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讲学，团体内讧

从社会结构来看，清末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出身于大小士绅家庭的知识分子。虽然在具体行动上他们经常习惯借助会党的力量，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把会党视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其力量来组织武装起义而已。在自我定位上，革命党人多将自己看成“中等社会”，即一方面与那些在他们眼里属于无知无识、有待启蒙的“下等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不同于那些或是身居高位，或是和清政府关系紧密的“上等社会”。他们既批判清政府的无能及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强调要“文明排外”，不能效仿他们眼里主要由“下等社会”构成的义和团之所为。在他们心中，“二十世纪之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吾学生为之支配之，为之整齐之”。

在此背景下，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这对青年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心向革命却未加入革命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极大。因为那些立志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在表面上对清政府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其实还是与士绅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士绅阶层内部所流行的价值规范与人物品鉴标准，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大多数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章太炎虽无科举功名，但肄业于诂经精舍，深受江浙学术传统熏染，得到不少著名士人的认可。身带这样“光环”的人加入革命阵营，无疑大增其光彩，彻底改变一些人因信息不对称而觉得革命阵营草莽色彩极浓的想法。宫崎滔天曾这样回忆主持《民报》时期的章太炎：

在江户川大拐弯附近有一座挂着黄兴题名的“平等居”的房子。这就是民报社。起初，番众町滔天家的正门上曾挂着民报社的小牌子，但时间很短。后来除首领黄兴在这儿定居下来外，几个（或许是十几个）议论纷纷互相争论的青年之中，还可发见一个胖胖的举止老成、悠悠然隐士模样的人物，此人就是章炳麟。听说他的生活方式，每天除了思索和读书写作以外，余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让人一看便觉得像是老子。另一位日本人，日本近代东洋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也观察到：

章太炎大力鼓吹《左传》。此人是非常特别的人，在东京的留学生中非常有人望、有势力。他执笔的《民报》杂志在中国留学生中大受欢迎。这给最近的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使得对孔子为中心的崇拜意识渐渐淡薄起来。

此外，汪东回忆，章太炎出任《民报》主编后，“其文虽非尽人能解，但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在当时留学界确实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

汪东提到的东京讲学，确实是章太炎在日本期间除宣传革命外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庚子事变之后，众多留学生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当时日本国内以政教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醉心欧化的现象，有意建立民族自尊及增强日本人的主体意识，因而提倡“国粹主义”。他们主张要挖掘属于日本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发扬光大，以此对抗他们眼中败坏世风的西方文化与日趋腐化的中国儒家传统。国粹主义在日本绝非限于学术研究，而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指向，它配合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强调日本应对内巩固统治，对外加紧扩张，与西方列强在东亚展开争夺，让日本成为所谓“东亚盟主”。

这一思潮很快就被那些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1902年7月《译书汇编》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的文章。其中叙述日本的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戊戌变法之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也提到：“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黄节则认为：“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在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效仿日本的国粹主义者，开始提倡“国学”。他们用“国学”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以此区别于“西学”和“东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提倡国学最为用力的报刊《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多和革命党有比较密切的往来，他们所谓国学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君学”的否定，但国学这一概念却同样被清政府及其同路人所借用。1906年，赵炳麟上疏建议清政府设立“国学专门学堂”，以此来“保存国粹”，达到“坚国民爱国之心”的效果。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分析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更是在知识分子圈里产生不小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定义国学，如何在国学的框架下梳理中国传统学术，已经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争夺话语权的组成部分。

章太炎在1906年担任《民报》主编不久，就有意创办一个国学讲习会，向留日青年学子讲授中国传统学术。作为章太炎的结拜兄弟，章士钊甚至先将国学讲习会的招生广告——《国学讲习会序》写好了。在这篇文章里，章士钊先批评在科举制下士子养成了为功名利禄而求学的不良习气，这让国学的真谛难以被发扬。随后，他又批评在追求新知的背景下，不少人视国学为落伍之物。而所谓追求新知，也免不了趋时好利的动机存乎其间，这让新学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科举。基于此，他指出：“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把是否重视国学上升到关乎中国存亡兴废的高度。

在将国学重要性强调了一遍之后，章士钊写道：

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作《訄书》之章氏者，即余杭太炎先生也。先生为国学界之泰斗，凡能读先生书者，无不知之。今先生避地日本，以七次逋逃，三年禁狱之后，道心发越，体益加丰，是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而吾人之欲治国闻者，乃幸得与此百年不逢之会。同人拟创设一国学讲习会，请先生临席宣讲，取为师资，别为规则，附录于后，先生之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要之，先生之所欲授之吾人者多端，皆非吾人所能预揣，且将编为讲义，月出一册，故不赘。

从中可见，章太炎不但计划设立讲习会授课，还打算将讲义整理出版，广为传播。1906年9月，宋教仁在日记里记载了章太炎和他商讨国学讲习会课程设置的事项：

在庆午处早餐后，至《民报》社访章枚叔，坐谈最久。枚叔言国学讲习会已经成立，发布章程，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又言诸君意欲请君讲宋元理学一科，可担任否？余谓余于宋元理学尚未入门，派别亦不清楚，至于区分学别，折衷古今，则更不能矣，此责实不能任也。枚叔又言及作文一科无人担任，且此科无善法可教，作文之善否，不可以言喻，又无一定之法则者也……余又言中国宗教亦讲否？枚叔言亦于文史学中略讲一二，但中国除儒、释、道三教外，余皆谓之异教，不能知其教理若何也。

根据这条材料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国学讲习会的课程设置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他的设计，不但课程种类颇多，而且还分本科与预科。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此多的课程，即便章太炎学识广博，都能讲授，恐怕他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独自承担，特别是他还要撰写文章与立宪派展开政治论战。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邀请宋教仁主讲宋明理学，并询问宋教仁何人能讲文章学。

不过，章太炎应该还是在国学讲习会里讲了一些内容。1906年9月，日本秀光社出版了《国学讲习会略说》，其中收录的《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文章，皆为章太炎所撰。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容——比如《论语言文字之学》开篇即言“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论诸子学》开篇提到：“上来即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可以推测当属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授课的讲义。至于像制度学、文史学等内容是否讲授，今日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1908年，章太炎又在东京设坛讲学。许寿裳后来回忆：“民元前四年，我始偕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逷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关于章太炎讲学事，钱玄同在1908年3月22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在讲学场所的安排上，据朱希祖在日记中的记载，先是在清风亭、后至帝国教育会、再移于大成中学，地点几经辗转。章太炎在这段时间特别致信钱玄同，谈及为何屡次更换讲学地址：“讲习会设在帝国教育会中，闻每月需费二十五元，此难为继。弟近已租宅小石川大冢町五十番地（风景最佳，如在园林中），书籍行囊，业已迁入（陶望潮亦居此）。楼上席十一张，不如就此讲习。会友既省费二十余元，而弟亦免奔走，最为便利。”关于章太炎的讲授内容，综合钱玄同与朱希祖的日记，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包括《说文解字》等小学著作，以及《庄子》《楚辞》《文心雕龙》《汉书》《文史通义》等。章太炎此次讲学的形象，周作人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回忆：

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朴素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

关于这次设坛讲学的听众，除了许寿裳提到的那些人，据任鸿隽回忆：“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味（未）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楙、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所以还记得。”对于这批听讲者，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认为：“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他这里提到的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都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没提到的，如鲁迅与周作人，更是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而在那些川籍弟子传播下，章太炎的学说在四川学术界掀起不小的波澜。虽然章太炎的这次讲学活动恐怕很难符合现代教育学对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的定义，但其成效与影响却远远超过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机构。

在章太炎1908年讲学前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巨大的裂痕。当时的革命力量基本聚集在中国同盟会之下。中国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主要由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而成，并以兴中会为主体。虽然不少论著认为光复会也是同盟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的主要成员多在国内，对于同盟会的情况并不了解。光复会的成员多为江浙一带人士，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起初由蔡元培担任会长，但由于他不擅长从事实际工作，特别是会党运动，因此颇具组织与交际能力的陶成章逐渐成为光复会的实际领袖。1907年1月，陶成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中的浙江分会长。陶成章与龚宝铨关系密切，龚宝铨则为章太炎的女婿，因此，同为浙江人的章太炎与陶成章遂日渐熟络。总之，光复会虽然和同盟会同属革命阵营，但彼此各有渊源，交集有限，加之光复会出过徐锡麟与秋瑾这样名满天下的革命烈士，首任会长蔡元培又是进士出身，所以自然不觉得自己应居于同盟会之下。当光复会与同盟会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时，二者之间并无畛域，可一旦出现矛盾或分歧，除非领导者们有很强的大局意识与团结意识，否则很难不产生内讧。

彼时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日本。日本政府之所以允许他们在此间活动，并不是因为其统治阶级如何同情革命，毕竟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民主共和思想对于作为君主立宪国的日本而言没什么好处，而主要是因为日本统治阶级想把他们当作可以扰乱并操控中国政局的工具，因此基本是以利用的态度对待革命党。当日本政府需要和清政府搞好关系，或者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发生冲突，革命党所受到的待遇就会发生变化。1906年12月，革命党发动萍浏醴起义，清政府遂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让后者逮捕并引渡孙中山。而当时的日本执政者眼见美国盯上中国东北，为防止清政府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损害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政府决定做一些向清政府示好的动作。

因此，日本政府在1907年初要求孙中山离境。但为了不和孙中山断绝关系，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委托右翼团体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去宴请孙中山，还送给孙中山一笔资金以示抚慰。这引起革命党内部不小的非议。关于此事详情，谭人凤回忆：

日政府派交涉员劝中山出境，送以程仪万金，中山受之，并于神户巨商铃木处借得万金，遂去日本。临行之际，招重要党员，宴会于歌舞伎座，颇尽欢。后章太炎先生闻中山得日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颇不平。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东京为全国志士荟萃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且丈夫重意气，日政府既无理干涉，堂堂总理，受此万金何为？厥后日人对我党，日存鄙夷之见，何莫非因此事以启其轻侮之心耶？

不可否认，即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孙中山依然意志坚定，不气不馁，特别是不断想方设法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因此，从他的立场出发，接受日本人馈赠，将其用于革命事业，本无可厚非。但在旁人看来，孙中山等于是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却还要接受日方赠款，这似乎有损气节。更有甚者，当时革命党严重缺乏经费，孙中山拿到一笔资金，却不和同志商量如何使用，仅将少部分留给作为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这让章太炎等人很难不心生不满。据胡汉民描述，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将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并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

章太炎为此事动怒，除了他极强的个性，还和《民报》当时确实财务拮据有关系。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

遁初（宋教仁）贫甚，常郁郁，醉即卧地狂歌，又数向民报社佣婢乞贷。余知其事，曰：“此为东人笑也。”急取社中余资赒之。然资金已多为克强（黄兴）移用，报社穷乏，数电告逸仙，属以资济，皆不应。

章太炎的此番回忆绝无夸张之语，这可由当时亲历者的回忆证明。黄侃回忆当时章太炎的生活状况是“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朱镜宙回忆：“先生（章太炎）居东京，每星期仅能肉食一次，麦酒二斤。蜀弟子陈新彦、曾通一能自调味，每隔数日，即亲烹馔以献，先生乐之。”吴玉章回忆，民报社经济最困难时，“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看到此景，吴玉章号召四川留日学生给民报社捐款，不少官费生甚至将自己的官费折子拿去当铺当掉，换来钱款捐给民报社。在如此困窘的状态下，看到孙中山手握经费却不愿周济同志，章太炎的感受可想而知。当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于是章太炎等人建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总理之职，让暂时代替黄兴出任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宣布开除孙中山，另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坚决反对此要求，硬是将这次风潮压了下来。当然，在这次倒孙风潮中，后来成为日本右翼精神领袖的北一辉也充当了重要角色。他极力鼓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驱逐孙中山的势力。依他的理解，孙中山代表革命党里亲西方的一派，章太炎则代表本土的“国权主义”路线，而清末革命的动力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所以革命党应以章太炎等人为主导者。他颇为得意地认为，自己将这次倒孙风潮从人事与派系纠纷上升到革命路线之争的高度。由此也可见，清末革命党在组织上颇为涣散，让外部力量轻而易举就能影响内部人事关系。

而在孙中山那里，革命经费主要应用于武装起义。至于宣传活动，只要遇到合适机会，在哪里办报纸都可以，无须死守一块阵地。而且从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看，孙中山有听命于自己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善于文辞之人作为左膀右臂，在舆论宣传上也不是非章太炎不可。1907年8月，《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刊，主笔为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居正等人。孙中山对该报极为重视，将其视为新开辟的舆论阵地，大有取《民报》而代之之势。对于孙中山的这一行事风格，谭人凤评论：“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则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另一位革命党人评价孙中山，也认为：“孙文之处分党务，皆常以党魁之意志指挥党员而行之，未尝以本部之意思指挥各团体而奉行之。”

1908年，清政府派唐绍仪赴美担任中美联盟专使。唐氏途经日本时，《民报》刊登了抨击他的文章。唐绍仪得知此事，即向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封禁《民报》。与上次勒令孙中山离境的动机一样，日本政府依然担忧清政府与美国建立联盟关系会不利于自己，于是答应清政府，以《民报》所登文章有鼓吹暴力暗杀之嫌为借口将其封禁，不准发行。为了对抗日本政府这一命令，章太炎多次与后者展开交涉，批判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狼狈为奸。其言辞之激愤，甚至引起革命党内部的不安。据日本特务的监视报告记载，对于章太炎不妥协的态度，“黄兴、宋教仁等甚感其非，并曾设法制止。但章生性奇侠，不予采纳，宁愿单身上阵。据称章以外之领袖诚恐伤害日本朝野之感情，因而衷心感到忧虑”。其结果是，章太炎一介书生，仅凭文字言辞，自然不能扭转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民报》被迫停刊。

当《民报》陷入经济困难时，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策划让后者去南洋筹款。但此时孙中山已命汪精卫等人在南洋开展工作，看到陶成章也来此地，并且颇有声势，汪精卫等人觉得他是来与自己“争地盘”的。据时人描述：“成章在英荷各属运动，孙文、胡汉民皆作书止之。成章至网甲岛之槟港，某某（按：指孙文）又诬成章为保皇党，嗾人暗杀成章，幸赖李燮和力为剖白，始免于难。”陶成章在1909年9月的一封信里也提到“孙文妄指弟为保皇党及侦探”。在该月的另一封信里，他直言自己“与中山已不两立”。在此情形下，陶成章发表《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将自己与孙中山等人的矛盾公之于众，指责孙中山蒙蔽、残害同志，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将其罪状遍告海内外。

与此同时，正当《民报》被迫停刊不久，孙中山授意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筹备《民报》复刊事宜。汪精卫等人未与章太炎商议，擅自编辑出版新的《民报》，托名在法国巴黎发行。这一举动意在将章太炎排除在《民报》编辑事务之外。这对于刚刚为了《民报》停刊事向日本政府激烈抗议的章太炎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等于说彻底无视他为了《民报》而付出的心血，把他看作用完即可扔掉的工具。对此，章太炎公开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详细揭露孙中山、汪精卫等人为把持《民报》而搞的小动作。

陶成章与章太炎的这两篇文章将革命党内部的裂痕进一步公开化，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孙中山等人自然不会坐视自己被攻击，他们联合黄兴，制造出一起声势更为浩大的批判章太炎风潮。而在黄兴眼里，章太炎竟敢质疑孙中山，此举属于“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理应被批判。更有甚者，他还以章太炎有“破坏团体”之罪为借口，派人前去恐吓章太炎。

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如果说有人在学术上能和章太炎比肩，那么非刘师培莫属。他出身经学世家，同样继承清代汉学传统，对《左传》也深有研究，时人甚至认为他在学术功力上更胜章太炎一筹。刘师培也在庚子事变之后不久开始宣传革命，其政论文章有不小的影响。章太炎视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革命同志为学术上的知己，经常与他讨论经学和小学。不过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变动极快。他先是宣传反清革命，到了日本之后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迅速成为其服膺者，创办报刊，宣传无政府主义理念。当1907年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时，刘师培又试图重新与清政府建立联系。在妻子何震与姻弟汪公权的怂恿下（何震与汪公权有私通行为），刘师培秘密投靠清廷大员端方。为赢得端方信任，刘师培夫妇向其策划，由端方给章太炎一笔钱款，让当时因革命党内部纠纷而倍感忧愤的章太炎退出革命阵营，出家为僧。而在与章太炎说明此事时，刘师培夫妇却故意含糊其词。对友人无防范之心的章太炎以为其中没有陷阱，加之当时情绪比较低落，于是就含糊答应刘师培，让他先向张之洞与端方要来钱款，自己再去潜心佛学。不久之后，章太炎从苏曼殊处听闻刘师培与端方关系不正常，遂心生疑念。同时他还发现何震与汪公权的私通行为，出于好心，将其告知刘师培。孰料早已对章太炎有提防之心的刘师培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宣称章太炎在破坏他和何震的夫妇关系，于是寻找机会报复他。

因此，在得知孙中山与黄兴准备反击章太炎和陶成章对自己的攻击后，刘师培夫妇主动将章太炎写给端方的信拍成照片寄给黄兴，谎称章太炎已背叛革命，投靠清政府。这批材料让黄兴等人如获至宝，立即吩咐与自己走得比较近的报刊铆足马力广为宣传，刻意制造章太炎革命叛徒的形象。其中，曾被章太炎指控在苏报案中出卖同志的吴稚晖尤为卖力，不断在《新世纪》上刊登批判章太炎的文章。或许是意识到吴稚晖与章太炎之间矛盾很深，孙中山就给吴稚晖写信，声称“陶（陶成章）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章太炎）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暗示吴稚晖应加大批判章太炎的力度。

这场愈演愈烈的内讧，造成革命阵营巨大内耗。许多革命党人一方面被迫选择站队，另一方面也开始重新思考革命策略与行动方案。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不久之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希望用讨论学术的形式宣传革命理念。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为该刊撰写发刊词，章太炎本人也用白话文在该刊发表多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对于教育与学术的看法。与此同时，全程目睹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纠纷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对孙中山总是热衷于在边境地区策划起义的做法表示异议，开始筹划在长江流域组织力量进行活动。据日本特务记录，宋教仁在当时曾认为孙中山“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的趋势”。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成立酝酿已久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这对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章太炎后来也直言：“始，同盟会兴，从事者贸贸然未有所适，或据岭海偏隅以相震耀，卒无所就其谋。自长江中流起者，则渔父（宋教仁）与谭石屏策为多。”

如何评价这场内讧？不可否认，章太炎虽然学识丰富、思想活跃，但却长于思而短于行，不善于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做出理智而冷静的判断。就连陶成章也觉得“章君太炎，其人并非无才之人，不过仅能画策，不能实行”。因此，当他觉得孙中山有冷落《民报》的倾向后，就立即还以颜色，显示自己坚持原则不妥协。而对于刘师培，则又中了“君子可欺以方”的陷阱。说到底，擅长治学的人不一定擅长治世，有革命思想的人不一定擅长从事革命工作。

再看孙中山。他对于革命的贡献自然不待多言。可是作为领导者，他似乎比较缺乏团结同志、包容不同意见的风范。宋教仁在1907年2月的日记里记载：

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黄兴）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孙中山）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按：此为“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

黄兴在革命党内素以忠厚宽仁著称，而且多次出面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当遇到意见分歧时，孙中山对黄兴尚且这般粗暴跋扈，面对个性十足且不畏权威的章太炎，孙中山心里会怎么想，大概也不难类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