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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进到医院的过道上，那里散发着一股同棚屋不同的、特有的难闻气味。他们在半昏暗中走着，边上是堆在一起的木制担架和打成包的、显然等待消毒的旧棉衣。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那是一间原木墙的小屋，里面紧挨着放着两张铁床。隔离室一般不是安置传染病人，便是停放极度虚弱的垂死病人的。床腿细得像根铁丝，但它们并不弯曲，胖人是从来不躺在这些床上的。

“别上这儿，别上这儿，往右转。”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熟悉，使阿巴尔丘克觉得似乎没有华发，没有被囚禁，又回到了那为之献身、幸福地生活过的岁月。

他凝视着马加尔的脸庞，狂喜而又缓慢地说：“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故意平淡地说：“哦，坐吧，坐到我对面的床上。”

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邻床的神色，他补充说：“你别惊动他，谁也不去惊动他。”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子，想更好地看看战友的脸，然后又回过头瞥一眼蒙着的死尸：“他早死了吗？”

“两小时前死的，卫生员们暂时没去管他，等着医生，这样更好，要不然安置个活人，就不让说话了。”

“那是。”阿巴尔丘克说，并没有提出令他极感兴趣的问题：“呶，怎么样，你是同布勃诺夫一起进来的，还是因为索科利尼科夫案件？判了几年？你被关在弗拉基米尔还是苏兹达利的政治监狱？特别法庭还是军事法庭？你签字画押了？”

他回头望一眼蒙着的尸体问：

“他是谁，怎么死的？”

“死于劳改营，一个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叫什么纳斯佳，一直想到个什么去处……”

阿巴尔丘克终于在半昏暗中辨清了马加尔的脸，他简直认不出他来了，那变化实在太大，竟成了一个快要断气的老头！

感到死者僵硬的曲臂触着他的背，感到马加尔盯着自己的目光，阿巴尔丘克心想：“可能他也认为，我无论如何认不出他来了。”可是马加尔说：“他好像一直在嘟哝什么：咻……咻……咻……咻，我现在才明白，他在请求：‘喝水，喝水’，缸子就在边上，哪怕实现他最后的愿望也好啊。”

“看来，死了同样还有干扰。”-

“这可以理解。”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那熟悉的、一直让他激动的语调，马加尔平常就是用这样的语调开始严肃的谈话的。“要知道我们说他，其实也是在议论自己。”

“不，不！”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发烫的手掌，紧紧握住，又搂住他的肩，颤抖起来，暗自哭泣着，喘不上气来。

“谢谢你，”他喃喃地说，“谢谢你，谢谢，同志，朋友。”

他们沉默着，沉重地喘息着。他们的喘息声合二为一，阿巴尔丘克仿佛觉得融为一体的不只是他们的呼吸。

马加尔先开口说：

“我多么不想让你经受巨大的痛苦，但我必须说。你听着，”他指着死者说，“这个纳斯佳同你有关系。这是我最后的革命职责，我要把它完成！你，阿巴尔丘克同志，是个特殊的人。我们曾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相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期。我想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看……我同你必须请求他的宽恕。给我一支烟。悔过已经晚了。那是不能用任何悔悟来弥补的。这是我想对你说的第一点。现在我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它。马克思没有认清它的价值，它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便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你听着，第三点。我们经受着劳改营、原始森林的考验，但我们的信念无比坚定。意志薄弱，自我保全，这不是力量。那里，在铁丝网的后面，自我保全命令人们改变一切，否则他们就将死亡，就将投人死亡营。共产党人们创造了一个偶像，他们戴上肩章，穿上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将达到黑色百人团？的地步……可是在这里，在劳改营里，同样的求生本能却命令人们别改变一切，如果你不想自寻短见，那么就毫无变化地在劳改营里待上几十年……一个铜币的两面……”

“别再说了！”阿巴尔丘克叫喊道，把握紧的拳头举到马加尔的脸旁，“他们把你摧垮了！你挺不住了！你所说的一切，全是谎言，是呓语。”

“那才好哪，但我并不是在说胡话。我可是在重新呼唤你！就像二十年前呼唤过你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像革命者那样活着，还镇压工人运动和反对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武装匪帮。

是死了好，这样活着更糟。”

“行啦，够啦！”

“原谅我。我明白。我好像一个为失去的美德而哭泣的老艺妓。可我要对你说：记住！亲爱的，原谅我……”

“原谅？我和你最好像这个死尸一样躺下，不必活到见面的时刻……”

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槛上，喃喃地说：

“我还会来看你的……我要扭转你的思想，如今我将是你的老师。”

翌日早晨，卫生员特留费列夫在劳改营院子里遇上阿巴尔丘克，他用爬犁拉着一桶捆上绳子的牛奶桶。在波利亚尔内这样严寒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真令人奇怪。

“你的朋友不用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半夜他上吊死了。”乐意用新闻使人大吃一惊的卫生员，洋洋得意而又友善地望着阿巴尔丘克。

“他留下字条了吗？”阿巴尔丘克问，吸进一口冰冷的空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留下字条的，昨天他们会在他身上偶然找到些什么的。

“还有什么字条，不管你写了些什么，都进了刑事部门。”

这天夜晚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夜。他一动不动躺着，咬紧牙关，大睁着眼睛望着满是压扁的臭虫那黑色污迹的墙。

他想起不让姓自己姓的儿子，呼唤着他：“现在你是我惟一的亲人，只有你一人是我的希望。你看，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扼杀我的智慧、我的意志，并且自己上吊死了。托利亚，托利亚，你一个人，是我世上惟一的亲人。你见到我没有，听到我没有？你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得知，在这个夜晚你父亲没有屈服，没有动摇？”

周围，身旁，躺着整个劳改营，睡得那么沉重，大声，难看，在污浊窒闷的空气中，打着鼾，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哝声，睡梦的尖叫声，咬牙的咯吱声，拖长的呻吟声和突然的喊叫声。

阿巴尔丘克突然在床上欠起身子，感到身旁似乎有个黑影在微微动弹。

1942年夏末，克莱斯特？高加索集团军群的部队占领了迈科普附近的第一个苏联油田。德军来到北角@和克里特岛？，来到芬兰北部和拉芒什海峡？的岸边。人民的元帅，光辉的士兵欧文。隆美尔站在离亚历山大港八十公里处。山地职业猎手在厄尔布鲁士山？顶升起了带德国纳粹党党徽的旗帜。曼施泰因奉命调动大炮和最新式火箭炮朝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挺进。怀疑主义者墨索里尼制订了进军开罗的计划，骑上阿拉伯种马进行锻炼。雪地军人迪特尔站在没有一个欧洲侵略者曾抵达过的北纬度地带上。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成了德国的外省城市。

到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旨在反对人及其生存与命运的最残酷纲领的时候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们恬不知耻地断言斗争的紧张局势迫使他们残酷无情。相反，危险使他们清醒，对自己力量的缺乏信心强迫他们坚持下去。

在法西斯主义完全相信自己彻底胜利的那一天，世界将窒息克莱斯特（1881—1954），法西斯德国元帅，1942年在北高加索指挥“A”集团军群。

欧洲北部陡峭的岬角，在挪威马格尔岛上。

位于地中海，属希腊。

又名英吉利海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峡。

大高加索山系博科沃依山脉的最高山。

在血泊中。如果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没有敌手的话，刽子手们更将肆无忌惮，漫无节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敌手就是人。

1942年秋，帝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特别残酷、惨无人道的法令。尤其是1942年9月12日，正值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胜利达到顶峰之时，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完全剥夺了司法权，移交给了盖世太保。

党的领导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作出了彻底消灭犹太民族的决议。

四十三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有时候想到的，首先是苏黎世大学的五年学生生活，夏天到巴黎和意大利的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和到中亚山区的考察，1932年进行的医疗工作，最喜爱的菜肴，在艰难和愉快的日子里把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朋友们，习惯的电话铃声，熟悉的话语“你想……去散会步吗……”，打牌和留在她莫斯科房间里的东西。

她还记起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叶尼娅、谢廖扎、薇拉、玛鲁夏，对她越亲近的人们，如今离她却越发遥远。

傍晚前，军列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小站备用线上停下，被关押在上锁货车车厢里的索菲娅在自己军上衣的领子上发现了虱子。身边两个上年岁的妇女匆匆用犹太语小声说着话。此刻，她异常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在她，索涅奇卡？，松卡@，索菲？，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少校军医的身上发生了。

人们的主要变化在于他们对自己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而对自己命运的感觉却增强了。

“哪个人才确确实实是我，我，我呢？”索菲哑。奥西波夫娜思忖着，“是那个个子矮小、爱流鼻涕、怕爸爸和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胖乎乎、脾气急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那个长着癣和虱子的战俘？”

幸福的愿望已经消失，但出现了许多幻想：消灭虱子……艰难地爬到隙缝跟前，吸一口空气……解个手……洗洗脚，哪怕就洗一只脚……而最最迫切的是喝口水。

她被推进车厢，她在比她最初想像的还要黑的半昏暗中四下打量，听到窃窃的嬉笑声。

“是疯子们在这里发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这里在讲笑话。”

有人忧郁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落到我们不幸的军列上。”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站在门旁，眯起眼睛，以便习惯于黑暗，回答各种可能的问题。

立刻她被哭泣声、呻吟声、恶臭和从小就忘却了的语言语调的环境所吞没。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想往车厢里面挪一挪，但不可能。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着短裤的细腿，于是说：“请原谅，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索菲娅的小名。

索菲娅的昵称^

索菲娅的小名。

但小男孩什么也没回答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在黑暗中说：“大娘，您能不能让那个哑巴年轻人挪动挪动？我可不能总这么站着呀。”

角落里一个男演员般的嗓子歇斯底里地说：

“应该事先发封电报，好让人给准备个带浴缸的房间。”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字一顿地说：

“混账。”

一个在半昏暗中已经可以辨认出脸庞的妇女说：“您坐到我边上来吧，这里地方大些。”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她的手指抖得很厉害。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犹太小镇的世界，但她感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车厢里有劳动组合的工人、无线电装配工、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工会学校的教员、罐头厂的工程师、畜牧员、兽医姑娘。过去，小镇上并没有这么些职业。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可没有变化，她还是那个害怕爸爸奶奶的小姑娘。也许，这个新的世界同样没有什么变化？而一般来说，犹太小镇新也好，旧也罢，不都一样吗？不都在铁路的斜坡下，往深渊里滑行吗？

她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说：

“现代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甚至连海涅都没听说过。”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嘲笑说：“可是总之是野蛮人像拉牲口似的把我们运走。海涅能帮我们吗？”

大家向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打听前线的局势，由于她没有讲出什么好消息，大家说她的消息不可信。于是她明白，货车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热切渴望在地球上生存为基础的。

“难道您没听说致希特勒的立即释放所有犹太人的哀的美敦书？”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当母牛般的驯顺忧闷和无可幸免的感觉为灼人的恐惧感所替代的时候，无补于事的鸦片——乐观主义便前来帮助他们。

很快，人们就失去了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兴趣，她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同路人，不知为何要把她运往何处。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名，就连她的姓也无人记住。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甚至感到吃惊，把一个人重新变成肮脏不幸、失去姓名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由动物变成人的道路却何其漫长，需要千百万年。

在这些遭受巨大灾难的人们中，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依然令他们忿忿不平，他们常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大动肝火，互相反目。这使她深为震惊。

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悄悄对她说：

大夫，你看看那个阔太太，她坐在门缝边上，好像只有她的孩子需要呼吸氧气。太太去的是咸湖。”

列车夜间停了两次，所有人都仔细听着警卫队吧哒吧哒的脚步声，捕捉每一句听不真切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俄罗斯的小车站上响起歌德的语言固然可怕，而更使人惊恐不安的是那些在德国警卫队效劳的人们所说的俄语家乡话。

凌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同大家一起被饥饿和喝口水的愿望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愿望是残缺的、畏葸的，她想起那带温汤的肉罐头。她用迅速短促的动作搔痒痒，那样子就像狗搔跳蚤。

现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仿佛觉得，她明白了生命和存在之间的区别。生命结束了，猝然停止了，可存在继续着、延续着。哪怕生存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但强迫致死的想法还是使内心充满了恐惧。

下雨了，一些雨滴落到带栅栏的小窗口里。索菲M.奥西波夫娜从自己衬衣下摆上撕下一片细布条，把身子挪近有条小缝的车厢壁上，塞上布条，等着雨水把它浸湿。然后她拽出布条，开始吸吮那清凉湿润的碎布。靠着墙和坐在角落里的人们也开始撕布条，这使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自豪，因为是她想出了收集雨水的方法。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晚上碰到过腿的那个小男孩在她不远处坐着，注视着人们如何把布条塞进门和地板间的缝隙里。昏暗的光亮下她看清了他那瘦削、尖鼻子的脸庞。他看来有六七岁。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心想，自打她上了这节车厢，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跟这个小男孩说过话，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同谁说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拿着吧，小家伙〇”

他默不作声。

“拿着，拿着。”她说，于是他犹犹豫豫地伸出一只手。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邻座穆夏。鲍里索夫娜告诉她说，达维德从莫斯科到外婆家去做客，战争切断了他与母亲的联系。外婆在犹太人区被杀害，而达维德的亲戚，同有病的丈夫一起乘车的列韦卡。布赫曼甚至不许小男孩坐在自己边上。

晚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好多谈话、故事和争论，她自己也说话和争论。她对自己的邻座们说：。“犹太人兄弟，听我给你们讲。”

许多人满怀希望等待旅途结束，认为他们将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将按自己的专长得到一份工作，病人们将被安置到残疾人收容所。所有人几乎不停地讲这件事。而把隐含的恐惧和无声的嗥叫深埋在心底。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人身上不单是人道和同情。有人给她讲了一个女人，她把瘫痪的妹妹放在洗衣盆里，在严冬的夜晚拉到街上，把妹妹活活冻死。有人给她讲了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并且告诉她这样的女人车厢里就有。有人给她说了一些人像老鼠一样长期住在排水管道里，靠吃垃圾维持生命，打算忍受一切苦难，只要能活着。

法西斯主义下的犹太人的生活是极其凄惨的，但他们既不是圣徒，也不是歹徒，他们是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对人们的同情心，在她见到年幼的达维德之后越发强烈了。

他一直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揉皱了的火柴盒，看上一眼，然后重新把它塞进口袋里。

好几个昼夜，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点也睡不着，她不想睡这天夜里她毫无睡意，坐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现在在哪儿？”她突然想。她听到嘟哝声和叫喊声，心想在那些熟睡的口干舌燥的人的脑子里，现在正充满着一幅幅语言无法形容的可怕图画。如果有人得以在地球上活下来，并且想了解过去的一切，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景保留和描绘出来呢？……

“兹拉塔！兹拉塔！”一个男子号啕大哭的声音在叫喊着。

四十四

……四十岁的瑙姆。罗森贝格正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他习以为常的会计工作。他边走，边计算：前天是一百一十，昨天是六十一，前五天一共是六百一十二，这样共计是七百八十三……可惜，他没有清点男人、孩子、女人的数目……女人容易火化些。有经验的焚尸工总是把骨骼粗大、出骨灰多的老头们的尸体放在女尸边上一起焚化的。眼下来了命令，让他们从公路上拐进森林。一年前也是这样命令那些焚尸工的，现在他们将刨开坟坑，用带钩的绳索把被埋的尸体从坟坑里拽上来。老练的焚尸工看一眼没刨幵的坟丘，就能断定坑里有多少具尸体，是五十、一百、二百、六百，还是一千……埃尔弗队长要求把尸体叫做家伙，一百个家伙，二百个家伙，可是罗森贝格暗自把他们叫做人，被打死的人，被处死的小孩，被处死的老头。他只能私下里这么叫叫，否则队长就要把一颗九克重的枪子放进他的体内。但他还是经常嘟哝…瞧你从坑里出来了，被处死的人……别抓住妈妈的手，孩子，你们会在一起的，你离她并不远……“你在这里嘟哝什么？”“没有啊，这是您的感觉。”他就这样嘟哝着，作为他小小的反抗……前天有个坑，里面埋了八个人。队长叫道：“这是嘲弄人，一个二十名焚尸工的小队就烧八个家伙！”他没错，但那有什么办法，要是一个小村子里只有两家犹太人呢？命令就是命令，得刨开所有坟墓，烧掉所有尸体……这不，他们撤离公路，来到草地上，在第一百一十五次以后，又在绿色的林中空地里遇上了这么个灰剥剥的土坟。八个人刨坑，四个人砍橡树，把它们破成一人长的劈柴，两个人用斧子和木楔把它们搭成架子，两个人从公路上搬来旧的干木板，引火柴和汽油桶，四个人准备点篝火的地方，挖出落灰膛用的沟，还得考虑到风向。

森林的腐烂味立刻便消失了。卫兵们笑着、骂着、捂住鼻子。队长吐了口唾沫，跑到林边。焚尸工们扔掉铁锹，拿起钩子，用破布蒙上嘴和鼻子……您好，姑娘，您不得不再次见到阳光；您多沉啊……被打死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两个小男孩，一个已经是中学生，而小女孩1939年才出生，有佝偻病，没关系，现在它没有了……别抓住母亲的手，孩子。她哪儿也不去……“多少个家伙？”队长从林子边喊道。“十九个。”并且轻轻地暗自说……被打死的人。”卫兵们骂了起来，已经半天过去了，才十九个。可是上星期挖出的一个坟里有二百个女人，全是年轻的。当掀开最上面的土层，坟包上面弥漫起一股灰色的蒸汽，卫兵们笑着说：“娘们还热气腾腾的！”空气流通的沟渠上面放了层干劈柴，然后再放上橡树条和烧得很热的炭块，然后是被打死的妇女们，又是橡树条，然后是被打死的男人们，又是劈柴，然后是无法辨认的尸体碎块，再浇上一桶汽油，中间放上一枚引火炸弹，最后队长下达命令，卫兵们早就微笑起来，焚尸工唱起了合唱。点着篝火！然后把骨灰往坑里扔。又是一片寂静。这里曾经是静悄悄的，如今又变得静寂无声。接着他们被领进森林，绿阴中他们见不到一座坟丘。队长命令挖坑，四个人挖两个。大家明白，他们完成了任务：八十九个村庄，共计十八个镇子，四个市镇，两座地区小城和三个国营农场，两个产粮食，一个产牛奶，共计一百一十六个居民点，焚尸工挖了一百一十六个坟……会计罗森贝格一面为自己和别的焚尸工挖坑，一面统计：最后一周是七百八十三，这之前三十天共计是四千八百二十六具被焚烧的尸体。他计算着、计算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得出家伙的平均数，哦不，不是家伙，是人的尸体，五千六百零九除坟丘数一百一十六，得一座坟共四十八点三五具尸体，四舍五入，平均每座坟丘四十八人。如果以二十名焚尸工工作三十七天计算，那么一个焚尸工……“整队！”警卫班长大声叫道，队长埃尔弗剌耳地下达口令：“目标土坑，走！”但会计不想往坑里跳。他跑了起来，跌倒，又跑。他跑不快，他不会跑，但他没有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躺在寂静中，既不想头顶的天空，也不想被打死的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兹拉托奇卡。他躺着，继续计算他未来得及在坑里计算完的数字：二十名焚尸工，三十七天，平均一个焚尸工每天……这是第一；第二，该算出一个人该用多少立方劈柴；第三，该算出一个家伙平均焚化多少小时，多少……

一周后他被警察逮捕送到了犹太人区。

如今在这里，在车厢里，他一直嘟哝着，计算着，除着，乘着。

年度报表！他必须把它交给国家银行总会计师巴赫曼。晚上在梦中，覆盖在他大脑和心脏上的疮痂突然发作，滚烫的泪水如泉涌。“兹拉塔！兹拉塔！”他叫唤着。

四十五

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犹太人区的铁丝网围墙。晚上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醒来，稍稍掀起一点窗帘的边，看到两个士兵拉着一挺机枪，机枪磨光的机身上闪烁着月光的蓝色斑点，走在前面的一名军官的眼镜也闪着光亮。她听到马达隐约的轰鸣声。关着前灯的汽车一辆辆驶近犹太人区，夜晚黑压压的尘土泛着银光，在车轮四周翻滚旋舞，有如上帝在云彩中缓缓飘动…

在这月色如银的时光，当党卫队和保安处的小分队、乌克兰警察中队、帝国保安总局的附属部队和后备队的汽车纵队来到熟睡的犹太人区大门跟前的时候，一个女人看到了二十世纪的这场浩劫。

月光，武装小分队那富有节奏的傲慢的运动，一辆辆黑色的大卡车，墙上简易挂钟胆怯的嘀嗒声，搭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女短上衣、胸衣、长袜，住所温暖的气息——所有无法结合的东西都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