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一
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前就着鸡汤吃饼子。副官放下调羹，叹了一口气，从这口气可以听出来，鸡汤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湿了，他忽然极其强烈地希望就着白菜汤吃一块饼子。
在布幔后面，副官禀报过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听到他已经熟悉的嗄哑的声音，不过这一次那声音不高，克雷莫夫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副官走出来，说：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惊讶地说：
“我没有要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叫我来的。”
副官看着鸡汤，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改变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挥所，顺着一条干沟朝伏尔加岸边走去，军队报纸的编辑部在那儿。
他走着，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因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心里十分懊恼，一面倾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
有一位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朝作战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里说：“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为习惯的惆怅感紧紧收缩起来，他想起叶尼娅。他又同样习惯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萨克小镇上那一夜，想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子。
后来他想起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
这些念头、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恼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旋了很久。有一名军大衣上戴有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从指挥所赶来，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这儿来，这儿来，请吧。”大尉用手指着一座小屋的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经过一道岗哨，朝门口走去。他们走进屋里。屋里有一张办公桌，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说：“对不起，营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们的报告带到左岸，交给托谢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证交出来。”
于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乱地说了已经毫无意义的话：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证，先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后来，等他相信了这毫无来由、毫无道理但又毫无疑问的事，他就说了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说过的话：
“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过，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
二
“你别装糊涂。你说，你在被围困期间干了些什么？”
他在伏尔加河左岸，在方面军司令部特别科受到审讯。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上的挂钟似乎都散发着小地方的宁静气氛。右岸显然有飞机在轰炸；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轰隆声和玻璃颤动声显得似乎又熟悉又亲切。
和自命不凡、嘴唇灰白的侦讯员一起坐在吃饭的桌子旁边的是一个粗野的中校，不知为什么他还没有发作。
可是你瞧，这个肩膀在石灰炉壁上蹭着石灰印子的中校走了过来，走到这个坐在凳子上、当年指导过东方殖民国家工人运动的人，这个身穿军服、佩带政委金星的人，这个生来善良和蔼的人跟前，照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克雷莫夫用手摸了摸嘴巴和鼻子，朝自己的手上看了看，看到手上又是血又是唾液。然后他动了动嘴巴。舌头发僵，嘴唇也麻木了。他看了看刚刚擦洗过的油漆地板，便把血吞咽下去。
深夜，他痛恨起特别科的人。但是起初他既不觉得恨，又不觉得疼。一拳打在脸上，把他的精神打垮了，除了麻木和发僵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
克雷莫夫回头看了看哨兵，觉得很不好意思。红军士兵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挨打！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是当着小伙子的面打的，克雷莫夫所参加的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小伙子。
那个中校看了看表。已经是科长级食堂开晚饭的时间。克雷莫夫被押着在又是灰土又是雪粒的院子里走着，朝着原木搭成的囚室走去。这时候，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空袭的轰隆声特别清楚。在麻木过去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德国人的炸弹可以把这小小的囚室炸毁……这个念头又简单又丑恶。
在原木作墙的闷人的囚室里，他感到又绝望，又愤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年是他用嗄哑的嗓门儿叫喊着，向飞机奔去，迎接自己的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过蔡特金同志的棺材；现在也是他像个小偷一样看着，特别科人员是不是要打他。是他从重围中把许多人带出来，他们都称他“政委同志”。现在是一个拿枪的农村小伙子用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看着他这个在审讯中被另外一个共产党员打得满脸是血的共产党员……
他还不能理解“失去自由”这句话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生物，他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因为他已经失去自由。
他的眼前发黑……他要去找谢尔巴科夫，去找党中央，他还可以去找莫洛托夫，不把这个坏蛋中校枪毙，决不罢休。你们打电话吧！就打电话给克拉辛吧。要知道，斯大林都听说过我，知道我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有一次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一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克雷莫夫吗？”
可是克雷莫夫马上就觉得脚下是深深的泥潭，他就要陷进又黑、又黏、又稠的无底泥潭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比德国的装甲部队更厉害的力量向他扑来。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见我吗？叶尼娅！瞧瞧我吧，我遭殃了！我太孤单了，没有人理睬我了，你也不睬我了。
一个坏蛋打了他。他神志模糊，气得手指头都打哆嗦，真想朝特别科的坏蛋扑过去。他过去对宪兵、对孟什维克、对他审讯过的党卫军军官都没有这样痛恨过。
在打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人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克雷莫夫，也就是当年那个看到共产党宣言上那句激动人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兴奋得流泪的孩子。这种相近的感觉才真正可怕。
三
天色渐渐黑了。有时这狭小囚室的难闻空气中充满斯大林格勒激战的隆隆声。也许是德国人在攻打着保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和罗季姆采夫的部队。
过道里偶尔有走动声。大囚室的门不时打开。那里住的是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强奸犯。他们常常要求上厕所，看守的士兵在开门之前，总要和他们争吵老半天。
把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的河边押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囚室里待了一阵子。谁也没有注意这位袖子上还带有红星的政委。他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带纸，好让他们卷烟卷儿。这些人所想的只是吃，抽烟，满足身体需要。
是谁，是谁控告他？多么痛心啊，知道自己无罪，同时却又觉得犯了弥天大罪，吓得浑身发冷。罗季姆采夫的管道，“6—1”号楼的瓦砾，白俄罗斯的沼地，沃龙涅日的冬天，斯大林格勒的渡河—一切幸福的、愉快的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他现在真想上外面去走走，抬起头看看天空。去看看报纸。刮刮胡子。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还要归还他借来的一本书。看看表。洗洗澡。到箱子里去拿一块手帕。可是他什么也不能了。他失去了自由。
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被押出大囚室，来到过道里，警备队长骂看守的士兵说：
“我对你说得很清楚，你他妈的为什么把他塞到大房间里？哼，你糊里糊涂，想上前线是不是？”
等警备队长一走开，看守的士兵对克雷莫夫发牢骚说：
“经常是这样。单人囚室总不得空闲！他自己说过，要把该枪毙的关在单人囚室里。如果我把您关进去，该把他关到哪儿去？”
一会儿克雷莫夫就看到几名士兵从单人囚室里押出一名判处枪决的犯人。犯人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贴在凹进去的狭窄的后脑上。他可能有二十岁，至多二十五岁。
克雷莫夫被带进空出来的单人囚室。他在幽暗中依稀看到小桌子上有一只饭盒，还摸到旁边有一只用面包瓤捏成的小兔子。看样子，这是犯人刚刚捏成的：面包还是软和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点儿硬了。
渐渐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铺上，睡也睡不着：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被打昏了的头不能思考，鬓角疼得厉害。头脑里一阵阵长浪，在旋转，奔腾，震荡，想镇定也镇定不了，想什么都想不成。
夜里过道里又有嚷嚷声。值班的士兵在呼唤领班的班长。靴子的踢跶声。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在说话：
“把他妈的那个营政委带出来，让他在警卫室里坐一会儿。”
又补充说：
“重大事故就是重大事故，上级早晚会知道的。”
单人囚室的门开了，一名士兵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了出来。过道里站着一个光着脚、只穿着衬裤的人。
克雷莫夫这一生见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一看到这张脸就觉得，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很小，带有肮脏的黄斑。一张脸在可怜地哭着，那皱纹、哆哆嗦嗦的腮和嘴唇都在哭，只有眼睛没哭。不过最好别看那双可怕的眼睛，那眼睛的神情也是极其可怕的。
“走吧，走吧。”士兵催促克雷莫夫说。
到了警卫室里，这名士兵对克雷莫夫说了说发生的重大事故。
“警备队长说要送我上前线，实际上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在这儿人的神经快要错乱了……把一名故意自伤的弟兄拉出去枪毙。他开枪透过一个大面包打伤了自己的右胳膊。把他枪毙了，用土埋上，可是夜里他又活了过来，又回到我们这儿。”
他对克雷莫夫说话，尽可能既不称“您”，也不称“你”。
“他们搞得太马虎了，简直叫人看着可怕。就是宰牲口也不该这样马虎。可是他们干什么都马马虎虎的。土地是冻的，他们只把荒草扒几下，胡乱撒几把土，转身就走。当然啦，他是能爬出来！如果好好儿地把他埋上，他永远也爬不出来。”
克雷莫夫是常常回答问题，扭转人的思想，为人讲解的，现在却大惑不解地向这名士兵问道：
“不过，他怎么又回来了？”
看守的士兵笑了笑。
“还有呢，带他去枪毙的班长说，既然重新为他办手续，就应该发给他口粮，可是总务科长很凶，发起脾气：既然已经枪毙了，还发什么口粮？依我看，这话也对。是班长太马虎，怎么能叫总务科负责任？”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您在战前是干什么的？”
“战前我在国营农场养蜂。”
“清楚了。”克雷莫夫这样说，因为周围和他的头脑里的一切都糊里糊涂，很不清楚。
黎明时候，又把克雷莫夫押回单人囚室。用面包瓤子捏的小兔子依然在饭盒旁边。不过这会儿小兔儿已经硬了，不软和了。大囚室里传出恳求的声音：
“看守，行行好，带我去解解手吧！”
这时候，草原上升起棕红色的太阳。好像是一个上了冻又沾满泥土的甜菜疙瘩爬到了天上。
不久就把克雷莫夫押上一辆吨半汽车，负责押送的一名和善的中尉就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司务长把克雷莫夫的提箱交给他。吨半汽车就咯吱咯吱地在冻实的阿赫图巴河边的泥块上蹦跳着，朝列宁斯克的飞机场开去。
他呼吸着潮湿的冷气，他满怀信心和希望—可怕的噩梦似乎已经结束了。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车，把灰色的卢比扬卡峡谷打量了一遍。因为长时间的飞机马达声，因为眼前不停地闪过一片片收割完毕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树林，因为心中交替地闪过失望、信心、灰心，这会儿头脑里在轰轰作响。
门开了。他进入窒息人的官气和疯狂的官场严密统治的世界，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战争之外，与战争无关，又在战争之上。
在一个闷人的空房间里，在探照灯似的明亮的灯光下，叫他脱光了衣服。在一个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战争的沉雷和钢铁都没有打乱这不知羞耻的手指头一丝不苟的动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红军战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进攻前写好的字条儿：“我是为幸福的苏联生活死的，家里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被烧死的坦克手，浑身黑糊糊的，一缕缕头发粘在年轻的头上；成千上万人民的军队，穿过森林和沼地，开炮，打机关枪……
那手指头还在摸着，又镇定，又平静，可是政委克雷莫夫还在炮火下呼喊过：“怎么，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下腰，两脚分开。”
然后，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领口照，板着面孔照，带着表情照，从正面照，从侧面照。然后，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娘，在一张纸上盖了手印儿。然后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他裤子上的纽扣剪下来，又拿走他的腰带。
然后他乘着灯光明亮的电梯上去，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朝前走去，经过一个个带圆孔的门。外科诊所病房。癌外科诊疗室。空气是暖和的，是带有官气的，被电灯照得通亮。这是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谁把我关进来的？”
在这窒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很难思考什么。梦、清醒、过去、未来全都搅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过妈妈？也许，我从来没有妈妈。叶尼娅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松树顶上的星星，抢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照明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每一个门里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会儿在哪儿，头轰轰直响，难道是格列科夫朝我开枪，卷发的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在这走廊上走，多么难闻、多么闷人的空气，多么讨厌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科的坏家伙打我一拳，德国人朝我开枪，不知明天我会怎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好样的老头子在十月革命节在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唱起歌儿，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年是这座房子的当家人，亨利·亚戈达，还有明仁斯基，后来就是小个子、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叶若夫，现在是又和蔼又精明的贝利亚，当然，当然，我们见过面，我们唱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难道要把我枪毙？……
在笔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乱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沟、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庄稼，挤着走，绕着走，当命运笔直的时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后面，在他前面。
他一来到卢比扬卡监狱，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且用手捂着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他们不时地看看旁边空着的床。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为受审的报幕员担心。近视的人说：
“我们在牢房里都变成兔子了。就像童话里说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变成兔子。”
他说起同囚室的人。
老头子也许是社会革命党，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也许是孟什维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德列林格在监狱、政治隔离室、劳改营里过了二十多年，接近当年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的年限。现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为他又作案：他在劳改营里想就农业问题对被划为富农的犯人作报告。
报幕员和德列林格有同样漫长的狱龄。二十多年之前，他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
克雷莫夫原来也错看了和自己说话的这位鲍戈列耶夫。这位难友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古董鉴赏专家，有时还写诗，不过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
鲍戈列耶夫又小声说：
“可是现在，您要知道，什么都完了，完了，我也变成了兔子。”
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呀，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抢渡布格河、第聂伯河，只有在皮里亚京被围困，只有奥夫鲁奇沼地、马马耶夫冈、“6—1”号楼，只有政治汇报、弹药消耗、政工人员负伤、夜间突击、在战斗中和行军时的政治工作、试射、坦克袭击、火箭炮、总参谋部、重机枪……
在同一世界、同一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夜间的审讯、起床号、点名、被押着上厕所、发香烟、搜查、对质、侦讯员、特别会议的决定。
但是这种情形、那种情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似乎觉得狱友失去自由、住在内部监狱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这囚室里、睡在这床铺上就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不可思议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谈谈自己。他忍不住说：
“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卡”的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
五
战前，克雷莫夫有时从卢比扬卡经过，就猜想这昼夜有人活动的房子里在干些什么。被捕的人在这内部监狱里蹲八个月、一年、一年半：在进行侦讯。然后被捕者的家属就收到劳改营里的来信，于是常常出现一些地名：科米、萨列哈尔德、诺里尔斯克、科特拉斯、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卡拉达、纳加耶夫海湾……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内部监狱之后，就永远没有消息了。检察机关通知家属，说这些人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但是在劳改营里根本没有判这种刑的犯人。剥夺通信权十年显然指的是枪决。
有人从劳改营里来信，写道，身体很好，很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寄一些大葱和大蒜去。有人给家属解释说，大葱和大蒜是治坏血病的。至于在侦讯监狱里度过的时间，从来没有人在信里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从卢比扬卡和共青团街经过，是特别可怕的。
闷热的夜晚，一条条街道空荡荡。一座座敞着窗户的楼房黑沉沉的，里面挤满了人，却又像是空旷无人。这种宁静使人毫无宁静感。在遮着白窗帘的明亮的窗户里人影幢幢，在大门口，汽车车门不时地砰砰响着，车灯忽明忽灭。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卢比扬卡明亮而呆滞的目光封锁住了。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熟人。和他们的距离不能以空间来度量，这是用另外的尺度测定的一种距离。天上人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越过这一深渊，这深渊等于死的深渊。不过，不是在土里，不是在棺材里，而是在这儿，人还活着，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没有死。
汽车送来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在布特尔监狱、列福尔托夫监狱里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员进入区委、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公司、医院、工厂管委会、基层工会、工厂工会、土地管理处、细菌实验室、模范剧院院部、飞机设计院、设计巨型化学与金属产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时候，来接替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分子的人转眼间就成了敌人、异己分子，也被逮捕了。有时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敌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宁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对克雷莫夫说过，他曾经和列宁格勒同一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住在一个囚室里。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过自己的前任，说他是敌人和恐怖分子。在囚室里他们睡在一起，谁也不恨谁。
当年叶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进过这座楼房。腋下夹着一个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给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两套衬衣、牙刷、袜子、三块手帕。他走进这楼房的时候，在脑子里还记着党证上的五位数字、自己在巴黎商务代办处的办公桌、国际车厢，还记着在国际车厢里和妻子明确关系的情景、喝矿泉水和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的情景。
当然，米佳没有任何罪行。可还是把米佳关进来了。克雷莫夫倒是没有被关过。当年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就在这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里走过。阿巴尔丘克在前去受审的时候，急不可待地想解开莫名其妙的疑团……可是过了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阿巴尔丘克写道：“使我第一次产生杀害斯大林同志的念头的，是德国军事间谍机关的一个头头儿，当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使我和他认识的……我们谈话是在五一游行之后，在亚乌斯克林荫道上，我答应再过五天给他最后的回答，我们约定了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在这里面进行的工作是令人吃惊的。实在令人吃惊。要知道，当年高尔察克手下一名军官朝阿巴尔丘克开枪的时候，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当然，是他们强迫他写假供词栽诬自己。阿巴尔丘克当然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坚强的、列宁主义的老战士，他什么罪也没有。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写了供词……克雷莫夫没有被关过，没有被捕过，没有被迫写什么供词。
有关这类事的情况，克雷莫夫听说过。有些情况是有的人悄悄对他说的，说过之后还要叮嘱：
“不过你要记住，这事你如果说了，哪怕对一个人，对老婆、对妈妈说了，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有的人喝多了酒，听到别人自以为是的愚蠢说法，很不服气，无意中说出几句不留心的话，接着就不作声了，到第二天好像顺便说说似的，打着呵欠说：
“哦，我昨天好像胡说了一些什么话，不记得吧？好，不记得更好。”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上劳改营里去看过丈夫之后对他说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传闻，都是瞎说。克雷莫夫从来就没有遇到这类事。
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关进来了。无法设想的、荒唐的、没有道理的事就出现了。当年关押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党分子、神甫、富农代言人的时候，他连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决，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没有想过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
当然，当爆炸的炮弹越来越近，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心安理得了，因为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联人，是党员。当然，在把他特别亲近的一些人、他认为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辈人关进来的时候，他是受到震动的，夜里睡不着觉，思考过，斯大林是否有权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想到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苦难。因为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党分子，他们是人，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还没有被关过、被流放过嘛，他还没有写过什么供词，没有被迫招认过什么罪状。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关进来了。现在再也无法自我安慰，无法解释，无法说明了。这是事实。
他已经见识了一些情况。牙齿、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对象。然后是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和衬裤，又可怜又可笑地在走廊里走，近视的人的眼镜也被没收，他们整天惶惶不安地眯着眼睛，揉搓着眼睛。人进了囚室，便成了实验室里的老鼠，就会产生新的反应，说话声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觉，做梦，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之下。原来这里的一切是这样残酷，这样荒唐，这样不人道，这样骇人听闻。他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要知道，这是在折磨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个列宁主义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