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8）
三十六
夜里他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过的那几个月。他不记得汗湿的衣裳、咸得使人恶心的水，不记得那使人受不了的恶浊气味。他觉得在军医院的那些日子是幸福的。现在，在这森林里，他听着树木的沙沙声，心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难道有过这样的事？她抱着他，抚摩他的头发，她哭着，他吻她那湿湿的、咸咸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想，他可以驾着“雅克”上斯大林格勒去，不过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 [38] 加加油，然后上恩格斯城去，他有一个熟识的小伙子在那儿做值班主任。以后要枪毙就枪毙好啦。
他常常想起他在一本旧书上读到的一段故事：舍列梅捷夫 [39] 元帅的儿子们把十六岁的妹妹嫁给多尔戈卢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见过他一回。姑娘的哥哥们给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银子装满三间屋子。结婚后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卢基公爵是他的亲信，也被抓起来押往北方，关在一座木塔里。有人告诉新娘，说她可以不受这一婚姻约束，因为她跟丈夫总共生活了两天。但是她不听劝说，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区一座木屋里。一连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尔戈卢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户开着，门也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见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士兵，她都跪下来哀求，问她的丈夫在哪儿。有人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她于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听说多尔戈卢基被分尸了。她决定进修道院，便前往基辅洞窟修道院。在要成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边走来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灭，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头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她却舍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几个钟头，后来，等到太阳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扔到河里，便朝修道院大门口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这位保育院出身的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机械车间钳工，老是想着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的一生。他走在森林里，常常活灵活现地想象着：他已经死了，已被埋葬，那架被德国人击落的飞机，半截扎在土中，已经锈烂了，散架了，四周长满了青草，薇拉·沙波什尼科娃常常在这儿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走下岸坡，走到伏尔加河边，凝望河水……在两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就曾在这里走过，有时走到林中空地，用手拨开缀满红色野果的树棵子，从野麻丛里穿过。他顿时觉得又难过，又痛苦，又失望，又甜蜜。
穿破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里走着。在难忘的时代里，有多少这样的人被遗忘了啊。
三十七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到机场，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许多加油车在夏天的田野上东奔西跑，机场维修营的机械师和发动机修理工围着停在掩护玻璃罩下的飞机忙活着。平时一声不响的电台发动机又清楚又起劲地嗒嗒响着。
“坏了。”维克托罗夫心里说着，加快了脚步。
马上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腮上带着红色烫伤疤痕的上尉索洛马津一见到他就说：
“有命令，咱们要出发了。”
“上前方吗？”维克托罗夫问。
“不上前方，上哪儿去？”索洛马津说过这话，便朝村子走去。
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坏，他和女房东的关系不同一般，现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给老娘们儿，老牛自己带着。”维克托罗夫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叶列玛中尉，从小路上走来，他常常跟维克托罗夫搭档飞行。
“叶列玛，调咱们上哪儿？”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是西北战线要反攻了。师长乘着‘艾尔—5’来了。我有一个驾驶‘道格拉斯’的朋友在空军军部里，可以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好问的，不问也会知道。”
不仅团部的人和机场的飞行员们紧张起来，村子里也开始惶惶不安。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罗尔少尉捧着浆洗熨好的衣服从街上走来，衣服上面还放着小甜饼和一包果干。
科罗尔的女房东是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常常给他做甜饼吃，大家都拿他开玩笑。每次他出来执行任务，两位老奶奶都要来机场，在半路上迎他。一个高高的，身子笔直，另一个是驼背，他走在她们中间，又生气，又难为情，像一个娇惯的孩子。飞行员们说，科罗尔跟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走在一起。
飞行大队长万尼亚·马尔丁诺夫穿了军大衣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拎着提箱，另一只手拿着崭新的制帽，他怕弄皱了，没有放到提箱里。房东的红头发女儿没戴头巾，披着一头自己卷的卷发，在后面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他，见到这种目光，再猜测她和他的关系，就是多余的了。
一个有点儿瘸腿的男孩子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导员戈卢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诺伊已经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在几天以前才搬到这一家来。在这之前，他和戈卢普住在一个很坏的女人家里。那女人额头凸起，一双黄眼睛鼓鼓的。谁看到这双眼睛，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不让他们住下去，她往屋子里放浓烟，有一天还偷偷地往他们的茶里撒灰。戈卢普劝维克托罗夫把这个女人的事写成报告递到团政委，但是维克托罗夫不愿写报告。
“让她害霍乱死掉。”戈卢普骂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们搬到另一家，觉得这一家简直是天堂。可是这天堂他们却不能久住了。
维克托罗夫很快也背着背包，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一座座足有二层楼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过。瘸腿的男孩子在旁边蹦跳着，拿维克托罗夫送给他的战利品手枪皮套朝母鸡瞄准，朝盘旋在森林上空的飞机瞄准。他从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过，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个坏女人的一动不动的脸。每次她挑着两桶水从井上回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搭理她。她没有牛，也没有羊，屋顶下也没有燕子。戈卢普打听过她的情况，想弄清她的富农阶级根源，谁知她却出身贫苦家庭。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后好像是疯了。有一次在深秋天凉的时候，她跑到湖里，在水里呆了一昼夜。几个男子汉把她硬拖了上来。可是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爱说话。
这会儿维克托罗夫走在这个林区村庄的街道上，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飞走，永远离开这儿了。这飒飒响的森林，村庄，麋鹿常常光临的菜园，还有这蕨草，金黄的松脂，杜鹃，他都看不到了。这些老头儿、小姑娘他也再见不到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讲当年怎样实行集体化的事，没有人给他讲狗熊抢夺妇女们的马林果篮子，还有小孩子用光脚板踩蛇头的故事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然后飞机又要着陆，转眼间又要出现新的机场，出现农村或者工人村，出现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和开心事，有受伤而秃了鼻子的猫，又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叙述往事，叙述全面实行集体化的事，又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津到了新的环境里，又会在闲暇时间戴起漂亮的军帽，在大街上溜达，弹着吉他唱歌儿，叫姑娘们心醉。
团长萨卡布卢卡少校，一张古铜色的脸，白头顶刚刚剃过，胸前晃着五颗红旗勋章，倒换着两条弯弯的腿，向飞行员们宣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说，今晚在掩蔽所里过夜，出发次序在起飞前在机场上宣布。
然后他又说，指挥部命令不准离开机场的掩蔽所，违反军令，严惩不贷。
“不能在天上睡觉，所以要在起飞前好好睡一觉。”他解释说。
团政委别尔曼接着讲话。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欢他，虽然对于飞行上的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处理飞行员穆欣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就特别讨厌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电报员丽达沃伊诺娃谈恋爱。大家都很赞成他们这段恋情：一有空他们就相会，上河边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一块儿。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们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这一说法出自丽达之口，是她对一位女友说的，又由女友传遍了全团：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穆欣强奸了她，还曾经拿手枪威胁她。
别尔曼听到这桩事以后，暴跳如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穆欣被法庭审问了十天，并且被判了死刑。
在执行枪决之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列克谢耶夫空军少将来到团里，开始调查穆欣的案情。丽达弄得将军非常难为情；她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相信，有关穆欣一案全是胡编乱造。
她对他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会儿吻，后来她睡着了，穆欣要跟她开开玩笑，悄悄把手枪伸到她的两个膝盖中间，朝土里开了一枪。她惊醒了，叫了起来，于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来。她把这事儿对女友说了，可是从女友嘴里往外一传，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这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爱情是极其纯真的。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判决取消了，穆欣调到了另一个团里。
从那时起，大家就更不喜欢别尔曼了。
有一次索洛马津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有一个飞行员，好像是莫尔恰诺夫，说所有的民族中都会有坏人。
“就比如科罗尔，是犹太人，跟他搭档飞行就很好。在执行任务时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后面，心里就觉得踏实。”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尔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津说。“科罗尔是咱们的小伙子，我在飞行中对他比对自己都信得过。他在勒热夫把紧跟在我后面的一架德国飞机扫掉了。多亏波里亚·科罗尔，我有两次甩脱盯住我的该死的敌机。你知道，我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大家都笑起来。索洛马津说：
“好啦，穆欣被别尔曼安上枪毙罪名的时候，他才不觉得好笑呢。”
这时候科罗尔走进食堂，有一个飞行员很同情地问他说：
“我问你，波里亚，你是犹太人吗？”
科罗尔有点儿难为情，回答说：
“是的，是犹太人。”
“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
“行过割礼吗？”
“滚你的蛋。”科罗尔回答说。大家又笑起来。
等飞行员们从机场回村子去，索洛马津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马津说，“你不该说那话。我在肥皂厂工作的时候，找碴儿整人的人不少，一个个都是领导。我看够了那些家伙。”
“你啰唆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膀，“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人吗？”
别尔曼说，飞行员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这些话不用他说大家也明白，但大家还是注意听着，听听他的话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本团是不是还留在西北战线，是调到勒热夫一带，还是调到西线或南线？
别尔曼说：
“所以，战斗飞行员必须具备的第一点素质，是熟悉装备，熟悉得能够操纵自如；第二点，热爱自己的飞机，要像爱母亲、爱姐妹一样；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热的心加冷静的头脑；第四，要有同志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培养出来的；第五，在战斗中要有献身精神！成功就在于编队飞行技能！要紧跟机长！一个好的飞行员，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战斗：‘嗯，这样会好些！嗯，不该那样！’”
飞行员们装做很感兴趣地看着政委，一面小声说着话儿。
“也许，是叫咱们护送运输机往列宁格勒送吃的东西？”索洛马津说。他有女朋友在列宁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尔恰诺夫说。他家里的人都在昆采沃。
“也许，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维克托罗夫说。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诺伊说。
他们团上哪儿，对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家的人都在敌占区乌克兰。
“波里亚，你想上哪儿去？”索洛马津问道。“是不是上你们犹太人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科罗尔那双黑黑的眼睛气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来，他很清楚地骂了一句娘。
“科罗尔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声……”
其实科罗尔已经不作声了。
换做是萨卡布卢卡少校，他本来就是一个骂娘的行家，遇到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不会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对自己的通信员叫喊：“马秋金……你他妈的……”然后和和气气地说：“把手巾给我拿来。”
可是，团长知道政委那善于罗织罪名的作风，所以不敢马上把科罗尔放过。如果放过了，别尔曼会写报吿，说萨卡布卢卡在全体飞行员面前不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威信。别尔曼已经向政治部写过报告，说萨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期间干私活儿，和团部里的人一起喝酒，和当地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团长绕着弯子开始了。他很威严地嗄声喝道：
“科罗尔少尉，怎么站的？上前两步走！干吗那么吊儿郎当？”
接着他继续虚张声势。
“戈卢普指导员，您向政委汇报一下，为什么科罗尔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他是和索洛马津争吵，至于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来汇报。不是向我！向政委汇报！”
“政委同志，让我汇报吗？”
“汇报吧。”别尔曼点了点头，对索洛马津连看也没看。他感觉出来，团长还是在坚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萨卡布卢卡不论在地上还是在空中，都特别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谁都快地判断出敌人的目的和战术，以诡诈战胜敌人的诡诈。在地上，他懂得领导强中有弱，下属弱中有强。如有必要，他可以装装样子，装成一个憨大，听到蠢人说的很蠢的俏皮话也可以凑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们掌握在手心里。
在担任预备队期间，萨卡布卢卡对农业，主要是对饲养家畜家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马林果制果子露酒，腌蘑菇，晒蘑菇。他做的饭菜出了名，有许多团长喜欢在空闲时间驾飞机上他这儿来，又吃又喝。但这位少校不认为这是白慷慨。
别尔曼知道这位少校还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特点，那就是：尽管他又精明，又谨慎，又狡猾，然而同时又几乎是个疯子，一旦硬干起来，连命都不顾。
“跟领导争论，简直就像……跟风作战。”他对别尔曼说。他会忽然不顾一切地干起有损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叹气。
有时两个人情绪都很好，他们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挤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真是个精明汉子。”萨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真棒。”别尔曼说。
萨卡布卢卡不喜欢政委那种假殷勤，不喜欢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话都要写进报告的那股积极劲儿。他嘲笑别尔曼见了漂亮姑娘就眼馋，嘲笑他喜欢吃炖鸡而不喜欢喝酒。别尔曼对别人的生活条件漠不关心，却善于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他就更加不满。他佩服别尔曼的聪明，佩服他为了事业敢于同领导冲突，佩服他的勇气—有时候似乎别尔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很轻易地丢掉性命。
这会儿，这两个人在准备率领空军集团军奔赴前线的时候，彼此侧眼看着，听着索洛马津上尉陈述：
“政委同志，我应该直说，科罗尔破坏纪律，这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着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
“您对他说什么来着，您向政委说说。”萨卡布卢卡打断他的话。
“刚才同志们都在猜，咱们团上哪儿去，上哪条战线去，我就对科罗尔说：你想不想上你们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飞行员们都看着别尔曼。
“我不懂，上什么首府？”
别尔曼说过这话，忽然明白了。
他有点儿难为情，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团长特别吃惊的是，这事儿竟出在一个像剃刀刃一样锐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惊讶的事儿还有呢。
“这是怎么搞的？”别尔曼说。“科罗尔，大家都知道，索洛马津是新鲁扎区多罗霍沃村人。如果您对索洛马津说，他想上多罗霍沃村作战，他就该因为这样打您的嘴巴吗？这真是很奇怪的乡土道德标准，跟共青团员称号很不相称。”
他总是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大家都明白，索洛马津是想逗科罗尔生气，科罗尔果然生气了，可是别尔曼却满有把握地向飞行员们解释，是科罗尔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偏见，他的行为是藐视各民族友谊，说科罗尔不应当忘记，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义偏见为所欲为。
别尔曼说的话本身是正确的。他这会儿用激动的语调说的思想，来自革命，来自民主。但这会儿别尔曼的着力点，不是他为了思想，而是让思想为他，为他今天颇有问题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你们看，”政委说，“哪儿思想不正确，哪儿就没有纪律。今天科罗尔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在政委把科罗尔的行动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萨卡布卢卡自然是不能干预的。萨卡布卢卡知道，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
“同志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尔曼说。为了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说下去：“出现这种不成体统的事，责任在犯错误的本人，但我这个团政委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尔清除思想上的落后的、丑恶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严重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处罚科罗尔的违纪行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罗尔少尉的任务承担下来。”
大家动了动，坐舒服些，都觉得事情过去了。科罗尔看了看别尔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别尔曼一看到这种神情，皱了皱眉头，抖了抖肩膀，并且转过脸去。晚上，索洛马津对维克托罗夫说：
“你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个多么深奥呀。这事儿要是出在你或者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身上，肯定被别尔曼送到惩戒分队去了。”
三十八
晚上，飞行员们在掩蔽所里都没有睡，躺在铺上抽烟，谈话。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不少告别酒，这会儿不住地在哼歌儿：
飞机打着螺旋飞翔，
吼叫着飞向大地胸膛，
不要哭，好姑娘，不要悲伤，
从此永远、永远把我遗忘。
维里卡诺夫还是憋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本团要转移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一轮明月升到森林上空，树木中间出现了晃晃不定的光斑。离机场两公里的那个村子，好像是躲在灰堆里，黑糊糊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坐在掩蔽所门口的一些飞行员观赏着这美妙的、布满地标的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翼和机尾投出的淡淡的月光阴影，也跟着斯科特诺伊哼唱起来：
用手把骨架抬起，
从飞机底下掏出我们，
一架架飞机盘旋上升，
送我们最后一程。
躺在铺上的飞行员们在聊天。黑暗中看不清说话的人，但是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所以不用呼唤名字，只凭着声音回答或提问。
“杰米多夫自己请求任务，他不飞就受不了。”
“你还记得吧，在勒热夫的时候，我们掩护轰炸机，八架飞机一齐朝他扑过去，他从容应战，坚持了十七分钟。”
“是呀，拿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是划算事儿。”
“他一面飞，一面唱。我每天都能记住他唱的一两支歌儿。他也唱过维尔津斯基的歌。”
“这个莫斯科人有两下子！”
“是啊，他在飞行中肯照顾别人。总是照顾落后的同志。”
“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他呢。”
“我了解他。在飞行中最能看清同飞的搭档。他的一切都向我表露出来了。”
斯科特诺伊唱完一支歌，大家都静下来，等着他再唱另一支。可是他没有再唱。
斯科特诺伊说了一句流行于各个机场的谚语，说的是飞行员的生命短得好比小孩子的衣裳。
大家谈起德国人。
“认出德国佬也不难，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一架厉害，哪一架顽强，哪一架想捉呆瓜，从后面咬尾巴，哪一架专找½在后面的。”
“总的说，他们配合不怎么紧密。”
“可不能这样说。”
“德国佬见到受伤的就拿牙紧紧咬住，见到厉害的就逃跑。”
“要是一架对一架，就算是双头的，我肯定能把它打掉！”
“你别见怪，要是依着我，因为你打掉一架‘容克’，才不会授给你什么勋章。”
“空中撞击—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有什么好见怪的，你又不能把我的勋章取消。”
“是啊，关于撞击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我还可以拿螺旋桨来撞。”
“追赶中的撞击，才真够劲儿！把它赶着朝地上冲击，叫它撞个粉碎！”
“听说，团长要用‘道格拉斯’把母牛和母鸡都带上，是吗？”
“反正这些东西全都宰啦，用盐腌起来了。”
有一个人拉长声音用若有所思的语调说：
“现在我要是带着姑娘上豪华俱乐部去，还难为情呢。已经不习惯啦。”
“不过，索洛马津不会难为情。”
“你是不是羡慕呀，廖尼亚？”
“羡慕这种事，不是羡慕这个对象。”
“我明白。绝对相信。”
然后大家回忆起勒热夫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次七架歼击机跟敌人的一大群“容克”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相遇。大家似乎都是各说各的，但又像是都在说同一件事。
“起初有森林做背景，看不见它们；等它们飞高，马上就看见了。分三个高度飞行。我立刻认出是‘容克—87’：腿儿跷着，鼻子是黄的。于是我坐得舒服些：好，来吧！”
“我起初还以为那是高射炮炮弹爆炸呢。”
“阳光对这种事儿显然是有利的。我从阳光方向朝德国佬冲去。我是左侧僚机 [40] 。一下子被甩开三十公尺。跟上去不难，飞机很听话。我朝一架‘容克’开了火，把它打得冒了烟，可是这时候有一架敌人的歼击机，长长的，像一条黄鼻子狗鱼，转弯来打我，可是晚了。我看到它朝我开火了，一道青青的印子。”
“我看见我射出的青印子一直抵到那架飞机黑色的机翼。”
“你好得意呀！”
“我小时候放风筝，我爸打我。我进工厂以后，工余时间常常跑七公里上航空俱乐部去，累得要命，可是一次表演都不放过。”
“喂，你听我说说。德国佬一下子把我打着了火：油箱、输油管都烧着了。里面着了起来。到处是浓烟！另外又打中了我的护罩，把眼镜打碎，护罩上的玻璃乱飞，流起了眼泪。你猜我怎样—我一下子钻到它底下，又一把把眼镜扯下来！索洛马津掩护了我。我着了火，可是不害怕，没工夫害怕！我仍旧坐着，身上没着火，靴子烧坏了，飞机烧坏了。”
“眼看着咱们要被打掉了。我又转了两个圈儿，有一架敌机要同我较量。我没理会，赶去打另外的敌机，解救被追击的同志。”
“嗬，当时我已经带了不少窟窿，被打得像一只老山鹑一样啦。”
“我朝那个德国佬冲了十二次，把他打得冒烟了！我看到他的头乱摇，可见已经不行啦！在二十五公尺的距离我开了炮，把他打了下去。”
“是的，总的应该说，德国佬不喜欢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战，总是尽可能飞到垂直线上。”
“怎么能这样说？”
“怎么样？”
“这事儿谁不知道？就连农村姑娘都知道：德国佬这是躲避急转弯攻击。”
“唉，真该把勒热夫掩护好一点儿，那儿的人真好呀。”
后来安静下来，有一个人说：
“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要走啦，只有杰米多夫一个人留在这儿啦。”
“好啦，同志们，不管怎样，我要上储蓄所去，要到村子里去一趟。”
“去告别吗？”
深夜，周围的河流、田野、森林，一切是那样宁静，那样美好，似乎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敌、叛卖、衰老，只有幸福的爱情。云彩涌向明月，明月在灰色云雾中飘动，青烟遮住大地。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在掩蔽所里过夜。在森林边上，在木栅栏旁，闪动着一方方白色的头巾，不时响起清脆的笑声。树木在寂静中轻轻抖着，想必是在梦中受了惊吓。河水有时轻轻低语一会儿，接着又无声无息地流起来。
恋人们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了。这是离别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今天在哭，明天就会被忘记；有的被死神永远分开；有的会得到命运的青睐，还会相见。
但是，早晨到了。发动机隆隆响起来，飞机扇起的平刮的风把惊慌的青草压倒在地上，成千上万的露珠儿在阳光下颤动……一架架战斗机飞向蓝天，把小炮和机枪带上天空，在天空盘旋，等待伙伴们编队飞行……
昨天夜里似乎还是无边无垠的林区，如今渐渐离开，在蓝天里渐渐沉没……
看得见一个个小盒子似的房屋、小方块似的菜园，房屋和菜园向后滑去，在机翼下渐渐消失……那青草萋萋的小路看不见了，杰米多夫的坟也看不见了……走吧！森林也哆嗦了几下，在机翼下滑走了。
“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默念着。
三十九
早上五点钟，值日囚犯把一个个囚犯唤醒。外面夜色依然黑沉。棚屋里有通宵不熄的电灯照耀着。这样的灯在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里医院的急诊室都有。
成千上万的人一面咳嗽、吐痰，一面穿棉裤，缠脚布，在腰侧、脊梁、脖子上搔痒。
睡在上铺的人穿好衣服下来，有时脚会碰到坐在下铺的人头上，下铺的人也不骂娘，而是一声不响地把头朝旁边一歪，用手把上面的脚推开。
夜里唤醒这么多人，裹脚布闪来闪去，人头、脊背不住地晃动，烟气腾腾，电灯光明晃晃的，这一切显得极不正常。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寒夜里静静地沉睡，可是劳改营里已经到处是人，到处在活动，到处是烟雾、灯光。
上半夜一直在下雪，雪堆把棚屋的门堵住，把通往矿井的大路埋住……
矿井的汽笛慢慢叫起来，也许，密林深处的狼也跟着那粗壮而凄厉的汽笛声嚎起来了。警犬在劳改营的田野上嘶哑地吠着，拖拉机隆隆响着清扫通往矿区大楼的道路，押队兵彼此呼唤着……
雪花飘到探照灯光中，晶亮晶亮的，显得十分柔和悦目。在广阔的劳改营田野上，在乱糟糟的狗吠声伴奏下，开始点名了。押队兵那伤了风的嗓门儿又嘶哑又激昂……巨大的人流朝矿井涌去，一片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和毡靴声。守望塔瞪着巨大的独眼，盯着周围的一切。
笛声依然呼啸着，有远的，也有近的，这是北方的混合乐队。这声音回荡在寒冷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土地上，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在马加尔，在苏维埃港，在科雷马边区的雪野上，在楚科奇冻土地带，在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里……
伴随着汽笛声，伴随着铁撬棍敲击铁轨的声音，人们前去采掘索里卡姆斯克的钾、里杰罗夫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和萨哈林的煤炭，人们前去铺设穿过北冰洋岸永久冻土带的铁路、科雷马的无接缝线路，前去砍伐西伯利亚、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罕格尔边区的森林。
在原始林区各处，边远建设劳改营大队新的一天，就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刻开始了。
四 十
夜里，囚犯阿巴尔丘克觉得一阵烦恼。不是那种习惯了的、劳改营里常有的愁思绵绵的烦恼，而是火烧火燎的烦恼，就像疟疾发作那样，使人要叫起来，要从床铺上跳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两鬓，捶自己的脑壳儿。
早晨，囚犯们急急忙忙而又很不情愿地准备去上工的时候，在阿巴尔丘克的邻铺，煤气工长，原内战时期的旅长，长腿涅乌莫里莫夫问道：
“夜里你翻来翻去干吗？梦见老娘们儿啦？还嗷嗷地叫。”
“你就知道老娘们儿。”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以为你在梦里哭呢。”另一个邻铺上的人说。他叫莫尼泽，有点儿傻头傻脑，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委员。“我本来想把你唤醒呢。”
阿巴尔丘克在营里的另一个好友、医士阿布拉姆·鲁宾什么也没有发现，在他们朝又冷又黑的门外走的时候，他说：
“你可知道，夜里我梦见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好像他来到我们红色教授学院，他很快活，精神抖擞，延琴曼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儿。他的助手巴尔哈多夫是为了抢劫杀死一家六口人的罪犯，现在正用做框子剩下来的雪松木片生炉子。阿巴尔丘克在整理木箱里的工具。他觉得，那些寒光闪闪的锋利的锉刀与旋刀，唤起了他在夜里产生的感觉。
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会计一大早就送来技术科批准的各边远劳改营分部的申请报告。应该把材料和工具拣出来，装进箱子，编制相应的清单。有些东西是不成套的，需要编制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多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儿也不干，没办法叫他干。他来到工具库里，只是解决吃的问题。今天一大早他就在锅子里煮土豆白菜汤。担任第一大队通信员的原哈尔科夫药学院拉丁语教授跑到巴尔哈多夫跟前，哆哆嗦嗦地伸出红红的手指头，往桌上撒了一把肮脏的小米。不知为什么事，他给巴尔哈多夫这样的报酬。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处，因为在统计表上有些数字不对头。财务处副处长训斥他，还说要报告上级。他听到这些吓唬，心里觉得憋得慌。助手不帮忙，他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尔哈多夫的状。他很劳累，很怕丢掉管理仓库的活儿，又要到矿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经白了头，没有多大力气了……大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烦恼—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等他从财务处回来，巴尔哈多夫在睡觉，头底下枕着毡靴，看样子，是其他犯人给他送来的；他的脑袋旁边放着已经空了的锅子，腮上粘着他捞来的小米。
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多夫有时把仓库里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这毡靴就是仓库里的东西换来的。有一天，阿巴尔丘克发现少了三把锉刀，就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窃紧缺的钢材，怎么不知道羞耻……”
巴尔哈多夫回答说：
“你这狗虱子，闭嘴！要不然你等着瞧！”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唤醒他，就叮叮当当地整理锯条，又咳嗽，又把小锤掉在地上。巴尔哈多夫醒了，带着心安理得和不满意的神气注视着他。后来巴尔哈多夫低声说：
“昨天一列军车里下来的一个小伙子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地区的劳改营还不如呢。犯人都带着镣铐，半个脑袋剃得光光的。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缝在胸前，缝在膝盖上，背后还缝着犯人标记。”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多夫带着向往的神气说：
“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坏分子弄到那儿去，首先应当把你这个家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
“对不起，巴尔哈多夫先生，我打搅您了。”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多夫，但有时候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换班时间，满身黑炭粉的涅乌莫里莫夫来到仓库里。
“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道。“大家都参加了吗？”
“竞赛是展开啦。打仗需要煤炭嘛，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标语贴到了文教处：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知道，应该写一部描述劳改营里的烦恼的著作。有时烦恼使人感到沉重，有时烦恼来势凶猛，有时烦恼使人气闷，叫人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有一种烦恼很特别，既不沉重，也不凶猛，也不使人气闷，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搅翻。”
涅乌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过他露出来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齿已经坏了，和煤炭一样颜色了。
巴尔哈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看了看，说：
“你老是这样悄没声地走路，冷不丁来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来啦。”
巴尔哈多夫是个不爱笑的人，带着很操心的神气说：
“我要上粮食仓库去一下，你没意见吧？”
他走后，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夜里我想起前妻生的儿子。他大概已经上前方去了。”
他凑到涅乌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在想，我会见到他的，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么，党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合乎时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吗？”
“不，”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原来认为，他可能会长成―个市侩。”
昨天傍晚和夜里，他想过柳德米拉，很希望见到她。他翻阅残破的莫斯科的报纸，说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呢，那样他就会清楚，儿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怜惜他。他想象着，他怎样走到儿子跟前，激动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拿手指着自己的喉咙，表示说不出话来。托里亚会把他抱住，他会把头放到儿子胸前，哭起来，毫不难为情，尽情地哭，哭。他们会站上很久，儿子比他高一个头……
儿子一直想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同志们，向他们打听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托里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么细，皱纹好多啊……你一直斗争了这么多年，你进行的是伟大而孤单的斗争呀。”
在审讯的时候，给他吃了三天咸菜，却不给他水喝。还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坏行为和间谍行为，也不是要他诬陷别人。关键是要他怀疑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确性。在审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里，只要能见到审讯科长，这些审讯他的匪徒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他看出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暴徒。
他了解了羁押犯人的军用列车和轮船统舱，各有各的规矩。他看到过，一些刑事犯不仅输掉别人的东西，而且输掉别人的性命。他见过下流无耻，见过卑鄙的出卖。他见过刑事犯的野蛮行为，那是疯狂的、血腥的、极其残酷的。他见过得势的正统派与不得势的正统派之间可怕的派系斗争。
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过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唯唯诺诺、残酷无情……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资本主义遗毒，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有那些遗老遗少、白军军官、富农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里莫夫就要离开仓库的时候，忽然说：
“哦，我忘啦，刚才有一个人问你来着。”
“哪儿来的人？”
“昨天军车上下来的。正在分配他们工作。有一个人问起你。我说：‘凑巧我知道，我跟他铺挨铺已经睡了有三年多。’他对我说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么样子？”阿巴尔丘克问。
“噢，模样儿够寒碜的，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啊哈！”阿巴尔丘克叫起来。“莫不是马加尔呀？”
“就是，就是。”
“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师，是他发展我入党的。他问什么来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问的是一般的话，问你判了几年。我说：报了五年，批下来是十年。现在咳嗽起来，有可能提前获释。”
阿巴尔丘克没有听涅乌莫里莫夫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老同志的名字：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一段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真的，很特别。他对同志什么都舍得，冬天可以脱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志。又聪明，又有学问。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是刻赤 [41] 渔民的儿子。”
他回头看了看，俯身对涅乌莫里莫夫说：
“你记得，咱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起组织，帮助党。阿布拉姆·鲁宾曾经问：‘让谁当书记呢？’现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还是推选你，”涅乌莫里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刚才有十辆汽车装着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没什么，能找到他的，啊，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我了吗？”
涅乌莫里莫夫说：
“我差点儿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给我一张白纸。瞧我的记性真差。”
“要写信吗？”
“不是，要向谢苗·布琼尼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去。”
“不会让你去的。”
“布琼尼还记得我呢。”
“不会让政治犯上军队里去。咱们的煤矿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战士们也会因此感谢咱们，也可以说尽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还是希望上军队里去。”
“这种事儿布琼尼也没办法。我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呢。”
“布琼尼也没办法？你真是开玩笑！还是你舍不得一张纸？我的限额用纸已经用完了，文教处又不给我。要不然我不会向你要。”
“好吧，我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还有几张纸，是未经批准存下的。文教处发纸是有数的，而且以后还必须说明纸是怎么用了的。晚上，棚屋里的情形一如往常。原近卫重骑兵团军官东古索夫老头子眨巴着眼睛，没完没了地说着传奇故事。犯人们仔细听着，搔着痒痒，带着赞赏的神气晃着脑袋。
东古索夫随心所欲地编造着荒诞离奇的故事，把一些熟悉的女舞蹈家、阿拉伯的劳伦斯，把三个火枪手和凡尔纳“鹦鹉螺”号潜艇的事都编了进去。
“等一等，等一等，”有一个听众说，“她究竟怎样跨过波斯国境的？你昨天说，她被奸细毒死啦。”
东古索夫停了一会儿，和善地看了看挑毛病的人，就又很起劲地说起来：
“娜金其实并没有死。一位西藏医生往她那半张开的嘴里滴了几滴高山仙草熬出来的药水，又把她救活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就能起来，不用别人搀扶，可以在屋里走动了。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很满意。
“明白啦……再说下去吧。”大家说。
在角落里，一些人在哈哈大笑，在听蠢头蠢脑的老工长、德国人加秀琴柯拉长了声音说下流的顺口溜。
有的顺口溜十分好笑，听众一直笑得没了劲儿。有一个害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和作家，是一个善良、聪明而腼腆的人，正慢慢地嚼着烤干的白面包，这是妻子寄来的，他昨天才收到。看样子，他吃着又香又脆的干面包，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涅乌莫里莫夫正在跟一个坦克手争论。坦克手进劳改营，是因为出于卑劣的动机，杀人行凶。他为了给大家解闷，嘲笑骑兵，涅乌莫里莫夫气得脸发了白，大声对他说：
“你可知道，在一九二〇年，我们凭马刀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知道，你们拿马刀杀过偷来的母鸡。一辆坦克就可以把你们整个骑兵第一集团军打退。你们的国内战争无法跟卫国战争相比。”
年轻的小贼科尔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姆·鲁宾，要拿一双脱了掌的破运动鞋换他的皮鞋。
鲁宾觉得要倒霉，神经紧张地打着呵欠，环视着周围的人，寻求支持。
“你这小气鬼，小心点儿，”像一只灵活的黄眼野猫似的科尔卡说，“该死的东西，你小心点儿，别惹我发火。”
后来科尔卡说：
“你为什么不准我病假？”
“你很健康嘛，我不能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科尔卡，我向你保证，我很希望准你请假，但是我不能。”
“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知道我的难处。难道你以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别急，别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难处。”
“我了解。现在该你了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罗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间谍。他正在文教处发给他的一块硬纸板上作画，他的眼睛离开画一小会儿，看了看科尔卡，看了看鲁宾，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作画。画名叫《原始森林妈妈》。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为什么，刑事犯们都不敢碰他。
等科尔卡走开以后，什捷金格对鲁宾说：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聪明。”
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进劳改营之前，在远东做航空技师，在太平洋舰队里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刑事犯们都很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受刑事犯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架铺中间的狭窄通道上走着，又烦恼起来。百米长的棚屋的那一头沉没在马合烟 [42] 的烟气中。每次他都觉得，等走到棚屋的尽头，会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可是走到尽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装着洗脸木槽的过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脚布，还是挂在石灰墙上的拖把，还是那油漆木桶，铺上还是露着刨花的褥垫，还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说话声，还是一张张枯瘦的、一样颜色的囚犯脸。大多数囚犯坐在铺上等待就寝信号，谈女人，谈菜汤，谈切面包的人弄鬼，谈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申诉书的遭遇，谈新的采煤和运煤定额，谈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谈话的片断。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
阿巴尔丘克从加秀琴柯坐的铺旁边经过时，加快了脚步。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已经有儿孙们唤“妈妈”、“奶奶”了。他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寝号快点儿响起来吧，快点儿躺到铺上，拿棉袄蒙住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朝门口看了看—也许马加尔来了呢。阿巴尔丘克要求求大组长，让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每夜都可以长谈，推心置腹地谈，因为他们是两个共产党员，是老师和学生。
棚屋的头面人物，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巴尔哈多夫、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在一个铺上举行小小的宴会。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来管计划的日里亚波夫担任跑堂，将一块手巾铺在凳子上，摆放奶油、鲱鱼、点心—这都是佩列克列斯特队里的人孝敬的贡品。
阿巴尔丘克从头面人物的铺边走过，觉得自己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说不定他们会喊他，叫他吃一点儿呢。他真想吃点儿好吃的呀。巴尔哈多夫真没有良心！他在仓库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阿巴尔丘克也知道他偷钉子，偷了三把锉刀，但是在值班时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完全可以招呼一声：“喂，主管，来跟我们坐一会儿吧。”阿巴尔丘克很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仅想吃，而且还有一种感情在作祟，这是一种很卑微、很下贱的囚犯感情：很想在厉害角色的圈子里坐一会儿，随便跟佩列克列斯特谈一谈，佩列克列斯特可是偌大的劳改营听到名字都发抖的人物。
阿巴尔丘克想起了自己—下贱。马上又想到巴尔哈多夫—下贱。
没人喊他，却喊了涅乌莫里莫夫。于是这位骑兵旅长、获得两颗红旗勋章的英雄龇着褐色的牙齿，笑嘻嘻地朝他们的床铺走去。这个笑嘻嘻地去参加几个贼的宴会的人，二十年前曾经率领几个骑兵团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战斗过……
他今天干吗对涅乌莫里莫夫谈起托里亚，谈自己的心事？
不过他也为共产主义战斗过，他也在库兹巴斯工地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斯大林做过汇报。当他低着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蒙了肮脏的绣花手巾的凳子旁边走过时，也曾经希望他们喊他。
阿巴尔丘克走到莫尼泽的床铺边，莫尼泽一面补袜子，一面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你要小心，我要拿拳头敲你的脑袋，我要汇报你，还算便宜你，你是最坏的叛徒。’”
坐在邻铺上的鲁宾说：
“这还不是最糟的呢。”
“是的，是的，”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到他们把旅长喊过去，旅长那股高兴劲儿吗？”
“他们没喊你，你不痛快了吧？”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恼羞成怒，说：
“你看看自己的灵魂吧，别忙着说我。”
鲁宾像鸡那样半闭起眼睛，说：
“我吗？我连不痛快也不敢。我是最低下的一类，没人理睬。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没听见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阿巴尔丘克把手一挥，站了起来，又顺着床铺之间的通道朝那张凳子走去，又听到那没完没了的谈话。
“甜菜猪肉汤天天有，不光是过节。”
“她的乳房才滑溜呢，你恐怕都不信。”
“哥儿们，我不讲究，有羊肉泡饭就行啦，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
阿巴尔丘克又回到莫尼泽的铺前，坐下来，听别人谈话。
鲁宾说：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做眼线。’他说的是告密者，比如说，向侦缉人员暗地汇报。”
莫尼泽一面继续补袜子，一面说：
“去他娘的吧，告密—是顶下贱的事。”
“怎么会告密呢？”阿巴尔丘克说。“你是共产党员嘛。”
“他这共产党员跟你一样，”莫尼泽说，“是过去的话了。”
“我不是过去的，”阿巴尔丘克说，“你也不是过去的。”
鲁宾又使他恼了，因为说出了应有的怀疑，应有的怀疑往往比不应有的怀疑更刺激人，更叫人受不了。
“这不是党员不党员的问题。一天喝三次玉米泔水汤，大家都喝够了。我也恨死了这种汤。你这一点我赞成。不赞成的是你夜里和白天两副面孔。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听见了吗？”
“头朝下，腿朝上啦！”莫尼泽说过这话，就笑了起来。可能因为再没什么好笑的了。
“你怎么，以为我只有动物本能啦？”阿巴尔丘克问道。他觉得自己简直憋不住要把鲁宾揍一顿。
他又霍地站起来，在屋里走起来。
当然，他吃够了玉米糊。多少天以来，他都在猜想着十月革命节的伙食：会不会有肉丁炒白菜、通心粉汤、杂烩？
当然，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侦缉人员。好一点儿的差事，比如管澡堂，切面包，是不容易弄到手的。他可以在实验室工作，穿白大褂子，干自在活儿，跟刑事犯们不发生关系，他也可以在计划处工作，可以领导煤矿……可是鲁宾不对。鲁宾想侮辱他，鲁宾泄他的气，在他身上寻找下意识地悄悄出现的东西。鲁宾就喜欢钻空子。
阿巴尔丘克一辈子痛恨圆滑，痛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过去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心，在于他能使用法庭的权力。他怀疑妻子，就和她离了婚。他不相信她能够把儿子教育成一个坚定的战士，就不让儿子用他的名字做父称。他常常痛斥摇摆不定的人，瞧不起爱发牢骚的人和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的人。他曾经把库兹巴斯工地上一些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术人员交付法庭。他把四十名离开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判了刑。他还和钻营市侩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做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是幸福的。每一次把人送交法庭，他都可以证实自己的精神强大，证实自己是典范，证实自己的纯洁。他从中得到乐趣，增强信心。他从不躲避党的动员号召。他自愿不领取党员最高月工资。他天天穿着很平常的制服和靴子去上班，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戏院。有时党派他去休养，他就穿这套服装在雅尔塔的海边散步。他希望一切都像斯大林。
他失去使用法庭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本色。鲁宾感觉到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在话里指出他的软弱、他的怯懦，指出悄悄进入劳改犯心中的一些可怜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多夫拿仓库里的钢材把有的坏家伙喂饱啦，可是我们的大英雄连一声也不哼。就连小鸡也想活呢。”
当阿巴尔丘克准备责备别人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也会被责备，就会动摇起来，觉得灰心丧气，便失去自己的本色。
阿巴尔丘克在一个床铺旁边站下来。老公爵多尔戈卢基正在这里和经济学院的年轻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里一向表现很高傲，营队领导人走进棚屋巡视，他都不肯站起来，常常公开发表反政府观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和许多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的文章，让学生传阅。不知是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学生把他告发了。
多尔戈卢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之前，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想念祖国，就回来了。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就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常常祷告，结识了一些教徒，并且写一些内容神秘难懂的诗。
这会儿他就在给斯捷潘诺夫念诗。
阿巴尔丘克将肩膀靠在上铺与下铺之间钉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念诗。多尔戈卢基半闭着眼睛在念，干裂的嘴唇哆嗦着。他那不高的声音也哆嗦着，并带有干裂声。
是我自己选定了降生年月、时间、国家、民族和地点，
为的是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水和火的洗礼。
我向下落去，掉进了深渊黑洞，
落到比什么都低的地方，在臭脓、粪堆里，
启示录中的野兽—
我信心不改！
我相信最高权柄的公正，
是它解放了古老的自然力量，
我在烧焦的俄罗斯腹地，我要说：
你这样决断，是对的！
要想变得钻石般坚硬，
必须炼透整个的人生。
如果熔铁炉里的柴炭不够，
上帝呀，请用我的血肉！
他念完之后依然半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嘴唇依然无声地翕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
多尔戈卢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朝四周指了指。
“你们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引导到哪儿来了。你们可记得，恰达耶夫在第三封哲学通信里写的是什么？”
斯捷潘诺夫用教师教导学生的口吻说：
“您的神秘的愚昧，就跟有些人要建立这种劳改营一样，我都十分讨厌。不论是您，不论是他们，都忘记了俄罗斯还有一条路，一条最自然的道路：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阿巴尔丘克和斯捷潘诺夫争论过不止一次了，可是现在他不想插嘴，不想把斯捷潘诺夫说成敌人，说成持不同政见者。他走到角落里，有些洗礼派教徒正在这儿祷告，他听了听他们的嘟哝。
这时候响起大组长萨罗科夫的响亮的声音：
“起立！”
大家一齐站起来，上司走进了棚屋。阿巴尔丘克侧眼看着虚弱不堪的多尔戈卢基那苍白的长脸，看着他两手紧贴裤缝站在那里，嘴唇还在嘟哝着，大概还在念他的诗。斯捷潘诺夫坐在旁边。他像往常一样，目无领导，不服从本棚屋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啦，搜查啦。”囚犯们小声说。
但是没有搜查。两名头戴红蓝制帽的年轻看押兵从床铺中间走过，一面打量着囚犯们。其中一名士兵走到斯捷潘诺夫跟前，说：
“教授，你坐着呀，你是怕把什么东西冻坏呀。”
斯捷潘诺夫转过他那翘鼻子的宽宽的脸，用鹦鹉似的响亮的声音很不自然地回答说：
“长官先生，请您对我称‘您’，我是政治犯。”
夜里，棚屋里发生了严重事件：鲁宾被杀死了。
凶手趁被害者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大钉子插到他的耳朵里，然后用力一砸，把钉子楔进脑子里。有五个人，包括阿巴尔丘克在内，被侦缉人员传去。看样子，侦缉人员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历。这种钉子才进库不久，生产部门还不曾领用。
在洗脸的时候，巴尔哈多夫在木槽边和阿巴尔丘克站在一起。巴尔哈多夫朝他转过湿漉漉的脸，一面舔着嘴上往下流的水滴，一面小声说：“该死的东西，你记住，你要是去告发，我一点也没有事儿。可是今天夜里我就收拾你，狠狠收拾你，叫全营都知道厉害。”
他用毛巾把脸擦干以后，拿平静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的眼睛，看到眼睛里的神气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便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在食堂里，阿巴尔丘克把自己的一钵子玉米糊送给了涅乌莫里莫夫。涅乌莫里莫夫哆嗦着嘴唇说：
“真是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姆害死啦！多么好的一个人呀！”
他说着，把阿巴尔丘克的玉米糊端到自己面前。
阿巴尔丘克一声不响地站起来，离开饭桌。
在走出食堂的时候，大家纷纷让路，佩列克列斯特往食堂里来了。他在跨门槛的时候，把身子弯了弯，因为劳改营的门都没有他的个头儿高。
“今天是我的生日。来我这儿玩吧。咱们喝两杯。”
多么可怕！有几十个人听到了夜里的凶杀，看见一个人走到鲁宾的床铺边。
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做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
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阿巴尔丘克想着面临的审讯：侦缉人员一定会要他的口供的，他在棚屋里一夜没有睡，早晨也没有洗脸，准备着挨折腾，他不朝矿井方向去，不去上棚屋的厕所，怕有人突然扑过来拿麻袋蒙住他的头。
是的，不错，夜里他是看见一个人朝鲁宾走去。他听见鲁宾在哼哧，听见鲁宾死前手和脚在床铺上乱扑乱蹬。
侦缉人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办公室里，把门关上，说道：“您坐吧，犯人。”
他先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政治犯一般都能很快、很准确地回答。
然后他抬起疲惫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早就知道这个有经验的囚犯很怕同棚屋的人报复，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怎样落到凶手的手里的，所以对阿巴尔丘克打量了一阵子。
阿巴尔丘克也看着他，打量着大尉那年轻的脸，他的头发和眉毛，鼻子上的雀斑，心想，这位大尉比他的儿子至多大两三岁。
大尉提了一个问题，正是为这个问题把阿巴尔丘克传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三名被审讯者不肯回答这个问题了。
阿巴尔丘克好一阵子没有作声。
“你怎么，聋了吗？”
阿巴尔丘克还是没有作声。
他多么希望这位侦缉人员说：“你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里，明天咱们就要在一个组织里共同缴纳党费。你帮帮我的忙吧，同志要帮助同志，党员要帮助党员。”即使这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采取一种例行的侦讯手段。
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睡着了还是怎的？那我马上来把您唤醒。”
但是阿巴尔丘克却不用唤就醒了。
他用嗄哑的声音说：
“钉子是巴尔哈多夫从库里偷出来的。不光是钉子，他还从仓库里偷了三把锉刀。依我看，杀人的是科尔卡·乌加罗夫。我知道，巴尔哈多夫把钉子给了他，他有好几次说要杀死鲁宾。昨天他还说的，因为鲁宾没有准许他请病假。”
然后他接过递给他的一支纸烟，说：
“侦缉员同志，我认为，向您说出这件事，是我这个党员的责任。鲁宾同志是一位老党员。”
米沙宁借火给他把烟点着了，就一声不响地很快地记起来。然后他用温和的口吻说：
“犯人，您要知道，任何关于党员的话您都不应该说。您不能称呼同志。对于您来说，我是首长。”
“对不起，首长。”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几天之内，我还在进行调查，您不会出什么事。过几天以后再说。可以把您调到别的劳改营里去。”
“不必，首长，我不怕。”阿巴尔丘克说。他朝仓库里走去，知道巴尔哈多夫什么也不会问他。巴尔哈多夫会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时刻注意他的动作、眼神、咳嗽，从中弄清情况。
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色，他十分高兴。
他又能行使法庭的权力了。他一想到鲁宾，就觉得遗憾，昨天他竟没有对他说出自己的不祥的预感。
三天过去，马加尔还是没有来。阿巴尔丘克上矿务局去打听他，阿巴尔丘克熟悉的几个文书在任何一本册子里都找不到马加尔的姓名。
晚上，在阿巴尔丘克知道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的时候，满身白雪的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来到棚屋里，一面捋眉毛上的冰凌，一面对阿巴尔丘克说：
“告诉您，我们卫生所来了一名犯人，他请您上他那里去。”
特留菲列夫又说：
“最好现在我带您去。您向大组长请个假。要不然我们这些犯人可不讲什么情理，马上就会找你的麻烦，等到把你收拾了，你再讲理由就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