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1916年6月，称帝不到一百天的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众叛亲离中死去。不久之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随后又至浙江扫墓。在浙江期间，对于时局，他这样说：“袁氏既亡，黎总统已有明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此后民国基础当可牢固。”但是他也很清楚，“国会既不得国民为之后援，复无军队为其保障，则八百之议员虽日日开会，日日议决，其能强政府以必从耶？”因此，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合作，积极联络各方力量，筹备政府，组建军队，对抗与袁世凯关系紧密的北洋军阀。此时北京的国会以投票形式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将其推上中国政坛的中枢，大有替代袁世凯而成为北洋系新盟主之势。总统黎元洪缺兵少权，无法对抗段祺瑞。眼见此状，章太炎南下广东会晤岑春煊，希望他能加入对抗北洋军阀的队伍。但两广军政大权此刻正掌握在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手，陆氏依违于各方，不愿公开对抗北洋系，因此章太炎只好另图他策。

自清末起，革命党就与南洋华侨保持着紧密联系，后者对革命事业支持甚多。1916年10月，章太炎应当地华侨之邀赴南洋游历，联络革命党在当地的力量，同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槟城的演讲中强调，“今之帝党，自知恶积罪盈，永难齿于人类，非与民党相仇，急图报复，必无存活之理”。因此，他劝当地华侨不要受到北洋系及其依附者蛊惑，而应积极支持革命党的活动。1917年初，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以中国是否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焦点，爆发“府院之争”。向来为章太炎所支持的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不惜与徐世昌、王士珍、张勋等人联合，并邀请张勋带兵进京，调和府院两方。张勋到京之后不但主张要让所谓“督军团”来主导政局，还极力打压国民党在京势力，甚至策划导演了让清逊帝溥仪复辟的闹剧，章太炎长期的批判对象康有为也积极参与其中。这让章太炎极为愤怒，他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参加旨在保卫共和的“护法运动”。他强调：“夫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持一法字以为标准，则可判别一切顺逆矣。”他所谓“法”，就是以宪法为象征的“法统”，即政府的合法性所在，类似古代的“正统”。秉持此见解，他主张：“经略中原，使黎总统（黎元洪）复职，旧国会重开，倡乱群凶俱获正法，约法效力乃见真行。”

1917年9月，因不满北洋系而南下的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不过，军政府的基础其实很不牢靠。孙中山除了有一批追随者，基本上没有能直接指挥的军队，因此必须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而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愿意和孙中山合作，是为了让孙中山帮自己牵制北洋军阀，使自己能利用南北双方的矛盾来割据地方、保存实力。1918年，非常国会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将元帅制改为合议总裁制，使孙中山的地位越发有名无实。此外，在章太炎那里，他的本意是让孙中山拥戴黎元洪当总统，以此表示尊重民国法统。但孙中山自己，包括听命于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却希望让孙中山成为中国最高领袖，这就与章太炎的想法不无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人眼里，北洋集团固然绝非善类，但民初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它只是那些政客争名逐利、分赃斗法的工具。因此孙中山等人高举护法旗帜，其实比较缺乏社会基础。

章太炎认为要想增强军政府的实力，笼络团结西南军阀至为关键。他在1917年初就向后者喊话：“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勠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黎元洪）外得援助，则争去就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为了进一步联络西南军阀，同年9月，章太炎主动提出去云南等地与唐继尧等人面商护法事宜。可唐继尧等人虽然表面上十分尊重章太炎，任命他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参议，但实际上却依然打着自己的盘算。章太炎屡次催促唐继尧出兵护法，夺取湖北，控制南北交通枢纽，可后者的目的却是借机占据四川与贵州，实现其“大云南主义”。在唐继尧眼里，孙中山属于“激烈分子”。因此章太炎的西南之行除了与当地文人学士颇多往来，并未达到其主要政治目标。就像章太炎在西南地区的境遇一样，整个护法运动最终也无果而终。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想通过依靠一派军阀来反对另一派军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很难奏效的。

正当章太炎在为时局奔走呼吁之时，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面貌的事件正在酝酿并爆发。1915年，《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主编是自清末起就参与政治运动的陈独秀。这份刊物最初的撰稿人，多为经历不少政局变动的中年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对活跃于政坛上的各派力量的极度失望，他们才希望用这份以“青年”为名的刊物向广大中国青年喊话，期待青年肩负起救国的重任。1916年，《新青年》刊登了易白沙、陈独秀等人撰写的批评孔子与儒学的文章，把社会上的尊孔思潮与民初政局联系起来，将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视野扩大至文化层面，开始探讨中国之所以衰败混乱的文化根源。也是在本年，北京大学任命老革命党人、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为校长。此后北大日渐成为新思潮的中心，并促生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接下来的两年里，《新青年》杂志依托北京大学的师资与人脉，刊登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讨论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文章，刊登了鲁迅著名的《狂人日记》，刊登了李大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使这份刊物的影响越来越广，青年一代越来越关注新思潮、新文学，各地出现大量效仿《新青年》风格、主要由年轻人创办的地方性刊物。这便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等人日渐被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伴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新与旧、传统与西化、新文明与旧文明的分野，在中国政学两界显得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其实也隐约意识到新的巨变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使日军在东北地区能更为方便地活动。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奋，纷纷组成救国团回国请愿，各地也爆发了多起抗议示威活动，商界亦号召民众抵制日货。目睹斯景，章太炎认为：

近日因段氏卖国事件，日本学生全体回国，下江抵制日货之声，日益腾沸。卖国之罪，视解散国会为重，人心怨愤，亦较解散国会为深，此时若能顺用民心，较去岁必有进步。

可见，他确实在思考如何与这些新的力量相结合。毕竟，当年在东京主编《民报》时，自己身边也聚集着一群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留学生。在四川与西南军阀周旋之余，章太炎向当地青年做演讲，分享自己对于青年从事政治活动的隐忧。他认为，青年的第一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他建议“现在青年若能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不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此外，章太炎还提醒，青年另一弱点“就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他认为：“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抱定宗旨，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对此，他特别提到刚成立不久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从宏观层面来看，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有新的组织与动员形式，新的政治与文化主张，它极不同于清末以来的士绅、军阀与买办群体。青年学生是新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太炎希望他们不要因求轻便而去利用已成势力，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旨颇为契合。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最引人瞩目的焦点问题其实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胡适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适能在北京大学立足，离不开北大文科中的章门弟子支持。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桐城派文人一度占据了文科的主导位置，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桐城派名士先后任教于此。1913年何燏时出任北大校长，开始整顿校内派系，林纾与姚永概二位桐城派大将因人事纠纷而离开北大。与此同时，北大预科学长胡仁源（后任校长）开始将章太炎的门生引进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的陶希圣就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聘请刘师培、周作人进入北大，让与章太炎在清末颇有往来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使北大章门力量越发壮大。胡适初来北大，不但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并且很快与钱玄同建立联系。

胡适虽然长期自诩深得带有极强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之神髓，但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他却经常参考章太炎的著作。在给友人许怡荪的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诸子者，“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说虽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的结论，但“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久之后，胡适给许怡荪写信，让后者帮他在国内搜集章太炎的著作供自己参考。收到许怡荪寄来的书后，胡适又对他说，自己把章太炎的论诸子学著作“细细圈读之”，虽然“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回国之后，胡适将《先秦名学史》略作改动，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少篇幅确实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论诸子学部分颇为相似。无怪乎钱穆晚年直言胡适此书“称述先秦诸子，大体因承章氏《国故论衡》之意，惟文言、白话有所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胡适到北大后，很自然地主动与章太炎门生打成一片。

置诸当时的背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倡白话文，批判文言文，虽然对章太炎表彰的魏晋文章也有冲击，但更主要的针对对象是北大文科里的桐城派。加之章太炎自己在清末也于《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白话文，因此，胡适的主张很快得到了章门高足钱玄同与朱希祖的响应。不过，在另一位章门高足黄侃看来，胡适鼓吹白话文及白话文背后的新思潮，会对中国传统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后来北大学生效仿《新青年》创办《新潮》，黄侃便支持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学生创办《国故》以抗衡。听闻黄侃等人的言行后，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中谈道：“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不久之后他又对吴承仕说：“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或许是此时正忙于劝说西南军阀参与护法运动，或许是对先前自己门生与桐城派的斗法印象犹存，章太炎觉得黄侃等人没必要与提倡新文学之士一般见识。在他看来，新文学实乃“浮薄”之像，不值一驳。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来看，章太炎未能意识到新文学对于文化普及与政治动员的巨大意义，新文学背后不仅是新思潮的传播，更是在召唤新的政治力量。不过从学术的角度看，章太炎此论却不能说全无道理。1920年，在北大读书多年，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致信蔡元培，直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

虽然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并且这种政治指向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越来越有号召力，但在胡适眼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才是中国的榜样，十月革命的经验则是疏于谈“具体问题”的“主义”，不值得过度提倡。因此，他希望将新思潮的意义局限在学术与文化层面，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等事项。其中，他尤为重视整理国故。因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是近代以来的重要议题，能否在此议题上形成自己的主张，关系到能否获得学术话语权与领导权。

由于晚清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所以要想介入此领域，需要对清代汉学传统进行诠释。在胡适看来，“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暗合科学的方法”。虽然类似的观点在晚清就有不少人谈及，包括章太炎收录于重订本《訄书》的《清儒》，但胡适想强调的重点并非清代汉学暗合科学方法，而是何谓“科学方法”得由像他这样留学美国、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的人来定义。在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为该书作序的蔡元培就称赞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当然，胡适本人与蔡元培提到的、被称为“绩溪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并非同宗。而这本书的出版与其说在晚清以来大量研究先秦诸子的论著里如何显得出类拔萃，不如说是被不少希望迅速掌握治学门径的青年学生奉为理解何谓“科学方法”、何谓中国文化的入门读物。

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之风，一批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其中，各种速成式的国学概论小册子纷纷面世，不少虽具有一定传统学术功底，但谈不上有多少精深见解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对国学素有研究的专家。在此背景下，当时在东南地区影响力极大的江苏省教育会于1922年3月在上海《申报》上发布广告，告知自该年4月1日起，每周六下午皆邀请章太炎来公开面向社会大众讲演国学。此外他们还特意说明，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目睹欧风东渐，国人竞尚西学，导致国学呈衰微之象。为了振衰起微，使中国文化能够与西洋文明并驾齐驱，所以敦请章太炎开坛设学。而这次讲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乃是自晚清以来便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江苏著名社会活动家沈恩孚。

首次讲演，因为章太炎名气极大，所以来听讲者众多，总计达到了三四百人，遂导致原来会场的座位顿显不敷。讲演结束之后，一些有心之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讲演时间与所设座位皆应增加，并且还应借此机会扩大讲演规模，请更多的专家来参与斯事，并刊行杂志，广为宣传国学。一时间，章太炎讲演国学，成为备受沪上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关注的一件大事。而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讲演，听讲的人数依然不少，以至于江苏省教育会不得不另寻更为宽敞的地点，以应对如此众多的听众。

不过，第四次讲演，章太炎因路上塞车晚到了半个小时，导致早已到场的民众里面不少人已先行离去。这样一来，总计的听讲人数便只剩下200人左右。在那以后，听讲的人数就日渐减少，虽然主办方加大了宣传力度，不断在报纸上发布预告，但这一情形依然难见改观。1922年6月10日，章太炎最后一次开讲，据报道到场人数仅80余位，这与首场讲演时的盛况相比，差别宛若天壤。总之，章太炎的这次沪上讲学，以热闹始，以冷清终，实话说来，情形颇显惨淡。

章太炎这次演讲的内容被曹聚仁记录下来，并以《国学概论》为书名出版。除了概论和结论，章太炎讲授了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基本上是将他清末民初一系列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观点用比较通俗且扼要的方式讲一遍。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强调研究国学应明晰“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辨书籍的真伪”“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这其实已经是在用比较客观和实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了。特别是“知古今人情的变迁”，章太炎指出：“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这一观点强调要注意社会的变化，不能把先前的道德规范强行用于新的社会制度之中。此论明显和那些率由旧章、反对变革的迂腐守旧之论不同。不过，对于影响广泛的白话文运动，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他认为：“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同时他指出，在各地方言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贸然采取文言一致，将会造成新的隔阂，所以“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对于章太炎在上海演讲国学，身在北京的胡适及其同道全程关注，并且十分注意观察章太炎在此过程中有无批评新文化运动之语。当他们看到章太炎关于白话文的这番意见之后，立即撰文反击，并将章太炎的这一商榷意见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把章太炎演讲国学上升到守旧势力要反扑的高度。由此可见，虽然胡适等人表面上鼓吹带有解放意义的新思潮，但实际上其神经高度敏感，意识形态的弦绷得很紧，唯恐社会上出现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声音。其中，已经成为新文化健将的周作人用笔名撰文声称：“我看见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便是章太炎沪上讲演国学。周作人说：“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不能赞一辞的，但我觉得他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大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之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丧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担忧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章太炎先生讲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可见，章太炎批评白话文，在提倡白话文的周作人眼里，成为必须要坚决批判的大是大非问题。甚至章太炎演讲国学也被他看成与“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等迷信活动没什么区别的事情。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胡适专门将其剪下并贴于日记之中，并且决定要撰文响应。他以“Q·V”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强调周作人的担忧过于悲观，复古与国粹乃过去的情形，在今日已无市场，更非未来趋势。时代潮流，不可遏止。所以“章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的历史，仲密君是知道的。东京当日听讲的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以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也是有沈兼士马幼渔朱逖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先生讲学而发生的言论，但以我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的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的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先生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是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最后胡适呼吁：“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可见，胡适认为章太炎讲国学是“好事”，并不是认同他讲的内容，而是希望章太炎的观点会引起“反动”，从听者中出现更多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思想革命胜利者的姿态，仿佛他已掌握时代的动脉。大江东去，不可逆转，章太炎的讲学宛如旧派人物的垂死挣扎，最终逃不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联想到胡适几年前还在参考章太炎的著作来写博士论文，这样的变化着实值得玩味。

胡适等人之所以要这样批评章太炎，与其说是因为章太炎的观点多么守旧，不如说是章太炎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不把他批倒批臭，胡适等人就很难真正在学术界获得领袖位置。如果说1922年的国学演讲只是章太炎与胡适之间的“隔空喊话”，那么1923年的墨学论争，则是胡适直接挑战章太炎的学术观点。1923年，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评价当时学界对于墨子的研究，他认为胡适的研究有不足之处，章太炎的观点才堪称“精审”。章士钊的这篇文章刊出不久，章太炎给他写信，说胡适研究墨子犯了不知研究经学与研究诸子学的区别之弊。

章太炎此信引起胡适的激烈反应。他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并且他还强调：“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不同，故不敢轻易放过”，因此特意嘱咐章士钊遇见章太炎时“千万代为一问。”

面对胡适的追问，章太炎向章士钊就治子与治经之间的差异详加说明。胡适一再强调子书与经书同为古书，因此需要以校勘学和训诂学的方法治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在他看来，治经与治史相似，就是以客观的眼光去寻求古书所载之真相，考索本意，钩沉史事，不需要横加议论于其间。治诸子则不然，不能只是停留在文本校勘的初级阶段，而是要从阐释的角度去明晰子书体例，进而分析其学说。

章太炎的回复显然不能让胡适感到信服。他又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以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本此认识，胡适强调：“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胡适之所以这样积极地与章太炎辩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墨学研究自视甚高。1915年，他致信异国女友韦莲司：“我的工作使我觉得很快慰。最近我主要的研究是《墨子的名学》。我发现的比我预期的多得多。”可见他对于《墨子》当中涉及哲学论辩的方面早有关注。在编选《胡适文存》时，他将《〈墨子·小取〉篇新诂》置于“卷二”。在序例中他特意说明：“卷二与卷三，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讲的是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因此，当章太炎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胡适自然无法容忍，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装扮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典范，进而在学界树立领袖地位。如果这次不正面回应章太炎，那么岂不证明章太炎才是学界真正执牛耳者。而胡适之所以要在回应章太炎之时扯上清代汉学，也是因为如何评价清代汉学，谁来主导对清代汉学的评价，是一个关乎学术话语权的大问题。胡适此意很明显，虽然章太炎师从俞樾，看上去与清代汉学关系更紧密，但真正能挖掘清代汉学遗产的，还得靠胡适这样受过美国科学方法熏陶的归国留学生。

面对胡适等人在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建议他创办一份刊物来回应新思潮。1923年9月，由章太炎任社长，汪东任编辑的《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第二年8月，章太炎在上面发表《救学弊论》，较为系统地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学风甚为浮嚣，致使学生在里面学不到有深度有系统的知识，只能从讲义上的只言片语窥见学术门径。更为关键的是，在竞言新思潮的背景下，不少学子形成仰慕西方物质文明，鄙视中国现状、看不起中国普通民众的恶习，并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下日渐丧失勇武淳朴之气，反以奢靡享受是尚。这让他们只能在现代都市里生活，与中国农村及中国农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总之，他们“智识愈高，则志趣愈下”，加之“歆慕远西，堕其国性”，将来“一日有事，则抗节死难之士必非学子可知也”。章太炎将这样的风气归结到清末张之洞主导的学制改革。此外，他还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风。他认为要想让这些根底不深的青年学子在短期内掌握经学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情。因此，只有大力提倡读历史，或可使其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能有基本的了解，并效仿历代先贤，培养起良好的道德品质。但症结在于，当时的史学研究风气很成问题，有“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漏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五种弊病。所以要想扭转这样的学风，其实很不容易。

从后见之明来看，章太炎的这些批评确实点出了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流弊。比如宣传新思潮不遗余力的陈独秀就说：

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的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的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的名义干与（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的利器。

从内容上，这些批评其实和章太炎在《救学弊论》里表达的观点颇为相似。但这番话从陈独秀口中说出就属于药石之言，可是从章太炎口中说出，并刊登在他创办的《华国月刊》上，则成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明证。1925年，章太炎的另一位门生钱玄同给胡适写信，其中说道：

《华国》二册奉上。我稍微有些错记，他的文笔里并没有说到“科学方法”，但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可见，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那里，即便他们在思想渊源上与章太炎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但此时的章太炎俨然已经成为新思潮的对立面，必须被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