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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夜间，他经常记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度过的几个月。他不记得汗津津湿漉漉的衬衣和微带咸味令人恶心的饮用水，不记得令他苦恼的难闻气味。住院的这些日日夜夜使他感到幸福。在这里，在森林里，听到林涛声，他便会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这难道曾经有过？她拥抱他，抚摸他的头发，哭泣着，他吻着她湿润的、带咸味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真想驾着雅克机飞往斯大林格勒。一共也就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加满油，飞抵恩格斯城，有个熟悉的小伙子在那里当总值班员。咳，让他们以后把他枪毙好了。
他一直还记得在一本旧书里读到的故事：一位元帅的两个儿子、财主舍列梅季耶夫兄弟，把自己十六岁的妹妹嫁给了多尔戈鲁基公爵，少女好像在婚礼前只见过他一面。兄弟给新娘一份丰厚的嫁妆，赠与的银子堆满三间屋。婚后两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鲁基作为他的亲信被捕，押到北方，囚禁在木塔里。年轻的妻子本可以解除这个婚约，因为她只同他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但她不听劝阻，动身去找自己的丈夫。她迁居到森林里一个偏僻的地方，住在农舍里。十年间，她天天来到多尔戈鲁基关押的塔楼前。一天早晨，她见到塔楼里的一扇小窗户大敞着，大门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跑到街上，朝每个遇见的人下跪，不管他们是农夫还是火枪手。她哀求，询问她的丈夫在哪里。人们告诉她，多尔戈鲁基被押解到下诺夫哥罗德。她长途跋涉，在艰难的步行途中吃尽千辛万苦。可在下诺夫哥罗德她得知，多尔戈鲁基给砍掉了四肢和头颅。这时多尔戈鲁卡娅决心进修道院，她来到基辅洞窟修道院。落发这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上久久徘徊。多尔戈鲁卡娅不是对自己的意愿感到后悔，而是因为当修女，她必须从手指上摘去订婚戒指，但她不能同它分离……她久久在堤岸上徘徊，夕阳西沉时，她摘下戒指，把它扔进第聂伯河，往修道院大门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保育院的孩子、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机修车间的钳工，一直记着多尔戈鲁卡哑公爵夫人的经历。他在林子里徘徊，想像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人们已经把他埋葬。那架被德国鬼子击中、倒栽葱掉进地里的飞机已经锈蚀不堪，散了架，长满了野草。于是薇拉。沙波什尼科娃来到这里徘徊，她停下，攀着悬崖朝伏尔加河俯下身子，望着河水……二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鲁卡舰也曾在这儿徘徊，她来到林中空地，在野麻丛中穿行，用手拨开长满红色浆果的灌木。他感到伤心、痛苦和绝望，又感到甜蜜D穿身旧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中徘徊，在那难以忘怀的时代，他们有多少人被遗忘。
三十七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进机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加油车一辆接一辆在夏日的田野上来回穿梭，机场勤务营的技师和机械兵在装有伪装网的飞机旁忙碌。平时沉默无声的无线电台小型发动机嘟嘟响得清晰而又聚精会神。
“全明白了。”维克托罗夫思忖着，加快了步伐。
一些情况立刻得到了证实，他遇见索洛马金上尉。颧骨上留着烧伤的玫瑰色斑点的上尉说：“我们退出预备队，有命令。”
“上前线吗？”维克托罗夫问。
“还能上哪儿，上塔什干？”索洛马金反问，往村子方向走去。显然，他心情不佳，他同女房东出了点麻烦事，现在也许正急忙上她那儿去。
“索洛马金要分家：房子归婆娘，母牛归自己。”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维克托罗夫身旁嘟哝道。这是顺小道走来的叶廖明中尉，维克托罗夫曾同他配过双机……“派我们上哪儿，叶廖明？”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赴西北战线投入进攻。现在师长已经乘艾尔五号回来。我有个熟人在空军司令部当道格拉斯驾驶员，可以问问。他全知JJ
道。
“问什么，他们自己会说的。”
感到焦急不安的不仅是司令部和机场上的飞行员们，还有村子里的人。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肿嘴唇的科罗利少尉正顺着街道走来，手里捧着洗干净、熨过的内衣，内衣上放着些蜂蜜小甜饼和一包风干的浆果。
大伙开科罗利的玩笑，说是女主人（两个寡妇老太太）居然还赐给他甜蜜饼吃。每当他去执行任务时，两个老太太也上机场，在半道上迎接他。一个高个，腰板挺直，另一个驼着背。他走在她们中间，那样子就像个腼腆、娇惯、气冲冲的小男孩。飞行员们说，科罗利同惊叹号和问号编成了一个小分队。
航空中队长瓦尼亚。马丁诺夫穿着军大衣走出屋子，一只手提着小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顶隆重场合才用的大檐帽，他怕把帽子压皱了，因此没把它放进手提箱里。红头发的房东女儿，没系头巾，露出一头自己做的卷发望着他的背影，那眼神像在说，要是再议论她和他的事已经是多余的了。
一个跛腿小男孩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同他住在一起的政治指导员戈卢布和沃夫卡。斯科特诺伊中尉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几天前才搬到这家来住，这之前他同戈卢布住在一家坏女房东家里，那女人有着高高凸起的前额和一对鼓起的黄眼睛。见到这对眼睛，人就觉得不痛快。
为了撵走房客，她把烟放进屋子，有次给他们往茶里撒上了草木灰。戈卢布劝维克托罗夫给团政委写报告汇报这个女房东的情况，但维克托罗夫不想写。
“让虎列拉把她整死。”戈卢布同意道，又补充一句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这种人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
他们搬到另一家，这家给他们的印象恰似进了天堂。可他们在天堂里没呆上几天。
很快维克托罗夫就背着背囊，提着压皱的手提箱从那些两层楼房高的灰剥剥的农舍旁走过。跛腿小男孩在边上蹦跳着，用维克托罗夫给他的缴获的手枪皮套朝母鸡和在森林上空盘旋的飞机瞄准。他经过那幢叶夫多基娅。米赫耶夫娜用烟把他熏走的农舍旁，发现不很透明的玻璃后面她那张一动不动的脸庞。每当她从井台旁挑着两木桶水停下歇息时，谁也不同她说话。她既没有母牛和绵羊，屋顶下也没有雨燕。戈卢布曾打听过她的情况，试图搞清她的富农家谱，却原来她出身贫农家庭。妇女们说，自打丈夫死后，她好像精神失常。她在寒冷的秋季钻进湖里，在那里呆了一昼夜。男人们费好大劲才把她从那里拽出来。不过妇女们说，她就是在丈夫死前和出嫁前也是沉默寡言的。
维克托罗夫就这样在森林小村的街道上走着，再过几小时他就将永远飞离此地，所有这一切——嗡嗡作响的森林、麋鹿在菜园里走动的小村、蕨类、松香的黄色渗集、杜鹃，对他来说都将不复存在。老人、姑娘、关于如何进行集体化的谈话、关于熊抢去婆娘们盛马林果篮子的闲聊、关于顽童用光脚跟踩住蝰蛇脑袋的谈天……都将消失不见。将消失的还有这个对他来说古怪而不寻常的小村落，它所关注的一切便是这座森林，犹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新村关注的是工厂一样。
然后，歼击机将着落，一瞬间将出现一个新机场，将出现新的村落或工人新村，那里有自己的老太太和姑娘，有自己的泪水和玩笑，有因为伤疤而鼻子上留有秃斑的公猫，有自己关于过去、关于全盘集体化的交谈，有自己的坏房东和好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金在新的环境中空闲时将戴上大檐帽，到街上遛达，伴着吉他歌唱，使姑娘们一个个神魂颠倒。
有着古铜色脸庞和剌得光光白脑袋的团长扎卡布卢卡少校，把胸前的五枚红旗勋章弄得丁当响，倒着两条罗圈腿，向飞行员们宣读有关退出预备队的命令，并且说，他命令全体飞行员在掩蔽部里过夜，飞行次序将于起飞前由他在机场宣布。
接着他说，指挥部禁止任何人离开机场掩蔽部，违者将严惩不贷。
“为了不在空中睡大觉，飞行前还是好好睡一觉。”他解释道。
团政委贝尔曼开始讲话，大家因为他傲慢自负而不喜欢他，尽管他善于有条有理讲出点飞行业务的道道来。尤其是飞行员穆欣事件之后，大家对贝尔曼的态度变得更坏。穆欣同漂亮的女无线电报务员莉达。沃伊诺娃有段恋爱史。他们的罗曼蒂克大伙都很感兴趣。一有空闲，他们就相会，到河边漫步，而且总是挽着胳膊。大家甚至不取笑他们，因为都明白他俩的关系。
突然一条传闻不胫而走，而这条传闻就出自莉达本人。她告诉了她的女朋友，又从女朋友那里传遍了全团，说是在照例的散步时，穆欣用手枪相威胁，强奸了沃伊诺娃。
贝尔曼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并且显得精力充沛，用十天时间对穆欣进行了法庭审讯，并判处枪决。
执行枪决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空军少将阿列克谢耶夫飞抵团里，进一步查明穆欣罪行的情节。谁也没想到莉达竟然使将军窘态毕露，她对他下跪，恳求他相信，整个穆欣案件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她向他叙述了事情全部经过。那天她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亲吻，后来她打起吨，穆欣想同她开玩笑，悄悄把左轮手枪塞到她膝盖中间，朝地上打了一枪。她醒了，大叫了一声，穆欣又开始与她接吻。莉达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女朋友，可在女朋友的转述中事情却显得相当严重了。这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她同穆欣的相爰。一切顺利解决，判决撤销，穆欣被调往别的团。
从那时起，飞行员们一直不喜欢贝尔曼。
索洛马金有一次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决不会干这种缺德事的。
飞行员中有人，好像是莫尔恰诺夫回敬说，所有民族中都有坏人。
“就拿科罗利来说吧，也是个犹太人，可同他配对飞双机棒极了。你去执行任务，知道机尾有这样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利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金说，“科罗利是自己人，我在空中对他的信任胜过对我自己。在尔热夫城下，他在我边上把一架‘梅塞’机从我屁股后面给打发掉了。我两次多亏科罗利才摆脱那个被打伤的倒霉蛋德国鬼子。你们是知道的，我一投入战斗，连亲妈都忘了。”
“那就是说，如果是个好犹太人，那他就不是犹太人。”维克托罗夫说。
大伙轰笑起来，可索洛马金说：
“行啦，贝尔曼要强行枪毙穆欣时，谁也没觉得好笑啊。”
这时，科罗利走进食堂，飞行员里有人关切地问：“听着，鲍里亚，你是犹太人？”
科罗利有点发窘，回答说：
“对，是犹太人。”
“这确实？”
“完全确实。”
“受过割礼？”
“去你的！”科罗利回答说。大伙又轰笑起来。
飞行员们回村子的路上，索洛马金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我说，你瞎掺乎什么。要知道，我在肥皂厂工作那阵，我们那里这样的土皇帝多的是，全当头头。我对这些个萨穆伊尔。阿布拉莫维奇之流见得多了。请你放心，一个个全横行霸道，互相包庇。”“你唠叨些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你把我往他们那边扯干什么？”
贝尔曼开腔道，全体飞行人员生活中的新纪元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他不说这大家也全知道，不过大伙还是注意地听着，是不是他的话里会偶尔露出一点迹象，他们团会不会留在西北战线，或是仅仅转场到尔热夫城郊，或是调往西线、南线？
贝尔曼说：
“这样，战斗飞行员的素质首先是熟悉技术装备，熟悉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第二是要爱自己的飞机，爱它如同爰姐妹、爱母亲一样。第三是勇敢，勇敢就是冷静的头脑和火热的心。第四是同志的感情，它是由整个我们苏维埃生活养成的。第五是战斗中的舍身忘死！胜利在于双机的编队飞行技能！留心长机！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即使在地面也经常思考分析上次战斗，作出评价…‘嘿，这样更好些，哎！这样不行！’”
飞行员们一面带着假装出来的饶有兴趣的表情望着政委，一面悄悄交谈。
“也许是给‘道格拉斯’护航，往列宁格勒运送食品？”在列宁格勒有个相好的索洛马金说。
“去莫斯科方向？”亲属在昆采沃的莫尔恰诺夫说。
“可能到斯大林格勒城郊？”维克托罗夫说。
“得啦吧，未必。”斯科特诺伊说。
他对团队往何处开拔无所谓，他所有的亲人都在被占领的乌克兰。
“鲍里亚，你往哪儿飞？”索洛马金问，“上自己的犹太人首府，别尔季切夫？”
突然科罗利那对黑眼睛被激怒得完全变黑，粗野地破口大骂起来。
“科罗利少尉！”政委叫道。
“是，营级政委同志……”
“别说话……”
但科罗利已经沉默下来。
扎卡布卢卡少校在团里以骂娘行家和爱好者著称，一个战斗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本来是不太在意的。他自己就每天早晨冲着自己的通信员嚷嚷：“马久金……操你妈……”又完全平和地结束道：“给我拿条毛巾来。”
但是，知道政委那股子纠缠挑剔的脾气，团长不敢当场饶过科罗利。贝尔曼会打报告，说扎卡布卢卡如何当着全体飞行员的面破坏政治领导人的威信。贝尔曼已经给政治部写过报告，说扎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添置个人财产，同参谋长一起喝伏特加，和当地居民中的畜牧员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因此团长绕着弯说起来。他嘶哑着嗓子严厉地嚷嚷：“怎么还站着，科罗利少尉？向前两步走！为什么破坏纪律？”接着他继续查问。
“政治指导员戈卢布，向政委报告，科罗利为何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报告，他与索洛马金争吵，可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金上尉！”
“是，少校同志！”
“报告吧。不是向我！向营级政委！”
“允许报告吗，营级政委同志？”
“报告吧。”贝尔曼点点头，没有朝索洛马金看一眼。他感到，团长在自行其事。他知道，扎卡布卢卡的特点是无论在地面还是空中都异常狡猾。在空中，他比所有人都更善于识破对手的目的和战术，以巧智胜过敌人的诡计。在地面他懂得，领导的能力在于他的软弱无能，下属的弱点在于他们的争胜好强。当需要时，他善于装假，仿佛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会对说蠢话的蠢人热情地打哈哈。他善于把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空军飞行员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预备队，扎卡布卢卡表现出对农业，主要是对畜牧业和家禽业的浓厚兴趣。他还关心水果栽培技术，用马林浆果制造果子露酒，腌制和晒制蘑菇。他的午宴备受称赞，许多团长喜欢在空余时间乘Y-2到他那里喝上几杯，吃些东西。不过少校反对无益的吃喝。
贝尔曼还了解少校一个很难同他相处的本性：很会算计、小心谨慎、狡猾的扎卡布卢卡同时几乎是个疯子，一旦他勇往直前，便不惜自己的生命。
“同上级争论就像……逆风行船。”他一面对贝尔曼这么说，一面突然就做出件疯狂的、同他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来，使得政委只有唉声叹气。
遇到他们俩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聊天，互相挤眉弄眼，一个拍拍另一个的肩膀或是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是个狡猾的农夫。”扎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是个强者。”贝尔曼说。
扎卡布卢卡并不喜欢政委，因为他假积极和过于勤奋，他常常勤奋地在报告中记下每句冒失话和过头话。扎卡布卢卡嘲笑贝尔曼对漂亮姑娘的嗜好，嘲笑他对炖鸡的偏爱（他常说“给我来条鸡腿”）和对伏特加的毫无兴趣，指责他对别人生活的漠不关心和善于为自己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少校赞赏政委的聪明，钦佩他乐意为事业的利益同头头发生冲突的精神和他的勇气，有时候，好像连贝尔曼自己也搞不明白，一个人怎么那么容易就送了命。
这两个准备率领航空团去作战的人，如今互相斜视着，听索洛马金说些什么。
“我必须直截了当说，营级政委同志，科罗利破坏纪律，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住了，可后来，当然忘了。”
“您对他说了什么，回答团政委。”扎卡布卢卡打断说。
“伙计们猜我们团上哪儿，上哪条战线，我对科罗利说：你也许想上自己的首府，上别尔季切夫吧？”
飞行员们望着贝尔曼。
“我不明白，上什么首府？”贝尔曼说，但突然就明白过来。
他有点发窘，大家都感觉到了这点，尤其使团长吃惊的是，像把双面刮脸刀片的政委竟然会有发窘的时候。但下面的事情同样令人吃惊。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贝尔曼说，“如果您，科罗利对索洛马金说（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索洛马金出生于诺沃鲁斯基地区的多罗霍沃村），他想在多罗霍沃村外作战，难道他就可以为此打您一记耳光吗？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小家子气的道德标准，这同共青团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他说的话经常不可避免地以一种令人入迷的力量对人们产生影响。大伙明白，是索洛马金想欺负科罗利，而贝尔曼却坚定不移地向飞行员们解释，科罗利没有根除民族偏见，他的行为是对各民族友谊的藐视。科罗利不该忘记，正是法西斯分子在利用和玩弄民族偏见。
贝尔曼所说的一切本身是公正和正确的。革命和民主产生了眼下他用激动的声音所说出的思想。但此刻，贝尔曼的力量在于不是他在为思想服务，而是思想在为他服务，为他今天不好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要明白，”政委说，“没有明确的思想，便没有纪律。科罗利今天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他思考一下补充道：
“科罗利的行为是不成体统的，是非苏维埃的行为。”
这下扎卡布卢卡当然无法干涉，因为政委已经把科罗利的行为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扎卡布卢卡知道从来没有一个战斗指挥员敢过问政治机关的行动。
“瞧，这是什么问题，同志们。”贝尔曼说毕，沉默片刻，让大家对自己的话增加印象，然后结束道：“直接肇事者应该对这件不成体统的事负责，但作为团政委，我也有责任。我未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利根除自己身上落后的、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原先想的严重，因此现在我不为科罗利破坏纪律而处罚他。我承担对科罗利少尉进行再教育的任务。”
大家动弹起来，坐得更舒服些，感到事情解决了。
科罗利望着贝尔曼，在他的目光里有着某种意思，使得贝尔曼微微皱了皱眉头，扯动肩膀，把脸转了过去。
晚上索洛马金对维克托罗夫说：
“瞧见了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包庇另一个，十分隐蔽。要是你或斯科特诺伊摊上这档子事情，那就得关禁闭，你放心，贝尔曼会把你送进惩戒营的。”
十八
夜晚，飞行员们在掩蔽部里没有人睡，他们躺在床上，抽烟，聊天。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告别酒，如今小声唱道：飞机在螺旋中打转，
吼叫着朝地面落下，
宝贝儿，莫哭泣，放开心，
请永远，永远把我忘怀。
韦利卡诺夫还是忍不住，泄露了秘密，于是大家已经知道，全团将转场至斯大林格勒城郊。
一轮明月在森林上空升起，令人心烦意乱的光斑在树林中闪烁。坐落在离机场两公里处的小村庄仿佛浸埋在灰烬中，黑暗而沉寂。坐在掩蔽部门边的飞行员环顾着地标那奇特的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的机翼和机尾上朦胧的月色，轻声随着歌手唱道：一双双手抬起残骸，
从机身下把我们拽出，
无数鹞鹰腾空而起，
伴我们踏上最后归途。
那些躺在床上的飞行员聊着天，半昏暗中看不清说话者的脸庞，但他们互相十分熟悉，不用指名道姓，就直接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
“杰米多夫亲自请求任务，他不上天人就见瘦。”
“你记得吗，在尔热夫城下，我们给佩特利亚科夫轰炸机护航，八架‘梅塞’机向他发起攻击，他应战，一直坚持了十七分钟，“是啊，用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轰炸机，也算划得来。”
“他一上天就唱。我每天都记起他唱的歌。他有时还唱韦尔京斯基。”
“他很有见识，是莫斯科人！”
“是啊，在空中他拋弃搭档，总是盯着掉队的飞机。”
“你对他并不了解。”
“我了解。你在飞行中看得见僚机。是他向我展现的。”斯科特诺伊唱完歌曲的最后一段，大家安静下来，等着他重新唱。可斯科特诺伊不再唱。
他重复了一遍机场上谁都知道的、把歼击机飞行员的生命比作小孩短衬衣的闲话。
大伙聊起了德国人。
“你同样立刻就能对他们作出判断，哪架勇猛顽强，哪架专拣软的欺，从后面咬住，守候掉队的飞机。”
“一般来说，他们的双机配合得并不那么密切。”
“哦，那可不一定。”
“德国鬼子咬住受伤的不放，遇到猛打猛冲的就溜之大吉。”
“一对一，哪怕他有两副冑甲，撞我也能把他撞下来！”
“你别见怪，要是我，是不会因为你打下‘容克’而给你什么称号的。”
“冲撞这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干吗见怪，你抢不走我的称号。”
“对了，说到冲撞我倒早有这个念头……我还想用螺旋桨打他P里！”
“追击时冲撞，这才叫冲撞呢！把他往地上赶，冒着浓烟，加大油门！”
“真有意思，团长要把母牛和老母鸡都随身带上‘道格拉斯’
吗？”
“已经把它们全宰了，腌了起来！”
有人拖长声音若有所思地说：
“我若是现在带着姑娘上一个好的俱乐部，会难为情的，完全不习惯了。”
“不过，索洛马金是不会难为情的。”
“你眼红了，廖尼亚？”
“我眼红事实，而不是对象。”
“当然，没错。”
然后大家开始回忆尔热夫城下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七架歼击机遇上由“梅塞”机护航、去进行轰炸的“容克”大编队。看上去，每个人在说自己，但显然大家是在说整个集体…
“它们以森林为背景，所以未能发现。可一爬高，立刻就给发现了。它们成三梯次飞行。我立刻认出一架‘容克-87’轰炸机，架脚撅起，机头蜡黄。我马上坐稳当些，心想，嗬，有事干了！”
“可我在左面还以为，是高射炮火呢。”
“当然太阳也有利于这次战斗！我直接从太阳方向朝它猛扑下来。我在长机的左侧飞行，这时立刻同他拉开了三十米。我想这下可糟了，不过还好，飞机声还听得见！我用所有武器朝‘容克’猛烈开火，把它打得冒起了浓烟。这时有架‘梅塞’像条黄嘴狗鱼朝我袭来，我作了个紧急盘旋，可是已经晚了。只见一道蓝色弹迹冲我飞了过来。”
“可我见到，我的弹迹消失在它的黑色机翼里。”
“你倒来劲了！”
“小时候我就放过风筝，父亲把我揍了一顿！进工厂以后，下了班我就徒步走上七公里去航空倶乐部，特别累，可没误过一次训练活动。”
“你别打岔，听我说下去。它把我打着了火：油箱、油管全着了，从里面着了起来。忙得我焦头烂额！这时我的防护板又给打中了，风镜打碎了，玻璃从挡板上飞了出去，眼泪直流。怎么办，我索性猛力朝敌机冲了过去，把风镜也摘了下来！索洛马金掩护着我。你知道，我烧着了，但一点也不害怕，哪有功夫！我端坐着，身上没烧着，靴子烧着了，飞机烧着了。”
“我见到他们打中了我们的小伙子，作了两个盘旋，可他向我连连摆手，意思说：走吧！我不是双机，只好急忙去撵那些需要追击的‘梅塞’机。”
“唉，我这时驾着满身窟窿的飞机飞行，他们把我打得就像一只老山鹑。”
“我同这个德国鬼子转了十二回合，打得它直冒烟！我看到它摇头摆尾，就像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在二十五米的距离上一炮就把他打中了。”
“说真的，德国人不喜欢在水平线上作战，极力想转移到垂直线上去，“这话说得可不恰当！”
“为什么？”
“这谁不知道？连村子里的姑娘们都知道：他想摆脱急盘旋。”“嘿，这时候需要更好掩护的是‘小海鸥’，那里可全是些好人。”
接着开始安静下来，有谁说：
“我们明天差不多天一亮就走了，可杰米多夫一个人却留在了这里。”
“行了，伙计们，各奔东西吧，我上储蓄所，得上村子里去一趟。”
“去作临别拜访？”
夜晚，四周的一切：河流、田野、森林是那么的寂静、美丽，仿佛世界上不可能有各种怨仇、背弃和不和，而只有幸福的爰情。云彩遮住月亮，月亮在灰色的烟雾中穿行，烟雾覆盖着大地。这天晚上，很少有人在掩蔽部里过夜。在林中空地，在小村的板墙旁，闪烁着白色的头巾，听到欢乐的笑声。被夜间的梦境所惊扰的树木在寂静中颤动，有时河水含糊地低语几句，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淌。
爱情那痛苦的时刻来临，这是别离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人为别离哭哭啼啼，可第二天就把它忘怀。有的人生离死别，但命运却赐给他们忠贞和相会。
清晨来临。发动机开始怒吼，飞机刮起的气流把惊慌万状的野草吹得紧贴住地面，千万颗水珠在阳光下颤动……战斗机一架接一架爬上蓝色的山巅，把大炮机枪举上天空，盘旋着，等待着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个飞行分队……
那个昨晚显得如此广阔无垠的世界渐渐消失、隐没在蓝天白云之中灰剥剥的农舍，长方形的菜园清晰可见，它们轻快地移动着，在机翼下离去……已经见不到野草丛生的小径，见不到杰米多夫的坟茔……前进！森林在颤抖，在机翼下缓慢移动。“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说。
三十九
清晨五点，值日员开始把囚犯们唤醒。一片漆黑，棚屋被残酷无情的灯光照亮，这光亮也照着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市各医院的急诊室。
几千人吐着唾沫，咳嗽着，束紧棉裤，往腿上缠上包脚布，在腰上、肚子上、脖子上抓挠着。
当从木板床二层铺上放下的腿碰到正在底下穿衣服人的头时，他们并不破口大骂，只是默然把头挪开，用手把碰着自己的脚推开。
当许多人夜间被叫醒时，在那包脚布的闪动中，在那背部、头部的扭动和马合烟烟雾的氤绕中，在那炽热明亮的灯光中，存在着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凝结在严寒的寂静中，而劳改营却塞满了人群，充满着运动、烟气和灯光。
整个前半夜一直下着雪，雪堆堵住了棚屋的门，封住了通往矿井的路……
矿井上的强音雾笛慢悠悠地呼号着，也许原始森林中的什么地方狼群随着那嘹亮凄惨的声音也低声嗥叫起来。劳改营的旷野上警犬撕哑着嗓子狂吠，拖拉机清扫着通往矿区楼房的道路，传来它的轰鸣声和卫兵们的互相呼应声……
被探照灯光照得雪亮的干雪发出柔和的闪光。劳改营宽阔的操场上，伴着警犬连续不断的吠叫，开始了点名。卫兵们恼怒的声音颤抖着，像得了感冒……宽广的人流开始潮水般朝矿井的井架方向涌去，皮鞋和毡靴吱吱哑哑地响个不停。担任警卫的塔楼睁大自己的独眼，使劲地盯着。
远处和近处的雾笛一直呼号着，犹如一支北方的混合乐队。它奏响在严寒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地上空，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马加丹上空，苏维埃港上空，科雷马河地区的雪地上空，楚科奇冻土带上空，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上空……
采挖索里卡姆斯克的钾盐、里杰尔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克和萨哈林的煤的人们，建设穿越北冰洋岸边永久冻土带铁路和科雷马无接缝线路的人们，砍伐西伯利亚和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木材的人们，在雾笛的呼号声和铁棍敲打挂在树上的铁轨声中行进着。
在这多雪的夜晚时刻，原始森林中劳改营居民点和北部边远地区建设总局劳改营大村社的一天开始了。
四十
夜晚，劳改营犯人阿巴尔丘克烦闷大发作。这不是那种习以为常的、劳改营愁眉苦脸的烦闷，而是坐卧不安的烦闷，有如发疟疾，迫使人大声叫喊，从床上滚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太阳穴和头顶。
清晨，当囚犯们急急忙忙、同时又极不乐意地准备去上工时，阿巴尔丘克的邻床、瓦斯班长、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旅长、长腿的捏乌莫利莫夫冋：“昨晚你那么晃动干什么？梦见婆娘了？甚至还放肆地大笑？”
“你就知道婆娘r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还以为，你在梦中哭了呢。”第二个邻居、傻头傻脑的莫尼泽说，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我想把你叫醒来着。”
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的第三个朋友、医士阿布拉沙。鲁宾什么也没发现。当他们来到严寒的黑暗中时，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梦见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仿佛他来到我们的红色教授学院，笑眯眯，生气勃勃，对恩奇曼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他的助手巴尔哈托夫因为抢劫而杀死了一家六口，当他在用雪松劈柴——排锯的下脚料生炉子时，阿巴尔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觉得，凉飕飕的锉刀和车刀那尖刃传递出他晚上体验到的感觉。
这一天同以往毫无区别。会计一早就派人送来经技术科批准的远处几个劳改营居民点的领料单。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来，装箱，列一张随同发出的清单。有些不配套的，还需要开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托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干，强迫他干活是办不到的。他上库里来，关心的只是饮食问题。今天一早起他就忙着在手提饭盒里用土豆和圆白菜叶熬汤。一会儿哈尔科夫药学院的拉丁语教授、第一行政区的通信员就跑来找巴尔哈托夫，用颤抖发红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点脏黄米。巴尔哈托夫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从他那里捞取外快。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科，报表上有些数字对不上。财务科副科长朝他大声嚷嚷，威胁要给领导打报告。因为这通威吓，阿巴尔丘克变得十分烦闷。没有助手，他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又不敢告发巴尔哈托夫。他疲惫不堪，但又怕失去仓库管理员的差使，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干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经头发花白，没有力气……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进贡的黄米粒粘在脖颈上。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的出现就是用仓库的物品进行交换的结果。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扯谎！”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忿恨。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哦，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招贴画：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出不来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出不来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给你吓一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在边上。”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粧。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他姓你的姓吗？”
“没有。”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认为，用我的姓将成长为一个小市民。”
前天夜里，他思念着柳德米拉，想见到她。他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莫斯科报纸，说不定会突然读到：“阿纳托利。阿巴尔丘克中尉。”于是他便会明白，儿子想姓父亲的姓。
他这辈子头一次想可怜自己，他想像自己走到儿子跟前，停止了呼吸，于是他用手指着喉咙说：“我不能说话。”
托利亚会拥抱他，他会把头搁在儿子的胸前，哭泣起来，没有羞惭，只有痛苦，痛苦。他们就将那么久久地站着，儿子比他高一头
儿子经常思念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战友们，了解到父亲怎样为革命参加过许多战斗。托利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全白了，你那脖颈那么细痩、那么多的皱褶……这些年你一直奋斗着，你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孤独的斗争。”
侦讯时，给他吃了三天咸得要命的东西，不给水喝，打他。
他明白，问题并不在于逼他写出有关进行破坏活动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也不在于让他诬陷别人。主要是要让他怀疑他曾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确性。侦讯时，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帮匪徒的手里，只要他得以见到部门首长，土匪侦讯员们就将被捕。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他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军列的规矩和流放犯人的轮船船舱的规矩。他见到刑事犯打牌时输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的生命。他见到可鄙的道德败坏和变节行为。他发现刑事犯们的“新大陆”，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他见到“狗杂种”（干活的人）和“恶棍”（拒绝干活的实权派）之间可怕的血战。
当他说：“他们不该关押人”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关错了的，而其余人都该被镇压，伸张正义的剑必须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到阿谀奉承、背信弃义、俯首听命、残酷无情……他称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遗毒，认为它们是那些失势的人们、白匪军官、富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固有的。
他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捏乌莫利莫夫打算离开仓库，突然说：
“哦，忘了，有个人打听你。”
“他在哪儿？”
“乘昨天的军用列车来的，把他们分到了作业班。有个人向我问起你。我说：‘我正好认识，我同他凑巧在一个铺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可我给忘了。”
“他长得什么样？”阿巴尔丘克问。
“哦，你知道吗，长得极丑，鬓角上有道刀疤。”
“嘿！”阿巴尔丘克叫道，“难道是马加尔？”
“正是，正是。”
“这是我的一个老同志，我的老师，他介绍我人的党！他问什么了？说了些什么？”
“一般问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判五年，结果是十年。我说，你现在开始咳嗽，将提前释放。”
阿巴尔丘克不听涅乌莫利奠夫叨叨，重复道：“马加尔，马加尔……他有段时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个很特别的人，你知道吗，很特别。可以把一切都献给同志，冬天可以从自己身上脱下军大衣，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给同志。但能干，有学问。纯粹的无产阶级血统，刻赤半岛的渔民。”
他回头张望一下，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你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组织，帮助党，可阿布拉什卡。鲁宾却问：‘谁来当书记？’瞧，就让他来当“可我投你的票，”捏乌莫利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到哪儿去找他，十辆汽车满载着人上劳改营居民点，大概他也在车上。”“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咳，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起我了？”
浬乌莫利莫夫说：
“差点把上你这儿来的正事给忘了。请给我几张干净纸。瞧这记性。”
“写信？”
“不是。给谢苗。布琼尼的申请书。我要求上前线。”
“不会放你的。”
“谢苗记得我。”
“政治犯不让人伍。我们的矿工多出煤，战士们将为此说声谢谢，这才是你的命运。”
“我想参军。”
“这时候布琼尼也帮不了忙。我给斯大林都写过信。”
“他帮不了忙？开玩笑，他可是布琼尼！也许你舍不得给纸吧？我最好不求你，可是劳改营文化教育部门是不会给我纸的。我自己的那份配给额又用完了。”
“行啦，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找到一些不需报销的纸。在文化教育部门，给纸都是上账的，日后得讲明这些纸的用处。
晚上，棚屋里仍是通常的生活。
老近卫重骑兵团军官通古索夫眨巴着眼睛，在讲述他那没完没了的浪漫故事。刑事犯专心听着，不时轻轻地搔搔痒，赞许地摇头晃脑。
通古索夫编造着他那杂乱无章、独出心裁的故事，在里面加上许多熟悉的芭蕾舞演员、著名的劳伦斯、三个火枪手的生平事迹和儒勒。凡尔纳关于鹦鹉螺号的航行。
“打住，打住。”一个听众说，“她怎么又穿过了波斯边界，你昨天不是说，密探把她毒死了吗？”
通古索夫沉默一会儿，温和地望着叫喊者，然后机敏地说：“纳蒂的情况只是看似没有希望了，但藏医往她半张着的嘴里灌了几滴名贵的液汁，那是从蓝色的高山草本植物里提炼出来的。由于他的努力使她起死回生。清晨她的健康已经恢复得不用别人搀扶可以在屋子里走动了。她的体力又恢复了。”
他的解释令听众很满意。
“明白了……接着吹吧。”他们说。
在叫做集体农庄地段的角落里，人们正在哈哈大笑着听老儍子、当过德国人工长的加修钦科拖长声调唱风流的坊间小调。
接下去的句子更使听众们笑得不亦乐乎。患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兼作家，一个善良、聪明、畏怯的人，慢慢嚼着妻子前天寄来的白面包干。面包干的味道和酥脆的响声，显然使他记起了过去的生活，眼睛里噙着泪花。
浬乌莫利莫夫同一个出于卑鄙动机而杀人的坦克手发生了争论。坦克手为了取悦听众，正在嘲笑过去的骑兵。涅乌莫利莫夫气得脸色煞白，对他大声嚷嚷：“你知道，我们用自己的马刀在1920年做了什么！”
“知道，宰偷来的母鸡。一辆克伏坦克？就能把你们的第一骑兵师打得人仰马翻。您别拿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相提并论。”年轻的小偷科利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沙。鲁宾，劝他用皮鞋换他那双掉了后跟的破便鞋。
鲁宾觉得倒霉，神经质地打着哈欠，朝邻床张望，想寻求支持。
你瞧瞧，吝啬鬼，”像头机灵的、淡眼珠野公猫的科利卡说，“你瞧瞧，僵尸，你把我最后几根神经都挑起来了。”
科利卡接着说：
“为什么你不签字免除我的工作？”
“你身体健康，我没有权利。”
“你签不签？”
“科利亚，亲爱的，我向你发誓，我非常乐意，可我不能。”
“你签不签？”
“哎，请你明白。难道你以为，要是我能签的话……”
“行啊，就这样。”
“等等，等等，请明白我的意思。”
①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命名的坦克牌号。
俄罗斯化的瑞典人施泰丁（有人说他是真正的间谍），正在文化教育部门给他的硬纸板上作画，突然把目光从画上移开，瞥一眼科利卡和鲁宾，摇摇头，重新关注起他的画来。画题名为《原始森林——母亲》。施泰丁不怕刑事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招惹他。
科利卡走开后，施泰丁对鲁宾说：
“你的态度极不明智，阿布拉沙。叶菲莫维奇。”
不怕刑事犯的还有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进劳改营之前他曾是远东的一名航空机械师，在太平洋舰队获得过重量级拳击冠军。刑事犯都尊敬科纳舍维奇，但他从不为那些受小偷们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里走着，烦闷重新袭扰着他。远处百米长的棚屋的尽头浸在马合烟的烟雾中，每次都仿佛使阿巴尔丘克觉得，当他走到棚屋的那头，将见到新东西，但一切依然如故：囚犯们在洗脸木槽下洗包脚布的外室，靠在灰泥墙上的拖把，油漆水桶，床铺上露出刨花的褥垫，闲聊时那平和的嘈杂声，囚犯们相同颜色的枯痩的脸庞。
大部分等待着夜间终止号的囚犯，坐在床上，聊着汤、女人、切面包师傅的不老实行为、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检察院的申诉书的命运、落煤运煤的新定额、今天的严寒和明天的寒流。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闲聊的只言片语，觉得成千上万名犯人在羁押站、在军列、在劳改营的棚屋里进行的是千篇一律、没完没了、持续许多年的交谈，年轻人聊的是女人，老年人聊的是食品。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老人们贪婪地谈起了女人，而年轻小伙子们谈起了可口的没有限额的食品。
经过加修钦科坐着的床铺旁，阿巴尔丘克加快了脚步，这个儿孙成群、都管他妻子叫“妈妈”和“奶奶”的老人竟会遭受如此可怕的变化。
很快就将响终止号，到时往床上一躺，用棉衣把脑袋一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往门那边瞧了一眼。马加尔将要上这儿来，他要说服领班，把他们俩安排在一个铺上，晚上他们两个共产党员，老师和学生，将坦率真诚地交谈。
在一张安置棚屋头头们的床上，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棚屋领班扎罗科夫和巴尔哈托夫正在举行聚餐。替他们跑腿的是佩列克列斯特的走狗、编制生产计划的热利亚博夫。他在床头柜上铺上毛巾，摆上腌猪油、鲱鱼、蜜糖饼干，这些都是佩列克列斯特从在他队里干活的人们那里捞来的外快。
阿巴尔丘克从头头们的床铺旁走过，觉得心脏仿佛完全停止了跳动，似乎他们突然会把他叫住，邀请他入席。真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巴尔哈托夫这个下流胚！要知道他在仓库里做了他想做的一切，阿巴尔丘克可是知道，他偷走了钉子和三把锉刀，不过阿巴尔丘克并没有在值班时吭过一声……他也许会打招呼：“喂，管理员，跟我们一起来坐会儿吧。”阿巴尔丘克一面鄙视自己，一面感到激动不已。令他激动的不止是想吃点东西的愿望，而是一种别的感觉，一种能在强者的圈子里待一会儿，同那个使整个劳改营战战兢兢的佩列克列斯特随便聊会天的庸俗下流的感觉。
阿巴尔丘克觉得自己是具僵尸，同时觉得巴尔哈托夫也是具僵尸。
他们并没有叫他，叫的是捏乌莫利莫夫。这位骑兵旅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正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齿，微笑着往他们的床铺那边走来。满脸笑容、来到小偷桌子跟前的人，二十年前曾率领骑兵团投入战斗，去获取和平的公社……
为什么他今天要对涅乌莫利莫夫讲托利亚，讲自己的道路？
但他参加战斗是为了公社，而自己离开库兹巴斯建设工地的办公室却是去向斯大林汇报。当他低垂眼睛，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从铺着肮脏绣花毛巾的床头柜旁走过时，他还在激动不已，不知他们会不会把他叫住。
阿巴尔丘克来到莫尼泽床边，正在补袜子的莫尼泽说：“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记住，俄国佬，我要用拳头揍你脑袋。我只要值班时一报告，就会有人感谢我的。因为你是最后一名叛徒。’”
阿布拉沙。鲁宾坐在邻床说：
“这还不算最糟。”
“对，对，”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当他们邀请旅长时，他多高兴。”
“可你因为他们没邀请你伤心啦？”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忿恨之极，这种忿恨同因为受到公正的指责和猜疑所产生的痛苦是一样的，他说：“还是看看自己的内心吧，别忙着往我的心里钻。”
鲁宾像公鸡那样半闭着眼睛说：
“我？我甚至都不敢伤心。我是最低档次的人，谁都敢碰我。听到我与科利卡的谈话了吗？”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阿巴尔丘克不耐烦地挥下手，站起身，重新穿过床铺，往床头柜方向走去，那些漫无边际、没完没了的闲聊又传到他的耳边。
“无论平时还是节日都是红甜菜汤加猪肉，
“她有乳房，你别不信。”
“可我简单，羊肉稀粥，我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子油凉拌菜，公民们……”
他又转身回到莫尼泽床边，坐下，留心听他们的谈话。
鲁宾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作曲家。’可他这指的是告密者，那是专给刑事部门和侦缉人员写告密信的。”
莫尼泽继续补袜子，同时说：
“去他的吧，告密是最不光彩的事情！”
“怎么会告密？”阿巴尔丘克说，“你是个共产党员。”
“同你一样，过去是，莫尼泽回答说。
“我不是过去的共产党员，你也不是。”阿巴尔丘克说。
鲁宾又用猜疑惹怒了阿巴尔丘克，这种猜疑比不公正的指责更令人感到受了侮辱和心情沉重。他说：“问题并不在共产主义。一天三顿玉米泔水令人腻烦。这种汤我看都不能看。但谁都喝，没人说个不字，谁也不愿晚上给人做手脚，就像奥尔洛夫那样早晨在厕所里被发现，给人推进了下水孔里。你听到我同科利卡。乌加罗夫的谈话了吗？”
“头朝地，脚冲天！”莫尼泽说着便笑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你怎么，你以为支配我的是动物的本能？”阿巴尔丘克问，感到一种想揍鲁宾的歇斯底里的冲动。
他又突然离开坐的地方，在棚屋里走起来。
当然，玉米稀糊是令人讨厌。多少天来他一直在猜测十月革命节那天吃什么：辣汁菜丁，舰队上的那种通心粉，露酒？
当然，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侦缉人员，当个澡堂管理员、切面包师傅，这样一条通往生活之巅的道路神秘莫测、烟雾弥漫。要知道他是可以在化验室工作的——白大褂，编外的女管理员，不再受刑事犯们支配。他也可以在计划科工作，管理矿井……但鲁宾太不仗义。鲁宾想贬低他。鲁宾动摇人的力量，专在人身上寻找从潜意识中偷偷出现的东西。鲁宾是破坏分子。
阿巴尔丘克这一生对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在于司法和法律。他怀疑妻子，便同她断绝了关系。他不相信，她会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不屈的战士，他不许儿子用自己的名字。他痛斥那些不坚定分子，鄙视爱发牢骚和意志薄弱、缺乏信心的人。他曾把那些在库兹巴斯怀念莫斯科家庭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交法庭审判。他把四十名在社会上有欺骗行为、从建设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定了罪。他宣布与小市民父亲脱离关系。
做个毫不动摇的人是幸福的。作出判决时，他坚信自己的内心力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纯洁。这就是他的乐趣，他的信念。他从不回避党的各种动员。他自愿放弃1934年前的党员最高月薪。在他的忘我精神中有他的自我肯定。他穿着自己一成不变的军便服和靴子去上班，去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剧院，在党送他去治病的雅尔塔堤岸街散步。他想与斯大林相似。
失去审判的权力，他便失去了自我。鲁宾感觉到了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暗示悄悄潜入那个劳改营囚犯灵魂里的软弱、怯懦和可悲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托夫把仓库里的金属提供给罪犯，可我们的罗伯斯庇尔？却沉默不语。鸡雏同样想活命啊。”
阿巴尔丘克想指责某个人时，他感到自己也是被告，便开始动摇，绝望困扰着他，他失去了自我。
阿巴尔丘克停在一个床铺旁，老伯爵多尔戈鲁基正在那里同经济学院的青年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显得十分傲慢，当棚屋里进来哪位首长，他拒绝起立。他公开说明自己的非苏维埃观点。令他自豪的是，他与那帮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的论文，并且让大学生们传阅。不知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读者告发了他。
多尔戈鲁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前，他长期寓居巴黎，苦苦思念着祖国。回到祖国一周后他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①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
祈祷，同教徒们交朋友，写带有神秘主义内容的诗篇。
现在他正在给斯捷潘诺夫吟诗。
阿巴尔丘克把肩膀靠在钉在一层和二层床铺之间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朗读。多尔戈鲁基半闭着眼睛，用冻裂口子的、颤抖的双唇吟着。他那不大的声音也颤抖着，像冻裂口子似的喀吧喀吧地响着：是我自己选择了出生的时刻，
年代，地点，朝代和人民，
为的是去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和水与火的洗礼。
我被投入黑魆魆的陷阱，
坠落到无比的深渊，
在脓血与恶臭中，依旧对启示录式的野兽深信！
我信最高权力的无比正确，
它给古老的大自然解除了锁链，
从被烧焦的俄罗斯深处我说：你如此审判是公正的！
就该把生命的整个厚层锤炼得如金钢石那般坚韧。
倘若冶炉中缺少劈柴，
上帝啊，瞧还有我的肉体！
朗读完，他依然半闭着眼睛坐着，嘴唇依然无声地颤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c/’
多尔戈鲁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指指着自己的周围。
“你们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领到了何处。
你们记得恰达耶夫在自己第三封哲学书信中写了些什么？”
斯捷潘诺夫用教训的口吻说：
“您那神秘主义的蒙昧，同这个劳改营的组织者一样令我厌恶。无论是您还是他们，都忘了俄罗斯第三条最必然的道路，民主自由之路。”
阿巴尔丘克已经不止一次同斯捷潘诺夫发生过争论，但此刻他不想干扰他们的谈话，不想给斯捷潘诺夫扣上敌人和内部流亡者的帽子。他走到浸礼派教徒正在作祈祷的角落里，听了一会他们含糊不清的嘟哝声。
这时传来领班扎罗科夫刺耳的声音：
“起立！”
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棚屋里有首长光临。阿巴尔丘克斜着眼睛，看到双手贴着裤缝站着的精疲力竭的多尔戈鲁基那苍白的长脸，他的嘴唇颤动着。他大概还在重复自己的诗篇。斯捷潘诺夫坐在边上，同往常一样，出于无政府主义的动机不服从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要搜查。”囚犯们喃喃地说。
但没有进行搜查。两个戴红道蓝底大檐帽的年轻卫兵穿过床铺，四下打量囚犯们。
他们中有人走到斯捷潘诺夫边上说：
“坐着吧，教授，既然你怕着凉。”
斯捷潘诺夫扭过自己长着翘鼻子的大宽脸，用鹦鹉般的大嗓门回答刚才那套做作的漂亮话：“首长公民，请对我称‘您’，我是个政治犯。”
晚上，棚屋里发生了非常事件，鲁宾被杀害了。
凶手在鲁宾熟睡时把一根大钉子顶着他的耳朵，然后猛一击把钉子砸进了他的大脑。五个人，其中包括阿巴尔丘克被召到侦缉人员那里。看来，刑事部门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源。这样的钉子前不久才入库，生产部门还没有填写过钉子的请领单。
洗脸时，巴尔哈托夫同阿巴尔丘克并排站在木槽边上。巴尔哈托夫把自己湿漉漉的脸扭向他，抹掉嘴上的水滴，轻声说：“记住，僵尸，要是你向刑事部门告密，我无所谓。可今晚我就把你打死，这样全劳改营都将受到震动。”
他用毛巾擦干脸，用自己平静的、洗干净的眼睛瞥视阿巴尔丘克的眼睛，在他的目光里弄清了自己想弄清的东西，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阿巴尔丘克在食堂把自己的那盆玉米稀汤给了涅乌莫利莫夫。
涅乌莫利莫夫颤抖着嘴唇说：
“瞧，这头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沙给杀了！什么人哪！”把阿巴尔丘克的稀汤移到自己跟前。
阿巴尔丘克默默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
人群从食堂出来时让开了道，佩列克列斯特走进食堂。跨过门槛时，他弯下腰，劳改营的顶棚没有考虑到他的身高。
“今天我过生日。大伙去尽情一番。伏特加管够。”
真可怕！几十个人听到了晚间的迫害，看见了走到鲁宾床前的人。
坐起来，用警报集合全棚屋的人有什么难的？上百个身强力壮的人团结一致就能在两分钟内制服凶手，拯救同志。但谁也没有抬起头，没有叫喊。一个人就像绵羊一般被杀害了。人们躺着，假装睡着了，把棉衣拉过来盖住脑袋，极力不咳嗽，不去听死者在失去知觉时如何辗转挣扎。
多么可鄙的行为，多么绵羊般的驯顺！
但是，要知道他也没有睡着，要知道他也沉默来着，也用棉衣蒙住了脑袋。但他十分明白，俯首听命不是因为不屑理睬，而是出自经验，出自对劳改营规矩的了解。
即使他们晚上起来，把凶手制服，带刀子的还是强过没刀子的人。棚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可刀子永远是刀子。
阿巴尔丘克思考着即将面临的审问：侦缉人员要的是证词。今晚他不能在棚屋里睡，他不能到外屋洗脸，不能把背放到易受攻击的位置，不能到矿井的纵面去行走，不能上棚屋的厕所，那些地方都突然会有人猛扑过来，把口袋套在你的脑袋上。
是的，是的，他晚上见到一个人朝熟睡的鲁宾那边走去。他听到鲁宾怎么发出呼哧的响声，临死前手脚怎样踢打着床铺。
侦缉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说：“坐下，犯人。”
他开始提出头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能从政治犯那里得到迅速准确的回答。
接着他朝阿巴尔丘克抬起疲惫的眼睛，他早就明白，经验丰富的囚犯害怕棚屋里不可避免的惩罚，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用什么办法落到凶手之手的。他盯了阿巴尔丘克好一阵。
阿巴尔丘克同样盯着他，端详着大尉年轻的脸庞，端详着他的头发眉毛和他鼻子上的雀斑，心想，大尉比他的儿子大不了两三岁。
大尉提出了那个之所以把囚犯召来的问题，在阿巴尔丘克之前已经有三个受审者不回答这个问题。
阿巴尔丘克沉默了一些时候。
“您怎么啦，聋啦？”
阿巴尔丘克继续默不作声。
他多么希望侦缉员哪怕不能坦诚相见，但只要采取规定的侦讯方式说：“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要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明天我们就将在一个组织里交党费。请帮帮我，就像同志帮同志，党员帮党员，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怎么啦，睡着了，那么现在我就把您叫醒吧。”
但阿巴尔丘克并不需要叫醒。
他嘶哑地说：
“钉子是巴尔哈托夫从仓库偷走的。此外他还从库里拿走了三把锉刀。我认为，杀人是尼古拉。乌加罗夫干的。我知道，巴尔哈托夫把钉子转交给了他，乌加罗夫已经几次威胁要杀死鲁宾。昨天他又起誓，如果鲁宾不准他因病免除工作的话。”
他接过递给他的烟卷说：
“我认为向您报告这些情况是自己党员的职责，侦缉员同志。鲁宾同志也是个老党员。”
米沙宁大尉让他对上火，开始默默地迅速写起来。然后他用柔和的声音说：“您必须明白，犯人，您不应当谈什么党员的资格。您被禁止用同志的称呼。我对您是首长公民。”
“请原谅，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当我没有结束初步调查之前，您在这里大约还将待几天。然后您知道的，可以把您转到另一个劳改营去。”
“不，我不怕，首长公民。”阿巴尔丘克说。
他来到仓库，知道巴尔哈托夫不会问他什么的。巴尔哈托夫将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注视他的一举一动，留意他的眼神和不时的咳嗽，逼他说出实话。
他感到幸福，他战胜了自己。
他重新获得了审判的权利。记起鲁宾，阿巴尔丘克懊悔自己没能对他说出昨天想到的有关他的坏印象。
三天过去了，马加尔并没有出现。阿巴尔丘克在矿井管理处打听过他，所有阿巴尔丘克熟悉的文书都没能在花名册里找到马加尔的名字。
晚上，当阿巴尔丘克明白，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时，棚屋里来了满身雪花的卫生员特留费列夫。他一边抖掉睫毛上的小冰花，一边对阿巴尔丘克说：“听着，我们卫生所进了一个囚犯，他请您到他那里去一趟。”特留费列夫补充说：“让我最好现在就领你去。你跟领班请个假，否则你知道，在我们犯人中没有什么觉悟，他转眼就会把自己连头蒙上的，他想寻短见时，你劝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