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1）
五十一
电子计算机能进行数学计算，能记下历史事件，能下棋，能翻译书籍。电子计算机快速计算数学习题的能力超过了人，其记忆力也是无可比拟的。
根据人的模式和行动创造机器的科学，其发展有无极限？显然，没有这种极限。
可以想象出未来几个世纪和几十个世纪的机器。它可以听音乐，欣赏绘画，而且它自己能够作画，作曲，写诗。
它的完善有极限吗？能否与人媲美，甚至超过人？
机器模仿人，将要求电子学不断有新的发展，电子元件的重量和体积不断更新。
回忆童年……高兴时流泪……离别时伤心……热爱自由……心疼生病的小狗……疑神疑鬼……母爱的抚慰……考虑死亡……悲伤……交朋友……同情弱者……突然萌生的希望……准确的猜测……忧愁……无缘无故的快乐……无缘无故的慌乱……一切，一切，机器都能做到！但是，即使渐渐能代替一个最普通、最平常的人的智慧和心灵，不断增加的机器的负荷，整个地球的土地都将容纳不了。
法西斯竟消灭了几千万人。
五十二
在乌拉尔林区小村中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房间里，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正在看接到出发命令的各旅旅长的报告，快要看完了。
一连几昼夜不眠的工作换来宁静的时刻。
就像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诺维科夫总觉得他们的时间不够，无法完全、充分地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但是，学习阶段—掌握坦克发动机和传动部分操作规程、掌握大炮技术、使用光学瞄准器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操纵火力，判断、选择和确定目标，选择射击方法，确定开火时刻，观察爆炸点，校正目标、变更目标等项训练全结束了。
今后的教员将是战争，战争会很快地把人教会，还会督促落后者，弥补不足。格特马诺夫朝两个窗户之间的小橱探过身子，拿指头敲着小橱，说：
“喂，伙计，出来吧。”
诺维科夫把橱门打开，拿出一瓶白兰地，把两只蓝色的厚玻璃杯斟满了。
这位军长一面考虑着，一面说：
“咱们为谁干杯呢？”
诺维科夫自然知道应该为谁干杯，所以格特马诺夫也问：
“你说该为谁？”
诺维科夫犹豫了一下子之后，说：
“来，政委同志，为咱们率领作战的同志们干杯，愿他们少流血。”
“很对，首先要关怀各负责干部，”格特马诺夫随口说，“来，为咱们的小伙子们干杯！”
他们碰了杯。
诺维科夫带着掩饰不住的抢先心情又斟了两杯，说：
“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
他看到隐藏在格特马诺夫那亲切而留神的眼睛里的冷笑，便责备起自己，心想：“唉，太着急啦。”
格特马诺夫和善地说：
“是的，不错，为他老人家，为咱们的父亲干杯。咱们要在他的率领下打到伏尔加河边。”
诺维科夫看了看政委，可是，从这个四十岁的聪明人颧骨突出的微笑的大脸上，从他那又快活又厉害的眯细的眼睛里又能看出什么呢？格特马诺夫忽然谈起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
“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有坚强的毅力。我记得他在一九三七年的情形。叶若夫 [54] 派他主持军区的肃反。我当时也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有他那样的魄力。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没有辜负叶若夫同志的信任。应当现在马上把他请来，要不然他还要生气呢。”
在他的口气中仿佛有不满意肃反斗争的意味，据诺维科夫所知，他也曾参加肃反斗争。于是诺维科夫又看了看他，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是啊，”诺维科夫慢慢地、很不利落地说，“那时候有些人的做法很不对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
“今天收到总参一份战报，情况很严重：德国人已经接近厄尔布鲁士，在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把我军逼到水里。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
诺维科夫一下子就对格特马诺夫产生了信任感，说：
“是啊，这些同志杀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军队里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军长克里沃卢契科在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侦讯员的脑袋打碎。”
格特马诺夫点点头，表示有同感，又说：
“贝利亚同志很器重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贝利亚同志是不会看错人的，他可是一个聪明人，确实聪明。”
“是的，是的。”诺维科夫在心里慢悠悠地想道，却没有说出口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倾听着隔壁不太高的说话声：
“胡说，这是我们的袜子。”
“就算你们的吧，少尉同志，不过您怎么，迷糊啦？”接着又把“您”换成“你”，说：“你往哪儿放？别动，这是我们的衬领。”
“副指导员同志，你拿去看看，这哪儿是你们的？”这是诺维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马诺夫的办事人员在洗过衣服以后分检首长的衣物。
格特马诺夫说：
“我一直在观察他们这两个家伙。那一天咱们到法托夫营里去看射击演习，我和您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过小河沟的时候，我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跳过去，为了不踩到泥巴，把一条腿一蹬。我看到：我的办事人员也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的副官也跳过去，而且也把一条腿一蹬。”
“喂，两位勇士，别吵啦！”诺维科夫说。
隔壁房间里马上安静下来。
涅乌多布诺夫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宽阔的额头，密密的头发白了不少。他打量了一下酒杯和酒瓶，把一叠文件放到桌上，向诺维科夫问道：
“上校同志，咱们该对第二旅参谋长怎么办？米哈廖夫过一个半月才能回来。我收到军区医院的诊断结论啦。”
“他没有了肠子，胃也去掉了一部分，怎么能做参谋长呀？”
格特马诺夫说过这话，斟了一杯白兰地，递给涅乌多布诺夫。
“将军同志，趁着肠子还在，喝一杯吧。”
涅乌多布诺夫扬起眉毛，带着询问的神气用淡灰色的眼睛看了看诺维科夫。
“请吧，将军同志，请吧。”诺维科夫说。
他很不满意格特马诺夫那种自以为处处可以当家作主的作风。格特马诺夫好像自信有权在讨论技术问题的会议上发表长篇大论，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技术。格特马诺夫还常常拿别人的酒招待客人，让客人在别人的床上休息，看别人桌上的文件，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是不是暂时派巴桑戈夫少校代理参谋长？”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指挥员，在沃伦斯基新城战役中就参加过坦克战斗。政委没有意见吧？”
“意见当然没有，”格特马诺夫说，“我怎么会有意见……不过，倒是有一点想法：第二旅上校副旅长是亚美尼亚人，现在又想让一个卡尔梅克人做他们的参谋长。要知道第三旅参谋长，那个叫利夫希茨的，也是卡尔梅克人。我们离了卡尔梅克人就不行吗？”
他看了看诺维科夫，然后又看了看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
“说心里话，按家常道理来说，您这话是对的，不过马克思主义要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要紧的是，这个同志怎样打德国人，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诺维科夫说，“至于他的父亲是在哪儿祷告，是在天主教堂，还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说：“还是在犹太教堂，我都不管……我认为，在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射击。”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快活地说，“在坦克军里咱们还管什么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反正咱们是保卫俄罗斯。”
忽然他阴沉下脸，发狠地说：
“说实在话，够啦！简直叫人受不了！为了各民族友谊，咱们总是拿俄罗斯人当牺牲品。少数民族的人，只要能认识几个字母，我们就要把他们选为人民委员。咱们俄罗斯人，哪怕浑身是本事，都得让开，让路给少数民族的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小民族。我赞成各民族友好，但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够啦！”
诺维科夫想了想，看了看桌上的文件，拿手指甲敲了一会儿酒杯，说：
“怎么，我是对卡尔梅克族人抱有特别的好感，压制俄罗斯人了吗？”
他转过脸朝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好吧，请您发命令：任命萨佐诺夫少校为第二旅代理参谋长。”
格特马诺夫用不高的声音说：
“萨佐诺夫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
诺维科夫本来是学会了做一个粗暴、威风和强硬的人的，这会儿却又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自信……
“好啦，好啦，”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说，“我不懂政治。我是无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我管不了那许多：只管打德国佬。”但是，尽管他也常常在心里嘲笑格特马诺夫不懂军事，承认自己在他面前感到胆怯却是很不愉快的。
格特马诺夫老大的脑袋，一头乱发，个头儿不高，肩膀却很宽阔，肚子很大，但十分敏捷，说话声音不高，爱说爱笑，精力异常充沛。
尽管他从来没有上过前线，可是在各旅里谈到他时，都说：
“噢，我们的政委很有战斗经验！”
他很喜欢召开红军官兵大会；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话很随便，很风趣，有时还说些粗话。他走路有些蹒跚，常常拄着手杖，如果有坦克兵忘记向他行礼，他就在坦克兵面前站下来，拄着手杖，摘下帽子，像乡下佬那样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爱发火，不喜欢听反对意见。要是有人和他争论，他便阴沉着脸，鼻子里直哼哧。有一次他发了火，抡起拳头，照着重坦克团参谋长古宾科夫轻轻地打了一拳。古宾科夫是个很固执的人，同志们说他“原则性强得可怕”。
格特马诺夫手下的办事人员一提到这位固执的大尉，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家伙把我们政委气坏啦。”
格特马诺夫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毫无敬意。有一次他谈起诺维科夫很器重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说：
“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虽然他很喜欢和马卡罗夫谈论战争初期那些可怕而又吸引人的日子。
格特马诺夫的见解之大胆、尖刻，似乎恰恰是涅乌多布诺夫的对立面。这两个人尽管非常不相像，但因为也有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所以团结得很好。
诺维科夫看到涅乌多布诺夫不露表情然而凝神注视的目光，听到他圆滑的措辞和总是平心静气的语调，就感到纳闷。
可是格特马诺夫却哈哈笑着说：
“我们很幸运，德国佬一年来对庄稼汉造的孽，比共产党二十五年来造的孽还多。”
有时忽然冷笑着说：
“没说的，咱们的老爷子就喜欢让人说他英明伟大。”
这种大胆并不能感染别人，倒是会引起别人担心。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常常就耐火砖的生产问题和煤炭研究院分院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作报告，常常谈本市面包工厂的生产质量，谈刊登在地方丛刊上的小说《蔚蓝色的火》中的谬误，谈车辆的修理问题，谈州商业局货栈商品的仓储管理水平低下，谈集体农庄养禽场流行的鸡瘟。
现在他又很有把握地在谈燃料的质量、发动机损耗率、坦克战战术、坦克与步兵和炮兵协同进攻敌方永久性防御工事、行军时的坦克、战场救护、密码电报、坦克手的作战心理、每个坦克组内部和坦克组关系的特点、坦克的抢救与大修、受损的坦克如何从战场上转移。
有一天，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营里，在获得全军射击第一名的一辆坦克旁边站了下来。这辆坦克的坦克手在回答首长的问题的时候，轻轻地用手掌在坦克的装甲钢板上抚摩着。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得到第一名是不是很难。这名坦克手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说：
“不，没什么难的。我太喜欢它了。我从乡下一进学校，一看到坦克，就喜欢得不得了。”
“一见钟情嘛。”格特马诺夫说着，笑了起来。在他的宽厚的笑中，似乎有不赞成小伙子对坦克这种可笑的爱的意味。
诺维科夫此刻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短处，因为他爱坦克也爱得不高明。不过他并不想跟格特马诺夫谈谈这种不高明的爱的水平，而且，当格特马诺夫换成严肃的神气，用教导的口吻对坦克手说“好样儿的，爱坦克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正因为你爱自己的坦克，所以才取得成就”的时候，诺维科夫用嘲笑的口吻说：
“实际上，坦克有什么可爱的？坦克是很大的目标，打坦克比什么都容易，响声比什么都大，自己暴露自己，驾坦克的人能叫坦克响声震昏。开起来颠簸得厉害，既不能好好地观测，又不能好好地瞄准。”
格特马诺夫当时微微一笑，看了看诺维科夫。这会儿，格特马诺夫一面斟酒，一面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诺维科夫，说：
“咱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咱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和什么人见见面啦。咱们来干一杯，祝贺这次相会。”
“拿我开心，岂有此理！”诺维科夫在心里说。他觉得自己的脸像小孩子那样通红通红的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涅乌多布诺夫正在国外。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回莫斯科，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到以后，他才看到莫斯科河南岸的街垒和防坦克菱形拒马，听到空袭警报的笛声。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询问有关战争的事情，也许是怕暴露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
诺维科夫思索着这位军参谋长的一生，一直想弄清他是凭什么资格成为将军的。涅乌多布诺夫的生平在履历表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里的小白桦树。
涅乌多布诺夫的年纪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都大。在一九一六年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就进了沙皇的监狱。
国内战争以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政治保卫总局 [55] 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边防军工作，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担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又在党中央军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战前他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属于特别登记的人员，以前诺维科夫不十分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不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什么了不起。
从申报军衔到得到军衔，一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涅乌多布诺夫的军衔从申报到批准却快得出奇，好像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等着批他的申报材料呢。履历表具有很奇怪的特点：它能说明人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说明成功与失意的原因，可是，过了一阵子，在新的情况下，结果却什么也不能说明了，相反，倒是掩盖了实质。
战争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履历表、自述、鉴定、奖状……所以上级任命的涅乌多布诺夫成了上校诺维科夫的下属。
涅乌多布诺夫明白，等战争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也会结束的……
他带了猎枪来到乌拉尔，军里所有喜欢打猎的人都惊得发了呆，诺维科夫说，大概沙皇尼古拉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猎枪打猎的。这支猎枪是涅乌多布诺夫在一九三八年凭一张领物证领到的，他还凭领物证从特别仓库领到家具、地毯、瓷器和别墅。
不论谈战争，谈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著作《集体农庄》，谈中华民族，谈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人品，谈西伯利亚的气候，谈俄罗斯大衣呢的质量，或者谈金发女子比黑发女子漂亮，他的见解都不超出规格。
很难理解，他这是拘谨，还是真实内心的表露。
有时在吃过晚饭之后，他的话多起来，说起揭露反革命破坏者的事，这些破坏者活动在最使人意想不到的部门：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厂、生产军鞋的车间、食品厂、地方的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的马棚、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他的记性特别好。看样子，他读了很多书，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读了很多遍。在争论的时候，他常常说：“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就说过……”于是他从中引出一段话。
有一天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引文归引文。书上讲的话多着呢。书上说：‘我们不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让。’我们的土地不是已经让德国人占了吗？”
可是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膀，就好像侵占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跟一寸土地也不让的话一点也不相干似的。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坦克、战斗条令、射击、森林、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都隐没了。啊，叶尼娅！难道他能再看见她吗？
五十三
诺维科夫觉得很奇怪，格特马诺夫看完了家信之后竟说：
“我老婆可怜咱们呢，因为我在信里对她说了说咱们这儿现在的生活条件。”
政委以为很艰苦的生活，诺维科夫却觉得很阔气，觉得过起来有愧。
他起初自己选了一套住房。有一次他在下旅里去的时候说，他不喜欢房东家的大沙发，等他回来，沙发换成了木靠背的安乐椅，而且他的副官维尔什科夫还不放心，不知道军长是否喜欢这张安乐椅。
炊事员也常常问：“上校同志，汤怎么样？”
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现在他的床底下就住着刺猬，到夜里剌猬就吧嗒吧嗒地拿小爪儿敲着地面，大模大样地在屋里到处跑。修理工还做了一个带有坦克标记的笼子，笼子里有一只小小的花老鼠，夜里就在里面嗑花生。小花鼠很快就和诺维科夫混熟了，有时就坐在他的膝盖上，拿孩子般的又信任又好奇的小眼睛看着他。副官维尔什科夫、炊事员奥尔列涅夫、吉普车司机哈里托诺夫，大家对这些小动物都很关心，很爱护。
诺维科夫觉得这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战前他把一只小狗带进领导干部住的一座楼房里，小狗咬坏了邻居一位上校夫人的鞋子，半个钟头撒了三泡尿，弄得公共厨房里一些人大叫大嚷起来，诺维科夫只好马上把狗送走。
出发的日子到了，一个坦克团团长和该团参谋长之间的复杂的纠纷还是没有解决。出发的日子到了，和出发的日子一起来到的是种种操心事：油料问题，路上的给养问题，上军车的次序问题。
今天就要有一些步兵和炮兵团队同时出发，朝铁路方向开去，诺维科夫一想到就要和步兵、炮兵的领导人配合共事，心里激动起来。他还十分激动地想着一个人，他要在那人面前立正站定，说：“上将同志，请允许我报吿……”
出发的日子到了，没有来得及见哥哥和侄儿。原来心想，来到乌拉尔，哥哥就在跟前了，谁知竟没有时间去看看。
现在已经向他这位军长报告了各旅的行动，报吿了装运重型坦克的车辆问题，还报告说，已经把刺猬和小花鼠放归森林。
当家作主，要对每一样小事负责，关照每一处细小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坦克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可是，制动器是否装好了？是不是挂上了一档？炮塔上的炮口是不是朝前？舱口的盖是不是盖紧？是不是准备了木头块垫坦克，防止车厢颠簸？
“喂，咱们临走来打打牌吧。”格特马诺夫说。
“我没意见。”涅乌多布诺夫说。
但是诺维科夫想出去走走，一个人待一会儿。
在这静静的傍晚时分，空气格外清爽，就连最微小、最不惹眼的东西都显得极其清楚。从烟囱里冒出来的一股股的烟，不绕圈儿，垂直地向上升去。劈柴在行军灶里噼噼啪啪地响着。街心里站着一个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位姑娘抱住他，把头放在他的胸前，哭了起来。一些人把箱子、提包、套了黑套子的打字机从军部的房子里往外搬。通信兵在拆通向各旅部的电话线，把又黑又粗的电线绕成圈儿。军部的一辆坦克停在棚子外面，喘着粗气，冒着白烟，不时地突突响几声，准备出发。坦克兵在往新的货运“堡垒”里加油，揭下舱口盖上绗得密密实实的罩布。四周依然静悄悄的。
诺维科夫站在台阶上，四下里看了看，忙乱和操心离开他，跑到一边去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乘的吉普车驶上去车站的大路。
坦克纷纷从森林里开出来。
结了冰的土地被坦克轧得咯吱咯吱直叫。夕阳照耀着远处枞树林的树顶，卡尔波夫中校的那个旅正从那边开过来。马卡罗夫旅正在小白桦林中行进。坦克兵们拿树枝掩护着钢甲，仿佛那枞树枝和白桦枝叶跟坦克的钢甲，跟马达的隆隆声、履带的银光闪闪的轧轧声，都是一块儿诞生的。
军人们看到出发上前线的后备队，都会说：“要举行婚礼啦！”
诺维科夫让吉普车开到路边上，看着一辆辆坦克从他身边开过去。
他们在这儿闹出多少事情啊，多少奇怪的、可笑的事情！什么样的重大事故没向他报告过呀……在一次军部营里开早饭，在菜汤里发现了一只青蛙……上过十年级的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在擦枪的时候走了火，打伤了一个同志的肚子，误伤同志之后，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竟自杀了。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名战士拒绝宣誓，说：“宣誓只能在教堂。”
蓝灰色的轻烟挂在路边的树枝上。
在这些盔形皮帽底下的一个个头脑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有跟全体人民一致的，如痛恨战争，热爱自己的土地；但也有惊人的不一致，正因为不一致，人类的一致才显得美好。
天啊，我的天啊……穿黑色坦克服装、腰系宽皮带的小伙子有多少啊。领导挑选的都是宽肩膀、小个头儿的小伙子，为的是爬进爬出坦克方便，在里面活动起来也方便。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所填写的出身、出生年月、毕业的学校、拖拉机手训练班，有多少全都一样啊。一辆辆扁平的“T—34”绿色坦克汇合到一起，舱口的盖子全都开着，绿色的钢甲上全都系着防雨布。
有的坦克手唱着歌儿；有的坦克手半闭起眼睛，怀着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有的在想家；有的在吃面包就香肠，一心想着香肠；有的张着嘴，聚精会神地辨认树上的是不是鸡冠鸟；有的还在担心，昨天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是不是得罪了同志；有的有气未消，想着点子，一心想叫跟自己作对的、行进在前面的坦克手吃吃拳头；有的在心里作诗，抒发告别秋日森林时的惆怅；有的想着姑娘的酥胸；有的心疼小狗，知道小狗就要被抛弃在空荡荡的驻地上了，刚才小狗还扒到坦克钢甲上，恋恋不舍地摇着尾巴；有的想着到森林里去，一个人盖间小屋子，吃野果，喝泉水，光脚走路，该有多么惬意；有的在考虑，是不是装病，躲到什么地方的医院里去；有的在默念小时候听来的故事；有的想起姑娘的情话，不再因为永别而伤心，倒是感到幸福；有的想着将来：战后能做一个食堂经理，就太好啦。
“唉，弟兄们……”诺维科夫心里说。
他们都看着他。大概他是在检查他们的军装是否整齐。他也可能在听马达的声音，根据马达声判断驾驶员和机械师是否有经验。他在注视，坦克与坦克、分队与分队之间是否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莽撞的小伙子们是否会争先恐后。
他看着他们，就像他们看着他一样，他们的心事，他也有：他又想格特马诺夫自作主张打开的那瓶白兰地，又想到涅乌多布诺夫这个人多么难以相处，又想再也不能在乌拉尔打猎了，最后一次打猎毫无收获，胡乱打枪，大口喝酒，闹了不少笑话……他又想到，他就要看到他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了……六年前听说她嫁了人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请长假。附件：手枪10322号。”他当时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的部队里。幸亏他没有扣扳机……
这里面有腼腆的，有郁郁寡欢的，有喜欢笑的，有冷漠的，有深思熟虑的，有色鬼，有不得罪人的自私自利者，有流浪汉，有吝啬鬼，有喜欢冷眼旁观的人，有老好人……现在他们都为了共同的正义事业奔赴战场。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要谈它似乎是多余的了。不过，有些最应该处处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偏偏最容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去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啊。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
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诺维科夫觉得他们能行，凭他们的力量、意志、智慧，能够在战斗中战胜敌人。这里面有大学生、十年级中学生，有旋工、拖拉机手、教师、电工、汽车司机，有性格暴躁的，有和善的，有倔犟的，有爱笑的，有喜欢唱歌的，有拉手风琴的，有谨慎的，有慢性子的，有莽撞的，这许许多多来自人民的小伙子的不可量度的智慧、勤劳、勇气、心计、本领、狠劲儿，他们的精神力量就要汇合到一起，合成一股力量，就一定能胜利，因为这股力量太大了。
他们或是这个，或是那个，或在中央，或在侧翼，或今天，或明天，一定会以自己的力量击溃敌人……战斗的胜利正是来自他们，他们在灰尘与硝烟中夺得胜利，只有他们能够思考、能够展开活动，冲锋和攻击比敌人早一点点儿、准确一点点儿，比敌人更乐观、更刚强。
一切都靠他们，这些驾驶坦克、操纵大炮和机枪的小伙子是战争的主要力量。
不过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人的精神财宝是否联结到一起，是否能汇成一股力量。
诺维科夫一遍又一遍地望着他们，可是心中有一股幸福的感觉，感觉有把握能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她一定会是我的，一定是我的。”
五十四
这是一些多么不平常的日子呀。
克雷莫夫觉得，历史书不再是书，而是进入了生活，与生活混合在一起了。
他感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的云彩颜色特别鲜明，照射在水上的阳光特别耀眼。这种感觉使他想起童年时候，那时候初雪的景致、夏日的雨点和彩虹都使他充满幸福的感觉。几乎所有的生灵，渐渐习惯了生活中的奇事，也就一年一年地渐渐失去这种奇妙的感觉。
克雷莫夫认为当代生活中一些错误和荒谬的情形，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是感觉不到的。他想：“在列宁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觉得，这儿的人待他很不一样，比战前一些人待他好些。他不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弃儿，依然像被包围时期那样。不久前他还在伏尔加河对岸很带劲儿地准备作报告，并且认为政治部调他做宣讲员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他心里有时出现一种难堪的、受辱的感觉。为什么撤去他的战斗部队政委的职务？他干得似乎不比别人差，比很多人都强……
在斯大林格勒，人与人的关系都很好，在这块洒满鲜血的黄土坡上，处处可以感觉到平等和人的尊严。
在斯大林格勒，几乎人人都关心战后的集体农庄的体制问题和伟大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将来的关系问题。红军的战斗生活，战士们拿着锹挖土，用菜刀刮土豆，或者拿着军营鞋匠使用的修鞋刀干活儿—似乎都和战后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自己鲜血的正直的人们一定能建设美好的、公道的社会。表露出这种感人的信心的人，认为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每天都因为自己还能从早上活到晚上感到惊讶。
五十五
一天傍晚，克雷莫夫做过又一次报告之后，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所里。掩蔽所在马马耶夫冈的斜坡上，紧靠着班内山沟。
巴秋克的个头儿不高，一张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士的脸。他见克雷莫夫来了，十分高兴。吃晚饭的时候，巴秋克的桌上摆了挺好的肉冻和滚热的面饼。巴秋克一面给克雷莫夫斟酒，一面眯起眼睛说：
“我一听说您来给我们作报告，就想您先到哪儿呢，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还是先到我这儿来。结果，您还是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了。”
他哼哧两声，笑了笑：
“我们在这儿，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到晚上一安静下来，就跟邻居们打电话聊天：你吃的什么，有谁上你那儿来啦，你要上谁那儿去，首长对你说什么来着，谁那儿澡堂好，报上报道什么人啦？报纸不报道我们，一个劲儿报道罗季姆采夫，从报上看，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作战。”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自己却只是喝茶吃面包，看来他对好吃的东西不感兴趣。
克雷莫夫看到，那安详的动作和乌克兰式的缓慢语调，与巴秋克流露出来的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很不相称。克雷莫夫觉得难过的是，巴秋克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一个与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似乎没有接触到巴秋克真正关心的事。
巴秋克说了说战争刚开始时候的事，克雷莫夫听了十分吃惊。在大家都从边境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的一团人向西开去，要堵住德国人的渡口。正在公路上向后撤退的高级首长却以为他是想向德国人投降。立即就在公路上进行审讯，所谓审讯就是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喝叫，接着就下令把他枪毙。在最后一分钟，他已经站到一棵树跟前，手下的士兵把他抢了出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中校同志，情形很严重呀。”
“我的心脏没被打穿，”巴秋克说，“不过还是落得一点儿毛病，算我的成绩吧。”
克雷莫夫带着几分演戏般的语气说：
“听见雷恩卡的枪声吗？这会儿戈罗霍夫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巴秋克侧眼看了看他。
“他干什么？大概是在玩捉‘傻瓜’。”
克雷莫夫说，他听说在巴秋克这里要开一个狙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
“噢，当然会有兴趣，怎么会没有兴趣。”巴秋克说。
他们谈起前线的情况。巴秋克担心的，是德国人夜里悄悄地在北段集结兵力。
等到狙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所里，克雷莫夫才知道这些烙饼是为谁准备的。这些身穿棉袄，又腼腆、又拘谨、又矜持的人纷纷坐到靠墙和桌子周围的长凳上。新来的人就像工人放下铁锹和斧头那样，轻轻地把步枪和自动枪放在角落里，尽量不弄出响声。
著名的神枪手扎伊采夫的脸很好看，像平常人一样，是一个可爱、温和的农村小伙子。但是等他转过头来，并且皱起了眉头，便露出十分刚强的相貌。
克雷莫夫想起战前偶然留下的一个印象：有一次，他在一个会上注视着自己的老朋友，忽然看到他那一向显得十分刚强的脸完全变了样子：眼睛眨巴着，鼻子耷拉下去，嘴巴半张着，再加上那小小的下巴，构成了一幅优柔寡断和懦弱的画像。
和扎伊采夫坐在一起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科，窄窄的肩膀，一双深棕色眼睛总是带笑，还有一个是乌兹别克小伙子苏列伊曼·哈里莫夫，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厚厚的嘴唇。炮兵狙击手马采古拉一个劲儿地拿手帕揩额头上的汗，他像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击方面的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来到掩蔽所里的其余的狙击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里亚、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涩的小伙子。
巴秋克向狙击手们询问着，低着头，很像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指挥员。
当他和别兹季科说话的时候，所有坐在这儿的人的眼睛里都出现了快活的神气，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兹季科，咋样？”
“昨个儿我闹得德国佬够呛，中校同志，您已经知道啦，今个儿早晨，我打死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可这还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门炮打了十四辆坦克。”
“他打一门炮，因为他的炮兵连就剩一门炮啦。”
“他打坏了德国佬的碉堡呢。”漂亮的小伙子布拉托夫说了一句，脸就红了。
“我觉得那不过是普通的掩蔽所。”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说，“今天一颗迫击炮弹把我的门打掉啦。”又转身朝着别兹季科，带着责备的口气用乌克兰语说：“打得这么准，我还以为是狗崽子别兹季科打的呢。”
特别腼腆的炮兵眀„准手曼茹里亚抓起一张饼子，小声说：
“中校同志，这面饼真好。”
巴秋克拿一颗子弹敲着茶杯，说：
“好啦，同志们，咱们言归正传。”
这是一次生产会议，就像工厂里、田野宿营地上常常召开的那种会议。但坐在这儿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缝，谈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搂着一个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们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国佬之前，让他们爬起来三次，后来又迫使他们趴下，子弹打得离他们的脚两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烟。
“等他一站起来，我一枪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布拉托夫懒洋洋地说着，他说得使人震惊，因为士兵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使人震惊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扎伊采夫插话说。
“我没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个。政委同志决不会叫人胡吹，你瞧，这是他签的字。”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谈话，很想说，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应该记住这一点，要不然就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这种思想对作战没有好处，不能武装军队，倒是会瓦解武装。
口齿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说了说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佬。然后他又说：
“我是乌曼的集体农庄庄员，法西斯在我们村子里造了许多孽。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伤。所以我不再做农民，做起了狙击手。”
愁眉苦脸的托卡廖夫说了说怎样选择好地点，监视德国人取水和去厨房必经的道路，然后又顺便说：
“我老婆来信说，很多人在莫扎伊城外被抓去杀了，我儿子也被杀了，因为我给他取了一个和列宁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里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开枪。我来到前方，有个好朋友古罗夫中士，我教他说乌兹别克语，他教我说俄语。德国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个德国佬。我摘了一个军官的望远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导员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狙击手们创造的这些数字还是使人觉得震惊。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他很想说说，消灭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歹徒，以及消灭富农，他一向不手软，他对革命的敌人从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过，在消灭法西斯的同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应该感到高兴。听着狙击手们的话，还是感到可怕，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干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扎伊采夫说起他很多天以来在马马耶夫冈脚下同一名德国狙击手的较量。德国狙击手知道扎伊采夫在注视着他，他也在注视着扎伊采夫。他们的本领大致相当，谁也没有打到谁。
“昨天他打倒了我们三个人，我坐在小棚子里，一枪也没有发，他最后一枪打出来，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侧着身子倒下了。他们那边走出来一个兵，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这儿有狙击手，一定会打死他们那个兵，可是那个兵走过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个战士，他很想看一看。静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德国佬提着水桶跑过去，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欠起身来，站了起来。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扎伊采夫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在桌子旁边霍地站了起来，在他脸上闪现过的一种特别的、刚强的表情，现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一个和善的大鼻子小伙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宽宽的额头、充满凌厉逼人的必胜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狮子般的强硬而凶狠的杀气。
“他认出我来，明白了。我也开枪了。”
有一阵子鸦雀无声。昨天响过那一枪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寂静，而且似乎听到了那个德国狙击兵倒下去的响声。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转过脸来，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里过夜。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数着心脏病药水的滴数往杯子里倒，然后又往杯子里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说师里的事情，不是说战斗情况，说的是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觉得，巴秋克说的一切，都和战争一开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关系，他的思想一直牵挂着那件事。
自从克雷莫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里。有时恰恰相反，他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中校同志，您入党很久了吧？”
巴秋克说：
“怎么，政委同志，您觉得我掌握的路线不对头吗？”
克雷莫夫没有立即回答。他对这位师长说：
“您要知道，我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常在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可是在这儿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的，这就是谁掌握着路线，谁被路线掌握着。我本来想加入你们的狙击手们的谈话，进行一点纠正。可是后来我想，圣人面前夸学问，自讨没趣儿。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插嘴，也不光是因为这一点。政治部就是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可是我却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要不然就会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糊涂蛋一样：本来是来参加婚礼的，却念起追荐亡灵的经文……”
他想了想，又说：
“而且也是习惯……党一般都是鼓起群众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们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我们的事业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义。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讲客气……”
他想了想，又说：
“当然，我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要把您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人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德国人侵入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那就来吧！战争毕竟是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说话，可是巴秋克没有作声，不是因为他听了克雷莫夫的话感到无法回答，是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