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讲学宗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章太炎对之并不抱什么好感。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主动请缨，替陈其美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这让与陶成章同为光复会同志的章太炎对蒋介石抱有不小的恶感。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就下令通缉章太炎，称他为“反动学阀”，这也让为中华民国出生入死、奔走呼号的章太炎很难接受。1928年11月，章太炎在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大会上做演讲，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这自然又引来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几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开会，通过“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案”。而国民党的喉舌《民国日报》更是刊登文章，谩骂章太炎为“老而不死之文妖”，呼吁国民党“执章炳麟，使受党国之极刑！”面对国民党如此这般的态度，在与李根源的信中，章太炎自言“胸有不平”，借“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与“习禅”来排解心中的积郁。除了心中有不平之气，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章太炎在生活上也颇显窘迫。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公开卖文鬻字，即替人写寿辞、碑志，以及题字、写对联，靠此收取不同数额的润笔费。也正因为以赚钱糊口为目的，章太炎的这类文章不免存在些许阿谀不实之语。

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也正因为这样的统一形式远大于实质，所以蒋介石先是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新军阀为军队与地盘问题发生纠纷，直至酿成战祸，造成死伤无数；随后他又与常以维护国民党“党权”来自我标榜的胡汉民反目成仇，发生政治冲突，最终将后者软禁。奉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则穿梭于各派新军阀势力之间，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赶蒋介石下台。在东三省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也盘算着以何种形式介入关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去思考如何加强国防，抵御外敌。在此局面下，面对日本对东北地区愈发露骨的垂涎，国民政府要么希望借助英美两国的力量牵制日本，要么尽可能地不去触怒日本，避免为后者制造侵华借口。可是日本国内的少壮军人早已不满内阁对华的“迟缓”态度，决定通过非常手段来侵略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随后夺取吉林。此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与英国公使一起观赏梅兰芳的戏剧表演。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除了少数部队留在东北与日军继续战斗，大部分东北军撤至锦州，整个东三省瞬间沦为日军占领地。更有甚者，“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中将近一半的部队选择向日军投降，东三省不少高官也甘愿沦为日军帮凶。比如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不但在1931年9月21日开城迎敌，而且还主动替日本关东军筹措军费，收买其他在东北的中国部队。而张作霖时代活跃于东北政经两界的名流耆老，亦多在由日军操控的“地方维持会”里担任职务。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东北十余年，其统治集团成员的国家意识却如此薄弱，不禁让人掩卷长叹。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前些年颇显沉默的章太炎再次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他对孙思昉说：

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舌瘖口，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今足下既发此问，亦姑与足下一言：奉、吉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虽知其必败，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虽处势危岌，要不得弃此屏障也。然此二者，亦不值为当道言，姑与足下私言之耳。

很明显，章太炎非常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认为此举简直就是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作为老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十分透彻的认识，所以他强调“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一贯的对华侵略政策之实践，并不会因中国政府极力“不惹事”而有所改变。面对民族危机，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民愤，钩心斗角不断的宁粤双方决定暂时停止内部派系斗争，以精诚团结面目示人，并筹划1932年初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召开“国难会议”。章太炎也收到了国难会议的邀请，但他公开发表声明，继续谴责国民政府放弃抵抗，一味退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在与《大公报》记者谈论时局时，章太炎强调：“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

1932年1月，章太炎与马相伯等人发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实行总动员，收复东北失地，并再次警告国民政府不要一味退缩。一个月后，目睹十九路军在上海顽强抵御日本军队进攻，章太炎特意撰文一篇，表彰其抗日功绩，认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此外，目睹由冯玉祥、吉鸿昌率领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多伦，章太炎强调这支部队是“以政府不右之军获胜”，并直言南京国民政府对之处处掣肘，最终令其有志难伸。可见，章太炎爱憎分明，他并非不加区分地厌恶所有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对于那些坚持抗日，有民族气节的人，他从不吝于称赞；对于南京国民政府阻挠抗日的行径，他也毫不讳言。

不久之后，章太炎决定北游讲学，顺便会晤张学良、吴佩孚等军政要员。虽然与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人士立场有别，但章太炎到北京后，依然受到各方关注，影响力不减当年。在燕京大学，他做了一场演讲，呼吁青年学子关注国家兴亡，探讨致用之学。他批评当时的学风热衷于“考远古”“考古文字”“考墨辨”，认为此乃不顾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清谈无用之学。很明显，这直指当时在北平知识界占据支配地位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学术风气。紧接着，他强调今日的切要之学是读历史，要了解中国的疆域变迁、制度沿革、政治得失、学术流变，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培养人们热爱国家、热爱本国民众、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感。这其实是他一贯的主张，比如1925年他在与朱费隐的信中就说：“仆所以劝人读史者，在使人知往事利弊，以为今日鉴戒；亦使人发越志趣，不至奄奄无生气耳。”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再次申说此论，则显得更有针对性、更具忧患意识。他指出：

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遑遑），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盖事实为综错的，繁复的，无一定之规律的；而历史乃归纳此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历史又如棋谱然，若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

这段话明白晓畅，无须再做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这里提到历史如一家之家谱。梁启超在清末倡导“新史学”时曾宣称中国的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此论发表之后影响极广，不少热衷于趋新的学者逐渐形成轻视历代正史、忽略正史中所载政治兴亡之事的习惯。章太炎认为，要想提倡以致用为旨归的读史之道，必须溯其根源，重新检讨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在他看来：“如组织家庭，若不看家谱不明世族，则亲疏不分，视其同族若路人，此家未有能兴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家谱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志之害，岂不尤甚于斯欤！故谓历史为掌故亦可，谓之为民族的家谱亦无不可。”

通过此次北游，章太炎观察北平各大学学风，深感其有悖于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致用之学。他自言：“余去岁游宛平，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当然，北平学界后续的动向，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章太炎的观察。1934年，胡适借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便，在另一位手握大量学术资源的学界名流傅斯年的帮助下，着手精准清除北京大学文科中的章太炎门生，他们架空时任国文系系主任的章门弟子马裕藻，逼迫后者向校方递交辞呈。此举让胡适及其同好彻底控制了北京大学文科。

1932年下半年，金松岑、张一麐、李根源在苏州发起讲学活动，邀请章太炎一同参加。不久之后，金松岑与陈衍组织成立国学会，章太炎也颇为积极地加入其中。但没过多久，由于和金松岑在学术宗旨上有明显差异，加上人事方面的纠纷，章太炎决定退出国学会，另成立一个能够贯彻自己学术理念的机构。1934年秋，章太炎从上海迁居苏州。1935年9月，章太炎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学会，同时创办《制言》杂志，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在这期间，蒋介石委托丁惟汾来“慰问”章太炎，并送给他一笔资金，希望他专心讲学，勿再议论时政。章太炎自然不会受蒋介石笼络，他将资金收下，用于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制言》杂志的日常开支。

章太炎晚年讲学宗旨可用“修己治人”四字概括。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之世，讲学救国，但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今不为腐儒之论，能修己则事尽善矣。所谓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为政者能修己，国斯治矣。”“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在他看来，能做到这两点，对于培养健全人格、明晰中国大势、洞察时代症结、思考致用之道都极有助益。在国难之际，讨论学问也应以能否促进这两点为重心，那些与救亡图存无涉的学问，比如大谈抽象的性与天道、对古代历史进行烦琐考证，皆不必过分提倡，因为这样容易使人忘掉时代责任，脱离大多数中国民众。

1932年，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中提到：“仆尝谓近世教授学童，必于经传妙选数种，使之服习。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此盖自童草以至白首，皆应服膺勿失者。教授以此，讲学亦以此。其他博大深邃之言，则俟其人而告之可也。”在他看来，通过讲读这几本经典，可以增进国民道德，培养侠义果敢之气。总之，读经是实践“修己”之学的重要环节。他晚年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阐发这四部经典的内容与意义。

关于读经之重点，章太炎1933年在苏州讲学时指出：

余往昔在北京、日本等处，亦曾讲学，所讲与今日学校中讲无殊，但较为精细而已。今昔时代不同，今日之讲学，不如往昔矣。第一只须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若欲学者冥心独往，过求高深，则尚非其时，故余今日之讲学，与往昔稍异其趣。惟讲学贵有宗旨，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者，亦教人如何为人之宗旨而已。为人之道亦多矣，如宗、儒教人如何静坐，如何精修之语甚多，余虽不反对，却不愿如此说，因高谈性命，似觉宽泛，概说做人，亦无着落。

在他看来，国难之际应倡导切实可行的修己治人之道，让人们能坐而言，起而行，将经书中的义理付诸实践，以此砥砺民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里得以自立自强，不使国性丧失。因此他以平实之语教人，不欲过多涉及抽象之论。对宋代以来被列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他就认为：“盖《中庸》者，天学也，自天命之谓性起，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止，无一语不言天学。以佛法譬之，佛法以内者，有大乘、小乘、声闻独觉乘；佛法以外者，有天乘、人乘。天乘者，婆罗门之言也；人乘者，儒家之言也。今言修己治人，只须阐明人乘，不必涉及天乘。故余以为《中庸》不必讲也。”

关于《大学》，章太炎认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里重视实践、重视人事的传统。他指出：“世之文化，先于中国者，有南方之印度，后于中国，有西方之希腊。进路不同，方向亦异。中国学问，无不以人事为根本。”“中国开物成务诸圣哲，伏羲、神农，畜牧耕种，事事皆有，然均以人事为根本，不遑精研微末。人事以修己治人为要，故《大学》之教，重是二项。”具体言之，“《大学》所言治国平天下，均为亲民之道”。其内容包括“好恶与人同”“不忌贤才”“不专务财用”。全篇并无玄虚难解之语，皆为平实易行之论。

章太炎提倡《大学》，除了学理层面的思考，更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在孙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张中，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遂认为《大学》是古今中外“最系统的政治哲学”。《大学》里“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后来戴季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理论，有意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往中国传统上面靠，认为孙中山继承儒家“道统”，三民主义是中国正统思想，国民革命的性质是那些领悟三民主义的“先知先觉”去拯救“后知后觉”。而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对《大学》的解读让人费解，戴季陶则言行不一，自己尚不能实践《大学》之道，遑论其他。出于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反感，章太炎指出：“今日军政首领，于才之高于己者，必挤去以为快，即下位之有才者，亦不能使之安于其位。《大学》之语虽平常，而今人不能及如此！他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学》所言，尤是为国家务财用，非藉此（借此）敛财自肥者可比。王安石之流，犹不出此！而今之人，假国家之名，行贪婪之实，又出《大学》所讥下矣。”就此而言，《大学》不但适合青年学子读，更适合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与地方官僚奉为准则，时常检讨自己的行为。

关于《儒行》，早在1928年，章太炎在与同样提倡读经的桐城派后劲马其昶的信中就说：“《戴记·儒行》一篇，昔与《大学》并重，所谓不尽中行。大抵狂狷之才，斐然成章者也。后代儒者，视为豪气不除，或有所訾议矣。不知豪气之与善柔，相为屈伸，豪气除则善柔自至，欲其振起，岂可得邪？自鲁连以逮汉之王烈、田畴，于十五儒者，财得一端。今视之，即邈乎不可及。宋、明诸贤行谊比于东汉，犹未也。二程尝谓子路亦是百世师，后儒视此，反漠如焉。故鄙意《儒行》一篇，特宜甄表。”

自清末起，章太炎就表彰儒侠之道。因此，他基本是在儒侠的脉络里来阐释《儒行》的。他指出：“《儒行》所说十五儒，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儒行》讲解明白，养成惯习，六国任侠之风，两汉高尚之行，不难见之于今，转弱为强，当可立致。”可见，在他看来，《儒行》中对于儒者的描述，包含着刚毅英勇、独立不屈的任侠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当下不少政学精英颇为缺乏的，故应大力提倡。往远了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坛混乱不堪，在不良风气影响下，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多半寡廉鲜耻，常因私欲而罔顾公义，彼此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是非不明，毁誉无常。在此情形下，更需要“人人敦任侠之行，庶几朋友团体，均可保全”。因此，“吾人鉴于今日之情况，更觉《儒行》之言为有味矣”。章太炎向来认为，中国近世以来之所以呈现衰微之象，祸首不在文化与民间，而在庙堂之上。他反复申说《儒行》要义，就是向肉食者流与有心从政的知识阶层喊话，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超脱流俗、一介不取、勇于任事之风，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所以他强调：“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受到严厉批评。从批判不合理的家庭制度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言说有其正面意义。但流于极端，则弊病生焉，一些趋新之人行为放荡、不顾伦常、品性凉薄。章太炎指出：“今则贼民之兴，莠言之作，所以败人纪毁国俗者，无不自太学造端。”并质疑“今学校之教，纵不能率以德行，经其可废邪？不能遍六经，《论语》《孝经》其可废邪”。因此，章太炎对于《孝经》的诠释，主要是将重建家庭伦理与培养爱国思想相结合，从对家庭的责任感引申出对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

孝者人之天性，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今人奢言社会、国家，耻言家庭，因之言反对“孝”。然《孝经》包含之意甚广，所谓“战陈无勇非孝也”，明明直斥一辈见敌不抵抗不为国家效命之徒为不孝。孝之一字，所言甚广，岂于社会、国家有碍。且家庭如能打破，人类亲亲之义，相敬相爱之道，泯灭无遗，则社会中之一切组织，势必停顿，社会何在？国家何在？亦不问而可知已。

在他看来，孝为人之天性，基于孝道组成的家庭，实为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以此为起点，爱社会、爱国家之念方能真切而牢固，以免流于空洞。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日子里，自然需要激起民众的爱国之心。然“试问如何爱国？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必由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相似地，章太炎之所以于古礼之中独重《丧服》，主要由于《丧服》中所言者多为家族内部的丧葬及追悼仪式，从中可以显示出家族的长幼亲疏之序。章太炎提倡《孝经》，而《丧服》则是将《孝经》中所言的抽象理论用具体的规范与仪式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反复宣扬读经之重要性的时候，国民党也在运用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鼓吹儒学与读经。蒋介石本人亲自登场，在不同场合演讲儒家思想，并命令幕僚摘取儒家学说中的只言片语，发明了一套“力行哲学”。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比如复兴社，在鼓吹旨在维护蒋介石统治的法西斯主义时，也不忘将中国传统因素注入其中。为了抵御左翼文化，国民党大力推动“新生活运动”，其要义之一就是借着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来让民众服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斗法中，很少能看到礼义廉耻，而是充斥着尔虞我诈与利益交换。很明显，这与章太炎的相关主张截然相反。在章太炎那里，提倡读经并非为了替国民党政权寻找统治合法性，反而是建立在判定后者不能领导中国抵御愈发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上的。由于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章太炎才希望借助古人民间讲学的形式，通过读经唤起人们的道德感与爱国热情。也正因为这样，替蒋介石传话的张继才会劝告章太炎“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

在“治人”之学方面，章太炎认为应提倡读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经世致用的智慧。他指出：“盖历史譬一国之账籍，彼夫略有恒产者，孰不家置一簿，按其簿籍而即瞭然其产业多寡之数。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志，何能知其梗概！且历史非第账籍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此如奕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天下事变虽繁，而吾人处之裕如，盖应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资参证，史之有益于吾人如此。”不特此也，“从古迄今，事变至赜，处之者有经有权，观其得失而悟其会通，此读史之益也。盖人之阅历广则智识高，智识高则横逆之来，无所惴缩。故读史须贯穿一事之本末，细审其症结所在。前因后果，了然胸中。而一代之典章制度，亦须熟谙而详识之”。中国古代史籍内容丰富，“读史之士学力不同，见识亦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知其运用，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总之，虽然个人才智有高下之分，但只要能从致用的角度去广泛阅读历史，都能有所收获。

章太炎认为，从致用的角度来读史，最好是能将中国历代主要史籍一一披览，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多记载政治得失、制度变迁、疆域沿革，时常阅读，获益匪浅。在他看来：“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辍，亦不过四年。若但看四史，四史之后，看《通鉴》，宋、元、明鉴之类，则较正史减三分之二，一日看两卷，则五百日可毕。而纪事之书，已可云卒业矣。至于典章制度之书，《通典》古拙，不必看，看《通考》已足。施于政治，《通考》尚有用不着之处。三通不过五百卷，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地理书本不多。《读史方舆纪要》为最有用，以其有论断也，旁及地理挂图，且读且看，有三四月之功夫，尽可卒业。奏议书流畅易看，至多不过一年亦毕矣。如此合计纪事之书一年有半，制度之书八月，地理之书半年，奏议之书十月，有三年半之功程，史事可以烂熟。”很明显，这种读史之法并非着眼于对具体史事进行考证，而在于了解历史演进脉络，明其大体，树立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全局观。这一主张延续了章太炎在清末政治论争中的思路，即从历史出发思考政治问题，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探讨未来制度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可以说，虽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晚年讲学时主张的读史之道，与发表于清末的《五朝法律索隐》《秦政记》《非黄》《通法》等文章中的思考方式一脉相承。

此外，章太炎向来主张要用历史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日本侵华意图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他再次反复强调这一点。章太炎认为如果国民能对历史有所了解，知道国家疆域沿革，就不会接受敌人的宣传，同时能激起同仇敌忾之心。他对张季鸾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在被自己视为一生研究《左传》之定本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章太炎论孔子著《春秋》的原因之一便是“四夷交侵，诸夏失统，奕世以后，必有左祍之祸，欲存国性，独赖史书，而百国散纪，难令久存，故不得不躬为采集，使可行远”。

在讲学活动中，章太炎不断引申此论。他认为：“孔子作《春秋》，确立民族主义；三传释经，虽有不同，而‘内诸夏外夷狄’之义则一。管仲建此功，孔子立此义，以故中国屡亡，而卒能复兴。是以承平之世，虽有赖于儒家，而国亡再起，非归功于史家不可。今者外患日深，骤图富强，谈何容易，惟有立定民族主义，晓然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之《春秋》，推至汉、唐、宋、明诸史，人人严于夷夏之防，则虽万一不幸而至下土耗斁，终必有复兴之一日也。”从反面来讲，他提醒国人：“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以后，炎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总之，“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章太炎此论绝非危言耸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右翼文化人为了配合日军侵华，不断扭曲中国历史，发明“中国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谬说，为日本侵略中国做理论铺垫。此外，日本的满蒙研究更是高度与日本军国主义配合，极力鼓吹“满蒙非中国论”，形成一套直接服务于日本占领东北活动的历史叙事。如果不能有力回击这些观点，那么谬种流传，害莫大焉。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强调人们要热爱中国历史，要明晰历代疆域沿革，并非自大之语，而是有极强的现实感与针对性。

章太炎一面提倡读史之道，一面批评当时的史学研究风气。在《汉学论》中，他指出：

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蠚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

他这里虽然在批评清代后期兴起的今文经学，实际上则直指当时在史学界占据显要位置的古史辨派。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虽然曾在北京听过章太炎讲学，但后来因与胡适走得很近，遂按照胡适设想的整理国故之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此外，他受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启发，认为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历史多不可信，很多上古史事，年代越往后，内容反而越丰富，此即古人伪造历史的明证。所以，他将自己的学术重心放在考辨古史上面，力图证明古史与古书之伪。他主编的《古史辨》既迎合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之风，又标榜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因而大受青年学子欢迎。顾颉刚自己也一跃成为北平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手握大量学术资源。

章太炎继承清代汉学传统，强调治学应实事求是，所以并不认为上古史事皆不容置疑。但在他看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秉持反传统的立场，对传世典籍所载上古史事进行类似于“有罪推定”的处理，即先假设其作伪，然后再找证据来证明。他批评这样的研究方法：“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无如今之考古者，异于谯周、苏辙，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古人之治经史，于事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如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刘媪交龙于上而生高祖，此事理所必无者也，信之则乖于事实。又同为一事，史家记载有异，则辨正之，如《通鉴考异》之类，此史学者应有之精神也。自此以外，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疾者’尔。”

章太炎认为，对于中国古代的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首先，“盖经除今文，史除杂史而外，率皆实录。实录者，当时之记载也。其所根据：一为官吏之奏报，二为史臣所目击，三为万民所共闻，事之最可信者也”。其次，“要知凡后人伪造之书，只能伪造虚文，不能伪造实事，关于天官、地理，更难伪造”。最后，“史有事实离奇，难于确然置信者，其故盖由于实有其事，而描写过甚。此类之事，如与大体无关，则存而不论可也”。总之，不是说对于古书当中记载的史事不能质疑，但不能不顾历史基本脉络过度质疑，因为这将给人造成中国古代无信史的印象。当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顾颉刚也开始提倡经世致用的史学，希望借历史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他创办《禹贡》杂志，集合同志，讨论边疆史地，其眼光除了考古，更是基于现实的忧思。此外，他还主持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通过编写出版通俗史学小册子来“唤起民族的意识”“鼓励抵抗的精神”“激发向上的意志”“灌输现代的常识”。从内容与旨趣来看，顾颉刚的这项工作与章太炎晚年不辞辛苦地讲学可以说异曲同工。

必须注意到，虽然章太炎晚年讲学时极力强调中国经学与中国历史的价值，从表面上看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各种守旧之声颇为相似，但章太炎的这些观点其实体现了鲜明的个性。在“修己”之学方面，他将《儒行》地位抬高，这本身就与宋明理学传统有所差异。因为《儒行》在儒学史上常被认为夹杂异端思想，体现战国时期任侠之风，并非纯粹的儒家典籍。而章太炎明知其“非正统”却依然大力提倡，说明他并不在乎其是否符合纯之又纯的儒家标准，而是关心是否能通过提倡《儒行》来培养人们的勇武刚健之气。此外，他表彰《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孙中山—戴季陶式的《大学》观。联系章太炎晚年讲学之时，蒋介石也在鼓吹中国传统，大谈“四维八德”，那么章太炎对《大学》的诠释就颇有对抗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此而言，章太炎虽然提倡读经，但依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

此外，在“治人”之学方面，章太炎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时在学术界名声显赫的顾颉刚，认为他提倡的古史辨伪很可能会斩断中国文化的根底。即便如此，章太炎提倡读史，某种程度上也与传统经学颇不一致。在经学话语里，经典所代表的义理为古今常道，历百世而不磨其辉。但在章太炎看来，研究国学必须知晓古今人情变迁，古代的道德并不一定适用于后世。所以他强调：“经学徒有其名，只可考古，与今世无干。”将经学的应用范围大为减小，不认为经学可以致用。在这一点上，他否定了汉儒孜孜以求的“通经致用”。此外，他的观点还对宋代以来理学家反复讲求的从修身到治国一以贯之的思想产生极大冲击，将修身与治国分为两个部分，彼此之间并不一以贯之。关于宋代理学，章太炎先前便指出：“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他只视其为修身要道，而非致用之术。这正如杨树达所观察的，“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尤有进者，他晚年讲学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别作新解，认为六经实为记载前言往行的史籍，以此抬高史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并且他提倡读史应注重制度沿革与疆域变迁，熟识历代政治得失，而不应纠结于如何正心诚意、力辨忠奸。从理学的视角看，如此这般，“王霸之道”色彩极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章太炎晚年尝言：“若夫奸人成朋，贵族陵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贼其民庶，非有老子、韩非之术者，固无以应之。”据唐祖培回忆，他在1936年春拜访章太炎，谈到儒家思想，章太炎强调：“王道霸道，应时而兴，实非相反，未能偏废。”还说：“今日何日，举世尚霸；保全国族，非霸无功。”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诸子学流变时，章太炎认为：“讲理学而一切不问，斯足以乱天下。”“历来承平之世，儒家之术，足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因此，致力于继承理学衣钵的马一浮如是评论：“章太炎之尊经，即以经为史，而其本实出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此其人未尝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说。”熊十力也认为：“太炎博雅，能文章，经学实非其所深究也。”由此观之，章太炎晚年虽对传统学术颇有阐扬，但在其他以“醇儒”自命的人看来，他绝非自己的同路人。这一点对理解章太炎晚年讲学宗旨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