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0）

四十六

一九三七年被捕后死去的老医生卡拉西克的女儿娜塔莎，在车厢里不时地试着唱歌。有时她在夜里也唱，但是人们并不生她的气。

她一向很腼腆，说话总是低垂着眼睛，声音几乎听不到，平时串门儿也只是上最亲近的人家去，看到一些姑娘有胆量在晚会上跳舞，她总是感到惊讶。

在挑选应予消灭的人时，没有把她算在手艺人和医生之列，这些人是留下性命的，因为还有点用；一个憔悴不堪、白了头发的姑娘活着没什么用处。

一个警察推搡着把她带到集市上一个灰土包跟前，那儿站着三个醉醺醺的人，其中一个是现在的警察局长，她战前就认识，那时他是一个铁路仓库的守卫队长。她甚至不明白，正是这三个人在裁决人的生与死。警察猛地一推，把她推到乱哄哄的人群里，这是一千多个被认为活着无益的女人、孩子和男人。

然后他们冒着此生最后一次暑热朝飞机场走去，看着大路两旁落了一层灰土的苹果树，最后一次尖声高叫，撕自己身上的衣服，祈祷。娜塔莎一声不响地走着。

她从来没想到，人的血在阳光中那样鲜红。有时叫声、枪声、呼吸声停息一小会儿，这时便可以听见坑里咕咕的流血声，鲜血在白白的人体上奔流着，就像流在白白的石头上。

然后发生的事就不值得可怕了：自动步枪的扳机轻轻扣动，刽子手的脸色很平常、不凶狠，而且杀人已经杀累了，正在耐心地等着她怯生生地往他跟前走，等着她站到咕咕流血的大坑边上。

夜里，她拧干浸透了血的小褂，回到城里—死人是不会从坟里走出来的，就是说，她还活着。

当娜塔莎走过一户户人家朝隔离区走的时候，她看到广场上在举行游艺会，管弦乐队在演奏她一向喜欢的一支悲伤的、带有幻想意味的华尔兹舞曲，在朦胧的月光和灯光下，在灰尘飞扬的广场上旋转着一对对舞伴，有姑娘，有士兵，脚步摩擦声与音乐声混合到一起。憔悴不堪的姑娘这时候高兴起来，并且有了信心，于是她唱了又唱，轻轻地唱，预感到有幸福在等待着她，有时候，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甚至想要跳几步华尔兹呢。

四十七

战争开始后的一切事情，小达维德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天夜里，车厢里这孩子的脑海里出现了不久前经历的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外婆领着他上布赫曼家去。天空繁星点点，天边十分明亮，呈现出黄绿色，牛蒡叶子拂在腮上，就好像是什么人的凉丝丝、潮乎乎的手掌。

人们躲在阁楼上的夹层墙里。房顶的黑铁皮白天晒得烫人。有时阁楼上充满灯油气味。隔离区的大火在燃烧。白天大家都躲藏着，一动不动地躺着。布赫曼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单调地哭着。布赫曼有心脏病，白天大家把他当作死人，到夜里他吃饭，跟老婆吵嘴。

忽然狗叫起来。听到外语说话的声音：“阿斯塔！阿斯塔！犹太人在哪儿？” [51] 头顶上响起轰隆轰隆的声音。德国人从天窗爬上房顶。后来，德国人钉了铁掌的靴子在铁皮房顶上踩起的轰隆声停息了。在墙脚下可以听到轻轻的、有用意的敲打声—有人敲墙传递信息。里面的人静了下来，是一种紧张的寂静，肩头和脖子上的肌肉哆嗦着，由于紧张，眼睛瞪得老大，牙齿龇露着。

小斯维特兰娜在轻轻的敲墙声中又哼起了没有歌词的诉怨曲。小姑娘的哭声忽然断了。达维德回头朝她看了看，却看到斯维特兰娜的妈妈列维卡·布赫曼的发狂的眼睛。

在这之后，有一两次他眼前刹那间浮现出这双眼睛和那小姑娘像布娃娃一样耷拉到后面的头。

可是战前的事他却记得很清楚，常常想起来。在这车厢里，他像个老头子一样，一个劲儿地想着过去，珍惜过去，玩味过去。

四十八

十二月十二日，达维德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给他买了一本带画的书。在林中空地上有一只灰色的小羊羔，周围黑压压的森林显得特别凶恶。在黑褐色的树干和毒蘑菇丛中，可以看到一只狼的红红的、龇着牙的大嘴和绿色的眼睛。

只有达维德知道小羊羔一定要遭殃。他拿拳头敲桌子，拿手掌捂着林中空地，不让狼看见，但是他明白，他救不了小羊羔。

夜里他喊：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醒来，朝他走来，就像漆黑的夜里飞来一片云彩。他幸福地打起呵欠，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保护着他，不再怕这黑压压的夜晚的森林。

等他长大了一些，他又害怕起《热带丛林之书》里的红狗。有一天夜里，屋里好像到处都有这种红色的猛兽，达维德就光着脚踩着五斗柜拉开的抽屉跨过去，钻到妈妈被窝里。

有一次他发高烧，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他躺在海边沙滩上，小指头般细小的海浪冲得他的身体痒痒的。忽然在天边冒起一座蓝蓝的、无声无息的水山，水山越来越高大，并且飞快地朝他冲来。达维德躺在热乎乎的沙滩上，蓝黑色的水山朝他压过来。这比狼和红狗更可怕。

早晨，妈妈去上班。他走到黑黑的楼梯上，往一个蟹肉罐头空盒子里倒一碗牛奶，有一只尾巴细长、鼻子灰白、眼睛流泪的讨饭的猫是知道来喝的。有一天，邻居家一位大婶说，天亮时候来了几个人，带着一个小箱子，把讨人嫌的讨饭猫弄到研究所去了。

“我上哪儿去找那个研究所？这根本做不到嘛，你忘掉那只倒霉的猫吧，”妈妈看着他那恳求的眼神说，“你以后在人世上怎么过呀？心肠不能这样软。”

妈妈想把他送进儿童夏令营，他哭，央求不去，绝望地扬着手臂叫道：

“我可以去外婆家，就是不去那个营！”

他妈妈带着他到乌克兰找外婆，他在火车里几乎什么也不吃：在人前吃熟鸡蛋，或者撕开浸油的包装纸吃肉饼，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妈妈陪达维德在外婆家里住了五天，就准备回去上班。他跟妈妈分别的时候，没流眼泪，只是使劲儿搂住妈妈的脖子，妈妈说：

“傻孩子，搂得我喘不上气来啦。这儿有这么多便宜的草莓，过两个月我再来接你回去。”

外婆罗莎家门口就有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一条线的公共汽车是从城里开往皮革工厂的。去世的外公原是一位崩得分子，是一个有名的人物，过去住在巴黎。外婆因此受到尊敬，也因此常常失去工作。

从开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无线电广播：“基辅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白天大街上空空荡荡，有时制革专科学校的男女学生们从大街上走过，隔着街互相叫喊：“别拉，你考及格了吗？”“雅什卡，你来复习马克思主义！”这时候大街上才热闹起来。

傍晚时候，皮革厂工人们，商店店员们，还有市广播站修理工索洛卡纷纷回家。外婆在一家门诊所基层工会工作。

外婆不在家，达维德也不觉得寂寞。

外婆家旁边，有一处没有主儿的老果园，苹果树已经老得不结苹果，老山羊在里面吃草，带记号的母鸡在里面打食儿，蚂蚁不声不响地在小草上爬。城里的鸟儿乌鸦和麻雀在果园里闹闹嚷嚷，十分得意，达维德叫不出名字的一些田野的鸟儿飞进果园里，感到十分胆怯，就像羞涩的乡下姑娘。

他听到了很多新词儿：gletchik，dikt，kalyuzha，ryazhenka，ryaska，puzhalo，lyadache，koshenya。 [52] 他听出这些词儿和他听惯了的母语又一样又不一样。他听到了犹太话。他感到惊讶的是，妈妈和外婆当着他的面也说起犹太话。他从来没有听到妈妈说过这种他不懂的话。

外婆带他走亲戚，来到她的胖外甥女列维卡·布赫曼家。达维德看到屋里有很多编织的白色窗帘，十分吃惊。身穿制服、脚蹬皮靴的国家银行会计爱德华·伊萨科维奇·布赫曼走了进来。

“哈伊姆，”列维卡说，“这是咱们从莫斯科来的客人，拉娅的孩子。”又转身对达维德说：“来，见见爱德华姨父。”

达维德向这位会计主任问道：

“爱德华姨父，为什么列维卡姨妈管您叫哈伊姆？”

“哦，这问题有意思，”爱德华说，“难道你不知道，在英国哈伊姆就是爱德华？”

过了一会儿，有一只猫在门上乱抓起来，等到猫终于把门抓开，就看到屋里有一个小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瓦罐上。

礼拜天达维德跟着外婆到市场上去。他在路上看到的有披黑头巾的老奶奶，有睡眼惺忪、愁眉苦脸的女列车员，有带蓝提包或红提包的神气活现的当地领导人的夫人，有穿高筒靴的农村妇女。

一些乞讨的犹太人用气势汹汹的粗大嗓门儿叫喊着，似乎别人对他们施舍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害怕。在石子铺的马路上奔驰着集体农庄的吨半货车，装着一袋袋的土豆或麦麸，一笼笼的母鸡，母鸡在汽车颠簸的时候咕咕乱叫，就像一群病弱不堪的老奶奶。

最使他注意、使他难受和害怕的是肉货摊。达维德看到，有人从大车上拖下宰好的黄牛，那死牛半张着苍白的嘴唇，脖子上那弯弯的白毛沾满了血。

外婆买了一只很嫩的花母鸡，提着鸡腿，鸡腿用白布条子捆着。达维德在旁边走，老想拿手帮助鸡把没有劲儿的头抬高一点儿。他很吃惊，外婆怎么这样狠心。

达维德想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他原来不懂的话。妈妈说，外公祖上都是知识分子，外婆祖上都是店主和买卖人。大概就因为这样，外婆对鸡一点也不心疼。

他们走进一个小院子，一个戴小圆帽的小老头儿迎着他们走出来，外婆跟他说起了犹太话。老头儿把鸡抓在手里，嘟哝起来，花母鸡信任地咕哒咕哒叫了几声，然后老头儿做了一点儿什么，那动作又快又利索，但是似乎又很可怕，紧接着他把鸡隔着肩膀一扔，那鸡便扑打着翅膀跑起来，达维德看到那鸡已经没有头，跑的只是没有头的身子，老头儿已经把鸡宰了。那鸡身子跑了几步，便倒在地上，用有劲的嫩爪子乱抓土地，过一会儿就不动了。

到夜里，这孩子觉得，那些死黄牛和被宰的小牛犊身上的潮湿气味钻进屋里来了。

住在画上的森林里的死神，原先是在画上的狼偷偷走向画上的小羊的地方，在这一天从画上下来了。他第一次感觉到，他也会死，不是像画上那样死，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死。

他才知道，妈妈将来也会死的。来找他和她的死神不是从画上的森林，不是从黑压压的枞树丛里来，而是从这空气中、从生活中、从家里来，想躲也躲不开。

他对死的感触是那样深、那样真切，这样的感触只有小孩子和伟大的哲学家才会有，伟大哲学家的思维力之强和小孩子感情的单纯与强烈，是差不多的。

那坐垫已破、上面重新钉了胶合板的椅子，那厚实的衣橱，散发着一种宁静的、亲切的气味，就像外婆的头发和衣服上的气味。这儿的夜晚是暖和的，表面上很宁静。

四十九

在这个夏季，他的生活离开了拼字方块，离开了画在识字课本上的图画。他看到，公鸭子那黑黑的翅膀泛着多么好看的蓝色光泽，鸭子笑起来和叫起来多么好玩，多么好笑。枝丛里闪烁着白色的甜樱桃，他顺着疙疙瘩瘩的树干爬上去，爬到樱桃跟前，一伸手就摘下来。牛犊拴在空地上，他走过去，拿糖块喂牛犊；小牛犊看到胖乎乎的男孩那可爱的眼睛，快活得惊呆了。

红头发的佩契克走到达维德跟前，说：

“咱们来干一架！”

外婆院子里住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彼此十分相像。帕尔丁斯卡娅老奶奶来到外婆屋里，慢悠悠地说：

“罗莎·努西诺芙娜，您觉得怎么样，索尼娅上基辅去啦，又跟丈夫和好啦。”

外婆把胳膊一扬，笑着回答说：

“噢，您又看着笑话了。”

达维德觉得这儿的世界比基洛夫街上更好，更可爱。在基洛夫街上的时候，在小小的沥青院子里经常有一个姓德拉科—德拉康的浓妆艳抹的卷发老太太带着卷毛狗在散步，每天早晨大门口都停着一辆“吉斯—101”小汽车，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女邻居，抹口红的嘴上叼着香烟，对着公用煤气炉一个劲地嘟哝：

“你这托洛茨基分子，把我炉盘上的咖啡推过来。”

妈妈那天夜里领着他出了车站。他们顺着洒遍月光的石子铺的大街往前走，经过一座白色的天主教堂，在神龛里站着瘦削的弯腰戴着荆冠的耶稣，个头像个十二岁的男孩，又经过妈妈过去上过的专科学校。

过了几天，在星期五的傍晚，达维德看到一些老头子在一片金色灰尘中朝犹太教堂走去，那灰尘是光脚的足球队员在空地上蹚起的。

这儿的乌克兰式白房子，咯吱咯吱的水井吊杆，黑白相间的祈祷服上使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圣经故事的古老纹饰，这一切糅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惊人的美。这儿有《民间歌手》 [53] ，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书，有物理课本，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国内战争时期跑来的鞋匠和裁缝的儿子，有区委指导员，有区工会理事会的斗士和宣传员，有汽车司机，有侦讯处的侦查员，有马克思主义讲解员。

达维德来到外婆家以后，才知道妈妈是很不幸的。首先告诉他这一点的是拉赫莉阿姨，是一个胖胖的女人，两腮通红通红的，就好像老是在害臊。她说：

“扔掉你妈妈这样好的女人，实在是罪过。”

过了一天，达维德已经知道，他的爸爸上一个俄罗斯女人那儿去了，那女人比他大八岁，他在音乐厅每月挣两千五百卢布，妈妈不要赡养费，仅仅靠自己每月挣的三百一十卢布生活。

达维德有一天把装在火柴盒里的一个蚕茧拿给外婆看。

可是外婆说：

“嘿，你留这脏东西干啥，快点儿扔了。”

迖维德有两次跑到货车站，看着往车厢里装牛、羊和猪。他听到老牛哞哞直叫，不知是在诉苦，还是在祈求怜悯。达维德心里很害怕，可是穿着又脏又破的服装的铁路工人在车厢旁边走来走去，也不转过疲惫的瘦脸去看看哞哞叫的老牛。

达维德来了一个星期之后，外婆的邻居、农机厂钳工拉萨尔·扬凯列维奇的妻子杰波拉生下头生儿子。去年杰波拉到科雷马去探望姐姐，在雷雨时候受到电击；她像死人一样躺了两个钟头，后来被救活了，今年夏天就生了孩子。她十五年来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外婆对达维德说的。外婆又说：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光是这样：去年医生还给她做过手术。”

有一天，外婆带着达维德看望这家邻居。

“嗯，拉萨尔。嗯，杰波拉。”外婆看了看躺在衣服篮子里的两脚动物。她说话带着一种很严厉的口气，好像警告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对待这出现的奇迹不能马虎。

在铁路旁边的一座小屋里住着索尔金娜老太婆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又聋又哑的理发匠。邻居都很怕他们。

“他们不喝酒的时候，挺老实，”帕登斯卡娅老奶奶对达维德说，“等他们一喝了酒，就要打架，又嚷嚷，又拿刀子，窜来窜去，跟野马一样！”

有一次外婆叫达维德去给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送一小罐酸奶油……她那间屋子非常小。桌上有一只小碗，墙上钉着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一本的小书，小床上面挂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妈妈和襁褓中的达维德。达维德看到照片，穆霞·鲍里索芙娜脸红了，并且说：

“我跟你妈妈是同桌同学呢。”

他给她念了关于蜻蜓和蚂蚁的寓言故事，她也小声给他念了一首诗的开头：

“看到砍伐森林，萨沙哭了……”

早晨，院子里闹哄起来：索洛蒙·斯列波依家里一件皮袄，已经撒了香料、包起来准备过夏天的，夜里被偷了。

外婆一听说斯列波依家的皮袄被偷，就说：

“谢天谢地，应该让这强盗倒倒霉。”

达维德听说，斯列波依是一个喜欢告密的人，在取消旧币和金卢布的时候，他出卖了很多人。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出卖了一些人。在他出卖的人当中，有两个被枪决，一个死在监狱的医院里。

夜晚可怕的沙沙声、无辜的鲜血和鸟儿的歌声—这一切合成惊心动魄的、乱糟糟的一团。达维德要理解这一切，还得过几十年。但是他的小小的心灵却日日夜夜感受到那动人的美和可怕。

五 十

为了宰杀害了传染病的牲口，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把牲口运送和集中到屠宰点，给屠宰工人作指示，开挖壕沟和大坑。

居民们帮助政府把染病的牲口送往屠宰点，或者帮助捕捉跑散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痛恨牛犊或老牛，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在大规模屠杀人的时候，一般的人对于要被消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样没有切齿的痛恨。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人的运动，必须进行特殊的准备。在这方面，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态是不够的，还必须唤起一般人的憎恶和仇恨。

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种憎恶和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当年，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斯大林煽动起群众的痛恨，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和残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

经验证明，在这样的运动中大多数人对政府的指示只是盲目服从，也有少数人是为运动摇旗呐喊、制造气氛的。其中有残忍成性、幸灾乐祸的糊涂虫，也有抱着个人目的和打算的，想要捞到别人的财物、住房和职务空缺。大多数人心里害怕大规模的残杀，然而他们尽量不露声色，不仅是对最亲近的人，而且对自己隐瞒真实的心情。一有煽动种族残杀的大会，这些人就坐满了会场。不论这样的大会开多少次，不论会场上有多少人，几乎没有什么人破坏一致默认的事。要是一个人面对被怀疑的疯狗，看到疯狗祈求的目光而没躲开，并且让疯狗住到自己和妻子儿女同住的家里去，这样的事就更少了。不过，这样的事总归还是有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历史上将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伟大科学发明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当代现实抱着不难理解的谨慎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

不是一万、两万人，甚至也不是几千万人，而是无数的芸芸众生成为旁观者，看着顺从的无辜者被杀害。他们不只是顺从的旁观者，等到要他们做表决的时候，他们会众口一声地表示赞成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大量的人的顺从，是新发现的一种意外。

当然，也有反抗，也有人英勇、顽强，也有起义，也有自我牺牲。有的人为了挽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献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可是，群众性的顺从总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种顺从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在人的天性中忽然出现了新的特点？不是。这种顺从说明有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极权社会的超级暴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人类灵魂的麻痹。

甘心为法西斯效劳的人会把只能使人遭殃和灭亡的奴性称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一面承认人类感情，一面说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是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赞成把人分为高雅的、体面的人和不高雅、不体面的人。自我保全的欲望，就表现在生存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

一些影响遍及世界的思想所具有的麻醉力量，支持着生存的本能。这样一些思想号召：为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为了人类幸福，为了民族、阶级的幸福，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不惜任何牺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除了一些伟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跟生存本能一同起作用的还有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对于强大国家机器不受限制的强权，对于已成为国家日常生活基础的残杀的恐惧。

极权国家的强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对象。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些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的说法呢？他们说，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杀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屠杀点去，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就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位农民出身的才智双全的诗人的作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了一首长诗，歌颂农民受苦受难的血腥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吞噬了他那忠厚、纯朴、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儿的父亲。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丧失理性。人们不相信会被消灭。说来奇怪，已经站在坟坑边上，竟是那样乐观。在极不明智的，有时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础上产生的顺从，也是见不得人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

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和起义，都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真实、彻底的绝望引起的不仅是起义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产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后而争吵，还能听到兴奋的、激昂的、几乎是狂喜的叫喊声：“犹太弟兄们，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有五分钟就行了！”

希望能产生顺从，失望也能产生顺从，因为同命运的人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需要想想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点儿被杀是幸运的。很多人应该想想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喜欢教导人的人，他们常常教导人在艰难境况下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可惜这些说空话的导师都很幸运，想象不出那样的境况。

明白了人对于强权暴力的顺从，还必须做出最后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人、理解人的未来是有意义的。

人的天性会不会起变化，在极权暴力作用下会不会变异？人会不会失去生来就有的对自由的渴望？人的命运、极权国家的命运就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人如果改变了天性，国家独裁制必然会取得世界性的永久的胜利；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不改变，就是对极权国家宣判死刑……

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极权政治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离开暴力，极权政治就会完蛋。经常或者不断使用的超级暴力，露骨的或者经过伪装的超级暴力，是极权政治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我们时代的曙光、未来的曙光就在这一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