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7）
三十一
利斯和艾希曼在夜里见了面。艾希曼有三十五岁左右。手套、帽子、靴子，这三样表现徳国武装力量的神气、高傲和优越性的东西，跟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所穿戴的完全一样。
利斯在战前就认识艾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在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在报社以及后来在哲学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有时回故乡去看看，常常见到中学时期的同学。有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得势了，后来浪潮过去，就消沉了，荣誉和物质享受又被别人捞去。可是年轻的艾希曼一直生活得很不起眼，很单调。凡尔登城下的炮声，曾经似乎要来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里的政治斗争，绘画、戏剧、音乐中左的和超左的流派的冲击，新风尚的兴起和衰落—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单调生活。
他做过外地一家公司的代理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对待外人，他从不过分粗暴也不过分殷勤。人生的条条大路都被闹哄哄的、指手画脚的、敌视他的人群堵塞着。到处可以看到排挤他的又敏捷又机警的人，他们灵活老练，闪动着发亮的深沉的眼睛，带着傲慢的神气朝他冷笑……在柏林中学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到工作。柏林一些公司的经理和业主对他说，没有空缺，可是艾希曼从旁边了解到，有的公司没接收他，却接收了一个很不像样的不知是什么民族的人，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意大利人。他想上大学，但是大学里对人的态度很不公正，他上不了。他看到，考试人员一看见他的浅色眼睛和圆圆的脸、浅色的平头、又短又直的鼻子，就没有劲了。似乎他们喜欢的是长脸、黑眼睛、佝偻腰、窄肩膀的人，喜欢没出息的人。回到外省老家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这是很多人的命运。柏林一直有一类人，这一类的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但是这一类人大多数是在崇尚世界主义、失去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不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分德国人和波兰人。
这是很特殊的一类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种族，他们最聪明，最有学问，最能冷眼旁观。这类人所发出的朝气蓬勃的、非侵略性的思想威力给予人的强烈感觉是可怕的。这种威力表现在这些人的奇怪的爱好中，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在生活中注意时髦，却又不修边幅，似乎不看重时髦；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热爱中，喜爱动物却与他们纯粹的城市生活方式相结合；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方面，他们善于抽象思维的同时，却又十分喜欢艺术和生活中粗犷的东西……这些人推进了德国的染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推进了强射线研究和优质钢的生产。就因为他们，外国的学者、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们纷纷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最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游荡，他们的友好交往完全不是德国需要的，他们的德国人特征太不鲜明。
一个外地公司的职员怎么能出人头地呢，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可是现在你瞧他手里的文件，这文件在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那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卡尔津布伦涅尔 [16] 。他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一部老大的黑色轿车正在门口等着他。卫兵向他敬礼，副官给他打开车门，党卫军少校艾希曼上了车。司机开大了油门，这部大马力的警察要员专用车便飞驰起来，一路上只见城里的警察恭恭敬敬对汽车行礼，急急忙忙打开绿灯，汽车穿过一条条柏林街道，便上了公路干线。冷雨，晨雾，喇叭声，公路缓缓地盘旋转弯。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在果树丛中是一座座幽静的小房子，人行道上长着青草。在加尔季切夫商场的街道上，涂了紫色或红色记号的肮脏的黄色爪子的母鸡在灰土中跑来跑去。在基辅的波多尔区和瓦西里科夫，在有很多肮脏的玻璃窗的多层楼房里，楼梯被孩子和老人千万次的步履磨得光光溜溜。
在敖德萨，院子里长着花皮悬铃木，晒着花连衣裙、褂子和裤子，煮果酱的铜盆在火盆上冒着热气，还没见过太阳的黑皮肤婴儿在摇篮里啼哭。
在华沙，狭窄的六层楼房里住着裁缝、装订工人、家庭教师、夜酒吧和咖啡馆的歌手、大学生、钟表匠。
在斯大林道尔弗，傍晚农舍里生起炉火，风从彼列科普方向吹来，夹带着盐味和暖和的尘土味，老牛哞哞叫着，晃悠着沉重的大头……
在布达佩斯，在法斯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和在阿姆斯特丹，在玻璃窗明净如镜的别墅里，在工厂烟雾笼罩的房屋中，居住着犹太族的人们。
集中营的铁丝网、毒气室的墙、防坦克壕的黄土把千千万万人联接在一起，他们属于各种各样的年龄和职业，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精神爱好，有信神的宗教狂热分子，也有无神论的坚定信徒，有工人，有游手好闲的人，有医生和商人，有聪明人，有白痴，有小偷，有喜欢空想的人，有冷眼旁观者，有好心人，有圣洁的人，也有卑劣的人，死神在等待着他们。
警察要员的大马力轿车一路奔驰着，在秋天的公路干线上不停地转着弯儿。
三十二
他们是在夜里见面的。艾希曼一面往办公室走，一面很快地询问着，径直走进办公室，坐到安乐椅上。
“我的时间不多，最迟在明天我要上华沙去。”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警备队，和建筑工地主任谈过。
“工厂的情况怎样，您对福斯这个人的印象如何，据您看，这些化学家有水平吗？”他很快地询问着。
艾希曼用他那长着粉红色大指甲的白胖的手指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不时地用自来水笔做记号。利斯觉得，艾希曼并不认为这事与其他事有什么不同，虽然这种事情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发冷发怵的。
利斯这几天喝了很多酒。气喘病加剧了，每天夜里他感到心跳得厉害。但是他认为，酒精对身体的害处不如神经紧张的害处大，而他是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状态中的。
他很希望重新去研究那些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著名活动家的思想，解答那些冷酷、复杂然而不用流血的问题。到那时候他就不再喝酒了，一天顶多抽上两三支香烟。所以不久前一天夜里他把一个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叫了来，跟他下了一盘政治棋，他回到卧室以后，没用安眠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多钟。
在夜间视察毒气室的时候，建设者们为艾希曼和利斯安排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小宴会。在毒气室中间放一张小桌，摆上酒和菜，赖内克请艾希曼和利斯饮酒。
艾希曼一见到这别出心裁的酒宴，就笑起来，说：
“我乐意从命。”
他把帽子交给自己的卫兵，就在桌旁坐下来。他的一张大脸忽然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就像千千万万喜欢吃喝的男子坐上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那样。
赖内克站着斟好了酒，大家都端起酒杯，等着埃·希曼致祝酒词。
在这水泥密闭室的寂静中，在斟得满满的酒杯里，有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利斯觉得，他的心简直要经受不住了。他很希望高声祝愿德国理想早日实现的祝酒词打破紧张的气氛。但是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打破，反而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艾希曼正在吃火腿面包。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艾希曼问。“这火腿太好了。”
“我们在等待您的祝酒词呢。”利斯说。
艾希曼端起酒杯。
“祝咱们为党国效劳取得更大胜利，依我看，这是最值得祝贺的。”
只有他一个人几乎没喝，而是吃了很多。
早晨艾希曼穿着裤衩在打开的窗户前做了一会儿早操。晨雾中露出一排排整齐的集中营棚屋。火车汽笛声传来。利斯一向不羡慕艾希曼。利斯没有很高的职务，却有很高的地位—在帝国保安总部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希姆莱很喜欢和他交谈。上层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可能不在他面前显示自己官位高。他习惯于不仅在保安部门博得尊敬。到处都有帝国保安总部的影响和势力：在大学里，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中，在歌剧院招收年轻演员的考试中，在为春季画展评选作品的时候，在国会选举的候选名单里。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任何道理，党的哲学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一切哲学，主要靠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为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为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利斯这天早晨看着艾希曼，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萌发了嫉妒心理。艾希曼在离开之前几分钟说：
“利斯，咱们是同乡呀。”
他们谈起他们喜欢去的故乡城市的一些街道、饭馆、电影院。
“当然，有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艾希曼说。并且提到一个俱乐部，那地方他这个小业主的儿子过去是不能去的。
利斯想换个话题，就问道：
“请问，能不能大致地有个数，准备处理多少犹太人？”
他以为，他的问题问得过头了，也许，除了元首和希姆莱，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在艾希曼回忆他年轻时在民主和风行世界主义的时代不得志的情形之后，利斯问他这种事，承认自己不知情，正是最恰当的时候。
艾希曼回答了他。
利斯非常震惊，又问一遍：
“是几百万吗？”
艾希曼耸了耸肩膀。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
“咱们在学生时代不曾相识，非常遗憾，”利斯说，“如歌德说的，最好的是大学生时代。”
“我没有做过柏林的大学生，我是在外地上学的，您用不着感到遗憾。”艾希曼说。又补充说：“老乡，这个数目我是第一次说出来。如果算上在贝希特斯加登 [17] 、帝国内阁和元首府那几次，那这个数目总共说过七次或者八次。”
“我明白，我们不会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数目的。”
“我指的就是报纸。”艾希曼说。
他带着冷笑的神气看了看利斯，利斯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觉得艾希曼比他更聪明。艾希曼却说：
“除了咱们都是一个绿树丛中的宁静小城的同乡以外，我对您说出这个数目，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它能使我们在今后的共同工作中很好地配合。”
“非常感谢，”利斯说，“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事情是十分重大的。”
“当然啦。这主意不光是我的。”艾希曼竖起一个指头朝着上面。“如果您能跟我合作，万一希特勒失败了。那咱们就一起上吊。”
“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说。
“可以设想，两年后我们再坐在这房间里的舒适的小桌旁，就可以说：我们用二十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人类用二十个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们告别了。利斯目送着汽车。
他对于人与人在国家中的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活不能自由发展，生活的每一步都必须加以控制。
为了指导人的呼吸、母亲的感情，指导如何读书、唱歌、夏天旅游，领导工厂和军队，就需要有许多领导者。因为生活不能像野草一样随便生长，不能像大海一样随便翻腾。利斯认为，领导者可以分为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性格单纯的人，一般缺乏敏锐的智慧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从报纸和杂志上摘取口号和公式，从希特勒的讲话、戈培尔的文章、佛朗哥和罗森堡的书中寻找理论根据。一旦感到失去支柱，就会不知所措。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得激烈和偏执。他们不论对待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似是而非的新发现，还是对待新戏剧的成就、新的音乐、国会选举运动，都十分顶真。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读书死记硬背，听报告、看书都要做笔记。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都十分简朴，有时甚至很贫困，他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人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庭。
利斯起初以为艾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性格类型：聪明的无耻之徒。这些人知道魔杖是存在的。他们在可靠的朋友圈子里讥笑很多人，讥笑新博士和硕士不学无术，讥笑各级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讥笑的只有领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一般生活都很阔绰，他们有的是酒喝。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比职位低的多。在下层当权的主要是第一种性格类型的人。
利斯认为，在最高层掌权的是第三类性格的人。最高领导层掌权的不过八九个人，再有十五至二十人相配合。那儿另是一番天地，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那儿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只求称我心意，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
有时候利斯觉得，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利斯发现，头脑简单的人出现在最高层，往往标志着不祥事件的开端。这少数翻云覆雨的高手们提拔一些恪守信条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情。恪守信条的老实人暂时会受到最高层的赏识和犒劳，但是等到完成了任务，一般都要销声匿迹，有时会落得和自己的牺牲者一样的下场。最上层又是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了。
第一种性格类型的老实人具有特别可贵的品质：他们具有人民性。他们不光摘引国家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语句，也说人民的语言。他们的粗暴是人民的粗暴，农民的粗暴。他们说的笑话会在工人大会上引起一阵阵笑声！
第四种性格类型：奉命行事的人。他们对信条、思想、哲学丝毫不感兴趣，但也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国家社会主义党给他们薪俸，他们就为党效劳。他们追求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吃、穿、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冷气设备。他们不大喜欢金钱，不相信金钱的可靠性。
利斯向往最高领导层，希望和最高领导者交往，和他们接近，在高层里，在玩弄心计、进行文的较量的地方，他感到得心应手，轻松自如，非常得意。
但是利斯看到，在可怕的高层，在一些最高的领导者之上，在那一层之上还有一个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易理解、不依逻辑行事的世界，领袖希特勒就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不知为什么，许多无法结合的特点汇集于希特勒一身：他是许多高手的头儿，是超级技师，特等装修工，总监工，其阴险毒辣甚至超过他所有的亲密助手的总和。利斯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况且，在希特勒身上还有教条式的狂热、宗教式的信仰和盲目性，又像老牛一样的不讲道理，这些特点利斯只是在最低层的党的领导者中间见到过。他是魔杖的创作者，是头号圣人，同时又是极其愚昧和狂热的信徒。
现在，利斯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的时候，他觉得艾希曼忽然使他隐隐产生了一种又害怕又羡慕的感觉，过去使他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德国人的领袖希特勒。
三十三
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队在夜间秘密地朝斯大林格勒前线移动。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顿河中游，新战线的兵力越来越密集。一列列军车就在草原上停靠，部队在重新铺好的铁路沿线上下车。
天一开始放亮，夜里如奔腾的河流似的铁路线就安静下来，只有淡淡的尘雾笼罩在草原上。白天，炮身用干枯的野草和麦秸掩盖着，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与秋日的原野融为一体的炮身更沉静的了。一架架飞机张着翅膀，像僵死的昆虫似的停在机场上，上面覆盖着网状掩蔽物。
在那幅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到的地图上，三角符号、菱形符号和圆圈一天比一天稠密，标志番号的数字也越来越稠密。这是新的西南战线—也就是现在的进攻战线—各部队在编队，聚集，开向出发的地界。
坦克兵团和炮兵师避开硝烟弥漫的斯大林格勒，顺着伏尔加右岸空旷的盐碱地带朝南开去，开向一处处安静的河湾。军队渡过伏尔加河以后，在加尔梅克草原上，在湖汊之间的盐碱地上驻扎下来，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说起他们都觉得奇怪的话……这是在战场南边，在加尔梅克草原上集结兵力，面对德军的右翼。苏军最高指挥部正准备包围保卢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军。
一艘艘轮船、渡船和驳船在秋日的星光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把诺维科夫的坦克军渡向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右岸。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用白漆涂在钢甲上的俄罗斯古代将领的姓氏：“库图佐夫”、“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苏联的重炮、火箭炮和从盟国租借来的武器一齐向斯大林格勒涌去。
虽然千百万人看到了这样的调动，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行动还是在秘密中进行着。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德国人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调动。要遮掩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人走在草原上，遮不住草原上的风。
德国人都知道苏军在向斯大林格勒调动，可是进攻斯大林格勒对于他们依然是秘密。每一个德军的尉官只要看到地图上标出的苏军集结地点，都会猜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知道的苏方的最高军事机密。
可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不论对德军尉官们还是对德军元帅们，都是非常突然的。
这怎么可能呢？
斯大林格勒依然没有失守，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多次进攻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消耗殆尽的苏军的一些团里，也只剩下几十名战士。这承担起残酷战斗的超级重负的少数人正是使德国人思想产生迷乱的原因。
敌人不能设想，他们强大的兵力会被一小堆人打碎。在他们看来，苏军的后备力量似乎只是在准备增援苏联守军。在伏尔加河畔抗击保卢斯集团军进攻的战士们成了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战略家。
而历史的无情的魔力隐藏得还要深些。在这里面，自由是可以产生胜利的。自由仍然是战争的目的，而一旦触碰到历史有魔力的手指，它便成了历史得心应手的工具。
三十四
一个老妇人抱着一捆干芦苇朝家门口走去，她的阴沉的脸流露出一副操心的神气。她从一部落满灰尘的吉普车旁边走过，又从军部的一辆坦克旁边走过，坦克上盖着帆布，一个角紧靠着房子的板墙。她瘦得皮包骨头，样子很不起眼，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从她家门前的坦克旁边走过的老妇人更平常的了。可是，这个老妇人，还有此时在棚子底下挤牛奶的模样平平的女儿，还有把一个指头杵到鼻孔里、看着牛奶从奶头里往外窜的她的浅色头发的外孙，却和驻扎在草原上的军队有重要关系，其重要程度超过世界上一切大事。
所有这些军队上的人：军部、集团军司令部的少校，坐在黑糊糊的乡下圣像下面抽香烟的将军，在俄罗斯炉灶上烧羊肉的将军们的炊事员，躲在仓库里用子弹和钉子做发卷儿的电话员姑娘，在院子里对着洋铁洗脸盆刮脸、一只眼看着镜子、一只眼看着天空留意着敌机的坦克手们—这钢铁、电力和汽油组成的整个战争世界，已成为一座座草原村庄长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老妇人来说，这里还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看到今天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就想起夏天那些疲惫无神的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步行来到这里求宿，一个劲儿担惊害怕，夜里都不睡，不时地到外面观望。
加尔梅克草原村落里的这个老妇人，和在乌拉尔给后备坦克军军部送铜茶炊的老妇人，和六月间在沃罗涅日把麦秸铺在地上让上校睡觉、一面望着窗外红红的火光画着十字的老妇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论是要回屋里生炉灶的老妇人，还是走出门来的上校，谁都没有注意到。
加尔梅克草原上异常宁静，使人心旷神怡。这天早晨在柏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是否知道，俄罗斯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脸转向西方，准备进攻和出击了？
诺维科夫在台阶上唤来司机哈里托诺夫：
“把我和政委的大衣带上，咱们要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走出门来。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要是有什么情况，您打电话给卡尔波夫，下午三点以后，就打电话给别洛夫和马卡罗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会有什么情况呢？”
“那可说不定，也许司令员一下子来了呢。”诺维科夫说。
从太阳那边出现了两架铁鸟，朝村子飞去。飞得越来越快，响声越来越大，草原的安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哈里托诺夫从汽车里跳出来，朝仓房的墙根下跑去。
“傻瓜，怎么，躲起自己的飞机来啦？”格特马诺夫喊道。
这时候其中一架飞机用机枪朝村子扫射起来，另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呼啸声，轰隆声。妇女尖叫起来，小孩子哭起来，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往地上落。
诺维科夫听到炸弹下落的啸声，弯了弯身子。有一小会儿，一切都笼罩在灰尘与硝烟中，他能看见的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的格特马诺夫。接着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也从灰尘与硝烟中露了出来。他直着身子、昂着头站在那里，像是木雕的，只有他没有弯下身子。
格特马诺夫脸色有些灰白，但是又兴奋，又快活，一面打裤子上的灰土，一面带着洋洋得意的自夸口气说：
“没什么，还行，裤子还没有湿，咱们的将军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呢。”
然后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去看炸弹坑周围的土飞得多么远。他们吃惊的是，远处房屋上的玻璃大都碎了，最近的房屋上的玻璃却好好的。他们又看了看倒下的篱笆。
诺维科夫觉得这两个第一次看到炸弹爆炸的人很有意思，看样子他们吃惊的是，把这枚炸弹造出来，带上天空又扔到地上，目的只有一个：炸死格特马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原来，人在战场上就干这种事儿。
格特马诺夫坐上汽车以后，一个劲儿在谈这次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的话，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听我说这些话，也许觉得好笑，你遇到上千次轰炸，我这是头一回呀。”接着又换了话题，问道：“我问你，那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吧？”
诺维科夫说：“克雷莫夫吗？你问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说起过他，说得很有意思。”
“他被围困过，至于被俘，好像没有。说他什么了？”
格特马诺夫没听到诺维科夫的话，捅了捅司机的肩膀，说：
“顺着这条大路可以到第一旅旅部，不用过那条沟。你瞧，我在战场上也是有眼力的。”
诺维科夫已经习惯了，格特马诺夫在交谈时从来不跟着对方走：一会儿他自己说，一会儿提问题，一会儿又是他说，一会儿又问起什么。似乎他的思想走的是没有规律的曲线。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随身带着很厚的一摞家人的照片，两次派人上乌法去送东西。可是他马上就爱上了卫生所那个很凶的黑发女医生塔玛拉·巴甫洛芙娜，而且爱得很深。有一天早晨维尔什科夫很痛心地对诺维科夫说：“上校同志，女医生夜里在政委那儿睡的，天快亮时候才出来。”
诺维科夫说：
“维尔什科夫，这不是您管的事。您别偷偷拿我的水果糖就好了。”
格特马诺夫不隐瞒他和塔玛拉·巴甫洛芙娜的关系，就是这会儿在草原上，他也把肩膀靠在诺维科夫身上，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有一个小伙子爱上咱们的女医生啦。”他带着亲热和惆怅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那是个政委。”诺维科夫说着，拿眼睛瞟了瞟司机。
“这也没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和尚，”格特马诺夫小声说，“你要知道，我这个老糊涂蛋爱上她啦。”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格特马诺夫又说起话来，似乎刚才说那一番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话的不是他。
“诺维科夫同志，你到了你熟悉的前方环境里，一点没有瘦。可是，就拿我来说，我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我是在最艰难的一年到州党委工作的，如果是别人，会累出肺痨病的：粮食计划没有完成，斯大林同志两次打电话找我，可是我即使有点儿不自在，照样发胖，就像在疗养院一样。你现在就是这样。”
“鬼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材料，”诺维科夫说，“也许，我当真是打仗的材料吧。”
他笑起来。
“我发现，一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儿，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对叶尼娅说说。刚才德国佬向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下第一颗炸弹，我就想：一定要对她说说。”
“要作政治汇报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就是，就是。”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啦，”格特马诺夫说，“老婆总是最亲近的。”
他们来到第一旅驻地，下了汽车。
在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有一长串的人、姓名、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明白的事和不明白的事、下达的和取消的指示。
夜里他有时忽然醒来，犯起愁来，他很怀疑：该不该进行超出瞄准器射程标尺刻度的远程射击？在行进中射击是否合适？各排排长是否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战局的变化，独立决策，瞬息间发出命令？
然后他想象，一队一队的坦克冲破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冲进缺口，进行追击，和强击航空大队、自行炮队、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联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推进，夺取渡口、桥梁，绕过布雷区，攻向敌人防御中心。他高兴激动得把两条光光的腿从床上荡下来，坐在黑暗中，兴奋得喘粗气。
他从来不想把夜里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格特马诺夫。
他在草原上比在乌拉尔的时候更经常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感到恼火。
他在心里说：“你们是专拣甜饼子吃的。”
他已经不是一九四一年那样子了。他比以前喝酒喝得多。他常常骂娘，常常发火。有一次他差点对燃料供应处处长动手。
他看到，有些人很怕他。
“他妈的谁知道我是不是天生打仗的材料，”他说，“不过顶好还是跟自己喜欢的娘们儿住在森林小屋里。白天去打打野味，晚上回来。她做好了吃的，吃过就睡觉。战争可是不能养活人。”
格特马诺夫侧歪着头，仔细看了看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圆滚滚的脸，红头发，晶亮的蓝眼睛，这样的眼睛只有头发很红的人才有。他在战地无线电台旁边碰到了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
他的作战经历有一段时间和西北战线的战斗有关系；在那里，卡尔波夫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坦克埋到土里，把坦克变成固定的火力点。
他和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一起朝第一团驻地走去，那神气就好像他是主要首长，他的动作是那样从容。
从他的体质来看，似乎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喝酒和美食的和气人。但他却是另外一种性格：不爱说话，对人很冷淡，器量又小，又多疑。他从不热情招待客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气鬼。
格特马诺夫称赞了他们为坦克和大炮挖掘掩蔽所的认真态度。
这位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既考虑了坦克威胁的方向，又考虑到侧翼进逼的可能性，他只是没有考虑到，即将开始的战斗可能让他带领全旅迅速地冲进缺口，转向追击。
诺维科夫看到格特马诺夫又点头又说话表示赞许，十分生气。
可是卡尔波夫就好像故意给诺维科夫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来说说。在敖德萨我们就隐蔽得很好。那天傍晚我们发起反攻，狠狠打了罗马尼亚人一顿，到夜里遵照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军像一个人似的进入海港，上了轮船。罗马尼亚人到上午十点钟才猛醒过来，急忙进攻已被我们遗弃的战壕，可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的轮船上了。”
“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战壕啊。”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不能在进攻时期日日夜夜地往前冲，把敌人的作战部队、防御中心抛在后面？……能不能不顾自己的前方后背、左右侧翼，一心只想着追击，一直往前冲？他不是那种性格，不是的。
周围的一切依然带着已经过去的暑热的痕迹；奇怪的是，空气如此凉爽。坦克手们干着士兵们的家常事：有的把小镜子搁在炮塔上，坐在钢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写信，有的在地上铺了帆布，在上面打扑克牌，有一大堆小伙子闲着没有事儿，围着一位卫生员姑娘说笑。在辽阔的天空下、广袤的大地上的这幅平常的画面，充满了黄昏前的惆怅情调。
这时候，一位营长朝着走到跟前的三位首长跑来，一面跑一面抻平制服上衣，尖声喊着：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就像和他作对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在政委随便说着话走过的地方响起笑声，坦克手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脸显得更快活了。政委问一些人，离开乌拉尔的姑娘，心里什么滋味；又问，是不是一写信就写很多张纸；还问，在草原上能不能天天收到《红星报》。
政委狠狠批评了军需官。
“弟兄们今天吃的什么？昨天吃的什么？前天吃的什么？你这三天也是吃大麦米加青番茄汤吗？好吧，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手们的一片笑声中说，“让他说说，他给军需官做什么吃的。”
他一再询问坦克手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形，好像是责备队列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光知道操心战术，战术。”
军需官是一个痩痩的人，穿着落满灰土的胶布靴子，一双手通红通红的，好像洗衣妇的手，刚刚在冷水里涮过衣服。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地咳嗽。
诺维科夫可怜起他来，就说：
“政委同志，咱们是不是一块儿从这儿上别洛夫那儿去？”
格特马诺夫从战前起，就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群众工作者和领导者。他一开始说话，人们就开始笑，他的话简单明了，生动活泼，还常常带上几句粗话，一下子就会抹掉州委书记和穿着肮脏工装的普通人之间的界限。
他常常关心生活问题：是不是能按时领到工资，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有没有次货，宿舍里暖气设备好不好，田间宿营地是否筑好了炉灶？
他和上了年纪的工厂女工和农庄女庄员说话特别随便，特别和善，大家都很欣喜地看到，书记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常常严厉地批评管供应的人，批评公共宿舍的保卫人员，如果工厂厂长和农机站站长不关心干活儿的人，他也一样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也在工厂里做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在自己的州党委办公室里操心的却总是他对国家负的责任，莫斯科的忧虑是他的主要忧虑；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知道，农村区委书记们也知道。
“你在破坏国家的计划，明白吗？党证你想要不要？你可知道，党委托给你的是什么？还有什么说的？”
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人笑，没有人说玩笑话，也不谈公共宿舍里的开水或者车间的绿化。在他的办公室里批准硬性的生产计划，谈的是提高生产定额，谈的是住房建筑暂缓进行，要把腰带勒得更紧些，更坚决地降低成本、提高零售商品价格。
当他在州党委主持会议的时候，特别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本事。在这些会议上常常会出现一种感觉，所有的人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而是为了来帮助格特马诺夫，整个会议进程事先已经由格特马诺夫的毅力、智慧和意志安排定了。
他说话声音不高，从容不迫，他相信听他说话的人都在专心地听着。
“你说说你那个区的情形，同志们，咱们让农业专家发发言。如果你，彼得·米海洛维奇，能补充补充，就更好啦。让拉齐科说说吧，他在这方面不是十分顺利。你，罗季昂诺夫，我看出来啦，也想发发言；同志们，依我看，问题很清楚啦，可以做结论啦，我想，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同志们，这儿有一份决议草案，罗季昂诺夫，你念念吧。”
罗季昂诺夫本来想表示怀疑，甚至想争论争论的，这一来就很用心地念起决议，一面侧眼看着会议主席，担心自己是不是念错了字句。
“就这样吧，同志们都没有意见。”
不过，最了不起的是，格特马诺夫在要求各个区委书记完成计划的时候，在削减农庄劳动日可怜的报酬的时候，在降低工人工资的时候，在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的时候，在很感动地和农村妇女谈话，表示同情她们生活困难的时候，在看到工人住房拥挤表示难过的时候，他都能显得很真诚，很自然。
这是很难理解的。不过，难道现实中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理解吗？在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走到汽车跟前的时候，格特马诺夫对送他们的卡尔波夫开玩笑说：
“我们只有在别洛夫那儿吃午饭了，您和您的军需官的午饭我们就吃不成了。”
卡尔波夫说：
“政委同志，目前还没有让军需官动用前方仓库的东西。至于他本人，顺便说说，他什么也不吃，正在害胃病。”
“害胃病，哎呀呀，那可真糟。”格特马诺夫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把手一挥。“好啦，我们走啦。”
别洛夫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向西挺进了很远。
别洛夫瘦瘦的，大鼻子，两条腿弯弯的，又长又粗。他头脑灵活机敏，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诺维科夫很喜欢他。
诺维科夫认为他是生就的坦克军里猛冲快攻的好手。
虽然参加战斗的时间不长，他博得的评价是很好的。十二月里他在莫斯科附近对敌人后方进行过坦克袭击。
可是现在诺维科夫很不放心，只看这位旅长的毛病：酗酒，放荡，追逐女人，健忘，得不到下属的爱戴。别洛夫没有采取防御措施。看样子，别洛夫不关心这个旅的物质技术供应问题。他关心的只是燃料和弹药的供应。至于如何修理坦克，如何从战场上撤出受损伤的坦克，他也不够关心。
“您这是怎么啦，别洛夫同志，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在乌拉尔，是在草原上呀。”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营地太不像样子了。”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马上回答说：
“在防空方面，我采取了措施；至于地面的敌人，并不可怕。我认为，在这样的后方，敌人不可能来。”
他吸了一口气，说：
“不希望防守，一心想往前冲。等着心里憋得难受，上校同志。”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别洛夫，好样的。真是当今的苏沃洛夫，真正的大将之材。”然后把称呼换成“你”，用亲热的口气小声说：“政治部主任告诉我，好像你和卫生所的一位护士勾搭上啦，是真的吗？”
别洛夫因为听到格特马诺夫的亲热口气，一下子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就问道：
“对不起，他说什么了？”
不过，不等对方重复，那句话就进入了他的意识，他不好意思起来。
“我也是个男子汉呀，没办法，政委同志，天天在野地里嘛。”
“可是你有老婆，还有一个孩子呀。”
“三个。”别洛夫带着忧愁的神气纠正说。
“噢，你瞧，三个孩子呢。指挥部撤掉了第二旅的一名很好的营长布兰诺维奇，采取了严厉措施，在出发之前派科贝林接替了他，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呀。你给下属做的什么样子，嗯？还是苏联军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呢。”
别洛夫恼了，大声说：
“这事儿怪不得哪一个，因为我没有强迫她。做这种榜样的有您，有我，也有您的爹。”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儿，却把称呼又换成“您”，说：
“别洛夫同志，别忘了您是党员。在上级首长和您说话的时候，要好好地站着。”
别洛夫换成军人的完全像木头一样的姿势，说：
“对不起，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当然能认识到。”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在军事上是有成绩的，军长也相信你，只是不要在个人生活上出问题。”他看了看表。“诺维科夫同志，我要回军部去，不能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儿去了。我借用一下别洛夫的汽车。”
等他们走出掩蔽所，诺维科夫憋不住，问道：
“怎么，想塔玛拉了吗？”
格特马诺夫带着使人不解的神气用冷冷的眼睛看了看他，用不满意的口气说：
“方面军军委委员有事找我呢。”
诺维科夫在回军部之前，又去看了他很喜欢的第三旅旅长马卡罗夫。
他们一块儿朝湖边走去。有一个营驻扎在湖边。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气，似乎这样的眼睛不可能属于一个重型坦克旅旅长，他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在德国佬赶着我们在芦苇丛里到处跑的时候，白俄罗斯那片沼地，您还记得吗？”
诺维科夫记得白俄罗斯那片沼地。
他想了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显然，问题不仅在于经验，还在于天性。应该让指挥员们取得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压制他们的天性。不能把歼击航空兵调为工兵。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马卡罗夫一样，既能守，又善攻。
格特马诺夫说自己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那么，马卡罗夫就是当兵的材料。不能派错了用场。马卡罗夫呀，马卡罗夫，真是一员好战将！
诺维科夫不希望听马卡罗夫汇报。他喜欢和他商量，和他交换意见。在进攻中怎样配合步兵和摩托化步兵，配合工兵，配合自行炮炮兵？在进攻开始后，他们对敌人的意图和行动的推测是否彼此相符？他们对敌人防坦克力量的估计是否一致？怎样才能正确地确定展开兵力的界线？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在一条不深的干沟里。营长法托夫一看到诺维科夫和旅长，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营部的掩蔽所太不像样子，不配接待这样的高级客人。而且还有一名战士拿火药撒在木柴上生火，炉子里哧啦哧啦响着，好像有意使人难堪。
“同志们，咱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咱们这个军将担负的是整个前线最重要的一部分任务，我又把其中最困难的部分交给了马卡罗夫，据我所知，马卡罗夫又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部分交给了法托夫。至于怎样完成任务，这是你们自己需要考虑的。我在战斗中不会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你们。”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怎样跟团部和各连连长进行联系的问题、电台工作情况、弹药数量问题、发动机检修问题、燃料质量问题。
在分手之前，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全准备好了吗？”
“没有，上校同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再有三天能行吗？”
“上校同志，能行。”
诺维科夫坐上汽车以后，对司机说：
“哈里托诺夫，怎么样，马卡罗夫这儿好像一切都像个样子吧？”
哈里托诺夫侧眼看了看诺维科夫，回答说：
“上校同志，这儿的样子吗，当然啦，一个个都像样得很。食品供应处处长喝得醉醺醺的，营里有人来领压缩食品，可是他睡觉去了，把钥匙带走了。等到把他找了来，他又找不到钥匙了。一位司务长对我说，连长把弟兄们的酒都领了去，给自己过命名日，把酒全喝光了。我想把备用车胎补一补，可是他们连胶水都没有。”
三十五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在军部的房屋里朝窗外看了看，在一团灰尘中看到了军长的吉普军，非常高兴。
在他小时候，有一天大人都出门去了，他觉得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管束了，十分高兴，可是，把门一关上，他就觉得好像有贼，好像失火了，于是他从门口到窗口来来回回地走着，呆呆地听着，拿鼻子嗅着，闻闻有没有烟味。
现在他也体验到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过去他管理大事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全用不上。
万一敌人突然来了呢？要知道，从军部到前方也只有六十公里。在这儿不能用撤职来吓唬坦克，不能谴责坦克和阶级敌人有关系。要是坦克一个劲儿地猛冲过来，拿什么来阻挡坦克呢？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却使涅乌多布诺夫感到十分惊讶—国家愤怒的威力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服服帖帖，心惊胆战，现在，在这前线上，在德国人冲过来的时候，竟一钱不值了。德国人不填写履历表，不在大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也不必因为父母在革命前的经历担惊受怕。
他所喜欢、所依靠的一切，他的命运和他的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而威严、他觉得可亲可爱的国家保护之下了。于是他第一次带着不好意思和友好的心情想到诺维科夫。
诺维科夫一走进军部的房子，就说：
“将军同志，我看到了，马卡罗夫是好样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独立地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别的事他不懂。至于卡尔波夫，则是一个慢性子、没有冲劲儿的人，需要督促。”
“是啊，是啊，干部决定一切嘛。要时时考察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又很快地说：“我一直在想，这小镇上有德国间谍，今天早晨一定是这暗藏的坏家伙招引飞机来轰炸咱们军部。”
涅乌多布诺夫在对诺维科夫说起军部的一些事情时，说：
“现在有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的一些指挥官要上咱们这儿来，没什么特别事儿，只是来认识认识，拜访拜访。”
“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谁知道他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便朝自己的住处走去，洗了脸，换换落了许多灰尘的上衣，宽宽的小镇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坑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子，正是诺维科夫的房东老大爷。老人家伸着两条胳膊在弹坑旁边测量着，就好像这弹坑是挖出来派什么用场的。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道：
“老大爷，您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家像当兵的那样行了一个军礼，说：
“首长同志，一九一五年我做过德国人的俘虏，在德国给一个女主人干过活儿。”他指了指弹坑，然后又指了指天空，挤了挤眼睛。“这一定是那一家的少爷，狗崽子，飞来啦，来看我呢。”
诺维科夫大笑起来：
“哎哟，您这老人家！”
他朝格特马诺夫住的房子看了看，看到那面窗子上的护窗还关着。他朝台阶上的岗哨点了点头，忽然想道：“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干他妈的什么？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心中闪过一个惴惴不安的念头：“真是一个伪君子，他怎么能责备别洛夫行为不端呢，他自己就和塔玛拉有事嘛，真是可怕。”
但是诺维科夫马上就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了，他不是生性多疑的。他拐过屋角，看到一块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可能是区兵役局动员的新兵，正在水井旁边休息。
带领这些小伙子的一名士兵，因为走累了，用军帽蒙着脸，睡着了，在他旁边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包裹和提箱。小伙子们显然走了不少路，腿脚累了，有几个小伙子脱光了鞋袜。他们的头还没有剃光，远看很像一群农村的学生，正在课间休息。他们瘦瘦的脸、细细的脖子、淡黄的头发、用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做的带补丁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孩子气。有几个人在玩着孩子们的传统游戏，当年这位军长也玩过的：在远处挖一个小坑，眯起一只眼睛，瞄一瞄，拿铜板朝小坑里扔。其余的小伙子在看着他们玩儿。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着惶惶不安和忧愁的神气。
他们发现了诺维科夫，就朝睡觉的士兵看了看，看样子，是想问问他，在这位军队首长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扔铜板，能不能照样坐着。
“玩吧，小伙子们，玩吧。”诺维科夫用温和的声音说着，并且朝他们招了招手，便走了过去。
他心中涌起一股剧烈的怜悯，这股感情来得异常猛烈，他甚至因此感到张皇失措。大概是这一张张痩瘦的、大眼睛的孩子气的脸，这寒碜的农村服装，一下子干脆了当地说明白了：这都是一些孩子，一些小孩子……在军队里，孩子气和天性往往隐藏在军帽底下，隐藏在军姿中，靴子的吱咯声和经过磨练的动作言语中。现在这一切却赤裸裸地表露在外面。
他走进房里。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一些复杂不安的想法和观感之中，最使他忧虑的是他看到了这些孩子新兵。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自言自语说，“这就叫有生力量呀，有生力量。”
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只知道害怕上级责备他损失技术装备和弹药，责备他延误时机，责备他不爱护机器、马达、燃料，责备他擅自放弃制高点和要道口……还没有见到过上级领导听说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真正动气的。有时候一个领导者把大批的人推到炮火下，为的是免得上级领导发火，并且可以为自己辩护，把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呀，我已经把一半人力用上去，可是还是无法夺取指定的阵地。”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他有几次看到，有些领导把有生力量赶到炮火下，甚至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为了逞雄，固执己见。战争的秘密及其悲剧性，就是一个人有权力叫另一个人去死。这种权力所依靠的基础是：人们为了共同事业，可以赴汤蹈火。
诺维科夫有一个朋友，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指挥员，他在前沿观察所的时候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习惯，每天要喝新鲜牛奶。每天早晨都有第二梯队的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有时德军把送牛奶的士兵打死了，诺维科夫的那个朋友，那个好人，就没有牛奶喝了。到第二天，又派另外的士兵冒着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这个通情达理、关怀下属的好人心安理得地喝他的牛奶，他手下的士兵都称他父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不一会儿，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一面对着小镜子匆忙而细心地梳理头发，一面说：
“将军同志，是啊，战争总归是很可怕的事！把一些小孩子赶来补充兵力了，您看到吗？”
涅乌多布诺夫说：
“是啊，这样的部队太嫩，太年轻了。我把那个带队的兵叫醒了，我说要把他送到惩戒连里去。他也不管管他们。不像什么军队，乱糟糟的，简直是乌合之众。”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有时写道，一个地主新来安家，邻近的地主纷纷前来拜访。天黑时有两部小汽车来到军部门前，主人便出来迎接客人：来客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亲爱的读者，咱们手挽着手，一同去我的芳邻达吉雅娜·鲍里索芙娜的庄园吧…… [18]
诺维科夫已经从前方的一些故事和指挥部的通报中熟悉了上校炮兵师长，甚至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出他的外表：紫红色脸膛，圆圆的脑袋。可是，他原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腰背也佝偻了。
上校那一双愉快的眼睛似乎错误地安到了一张忧郁的脸上。有时他的眼睛笑得那样有神，似乎这双眼睛才是上校的灵魂，而那皱纹、那弯腰弓背本来就不应该和这双眼睛连接在一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不仅可以被看做炮兵师长的儿子，甚至可以被看做他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基德是一个黑脸汉子，翘翘的上嘴唇上有一抹黑黑的小胡子，因为过早地谢顶，额头显得很高，他是一个能说会道、喜欢俏皮话的人。
诺维科夫把客人带进屋里，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
“请尝尝乌拉尔口味。”他指着碟子里的腌蘑菇和醋渍蘑菇说。本来做出很优美的姿势站在餐桌旁的炊事员，一下子红了脸，噢呀一声，便走开了，他觉得难为情。
维尔什科夫凑到诺维科夫耳朵上，指着桌上，小声说：
“来吧，把酒瓶打开。”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比着玻璃杯上四分之一往上一点儿的地方，说：
“无论如何不能再多，我的肝不好。”
“您呢，中校同志？”
“我身体好着呢，斟满吧，没问题。”
“我们的马基德可是好样儿的。”
“少校同志，您的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用手捂着自己的杯子，说：
“谢谢，我不喝酒。”
他把手移开，又说：
“象征性地斟一点点儿吧，咱们好碰杯。”
“洛帕津是学前儿童，喜欢吃糖。”马基德说。
他们祝贺共同作战取得胜利，一齐把杯干了。于是，像常有的场合一样，大家谈起和平时期彼此都相识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同学。
大家又谈到前线的领导，谈到驻扎在秋季寒冷的草原上何等凄凉。
“怎么样，快结婚了吧？”洛帕津问道。
“是要结婚了。”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我们的‘卡秋莎’到哪儿，哪儿就可以举行婚礼。”马基德说。
马基德坚信他指挥的火箭炮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杯酒下肚之后，他流露出一副强者爱护弱者的神气，话里话外嘲讽，怀疑，自视颇高，这令诺维科夫十分反感。
诺维科夫近来常常在心里估量，叶尼娅会怎样看待前方这个人或那个人，他在前方的这个或那个战友如果和叶尼娅在一起，会说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诺维科夫觉得，如果马基德见了叶尼娅，一定会缠住不放，装腔作势，又吹牛，又说笑话。诺维科夫感到不安，感到有妒意，似乎马基德在拼命向叶尼娅卖弄聪明，似乎叶尼娅正在听他的俏皮话。他也想向她显示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说说，了解和认识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事先能判断出他们在战斗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有多么重要。他想说说，对卡尔波夫就需要督促，对别洛夫就需要劝阻，至于马卡罗夫，不论进攻或防守，都是一样地迅速、灵活，应付裕如。
毫无意思的闲谈引起了争论。在不同兵种的指挥官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争论虽然很热烈，不过从实质上说，也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是啊，人需要的是指引和教导，强迫其改变心意是不应该的。”莫罗佐夫说。
“人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应该怕负责任，应该把责任承担起来。”
洛帕津说：
“谁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就根本算不上见过战争。”
“不过，对不起，”马基德反驳说，“斯大林格勒又怎么样？英勇，顽强，坚决，这我不抬杠，抬杠是好笑的！我虽然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说，我见过战争。我是进攻的军官，参加过三次进攻，可以说，我亲自冲锋，亲自冲进突破口。我的火箭炮发挥了威力，不仅超越了步兵，而且超越了坦克，也可以说，超越了空军。”
“哼，中校同志，说什么超越坦克，您算了吧，”诺维科夫恼火地说，“坦克是运动战的主人，这是没有话说的。”
“还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洛帕津说，“在胜利的时候把一切归于自己。在失败的时候把一切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呀，友邻，有一次，步兵部队的一位将军请求我用炮火支援他。‘快，朋友，请向那边的高地发炮。’‘用多大口径的？’他却骂起娘来，说：‘开炮就是了，别管那一套！’后来才了解，原来他既不知道口径，也不知道射程，而且连地图也看不明白，只知道：‘开炮，开炮，打他妈的……’对下属只知道叫喊：‘往前冲，要不然把你的牙打掉，老子枪毙你！’可是却自认为掌握了战争的全部奥妙。这也算友邻部队长官，就请您多多关照吧。而且你还要归他统制呢，他是将军嘛。”
“唉，对不起，您说的话和我们的情况毫不相干，”涅乌多布诺夫说，“在苏联部队里没有这样的指挥官，更没有这样的将军！”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打了一年仗，我遇到的这种自作聪明的人有多少呀，他们只知道拿手枪吓唬人，骂娘，毫无意义地把人赶到炮火下面。就比如不久前，有一位营长简直哭着说：‘我干吗要赶着人去叫机枪扫？’一位将军师长握起拳头对着这位营长吆喝：‘要么你马上带人去冲，要么我把你当狗一样打死。’于是他带着人冲上去，就好像带着牲口上屠宰场。”
“是啊，是啊，这就叫做：为所欲为，”马基德说，“将军们为所欲为不光在这方面，他们随随便便糟蹋电话员姑娘。”
“他们写两个字至少要有五个错误。”洛帕津说。
“就是，就是，”莫罗佐夫没有听清楚就说，“跟他们在一起作战就要多流血。他们的本事就在于不怜惜人。”
莫罗佐夫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同感。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
他忽然说：
“怎么能怜惜人呢？如果一个人怜惜人的话，他就不应该来打仗了。”
今天他看到那些孩子新兵，心里十分难受，他很想说说他们的事。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他的一片好心的话，而是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恼恨和粗暴劲儿又接着说：
“这怎么能怜惜人呢？战争所以是战争，就是不能怜惜自己，也不能怜惜别人，主要的问题是：不等把人训练好就编进军队，就把重要的装备交给他们。请问，该怜惜谁呢？”
涅乌多布诺夫拿眼睛很快地打量了一遍大家的脸。
涅乌多布诺夫曾经毁掉不少好人，就像此刻坐在桌旁的这样的人。诺维科夫忽然产生一种使他吃惊的想法：此人可能制造的不幸，也许不次于在前沿阵地上等待着莫罗佐夫，等待着他诺维科夫，等待着马基德、洛帕津和今天在小镇上休息的农村小伙子们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这不符合斯大林的教导。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是干部，是人，应当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看到，大家听了涅乌多布诺夫的话，露出赞许的表情。他心里想：“这就有意思了。我在他们眼里成了禽兽中的禽兽，涅乌多布诺夫却成了怜惜人的人。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不在这儿，他可是更像一位圣人。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这样。”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已经是非常粗暴、非常恼恨地说：
“咱们的人是很多的，装备却很少。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造人，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要怜惜人的话，就别担任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