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政治歧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受到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大军向直系军队发起进攻。原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因与吴佩孚的关系并不融洽，在直奉两军鏖战于山海关之时，率领军队进入北京，逼迫因收买议员而当上总统的曹锟下令停火，并将所属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吴佩孚闻讯，立即赶回天津。奉军乘机发动猛攻，日本则不允许直军途经秦皇岛，在此情形下，直军溃败。吴佩孚逃往南方，以图再起。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先是推举黄郛为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务。随后在与张作霖商讨后，将已经失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推出来担任临时执政。但不久之后，冯玉祥与张作霖又发生分歧。冯玉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希望得到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苏联的援助。张作霖则延续其他军阀的习惯，极力赢取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二人及其背后的国际力量纠纷日益激化，最终冯、张之间发生冲突，冯玉祥退守西北，与广东的北伐军遥相呼应。面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张作霖则选择与吴佩孚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国民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身在广东的孙中山开始反思自己为何革命数十年却未能成功。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总是将希望寄托于旨在瓜分、占据、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以及各地手握实权的军阀的支持上。因此每当自己的主张超越这两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就会遭受他们的排挤或攻击。此外，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阵营严重缺少组织原则与政治纪律，要么像旧式士绅那样基于交情、地缘、亲缘、同门关系而结合在一起，要么就颇为蹩脚地效仿秘密会党之所为，把后者那套指天画地按手印的方式用来约束党员、规范行动。这样很难让革命同志因共同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形成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政治团体。因此，目睹十月革命之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革命潮流，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苏联的政党、军队与宣传实践，希望借鉴列宁的党建思想与政治学说来改组国民党。在苏联顾问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农工、国共合作的口号。几个月后，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开始依据苏联的军事组织原则创建一支具有革命理想与革命纪律的新式军队。改组之后的国民党，虽然各种旧的政治习气一时间难以完全清除，其内部一些老党员对于与共产党展开合作、扶助农工、打倒帝国主义等政策也颇有微词，但相比于从前，国民党的气象还是为之一新。在新气象吸引下，全国各地不少怀抱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做事风格与价值理念上和孙中山眼里已经越来越显得腐朽落伍的“老同志”之间有明显区别。他们更善于组织动员民众、更关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擅长运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革命理念。

1924年底，为了回应在社会上引发极大共鸣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段祺瑞宣布先召开由各省区代表组成的善后会议，再以此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觉得能够以此为平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抱病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面。章太炎也收到善后会议筹备处的邀请，但他认为段祺瑞的政治合法性本就值得质疑，善后会议的筹办很大程度上是其为自身利益而故作姿态，因此不打算参加。在章太炎看来，自从直系军阀将黎元洪赶出北京后，执掌中央政权的不同势力皆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代表所谓民国“法统”。基于相似的立场，在冯自由的怂恿下，章太炎又领衔发表《护党救国宣言》。该宣言表面上是在批评国民党长期组织涣散，同志散布四方，难以有效统合，号召不忘清末革命宗旨者互相联络沟通，共定国是。但实际上冯自由因反对国民党改组而遭孙中山责备，他与其他反对改组的老党员北上上海，想另树旗帜，对抗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因此，这篇宣言就是冯自由等人打出政治口号的标志。章太炎很早便与冯自由相识，一直以来都保持不错的关系，因此后者不难用自己的政治态度来想方设法影响章太炎。

说起政治立场，章太炎自始至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侵略中国，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与主权独立。他一度与孙中山等人关系不融洽，除了个人纠纷，就是因为他觉得孙中山时常与帝国主义列强搞暧昧，希望借助后者力量来实现政治主张。他之所以主张联省自治，也是因为担心由北洋集团控制的中央政府会利用其职权干卖国勾当。甚至在公开发表的论著里，除了戊戌年间因不明世界大势而误作孟浪之论，他一贯秉持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不像梁启超那样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却时常对白种人殖民世界持仰慕的态度。这一点是章太炎和其他与各路军阀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最为不同之处。1925年1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撰文，借分析秦蕙田《五礼通考》来评价晚清名宦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忘记了儒家的夷夏之辨，在西方列强面前“始终屈节”。为了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支持英国殖民者戈登组织洋枪队，借助列强兵力来镇压农民起义，“其辱国有甚于和亲者”。从性质上看，此乃“招戎以轶中国”。曾国藩在清末民国广受读书人崇拜，被视为恪守儒家修身之道的代表。而在章太炎眼里，曾国藩在西方列强面前如此软弱，甚至挟洋自重，根本不能算合格的儒者。

1925年，上海日资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因厂方无端殴打与开除工人而展开罢工，该年5月，积极组织工人与厂方展开斗争的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这引发上海各界强烈抗议，数千学生赴公共租界进行演讲，援助罢工工人，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英国巡捕对学生和其他集会群众开枪，造成11人死亡，20余人重伤，此即著名的“五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与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积极组织学生与社会各阶层，向租界当局与列强在华势力展开抗议与示威活动，并通过报刊介绍斗争情况，广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的主张，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响应，大多数中国人积郁已久的爱国热情被唤起，工商阶层、知识分子、工人、学生，都参与到这场反帝运动中来，组成了联合战线。特别是不少知识青年因为这场运动而对反帝救亡有了一定认识，遂南下广东，或是报考黄埔军校，或是加入广东的革命政府。

对于五卅运动，基于反帝思想，章太炎自然十分支持。1925年6月，他带头署名，发表通电，批判向学生开枪的英国殖民者，并呼吁收回租界：

英捕房自谓保护治安，而学生实未携带金刃，空言求请，何害治安？乃竟开枪杀人，波及行路，似此妄行威虐，岂巡捕之职当然？事后学生要求驻沪交涉员与领事谈判，请将行凶巡捕治罪，而该捕房犹始终狡展，连续两日，仍于马路枪杀市民不绝。是则租界吏役擅杀华人，一切可以保护治安借口，恐虽专制君主亦无此残戾也。某等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

1925年7月，群治大学学生代表访问章太炎，询问他对于五卅运动的看法。他认为：“五卅惨剧，举国悲愤，民气激昂，实行经济绝交，一致对外，足见吾民族精神未死。”同时他指出：“军阀已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吾民众耳。”可见，章太炎已经意识到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需要寻找新的政治力量，特别是要将广大民众组织动员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的认识其实与国民革命的口号相差并不远。五卅运动影响极广，租界当局虽然不会轻易将租界交回中国，也不会放弃领事裁判权，但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汹涌澎湃的反帝呼声，还是采取了一些妥协行为，包括增加工人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而从支持五卅运动、呼吁收回租界这一点来看，章太炎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在五卅运动中，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有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党派也借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主要由出身中上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以精英自诩，对民众运动颇为轻视。他们效法19世纪以降的国家主义思潮，强调全体国民应以“国性”为起点来保卫国家、建设国家，抵抗任何有损国家主权的外部力量。从外观上看，这与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理念颇为相似，但具体到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语境里，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因为中国青年党宣称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矛盾，中国的政治运动应以全体国民为参与者，是“全民革命”，将国内的阶级矛盾与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宣扬不能因过分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主张，他们并未直接反对，而是认为不但英美日等国是帝国主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也是帝国主义，这就将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剖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扭曲成一切与中国政治发生关系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其目的就是用抽象的“国民”名义掩盖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冲突，用缺少准确定义的帝国主义概念消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帝国主义支配格局的批判与冲击。正因为秉持这样的政治主张，在具体政治活动中，他们主动与孙传芳这样的军阀建立联系，派遣党员赴后者创办的军事学校任教，借此培植势力。相似地，与其说他们真做了多少反抗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事情，不如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反共宣传。

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曾琦颇为推崇章太炎。1918年章太炎在四川演讲读历史的重要性，曾琦在报纸上看到演讲内容，在日记中认为章太炎此论“洵不刊之言”。参与成立中国青年党之后，1924年9月14日曾琦在日记中记载：“赴华国月刊社购该刊十二册，其中载有予在巴黎寄妹书，章太炎先生曾为改易数字而加以赞语，成为词事悲壮，有习凿齿、鲍明远风，可以风世云。旋往谒太炎先生，谈时局良久，并以醒狮周报条例征先生同意，请其代署封面。”可见在他看来，章太炎实为自己的知音。而章太炎不但愿意为青年党的喉舌《醒狮周报》题字，还与曾琦谈了许久关于时局的看法。

因此，章太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除了受到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很有可能还受到在巴黎留学时就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曾琦之影响。这使他很难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口号与实践。1925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演讲：

现在广东的党政府——什么“党”“不党”，简直是笑话，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最后，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从内容上看，这番话很像中国青年党楬橥的“爱国、反俄、反共”诸口号。章太炎基于晚清参加革命运动时的经验，认为苏联也是“外人势力”，广东革命政权也是在借助“外人势力”而行事。他或许并未仔细思考，为什么五卅运动当中那么多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游行中的青年会认同广东革命阵营，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害，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培养政治代理人的现象，也恰恰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被人们深刻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杨荫杭的观点就颇有见地。他在1925年撰文说：“中华如果‘赤化’，绝不如外人之言，为一国所煽动也。中华人绝不愿‘赤化’，若形格势禁，处于不能不‘赤化’，则列强共同之罪有以致之，非中华人之过，亦非煽动者之力也。一国之利权，不外铁路、矿产、航路诸大端，今皆操于外人之手；其心以为未足，又盘踞其税关，操纵其财政，箝制（钳制）其商业。中华商人虽竭力与之竞争，然关税一端已足以制其死命，而无自拔之一日。此类经济侵略政策告成之日，即中华全国人民待毙之时。中华人纵不愿‘赤化’，要不能不做人、不吃饭。他日全国人民皆为苦力，为外国人挽人力车，则今之乘汽车而反对‘赤化’者，即后之挽人力车而欢迎‘赤化’者也。”

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击败盘踞桂林的军阀沈鸿英，基本统一广西全境。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使国民革命军实力得到极大提升。1925年底，广东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二次东征，攻下惠州城，随后收复海南岛，广东也获统一。至此，广东国民政府的后方已基本稳固。下一步就是挥师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或许是有感于南方革命阵营蒸蒸日上，在上海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互相联络，壮大声势。这时，身在上海的章太炎就成为重要的被拉拢对象。1926年1月，章太炎59岁生日，军阀孙传芳与江苏省省长陈陶遗送给他寿诗一轴，寿联一副，餐券一百席，白兰地酒一百箱，当地官绅名流上门祝寿者络绎不绝，场面很是热闹。而据黎元洪派至上海联络各方势力的人士观察：“吴（吴佩孚）、张（张作霖）、孙（孙传芳）诸军阀于太炎均尊若阁老，信使往还，欢迎其至鄂、至奉、至宁者，络绎不绝。”对于章太炎，“国中无论何派政客、军人，靡不低首请教。于太炎先生之前，积牍盈尺，游士盈门，实吾侪在京、津者想象之外。故太炎先生处消息灵通，人物杂沓，俨然一战国时三千游客麋集之稷下先生也。”此时的章太炎，虽然门庭若市，俨然国师，但正像鲁迅说的，“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其实不仅鲁迅这样看，身为梁启超高参的张君劢也认为章太炎当时“交友太滥”，劝梁启超不要与他组成政治联盟，免受牵累。

在此环境下，章太炎不自觉地受到围绕在他身边人的影响，成为他们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北伐的代言人。1926年4月7日，章太炎参与在上海成立的“反赤救国大联合”，并被推举担任理事。不久之后，他又参与发起“国民外交协会”，任名誉会长，鼓吹应以“反赤”作为外交之重心。1926年4月14日，“反赤救国大联合”召开第一次干事会，章太炎出席，讨论所谓“宣言草案”。该草案重复着北洋军阀与中国青年党对于国民革命运动的斥责论调，甚至认为“中国之于列强，无所偏亲，故列强于中国，亦无偏怨，假令易以赤帜，则均势之局一破，远东大战，立见开始”。为了“反赤”，该草案不顾列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所谓均势状态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而将其美化为“无偏怨”。或许是为了让这篇草案看上去更美观，其中还提到要“发展民治精神，凡不正当之势力、不合理之政治、不安宁之状况力求革除，团结民众，共趋法律轨道之上”。以及“实行社会政策，以调和劳资之冲突，普及适宜之生计，改良工人之待遇”。这些主张自然很符合当时的民众呼声。但问题在于，放眼中国，谁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不当之势力”，哪些政治集团身上最能体现“不合理之政治”，其实答案不难找到，章太炎自己在关于五卅运动的评论中也提到了。更有甚者，“改良工人之待遇”不能仅凭口说，而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当时除了广东的革命阵营公开强调“扶助农工”，其他政治力量并无相似主张。即便是一度以进步形象示人的吴佩孚，在发现工人运动不利于自己控制铁路之后，就对之进行残酷镇压。

在此期间，章太炎主要在上海活动，而彼时控制上海的是盘踞东南数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据出任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的丁文江观察，“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熟识民国掌故的徐凌霄与徐一士认为，孙传芳“以浙江为根据地，一跃而为五省联帅焉。在浙时收拾民心，与地方感情颇不恶”。因此，1926年8月，当北伐军一路报捷，吴佩孚已觉难以支撑之际，孙传芳为了显示自己在大兵压境之际依然气定神闲、从容不迫，为了笼络江浙一带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决定在南京举行投壶礼仪式。之所以选择投壶礼，是因为投壶在古代礼制当中属于宾礼或嘉礼，孙传芳意在借此表明，自己独占东南富庶之地，各方势力均难以与之抗衡。君子相争以礼，大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安排之下，商讨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同时，鉴于当时吴佩孚屡屡向自己求援，而北伐军却并未停止前进步伐，孙传芳或许也在借此行为来向蒋介石等广州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暗示息兵戈、修礼乐，大家停战议和，互为妥协。

几天以后，孙传芳又拟成立“江苏省修订礼制会”，并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柟、汪东等11人为会员。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时，章太炎并未出席。随后在孙传芳、陈陶遗于南京主持的修订礼制会成立会上，章太炎列席参加，并做了发言。他认为修订礼制确实很重要，可以此来维系社会道德。但时代在不断变化，古代礼制有许多不适合继续用于今日的地方，一味复古，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需要制定一些符合现代社会标准，让人们易知易行的礼制。很明显，面对孙传芳煞有介事地大搞投壶礼仪式，章太炎的发言其实颇为冷淡，并未附和孙氏此举。在与好友李根源的信中，他对于此次南京之行如是描述：“昨为南京礼制会所嬲，夜往夜归。”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是所用的这一“嬲”字，却足以说明章太炎的态度。“嬲”，其意为打扰、纠缠，或许在章太炎看来，南京方面为此事屡次相扰，实在没有办法，才前去应付一下，自己本身对此并不多么热心。而在先前与弟子的信中，章太炎说：

果有匡时之志者，当思刘晔有言，昏世之君不可赎近，就有佳者，能听至言，十不过三四，量而后入，不可甚亲，乃得免于常絓。昔人与汉高、句践处，功成便退。若遇中材，一事得就，便可退矣，毋冀功成也。入吾门者，宜视此。

由此可见，虽然章太炎一度受到各种反对广东革命阵营的人吹捧拉拢，自己在政治主张上也受其影响，但在关乎出处进退的基本原则上，他还是十分冷静的。他认为在当时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点到为止即可，不必与各派政治力量过度捆绑在一起，以免陷入太深，身受其累。他毕竟与北洋集团斗争了十余年，对孙传芳等军阀的本质其实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不想让自己完全被其利用，或者成为彼辈的同路人。

但问题在于，面对民初以来的混乱局面，大多数民众对北洋集团本无太多好感。而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革命者的广泛宣传下，北洋军阀形象迅速负面化，凡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群体，也成为被激烈批判的对象。比如《新青年》杂志主要的作者高一涵就撰文评论：“如果雅歌、投壶真正可以保境安民，礼义廉耻真正可以行于禽兽世界，那么，我们似乎也犯不着希望他们退伍，自然淘汰似乎暂时也淘汰不了他们。可是老天爷太恶事做，偏给人类一点良心，受良心的驱使，偏要箪食壶浆的欢迎新年，深恶痛绝的诅咒老人。”在此除旧立新的观念下，他奉劝“一般精神上的老人，早早升天，不要转那临去的秋波，来耽误了青年的大事”。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点出章太炎的名字，但不难看出所谓“精神上的老人”，就包含了章太炎。相似地，陈独秀认为由于章太炎领取了孙传芳的大洋，所以才发表支持孙传芳“讨赤”的电报，他们二人“在那里演唱双簧”。章太炎替孙传芳“摇旗呐喊”，实属“廉耻丧失”之举。像章太炎当年对俞樾“谢本师”一样，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有感于老师反对北伐，与军阀往来频繁，也公开撰文，认为章太炎“似乎已经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所以声明“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不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在此情形下，章太炎愈发被人视为守旧落伍之人，甚至连政治操守也受到怀疑。

1927年4月，北伐军攻入上海。不久之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国民党一改广东时期的立场，将反共、清共作为主要任务，大肆屠杀左翼人士与进步青年，使党内许多有理想、有信念的党员遭受无情清洗，同时为投机钻营、反对扶助农工政策的人乘机进入国民党内大开方便之门。不过为了彰显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依然宣称自己还在革命，并整顿军队，继续北伐。同样地，虽然蒋介石在北伐军控制长江流域之后不断与江浙资产阶级与军阀武装进行谈判与交易，但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色彩，他决定拿那些与孙传芳等军阀有过往来的人开刀。1927年5月4日，在国民党操纵下，上海各团体举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其中通过一项名为“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的决议，将章太炎、张君劢、黄炎培、沈信卿、蒋维乔、郭任远、殷芝龄、刘海粟、阮尚介、凌鸿勋、张东荪、袁希涛等人列为“著名学阀”。除了这项决议，此次集会还有“肃清上海各学校之共产党分子”的决议。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及“通缉学阀”，并将章太炎列为学阀之首，声称他“不仅不知敛迹，且活动甚力，显系意图乘机反动，殊属藐视法纪”，建议国民政府“迅以实行通缉”。章太炎或许怎么也没料到，自己虽然极力鼓吹“反赤”，到头来却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成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贵眼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

章太炎不但在政治上成为国民政府的对立面，在学术上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势力的眼中钉。中央研究院是南京国民政府旗下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10月，中研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傅斯年是一位极有学术雄心的人，他希望以史语所为阵地，在中国形成符合自己思想主张的学术风气。而要想形成新的学术风气，则需要批判过去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与学风。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将矛头对准了章太炎。在具有开宗立派之宣言性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傅斯年批评当时学术界的流弊之一就是“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他声称：“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面对成为“革命新贵”的国民党政权，1927年11月，章太炎在给李根源的信中强调：“蔡孑民辈近欲我往金陵参预教育，张静江求为其父作墓表，皆拒绝之。非尚意气，盖以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此而可与，当时何必反抗袁氏帝制耶？”他声称自己“宁作民国遗老耳”。不久之后，他为冯自由撰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强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所胜任”，革命党早期仅有的几次武装起义“皆袭其边陲，事不久长”。很明显，在这里他是批评孙中山当时热衷于在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做法的。随后，他这样论述：

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孙、黄在同盟会，所见颇异，时多谓黄迂阔不足应变。然广州之役，震动侔于安庆，而为武昌事先驱，则黄兴、赵声为之也。谭人凤、宋教仁素亲黄兴，广州之役，则二子以为轻举，黄兴亦不肯听其言。然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共进会出同盟会后，黄兴在日本东京，闻之不怡，与其首领焦达峰争辩，焦亦抗论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黄兴所不与知也。谭、宋虽和会其人，乃谓举兵当俟三年后，及决策奋起，后引湘中，而前举汉上，豪帅制兵，齐势并举，则焦达峰为之。而自孙武以下，率兼入共进会者也。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夑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熸，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夑和为之也。

他在这里想表达的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某种单一力量之功，而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不畏牺牲换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艰辛历程，将革命归结于某一派或某一人身上，是对那些牺牲的革命者的不尊重。蒋介石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大权后，为了凸显自己作为孙中山革命传人的身份，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撇清关系，极力鼓吹、放大孙中山的历史，将后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章太炎在这里虽未明言，但针对的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造神运动。所以他说，需要将“前之艰难晓示后进，使无敢侮耆旧，擅兴作也”。就此而言，章太炎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的政见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对比他的两位浙江同乡——昔日光复会同志蔡元培与清末就参加反清革命的张静江，积极为蒋介石上台出谋划策，甚至在“四一二”屠杀革命者的行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章太炎的这番态度，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不为利禄所动的“疯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