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8）
三十六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上将召见坦克军的领导人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
昨天叶廖缅科上各旅里去过，但是没有去军部去。
应召前来的几个人坐在这里，侧眼看着叶廖缅科，不知道他要和他们谈什么。叶廖缅科发现格特马诺夫在打量小床上皱皱巴巴的枕头，就说：“脚疼得厉害。”并且用粗话骂起自己的脚。大家都没有说话，一齐看着他。
“总的说，你们军准备工作做得不坏，已经准备好了。”叶廖缅科说。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看了看诺维科夫，可是诺维科夫听到司令员的称赞并没有露出喜色。叶廖缅科觉得有点儿奇怪：一位军长受到难得夸奖人的司令员的夸奖，反应竟如此淡漠。
“上将同志，”诺维科夫说，“我已经向您报告过，集中在草原干沟地带、准备加入本军编制的一三七坦克旅，一连两天遭到我们的强击航空部队的轰炸。”
叶廖缅科眯起眼睛，在揣测他的用心：是想撇清自己呢，还是在控告空军指挥官？
诺维科夫皱起眉头，又说：
“幸亏没有击中。他们不会轰炸。”
叶廖缅科说：
“那也罢了。他们还要支援你们的，他们会弥补自己的过失。”
格特马诺夫插话说：
“司令员同志，我们当然不会和斯大林的空军发生什么争执。”
“就是，就是，格特马诺夫同志。”叶廖缅科说，并且问：“噢，怎么样，您见过赫鲁晓夫吗？”
“赫鲁晓夫同志吩咐我明天去。”
“他是在基辅认识您的吗？”
“司令员同志，我和赫鲁晓夫同志一起工作差不多有两年。”
“请问，将军同志，是不是有一次我在季齐安·彼得罗维奇家里看到过你？”
“是的，”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那一次是季齐安·彼得罗维奇把您和沃罗诺夫元帅一起叫去的。”
“不错，不错。”
“上将同志，我有一段时期依照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要求暂时担任人民委员。所以我常常上他家里去。”
“就是嘛，我看着面熟嘛。”叶廖缅科说。他想对涅乌多布诺夫表示一下自己的好意，就又说：“将军同志，你在草原上不觉得寂寞吧，我想，居住条件不坏吧？”
他还没有听到回答，就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到三个人要出门的时候，叶廖缅科又唤了诺维科夫一声：
“上校，你过来。”
诺维科夫从门口转回来，叶廖缅科欠起身来，把他那发了胖的农民的身体抬高到桌子上方，唠叨说：
“你瞧，一个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工作过，一个和季齐安·彼得罗维奇一起工作过，可是你，是大兵出身，狗崽子，要记住：你要带领全军完成突破任务。”
三十七
在一个寒冷而阴暗的早晨，克雷莫夫出了医院。他不回驻地，径直去见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汇报自己这次来斯大林格勒的情形。
克雷莫夫很走运—托谢耶夫从早晨起就在自己的衬了灰色木板的办公室里，并且立即接见了克雷莫夫。
这位政治部主任的外表与他的姓氏相符 [19] 。他侧眼看着不久前晋升将军后穿上的新的将军服，抽着鼻子，闻着来人身上发出的医院的石碳酸气味。
“因为负伤，我没有完成‘6—1’号楼的任务，”克雷莫夫说，“现在我可以再上那里面去。”
托谢耶夫用不满的目光狠狠看了看克雷莫夫，说：
“不用了，您给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吧。”
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对于克雷莫夫的汇报既不表示赞成，也不指责。正如往常一样，在这寒碜的农舍里，将军服和勋章显得十分奇怪。不过，奇怪的不光是这一点。
克雷莫夫无法理解，他有什么地方使上级领导这样阴沉，这样不满意。克雷莫夫来到政治部总务处领取饭票，交验食品供应卡，办理出差回来的手续，补办住医院的手续。在办公室里的人为他办理手续的时候，他坐在凳子上，打量着男男女女工作人员的一张张脸。
这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他从斯大林格勒回来，他的负伤、他的所见所闻、他经历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什么也算不上。总务处的人都忙着办事情。打字机嘀嗒嘀嗒，办公纸沙啦沙啦，工作人员的眼睛在克雷莫夫的身上微微一扫，就又埋进打开的文件夹和堆在桌上的文件里。
有多少皱得紧紧的额头！一双双眼睛里流露着多么紧张的思考神情，多么专心致志，那翻阅文件的手，动作多么从容、多么熟练！
偶尔突然焦躁不安地打一个呵欠，偷偷地很快看一眼手表（是不是快到午饭时间了？），这双或那双眼睛里有时会出现淡淡的灰色阴影—只有这些现象能说明在这沉闷的办公室里，这些人有多无聊和苦闷。
克雷莫夫熟识的政治部第七科的一位指导员来办公室里看了看。克雷莫夫便和他一起到过道里抽烟。“您回来啦？”指导员问。“是的，回来啦。”
因为指导员没有问他在斯大林格勒见到什么和干了一些什么，他便开口问道：
“你们政治部有什么新闻？”
主要的新闻是，旅级政委在重新评定中终于得到了将军头衔。这位指导员带着嘲笑的口气说，托谢耶夫盼望这新的队列头衔，都急得生病了，因为他早就请军队里最好的裁缝做好了将军服，可是等呀等呀，莫斯科老是不给他将军头衔。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说是在重新评定中有些团级和一级营政委将得到大尉和上尉头衔。
“您想想看，”这位指导员说，“像我这样，在部队的政工机关干了八年，得一个尉官头衔，能想得通吗？”
还有一些新闻。政治部情报科副科长奉命回到莫斯科，回到总政治部，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卡里宁前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的所有一级指导员以前是在科长级食堂就餐的，现在根据军委委员指示，待遇与一般指导员相同，在普通食堂就餐。还有一道指示，要出差的人交出就餐券，也不发给他们干粮。曾经为前线报社的诗人卡茨和塔拉拉耶夫斯基申请红星勋章，但是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新指示，前方新闻工作人员的奖励必须通过总政治部，所以两位诗人的材料又送到莫斯科，这时候前方的获奖名单已经由司令员批过了，被批准的名单上的获奖人已经在举杯庆祝自己得政府奖了。
“您还没有吃饭吧？”这位指导员问道。“咱们一块儿去吃饭。”
克雷莫夫说，他还在等着办手续。
“那我先去了。”指导员说。并且在临走时很随便地开玩笑说：“要抓紧时间，要不然咱们就要上军人商店食堂去拼命，去和非军职人员，和打字员姑娘们一起吃饭了。”
一会儿，克雷莫夫也办好了手续，来到外面，吸了一口秋天的潮湿空气。
为什么政治部主任用那样阴沉的脸色迎接他？有什么地方使这位主任不满意？是克雷莫夫没有完成任务？是政治部主任不相信克雷莫夫负伤，怀疑他胆怯？是因为克雷莫夫越过顶头上司直接来见他，而且不是在接待时间，所以他生气？是因为克雷莫夫两次称呼他“旅级政委同志”，而没有称呼他“少将同志”？也许，这与克雷莫夫无关，而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是因为托谢耶夫没有得到库图佐夫勋章？是收到了告知妻子生病的家信？谁又能知道，为什么政治部主任这天上午心情这样坏？
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待了几个星期，已经不习惯这阿赫图巴河中游地方的情形。政治部领导人和同事们的冷漠目光，食堂服务员们的冷漠目光，他已经很不习惯了。在斯大林格勒可不是这样！
黄昏时候他回到自己住的屋子。主人家的狗非常热情地欢迎他。那狗好像是由不同的两半拼成的：后面一半的毛是棕红色的，而长长的头是黑白相间的。狗的两半都在表示欢迎：棕红色的毛茸茸的尾巴不住地摇着，黑白相间的头扎到克雷莫夫的手里，用和善的棕色眼睛很亲热地看着他，在朦胧的暮色中，似乎是两只狗在和克雷莫夫亲热。狗和他一起进了过道。正在过道里忙活的女房东很生气地对狗说：“该死的，滚出去！”然后才像政治部主任那样，阴沉着脸和克雷莫夫打招呼。
住过了斯大林格勒那可亲可爱的、用防雨布做门的土室，那潮湿的、烟气腾腾的掩蔽所，他觉得这安静的小屋、这罩了白枕套的枕头、这挑花窗帘是那么不舒服，那么冷清。
克雷莫夫坐到桌旁，开始写报告。他写得很快，偶尔查看一下在斯大林格勒的记录。最不容易写的是有关“6—1”号楼的情况。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又坐下来，马上又站起来，走到过道里，咳嗽了几声，听了听：鬼老婆子难道连茶水都不供应了？然后他用小罐子从桶里舀了一些水，水很好喝，比斯大林格勒的水好多了。他回到屋里，坐下来，手里握着钢笔，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躺到床上，合上眼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格列科夫对他开了枪！
在斯大林格勒，他和人们的联系和亲近感总是越来越强，他在斯大林格勒呼吸非常轻松。在那儿没有阴沉的、对他冷淡的目光。他进入“6—1”楼房，似乎更强烈地感受到列宁的气息。可是他到那里面以后，马上就觉得他们对他嘲笑，不怀好意，他就生起气来，要纠正他们的思想，吓唬他们。他为什么要说起苏沃洛夫？格列科夫对他开了枪！他今天感到特别孤独，看到一些人的傲慢和高人一等的态度就受不了，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半文盲，是不干正事的家伙，在党内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在托谢耶夫面前立正站着有多难受啊！可以感觉出他那气愤的、时而露出嘲笑、时而露出蔑视意味的目光。要知道，论党内资格，托谢耶夫连同他的官衔和勋章，还不抵克雷莫夫一个手指头。都是一些和列宁传统无关的、在党内得势的小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一九三七年爬上来的，靠的是写秘密报告，揭发人民敌人。他忽然想起他在地道里朝一点阳光走去时那种美好的刚强、自信、轻松的感觉。
他甚至气愤得喘不上气来，他认为是格列科夫不叫他过那种理想的生活。他在去那座楼房的时候，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十分高兴。他觉得，列宁的传统就在那座楼房里。格列科夫却朝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开了枪！是他让克雷莫夫回到阿赫图巴河边的办公室，回到龌龊的生活中！可恨的家伙！
克雷莫夫又在桌边坐下来。他写的没有半句谎话。
他把写好的文字看了一遍。不用说，托谢耶夫会把他的报告交给特别科。格列科夫从政治上瓦解了一个战斗的排，并且进行暗杀活动，向党代表和政委开枪。会把克雷莫夫传去作证，和被捕的格列科夫对质。
他想象着格列科夫坐在侦查官桌子前面的样子：胡子老长，脸色黄中带灰，连腰带也没有。
格列科夫说的“你很苦恼”，怎么办，在报告里不好写啊。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总书记被公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几乎是神圣的！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毫不怜惜老资格的列宁式的战士。他破坏了党的民主与铁的纪律相结合的列宁主义精神。
那样残酷地杀害列宁主义党的党员，能够设想吗，这对吗？不过，格列科夫是要当众枪毙的。杀自己人是可怕的，而格列科夫不是自己人，他是敌人。
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有权使用专政之剑，从不怀疑革命具有消灭一切敌人的神圣权力。他也从来不同情反对派！他从来不认为布哈林、雷科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的是列宁主义路线。托洛茨基虽然智慧过人，虽然具有光辉的革命气质，可是依然不能根除过去的孟什维克观点，没有提高到列宁主义的高度。真正有本事的是斯大林！所以大家都称他主人。他的手从来不发抖，他没有布哈林那种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性格，列宁缔造的党粉碎一批又一批敌人，跟着斯大林不断前进。格列科夫的军功算不上什么。跟人民敌人没什么可争论的，不必去听他们的什么道理。可是，不论克雷莫夫怎样激发自己的仇恨，此时此刻他对格列科夫再也恨不起来了。他又想起了，“您很苦恼”。“这算什么，”克雷莫夫想道，“怎么，我这不是告密吗？尽管不是捏造，但总是告密……没办法呀，好同志，你是党员嘛……那就尽党员的责任吧。”
第二天上午，克雷莫夫把自己写的报告送交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
过了两天，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团级政委奥基巴洛夫代替政治部主任召见了他。托谢耶夫在接见刚从前方来的坦克军政委，所以不能亲自接见他。面色苍白、大鼻子、精明而干练的团级政委奥基巴洛夫对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同志，过一两天，您还要上右岸去走一趟，这一次是上舒米洛夫的六十四集团军去。凑巧，我们有一部汽车要上州党委指挥所去，您再从州党委指挥所过河上舒米洛夫那儿去。州党委书记要上别克托夫镇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
他不慌不忙地向克雷莫夫交代了派他去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的任务。任务非常琐碎，非常乏味，包括收集书面材料，不是实际工作需要的材料，而是供办公室统计数字用的。
“是不是还去做作报告？”克雷莫夫问道。“我遵照您的指示准备了十月革命的报告，想到部队里去做几次报告。”
“暂时缓一缓吧。”奥基巴洛夫说。并且说了说为什么暂时不要克雷莫夫作报告。在克雷莫夫准备要走的时候，奥基巴洛夫对他说：
“您的报告在这里，竟有这样的事，政治部主任把情况对我说了。”
克雷莫夫的心发起怵来：大概，格列科夫的案子已经交办了。这时奥基巴洛夫又说：
“你们那位好汉格列科夫很走运，昨天第六十二集团军政治处主任向我们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国人进攻拖拉机厂的时候牺牲了，和他手下所有的弟兄一起牺牲了。”
他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集团军司令提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不过现在很明显，我们会把这事压下来的。”
克雷莫夫把两手一摊，好像在说：“好啦，走运倒是走运，反正没办法了。”奥基巴洛夫压低了声音说：
“特别科科长认为，他可能还活着。可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克雷莫夫回到家，看到一张纸条：要他上特别科去。看样子，格列科夫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克雷莫夫决定等出差回来再去特别科进行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反正人已经死了，没什么可以着急的了。
三十八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的别克托夫镇上，州党委决定在造船厂举行隆重的集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十一月六日清早，斯大林格勒州党委的一些领导人来到伏尔加左岸的橡树林里，在州党委的地下指挥所里会齐。州委第一书记、各部门书记、州党委委员们吃完了三道菜点的热腾腾的早饭，便坐上汽车，出了橡树林，上了通向伏尔加河的大路。
坦克和大炮在夜间前往图马克南渡口走的就是这一条路。被战争的炮火打得坑洼不平的草原上，到处是冻实的黄泥块和结了冰的水洼，景象十分凄凉。伏尔加河里漂流着冰块，冰块的沙沙声在离岸边几十米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得见。正刮着下游来的狂风，在这样的日子乘坐无遮无盖的铁驳船渡过伏尔加河不是什么快活事儿。
等待渡河的红军战士穿着被伏尔加河的冷风吹得鼓起来的军大衣，坐在驳船上，一个个紧紧靠在一起，尽可能不挨到冷冰冰的钢铁。牙齿咯咯地敲打着，腿蜷缩着，等到阿斯特拉罕方向的强劲冷风一吹过来，人就冻僵了，连呵手指头、揉自己的腰、揩鼻涕的劲儿都没有了。驳船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被撕成一片一片的，铺在伏尔加的上空。那烟因为有冰做底衬，显得特别黑，那冰也因为有驳船的烟做低低的天幕，显得特别白。流冰从斯大林格勒的岸边带来战争的声音。
一只大头乌鸦停在一大块冰上沉思着。是有些事情值得思考。旁边一大块冰上有一片烧剩的士兵大衣的衣襟，还有一大块冰上有一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毡靴，一支卡宾枪，弯弯的枪筒子冻进了冰里。州委书记和党委委员们的一部部小汽车在朝驳船上开。书记和委员们下了汽车，站在船边上，看着缓缓流动的冰块，听着冰块的沙沙声。驳船的老船长嘴唇发青，戴着红军士兵皮帽，穿着黑色小皮袄。他走到州委分管运输的书记拉克季昂诺夫面前，用河上的潮湿、多年的老酒和土烟磨练出来的非同寻常的嗄哑声音说：
“书记同志，早晨我们第一趟开船过河的时候，看到冰上躺着一个水手，同志们想把他弄下来，差点儿和他一起沉下去，只好用铁棍凿。那就是，在河岸上，用帆布盖着。”
老船长用肮脏的手套朝岸边指了指。拉克季昂诺夫看了看，没有看见从冰里凿出来的死者，他想用粗暴而不客气的问话掩盖自己的不自在，就指着天空问道：
“你们管他干什么？特别现在这是在什么时候？”
老船长把手一挥，说：
“现在是轰炸得很厉害呀。”
老船长骂了一声暂时没有轰炸的德国人，在骂德国人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一点儿也不嗄哑了，又响亮，又清脆。拖船拖着驳船缓缓地朝别克托夫镇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河岸驶去，那河岸好像不是战时的河岸，而是平时的河岸，挤满了仓库、棚屋和房舍。前去庆祝革命节的书记和委员们在冷风里站腻了，于是他们又坐进汽车。红军战士们隔着玻璃看着他们，就像在参观玻璃缸里的金鱼。坐在小汽车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者们在抽烟，挠痒，聊天……隆重的庆祝会在夜里举行。铅印的请柬与和平时期的请柬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易碎的灰色纸质地太差，请柬上也没有印出集会地点。
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者们、从六十四集团军来的客人们、附近一些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们进入会场都是由熟悉道路的人带领着：“这儿拐弯，再拐弯，小心，这儿有弹坑，钢轨，小心点儿，这儿有一个石灰坑……”
在黑暗中到处可以听到说话声、脚步声。克雷莫夫白天过河后已经到了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现在和六十四集团军的代表一起来参加庆祝会了。这些人在漆黑的夜里，在迷宫似的工厂区走着，像这样秘密而分散地进行活动，有点儿像在沙皇俄国庆祝革命节日。
克雷莫夫激动得喘着粗气，他知道，此时此刻他不用准备就可以作报告，他凭一个老练的群众宣传员的直觉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和他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因为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战斗很像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
是的，是的，是的。动员起全民族的巨大力量的战争是为革命而进行的战争。他在被围困的楼房里谈起苏沃洛夫，并不是背离革命。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拉季谢夫的命运、马克思宣言的威力、列宁在芬兰车站装甲车上的号召都是一致的。
他看到了普里亚欣。普里亚欣像往常那样慢悠悠的，不慌不忙。说来有些奇怪，他想和普里亚欣谈谈，却怎么也谈不成。
他到了州党委的地下指挥所，就马上去找普里亚欣，他有许多话要和他谈谈。但是却谈不成，电话铃声几乎响个不停，不时有人来找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忽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有一位格特马诺夫，你认识吗？”
“我认识，”克雷莫夫回答说，“在乌克兰，在党中央，做过中央委员。怎么啦？”
但是普里亚欣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就忙着准备上车了。克雷莫夫不高兴的是，普里亚欣没有请他坐自己的汽车。他们有两次面对面碰到一起，普里亚欣就好像不认识他了，那一双眼睛又冷，又淡漠。
两位军人顺着明亮的走廊走来—一位是肥胖的、肩宽腰圆的集团军司令舒米洛夫，一位是棕色鼓眼睛的小个子西伯利亚人、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将军。克雷莫夫觉得，在两位将军经过的穿着军装、棉袄、皮袄的热腾腾的男子汉人群中有一股纯朴的民主气息，这种气息便是革命初期的精神，列宁精神。一踏上斯大林格勒的河岸，克雷莫夫又感触到这一点。
主席团就座。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皮克辛和所有的大会主席一样，把两手撑在桌子上，慢慢地朝着嚷嚷得最厉害的地方咳嗽了几声，就宣布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党市委与部队代表、斯大林格勒工厂工人代表联合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大会开始了。
从硬邦邦的掌声中可以听出来，在这儿鼓掌的全是男子汉的手，士兵的手和工人的手。然后，大块头、大脑门、动作缓慢的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开始作报告。他说不出早已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似乎普里亚欣在和克雷莫夫进行争论，他以自己思想的平缓地反驳克雷莫夫的激动。本州的企业正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左岸的各农业区完成了国家的收购任务，尽管多少迟了一点儿，但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在市内和市北的一些企业没有完成国家的任务，因为这些企业在交战地区。
就是这个人，当年曾经和克雷莫夫一起站在前线的群众大会上，从头上摘下帽子，高声叫喊：“战士同志们，弟兄们，制止血腥的战争！自由万岁！”现在他看着大厅里的人，说本州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量减少了很多，是因为季莫夫区和科捷尔区无法完成交售任务，这两个区是战场，还有卡拉奇区和上库尔莫亚尔区全部或部分地被敌人占领了。
然后他又说，本州的群众一面为完成国家的任务继续劳动着，一面广泛地参加了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他列举了劳动者参加民兵队伍的数字，又报了报因为出色地完成指挥部的任务并且在执行任务中表现英勇顽强而得奖的斯大林格勒人的人数，而且说明，这个数字是不够完全的。
克雷莫夫听着第一书记平静的声音，明白了，他的思想、感情与他所说的本州的工业和农业完成国家计划的话惊人地不一致，这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表现出他的人生目的。
普里亚欣用石头一样的冰冷口气在强调国家肯定无疑会取得胜利，却不知国家正依靠人民的苦难和向往自由的热衷而被保卫着。
一张张工人和军人的脸严肃而阴沉。
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想起塔拉索夫、巴秋克，想起自己和被围的“6—1”号楼里的士兵的谈话，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痛心。想想死在被围楼房瓦砾中的格列科夫，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格列科夫对他说那些难听的话，究竟是什么用心？格列科夫竟向他开枪。这位斯大林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这位老同志普里亚欣的话为什么这样不入耳，这样冰冷？多么奇怪而复杂的感情。
普里亚欣的报告快要结束了，他说：
“我们有幸可以向伟大的斯大林汇报，本州的劳动者完成了苏维埃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
听完报告之后，克雷莫夫一面随着人群朝门口移动，一面用眼睛寻找普里亚欣。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日子里，普里亚欣不应该这样作报告，不应该这样。
克雷莫夫忽然看到了他：普里亚欣从主席台上下来之后，和六十四集团军司令站在一起，用专注而阴沉的目光直直地朝克雷莫夫望着。他发现克雷莫夫也在朝他看，就慢慢把眼睛转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克雷莫夫想道。
三十九
庆祝大会散场之后，当天夜里克雷莫夫就搭乘顺路汽车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
这天夜里发电站的景象显得十分凄惨。昨天德军重轰炸机刚刚轰炸过发电站。炸得到处是大坑，掀起一堆一堆的土块。车间的窗玻璃一块也没有了，有的车间震塌了，三层的办公大楼也炸得不成样子。
油变压器烟气腾腾地燃烧着，懒洋洋地冒着牙齿似的不高的火焰。
担任门卫的一个格鲁吉亚小伙子领着克雷莫夫在院子里走着，院子里有火光照耀着。克雷莫夫发现，在抽烟的门卫小伙子的手指头打着哆嗦。重型炸弹不仅炸得石头楼房倒塌、燃烧，炸得人心里也乱了，也燃烧起来。
克雷莫夫自从得到前来别克托夫镇的命令那一刻起，就想着和斯皮里多诺夫见面的事。也许叶尼娅在这儿，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也许，斯皮里多诺夫知道她的下落，也许他还收到过她的信，她在信的结尾写着：“您是不是知道克雷莫夫的什么情形？”他又激动又高兴。也许斯皮里多诺夫会说：“叶尼娅一直在想您呢。”也许他会说：“您要知道，她老是在哭呢。”从早晨起，他就急不可待地要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他很希望在白天来看看斯皮里多诺夫，哪怕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上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所去了，虽然集团军政治处一位指导员小声提醒过他：“您这会儿不必急着去见军委委员。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果然不错，克雷莫夫不该急着去见将军，而没有在白天来看斯皮里多诺夫。他坐在地下指挥所等待接见的时候，听到军委委员在胶合板隔壁那边向打字员口述给友邻集团军司令崔可夫的祝贺信。
他在慷慨激昂地口述着：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
将军口述到这里，哭了起来，并且又抽搭着重复了好几遍：
“好战士，好朋友，好战士，好朋友……”
接着他厉声问道：
“你打的是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女打字员念道。
看样子，军委委员觉得她的平淡的语调很不合适，于是纠正她，用高亢的声音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
他又动了感情，嘟哝起来：“好战士，好朋友，好战士，好朋友……”
后来将军憋住泪水，又厉声问：
“你打的是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明白了，不必急着见他了。
此刻院子里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乱了，似乎这火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也许是大地本身在燃烧—这低低的火焰是这样潮湿，这样沉重。他们走到发电站站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炸弹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隐隐约约有一条还没有踩实的小路通向指挥所入口。门卫小伙子说：“您来得很巧，今天过节。”
克雷莫夫心里想，他想说的话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问。他让门卫小伙子把站长叫到外面来，就说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政委来了。等到剩下他一个人，他激动起来，怎么也镇定不下来。
“这是怎么了？”他在心里说。“我以为已经断了呢。难道战争也不能把感情冲干净？我这是干什么？”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没有力气走，没有力气离开。
斯皮里多诺夫从地下指挥所走了出来。
“同志，有何事见教？”他用不高兴的口气说。
克雷莫夫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不认识我啦？”
斯皮里多诺夫忐忑不安地说：
“这是谁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忽然叫了起来：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
他使出猛劲儿用双臂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说着，鼻子酸了。
这次在瓦砾堆中的见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动。他感觉到斯皮里多诺夫在哭。还是那样，还是那样……他从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高兴中感觉出自己和叶尼娅一家的亲近，又在这种亲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走，为什么带给他这样大的痛苦？她怎么能这样做？
斯皮里多诺夫说：
“都是战争，战争毁了我的一切。我的玛露霞死了。”
他说起薇拉，说她在几天以前终于离开发电站，上伏尔加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是个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问道：
“叶尼娅怎么样，还活着吗，在哪儿？”
“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着克雷莫夫，又说：
“这可是最要紧的：活着！”
“是的，是的，当然，这是最要紧的。”克雷莫夫说。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只知道自己心里还非常痛苦。他知道，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痛苦。不论他听说她心情愉快，无牵无挂，不论他听说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样难受。
斯皮里多诺夫说了说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形，又说了说谢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点头，小声嘟哝着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们走，”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家里去。我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我的家。”
油灯的亮光照不亮摆满了床铺、橱柜、电话机、玻璃瓶和一袋袋面粉的地下指挥所。在贴墙的板凳、床铺、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闷的空气中回响着嗡嗡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给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饭盒盖子里斟满酒精。大家都安静下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沉而严肃，毫无担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脸，心里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这儿。最好也给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经饮完了他应该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克雷莫夫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亚欣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了。”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拿酒杯在空中画了一个“8”字形，说：
“来吧，伙计们，干杯。祝大家节日快乐。”
玻璃杯叮当响，铁茶缸叮当响，干杯的人哼哧着，还把头直摇晃。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在战前把他们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聚在一起饮过酒，没有互相拍过肩膀，没有说：“喂，你听着，我来对你说说。”但是在这里，在炸毁的发电站和燃烧的土地下面，却产生了纯正的兄弟情谊，为了这种情谊不惜牺牲生命。担任夜间打更的一个白发老头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儿，在革命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里，小伙子们很喜欢这支歌儿。
他唱得很清脆，很响亮，依然是年轻时候的声音，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年轻时的声音太陌生，所以他听着自己的声音露出好笑和惊讶的神气，就好像在听别人唱。
还有一个黑头发的老头子，把眉头皱得紧紧的，很认真地听着这支倾诉爱情和爱的痛苦的歌儿。
是的，能听到歌声是很愉快的，这样的美好而可怕的时刻，像这样把站长、战地面包房的驼夫、更夫、门卫，将加尔梅克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联结成一体的时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个黑头发老头子等到老更夫把倾诉爱情的歌儿一唱完，又皱了皱深锁的眉头，慢慢地、无腔无调地唱了起来：
我们要打倒旧世界，把旧世界的灰烬从我们的脚上抖干净……
党委书记大笑起来，摇晃起脑袋，斯皮里多诺夫也边笑边摇头。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这位老头儿大概以前是孟什维克吧？”
斯皮里多诺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况，他当然也可以对克雷莫夫说一说，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听到，而且纯朴的兄弟情感也暂时消退了，于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歌声，喊道：
“巴维尔·安德列耶维奇，离题太远啦！”
安德列耶夫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后说：
“我还以为没有离题呢。迷糊啦。”
担任门卫的格鲁吉亚小伙子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脱了皮的手。
“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这样的，他叫谢廖沙·沃罗比约夫。”他的一双黑眼睛亮起来。他喘着粗气，就像尖声喊叫似的说：“我喜欢谢廖沙，比亲兄弟还亲。”
老更夫已经喝醉了，满脸是汗，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说：
“喂，你还是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他喜欢谢廖沙·沃罗比约夫，比亲兄弟还亲，这算什么！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矿里干活儿，东家有多么喜欢我，多么看得起我。他和我一块儿喝酒，我唱歌给他听。他当面对我说，你虽然是普通矿工，可是我拿你当亲兄弟看待。我们常在一块儿聊天，在一块儿吃饭。”
“那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尼古拉耶夫问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格鲁吉亚人。东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矿都是他的。你可知道他多么看得起我呀。他有百万家产，可是为人真不坏。你懂吗？”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都很幽默地挤了挤眼睛，摇了摇头。
“嘿，”尼古拉耶夫说，“这话不错。活到老，学到老嘛。”
“那你就学学吧。”老头子没有听出嘲笑意味，就认真地说。
这天晚上过得格外好。到了很晚的时候，等到大家都开始走了，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别走了，在我这儿睡吧。”
他不慌不忙地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考虑着底下铺什么：被子，棉衣，还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着轻轻晃动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地下室里，可是斯皮里多诺夫还在给他铺床。
等克雷莫夫脱了靴子，躺下来，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怎么样，还舒服吗？”
他抚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头，亲热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烧着的火焰，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为列宁送葬的时候，夜里在志愿队伍里燃起的篝火。留在地下室里过夜的人好像都已经睡着了，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克雷莫夫睁着眼睛躺着，没有注意黑暗，他想着，想着，回忆着……
那是冰天雪地的严寒的日子。受难教堂顶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许许多多的人头戴皮帽、布琼尼式军帽，身穿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忽然变成一片白，那是千万张纸，是政府的通告。
用农民的雪橇把列宁的尸体从哥尔克运往火车站。雪橇的滑铁哧哧响着，马匹打着响鼻。跟在棺材后面的是头戴毛皮圆帽、扎着灰头巾的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安娜和玛利亚，他的好友们，哥尔克村的农民。在农村，为善良的脑力劳动者，为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和农艺师送葬，往往就是这样。
哥尔克村的列宁住宅静悄悄的。壁炉的瓷砖闪着亮光，在铺了白色被单的床边有一架小橱，小橱里摆满了带标签的小瓶，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药味。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纪的女医生走进空空的房间里。她依然习惯性地踮着脚走路。女医生从床边走过，捡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绳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报纸，睡在椅子上的一只小猫听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声，很快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着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后面的亲人和亲近的同志们怀念着死者。两位妹妹回想着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孩，他的性子很执拗，有时爱讥笑人，对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肠是好的，他很爱妈妈和弟弟妹妹们。
妻子回忆着：在苏黎世，列宁蹲在地上，和女房东的小孙女季莉说话儿。女房东带着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语说：“你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啦。”他带着幽默的神气，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鲁普斯卡娅。
“狄纳莫”厂的工人来到哥尔克，列宁出去迎接他们，一时忘了自己的病，想说话，可是像诉苦一样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摆了摆手；工人们站在他周围，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还有那临终时的目光，好像是恐惧，好像有苦要诉说，很像小孩子看着妈妈的目光。
远处出现了车站的建筑物，机车和高耸的烟囱在雪地里显得分外黑。
伟大列宁的战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后面走着，胡子上冻结了白霜，他们漫不经心地看着一个穿着长大衣和软筒皮靴的黑脸膛的有麻子的人。他们常常带着嘲笑和容忍的神气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装束。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话，他就不应该上哥尔克来，因为在这儿聚会的是伟大列宁的亲属和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将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他会把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最亲密的战友，统统打翻，甚至不准列宁的妻子继承列宁的遗产。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诺维也夫手里。也不在托洛茨基手里。他们都错了。他们谁也不能成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不过，就是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成为斯大林的事业。
一部农村的木架子雪橇拖着一个解决了俄罗斯、欧洲、亚洲和全人类命运的人的尸体去车站的那一天，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总是萦绕着那个时候，他回忆着一九二四年一月里那些严寒的日子，夜间篝火的噼啪声，克里姆林宫外挂着冰雪的墙，千万张痛哭的脸，撕心裂腑的工厂汽笛声，站在木台上宣读告人民书的叶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声音，紧紧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抬着棺材走向仓促钉成的木头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铺了地毯的工会大厦的台阶，看到旁边的一面面大镜子都披了黑红两色的绸带，充满松针气味的暖和的空气中回荡着哀乐声。他走进大厅，看到他在斯莫尔尼宫和老广场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着头。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会大厦看到这些垂着的头。大概这些后来被定为罪犯的人听着维辛斯基那冷酷而响亮的声音，会想起当年他们跟在雪橇后面，站在列宁的棺材旁边，听着哀乐的情景。
为什么在庆祝革命节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里的一些日子？几十个和列宁一起缔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竟成了奸细，成了外国间谍收买的代理人，只有一个人，虽然一直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论家，却成为党的事业的救星，成为真理的化身，他们怎么会承认呢？
最好别想这一切。但是这天夜里克雷莫夫偏偏想着这一切。他们怎么会承认？我为什么不说话？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说话，是没有胆量说：“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坏者、凶手、奸细。”而且在表决时我还举了手。以后又签了名。以后又作报告，写文章。我自己觉得我的义愤是发自内心的。那时我的怀疑和焦虑哪儿去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人有两种意识吗？还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识？怎么理解呢？不过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暗暗感觉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秘藏在心底，使人忧虑，引人关心，有时对克雷莫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秘藏的问题一说出来，克雷莫夫就觉得有恶意和敌意，就想把格列科夫压倒和制服。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把格列科夫枪毙。
普里亚欣却用官腔官调的冷漠语调说话，他代表国家又谈完成计划的百分比，又谈粮食交售，又谈各种各样的任务。克雷莫夫听到这官气十足的、毫无热诚的话，见到说这话的官气十足、毫无热诚的人，一向十分反感，十分讨厌，但是他和这些人步调一致，他们现在是他的上级同志。列宁的事业造就了斯大林，列宁的事业通过这些人，通过国家得到体现。克雷莫夫愿意毫不犹豫地为这事业的荣誉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连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也不例外。他从来没有为他相信忠于革命的一些人说过话，没有维护过他们。他什么也不说。他究竟为什么不说话呢？
再拿那个诚实可爱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来说。他是高级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克雷莫夫当时给他们讲过课。科洛斯科夫是从农村里来的，他对克雷莫夫说了不少集体化的情况，说区里有些坏蛋，看中了谁家的房子或者果园就把谁划成富农。他说到农村的饥饿，说到怎样残忍地把所有的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他说起农村里一个很好的老头子，为了救活老伴和小孙女，自己走上绝路，他说到这里还哭了。可是不久克雷莫夫就在墙报上看到科洛斯科夫写的文章，说富农把粮食埋到地里，说富农对新生政权怀着刻骨的仇恨。
这个真正动情地哭过的科洛斯科夫为什么这样写？莫斯托夫斯科伊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仅仅因为胆小怕事？克雷莫夫有多少次心口不一啊。但是当他说和写的时候，却觉得他正是这样想的，他也相信他说的正是他所想的。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革命需要的呀。”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过，有过，什么都有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维护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不说话，有时他说几句含含糊糊的话，有时更坏些：他说话，而且说的不是含糊话。有时把他传到党委去，到区委，到市委，到州委，有时把他传到保安机关，向他询问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党员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诬陷过朋友，从来不曾诽谤什么人，他没有写过密报，没有告过人……
且住，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待敌人克雷莫夫是从来不客气的，从来不怜悯的。
但是为什么他和被镇压的同志的家属们断绝关系呢？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大街上遇到被镇压的同志家里的人，从来不曾转到另一边人行道上去，而是依然和他们打招呼。
可是更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些人通常是老妇人，家庭女工，党外的平民，常常通过他们往劳改营里送东西，从劳改营里发出来的信也写他们的地址，他们不知为什么却不怕。有时这些老妇人，这些家庭女工和没有文化的保姆，充满了宗教观念，她们收养被捕的父母留下的孤儿，免得这些孩子进收容所和保育院。可是党员们却害怕沾到这些孤儿，就像怕火一样。难道这些老妇人，这些平民，这些没有文化的保姆比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清白，更有骨气？
人能够战胜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够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够投入战斗，一个小伙子可以前进，可以在高空跳伞。
可是有一种恐怖却很特殊，很厉害，千千万万人都不能战胜这种恐怖；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变幻莫测的红色字母写出的恐怖—国家恐怖……
不对，不对！恐怖本身不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坑。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的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了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
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优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宫的酒宴、人民委员的任命书、专用汽车、疗养证、国际车厢。
“尼古拉，你没有睡吗？”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道。
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睡着啦，正要睡呢。”
“噢，对不起，我不打搅你了。”
四 十
自从那天夜里把莫斯托夫斯科伊传去和党卫军少校利斯谈过话之后，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忐忑不安的等待和紧张变成了难以承受的苦恼。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时候觉得，朋友和敌人永远把他忘记了，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无用的、老糊涂的老头子，成了稻草人，成了废物。
一个晴和的早晨，一名党卫军看守带他去洗澡。这一次这名看守没有进澡堂，而是坐在台阶上，把枪放在旁边，抽起烟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这名士兵当然不愿意到潮湿的澡堂里去。
管澡堂的一名战俘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您好，亲爱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惊愕得叫了起来：站在他面前的竟是穿着制服上衣、戴着勤务臂章、手里晃悠着抹布的旅政委奥西波夫。他们拥抱在一起。奥西波夫急急忙忙地说：
“我在澡堂里弄到这点儿差事，现在去替换固定的清洁工，我想和您见见面。科季科夫、将军、兹拉托克雷列茨都叫我问候您。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样，他们想要您怎样？您一面脱衣服，一面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那天夜里传他去谈话的情形说了说。奥西波夫用凸出的黑眼睛看着他，说：
“他们想劝诱您，真是妄想。”
“为什么呢？什么目的？目的何在？”
“可能他们想搜集历史方面的资料，想评价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许，他们想找材料发表什么宣言、文告、公开信。”
“这种打算永远不能得逞。”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的打算永远不会得逞，痴心妄想。”莫斯托夫斯科伊又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您说说，你们怎么样？”
奥西波夫小声说：
“比预料的情况要好些。最要紧的是，已经和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取得了联系，已经开始向我们输送武器，有自动步枪，有手榴弹。有人把零件送来，夜里我们进行装配。当然，目前数量还有限。”
“这是叶尔绍夫安排的，他真有两下子！”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脱去衬衣，看了看自己的胸膛，看到自己的衰老，很懊恼、难过地摇了摇头。
奥西波夫说：
“您是党的老同志，我应该告诉您：叶尔绍夫已经不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了。”
“什么，怎么不在了？”
“把他送走了，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了。”
“你们怎么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叫起来。“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呀。”
“他就是到了布痕瓦尔德，依然可以是出色的小伙子。”
“这究竟怎么搞的，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奥西波夫阴沉地说：
“在领导人员中很快就出现了分裂。许多人自发地倾向叶尔绍夫，这就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怎么也不服从领导核心的指挥。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一个异己分子。情况越来越混乱。地下工作的第一训条就是铁的纪律。可是我们却出现了两个核心：一个党的核心，一个党外核心。我们讨论了情况，通过了决议。一位在办公室工作的捷克同志把他的卡片放进为布痕瓦尔德挑出来的一部案卷里，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他列入了名单。”
“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这是共产党员一致通过的决议。”奥西波夫说。
他穿着自己的寒碜的衣服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手里拿着抹布，神气又严肃，又坚定，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的权力比上帝的权力更大、更威严，更有权将他所从事的事业提交人类命运的最高法官。
而脱得光光的、瘦瘦的老头子，伟大的党的创始人之一，坐在那里，把两个瘦瘦的、干瘪的肩膀耸得高高的，头垂得低低的，一声不响。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夜在利斯的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又觉得十分可怕：难道利斯说的不是假话，难道他真的没有什么秘密的宪兵式的目的，真的是想和他谈谈？他挺起腰来，又像往常那样，像十年前集体化时期那样，像当年把他年轻时的同志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政治恐怖时期那样，说：
“我作为一名党员，服从这一决议，承认这一决议。”
他从放在板凳上的上衣里子里抽出几片纸，这是他草拟的传单。忽然在他眼前浮现出伊康尼科夫的脸，他那像牛眼一样的眼睛，莫斯托夫斯科伊又想听听这个又傻又善良的教士的声音。
“我想问问伊康尼科夫的情形，”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位捷克同志没有把他的卡片塞进那里面去吧？”
“那个老傻子，您说的那个脓包吗？他被处决了。他拒绝上工，不肯去修杀人集中营。凯泽奉命把他枪毙了。”
这天夜里，在集中营的棚屋的一面面墙上，贴了不少莫斯托夫斯科伊拟定的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