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4）
六十六
玛利亚开始给大家斟茶。大家谈论起文学。
“咱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啦，”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愿出借，出版社不愿重印。”
“因为他是反动作家呀。”维克托说。
“这话很对，他不应该写《群魔》。”索科洛夫附和说。
可是维克托马上问道：
“您真的认为不应该写《群魔》吗？还不如说，不该写《作家日记》呢。”
“天才作家不需要别人指教，”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思想体系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就不同。难怪斯大林称他为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情感本身就是国家观念。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就连他的国家观念本身也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说，”索科洛夫说，“那么，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都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体系。”
“可不能这样说，”马季亚罗夫说，“比如托尔斯泰，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诗化了，现在国家领导的就是人民的正义战争。正如刚才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 [61] 说的，两种思想相符合，就会乘飞毯直上云端：托尔斯泰的作品又在广播电台广播，又在晚会上朗诵，又出版，领导人又引用。”
“最顺利的是契诃夫，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你这话可错了！”马季亚罗夫叫起来，并且拿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我们承认契诃夫，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就像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师从他的左琴科 [62] 一样。”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反对的是颓废派。”
“你不懂吗？”马季亚罗夫问道。“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们别糟践契诃夫吧，”玛利亚说，“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玛利亚，你说的很对，”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要在颓废派身上寻找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表示不再睬他。
但是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摆了摆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此就必须让索科洛夫找找颓废派的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混淆了。完全混淆了。您以为颓废派受到打击了吗？胡说。颓废派对国家无害，只是没有用处。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颓废主义没有太大差别。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颓废派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我，我，颓废派，最美、最可爱。’二者差别不太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特别重要性，颓废主义强调个人的特别重要性，方式不同，实质是一样，都是陶醉于各自的特别重要性。完美无缺的国家，瞧不起与国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颓废派的镶了花边的人，对一切其他的人都极其冷漠，只除了两种人：一种是和他们高谈阔论的人，一种是跟他们卿卿我我的人。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似乎都在为了人而斗争。从实质上说，根本没有斗争。颓废派不关心人，国家也不关心人。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
索科洛夫眯着眼睛在听马季亚罗夫说话，他感觉到马季亚罗夫马上就要说到根本不能说的东西，就打断他的话，说：
“请问，这和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正是契诃夫。契诃夫和现在的一切就有很大的不同。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国的民主担在自己的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国自由的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你们数数看，他写的人物有多少呀。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使这样众多的人物为社会所认识。而且也未必有这样多！真是可观：有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店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人、大学生、大大小小的官吏、牲口贩子、技工、媒婆、教会执事、僧侣、农民、工人、鞋匠、模特儿、管园子的、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渔夫、娼妓、尉官、士官、艺术家、厨娘、作家、管院子的、修女、士兵、产婆、萨哈林岛的苦役犯人……”
“够啦，够啦。”索科洛夫叫道。
“够啦？”马季亚罗夫用故作威胁的口吻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说，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可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俄罗斯在他以前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半个世纪之前，持有狭隘的党派观点的人认为契诃夫是停滞时代的代表。然而契诃夫却是最伟大的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是在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中高高举着的旗帜，是真正的、俄罗斯的、实实在在的民主的旗帜，明白吗，是俄罗斯的人的尊严、俄罗斯的自由的旗帜。因为我们的人道主义总带有宗派色彩，成了不可调和的，残酷的。就连托尔斯泰宣传不以暴力抗恶也受到批判，而其实，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主张善良的思想得到肯定，因为传教的人总是急不可待地强迫人相信上帝，而在俄国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刺伤，杀害，在所不顾。
“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俄罗斯人一千年来什么都看到了，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超级伟大’，但有一样东西没看到，那就是民主。这也正是颓废派与契诃夫的区别。国家愤恨颓废派，会捶他们的后脑勺，会踢他们的屁股。可是国家却不理解契诃夫思想的实质，所以容许他存在。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没有用场的，当然，这是指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民主。”
看样子，索科洛夫很不喜欢马季亚罗夫这一番十分尖锐的话。维克托看出这一点，便带着自己也弄不清来由的满意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很对，很有道理。不过请多多原谅斯克里亚宾 [63] ，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可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乐曲。”
玛利亚正要把一碟子蜜饯放到他面前，他用手做了一个推让的姿势，并且说：
“不用，不用，谢谢，我不要。”
“这是黑醋栗。”她说。
他看了看她那棕色的、微黄的眼睛，问道：
“我对您说过我特别喜欢黑醋栗吗？”
她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含着笑意。她的牙齿不大整齐，嘴唇薄薄的，血色淡淡的。她那苍白而多少有些灰色的脸因为带笑，显得可爱动人。
“如果不是鼻子一直发红的话，她倒是很漂亮，很好看。”维克托在心里说。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能把您对契诃夫的人道主义的颂扬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到一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希特勒骂托尔斯泰是蠢猪，可是，据说，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挂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是少数民族，是鞑靼人，出生在俄罗斯，这位俄罗斯作家仇恨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原谅他。虽然他是天才作家，我也不能原谅他。在沙皇俄罗斯我们流的鲜血、受的欺骗、遭的浩劫太多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没有权利中伤异族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楚瓦人。”
这位白头发、黑眼睛的鞑靼人带着气愤而傲慢的蒙古人的冷笑口气，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大概读过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吧？大概读过《哥萨克》吧？大概读过《高加索俘虏》吧？这些都是这位俄罗斯伯爵写的。跟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鞑靼人有生之日，都要为托尔斯泰祈祷上天。”
维克托看了看卡里莫夫，在心里说：“原来你这样，原来你这样。”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非常尊重您对自己民族的感情。但是请原谅，我也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自豪，请原谅，我喜欢托尔斯泰并不仅仅因为他写鞑靼人写得很好。不知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差点儿我们要成为黑色百人团了。”
卡里莫夫站起身来，脸上冒出一层汗珠，他说：
“我要对您说实话，真的。如果有实话可说，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早在二十年代大批鞑靼族的精英就被杀害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全被杀了，如果没忘记这个，就应该想到为什么《作家日记》会成为禁书。”
“不仅杀你们的人，也杀了我们的。”阿尔捷列夫说。
卡里莫夫说：
“消灭的不光是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现在鞑靼的知识分子与那些人相比，等于白丁。”
“是的，是的，”马季亚罗夫用嘲笑的口吻说，“那些人不仅创立了文化，而且创立了鞑靼自己的内外政策。”
“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国家了，”索科洛夫说，“有大学、中学、歌剧院、书籍、鞑靼报纸，都是革命给予你们的。”
“是的，有国家歌剧院，也有国家。可是抓我们进监狱的也是……”
“不过，要知道，如果抓你们的是鞑靼人，你们也不见得好过些。”马季亚罗夫说。
“可是，如果根本没有人抓，不是更好吗？”玛利亚问道。
“噢，玛利亚，你想得太好啦。”马季亚罗夫说。
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时间不早啦。”
玛利亚连忙说：
“列昂尼德，在我家睡吧。我给您支起活动床。”
有一次他对玛利亚诉苦说，每当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走进空荡荡的黑屋子，感到自己特别孤单。
“好吧，”马季亚罗夫说，“我没意见。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瞧你说的。”索科洛夫说。马季亚罗夫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男主人说得一点热情也没有。”
大家一齐站起来，开始告别。索科洛夫出去送客人，玛利亚压低声音对马季亚罗夫说：
“真不错，这一次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听到这类的话没有躲避。在莫斯科，只要一涉及这方面的事，他就闭上嘴巴，一句话也不说。”
她称呼丈夫的名字和父称“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用的是特别亲热、特别尊敬的语调。她晚上常常为他誊写论文，把他的手稿保存起来，把他随便写的一些字用硬纸裱糊起来。她认为他是伟人，同时又觉得他是无用的孩子。
“我很喜欢那位维克托·施特鲁姆，”马季亚罗夫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叫人讨厌的人。”
他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玛利亚，我发现，他所有的话都是当着您的面说的，您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舍不得运用他的口才。”
她脸朝门口站着，没有作声，就好像没听见马季亚罗夫的话，过了一会儿才说：
“列昂尼德，您怎么啦，我在他眼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彼得认为他不厚道，认为他可笑、高傲，因此同事们很不喜欢他，有些人还怕他。可是我就不这样看，我觉得他憨厚。”
“憨厚算不上，”马季亚罗夫说，“他对什么人都挖苦，什么人的话他都不赞成。不过他的思想是活泼的，没有僵化。”
“不，他很憨厚，最没有城府。”
“但是，应当承认，”马季亚罗夫说，“彼得就是现在也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这时索科洛夫走了进来。他听见了马季亚罗夫的话。
“列昂尼德，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他说，“求你不要教训我，还有，求你在我在场的时候不要谈诸如此类的事情。”
马季亚罗夫说：
“你要知道，彼得，你也不要教训我。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你只管你自己的话好啦。”
看样子，索科洛夫本想用很尖锐的话回答他，但是他忍住了，又从屋里走了出去。
“好吧，也许我还是回家好些。”马季亚罗夫说。
玛利亚说：
“您太让我难过了。您该知道他的心是善良的。他会难过得一夜都睡不好。”
她解释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的心灵是受过创伤的，他经历过许多事情，一九三七年被抓去受到严厉审讯，审讯以后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
马季亚罗夫一面听着，一面点头，然后说：
“好吧，好吧，玛利亚，我听您的，不走了。”
忽然他又生起气来，说：
“您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被抓过的不光是您的彼得。还记得，把我关在卢宾卡，关了十一个月吗？在那段时间里，彼得只给克拉娃打过一次电话。这是对亲妹妹的态度吗？还有，他还不准您给她打电话。克拉娃因为这事十分伤心……也许，他是很伟大的物理学家，不过他的心灵却带有奴性。”
玛利亚拿手捂住脸，一声不响地坐着。
“谁也不了解，不了解我因为这事儿有多么难受。”她小声说。
只有她知道，他多么痛恨一九三七年的事以及普遍推行集体化时的惨无人道，只有她知道，他的心灵有多么纯洁。但也只有她知道，他的思想被束缚得多么厉害，他对政府多么顺从，多么俯首帖耳。
因此他在家里非常任性，像老爷一样，玛利亚为他刷鞋子，天热时为他擦汗，在别墅里散步的时候用小树枝儿为他赶蚊子。
维克托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忽然对一位同班同学说：“真无法看下去，全是甜言蜜语，千篇一律。”他说着，把一张《真理报》扔到地上。
他刚刚说过这话，就害怕起来。他捡起报纸，抖了抖灰尘，非常可怜地笑了笑，很多年之后，他一想起那次低声下气的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过了几天，他又把一张《真理报》递给那位同学，很带劲儿地说：
“格里沙，你看看这社论，写得真棒！”
那位同学接过报纸，用怜惜的口吻对他说：
“可怜的维克托胆子太小啦。你以为我会去汇报吗？”
于是，维克托就在那时候发下誓言：要么沉默，不说危险的话，要么，说出来就不怕。可是他没有守住自己的誓言。他常常失去谨慎，一冲动，就“乱说一气”，一说出来，往往又失去勇气，就想方设法扑灭自己烧起的火星。
一九三八年，在布哈林事件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了解布哈林的，我同他交谈过两次：他聪明过人，和蔼可亲，妙语横生，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有魅力的人。”
可是他看到克雷莫夫那忧郁的目光，就觉得不安起来，马上又说：
“不过，鬼才知道，间谍，暗探，还有什么纯洁和魅力。简直是卑鄙！”
接着他又激动起来，因为克雷莫夫仍然像刚才听他说话时那样，带着忧郁的神气说：
“因为咱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说布哈林是暗探，我无法理解，永远无法理解。”
这时维克托忽然愤恨起自己，愤恨那种使人不能做人的力量，大声叫道：
“天呀，我才不相信这种可怕的事！这些事是我一生中的噩梦。为什么他们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呀？”
但是克雷莫夫不再说了，看样子，他觉得已经说多了……
啊，坦率地说话，说真话，这其中有多么神奇、光明磊落的力量呀！有些人因为说了几句大胆的、没有多加考虑的话，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有好几次，维克托夜里躺在床上，仔细听着大街上的汽车声。柳德米拉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看一阵子，等一阵子，然后轻悄悄地(她以为维克托睡着了）回到床上躺下。第二天早晨，她问：
“你睡得怎样？”
“谢谢，很好。你呢？”
“有点儿闷热。我到窗口去过。”
“噢，噢。”
真不知如何表达夜晚这种无罪而又唯恐大祸临头的感觉。
“维克托，记住，你的话万一有一句传到那地方，你就完啦，我和孩子们也完啦。”
还有一天她说：
“我说不出很多道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你听我的，对谁都不要说什么。维克托，咱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你什么也算不上。记住，维克托，什么都别说，对谁都不要说……”
有时维克托面前会出现一个人的痛楚而困惑的眼神，这人是他从小就认识的，使人感到可怕的不是老朋友的话，而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可怕的是，维克托不敢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们传讯你。你是间谍吗？”
他有时想起自己的助手的脸，有一次他当着这位助手的面很轻率地开玩笑说，斯大林在牛顿之前很久就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
“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年轻的助手爽快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不管怎么样，开这种玩笑是愚蠢的，就好比随便乱敲硝化甘油 [64] 瓶。
啊，自由而爽快地说话的力量呀！这力量就表现在一下子说出来而不害怕。
不论维克托是否了解今日自由交谈的悲惨结果，这些谈话的参与者都是痛恨法西斯、害怕法西斯的……为什么在战争已经打到伏尔加河上，他们都在经受着战争失败的痛苦，战争失败带来可恨的法西斯奴役的时候，仍然没有自由？
维克托一声不响地同卡里莫夫在一起走着。
“很奇怪，”他忽然说，“看外国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比如海明威的小说，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不停地喝酒。鸡尾酒，威士忌，朗姆酒，白兰地，然后又是鸡尾酒，威士忌，各种牌子的白兰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重要谈话却是在喝茶时进行的。民意派、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事都是靠一杯上等的清茶谈成的，列宁同战友们商讨伟大的革命也是靠一杯清茶。不错，听说，斯大林倒是喜欢白兰地。”
卡里莫夫说：
“是的，是的，是的。如今的谈话也都是在喝茶的时候。您说得很对。”
“就是，就是。马季亚罗夫真有头脑！真够大胆！他说的那一番叫人十分听不惯的话太有意思了。”
卡里莫夫抓住维克托的胳膊。
“维克托，您是否发现，马季亚罗夫有时把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过分严重？使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要知道，他在一九三七年被捕过，关了几个月，又放出来了。那时候可没有放过任何人。无缘无故是不会放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当然明白，”维克托慢悠悠地说，“他是不是拿话来引话？”
他们在拐弯处分了手，维克托朝自己家走去。
“去他妈的，随他的便吧，”他想道，“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儿，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不矫饰，不说假话，什么都不在乎……”
幸亏像马季亚罗夫这样能独立思考的人还有，还没有完全灭绝。而且卡里莫夫在分手时对他说的一番话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使他心里发冷。
他心想，他又忘记对索科洛夫说说他收到的乌拉尔来信了。
他在黑沉沉、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忽然出现了一点想法。他马上毫无疑虑地认识到、感觉到这想法是对的。他发现了对于一些似乎不能解释的核现象的新解释，全新的解释，天堑忽然变成通途。多么简单，多么明了呀！这想法极其可亲，极其可爱，似乎不是他想出的，而是自己随便而轻盈地冒出来的，就像一朵水生的白花儿一下子从静静的湖水中冒了出来，他看到这美丽的花儿，不禁赞赏起来……
他忽然想：偏偏在他根本没有想科学上的事，在他很感兴趣的关于人生的争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争论的时候，在他的话和交谈者们的话受着苦涩的自由约束的时候，出现了这一想法，真是奇怪，真是意外。
六十七
当你第一次看到卡尔梅克草原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一座座不高的山冈出现又消失，看着山冈缓缓地从地平线后面浮起来又缓缓地游到地平线后面的时候，这生长着一片片羽茅草的草原似乎显得异常寒碜，异常苦闷……达林斯基觉得，似乎只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冈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浮起来，只是一段道路弯来弯去，一次又一次钻到汽车轮胎底下。草原上的骑马人似乎也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孤孤单单的，尽管骑马人有的是没有胡子的年轻人，有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有的骑的是黄骠马，有的骑的是青色的快马……
汽车经过一个个村落和放牧点，擦过一座座小屋，小屋都有小小的窗户，窗户里都有密密的天竺葵，就像生长在玻璃缸里一样，看样子，如果把窗玻璃打碎，如水一般的空气就会向周围流淌开去，天竺葵就会干死；汽车擦过一座座圆圆的、抹了黄泥的毡房，穿过一片片毫无生气的羽茅草、一片片带刺的骆驼草、一片片盐土，擦过一头头用小腿踢得灰尘乱飞的绵羊、一堆堆在风中摇曳的野火……
从城里驱车而来，轮胎里充满了带着城市烟尘的空气，这样的人来到草原上，所看到的一切似乎一律是灰色的、寒碜的，一切都是单调的、一模一样的……刺蓬，大蓟，羽茅，菊苣，艾蒿……被漫长的时间巨轮压平展了的一座座山冈散落在大平原上。卡尔梅克东南部的这片草原正在渐渐变成沙漠，沙漠向东扩展，从埃利斯塔向雅什库，直到伏尔加河口和里海岸边……这片草原具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天与地彼此相望时间太久，以至于变得分不出彼此了，就好比在一起过了一辈子的夫妻，到后来十分相像了。很难分清那一丛丛铝灰色的羽茅是生长在寂寞的淡淡的草原蓝天里，还是草原泛起蓝色的天光；有时旋起一阵轻轻的灰尘，就连天和地也分不清了。看着巴茨湖和巴尔曼扎湖那浓重的湖水，就觉得那是盐碱冒到了地面上；而看着那光秃秃的盐碱地，又觉得那不是土地，是湖水……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无雪的日子里，卡尔梅克草原上的道路显得很奇怪：依然是干枯的灰绿色野草，大路上依然飞舞着灰尘，真不知道，这草原是太阳晒干的，还是寒风吹干的。
也许因此这儿常常出现海市蜃楼，这时候空气和大地、水和盐碱地的界限模糊了。这种幻景让旅途中饥渴的人遇见，由于想象的操纵和思想的动向再度幻化，灼热的空气会变成蔚蓝色的、轮廓整齐的石头，光秃的大地会像静静的湖水似的晃动起来，一片片的棕榈树一直铺展到天边，火辣辣的阳光和一团团灰尘混到一起，变成庙堂和宫殿的金灿灿的圆顶……人在疲惫的时刻自己也用天和地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汽车在大路上，在寂寞的草原上不停地奔驰着，奔驰着。
忽然之间，这空荡荡的草原世界以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的面前……
卡尔梅克草原！你是大自然最古老、最高明的创作，其中没有一丝矫饰的美，没有任何生硬突兀的线条，这儿朴素而凄怆的蓝灰色调可以和雄伟而悲壮的秋日俄罗斯森林媲美，这儿缓缓起伏的岗峦比高加索的高山更动人心魄，这儿的小湖积满了黑郁郁的、宁静的古老的水，似乎比所有的海洋更能表现水的实质。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这暮霭中巨大的、铁球般的、沉甸甸的太阳，这充满野蒿苦味的风，不会被忘记。还有这草原，将不再贫瘠可怜，必将繁茂富饶……
到了春天，草原上生机盎然，到处是郁金香，草原成了海洋，不过不是波涛怒吼，而是繁花似锦。凶恶的骆驼刺也披上绿装，新生的尖刺还是柔软的，还没有变硬……
夏日的夜晚，在草原上可以看到银河系像摩天大楼一样耸立着：底部是蓝色、白色巨石般的星群，顶部是直插苍茫的宇宙穹顶的一个个球状星团……
草原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特点。它永远保持这一本色，从不改变：不论冬天或是夏天，不论在黎明时候，还是在黑沉沉的风雨交加或者月明星稀的夜晚，草原总是首先对人说着自由……草原总是让失去自由的人想起自由。
达林斯基走出汽车，看着走上山冈的一个骑马人。那人身穿长袍，腰上扎着绳子，骑在一匹长毛痩马上，正回头望着草原。那是一个老人，一张脸已经像石头一样僵硬了。
达林斯基向老人家呼唤了一声，走到他跟前，把烟盒递过去。老人家很快地在马上转过整个身子，那动作中既有年轻人的灵活，又有老年人的沉着，他打量了一下拿着烟盒的手，然后打量达林斯基的脸，然后打量他腰上的手枪、他那中校级的三道杠杠、他的漂亮的皮靴。然后伸出细细的褐色手指头，那指头又细又小，简直可以叫做小孩子手指头，他拿了一支烟，在空中转悠了一下。
这位卡尔梅克老汉那一张颧骨很高的、像石头一样僵硬的脸一下子全变了，纵横交错的皱纹里露出两只善良而精明的眼睛。这一双栗色的老眼流露出来的目光同时带有试探和信任的神气，看样子，这目光中包含着某种很好的东西。达林斯基不由得快活起来，高兴起来。老汉的马在达林斯基走近时不友好地竖起耳朵，这时也放下心来，好奇地侧过一只耳朵，后来又侧过另一只，随后那大牙齿的嘴巴和圆圆的大眼睛露出了笑意。
“谢谢。”老人家用细细的嗓门儿说。
他拿手掌在达林斯基的肩膀上抚摩了一会儿，说：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骑兵师里，一个已经牺牲了，是大儿子。”
他用手比了比，表示大儿子比马头还高。
“另一个儿子，就是小儿子，”他用手比着比马头低些的地方，“是机枪手，得了三个勋章啦。”
接着他又问：
“你家里还有人吗？”
“我母亲还活着，父亲已经死了。”
“唉，真可惜呀。”老人家摇了摇头。达林斯基心想，老人家难过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听到这位请他抽烟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实心实意地表示同情。
后来老人家忽然吆喝一声，大大咧咧地扬了扬手，那马就极其敏捷、极其轻盈地冲下山冈。
这骑马的老人家奔驰在草原上，想着什么呢：是想着儿子，还是想着仍然待在破旧汽车旁边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的事？
达林斯基注视着骑马飞驰的老人家，觉得太阳穴里不是血在冲打，而是有话要向外冲：“自由……自由……自由……”
他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对那位卡尔梅克老人家的羡慕。
六十八
达林斯基是奉命长期出差，从方面军司令部到位于左翼边缘的集团军去。方面军司令部的人都认为到这个集团军里去是一项特别苦的差事，最可怕的是缺水，驻地条件差，供应差，距离又远，路又难走。这一部分军队孤零零地驻扎在里海与卡尔梅克草原之间的沙漠里，方面军司令部不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把达林斯基派往该地区，交给他许多任务。
达林斯基在草原上走了几百公里之后，觉得烦闷起来。这儿谁也不考虑进攻，被德国人赶到了天边的这支部队似乎已到了绝境……不久前司令部日日夜夜的紧张情形、对于近期发动进攻的揣测、后备兵力的调动，来来往往的密码电报、司令部通讯中心昼夜不停的工作、北方开来的汽车队和坦克队……是不是梦中的事？
达林斯基听着炮兵指挥员和其他兵种指挥员们灰心丧气的话，看着技术装备情况的资料，视察着各炮兵营和炮兵连，望着士兵和指挥员们无精打采的脸，望着人们慢慢地、懒洋洋地在草原灰尘中移动，渐渐染上此地的寂寞与烦闷。他心想，这下俄罗斯到骆驼生活的草原上来了，来到荒芜的沙丘上，疲惫无力地躺倒在贫瘠的土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站不起来了。
达林斯基来到集团军司令部，来见高级领导人。
在宽敞而幽暗的房间里，有一个圆脸、秃顶、身穿没有领章的军便服的小伙子正在同两个穿军装的女人打牌。这位中校走进来，小伙子和两个戴尉官领章的女人没有放下手里的牌，只是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依然很带劲儿地喊着：
“不要王牌？J也不要？”
达林斯基等到一局结束，这才问道：
“集团军司令员住在这儿吗？”
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回答说：
“他到右翼去了，到傍晚才回来。”
她用老练的军事工作人员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达林斯基，就问道：
“中校同志，您大概是方面军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过，又轻轻使了个眼色，问：“那么，请问，我可以见见军委委员吗？”
“他和司令员一块儿出去了，傍晚才回来。”另一个女人回答过，又问：“您是从炮兵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说。
达林斯基觉得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人特别漂亮，虽然看样子她比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那个女人大得多。这样的女人有时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比如偶然一转头，却显得憔悴，衰老，不好看。这个女人就是这种类型的。她的鼻子很端正，很秀气，眼睛蓝蓝的，很不和善，说明这个女人知道别人以及自己的准确分量。
她的脸显得非常年轻，看起来她顶多二十五岁，可是只要一皱眉头，沉思起来，嘴角上就露出皱纹，下巴底下的皮肤也耷拉下来，看起来就至少有四十五岁了。不过那一双穿着尺寸合适的鞣革皮靴的脚，实在好看。
这些情形要说是得说好一阵子的，可是达林斯基那老练的眼睛一眼就看清楚了。
另一个女人是年轻的，但是已经发胖了，身体很肥大。她的一切分别看来都不怎么美：头发稀稀的，颧骨很宽大，眼睛颜色蓝不蓝、棕不棕；但她却显得很年轻、很有风韵，即使瞎子来到她跟前，也会感觉到她那娴雅的风韵。
这一点达林斯基也是在转瞬间看出来的。
不但如此，他还以某种方式在这一瞬间掂量了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子和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第二个女子的分量，并且做出那样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选择，男人看到女人时差不多总要做这种选择的。达林斯基一直在操心怎样才能找到司令员，司令员是不是给他提供应有的条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到右翼边缘的师里去的路是不是很远，路是不是难走，这时候他还漫不经心、同时也不是那么漫不经心地考虑了一番：“就这个女的吧！”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马上去找集团军参谋长取所需要的材料，而是坐下来玩牌了。
在玩牌的时候（他是那位蓝眼睛女子的配手）弄清了许多事情：他的配手叫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另一位年轻些的女子在司令部医疗站工作，没戴领带的圆脸小伙子名叫沃洛佳，看样子，和司令部的什么人有亲戚关系，所以在军委会食堂做炊事员。
达林斯基马上就觉察到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有权势的，这是从进来的一些人对待她的态度上看出来的。看样子，集团军司令员是她的合法丈夫，不过，达林斯基开头以为他们是恩爱夫妻，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
起初他弄不清楚，为什么沃洛佳对她的态度那样随便。但是后来达林斯基恍然大悟，一下子猜出来：大概，沃洛佳是司令员前妻的弟弟。当然，还不完全清楚，司令员的前妻是否还活着，是不是办理过离婚手续。
年轻的女子克拉芙季娅显然同军委委员不是合法夫妻。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在对她说话的时候微微流露出傲慢和宽容的语气，那意思似乎是：“当然啦，咱们在一块儿打牌，彼此以‘你’相称，不过，咱们是在参加战争，还得注意一点儿影响。”
但是克拉芙季娅在阿拉·谢尔盖耶芙娜面前也有某种优越感。达林斯基觉得她的优越感大概是这样：虽然我不是合法夫人，而是战时情侣，但我对我的军委委员是忠实的，你虽然是合法夫人，可是你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破鞋”，那就试试看……
沃洛佳很喜欢克拉芙季娅，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对她的态度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达：我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我这个炊事员怎么能跟军委委员比高低……不过，虽然我是炊事员，我是真心诚意爱你的，你自己也能感觉出来；只要能得到你的青睐就行，至于军委委员为什么爱你，我才不管呢。
达林斯基打牌技术很不高明，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很注意照顾他。她很喜欢这位瘦瘦的中校：他常常说“谢谢您”，在分牌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了，他还慢条斯理地说“对不起”；如果沃洛佳用手指揩鼻涕，然后又用手帕擦手的话，他总要带着发愁的神气看看沃洛佳；别人说俏皮话，他都很有礼貌地笑一笑，他说起俏皮话都要使人捧腹。
听了达林斯基说的一个笑话之后，她说：
“真的，我一下子没有听懂。在这草原上过了这么久，脑子变钝啦。”
她说这话说得很低，好像是要让他明白，或者让他感觉到，他们可以单独谈谈，谈谈只有他们两人能谈的话，那种使人心跳的话，那种特别的、顶顶重要的男人和女人的话。
达林斯基还是常常出错牌，她就给他纠正，而这时候他们玩起另一种牌戏，在这种牌戏中达林斯基就不出错牌了，因为他精于此道……虽然在他们之间，除了说“把小黑桃打出来嘛”、“垫上嘛，垫上嘛，别怕，别舍不得王牌”之类的话以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她已经了解和看中了他的许多动人之处：又温柔，又刚强，又谨慎，又勇猛，又腼腆……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所以能感觉到这一切，是因为她暗暗在达林斯基身上观察出这些特点，还因为他很成功地向她显示了这些特点。她也很巧妙地向他显示，她懂得了他的目光，懂得他为什么注视她的笑容、她的手的动作、她的肩膀耸动、她那漂亮的华达呢军便服里面的胸脯、她的脚、她那修得很好看的指甲。他觉得，她的声音拖长得有点儿过分，有点儿不自然，她的笑也比一般的笑时间要长些，为的是让他注意她的清脆的声音、她那雪白的牙齿和腮上的两个酒涡儿……
达林斯基因为忽然出现这样的感情，心中很激动，很不平静。他对这种感情从来不觉得习以为常，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有这种感情一样。他对待女人的丰富经验没有变为习惯，经验是一回事，迷恋是另一回事。正是这一点说明他是真正的好色男子，不是假的。
结果，这一夜他留在集团军指挥所里。
第二天早晨，他去找参谋长。参谋长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上校，既没有问他斯大林格勒方面的情况，也没有打听前线的消息和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战况。交谈过之后，达林斯基就知道，这位上校参谋长未必能向他提供足够的有关情况，就请他在自己的委派书上签字，决定下连队去。
他坐上汽车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两手和两脚空空的、轻飘飘的，什么念头、什么希求都没有，觉得十分满足而又十分空虚……似乎周围的一切，似乎昨天他还很喜欢的天空、野蒿和草原山冈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不值得一看了。也不想跟司机说话或开玩笑。就连思念亲人，回忆他一向热爱和尊敬的母亲，也变得乏味、冷淡了……想到沙漠里的战斗、俄罗斯边远地区的战斗，也不激动了，他感到无精打采。
达林斯基不时地吐一口唾沫，摇摇头，带着一种困惑而奇怪的口吻说：“这娘们儿……”
这时他脑子里出现了后悔的想法，心想，干这种风流事儿不会有好结果的，又想起过去不知是在库普林的小说里还是在一本翻译小说里看到的话，说是爱情像煤炭，烧起来的时候，热得灼人，冷下来的时候，可以把人弄脏……他甚至很想哭一场，其实不是想哭，是想诉诉苦衷，对什么人说说，他干这事儿是身不由己，是命运让他这个可怜的中校这样对待爱情……后来他睡着了；等他醒来，忽然想道：“如果我不被打死的话，回来的路上一定还要去找阿拉。”
六十九
叶尔绍夫少校下工回来，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站下来，说：
“那个美国人听到广播，咱们在斯大林格勒英勇抵抗，粉碎了德国人的算盘。”
他皱了皱眉头，又说：
“还有莫斯科方面来的消息，说是解散了共产国际，不知是不是。”
“您怎么，疯啦？”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叶尔绍夫那聪明的、像寒冷而有点儿浑浊的秋水似的眼睛，问道。
“也许，那个美国人听错了。”叶尔绍夫说过这话，就用指甲挠起胸膛。“也许正相反，是共产国际扩大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生中认识不少这样的人，这些人就像电话机的膜片，能灵敏地反映全社会的理想、感情、见解。似乎俄罗斯从来没有一件大事是这些人不了解的。叶尔绍夫便是反映集中营公众思想与见解的这样一个表达者。但是他说的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营里这位有影响的人物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管过大兵团政治思想教育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对这个消息也漠然视之。奥西波夫说：
“古泽将军对我说：政委同志，由于您的国际主义教育，大家都溃逃啦，应该是用爱国主义精神，用俄罗斯精神教育人民。”
“怎么，还要为了上帝、沙皇、祖国吗？”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
“这都是小事，”奥西波夫神经质地打着呵欠说，“这会儿问题不在于正统思想，而是德国人要活剥我们的皮，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亲爱的老人家。”
被苏联人叫做安得留沙的那个睡在第三层铺上的西班牙士兵，用英文把“斯大林格勒”写在一块小小的木板上，夜里看着这木板上的字，到早晨就把木板翻过来，不让搜查棚屋的人看到这上面的字。
基里洛夫少校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以前不赶着我去干活儿的时候，我天天躺在床铺上闲待着。现在我又为自己洗衣服，又嚼松木片治坏血病。”
受惩罚的党卫军分子诨称“快乐的小伙子”（他们在上工的时候总是唱着歌儿) ，他们找苏联俘虏的碴儿找得更厉害了。看不见的联系把集中营棚屋里的人和伏尔加河上的城市连接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是不起作用的。就在这时候，流亡者切尔涅佐夫第一次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他用手捂着空空的眼窝，谈起美国人偷听到的广播。
莫斯托夫斯科伊高兴起来，他太需要谈谈这个问题了。
“总而言之，这消息很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切尔涅佐夫扬起眉毛，这空眼窝上扬起的眉毛显得很不好看，露出困惑和神经衰弱的神气。
“为什么？”独眼睛的孟什维克问。“为什么不可靠？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第三国际，也是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在一个国家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统一实际上是胡闹。好比油炸冰块……盖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只有成为世界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才能存在，否则根本不能存在。’”
“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是的，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并看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笑了笑。他们相视而笑，是因为他们从不友好的话里，从嘲笑而带有敌意的语调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好像挖开了几十年的沉积层，他们年轻时互相厮杀的利刃露了出来。这次在法西斯集中营里的相会，不仅使他们想起多年的仇恨，也想起青年时代。
这个在集中营里的人，这个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也熟悉和热爱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熟悉和热爱的东西。是他，而不是奥西波夫，不是叶尔绍夫，还记得第一次党代会期间的许多故事，记得只有他们两个人依然很感兴趣的一些人的名字。他们都很激动地回忆起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回忆起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的有关温和的火星派和强硬的火星派的话。回忆起已经老眼昏花的恩格斯对待前去见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年轻人多么亲热，回忆起在苏黎世的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德 [65] 有多么坏！
独眼的孟什维克觉得自己的所感也正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就苦笑着说：
“很多作家写年轻时代朋友们见面，写得很动人，可是，年轻时代的敌人，像您和我这样经过风风雨雨的白了头发的老家伙，见了面又怎样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到切尔涅佐夫的腮上挂着泪水。他们都明白，集中营里的死神能够把多年生活中的一切，把正确、错误、敌视很快地抹平和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在漫长的一生中一直跟你作对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你的生活的参与者了。”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狼窝里会这样见面。”他忽然又说：“多么奇怪的字眼：小麦，大麦，晴天雨……”
“啊，也是这集中营太可怕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笑着说，“与集中营相比，一切都好像很好，就连见到孟什维克也不觉得怎样了。”
切尔涅佐夫伤感地点点头。
“是呀，确实，够您受的。”
“法西斯主义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法西斯主义！这样惨无人道，我真无法想象！”
“您还有什么惊奇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对恐怖手段早应该不觉得稀奇了。”就像一阵风吹跑了他们之间的伤感气氛和友好气氛。他们毫不客气地、恶言恶语地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攻击之所以可怕，因为他说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切尔涅佐夫把苏联建设过程出现的残酷现象和个别错误看作根本的规律性。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你们都满足于一种看法，认为一九三七年的事是过火了，集体化期间是胜利冲昏头脑，你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有点儿残酷和独断独行。然而实质正相反：正如你们常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总觉得，农村的贫穷和工人的无权是暂时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者，买农民的小麦，五戈比一公斤，再卖给农民，每公斤却卖一卢布，这就是你们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就连你们孟什维克，你们这些流亡者都说了：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我们，也是从普加乔夫到拉辛 [66] 的历代俄罗斯革命者的继承人。拉辛、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的继承人不是孟什维克，不是逃亡国外的叛徒，而是斯大林。”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涅佐夫说。“您知道，在俄国立宪会议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吗？是在上千年奴化统治的国家里呀！一千年来，俄罗斯只自由了半年多点儿。我每次想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就想起另一项遗产，您该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上校，他串通杰加耶夫 [67] ，佯装发动叛乱和平息叛乱，恐吓沙皇，想用这种办法把政权抓到手里。您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者吗？”
“您怎么，真的那么糊涂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您怎么，当真认为不过是苏杰伊金吗？那么，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没收资本家的工厂，没收地主的土地，您没看到吗？这是继承谁的一套，是继承苏杰伊金那一套吗？还有普遍提高文化，还有重工业呢？还有最下等的人，还有工人和农民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呢？这怎么，都是继承苏杰伊金的一套吗？您真可怜。”
“我知道，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辩驳，但可以作各种解释。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人民委员都不听命于无产阶级。他们听命于国家。至于那些在车间和田野里干活儿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未必把他们看作当家做主的人。他们又能当什么家，做什么主呀！”
他忽然俯身朝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顺便说一句，在所有你们的人当中，我只看得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你们的泥瓦匠，你们却都怕干脏活儿！斯大林就知道：社会主义要想在单独取得胜利的一个国家里站得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待异端邪说的办法。”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先生，这些无耻谰言我们全听说过。不过，我应该坦率地对您说，您说这些话，说得特别无耻罢了。只有一种人，从小就生活在你家里那种地方，后来又被赶出去的人，才会这样诬蔑、这样诽谤。您可知道，这是什么人？……是奴才！”
他直直地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说实在的，开头我真想共同回忆一下我们在一八九八年的团结，而不是一九〇三年的分裂。”
“想聊聊还没有把奴仆从家里赶出去那时候吗？”
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火了。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被赶出去的、逃走的奴才！戴白手套的奴才！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戴手套。我们的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就没有戴普列汉诺夫的手套。你们戴着奴才手套又怎样？你们因为在《社会主义导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几个赏钱？这儿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相信我们！拯救世界靠我们的手！靠红军的力量！红军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插话说。“一直是自由的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两手举到切尔涅佐夫面前，说：
“您瞧瞧这手，没有戴奴才的手套！”
切尔涅佐夫朝他点点头，说：
“记得宪兵上校斯特列里尼科夫吗？他干什么也不戴手套：他就干脆代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写伪造的坦白认罪书。你们一九三七年的事为了什么？是为了准备同希特勒作战吗？这是斯特列里尼科夫还是马克思教导你们的？”
“您这些臭不可闻的话丝毫不使我觉得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是不会说别的话的。您可知道，我确实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希特勒为什么把您关在集中营里？关您干什么？希特勒恨我们恨得要命。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希特勒干吗要把您和您这类的人关在集中营里呀？！”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他的脸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子。
“这不是，关进来啦，”他说，“而且还不放呢。您给我说说情吧，也许会把我放了。”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开玩笑。
“您对我们这样仇恨，就不应该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而且不光是您，还有这样的人。” 他指了指朝他走来的伊康尼科夫。
伊康尼科夫的脸上和手上沾满了泥浆。
他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几张写满了字的肮脏的纸，说：
“看看吧，也许，明天就要死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几张纸塞到垫褥底下，气愤地说：
“我是要看看，怎么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您可知道，我听到了什么？咱们挖的基坑，是为了建造毒气工厂。今天已经开始浇灌混凝土地基了。”
“听说有这事儿，”切尔涅佐夫说，“过去还铺过宽轨。”
他回头看了看。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切尔涅佐夫关心的，是下工回来的人看到他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就要在意大利人、挪威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面前夸耀了。尤其要在苏联战俘面前夸耀。
“这活儿咱们还继续干吗？”伊康尼科夫问道。“还参与制造恐怖吗？”
切尔涅佐夫耸耸肩膀，说：
“您以为咱们这是在英国吗？这八千人要是罢工，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全部被杀害。”
“不，不能干，”伊康尼科夫说，“我不干，不干。”
“如果不干，转眼工夫就把您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是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可以相信这话，这位同志知道，在没有民主的国家里号召罢工，意味着什么。”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伊争论了一阵子，心绪很乱。他在巴黎自己家里说过多少次的一些话，现在在这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说出来，自己觉得很不实际，毫无意义。他听集中营囚犯们谈话，常常听到“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儿，不管是否合他的心意，现在斯大林格勒是和世界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向他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
“感谢你们，斯大林格勒挡住了狂飙的飓风。”
切尔涅佐夫听到这话，感到很幸福、很激动。他对莫斯托夫斯伊科说：
“您该知道，海涅说过，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不过，好吧，我就做做傻瓜，您说得很对，我很清楚你们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的伟大意义。一个俄国社会党人理解这一点是极难极难的，一旦理解了，又高兴，又自豪，同时又难过，又痛恨你们。”
他看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一只正常的眼睛也充满了血。
“不过，难道您就是在这里也没有亲身体验到，人没有民主和自由不能生活吗？您在家里忘记了这一点吧？”切尔涅佐夫问道。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眉头。
“算啦，别再歇斯底里了。”
他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心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担心，下工回来的人会不会看到流亡的孟什维克和他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在外国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了。尤其在苏联战俘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他那血红的空眼窝直直地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康尼科夫拉了拉从二层铺上垂下来的神甫的脚，用蹩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夹杂在一起问道：
“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
加尔季神甫用煤球似的眼睛打量着大家的脸。
“大家都在那儿干。我也在那儿干，”他慢慢地说，“我们是奴仆。上帝会饶恕我们的。”
“这是他的职业。”莫斯托夫斯科伊补充说。
“但这不是您的职业。”加尔季用责备的口气说。
伊康尼科夫马上接着说：
“是啊，是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从你们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不过我不想宽恕自己的罪过。不能说全怪那些强迫你干的人，你是奴隶，你没有罪，因为你不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建造毒气工厂，我就对不起将来被毒气毒死的人。我可以说‘不干’！如果我有胆量不怕枪杀的话，有什么力量能强迫我干？我要说‘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干！”
加尔季的手挨到伊康尼科夫的白头。
“把您的手给我。”他说。
“好啦，现在牧师就要开导因为骄傲而迷途的羔羊了。”切尔涅佐夫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他这话，也不由得怀着同感点了点头。
但是加尔季没有开导伊康尼科夫，他把伊康尼科夫那肮脏的手拉到嘴唇边，吻了吻。
七 十
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和红军战士巴甫柳科夫聊天，巴甫柳科夫是他结识的少数苏联人之一，现在在医务所做卫生员。巴甫柳科夫对切尔涅佐夫诉说，很快就要把他从医务所赶出去，叫他去挖基坑了。
“这都是党员们搞的，”他说，“他们看不惯我占着一个好位置，认为我是行过贿的。他们当清洁工，厨房、盥洗间里到处都安排他们的自己人。老大爷，您该记得和平时期的情况吧？区委都是自己人，工会也都是自己人。不是吗？在这儿他们也搞自己的一套班子，厨房里都是自己的，好东西给自己人吃。他们供养老布尔什维克，像在疗养院里一样，可是您，就像狗一样，没人理睬，谁也不朝您看一眼。难道这公平吗？您也是给苏维埃政权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嘛。”
切尔涅佐夫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说，自己离开俄罗斯已经二十年了。他已经发现，“侨民”、“国外”这样一些词儿一下子就能使苏联人和他疏远。但是巴甫柳科夫听了切尔涅佐夫的话并没有紧张起来。
他们蹲在一堆木板上。巴甫柳科夫宽鼻子，宽额头。切尔涅佐夫心想，这真是人民的儿子。巴甫柳科夫朝在混凝土塔楼上走来走去的哨兵那边望着，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参加新编的志愿军，或者装做生病。”
“就是说，为了活命吗？”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干什么工作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来一碗，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到处是皮椅子，免得生虱子。请坐下，歇会儿，有人服侍你。这事儿只要我一说出来，马上就会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是这会儿我想，这样做生意对人民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呢？我定的价钱一定会比国家低一半。”
巴甫柳科夫侧眼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在我们的棚屋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志愿军啦。”
“为什么？”
“为了一碗菜汤，为了一件大衣，为了不至于干活儿累死。”
“还有什么原因吗？”
“有些人是有想法。”
“什么想法？”
“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是看到在集中营里有人被杀害。有的是受够了农村的贫穷。他们忍受不了共产主义，”切尔涅佐夫说，“这太卑鄙了！”
这个苏联人带着好奇的神气看了看这个侨民，这个侨民也看出他这种带有嘲笑与大惑不解意味的好奇神情。
“可耻，下流，恶劣，”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陈年老账的时候。算账也不应该这样算。自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土地。”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来，用手弹了弹屁股上的土。
“不可能有人说我热爱布尔什维克，真的，但现在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不要去参加叛徒弗拉索夫的军队。”
他忽然说不出话来，片刻之后又说：
“您听着，同志，别去。”
他因为又像青年时代那样说出了“同志”这个词儿，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激动，而且也不再掩盖自己的激动，喃喃地说：
“我的天啊，天啊，我能不能……”
……火车驶离站台。周围烟雾腾腾，其中有灰尘，有丁香花香和春季里城市的污水气味，有机车的灰烟，还有车站食堂厨房里冒出来的油烟。
信号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可是后来好像在其他绿灯和红灯之间停住不动了。
一个大学生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朝侧门走去。一个女子也像他一样，感情涌来失去自制，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他的额头、头发……他跨上车，一阵幸福感在心头涌起，头脑晕乎乎的，他觉得这是开始，将是他内容充实的整个一生的开端……
他在离开俄罗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一再回想起这个黄昏。他在巴黎的医院里，做完青光眼手术之后，常常想起这个黄昏。在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阴凉而幽暗的门洞时，也常常想起这个黄昏。
关于这一点，像他一样从俄国逃往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写过一首诗：
拄着拐杖浪游，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红轮马车在奔驰，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晚上把蜡烛点起，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不论天上人间，发生何事，我都会想起你……
他真想再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问问他：
“您认识娜塔莎·萨顿斯卡娅吗？她还活着吗？这几十年来您一直跟她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