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3）
六十一
谢廖沙·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所里过了两个昼夜。司令部的日子使他感到苦闷，他觉得这儿的人一天到晚没有事干，闲得难受。
他想起战前他怎样和奶奶一起在罗斯托夫等了八个钟头，等待开往索契的火车，他觉得今天的等待很像那一次等待换车。后来他觉得，把去“6—1”号楼比作去索契疗养院，简直好笑。他要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是警卫队长没得到将军的指示，不敢让他走。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叫去后，只问了两个问题，就中断了谈话去接电话了。警卫队长决定暂时不让小伙子走。说不定将军还要再叫他去呢。
警卫队长一走进掩蔽所，就看到小伙子看着他，便说：
“好的，我记着。”
有时候小伙子恳求的目光使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在这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吃什么。这儿又暖和。干吗要急着回去叫人家打死？”
当一天到晚炮火连天，一个人整个沉入战争的大锅里的时候，他往往无法理解、无法看到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朝旁边哪怕跨上一步。这时就像站到了岸上，能看到整条大河，就会想：难道我刚才就在这疯狂的水里，在浪涛里游过来的吗？
谢廖沙觉得原来在民兵团里的那段生活是很平静的：夜晚在黑沉沉的草原上放哨，远方天空闪着火光，民兵们在闲聊。
总共只有三个民兵进入拖拉机厂的居住区。波里亚科夫很不喜欢琴佐夫，说：
“整个民兵团就剩下一老一小，再加一个糊涂虫。”
“6—1”号楼里的生活遮没了过去的一切。尽管这种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却是唯一的现实，而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虚幻。只是有时候在夜里，脑海里出现奶奶那灰白的头，出现姑姑叶尼娅那带笑的眼睛，一向被慈爱浸润着的心就紧缩起来。
进入“6—1”号楼的头几天，他心里想：如果格列科夫、科洛密釆夫、安齐费罗夫等人忽然闯入他的日常生活，那会是十分奇怪和荒诞的。可是他现在有时候却觉得，如果他的姑姑们、他的表妹和姑父维克托闯入他今天的生活，那就太可笑了。
啊，奶奶听到谢廖沙这样会骂娘，准会吓一大跳……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是专门挑选了一些稀奇特别的人到“6—1”号楼里来，还是一些普通人一进这座楼就变得很特别了……
民兵队长克里亚金如果在这儿当领导，一天也干不了。还有琴佐夫，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却依然待下去了。但是他已经不像在民兵团里那样，已经改掉了行政机关的习性。
格列科夫！真是个刚强、勇敢、威风，却又那么平常的奇妙人物。他记得战前小孩子穿的鞋什么价钱，清洁工和钳工拿多少工资，在他叔叔所在的集体农庄里每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粮食和钱。
有时他谈起战前军队里的清洗，谈起授军衔的情形，谈起分配住房时怎样走后门，还谈到在一九三七年有些人写了几十次秘密报告，揭发臆造的人民敌人，因而得到将军官衔。
有时候，他的力量似乎在于他的狮子般的勇猛，在于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他就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地从墙豁口里跳出去，高声喊着“狗杂种们，叫你们尝尝厉害的！”拿手榴弹朝攻上来的德国佬扔去。有时候，他的力量又似乎在于他的纯朴随和，在于跟大楼里的人们的友谊。
他在战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业中学上过十年级，后来当建筑技术员，后来成为驻扎在明斯克附近的一支部队的步兵大尉，在野外和军营里指导操练，进过明斯克的训练班，晚上看书，喝酒，看电影，和朋友们打牌，和妻子吵嘴，妻子吃醋完全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和当地许多大姑娘小媳妇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于是他一下子在谢廖沙的心目中，而且不只是谢廖沙的心目中，成为英雄，成为敢做敢当的好汉。
谢廖沙周围来了许多新人，挤走了他心中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密采夫原是基干水兵，在军舰上服务，三次在波罗的海落水。
谢廖沙很喜欢科洛密采夫常常用鄙夷的口气谈起那些不能用鄙夷的口气议论的人，而对学者和作家却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尊敬。在他看来，所有当官的，不论是什么职位和头衔，跟秃顶的洛巴切夫斯基 [58] 或者病歪歪的罗曼·罗兰相比，都不算什么。
有时科洛密采夫谈起文学。他完全不像琴佐夫那样谈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爱国主义。他很喜欢一位作家，不知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尽管谢廖沙从来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科洛密采夫也忘记了这位作家的名字，但是谢廖沙相信他的作品很好，因为科洛密采夫常常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地夸奖他的作品，而且高兴得直骂娘。
“我为什么喜欢他？”科洛密采夫说。“因为他不教训我。男子汉找娘们儿，找娘们儿就是找娘们儿；当兵的喝醉了，喝醉了就是喝醉了；老头子的老伴儿死了，都写得实实在在。又好笑，又可怜，又有趣，反正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侦察员瓦夏·克里莫夫和科洛密采夫很要好。
有一次谢廖沙和克里莫夫潜入德军阵地，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出的一个大坑边，坑里坐着德军一挺重机枪的几个机枪手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上，观看德国兵的生活情形。一个小伙子解开上衣，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到衬衣领子里，刮起胡子。谢廖沙听到那沾满灰尘的硬扎扎的胡子在剃刀底下哧啦啦直响。另一个德国兵在吃扁平罐头盒子里的食品，谢廖沙在很短的一瞬间望着他的大脸，那张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那名观测军官在上手表。谢廖沙真想用低低的声音（免得把他吓坏）问问他：“喂，请问，什么时间啦？”
克里莫夫把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拉，将手榴弹扔进坑里。尘土在空中还没有落下，克里莫夫又扔出第二颗手榴弹，并且在爆炸之后立即跳进坑里。德国人全都死了，就好像在一分钟之前也不曾生活在世界上。克里莫夫被硝烟和灰尘呛得打着喷嚏，一面搜索他用得着的东西。他拿起望远镜，卸下重机枪的枪栓，从军官的热乎乎的手上捋下手表，又把机枪手的证件从军装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免得沾上血。
他把得到的战利品交了公，说了说事情的经过，请谢廖沙给他倒水洗了洗手，便挨着科洛密采夫坐下来，说：
“现在咱们来抽支烟。”
这时候，曾经说自己是“安分守己的梁赞老百姓，喜欢钓鱼”的别尔菲里耶夫跑来了。
“喂，克里莫夫，你干吗在这儿坐着？”别尔菲里耶夫喊道。“楼长找你，还要再上德国人住的楼房里去一趟。”
“马上就去，就去。”克里莫夫用歉疚的语调说着，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一支自动步枪和一帆布袋的手榴弹。他收拾这些东西很小心，似乎很怕把它们碰疼了。他对很多人称“您”，从来不骂娘。
“你不是洗礼派教徒吧？”有一次波里亚科夫老头子问他，虽然他已经打死一百一十个人了。
克里莫夫不是寡言少语的人，特别喜欢聊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是普济洛夫工厂的工人。克里莫夫自己是万能车工，战前在工厂技术学校当教师。克里莫夫说，技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被一颗螺丝钉卡住，喘不上气来，脸发了青，克里莫夫赶去抢救，拿平口钳把螺丝钉从学生喉咙里拔了出来，谢廖沙听了觉得十分好笑。
但是有一次谢廖沙看见克里莫夫喝了不少缴获来的酒，他的样子很可怕，格列科夫见到他似乎都有点儿胆怯了。
“6—1”号楼里最邋遢的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从来不刷洗靴子，走起路来就有一个靴后跟吧嗒吧嗒直响，别人不用转头，就知道这位炮兵中尉来了。不过他每天都要用一块麂皮把眼镜擦几十次，镜片度数不适合他的视力，所以他老以为灰尘和硝烟把他的镜片弄模糊了。克里莫夫好几次摘下被打死的德国人的眼镜送给他。可是他很不走运：眼镜框很漂亮，镜片却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技术学校教数学，其特点是自信心很强，常常用傲慢的语调说学生水平太低。
他曾经出数学题考谢廖沙，谢廖沙丢了脸。大家都笑起来，说要让谢廖沙留级，待到明年。
有一天空袭的时候，敌机像发了疯的锤工，用沉重的大锤砸在泥土、石头和钢筋上。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残破的楼梯上，在读一本书。格列科夫说：
“德国佬什么也搞不到。他们拿这样的傻瓜有什么办法？”
德国人所干的一切，非但没有让“6—1”号楼里的人感到恐怖，倒是引来他们的嘲笑和轻蔑。
“嘿，德国佬上劲儿啦。”
“瞧，瞧，这些下流坯想的好主意……”
“真是笨蛋，瞧你把炸弹扔到哪儿去啦？”
巴特拉科夫和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很要好。安齐费罗夫四十岁上下，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前线上这种现象是少见的。胃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一般都能自动痊愈。
不过在斯大林格勒鏖战中安齐费罗夫依然经受着很多疾病的折磨，疾病已经在他胖大的身体中扎了根。德国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病。
这个长着圆滚滚的秃头、圆脸和圆眼睛的人，在浑身被可怕的战火照得通亮的时候，依然悠闲自在地跟他手下的工兵们一起喝茶，那样子真是古怪离奇。他一般都是光着脚坐着，因为他脚上有鸡眼，一穿鞋就难受；他常常不穿制服，因为总觉得很热。他爱用一个蓝花碗喝滚热的茶，一面拿大手帕擦秃头上的汗，又叹气，又笑，朝茶碗吹气，头上缠着绷带的战士里亚霍夫时不时地用一个熏黑的大茶壶往茶碗里倒烧得滚开的陈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穿靴子，脚被硌得哼哧着，爬到碎砖堆上去，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光脚站着，不穿军服，不戴军帽，就像一个农民在狂风暴雨时候走出来站到门槛上，要看一看自己院子里的家当。
战前他担任工程主任。现在他的建筑经验用到了相反的方面。他的脑子时时在考虑如何破坏房屋、墙壁和地下工事。巴特拉科夫和他谈的主要话题是哲学问题。安齐费罗夫因为自己从建设转向破坏，所以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
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从哲学的高度出发，比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男人的脑力结构在哪些方面胜过女人的脑力结构，然后谈话转向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儿，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里，一切都不同了，就连人们需要的智慧也常常在呆头呆脑的巴特拉科夫这边。
“说真的，老弟，”安齐费罗夫说，“多亏了你，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了。可是以前我还以为我彻底了解全部奥妙：谁需要半斤酒加小菜，谁需要汽车轮胎，谁需要票子。”
巴特拉科夫当真以为正是他和他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见解，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对人们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回答说：
“是啊，老兄，可以说，咱们是相见恨晚呀。”
在地下室里住的是步兵，他们多次打退德军的进攻，并且响应格列科夫响亮的号令进行反击。
指挥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爬到碎砖堆上冒着被打死的危险唱歌儿，他从来不肯回答。也许他是要在这日日夜夜充满尸臭气的地方，不仅向自己和同志们，而且也向敌人显示，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道格列科夫、科洛密采夫、波里亚科夫、克里莫夫、巴特拉科夫和大胡子祖巴廖夫，能算是生活吗？
奶奶过去常说，头脑简单的干活儿的人都是好人，一直生活在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谢廖沙认为奶奶的说法显然是很对的。
可是聪明的谢廖沙还是发现了奶奶的错误，这错误就是：她总认为干活儿的人头脑都是简单的。
“6—1”号楼里的人头脑并不简单。有一天，格列科夫说的一番话就使谢廖沙大吃一惊：
“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可是列宁却说：‘以前领导你们的人糊涂，我会做明智的领导。’”
谢廖沙从来没听到有人这样大胆，敢指责内务部里的人，指责他们在一九三七年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
谢廖沙从来没听到有人带着这样沉痛的心情谈论普遍实行集体化时期农民所遭受的痛苦与灾难。有关这些问题的主要发言人是楼长格列科夫，不过科洛密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常常谈这些事。
这会儿，谢廖沙在司令部的掩蔽所里，觉得在“6—1”号楼以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长得使人难受。听着人们谈论值班，谈论各部门领导的召见，觉得不可思议。
他想象这会儿波里亚科夫、科洛密采夫和格列科夫在干什么。
晚上，寂静的时刻，大家又在谈报话员姑娘了吧。
格ˆ—科夫要是下了决心，什么也阻止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对他没有办法。
“6—1”号楼里的人都是极好的人，是刚强、勇敢的人。大概今天夜里祖巴廖夫又唱歌了……她一定是在无精打采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运呢。
“我要杀人！”他在心里喊道，但没弄清他要杀谁。
他哪儿行啊，他还从来没有吻过姑娘呢，可是那些家伙是老手，当然会欺骗她，玩弄她。
他听到不少艳史，说的是有些护士、女电话员、女测距员、女仪表员、女学生很不情愿地成为一些团长和炮兵营长的“野味”。他对这些艳史不欣赏，不感兴趣。
他看了看掩蔽所的门。他先前为什么没有想起，他可以谁也不问，站起来就走呢？
他站起来，开了门，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司令部值班参谋打来电话，说是根据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指示，要让被困的楼房里出来的战士立即去见政委。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 [59] 的故事所以永远能打动人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发生在蓝天之下，葡萄藤蔓丛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种地方重演着，不论是带有炸鳕鱼气味的窒闷的地下室，在集中营的棚屋，在机关会计室的算盘声中，还是在纺纱车间的灰尘里。
这故事又发生在瓦砾堆里，在德国轰炸机的隆隆声中，在人们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烂土豆和旧锅炉里的水滋养自己肮脏的、汗淋淋的身体的地方，发生在没有了安宁和寂静，只有打碎的石头、轰隆声和臭气的地方。
六十二
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担任门卫的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收到从列宁斯克捎来的一封信，是儿媳妇写来的。儿媳妇在信里说，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消息以后，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门口，望着一闪一闪的炮火和愁云密布的天上晃动着的探照灯光。宿舍里的人有时候找他说话，他却一声不响。说话的人以为老头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声音把话重说一遍。安德列耶夫就阴沉地说：“听见啦，听见啦，我没有聋。”就又不作声了。老伴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坏事，他的快活心情、悲伤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轰滥炸，重磅炸弹到处爆炸的时候，安德列耶夫老汉望着发电站各车间之间冒起的一股股灰尘和硝烟，心里想：“我那老伴儿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伙……”
可是这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炸坏的房屋残骸，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院子，一堆堆的黄土和扭七歪八的钢铁，着了火的油库那苦涩、潮湿的浓烟和黄黄的、火龙般的慢慢爬动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他的残生的象征。
难道他当年曾经坐在明亮的房间里，吃早饭准备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该不该为他添饭？是啊，他只有孤单单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她，胳膊晒得黑黑的，眼睛里洋溢着快活的神气。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时间不远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木头台阶，慢慢地走进斯皮里多诺夫的掩蔽所。斯皮里多诺夫看了看老头子的脸，说：
“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吗？”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您还年轻，”安德列耶夫回答说，“您的力气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气有的是，我一个人能走得到。”
这时候正在洗锅的薇拉没有立即明白老头子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转换话题，就说：
“薇拉，您该走了，这儿又没有医院，只有坦克和飞机。”
她笑了笑，摊开湿漉漉的两只手。
斯皮里多诺夫很生气地说：
“就连一些不认识她的人都说这话。不论谁看到她，都说，应该转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团军军委委员来了，来到我们的掩蔽所里，看了看薇拉，什么也没说，可是等他坐上汽车，却骂起我来：您怎么，没做过父亲吗，是不是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河去？我能说什么呢：她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他说得很快、很流畅，就好像天天在争论同一个问题的一些人那样。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望着早就绽了线的上衣袖子没有作声。
“在这儿简直收不到什么信。”斯皮里多诺夫又说。
“这算什么军邮。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没收到过岳母、叶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亚在哪儿，谢廖沙在哪儿，谁又能知道？”
薇拉说：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讯。”
斯皮里多诺夫对自己的话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动地说起来，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墙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这儿是怎么住的，她总是姑娘，是女的，这儿天天有男子汉挤来挤去，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时而是工作人员，时而是卫队，人挤得满满的，又嚷嚷，又抽烟。”
安德列耶夫说：
“您就可怜可怜快要生的孩子吧，在这儿孩子就完啦。”
斯皮里多诺夫对薇拉说：
“你想想看，万一德国人冲进来呢！那时候怎么办？”
薇拉没有作声。她自己相信，维克托罗夫会走进炸坏的发电站大门的，她会老远看到他穿着飞行服、软底靴，挎着图囊走来。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来了。乘车经过的战士们常常对她喊：
“喂，姑娘，你等谁呀？坐到我们车上来吧。”
她一时间也快活起来，就回答说：
“你们的汽车经不住人坐。”
在苏军飞机飞过的时候，她凝望着低低地飞行在发电站上空的一架架歼击机，似乎她就要认出维克托罗夫来了。
有一天，有一架歼击机在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摇了摇翅膀，薇拉就叫了起来，并且像一只失望的小鸟一样打着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跌过这一跤之后，她的腰疼了好几夜。
月底，她看到在发电站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这场空战不分胜负。苏军飞机进入云层中，德军飞机转过头朝西飞去。薇拉站着，望着没有了飞机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里还流露着极其紧张的神情，一名装配工从院子里走过，看见她这种神情，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伤了？”
她相信，她就会在这儿，在发电站和维克托罗夫见面，但是她觉得，如果把这一点告诉爸爸，命运之神就会怪她沉不住气，不让他们见面了。有时候她这种信心十分强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饼子，匆匆忙忙地扫地，收拾东西，擦洗脏鞋……有时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侧耳倾听一阵子，说：“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从掩蔽所里走出去，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问，怎样可以找到斯皮里多诺夫父女。
她一次也没有想过、一分钟也没有想过他会忘记她。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也和她一样，日日夜夜在急切地、深深地想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每天都在轰击发电站。德国人的技术很好，试射、发炮都很准，炮弹打在车间的墙壁上，一阵一阵的爆炸声震颤着大地。常常飞来一两架零散的轰炸机，投掷炸弹。有的敌机贴着地面飞，在从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拿机枪扫射。有时在远处的山冈上出现德军的坦克，这时能清楚地听到机关炮的嗒嗒声。
斯皮里多诺夫似乎已经习惯了炮击与轰炸，发电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好像同样也习惯了。不过，不论是他还是他们，习惯归习惯，同时却渐渐失去积蓄起来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就感到疲惫无力，很想躺到床上，拿棉袄把头蒙上，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睁眼睛。有时他拼命地喝酒。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岸上，渡过河去，在对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头看这发电站，宁愿蒙受当逃兵的羞耻，只要不再听到德军炮弹和炸弹的可怕的呼啸声。有一次，他通过附近的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高频电话和莫斯科通话，副人民委员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转达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领导的英雄集体致敬。”
这时他感到很难为情：哪儿谈得上英雄呀？此外，还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是德军正准备对发电站进行密集袭击，要用巨型的炸弹把发电站摧毁。听到这些传闻，手脚都发冷。白天，眼睛一直瞅着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敌机飞来。夜里，他有时忽然跳起来，因为仿佛听到越来越近的大批敌机沉闷而密集的隆隆声。胸前和背后常常吓出冷汗。
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神经紧张。总工程师有一天对他说：
“一点力气也没有啦，好像有什么妖魔鬼怪跟着我，我常常看着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这儿来，说：
“给我拿酒来，这些天我离了这种防弹剂就睡不着觉。”
他一面给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说：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应当学会一门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设备转移，要不然，你瞧，涡轮机留在这儿，咱们也只好陪着。别的工厂的人早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街上溜达了。”
有一天，他在劝薇拉走的时候说：
“我真不理解，我们这儿的人天天上我这儿来，拿出种种理由要求离开这儿，可是我实心实意劝你走，你却不走。要是准许我走的话，我一分钟也不耽搁。”
“我因为你才留在这儿，”她粗声粗气地回答说，“没有我，你会变成酒鬼。”
不过，当然，不能说斯皮里多诺夫一味地在德军炮火面前发抖。发电站的人也很勇敢，也担负着艰巨的工作，也笑，也说笑话，对于严峻的命运也有满不在乎的感觉。
薇拉一直在为孩子担心。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健康？她住在这闷人的、充满烟气的地下室里，每天大地都被炸得不住地颤动，这对孩子有没有影响？近来她常常觉得恶心，头晕。她这个当母亲的天天看到的是瓦砾堆、战火、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大地、盘旋在灰色天空的黑十字飞机，会生出多么悲伤、胆小、忧愁的孩子？也许，孩子甚至能听见可怕的爆炸声，也许，听到炸弹呼啸声，那蜷缩着的小小身体连动也不敢动，小小的头缩进肩膀里了。
常常有身穿肮脏油污的大衣，腰系士兵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一面跑一面挥手，微笑，喊叫：“薇拉，日子过得怎样？薇拉，想我吗？”她感觉到大家对她这个未来的母亲的亲热。也许，小东西也能感觉到这种亲热，他的心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候到机械车间去，现在这里在修理坦克，过去维克托罗夫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她在猜：哪儿是他的车床呀？她使劲儿想象他穿着工装或者飞行服的样子，但是他却总是穿着军医院的伤员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在车间里，不仅是发电站的工人，而且集团军基地的坦克手们也都认识她。她却无法辨别他们，因为干活儿的工人和干活儿的军人十分相像，都是穿着油糊糊的棉袄，戴着皱巴巴的帽子，手都很脏。
薇拉时时刻刻想着维克托罗夫，想着孩子，日日夜夜都感觉到孩子的存在。对于外婆、小姨叶尼娅、谢廖沙和托里亚的担心退到了次要地位，有时她想起他们，也只是感到怅惘罢了。
夜里，她想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向她求助，她低语着：
“妈妈，好妈妈，帮帮我吧。”
这会儿她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一筹莫展，完全不像刚才那样，还很沉着地对父亲说：
“别说了，我不走，哪儿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饭的时候，娜佳随口说：
“托里亚喜欢吃煮土豆，不怎么喜欢吃烤土豆。”
柳德米拉说：
“到明天他正好十九岁零七个月。”
晚上，她说：
“玛露霞要是听说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60] 的暴行，会多么伤心呀。”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工厂里开完大会回来了，维克托帮她脱大衣，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天气真好，空气又干，又冷。你妈妈会说：像葡萄酒。”
维克托回答说：
“妈妈还说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在流动着，好像漂游在大海里的大冰块，在寒冷而昏暗的水中游动的水下部分支持着水上部分，水上部分抗击着波涛，听着水的喧嚣与拍溅，散发着寒气……每当朋友家的年轻人进入研究生院，论文答辩，恋爱，结婚，除了祝贺和家长里短的议论之外，往往免不了几声慨叹。
每当维克托听到熟识的人在战争中牺牲，就好像他身上有一部分活的物质死了，脸上的血色也暗淡了。不过死者的声音依然在生活的喧嚣中回荡着。
维克托的思绪和心灵所萦系着的时代是可怕的，它也波及了妇女和孩童。在这段时间里，他家里死了两个妇女、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几乎还是孩子。维克托常常想起有一次他听到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念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两行诗：
捕狼犬的时代向我扑来，
但我不是狼，生来就不是……
不过这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他和这时代生活在一起，死后仍然联系在一起。
维克托的研究工作依然进行得很不顺利。
战前早就开始的试验，没有得到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尽管有决心打破现有的理论，但依然显得凌乱、不合理，使人丧气。
起初维克托认为，他失败的原因在于试验不完善，缺乏新的仪器设备。他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很生气，似乎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只是关心生活琐事。
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才华横溢、乐观而可爱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天天想方设法去弄酒票买酒，不在于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在工作时间发表长篇议论或者讲解这个或那个院士享受什么样的供应，某某院士的供应要怎样分配给两位过去的夫人和一位现在的夫人，也不在于安娜·纳乌莫芙娜天天唠叨她和女房东的关系。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思想很活跃，很清晰。马尔科夫照样很赞赏维克托·施特鲁姆知识渊博，善于进行精密的试验，冷静地进行推理。安娜·纳乌莫芙娜虽然住在寒冷而残破的过道小屋里，工作还是非常勤奋，非常踏实。维克托照样因为有索科洛夫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自豪。
不论多么精确地安排试验条件，不论怎样检查测定，不论怎么校正计量器，都不能得出明确的结果。在重金属有机盐在强辐射下受到的影响这一研究中，也出现了混乱现象。有时维克托觉得这种盐粒就像一个毫无礼貌和理性的小矮子，戴着耷拉在耳朵上的小圆帽，脸上搽着红粉，对着理论的严肃面孔不停地做鬼脸，还做着下流动作和轻蔑的手势。参与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学家。数据计算是无可指摘的，德国与英国一些有名的实验室里几十年来积累的试验资料为理论提供了证据。战前不久在剑桥进行过一次试验，可以证实理论所预言的粒子在特殊环境中的反应。那次试验的结果是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可是维克托依然觉得那次，那次试验是不够实际的，就像证实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进入太阳磁场会出现偏斜的试验。触动这一理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就好比一名士兵要撕掉元帅的金肩章。
可是小矮子依然在做鬼脸，在做轻蔑的动作，而且没办法叫他老实下来。在柳德米拉去萨拉托夫之前不久，维克托想到，扩大理论探索范围是可能的，当然，这就需要做出两种任意的假设，需要大大加强数学计算。
新的方程式涉及索科洛夫所擅长的一个数学分支。维克托觉得自己在这一数学领域没有足够的把握，便求助于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很快地为扩展理论算出新的方程式。
问题似乎解决了，试验数据不再与理论相矛盾了。维克托为此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祝贺，索科洛夫也向维克托祝贺，可是担心和不满意依然存在。
不久，维克托又苦闷起来。他对索科洛夫说：
“我发现，每天晚上柳德米拉一拿起毛线织补袜子，我的情绪就坏了。这使我想起我和你，我和你在织补理论，粗糙的活儿，毛线的颜色也不一样，是瞎折腾。”
他喜欢摆出自己的疑虑，幸而他不会欺骗自己，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扩展理论没有任何好处。理论一旦经过织补，就失去内部的协调，任意的假设会使理论丧失其自主的力量和独立的存在，其方程式会十分复杂，运用起来很不容易，理论就会带有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意味，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才能出众的马尔科夫安排了一系列新的试验，得出的结果又与算出的方程式产生了矛盾。为了解释这一新的矛盾，只好提出另一种任意的假设，又要用火柴和碎木片支持理论。
“瞎折腾。”维克托自己对自己说。他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对头。
他收到克雷莫夫工程师一封信。克雷莫夫告诉他，他所订制的仪器的浇铸和磨光工作要推迟一段时间，工厂正忙着生产军用品，看样子，所需要的仪器要比原定时间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生产出来。
不过，维克托收到这封信并没有感到难过。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等待着新仪器了，不相信新仪器会改变试验结果。有时他非常烦恼，这时很希望快点儿收到新仪器，以便最后证实，大量的扩展的试验资料，是彻头彻尾与理论相矛盾的。
研究方面的不顺利与他的个人伤心事交织起来，一切都变得灰暗，绝望。
这种灰沉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他变得很容易生气，对家务琐事似乎有了兴趣，常常过问柴米油盐的事，看到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总觉得惊讶不解。
他关心起柳德米拉和房东家的争执。房东要求增加房租，因为使用了他们家的柴棚。
“你跟房东太太谈得怎么样啦？”他问道。等他听过柳德米拉的叙述，又说：“唉，他妈的，这娘们儿真坏。”
现在他不考虑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不考虑科学是福还是祸。要考虑这些问题，必须自觉是主人，是强者。然而这些天来他一直感到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受雇的徒工。
他似乎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从事研究了，他所经受的痛苦使他失去了研究科学的力量。他在脑子里一一回想了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他们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时代取得的，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以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了。仅此一点，他们就足以自豪。而他却没有在年轻时做出终生可以回忆的事情，只有坐等老死。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的伽罗华在二十一岁就死了，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就发表了专著《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赫兹死时不到四十岁。这些人的命运和维克托之间存在的差别，简直有如云泥！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他想暂时停止试验工作。但是索科洛夫认为，应当继续进行试验，等新仪器来了，许多问题可能解决。维克托本来想对他说说刚收到的工厂来信，现在甚至忘记了。
维克托看出来，妻子知道他的研究很不顺利，但是她不跟他谈他的研究。
她不关心他生活中的主要的东西，而把时间用于做家务，同玛利亚聊天，同房东太太争吵，为娜佳做连衣裙，同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来往。维克托很生她的气，不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已经恢复了习惯的生活，而她所以做习惯的事情，正因为已经习惯了，不需要什么精力，她的精力已经没有了。
她一面做面条汤，一面谈娜佳的鞋子，因为她做了多年的家务事，所以现在像机器一样做着已经习惯了的事情。他却没有看出来，她虽然像以往一样生活，在生活中却没有感觉了。好比一个行路人，想着自己的心思，在走惯了的路上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水沟，却没有觉察到有坑洼和水沟。
要想跟丈夫谈他的研究，她需要新的力量、新的精神资源。她没有力量。维克托觉得，她对一切事情的兴趣都还保留着，只是对他的研究没有兴趣了。
柳德米拉在谈到儿子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些事，似乎说明丈夫对托里亚不够好，维克托觉得很委屈。她好像是在总结托里亚与继父的关系，而结论总是对维克托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托里亚很可怜，有一个时期脸上出了很多粉刺，他很难过，甚至要我找美容师给他弄点儿药膏治一治。可是维克托还一个劲儿地笑话他。”
这的确是事实。
维克托很喜欢逗托里亚。托里亚回到家来，向他问好，他常常把托里亚仔细打量一遍，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哎，伙计，你脸上好像出星星啦。”
近来维克托一到晚上不喜欢坐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钢琴弹得不错。有时去找喀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但多半还是去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那小小的房间，喜欢殷勤好客的玛利亚那亲切的笑容，尤其喜欢茶余酒后的聊天。每当他很晚串门子回来，一走到家门口，暂时忘却的苦闷又袭上心头。
六十四
维克托没有从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个麻子，相貌很丑。黑皮肤衬得白头发特别白，白头发又使黑皮肤显得特别黑。
卡里莫夫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细听，才能听出在发音与用词造句方面的细微差异。
维克托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已经很有名气，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将《神曲》、《格列佛游记》译成鞑靼语，最近又在译《伊利亚特》。
当他们还不熟识的时候，他们走出大学的阅览室，常常在吸烟室里见面。图书管理员是个衣着马虎，爱抹口红又十分健谈的老太婆，对维克托说了不少有关卡里莫夫的事情。说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在克里木有别墅，战前每年一大半时间在海边度过。战争时期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没有她们的音信。老太婆还向维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过长达八年的艰难经历，但是维克托却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这一消息。看样子，老太婆也把维克托的情况对卡里莫夫说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就彼此了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时不是微笑，倒是皱起眉头。有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的前厅里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笑起来，说起话来，才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维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说的话感兴趣，但在卡里莫夫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有兴趣说话。维克托有过很不愉快的经验，常常碰到一些交谈者，似乎又聪明又机智，实际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维克托在他们面前连说话都很吃力，声音也变僵硬了，说的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有点儿像聋哑盲人了。有些人，在他们面前任何真诚的话都带有做作的腔调。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识，但在他们面前维克托感到自己特别孤独。
为什么会这样？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争论的参与者—只要有人在场，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不再感到孤独。
他们在一起走着，说着话儿，维克托心想，现在，特别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这种情形从来不曾有过，以前他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不论在电车上，在吃饭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早晨洗脸的时候。
也许，他钻进的这个死胡同太气闷了，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摆脱有关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维克托问道。
卡里莫夫说：
“脑袋一点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在想着老婆和女儿，有时觉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会看到她们的，有时会出现一种预感，觉得她们都完了。”
“我了解您。”维克托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见过。
索科洛夫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是长篇大论。很难相信，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会有这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
索科洛夫还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尔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为怕传染，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头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面包皮剥掉。
维克托在宣读他的论文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能这样细致、大胆地思考，这样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极其复杂和细微的原理，平常说话竟那样冗长，那样啰唆。维克托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之间倒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如“他妈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谈话时常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战前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或者故意换个话题。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奇怪的顺从态度，对于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没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认为国家的灾祸是自然的灾祸，是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强者的顺从中，表现在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
六十五
马季亚罗夫说话平静而从容，他不为那些后来被当做人民敌人和祖国叛徒枪毙了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不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从他赞扬克里沃卢奇科和杜波夫的口气，从他提到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一些指挥官和政委的名字时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尊敬，可以感觉出来，他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特宾科、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谈论这些大事，口气之平静与从容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这真是全新的历史。就连当年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虑过去的生活，把自己从勇士变为懦夫，从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会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真理的逻辑，有朝一日必然会显露它的本来面目。在战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谈话。有一次他说：
“唉，所有这些人如果活到今天，都会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作战，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真不该把他们杀掉……”
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喀山本地人，是索科洛夫家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到傍晚时候才下班回家。两个儿子都在前方。阿尔捷列夫在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他穿着很不讲究，没有皮大衣和皮帽，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胶布披风，头上戴一顶油糊糊、皱巴巴的圆帽，去上班的时候把圆帽紧紧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来，总是呵着冻得发僵发红的手指头，羞怯地对坐在桌边的人笑着，维克托觉得，好像他不是房东，不是大工厂的大车间的主任，而是一个穷邻居，是寄人篱下的。
就如这天晚上，胡子拉碴、两腮瘪下去的阿尔捷列夫就站在门口，听马季亚罗夫在说话，看样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响。
玛利亚在前往厨房的时候，走到他跟前，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他吓得直摇头，看样子，是玛利亚请他吃饭。
马季亚罗夫说：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养病的，他对我说，在前线党委会有人对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个中尉一顿耳光。在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样的事。”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嘛。”维克托说。
“这是下属打领导部门的人呀，”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不同的。”
“在我们厂里，”阿尔捷列夫说，“厂长对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尔约夫同志’，他就生气，必须喊他‘厂长’。前几天在车间里有一位老技术员得罪了他，他又骂娘又嚷嚷，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然我叫你滚，你就得滚你妈的。’那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二岁了。”
“工会不说话吗？”索科洛夫问道。
“还说什么工会，”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号召做牺牲：战前准备迎接战争，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等战后工会又要号召消除战争后果。哪儿会关心老头子的事？”
玛利亚小声问索科洛夫：
“是不是该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说，“给我们弄茶来。”
“她动作多么轻悄呀。”维克托在心里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玛利亚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进半开着的厨房的门。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撬锁盗窃；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玛利亚端着茶具走了进来。索科洛夫忽然用拳头在桌上一擂，说：
“算啦！我恳切地、坚决地要求不要再谈这一类的事啦。”
玛利亚半张着嘴，看着丈夫。茶具在她手里叮当响起来，看样子，她的手发抖了。
“瞧，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取消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存在了一小会儿。好在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没有听到这些造反的话。”维克托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索科洛夫愤慨地说，“资产阶级民主过时啦。”
“不错，显示倒是显示了，”维克托说，“不过，芬兰的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九四〇年与我们的集中制相遇，我们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再说，老技术员的事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维克托回头看了看，看到正在听他说话的玛利亚凝视的眼睛。
“问题不在芬兰，而在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哎，算啦，彼得。”马季亚罗夫说。
“可以这样说，”维克托说，“在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
“什么样的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有许多人，本来现在可以参加战斗的，却被关起来了，”马季亚罗夫说，“你们瞧，伏尔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不过，这和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道。
“怎么没有关系？”维克托说。“彼得，依您看，难道士官的遗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枪毙自己的吗？”
他又看到玛利亚那凝神注视的眼睛。他心想，他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实在奇怪：马季亚罗夫一批评国家，他就和他争论；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驳马季亚罗夫，他又批评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讲话，但是一谈到总的路线，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你们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囯人给予我们国家的打击太强烈，我们国家能经住这样的打击，恰恰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而不是软弱。你们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会说：瞧，好大的影子。但是你们忘记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动力的社会发动机，能够产生种种奇迹。已经产生了不少奇迹。今后还会产生许多奇迹。”
“如果国家不需要你，就会把你折腾够，把你和你的思想、计划和文章弄得一钱不值，”卡里莫夫说，“如果你的思想与国家利益相符，就会让你坐上飞毯，青云直上！”
“就是，就是，”阿尔捷列夫说，“我曾经被派到一处特别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不时给主管人打电话。设备是一流的。原料、零件、备件，要什么有什么。生活条件好极了。有浴室，炼乳每天早晨送到家。一辈子我还没过过那样的日子呢。生产上的供应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干什么事都不靠公文来往。”
“老实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就像童话里的巨人一样，都是人安排的。”卡里莫夫说。
“如果在国家的重要国防工程方面能这样完善，那原则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业中推行这样的制度。”索科洛夫说。
“禁区！”马季亚罗夫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原则，不是一种原则。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海至波罗的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需要，一头是人民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就是，就是，从这种禁区再往旁边跨一步，就是胡闹，”阿尔捷列夫说，“有时附近的喀山需要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得按计划把产品运往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运回喀山。我们需要装配工，可是我们修建托儿所的贷款没有花完，我们就要把装配工送往托儿所做保育员。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发明者向厂长建议，可以生产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计划的二百件，厂长把他撵走，因为厂长正在煞有介事地执行计划，所以别多事。如果生产停顿，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卢布在市场上买到，那他宁可损失两百万，不肯冒险花三十卢布去买材料。”
阿尔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扫了扫听他说话的人，又很快地说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说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过根据不同劳动，有所差别。一个售货员的实际所得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五倍。可是领导人、厂长、委员们就知道一点：完成计划！不管你是否饿肚子，是否浮肿，计划都要完成！我们原来的厂长是什马特科夫，他常常在会议上喊叫：‘工厂比亲娘更重要，你们就是脱三层皮，也要把计划完成。谁要是不自觉，我要亲自揭他三层皮。’后来忽然听说，他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我问他：‘厂长同志，生产计划还没有完成，您怎么丢下工厂要走啦？’他毫不掩饰，坦率地回答说：‘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再说，到那儿要分给我一套好房子，还有花园，我妻子身体不大好，需要新鲜空气。’所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国家要把工厂交给这样的人，却把工人、党外的著名学者看得不值几个钱。”
“原因十分简单，”马季亚罗夫说，“交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学校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是制度的心脏，是最神圣的东西：产生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权力。”
“我说的就是这话，”阿尔捷列夫不想把谈话变成说笑话，继续说，“我很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是我的心不够狠，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三层皮。剥自己的皮还可以，剥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维克托继续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觉得有必要反驳一下马季亚罗夫，虽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说的话都很对。
“您的话有很大的毛病，”他说，“难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兴建国防工业的国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致吗？我认为，飞机、大炮、坦克是我们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这话完全对。”索科洛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