，天啊！不过这是面包，不是美学上的事。”
“哦，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说，“您原来那样泄气，想把一切停下来，等回到莫斯科再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用维克托最讨厌的神学教员的口气说起来：“你的信心太差，耐性太差。这往往对您很有影响……”
“是啊，是啊，”维克托连忙说，“我知道。我一走进死胡同就觉得难受，就闷得受不了。”
可是索科洛夫议论起来，他这会儿说的一切，维克托都不喜欢，虽然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维克托的成就的意义，并且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维克托觉得任何评价都使人不快，都没有一点意思。
“您的研究预示着了不起的结果。”
什么“预示着”，简直是浑蛋话。不用索科洛夫说，维克托也知道他的研究“预示着”什么。结果干吗还要预示？研究本身就是结果，用不着预示什么。
“您采用的是独特的解决方法。”
没什么独特的……很普通，是面包，黑面包。
维克托特意谈起实验室日常的工作。
“顺便说说，我忘了告诉您，我收到乌拉尔的来信，咱们订购的仪器，交货时间要延期了。”
“瞧，瞧，”索科洛夫说，“等仪器送来，咱们已经在莫斯科了。这也有好的一面。要不然仪器来了咱们在喀山又不能安装，那样肯定会招来批评，说我们不积极完成选题计划。”
他啰里啰唆地谈起实验室的事，谈起完成选题计划的问题。尽管是维克托自己把话题转向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现在索科洛夫如此轻易地撇开主要的、重大的话题，他还是感到很不痛快。
此时此刻维克托分外感到自己的孤独。
难道索科洛夫不明白，现在谈的是比一般的研究所选题更大的东西？
这大概是维克托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这一成果将影响物理学家们的理论观点。索科洛夫显然从维克托的脸色看出来，不应该这样轻易地、忙不迭地转向日常事务的话题。
“很有意思，”他说，“您完全从新的角度证实了中子和重原子核的这一问题。”他用手掌做了一个动作，就像是一架雪橇从陡坡上又快又平稳地飞驰下来。“在这方面，新仪器咱们还是用得着的。”
“也许是的，”维克托说，“不过我觉得这是局部性的。”
“噢，可不能这样说，”索科洛夫说，“这种局部够大的，这是巨大的能量，您必须认识到。”
“嗯，随它去吧，”维克托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对微观能量方面的观点变了。这会使有些人高兴，免得闭着眼睛原地踏步。”
“他们也算不上多么高兴，”索科洛夫说，“就好像有些运动员，看到别人创了纪录，而不是他们创纪录时，表现出的那种高兴。”
维克托没有冋答。索科洛夫触及了不久前在实验室里争论过的问题。
在那次争论的时候，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科学家的研究很像运动员的训练，科学家也要进行准备和训练，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其紧张程度不次于运动员的紧张。也是在创纪录。
维克托，特别是索科洛夫，听到萨沃斯季扬诺夫这样说，非常生气。
索科洛夫甚至做了长篇发言，把萨沃斯季扬诺夫叫做新的犬儒主义者，从他的发言可以感觉到，似乎科学像宗教一样神圣，似乎人类对神圣天国的向往就表现在科学研究中。
维克托明白，他在争论时生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气，不只是因为他说的不对。因为他自己有时就感到像运动员那样高兴，那样激动和嫉妒。
但是他知道，紧张、嫉妒、狂热、创纪录的感觉、运动员的激动都不是实质，只是他和科学的关系的表象。他生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气，不仅因为他说对了，也因为他说的不对。
他在年幼时心中就产生的对科学的真正感情，他对任何人，甚至对妻子都没有说过。他高兴的是，索科洛夫在同萨沃斯季扬诺夫争论中说出了对科学的正确而高尚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索科洛夫忽然说起科学家像运动员呢？他为什么说这话？为什么偏偏在这特别的、对于维克托特别要紧的时候说？他感到慌乱、不快，便很尖锐地向索科洛夫问道：
“索科洛夫同志，既然不是您创的记录，您是不是因为咱们刚才谈的事不高兴呀？”
索科洛夫这时候正在想着，维克托想出的答案是那么简单，不用说，在他索科洛夫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也会说出来的。
索科洛夫说：
“是的，就是这样，就像洛伦兹那样不高兴，因为不是他自己，而是爱因斯坦完成了洛伦兹的方程式。”
他极其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倒是维克托后悔自己气量小了。
但是索科洛夫马上又说：
“这是开玩笑，当然是开玩笑。这跟洛伦兹毫无共同之处。我没有那样想。不过还是我说的对，不是您说的对，虽然我没有这样想。”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维克托说。不过他的恼火还没有消下去，而且他彻底明白了，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想的。
“今天他不诚实了，”维克托想，“他真是单纯得像个孩-一样，一作假，马上就露了馅儿。”
“索科洛夫同志，”他问道，“到星期六，你们家还像往常一样有人集会吗？”
索科洛夫动了动强盗相的大鼻子，准备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维克托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瞒您说，我已经不喜欢这种茶余闲谈了。”现在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维克托，维克托没有说话。他又说：“您要问为什么？您自己也明白……这不是说着玩儿的。简直是乱说一气。”
“您并没有乱说呀，”维克托说，“您没说什么话嘛。”
“哼，您要知道，问题就在这里呢。”
“好吧，你们都上我家里去吧，我非常欢迎。”维克托说。
真难理解！他也作假了！干吗他要说谎？他在心里也赞同索科洛夫的态度，却为什么要和他争论？他也害怕这样的聚会嘛，现在他还是不希望有这样的聚会。
“为什么上您家里？”索科洛夫问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就坦率地告诉您吧：我和我的亲戚，和主要的发言人马季亚罗夫吵了一场。”
维克托很想问：“索科洛夫同志，您相信马季亚罗夫是个忠厚人吗？您能为他担保吗？”但是他却说：
“这有什么？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好像说一句大胆的话，国家就会垮台。您和马季亚罗夫争吵，倒是很遗憾。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
“在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专挑俄罗斯人的毛病，实在不太好。”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又想问：“索科洛夫同志，说正经的，您相信马季亚罗夫不会去汇报吗？”但是他没有提这个问题，只是说：
“对不起，恰好这会儿不那么困难了。斯大林格勒的局面正在好转。我们也造好了迁回的名单。您可记得两个多月以前的情况？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上乌拉尔，进原始森林，上哈萨克。”
“那就尤其不应该，”索科洛夫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说丧气活。”
“丧气话？”维克托反问道。
“就是丧气话。”
“您是怎么啦，真的，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说。
他和索科洛夫告过别，可是心里还是有一股困惑和苦闷。
他感到孤独得不得了。从早晨他就心神不定，思索着他怎样和索科洛夫见面。他感到这将是一次不平常的会面。可是，索科洛夫说的一些话，他觉得几乎都是不真诚的，是很庸俗的。
他也很不真诚。他的孤独感依然没有消失，而且更强烈了。他走出门来，走到大门口，有一个不高的女声喊了他一声。他听出这是谁的声音。
玛利亚被路灯照亮的脸，她的两颊和额头，因为有雨水，亮闪闪的。她穿着旧大衣，头上裹着毛头巾，这位科学院士和教授的夫人简直成了战争疏散时期贫困的化身。
“真像一个售货员。”他想道。
“柳德米拉怎么样？”她问道。她那黑黑的眼睛里的凝视的目光却盯着维克托的脸。
他把手一挥，说：“还是那样子。”
“明天我早一点儿上您家去。”她说。
“就这样您已经是她的守护天使了，”维克托说，“幸亏，索科洛夫能忍耐，他是孩子，没有您，一个钟头也不能过，可是您却离不了柳德米拉。”
她还在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似听见又似没听见他的话，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今天您的脸和往常完全不同。您有什么好事儿吧？”
“为什么您认为是这样？”
“您的眼睛和往常不一样，”她忽然说，“您的研究取得了好结果，是吗？哦，您瞧，可是您还以为山穷水尽了呢。”
“您这是从哪儿知道的？”他问道，并且在心里说：“哼，娘们儿就是藏不住话，一定是柳德米拉对她说的。”他把自己的气愤掩藏在取笑的口气中，问道：
“您究竟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
她思索他的话，有一会儿没有作声。她没有理会他的取笑口气，只是说：
“在您的眼睛里总是有一种苦闷的神气，可是今天没有了。”
于是他忽然对她说起来：
“玛利亚，事情多么奇怪呀，我觉得，我现在完成了我一生的大事。因为科学是面包，是精神面包。而且要知道，这是在这样痛苦、这样艰难的时候完成的。多么奇怪，生活中的一切多么难以理解呀。唉，我真想……算了，没什么……”
她听着，还在看着他的眼睛，小声说：
“我要是能够把痛苦赶出你们的家门有多好呀。”
“谢谢，玛利亚。”维克托一面告别，一面说。他心里一下子宁静下来，就好像他就是来看她的，而且也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过了一分钟，他便忘了索科洛夫夫妇，走在昏暗的大街上，寒气从一扇扇大门下往外钻，十字路口的狂风吹得大衣下摆扑扑直抖。维克托耸了耸肩，皱着眉头：难道母亲永远、永远不会知道儿子今天的事情了吗？
七
维克托召集了实验室的同事们，即物理学家马尔科夫、萨沃斯季扬诺夫、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机械师诺兹德林，电工佩列佩里律，対他们说，怀疑仪器不完善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测量特别精确，所以不论试验条件怎样改变，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
维克托和索科洛夫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实验室的试验工作由马尔科夫领导。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解决试验中的疑难问题，准确无误地掌握复杂的新仪器的原理。
维克托很佩服马尔科夫对待他不熟悉的仪器的信心，他不必看什么说明书，几分钟工夫就能掌握其主要原理和细微零件的功能。他显然把物理仪器当做活物的身体，他认为，只要看见猫，就自然能看见猫的眼睛、尾巴、耳朵、爪子，能摸到猫的心跳，能说出哪一部分是管什么用的。
每当实验室里安装新的仪器，需要做细致精密活儿的时候，性情高傲的机械师诺兹德林就成了王牌中的大王。喜欢说笑话的浅色头发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在说到诺兹德林时，笑着说：
“等他死的时候，把他的一双手送到脑科研究所去研究研究。”
但是诺兹德林不喜欢开玩笑，他不把从事研究的同事放在眼里，他明白，没有他的一双能干的手，实验室里的事情就干不成。
萨沃斯季扬诺夫是实验室里大家都喜欢的人。不论解决理论问题还是试验中的问题，他都有两下子。他干起任何事情，都是那样轻松，快捷，毫不吃力。
即使在最阴暗的秋天，他那发亮的小麦色头发也好像沐浴在阳光里。维克托每看到他，心里就想，他的头发放光是因为他的智慧也是明亮剔透的。索科洛夫也很器重萨沃斯季扬诺夫。
“是的，你我这样的丑角和书呆子，都比不上他，他能抵得上你、我，再加上马尔科夫。”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
实验室里爱说俏皮话的人管安娜·纳乌莫芙娜叫“母鸡加公马”。她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耐性。有一次，为了考察感光乳剂的变化，她守着显微镜坐了十八个小时。
很多研究所部门的领导人认为维克托很幸运—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配搭得很好。维克托也常常开玩笑说：“每个主任都有跟他般配的工作人员……”
“以前我们一块儿操心，一块儿发愁，”维克托说，“现在我们可以一块儿高兴了。马尔科夫教授进行试验是没有话说的。在这里面，当然也有机械小组的功劳，也有试验员们的功劳，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做过几百、几千次计算。”
马尔科夫很快地咳嗽了几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很希望您尽量把您的观点说详细点儿。”
他放低了声音，又说道：
“我听说，科契库罗夫在邻近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在实践方面产生了希望。我听说，莫斯科方面已经来询问他的研究成果了。”
马尔科夫一般都了解各种各样事件的底细。当军车载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往外疏散的时候，马尔科夫总能给车厢里打听来各种消息：线路阻塞，更换车头，一路上有多少食品供应站，等等。胡子拉碴的萨沃斯季扬诺夫故作忧虑地说：
“遇到这种事儿，我一个人要把实验室的酒精喝光了。”
安娜·纳乌莫芙娜是个大社交家，她说：
“瞧，咱们多走运，可是在基层工会的生产会议上已经有人说咱们犯了死罪啦。”
机械师抚摩着瘪下去的两颊，没有说话。
一条腿的电工佩列佩里津的脸颊慢慢红了，他没有说一句话，拐杖叭的一声掉在地上。维克托这一天非常愉快，非常高兴。上午，年轻的所长皮敏诺夫就和维克托通了电话，对他说了不少好话。
皮敏诺夫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研究所几乎所有的部门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皮敏诺夫最后说，“咱们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见面了。我很幸运，我感到自豪，就在我担任所长期间，您完成了您了不起的研究项目。”
在实验室工作人员大会上，一切情形都使维克托感到愉快。马尔科夫常常嘲笑实验室的情况，他说：“咱们的博士、教授有一个团，咱们的副博士和初级研究员有一个营，可是士兵只有诺兹德林一个！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信不过。我们像一座奇怪的金字塔。”他接着解释说：“塔顶又宽又大，往下越来越细。所以咱们摇摇晃晃，很不牢稳，应当让基础宽大，最好有一个团的诺兹德林。”
维克托做过报告之后，马尔科夫又说：
“嘿，瞧我们这个团，瞧我们的金字塔。”
一直宣扬科学像体育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听过维克托的报告以后，眼睛显得格外好看，露出又幸福又和善的神气。
维克托觉得，萨沃斯季扬诺夫这会儿看待他不是像运动员看待教练，而是像教徒看待圣徒了。
他想起不久前他和索科洛夫的谈话，想起索科洛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的争论，在心里说：“也许，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点儿什么，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窍不通。”
快到下班的时候，安娜·纳乌莫芙娜来办公室里找到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新来的人事处长没把我列入复员名单。我刚才看到名单了。”
“我知道，知道，”维克托说，“用不着犯愁，复员的名单有两份，您是第二批走，只不过晚几个星期。”
“可是在您这一组里偏偏就我一个人不是第一批。疏散日子我过够了，恐怕我要发疯了。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莫斯科。再说，到莫斯科安装仪器，没有我怎么行？”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不过您要知道，名单已经批过了，要改变，十分困难。磁力实验室的斯维琴已经为鲍·里斯·伊斯莱列维奇说过，他的情况也和您一样，可是结果还是很难改变。您最好也等些时候吧。”
他忽然上了火，叫起来：
“谁知道他妈的是怎么考虑的，他们把一些闲人塞进名单里，像您，进行安装就马上需要的人，他们却不知为什么偏忘了。”
“不是把我忘了，”安娜·纳乌莫芙娜说着，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比忘了更糟糕……”
安娜·纳乌莫芙娜迅速地用一种奇怪而胆怯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半张着的门，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知为什么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人事处的秘书莉玛还告诉我，在乌法，在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中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学院院士。”
维克托半张着嘴，惘然失措地看了她一会儿，后来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啦，好同志，您疯啦！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您从哪儿学来这种狭隘的怪毛病？赶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糊涂想法扔远点儿吧！”
八
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友谊。
劳动中建立的友谊，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友谊，长途跋涉中的友谊，共同战斗过的友谊。羁押犯人的监狱中，尽管囚友们在这儿相识与分手间隔只有两三天，可是这几天的印象却要保留很多年。安乐中的友谊，患难中的友谊。平等的友谊，不平等的友谊。
究竟什么是友谊？友谊的实质是否仅仅存在于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厄运中？要知道，有些人本是一个党的党员，却因为观点有微小的分歧，产生的仇恨竟超过他们对党的敌人的仇恨。有时候，有些并肩战斗的人彼此憎恨，超过他们对共同敌人的仇恨。甚至有的时候，囚徒之间的宿怨更甚于他们对监狱看守的愤恨。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同命运、同职业、有共同思想的人中间交到朋友，不过还是不能说，类似的共同性是友谊的决定因素。
不喜欢自己职业的人彼此也会有友谊，有时也会成为朋友。结成朋友的不仅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还有战场上的逃兵和劳动中的懒汉。不过，这样或那样友谊的基础都是共同性。
两个性格相反的人能不能成为朋友？当然可以！
有时友谊是一种无私的关系。
有时友谊是为了一己私欲，有时友谊是自我牺牲，但奇怪的是，利己主义的友谊却能无私地给朋友带来好处，而自我牺牲的友谊的基础却是利己主义。
友谊是一面镜子，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有时候，你在同朋友谈心的时候，可以认识自己—等于自己同自己谈心，自己同自己交往。
友谊是平等和相似。但同时友谊又是不平等和不相似。
友谊有时是有实际目的、实际作用的，如共同劳动中的友谊，共同为了生存、为了面包而斗争的友谊。
有为了崇高理想的友谊，有意气相投、彼此谈得来的友谊，有职业各不相同，然而对现实有共同看法的人的友谊。
也许，最高层次的友谊便是实用的友谊，劳动、斗争的友谊与谈得来的友谊的结合体。
朋友往往是彼此用得着的，但朋友从友谊中得到的东西并不总是相等。朋友希望从友谊中得到的并不总是同样的东西。有的在交游中授人以经验，有的则在交游中丰富自己的经验。有的在帮助软弱和没有经验的年轻朋友时，感到了自己的成熟和能力，有的则在朋友身上看到自己的理想，希望自己也像那样成熟，有能力，有经验。就这样，有的在友谊中奉献，有的得到礼物。
有时朋友是无言的裁判，一个人借助这种裁判可以和自己对话，在自己的思想中得到欢乐，因为自己的想法在朋友的心中得到共鸣和回响，这些想法也就有了声音，能听见，能看见。
理性的、观察思辨的、哲学意味的友谊要求人的观点一致，但这种一致不是无所不包的。有时友谊出现在争论中，出现于朋友之间的差异中。
如果朋友们在各方面都相似，如果朋友们互相成为彼此的映像，那么，同朋友争论便等于同自己争论。
能够谅解你的弱点、毛病甚至过错的人，能够肯定你的正确、才能和功绩的人，才是朋友。
用爱护的态度指出你的弱点、毛病和过错的人，才是朋友。
所以，友谊的基础是相似，其表现却是分歧、矛盾、不一致。所以，有的人在交游中一心想从朋友身上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有的人又在交游中一心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慷慨赠与别人。
喜欢交朋友是人的天性。不善于和人交朋友的人，就和动物交朋友—和狗、马、猫、老鼠、蜘蛛。
绝对强大者不需要友谊。恐怕，只有上帝是这样的。
真正的友谊，与你的朋友身居高位，势衰落魄，还是身陷囹圄毫不相干；真正的朋友看重心灵内在的实质，把荣耀与外在的权势置之度外。
友谊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友谊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牢固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朋友的忠诚，以及对朋友忠诚。所以，在人为自由事业效力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在为了最高利益可以牺牲朋友的地方，在一个人被认作最高理想的敌人而众叛亲离，却相信他没有失去唯一的朋友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
九
维克托回到家里，看到一件熟悉的大衣挂在衣架上—是卡里莫夫来了。
卡里莫夫放下报纸。维克托心想，看样子，柳德米拉不愿意陪客人说话呢。
卡里莫夫说：“我是从集体农庄上这儿来的，在那儿作报告的。”又补充说：“不过，请放心，我在农庄里吃得很饱。要知道，我们的人民是特别好客的。”
维克托心想，柳德米拉都没有问卡里莫夫要不要喝茶。
维克托只是在对卡里莫夫那宽鼻子的、布满皱纹的脸仔细端详了一阵子之后，才看出他的脸和一般的俄罗斯人以至斯拉夫人的脸型微微有些不同。有时在突然转头的短短瞬间里，这些细微的区别一齐表露出来，他的脸变成蒙古人的脸。
就像这样，有时维克托在大街上能猜出一些浅色头发、眼睛明亮、鼻子上翘的人是犹太人。有一些隐隐约约的特点可以说明这些人是犹太人出身：有时是笑容，有时是皱眉头表示惊讶的神气，眯眼睛的神气，有时是耸肩膀的姿态。
卡里莫夫说起他见到的一位中尉，那位中尉是受伤后回村里看望父母的。显然，卡里莫夫就是为了说说这事儿来到维克托家的。
“真是个好小伙子，”卡里莫夫说，“他说话非常直率。”
“说的是鞑靼语吗？”维克托问。
“当然。”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如果他遇到这样的受伤的犹太中尉，是无法跟他说犹太语的；他懂得的犹太词语不超过十个，而且都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使用的。
那名中尉一九四一年秋天在刻赤附近被俘。德国人叫他去收割埋在雪下没有收割的庄稼喂马。中尉瞅准机会，在冬日暮霭的掩护下逃跑了。俄罗斯和鞑靼居民把他掩藏起来。
“我现在完全有希望再见到妻子和女儿了，”卡里莫夫说，“原来德国人也和咱们一样，有各种各类的证件。”
“我过去上大学的时候，爬过克里木的山。”维克托说，并且想起母亲汇钱让他去旅游的事。“那位中尉看到犹太人了吗？”
柳德米拉朝门里探了探头，说：
“妈妈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很担心。”
“是呀，是呀，她这是哪儿去啦？”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等柳德米拉把门掩上，他又问道：
“那位中尉有没有说起犹太人？”
“他看到把一家犹太人拉去枪毙，有一个老奶奶，两个姑娘。”
“天啊！”维克托说。
“哦，此外，他还听说在波兰有一些集中营，把犹太人赶进去，杀掉，把尸体分割开，就像屠宰场里那样。不过显然这是瞎猜想。我专门问过他有关犹太人的情况，我知道您关心这方面的事。”
“为什么偏偏只有我关心？”维克托想。“难道别人都不关心？”
卡里莫夫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哦，我忘啦，他还对我说，德国人好像下命令要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警备司令部去，他们往小孩子嘴上抹一种无色的药剂，小孩子马上就死。”
“是刚生下的婴儿吗？”维克托反问道。
“我以为，这都是瞎想，就跟集中营分割尸体的说法一样，都不可信。”
维克托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然后说：
“当你想到今天还在杀害婴儿的时候，一切文化建树似乎都毫无意义了。哼，歌德和巴赫教人的是什么？杀起婴儿来了！”
“是啊，可怕呀。”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心，但也看出他的高兴和兴奋：那名中尉的话增强了他同妻子相会的希望。可是维克托知道，战后他再也不能见到母亲了。
卡里莫夫要回家了，维克托舍不得和他分别，便决定送他一下。
“您要知道，”维克托忽然说，“我们苏联科学家都是一些幸福的人。正直的德国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明知自己的发明对希特勒有好处，会有什么感觉呢？您是否能想象，一个犹太物理学家，他的亲人被这样杀害，就像宰杀疯狗一样，而他却幸存，在进行创造发明，他的发明却违反他的心意，在为法西斯增强军事实力？他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明白，可是依然不能不为自己的发明感到高兴—实在可怕！”
“是呀，是啊，”卡里莫夫说，“可是要知道，动惯了脑筋的人没办法不动脑筋呀。”
他们来到街上，卡里莫夫说：
“您送我，我不敢当。天气这样冷，您回到家里才不久，就又上外面来。”
“没关系，没关系，”维克托回答说，“我只把您送到街口。” 他看了看同伴的脸，又说：“虽然天气这么冷，我和您在大街上走一走，感到很愉快。”
“您不久就要回莫斯科了，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很珍惜你我的知遇。”
“是的，是的，是的，说实在的，我也是这样。”维克托说。
维克托朝家里走去，竟没有注意，有人喊他。
马季亚罗夫拿黑黑的眼睛看着他。他的大衣领子竖立着。
“怎么回事儿？”他问道。“咱们的盛会停止啦？您的影子也见不到啦，索科洛夫在生我的气呢。”
“是啊，当然啦，很遗憾，”维克托说，“不过咱们在他家凭一时的激动胡乱说了不少。”
马季亚罗夫说：“谁又会注意凭一时激动说出的话呢？”
他把脸凑到维克托跟前，他那睁得大大的、神情忧愁的大眼睛显得更忧愁了，他说：
“咱们的聚会停止了，倒也好。”
维克托问：“怎么回事儿？”
马季亚罗夫一面呼哧呼哧喘着，一面说：
“应当告诉您，我觉得，卡里莫夫老头子是有任务的。懂吗？您好像跟他常常会面吧？”
“胡扯，我永远不会相信！”维克托说。
“您却没有想想，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的朋友，已经化成灰土有十年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伙子连影子都没有了，只有他一个留下来，而且青云直上，当了院士。”
“这有什么？”维克托问。“我也是院士，您也是院士嘛。”
“就是这话。您想想这命运中的蹊跷吧。我想，先生，您也不是小孩子。”
十
“维克托，妈妈刚刚才回来。”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披着披肩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端到自己面前，却马上又推到一边，说：
“是这样，我和一个人谈了谈。那人在战争开始前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分外平静、从容的语气说，她们车间实验室有一位同事，邻居家里来了一位乡亲，要在这儿住几日。那位同事在来客面前偶然提到了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姓，那人就问，在这位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有没有人叫米佳。
下班后，弗拉基米罗芙娜去了同事家里。才知道那人是不久前才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的。他原是报社的校对员。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时，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坐了七年牢。战前又以不守纪律为由，把他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劳改营转押到远东，那里属于湖泊区劳改营系统，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劳改营。在那里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个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说：‘他躺在床铺上，老是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米佳在被捕前上我这儿来，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笑，总是在吹口哨：‘小黄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载货汽车上莱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儿。他说，米佳有病，是坏血病，心脏也不大好。还说，米佳不相信自己能获释。米佳跟他说过我，说过谢廖沙。米佳在厨房里干活儿，这被认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干这种活儿，得上两次大学呢。”维克托说。
“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相信，万一是派的人来暗地里试探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试探一个老婆子？”
“不过，维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单位里，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况。”
“算啦，柳德米拉，这是胡思乱想。”维克托生气地说。
“他为什么得到释放，他说了吗？”娜佳问道。
“他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我觉得，那是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获释，他很吃惊，说‘您怎么不明白，给我定案啦’。我还是不懂。原来，放出来的都是些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人。他们劳改营内部有这样的分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问，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人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不知道，劳改营里反正没有。
“伐木，超期服刑，迁徙转移……他说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里面，那里有苦力、糊涂虫、狗腿……他还说到了自杀的方法：在科雷马沼地上，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光是喝水，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当然，心脏有毛病才用这种死法。”
她注意到维克托神情紧张而痛苦，女儿眉头紧皱。
她非常激动，觉得头很疼，嘴里发干，但她继续说下去：
“他说，在路上和军车里，比在劳改营里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剥衣服，抢吃的东西，拿政治犯的性命当赌注，输了就用刀杀人，被杀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别人的赌注。还有更可怕的：劳改营里刑事犯处处占据着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拿他们不当人看，刑事犯还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罗芙娜放大了声音，像对着人群讲话一样说：
“后来，这个人又从米佳那个劳改营，转押到瑟克特夫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
“哎哟，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说，“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
“哎哟，我的天呀，”娜佳很气愤地学着妈妈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
“娜佳，”维克托说，“住嘴！”
维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样，感觉内心的虚弱被旁人识破了似的，忽然发起火来，朝娜佳吼道：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正率领军队同法西斯作战，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指望着斯大林，我们生活、呼吸，都因为有斯大林和红军……你还是先学学揩鼻涕，再去评论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娜佳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从索科洛夫家回来，也说过我说的这话……”
他对娜佳的气更大了，他觉得这股气一辈子都消不了。
“我从索科洛夫家回来，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你别胡扯。”他说。
柳德米拉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马上说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隐秘和弱点。
“哼，当然啦，你什么也没有说，”她说，“现在嘛，现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
“你怎么能，”维克托说，“你怎么能怀疑爸爸虚伪！柳德米拉，你听见没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说。“你说的话她听了不少。这都是你和你那个卡里莫夫说的，和那个讨人嫌的马季亚罗夫说的。玛利亚也常对我说起你们谈的话。而且你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唉，还是快点儿回到莫斯科去吧。”
“够啦，”维克托说，“我早就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样的痛快话了。”
娜佳没有再说话。她的脸变得像老太婆一样委顿、难看，她扭过头，背着爸爸，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她用那样痛恨的眼神看他，他吃了一惊。
气氛显得非常窒闷，空气中包含了太多沉重的东西，让人喘不过气来。
几乎在每一个家庭，一年年暗地生长着的东西，可能作怪，可能平息，但因为相爱和信任而被压抑着的东西，现在冲了出来，浮到表面上，漫开去，充塞在生活中，似乎在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仅仅存在着不了解、怀疑、气恼和责难了。
难道他们共同经历的命运，产生的只有分歧和隔阂吗？
“外婆！”娜佳唤道。
维克托和柳德米拉同时看了看弗拉基米罗芙娜。她坐在那里，用手紧紧按着额头，好像头疼得不得了。
她是那样软弱无力，似乎她和她的痛苦谁也不稀罕，只能妨碍别人，使人生气，使家里人不和，她这个一辈子刚强、坚毅的人，这会儿坐在那里，那样孤单，那样软弱—这一切流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可怜意味。
娜佳忽然跪下，把额头贴到外婆的腿上，说：
“外婆，亲爱的外婆……”
维克托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做的喇叭嘶哑地响起来，发出呻吟和喘息。好像广播的是秋夜的雨雪天气。在战场的前沿阵地，在战火烧毁的村庄，在阵亡士兵的坟头，在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在野战机场，在冷雨和初雪打湿了的卫生营帆布篷顶，今夜将是一片雨急风狂、雪花漫舞的景象。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愁眉不展的脸，便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手来。
然后，他俯下身去，抚摩娜佳的头。
似乎在这几分钟里一切都没有变化，房里依然是这几个人，他们依然十分痛苦，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痛苦不堪的心在这几分钟里充满了多么神奇的温暖……
忽然一个很响的声音冲进房间：
“一天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图阿普谢西北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继续进行战斗。其他战线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