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9）

四十一

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卫生所的走廊。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和棚屋里不同的坏气味。他们在昏暗中朝前走着，看到堆在一起的许多担架，还有捆成许多捆的旧棉衣，看样子，是等着送去消毒的。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这是一间木板墙小屋，里面有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进隔离室的一般都是害了传染病或者快要死的病人。细细的床腿像是铁丝做的，却没有压弯的迹象，从来没有胖子睡这样的床。

“别坐这儿，别坐这儿，右边坐。”

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极其熟悉，阿巴尔丘克一下子觉得似乎没有白发，没有被关押，又是自己终生依靠、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了。

他打量着马加尔的脸，满怀激动、一字一顿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故意很平淡地说：

“坐吧，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

他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旁边床铺的目光，又说：

“你不会打扰他的，他已经不怕打扰了。”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去，为的是看清老同志的脸，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盖着的死者，问：

“他死了很久了吗？”

“两个多钟头以前死的，卫生员暂时还没有动他，等医生来。这样好些，要不然换一个活的来，咱们说话就不方便了。”

“这话对。”阿巴尔丘克说。他没有问他非常想问的一些问题：怎么样，你是受布勃诺夫 [43] 牵连，还是因为索科尔尼科夫 [44] 案件？判了你几年？你在弗拉基米尔或者苏兹达利的政治犯隔离室呆过吗？主持审讯的是特别机构还是军事委员会？你自己签字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盖着的尸体，问：

“他是什么人？怎样死的？”

“死于劳改营，是个富农分子。他老是在唤一个娜斯佳的名字，一直想离开这儿上什么地方去……”

阿巴尔丘克在昏暗中渐渐看清了马加尔的脸。他几乎认不出他了，变化太厉害了，竟成了一个垂死的老头子！

他感到自己的后背碰到了死者那弯着的僵硬的胳膊，觉得马加尔在看着自己，心里就想：“恐怕他也在想，‘简直认不出他了。’”

可是马加尔却说：

“先前他一个劲儿嘟哝，好像是‘霍……霍……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要喝水。茶杯就在旁边，真应该满足他最后的要求。”

“瞧，死人还是妨碍咱们了。”

“那当然了。”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他熟悉的激动的语调，马加尔开始谈严肃的话题时往往是这样。“因为我们谈他，实际上是谈自己。”

“不，不是！”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滚烫的手，紧紧握着，又抱住他的肩膀，不出声地哭起来，哭得浑身打哆嗦，憋得喘不过气来。

“谢谢你，”他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你，谢谢，好同志，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哼哧哼哧喘着气，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他们呼出的气汇合到一起，阿巴尔丘克觉得，汇合到一起的不仅是他们呼出的气。

马加尔首先开口说：

“听我说，听我说，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了。”

“别这样说，你会活下去的！”阿巴尔丘克说。

马加尔在床上坐起来。

“我非常不希望这样说，但是应该说。你也听着，”他对死者说，“这和你，和你的娜斯佳有关系。这是我最后一项革命任务，我一定要完成！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特殊气质的人。而且我们当年相遇也是在特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最好的时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瞧……我们应该请求他原谅。让我抽一支烟。后悔已经晚啦。任何后悔都不能补偿过失。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这是第一点。再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自由。马克思也不珍视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以上我说了两点，再说第三点。我们在劳改营和原始林里经受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比什么都坚强。这不是坚强，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铁丝网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变，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进劳改营。共产党人制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还要像黑色百人团 [45] 那样……在这里，在劳改营里，要保全自身，就不能改变：如果不想死的话，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都别改变……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别说啦！”阿巴尔丘克叫起来，把握紧的拳头凑到马加尔的面前。“你受不住啦！你垮啦！你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那样，倒是好；但我不是胡说。我是又一次召唤你！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如果我们不能作为革命者活下去，那我们就死，像这样活着比什么都不如。”

“够啦，别说了！”

“请原谅我。我懂。我像一个老妓女，为失去的贞节痛哭。不过我要告诉你：记住吧！好朋友，请原谅我……”

“原谅？你我真应该像这个死人一样，早几个钟头死去，活不到这次见面……”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口，又说：“我还要上你这儿来……我要给你修复头脑，现在我要做你的老师了。”

第二天早晨，卫生员特留菲列夫在劳改营的大院子里碰到阿巴尔丘克。特留菲列夫用爬犁拉着一桶牛奶，牛奶桶用绳子捆在上面。奇怪的是，在这北极圈里，他的脸上竟出了汗。

“你的朋友不能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夜里他上吊了。”

报告消息叫人吃一惊，是挺快活的事，所以这位卫生员带着友好而得意的神气望着阿巴尔丘克。

“有遗书吗？”阿巴尔丘克问，并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有遗书的，说昨天的事，是他一时心血来潮。

“干吗要写遗书？不论写什么，都要落到侦缉人员手里。”

这一夜，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齿，睁大了眼睛，望着墙上捻死臭虫留下的一个个黑点。

他想起他不准姓他的姓的儿子，呼唤起儿子：

“现在我就剩下你了，只有你是我的希望。瞧，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杀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结果他自杀了。托里亚呀，托里亚，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了。你能看到我吗，能听到我的话吗？将来你能不能知道，你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没有屈从，没有动摇？”

周围的人都在睡觉，睡得很熟，声音很大、很不好听，空气很重浊、很窒闷，有的打鼾，有的嘟哝，有的在梦里叫，有的咬牙，有的拉长声音呻吟和呼喊。

阿巴尔丘克忽然在铺上欠起身来，他觉得好像旁边有个阴影闪了一下。

四十二

一九四二年夏末，克莱斯特 [46] 的高加索集团军群占领了迈科普附近苏联最早开发的一个油田。德国军队进入挪威的北角和希腊的克里特、芬兰北部和拉芒什海峡 [47] 沿岸。热带作战的大元帅艾尔文·隆美尔驻扎在离亚历山大八十公里的地方。在厄尔布鲁士山 [48] 顶上，山地军竖起了带有纳粹党徽的旗帜。曼施坦因得到命令，要把巨炮和新式火箭炮推向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本来持观望态度的墨索里尼已经在制订进攻开罗的计划，练习骑坐阿拉伯马。寒带作战的季特尔驻扎在任何一个欧洲侵略者都没有到过的北纬地带。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都成了德国的省城。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党最残酷计划的时刻来到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消灭人，消灭人的生命和自由。法西斯党的头目们四处散布谎言，说是斗争的紧张迫使他们不能不如此残酷。事实正好相反，危险会使他们清醒。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等到法西斯完全相信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全世界就会倒在血泊里。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刽子手们也不会就此收手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敌人就是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帝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军事胜利到达顶峰之时，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取消法律保护权，由秘密警察管制。

法西斯党的领导和希特勒本人决意完全消灭犹太民族。

四十三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有时想想过去的事：苏黎世大学五年的生活，巴黎和意大利的夏季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中亚山区的考察，从事了三十二年的医务工作，她喜欢的菜肴，跟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朋友们（有艰难的日子，也有愉快的日子），习惯了的电话铃声，习惯了的话语，打纸牌，留在她莫斯科住处的东西。

她也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想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叶尼娅、谢廖沙、薇拉、玛露霞。越是和她亲近的人，如今离她越远。

有一天快到黄昏时候，军用货车停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枢纽站的备用线上，她在锁上的车厢里捉自己领口上的虱子，旁边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很流利地小声说着犹太话。这时候她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少校军医，面临的真实处境。

这些人的主要变化，是对自己的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对命运的感觉增强了。

“我，我，我究竟是什么人？实实在在是什么人？”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想道。“是那个小小的、流鼻涕的、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发胖、脾气暴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这样一个长虱子的脏老婆子？”

幸福的希望没有了，但是出现了许许多多想法：把虱子消灭……凑到门缝儿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解解小便……洗洗脚，哪怕洗一只脚……还有，浑身都想喝水。

刚把她推进车厢里，她觉得昏暗的车厢里漆黑一团，她朝四下里看了看，听见低低的笑声。

“是疯子在这儿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说，“在这儿说笑话呢。”

有一个人伤心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到我们这遭殃的车上来啦。”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站在车门口，眯着眼睛，为的是适应黑暗，回答别人的问话。她马上陷入一种不习惯的氛围中：这儿除了哭声、呻吟和臭气，还有从童年时代就已遗忘了的语言、口音……

索菲亚想往里走走，但是走不过去。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短裤的细细的腿，就说：

“对不起，好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但是这孩子没有回答她。她在黑暗中说：

“大娘，您是不是让您的孩子挪挪地方？我总不能一直站着呀。”

在角落里有个男子用歇斯底里的演员般的声音说：

“应该早点儿打个电报来，那样就可以给您安排一个带浴室的房间。”

索菲亚清清楚楚地说：

“浑蛋！”

有一个女人，她的脸在昏暗中已经露出来了，她说：

“靠着我坐吧，这儿地方有的是。”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觉出她的手指头在轻轻地、快速地抖动。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是犹太小镇的世界；她感觉出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有多么大。

这节车厢里有合作社的工人，有无线电技工，有师范学院的女学生，有工会学校的教师，有罐头厂的工程师，有畜牧工作者，还有一位担任兽医的姑娘。以前小镇上没有这样一些职业。但是，要知道索菲娥·奥西波芙娜没有变，她依然是当年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那个样子。也许，这新的世界也依然未变？可是，不管怎么说，还不是一样。犹太人的小镇，不论是新是旧，反正是朝坡下滚去，将滑向无底深渊。

她听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说：

“现在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都不知道海涅是什么人。”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子声音用嘲笑的口吻说：

“结果这些野蛮人把咱们当牲口装进火车里。咱们知道海涅又有什么用？”

大家向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打听前线的情况，因为她说的全是不好的消息，有人就对她说，她所知道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于是她明白了，在这牲口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战略的根据是强烈的生存愿望。

“难道您不知道，希特勒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他立即释放所有犹太人？”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等到任人宰割的痛苦和不祥预感变为剧烈的恐怖的时候，人往往求助于毫无根据的乐观，麻醉自己。

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的兴趣很快就过去了。她也和大家一样，成了一个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不知道被弄去干什么的同路人。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称，谁也记不住她的姓。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甚至感到奇怪：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工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她很惊讶，人类遭受这样大的灾难，却依然时时刻刻操心生活琐事，依然因为一些小事彼此闹意见。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小声对她说：

“医生，你瞧瞧那位阔太太，她坐在门缝儿跟前，就好像只有她的小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太太是上咸湖去呢。”

夜里火车停过两次，大家很留心地听着警备队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听着杂乱不清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的俄罗斯小站上听到歌德的语言，显得非常可怕，但是听到德国警备队中有俄罗斯人说起俄语，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天快亮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和大家一样饿得难受，并且幻想能喝到一口水。她的幻想极其微小，极不大胆，她想象着有一个压得凹凸不平的罐头盒子，里面还剩一点儿热乎乎的水汁儿。她用又快又短促的动作搔了搔痒，就像狗抓弄跳蚤那样。

现在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觉得似乎懂得了生活与生存的区别。生活已经结束了，完了，可是生存依然继续着。虽然这种生存是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想到横死，心里就感到十分可怕。……

下起雨来，有些雨滴从装了铁栏的小窗户里飞进来。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条布边儿，身子朝车厢壁挪动了下，凑到有一条不大的缝隙的地方，把布条塞到缝隙外面，等着布条浸透雨水。然后她把布条抽回来，嚼起凉丝丝、湿漉漉的布条。这时在靠近车厢壁的地方以及车厢角落里，有些人也开始撕布条了，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到很得意：这取雨水、喝雨水的方法是她发明的。

夜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碰着的那个男孩子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着一些人把布条塞到车门底下的缝儿里。她在朦胧的光线中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脸和尖尖的鼻子。看样子，他有六七岁。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心想，她来到车厢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跟这孩子说过话，他也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

“好孩子，给你。”

他没有作声。

“接着吧，接着吧。”她说。

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坐在旁边的一个叫穆霞·鲍里索芙娜的女人说，达维德从莫斯科来看他的外婆，打起仗来，他不能回到妈妈身边了。外婆死在隔离区里，达维德的姨娘列维卡·布赫曼就跟有病的丈夫在这个车厢里，甚至不让这孩子坐在她身边。

到傍晚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已经听说不少事情，听到不少争论，她自己也说，也参加争论。她对交谈者说：

“犹太兄弟姐妹们 [49] ，我来跟你们说说。”

许多人盼望着快点儿到地方下车，以为这是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去，到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干活儿，有病的人可以住伤残病房。大家几乎一刻不停地谈论着这些。可是心里依然在暗暗地害怕，在不出声地哭号。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别人说的事情中了解到，人身上不仅仅是人性的东西。有人对她说，有一个女人把瘫痪的姐姐放到木盆里，在冬天的夜里拖到外面去，把姐姐冻死了。有人告诉她，有些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车厢里，就有这样一个女人。还有人说，有些人就像老鼠一样，成年累月地住在下水管道里，吃的是脏东西，只要能活着，吃什么苦都行。

犹太人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是可怕的，犹太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他们是人。当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望着小小的达维德的时候，她心中产生的对人的怜悯感情特别强烈。小达维德照常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坐着。有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揉破了的火柴盒，对着火柴盒看一阵子，然后又藏进口袋。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有几个昼夜一点没有睡，她不想睡。这一夜她也是坐在又黑又臭的车厢里没有睡。她忽然想道：“这会儿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在哪儿呀？”她听着人们的呓语和叫声，心想，这些睡着了的、发狂的脑袋里这会儿一定活灵活现地发生了言语难以表达的可怕情景。如果一个人还能活在世上，将来希望知道过去的事的话，怎样才能保留、才能记下这些情景？……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有一个男子带着哭声喊道。

四十四

……在瑙姆·罗森贝格的四十岁的头脑里正在进行着他习惯了的统计工作。他一面在路上走，一面算：前天110，加上昨天61，再加上前五天的612 ，共计783 ……可惜他没有计算男人、女人、儿童的分类数字。女人烧起来比较容易。这个有经验的劳工在焚尸的时候，总是把出灰多的干瘦的老头子跟女人的尸体摆在一起。现在马上就要命令他们离开大路，拐个弯往前走了—一年前对那些人就是这样下命令的。他们现在把那些人的尸体挖出来，再用绳子拴着钩子从坑里往外拖。有经验的劳工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坟包判断出坟坑里有多少尸体：五十，一百，二百，六百，一千……这里的监督 [50] 艾尔弗要他们管尸体叫“具”，一百具，二百具，可是罗森贝格管他们叫人，被杀的人，被杀的小孩子，被杀的老头子。他是在心里这样叫，要不然监督就要送他一粒枪子儿。可是他嘴里老是在嘟哝：“被杀的人呀，你从坑里出来吧……小家伙呀，别扯着妈妈啦，你们就要在一块儿，想分开也分不开啦……”要是问他：“你在那儿嘟哝什么？”他就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您也许觉得我在说话。”他还是在嘟哝，他在作斗争，这是他小小的斗争……前天有一个坑，里面8个人。监督叫起来：“真不像话，20人的劳工队只焚化8具！”他说得很对。可是如果一个小村子里只有两户犹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命令总归是命令：要把所有的坟都挖开，把所有尸体都烧掉……现在他们离了大路，在草地上走了，终于，在碧绿的林中草地上第115次出现了灰色的土包—坟墓。8 个人挖坟，4个人伐橡树，锯成人体长的木条，两个人用斧头把木条劈开，两个人把引火的干木板和汽油桶从大路上往这里抬，4个人清理架火堆的地方，挖出灰的沟—还要看好风从哪边来。

一会儿尸臭的气味就压倒林中的腐叶味。警备队又笑，又骂，捂起鼻子，监督直吐唾沫，躲到林边去。劳工们扔下铁锹，拿起钩子，拿破布把嘴和鼻子蒙住……“您好，老大爷，您又要见见阳光啦；您可真够重的……啊，一个妈妈带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已经上学了，一个女孩有三岁吧，有佝偻病……没关系，现在不怕了……别拿手扯住妈妈不放，孩子，你妈妈哪儿也不去啦……”监督在林边大声问：“有几具？”罗森贝格回答：“19……”底下是在心里说的：“19个被杀的人。”大家都在骂：花了半天工夫，才这么一点点儿。可是上星期挖开一个坟，一下子就是200个妇女，而且全是年轻的。当揭去上面一层土的时候，坟里冒出灰色的热气，警备队笑着说：“这些娘儿们还热乎呢！”他们往一道道通风的土沟上放一层干木柴，然后放橡木条，橡木条会变成很耐烧的火炭，然后放被杀的女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被杀的男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分不清男女的尸体碎块，然后浇汽油，然后往中间放一枚燃烧弹。然后监督下口令，焚化工们齐声歌唱，警备队员们脸上早就浮现出笑容。大火堆烧起来。然后把骨灰送进坑里。一切又静下来了。原来就很安静，现在又安静了。接着，他们被带进树林，在绿草地上没有看到坟包。监督命令他们挖坑：四米长，二米宽。他们都懂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89个村子，加18个小镇，加4个工人村，加2个区中心，加3个国营农场，其中两个是谷物农场，一个是奶牛场，总共116个居民点，这些劳工已经挖完116个坟……会算账的罗森贝格在给自己和其他劳工挖坟坑的时候，一面计算着：最后一个˜Ÿ期是783，在这之前的3个10天共计焚尸4826。前后相加，总数是：5609。他算来算去，时间在算账中不知不觉地过着，他算起尸体，不，人体的平均数；5609除以坟墓数116，得数是：每座合葬坟埋人48.35，去掉尾数，即：每座坟埋48人。如果再算一算，20名劳工干了37天，那么，每名劳工平均……这时候警备队长喊道：“整队！”监督艾里弗发出响亮的命令：“正前方，齐步走！”但是他不愿进坟墓。他跑了，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他懒懒地跑，他会算账，却不会跑，但是他没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这里很安静，他既没有想头顶上的青天，又没有想他的兹拉塔，兹拉塔在被杀的时候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他躺着，计算着挖坑时没有计算好的数字：20名劳工，37天，平均每人每天焚尸……这是第一；第二，应该算算每人用柴多少；第三，应当算算每一个被杀的人平均用多少时间焚烧……

过了一个星期，他被警察抓住，送进隔离区。

现在在这车厢里，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嘟哝，计算，又乘，又除。要做年终决算！他要报给国家银行会计主任布赫曼。夜里，在梦中，痛楚的泪水忽然挣脱蒙在头脑和心上的疮痂，涌了出来。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他呼唤道。

四十五

她的房间窗户对着隔离区的铁丝网。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夜里醒来，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两名士兵拖着一挺机枪，擦得发亮的枪管闪着斑斑点点的青色月光，走在前面的一名军官的眼镜也闪着光。她听到低低的马达声。有汽车熄了车灯向隔离区开来，沉重的夜晚的灰土银光闪闪，在车轮周围打着圈圈儿，一辆辆汽车就像神仙的车多一样，在云雾中前进。

在这月色之下，当党卫军和保安队、乌克兰警察部队、附属部队、帝国保安局预备队的汽车队开到沉睡的隔离区大门口的时候，一个女子估量着二十世纪的这场厄运。

月光，武装队伍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巨大的卡车的黑影，墙上挂钟的嘀嗒声，搭在椅子上的上衣、文胸、袜子，屋里暖烘烘的气息—一切无法结合的事物都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