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5）
二十一
“那好吧，咱们两个人坐一会儿，”克雷莫夫说，“研究一下情况。”
“干吗要两个人坐坐，”格列科夫说，“我们这儿打仗都是大家一块儿，研究情况也是大家在一块儿。”
克雷莫夫很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但同时又很生气。他很想对格列科夫说说在乌克兰被围困的事，说说自己在战前的情形，使格列科夫不把他看成官僚。但是他觉得，说这类的事，就表示自己软弱。他到这座楼里来是表现自己的力量的，不是表现软弱。他本来就不是政治部门的官僚，他是作战政委。
他在心里说：“没什么，政委又不丢脸。”
在一片寂静中，大家在砖堆上坐下来或半躺下来。
格列科夫说：“今天德国佬不会再来了。”他向克雷莫夫建议说：“政委同志，咱们来吃点儿东西吧。”
克雷莫夫和格列科夫一起在休息的人们当中蹲下来。
“我看着你们大家，”克雷莫夫说，“脑子里有一个想法老是转悠着：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
有一个不高的、懒洋洋的声音应声说：“是嘛！”
在这一声“是嘛”中，流露出很明显的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勉强附和与嘲笑的意味，所以大家一齐轻轻笑了起来。他们比那个第一次说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的人更了解，俄罗斯人消耗着多大的力量，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代表。而且他们也知道和明白，普鲁士人打到伏尔加河边，打到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他们。
这时候克雷莫夫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一向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俄罗斯古代将领，他的革命的心灵十分厌恶《红星报》社论中摘引德拉戈米罗夫 [6] 的话，他认为没有必要以苏沃洛夫 [7] 、库图佐夫 [8] 和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9] 的名义设立勋章。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队伍只需要一面旗帜，那就是红旗。可是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在他重新呼吸到往日列宁主义的革命空气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感触和想法？
一名士兵用嘲笑的、懒洋洋的语气说的那一声“是嘛”刺得他很疼。
“同志们，怎样打仗，用不着教导你们，”克雷莫夫说，“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教导任何人。可是，前总指挥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或者说，我上你们这儿来干什么呢？”
“是来喝菜汤，为了喝菜汤吧？”有一个人很亲热地小声推测说。
但是听众迎接这小声推测的笑声就不小了。克雷莫夫看了看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和大家一起在笑。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他气得两边腮都红了。“同志们，严肃点儿，我是党派到你们这儿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偶然出现的情绪，还是造反？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本事、有经验，不愿听政委的？也许，听众的开心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味，只是因为感觉到真正的平等，这种感觉在斯大林格勒是很强烈的。
可是为什么以前克雷莫夫很赞赏的这种真正平等的感觉现在却引起他的气愤，他要把它压下去，打下去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这些人的关系不融洽，不是因为他们受压抑、张皇失措、胆怯。这儿的人感觉自己是强者，是有信心的，难道他们这种强者的感觉影响他们和政委克雷莫夫的关系，引起他和他们之间的疏远和仇视？
烙饼子的那个老头子说：
“我早就想问问党里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各取所需，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按照需要，一天喝到晚，可怎么办呀？”
克雷莫夫朝老头子转过脸去，看到他脸上一副真正担心的神气。可是格列科夫在笑，他的眼睛也在笑，大大的鼻孔笑得更大了。头上缠着血糊糊的肮脏绷带的一名工兵问道：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办？战后最好把集体农庄取消。”
“这个报告题目倒是不坏。”格列科夫说。
“我到你们这里不是来作报告的，”克雷莫夫说，“我是作战政委，我到这里来，为的是消灭你们的严重的游击习气。”
“那您就来消灭消灭吧，”格列科夫说，“可是，谁又来消灭德国佬呢？”
“会有人的，不用您操心。我不是为喝汤来的，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来让你们尝尝布尔什维克的饭的。”
“好吧，您就来消灭消灭，”格列科夫说，“来让我们尝尝吧。”
克雷莫夫一面笑着，同时又很严肃地说：
“如有必要，格列科夫，我们连您一起吃下去。”
这会儿克雷莫夫镇定了，有信心了。原来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样办最正确，这会儿主意拿定了。应该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挥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格列科夫的敌对思想和异己思想，发生在被困楼房里的英雄事迹既不能减弱，更不能消除这种思想。他知道，他能制服格列科夫。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克雷莫夫走到楼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很快地、从下面朝上（他坐着，克雷莫夫站着）看了看他，快活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
“我们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开玩笑，”克雷莫夫说，“有的战士说出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您为什么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于任何一个政委。可是我有一种印象，大家一面说怪话，一面看着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赞许。那个说到集体农庄的战士就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我干脆了当地告诉您：咱们一起来把这种情形整顿整顿吧。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干脆地告诉您：我不会开玩笑的。”
“说说集体农庄，这有什么？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这一点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么，格列科夫，想改变历史的进程吗？”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轨道上去吗？”
“‘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
他用懒懒的口吻说着，毫不客气，一面冷笑着。他忽然欠起身来，说：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随便说说，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样的苏联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气啦。”
“那咱们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谈谈，如何克服这种不好的、不是苏联人应有的游击情绪。这是您滋生出来的，您帮助我把它消灭吧。您还要光荣地进行战斗呀。”
“我很想睡觉。您也该休息了。您会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谈吧。我反正又不想离开你们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看样子，咱们能谈得好。”
“情况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顺势疗法。我要用手术刀。政治上的驼背靠劝说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说：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
克雷莫夫因为感到意外，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对方承认他的话，就又说：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恼。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是个人的事。这种事儿在报告里也是不值得写的。”
夜里，在睡着了的时候，克雷莫夫被一颗流弹打伤了头部。子弹打掉一块头皮，在颅骨上划了一下。伤势不重，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把受伤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围困的楼房。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又发晕又嗡嗡作响，鬓角咚咚地响，一阵阵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担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他说。
克雷莫夫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种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
快到黄昏时候，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疼加剧了。
他在师部卫生营里躺了两天，然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
二十二
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来到卫生营狭小的地下室里，看到情况很不好—伤员们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在卫生营里没有见到克雷莫夫，昨天夜里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么一去就受伤了呢？”皮沃瓦罗夫想道。“也许是他不走运，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很想做个决定，该不该把生病的团长送进卫生营。他好不容易回到团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点被德军的迫击炮打死），对士兵格鲁什科夫说，卫生营里没有任何条件为病人治病。到处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纱布、绷带、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鲁什科夫听到政委这样说，就说：
“当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总要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在那儿简直就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于是，按军衔应该躺在地上的格鲁什科夫说：“是啊，这怎么像话呀。”
“团长说什么了吗？”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鲁什科夫摇了摇手，“政委同志，他哪儿还能说什么，给他送去妻子的来信，信还放在那儿，他连看也没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他病成这样啦！连信也不看，这事儿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别廖兹金面前，一本正经地用提醒的口吻说：
“别廖兹金同志，您的夫人来的信。”
等了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说：
“老兄，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难道不明白吗，嗯？”
但是别廖兹金没有明白。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着皮沃瓦罗夫。
这一天，战争带着一股顽强的劲头撞击着生病的团长的掩蔽所。从夜里起，几乎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偏偏别廖兹金掩蔽所里的电话一直很正常，各处都通过这条线打来电话：接通师部，接通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和古尔耶夫师的一位团长通话，还有别廖兹金手下的营长鲍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来来往往，门不停地吱扭着，格鲁什科夫挂在门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响。从清早起，人们就惶惶不安，等待着。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大炮懒洋洋地发射着，飞机稀稀拉拉、漫无目的地胡乱扔着炸弹，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产生了极其苦恼的认识，认定德国人要发动突击了。这一苦恼的认识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样折磨着“6—1”楼房里的人，折磨着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边喝酒为自己过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长。
每次在别廖兹金的掩蔽所里谈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别可笑的事的时候，大家都要回头看看团长：难道他连这都听不见吗？
连长赫连诺夫因为夜里伤了风，用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他的地下指挥所里走出来，蹲在石头上，听听德国佬有没有什么动静。忽然空中响起又生气又发狠的声音：
“唉，赫连 [10] ，怎么连灯也不点？”
赫连诺夫愣了一会儿：这是谁在天上唤他呀？他害怕了。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小飞机飞行员关了马达，在头顶上滑翔，看样子是想给“6—1”楼房空投食品，看到没亮出标志就生气了。
在掩蔽所里的人都回头看了看别廖兹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只有格鲁什科夫觉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样发亮的眼睛里似乎出现了一点生气。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掩蔽所里空了。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格鲁什科夫在叹气：别廖兹金躺在那里，旁边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已牺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参谋长去吃饭了，喝美味的甜菜汤和好酒。
炊事员已经请格鲁什科夫喝过这种很好喝的甜菜汤了。可是当家的团长却什么也不吃，只是用茶缸喂他几口水……
格鲁什科夫打开信，径直走到床边，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声念道：
“你好，我的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的心肝儿，你好，我心爱的。”
格鲁什科夫皱起眉头，继续念信上的话。
他为昏迷中的团长念妻子的信。已经由军事检查机关检查人员看过的这封信充满柔情蜜意，充满惆怅之情。这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看，那就是别廖兹金。
当别廖兹金转过头来并且说“给我”，又伸过手来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并没有觉得十分惊讶。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着的粗大的手指头中间哆嗦着：
“……万尼亚，这里很美，万尼亚，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房子里很暖和，房东有奶牛，有奶喝。我们有你寄来的钱。我早晨出门去，寒冷的水里漂着黄的、红的枫叶，周围已经到处是雪了，显得水特别蓝，天也特别蓝，树叶黄的格外黄，红的格外红。柳芭还问：你为什么哭？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一切，因为你的善良。我为什么哭，怎么解释呢？我哭，因为我活着。我哭，因为斯拉瓦不在了，我却活着，很难受。我哭，因为你活着，我很幸福。我哭，因为我想起妈妈和姐妹们。我哭，因为我看到了早晨的阳光，因为周围这样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这样痛苦。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我心爱的……”
头脑一个劲儿在打转，周围一切都在打转，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热的空气一起在哆嗦。
“格鲁什科夫，”别廖兹金说，“今天一定要给我治好（塔玛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么样，开水炉子没有打坏吧？”
“开水炉子好好儿的。一天怎么能给您治好呀？您发烧有四十度，一下子怎么能好起来？”
几名士兵轰隆轰隆地把一个空汽油桶滚进了掩蔽所里。往桶里倒了半桶热腾腾的浑浊的河水。水是用锅子和帆布桶往里倒的。格鲁什科夫帮别廖兹金脱光衣服，把他扶到桶边。
“中校同志，太烫啦，”格鲁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马上把手抽回来，说，“会把您烫坏的。我叫过政委同志，他在师长那儿开会呢，咱们最好等政委同志来。”
“等他干什么？”
“如果您出什么事儿，我就自杀。我也许自个儿下不了手，那就请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向我开枪。”
“来，帮我下去。”
“请原谅，至少我要把参谋长叫来。”
“嗯。”别廖兹金说。虽然这一声又短又沙哑的“嗯”出自一个脱得光光的、勉强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鲁什科夫不再犟了。别廖兹金爬进水里之后，哼哼起来，又哎哟又乱动，格鲁什科夫看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起圈子。
“就像在产科医院里啦。”不知为什么他这样想道。
别廖兹金昏迷了一会儿，军事上的担心和生病的发烧在迷糊状态中搅在了一起。忽然心不动了，不乱跳了，滚烫的水也不那样烫得难受。后来他清醒过来，对格鲁什科夫说：
“要把地上的水扫一扫。”
但是格鲁什科夫没有看到桶里的水漫出来。团长通红的脸开始变白了，嘴半张开，剃得光光的头上冒出老大的汗珠子，格鲁什科夫觉得汗珠子好像是蓝色的。别廖兹金又开始昏迷，但是等格鲁什科夫试图把他拖出来时，他清清楚楚地说：
“还不到时候。”
他咳嗽起来。等到一阵咳嗽过去，别廖兹金不等喘过气来就说：
“再加一些开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了出来。格鲁什科夫看着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帮别廖兹金擦干身子，躺到床上，盖上被子和军大衣，然后又把掩蔽所里所有的一切破旧的东西，如雨衣、棉袄、棉裤，全都盖上去。
等到皮沃瓦罗夫回来，掩蔽所里已经收拾好了。只是空气中还有湿乎乎的像澡堂里的气味。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他的脸色很好，”皮沃瓦罗夫想道，“他倒是没写过揭发材料。”
这一整天他惴惴不安，因为他想起他在五年前揭发过和他一起上过两年大学的同学什梅廖夫。今天，出现了这种不祥的、使人苦恼难受的寂静状态的时候，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都浮现在头脑里，什梅廖夫也浮现在头脑里，他仿佛看到：什梅廖夫脸上带着又可怜又痛苦的表情，侧眼望着，听着大会上宣读他的好朋友皮沃瓦罗夫写的揭发材料。
夜里十二点左右，崔可夫打来电话，没有通过师长，而是直接打到驻守在拖拉机厂的团里，因为他很为这个团担心：侦察队多次报告，说德军的坦克和步兵一个劲儿往这一地区集中。
“喂，你们那里怎么样？”他很焦急地说。“你们团究竟是谁在指挥？巴秋克告诉我，说团长害了什么肺炎，要把他送到左岸去。”
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这个团是我在指挥，我是别廖兹金中校。是有一点儿伤风，不过现在好了。”
“我听到啦，”崔可夫好像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你沙哑得厉害呢，德国佬就要给你喝点儿热牛奶啦，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注意，他们就要给你来一下子啦。”
“懂了，一号同志。”别廖兹金说。
“啊，懂啦，”崔可夫带着吓唬口吻说，“那你就注意，如果想后退，那我就给你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
二十三
波里亚科夫和克里莫夫约好夜里要去一趟团部，老头子想打听一下谢廖沙的下落。波里亚科夫把自己的想法对格列科夫说了说，格列科夫很高兴。
“快去吧，快去吧，老爹，你到后方可以多少休息一下，还可以对我们说说他们在那儿怎么样。”
“是说卡佳怎么样吧？”波里亚科夫猜到格列科夫为什么赞成他的想法，就问道。
“他们已经不在团里了，”克里莫夫说，“我听说，团长派他们上伏尔加河那边去了。他们大概已经在阿赫图巴户口登记处登记了。”
波里亚科夫是一个不肯饶人的老头子，他就问格列科夫：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让我们去啦，或者您写信去？”
格列科夫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很平静地说：
“好啦，去吧。已经说过了嘛。”
“当然啦。”波里亚科夫在心里说。
早晨四点多钟，他们顺着地道爬去。波里亚科夫的头时不时碰到支架上，不时地骂谢廖沙两句，他又生气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竟想念起这个小伙子。
地道宽一些了，他们坐下来多少休息一下。克里莫夫笑着说：
“你怎么不带点儿礼物呀？”
“去他的吧，乳臭未干的孩子，”波里亚科夫说，“要带就带一块砖头，敲他几下子。”
“当然啦，”克里莫夫说，“你就是为这去的嘛，还准备过河到那边去呢。也许，老人家，你是想看看卡佳吧。吃醋了吧？”
“走吧。”波里亚科夫说。
不多一会儿，他们就来到地面上，走在没有人的地段，四周静悄悄的。
“是不是仗打完啦？”波里亚科夫想道。他马上清清楚楚地想象自家的屋：桌上摆了一碟子热汤，老伴儿在刮他钓来的鱼。他都觉得身上发热了。
就是这天夜里，保卢斯将军发出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区进攻的命令。
两个步兵师要进入空袭、炮轰和坦克冲击过的大门。从半夜起，香烟卷的红色火光就在士兵们无所事事的手里晃动着了。
在黎明前一个半小时，“容克”轰炸机的马达声在工厂各车间的上空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之后，就没有停顿和休歇了。如果在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中还有短暂的间隙的话，那这间隙里也充满了炸弹的呼啸声，一颗颗炸弹正拼足了自己沉重的钢铁力量朝地上冲。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似乎能和钢铁一样，敲碎人的头颅，打断人的脊梁骨。
天开始放亮了，可是工厂区上空依然黑沉沉的。
似乎大地自动在喷射电光、轰隆声、硝烟和黑色灰尘。
尤为强大的攻击对准了别廖兹金团和“6—1”号楼房。
在整个团的防地上，被震聋了的人们都像发疯似的跳起来，明白了这是德国佬开始了新的、空前强大的杀人勾当。
克里莫夫和老头子遇到了轰炸，便连忙朝无人地段奔去，在九月末重磅炸弹在那儿炸了不少大坑。朝无人地段跑的还有刚刚从轰塌的战壕里跳出来的鲍丘法罗夫营的战士。
德军战壕与苏军战壕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一部分炸弹落到德军前沿阵地上，炸死炸伤德军打头进攻的一个师的部分士兵。
波里亚科夫觉得好像是从下游阿斯特拉罕来的风在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上呼啸。他有好几次被气浪冲倒，他在倒下的时候，忘记了他是在阳间还是阴间，忘记了他是年老还是年轻，忘记了哪儿是上，哪儿是下。但是克里莫夫一直拉着他走—快点，快点！他们终于倒进一个深坑里，滚到潮漉漉、黏糊糊的坑底。这儿有三重黑暗，就是说，这黑暗是由夜的黑暗、硝烟和尘土的黑暗和深坑的黑暗交织成的。
他们躺在一起，这年老的和年轻的脑子里都留着一线希望的光，活命的祈求。这种微光，这种感人的祈求不仅燃烧在所有人的脑子里和心里，而且也燃烧在鸟兽的最简单的心里。
波里亚科夫小声骂着娘，认为一切灾难全是谢廖沙招来的，嘴里嘟哝着“搞成这样都怪谢廖沙”，可内心里仍然在为他祈祷。
这种连成一片的爆炸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已经是超负荷的了。但是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强烈的轰隆声依然没有减弱，黑黑的烟幕依然没有放亮，而是越来越浓，天和地更加混沌了。
克里莫夫摸了摸波里亚科夫的粗糙的干活儿的手，握了握，他的手动了动，那是善意的回答，这对于处在未埋土的坟墓里的克里莫夫是一种暂时的安慰。近处的爆炸把土块和碎石甩进坑里来；碎砖块打在老头子的背上。等到一片片的土从坑壁上往下溜，他们就感到恶心起来。坑已经不像坑了，而且再也看不见光了，德国人把一切从天上往下撒，要把周围填平。
克里莫夫平常在侦察的时候，不喜欢有搭档，喜欢快点儿溜进黑暗中去，就像冷静而老练的游泳者喜欢快点儿离开岸边岩石，泅进辽阔的大海黑郁郁的深处。然而在这土坑里，他却很高兴有波里亚科夫躺在一起。
时间不再均匀地前进，而是疯狂起来，像爆炸的气浪一样朝前冲，有时忽然凝冻起来，被卷成了羊角形。
但是终于坑里的人抬起头来，头顶上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亮光，硝烟和灰尘渐渐被风吹散……大地安静下来，连成一片的轰隆声变成零零落落的爆炸声。令人感到苦闷、疲惫，似乎心里的一切生命力都被挤压光了，只剩下愁闷。
克里莫夫欠起身来，在他旁边躺着的竟是一个德国兵，身上盖了一层灰土，从帽子到靴子，浑身都被战争磨破、咬烂了。克里莫夫一向不怕德国人，他一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本事神出鬼没地抢在敌人之前一秒钟扣响扳机，扔出手榴弹，用刺刀捅出去或者用枪托子打过去。
可是现在他茫然失措了，他吃惊的是，在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德国兵在旁边竟因此得到安慰，他竟把德国兵的手当成波里亚科夫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他们被同样一种力量控制着，无法摆脱这一力量。这一力量不保护他们中任何一个，而是同样威胁着两个人。
这两个战场上的敌手都没有作声。
他们所具有的准确无误的机械性能—杀人，没有发挥出来。
波里亚科夫坐在稍远些的地方，也在看着满脸胡茬的德国兵。尽管波里亚科夫不喜欢长时间不说话，可是这会儿也没有说话。
活着是可怕的。他们的眼睛深处闪现出一股沮丧的洞察力，仿佛看到：战争过去，那股驱使他们来到这坑里、让他们趴在泥地上的力量，还会在那儿等着他们，不管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从坑里往外爬，尽管自己的脊背和脑壳很容易受到枪击，但是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没有危险。
波里亚科夫直往下滑，但是在旁边爬的德国兵没有帮助他，老头子滚了下去，一面咒骂着天和地，可是又仍然顽强地朝地面上爬。克里莫夫和那个德国兵爬到地面上，两个人都望了望，一个朝东面望，一个朝西面望：上级是不是看到他们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谁也没有打死谁。他们都没有回头，各自朝自己的战壕走去，跨过被炸翻过来、还在冒烟的土地上的一个个土包和一道道沟坎。
“咱们的大楼没有了，炸平了！”克里莫夫恐怖地对跟上来的波里亚科夫说。“弟兄们，难道你们都死了吗？”
这时候，大炮和机枪响了起来，呼啸声，咆哮声。德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这是斯大林格勒最沉重的一天。
“都是浑小子谢廖沙搞的。”波里亚科夫嘟哝说。他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不明白“6—1”大楼里的人已经全部牺牲了，他看到克里莫夫在抽搭，在哀叹，还生气呢。
二十四
在飞机轰炸的时候，一颗炸弹落在营指挥所所在的地下煤气管道的检修处上面，把此刻正在里面的团长别廖兹金、营长德尔金和营里的报话员埋住。别廖兹金处在一片漆黑中，耳朵也被震聋了，被石头粉灰呛得喘不上气来，起初他以为自己已经完了，但是德尔金在短暂的寂静时刻里打了一个喷嚏，问：
“中校同志，您活着吗？”
别廖兹金就回答说：
“活着。”
德尔金听到团长的声音，高兴起来，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好情绪马上又回到他心中。
“既然活着，那就是一切情况正常。”他说，虽然他被灰土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往外吐唾沫，显然情况并不怎么正常。德尔金和报话员被碎石头埋住，还不知道骨头断了没有，因为无法动弹知觉还没有恢复。一根铁梁悬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直不起腰来，但是，看样子，正是这根铁梁救了他们。德尔金拧亮了手电筒，他才真正害怕起来。在一片灰尘中，一块块石头、压弯的铁梁、鼓起来的抹了润滑油的混凝土、炸碎的电缆都悬在头顶上。看样子，只要再有爆炸一震动，铁和石头合拢来，这狭窄的空隙就不存在了，几个人也就没有了。
他们安静了一阵子，缩着身子，一种疯狂的力量冲打着一个个车间。别廖兹金心想，这些车间在以自己僵死的躯体参加保卫战呢，因为要打碎混凝土和钢筋是很难的。
后来他们到处敲敲碰碰，摸索着，就明白了，要自己爬出去是不可能的。电话机还好好的，但是哑了，因为电话线被炸断了。
他们彼此几乎不能说话，因为爆炸的轰隆声掩盖了他们的声音，他们被灰尘呛得直咳嗽。
前一天还在发高烧的别廖兹金，现在并不觉得没有力气。他的力量在战斗中往往能带动指挥人员，带动战士们，不过这力量的实质不是军事性与战斗性的，这是一种通情达理的人性的力量。能保持这种力量并且能够在残酷的战斗中表现出这种力量的，只有很少一些人，正是这些人，这些平易近人、通人情、有理性的人，才是战争的真正主人。
但是轰炸停止了，被埋住的几个人又听到钢铁的隆隆响声。别廖兹金揩了揩鼻子，咳嗽了几声，说：
“狼群叫起来了，坦克朝拖拉机厂冲来了。”又补充说：“咱们正好在他们的路上。”
也许由于彻底绝望了，德尔金忽然用难以形容的嗓门儿大声唱了起来，一面咳嗽，一面唱起电影歌曲：
嘿伙计们，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跟头领在一起咱们不用烦恼……
报话员心想，营长准是疯了，可是他也一面咳嗽一面吐，跟着唱了起来：
老婆会伤心，会嫁给别人，
一嫁给别人，就把我忘了……
这时候在地面上，在充满了硝烟、灰尘和坦克吼声的隆隆作响的车间废墟上，格鲁什科夫不顾血糊糊的手上的皮肉，拼命地扒石头、混凝土块、断钢筋，他用一股疯狂的劲头干着，正是这股疯劲儿帮助他扭动沉重的铁梁，干几十个人才能干的事情。
别廖兹金又看到了带有硝烟与尘土的朦胧的光线，这光线中还混杂着爆炸声、德军坦克的吼声、大炮声与机枪声。不管怎么说，那是一种微弱的亮光了，别廖兹金一看到这亮光，首先就在心里说：“你瞧，塔玛拉，你不该为我担心嘛，我对你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格鲁什科夫一双强壮有力的手把他抱住。
德尔金用号哭的声音叫道：
“团长同志，向您报告，我的一个营全完了！”
他用手朝周围指了指。
“万尼亚死了！我们的万尼亚死了！”
他指了指侧着身子躺在黑色的血泊与机油中的营政委的尸体。团指挥所倒是比较平安，只有桌子和床上撒了一层土。
皮沃瓦罗夫一看见别廖兹金，就高兴得骂起娘来，并且跑了过来。
别廖兹金就问起来：
“和各营有联系吗？被围的大楼怎样了？鲍丘法罗夫怎么样？我刚才和德尔金就像落进老鼠夹子里，不见光，也没有联系。谁活着，谁死了，我们的人在哪儿，德国佬在哪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快把情况说一说！你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还在那儿唱着歌。”
皮沃瓦罗夫说起伤亡情况，说“6—1”大楼里的人都完了，全牺牲了，那个好捣乱的格列科夫也死了，只活下来两个人，一名侦察兵和一个民兵老头子。
但是这个团经住了德军的打击，活下来的人还活着。
这时候电话机发出声音，团部里的人看了看电话员，从他的脸色看出来，这是斯大林格勒最高指挥官打来的电话。
电话员把话筒递给别廖兹金，听得很清楚，掩蔽所里安静下来的人都听出了崔可夫那粗大而低沉的声音：
“是别廖兹金吗？你们的师长负伤了，副师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我命令您担任师长职务。”
稍停之后他用又慢又重的声音说：
“你在空前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率领全团作战，顶住了进攻。谢谢你。好同志，我拥抱你。祝你成功。”
在拖拉机厂各车间里的战斗开始了。活着的人还活着。
“6—1”楼房无声无息。再也听不到从瓦砾堆里打出来的枪声。显然，空袭的主要力量对准了这座楼房，断垣残壁倒塌了，石头堆被扫平了。德军坦克借这座破楼的瓦砾堆做掩护，向鲍丘法罗夫营开了火。
不久前还在残酷无情地打击德军，使德国人感到害怕这座楼的废墟，如今却成了他们的安全地带。
从远处看，那一个个红红的砖堆很像是一块块老大的冒热气的生肉，身穿灰绿军服的德国兵嚷叫着，很起劲地在被摧毁的楼房的砖堆中间跑来跑去。
“你指挥这个团吧。”别廖兹金对皮沃瓦罗夫说。又说：“整个战争期间上级都对我很不满意。可是现在，我在地下闲待了一阵子，又唱了歌儿，可是你瞧，又得到崔可夫的感谢，又捞到师长头衔，这可不是玩儿的。现在我可是不能放过你。”
但是德国佬冲过来了，没工夫开玩笑了。
二十五
在寒冷的下雪的日子里，维克托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莫斯科。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意厂里的化验工作中断，就留在了喀山，虽然维克托已经在奔走，设法把她安置在卡尔波夫研究院。
这些天是很奇怪的—心里又高兴又惶惶不安。似乎德国人依然很可怕，很强大，他们正准备新的猛烈的进攻。
战争似乎还未见转机。但是人们想回莫斯科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政府开始组织一些单位复员回莫斯科，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出战争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不过，首都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天里依然显得冷清，凄凉。
人行道上肮脏的雪堆像一座座小山。郊区的街巷间，一条条小道像乡间小径一样，连接着从居民家门口到电车站与商店的通路。很多窗子里伸出冒烟的罗马尼亚式铁烟囱，墙上覆盖了一层熏得黄黄的冰凌。
身穿小皮袄、头上裹围巾的莫斯科人显得很土气，很像乡下人。
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维克托坐在货车车厢里的行李上，打量着坐在旁边的娜佳阴沉的脸，问道：
“怎么，小姐，你在喀山想象的莫斯科不是这种样子吧？”
娜佳因为爸爸摸到了她的心思，很生气，就什么也没有回答。
维克托就给她讲解起来：
“人类不懂得，他们建起的城市并不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一部分。人类为了保护文明，必须驱除野狼，清除冰雪，铲除杂草，因此就不能放下武器、铁锹和扫帚。如果他们马虎大意，闲散一两年，那可就糟了，野狼会从森林里跑出来，杂草到处生长，城市会被冰雪堵塞，到处是灰尘。已经有多少大城市被尘土、积雪和荒草淹没了啊。”
维克托很希望跟捞外快的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的柳德米拉也能听到他的高论，就把身子探到车厢拦板外面，对着开了一半的小窗孔问道：
“柳德米拉，你坐得舒服吗？”
娜佳说：
“不过是扫院子的人没有扫雪，这跟毁灭文化有什么关系？”
“你这傻孩子，”维克托说，“你看看这一堆堆的冰。”
汽车很猛烈地颠簸了一下，车厢里所有的箱子和包裹一下子蹦了起来，维克托和娜佳也跟着蹦了一下。他们对看了一下，笑了起来。
奇怪，很奇怪。他何曾想到，在战争的痛苦年月里，在喀山逃难的时候，他会取得他最大、最重要的成就？
他们在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似乎只能感到得意和兴奋，也许只有怀念安娜·谢苗诺芙娜、托里亚、玛露霞，怀念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牺牲者的痛苦心情，会和归来的喜悦心情交织在一起，填满人的心灵。
然而，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火车里，维克托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火。他生气的是，柳德米拉老是睡觉，也不看看窗外她儿子保卫过的土地。她在睡梦中大声打呼噜。一名伤兵从车厢里走过，听到她的呼噜声，说：“哎哟，打得真带劲儿！”
他很生娜佳的气：妈妈专拣她吃剩的东西吃，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在包里挑选烤得最好的饼子。在火车里她学会了对爸爸使用一种戏弄和嘲笑的腔调。维克托听到她在旁边一个单间里说：“我爸是个老大的音乐迷，自己也能胡乱弹一弹钢琴。”
同车厢的人谈莫斯科的下水道和暖气设备，谈到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不必按莫斯科的转帐单付钱，无需像没有公房住的人那样付房租，还谈到往莫斯科带什么样的食品比较合算。维克托听到谈生活问题就生气，可是他也谈了房屋管理和自来水问题，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又想到在莫斯科登记领取供应品的问题，又想到电话是不是已经被拆除了。
一个很凶恶的女列车员在打扫车厢的时候，从座位下面扫出维克托扔的一根鸡骨头，就说：
“哼，简直是猪，还自以为是有文化的人呢。”
在穆罗姆，维克托和娜佳在站台上散步，从两个身穿羊羔皮领子大衣的年轻人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人说：
“大英雄疏散回来啦。”
另一个解释说：
“大英雄要赶回去领取保卫莫斯科奖章呢。”
在卡纳什车站，火车在迎面开来的一列装运犯人的军车旁边停下来。押车兵在军车旁边走来走去，犯人们将一张张苍白的脸贴在小小的、装了铁栏杆的窗户上，叫喊着：“抽烟……”，“给点儿黄烟吧……”押车兵骂着，把犯人从窗口赶开去。
黄昏时候，维克托走到索科洛夫夫妇所在的车厢里。玛利亚头上裹着花头巾，正在铺床，让丈夫睡下铺，自己睡上铺。她很担心丈夫是不是舒服，维克托问她什么，她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她甚至都没有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索科洛夫打着呵欠，说是车厢里太闷，弄得他一点精神也没有了。维克托看到索科洛夫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表示高兴，而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感到特别生气。
维克托说：
“我这辈子头一次看到，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自己睡下铺。”
他说这话用的是很气愤的口气，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这种情况为什么使他这样生气。
“我们一直是这样，”玛利亚说，“他在上铺总感到气闷，我倒是无所谓。”她吻了吻索科洛夫的鬓角。
“好啦，我走了。”维克托说。索科洛夫夫妇没有挽留他，他又很生气。
夜里车厢里很闷。想起喀山，想起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想起和马季亚罗夫谈的话，想起在大学里的小小的房间……过去维克托上索科洛夫家去，议论政治的时候，玛利亚的眼睛多么亲切，多么动情啊。不像今天在车厢里这样漠然，这样疏远。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睡在下面，下面又舒服又凉爽。这算什么道理？”他在心里说。
他一向认为玛利亚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是最好的女人，又温柔，又善良。现在他生她的气了，就在心里想道：“就像是一只红鼻子母兔。索科洛夫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又懦弱，又拘谨，同时又自负得不得了，城府很深，又爱记仇。是的，实在够她受的。”
他怎么也睡不着，试着想想即将和朋友们，和契贝任见面的情形—很多人已经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了嘛。他见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胜利归来的啊。古列维奇和契贝任会对他说什么呢？
他想，能够详详细细地掌握新的试验装备性能的马尔科夫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到莫斯科来，他不来还不能开始工作。糟糕的是，索科洛夫和我都是瘸子：只能动脑子，不能动手……
唉，好一个胜利者，胜利者！
但是这些想法懒懒地接续着，渐渐断了。
他眼前出现了叫喊着“要抽烟”，“给点儿黄烟”的人们，出现了管他叫“大英雄”的两个年轻人。波斯托耶夫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索科洛夫说了说年轻物理学家兰杰斯曼的研究情况，波斯托耶夫就说：“兰杰斯曼又算什么，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第一流发现才真正能震动世界呢。”他把索科洛夫抱住，又说：“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咱们是苏联人。”
电话还通吗，煤气还有吗？难道一百多年前的人在躲避拿破仑之后回莫斯科的时候，也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汽车在楼房大门口停下来。于是维克托一家人又看到了自家的一套住房的四个窗户，窗玻璃上还保留着去年夏天贴的蓝色纸条，又看到了大门，看到人行道边的菩提树，看到“牛奶店”的招牌、房管处门上的牌子。
“电梯恐怕还没有开，”柳德米拉说，并且转脸朝着司机问道，“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送到三楼？”
司机回答说：
“怎么不行，可以。不过，您要给我一些面包，算是脚力。”
把汽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留下娜佳看东西，维克托和妻子朝楼上走去。他们慢慢地朝上走，感到很惊奇，因为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那包了黑漆布的门、那熟悉的邮箱都是老样子。多么奇怪啊，街道、房屋，几乎已经忘记的许多东西都没有消失，这不是，这一切又出现在眼前，人又置身其中了。
有一次，托里亚不愿等电梯，跑上三楼，从上面对着维克托叫喊：“哈，我已经到家了！”
维克托对妻子说：
“咱们在楼梯口歇一会儿，你都喘不上气来了。”
“天啊，”柳德米拉说，“这楼梯脏成什么样子啦。明天我就找房管处，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人打扫打扫。”
终于他们夫妻两人站到自己的家门口了。
“也许，你想亲手开开门吧？”维克托问。
“不，不，你开吧，你是户主嘛。”
他们走进房里，没有脱大衣，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遍。她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拿起电话筒，吹了吹，说：
“电话还能打通！”
然后她走到厨房里，说：
“也有自来水，这么说，卫生间还能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了试煤气炉开关，煤气是关着的。
天啊，天啊，一切都还在。敌人被挡住了。他们回到自己家里来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个星期六，好像就是昨天。好像一切都没变，好像一切都变了！是另外一些人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情，另外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这样平淡无味？为什么已经逝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样美好，那样幸福？为什么要这样操心明天的事—凭票供应，户口登记，用电限额，电梯开不开，订报纸？……到夜里又可以在自己的床上听熟悉的钟声了。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忽然想起他在夏天来莫斯科的情形，想起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俊俏的尼娜，空酒瓶现在还放在厨房里的水槽旁边呢。
他想起他看过诺维科夫上校带来的妈妈的信之后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突然上契里亚宾斯克的情形。他就是在这儿吻尼娜的，她有一只发卡掉下来，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心慌起来，担心那只发卡现在出现在地板上，也说不定，尼娜把口红和香粉盒忘在这里了。
但是这时候，司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把箱子放下来，打量了一下房间，问道：
“整个这一套房都是你们家住的吗？”
“是的。”维克托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我们家六口人才住八平米呢，”司机说，“我老婆在白天趁大家都去干活儿的时候睡觉，夜里她就在椅子上坐着。”
维克托走到窗前，看到娜佳站在汽车旁堆行李的地方，又蹦又跳，还用嘴呵着手指头。
好娜佳，可怜的女儿，这就是你的家。
司机把装食物的口袋和装被褥的大布袋扛进来，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卷起烟卷儿。看样子，他当真关心居住问题，一再地和维克托谈起卫生设备和区房管局的人贪污受贿。这时厨房里的锅子响了几声。
“这就烧饭啦。”司机说，并且朝维克托挤了挤眼睛。维克托又朝窗外看了看。
“这就好了，好了，”司机说，“可是等到在斯大林格勒打垮了德国佬，大家都从疏散的地方回来，房子就更不够住了。不久前我们有一个工人受过两次伤以后回到工厂里，不用说，房子被炸毁了，他带着一家人住到没人住的地下室里，老婆怀着孩子，两个孩子都害肺病。地下室里灌进了水，水到了膝盖以上。他们把木板铺在板凳上，从床上到桌子边，从桌子边到炉边，都从木板上走。于是他到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党委会、区委会都找过，也给斯大林写过信。都答应解决，答应只是答应。一天夜里他带上老婆、孩子和破烂东西住进五楼一个房间，是区苏维埃的机动房间。房间有八点四三平方米。这一下子事情闹大了！检察长把他传了去：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去，要么判五年徒刑，两个孩子交保育院。这一来，他怎么办？他在战争中得过五颗勋章，现在他把五颗勋章扎在胸膛上，扎进肉里，就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在车间里上了吊。大伙儿发现了，马上把绳子割断。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这一来，马上给他发了住房证，他目前还在医院里呢，不过总算他走运，房间虽小，可是好歹有了个窝儿。结果还不坏。”
司机刚说完他的故事，娜佳就走了进来。
“要是东西被偷了，谁负责任？”司机问。
娜佳耸了耸肩膀，就一面呵着冻僵的手指头，在几个房间里转悠起来。
娜佳一走进房间来，就惹爸爸生气了。“你哪怕把领子放下来也好。”维克托说。
但是娜佳没有理睬，却朝着厨房叫道：
“妈妈，我饿死啦！”
这一天柳德米拉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干劲儿，维克托简直觉得，她如果把这股劲头儿用在军事上，德国佬一定会从莫斯科后退一百公里。
管道工接通了暖气，管道完全正常，虽然不怎么热。找煤气工人却很不容易。柳德米拉打电话给煤气管道主任，管道主任从抢修队派来一名工人。柳德米拉把所有的煤气炉都点着了，把烙铁放上去，虽然火力不大，但是坐在房里可以不穿大衣了。在司机、管道工、煤气工忙活过一阵子之后，装面包的口袋就轻飘飘的了。
柳德米拉做家务事一直忙到很晚时候。她把破布缠到刷子上，把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土都扫干净了。又把吊灯架上的灰土揩干净了，把干枯了的花拿到黑黑的过道里，清扫出很多垃圾、旧纸、破布；娜佳也一面嘟哝着，帮着提出去三桶脏水。
柳德米拉把厨房和餐室里的家什都洗了一遍，维克托也在她的指挥下擦洗碟子、叉子和刀子，茶具却不放心让他擦洗。她又开始擦洗浴室，在炉子上炼油，挑拣从喀山带来的土豆。
维克托给索科洛夫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玛利亚，她说：
“我叫他睡了，一路上他很疲乏，不过，如果有什么急事，我把他叫醒。”
“不，不，我没有事，只是想和他聊聊。”维克托说。
“我觉得太幸福啦，”玛利亚说，“一个劲儿想哭呢。”
“上我们家来玩儿吧，”维克托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今天哪儿行啊，”玛利亚笑着说，“柳德米拉有多少事儿，我也有多少事儿。”
她问了问用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方面的事，他忽然很不礼貌地说：
“我马上把柳德米拉叫来，让她来和您谈自来水问题。”马上又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不来，真遗憾，实在遗憾，要不然咱们可以念念福楼拜的长诗《马克斯和莫里茨》了。”
但是她没有理睬他的玩笑，说：
“我等一会儿再给您打电话。柳德米拉收拾房间有多么忙，我也有多么忙。”
维克托明白，她听到他的不礼貌的腔调生气了。他忽然很想上喀山去。
人究竟有多么奇怪啊？维克托打电话找波斯托耶夫，他们家的电话却打不通。他打电话找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邻居接电话说，古列维奇上索科里尼基妹妹家去了。他打电话找契贝任，却没有人接电话。
忽然电话铃响起来，有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要娜佳接电话，但是这时候娜佳倒垃圾桶去了。
“是谁找她？”维克托一本正经地问。
“没要紧事儿，是一个熟人。”
“维克托，别在电话里闲扯吧，来帮我把柜子搬一搬。”柳德米拉喊道。
“我跟谁闲扯？在莫斯科还没人跟我闲扯呢，”维克托说，“你最好还是给我弄点儿吃的。索科洛夫已经吃过饭，睡觉了。”
似乎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更乱了：到处堆着衣服，从橱子里拿出来的家什摆在地板上；又是锅子，又是盆，又是口袋，想在各个房间里和走廊里走走，却走不通。
维克托以为柳德米拉开头会有一段时间不上托里亚的屋里去，他估计错了。她的眼里流露着操心的神气，脸红红的，她说：
“维克托，你把这只中国花瓶放到托里亚的屋里，放到书橱上，我洗干净了。”
电话铃又响了，他听到娜佳说：
“你好……我哪儿也没有去，刚才我妈叫我倒垃圾去了。”
柳德米拉催促他说：
“维克托，帮帮我吧，别睡觉，还有这么多事情！”
女人有多么强大的本能，这种本能多么顽强又多么单纯。
到晚上，一切整理就绪了，房间里暖和了，又呈现出战前原有的样子。
晚饭是在厨房里吃的。柳德米拉烙了饼，又用下午烧的米饭当馅做了馅饼。
“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维克托问娜佳。
“噢，是一个男孩子，”娜佳回答说，并且笑了起来，“他打电话已经打了四天了，终于打通了。”
“你怎么，是在和他通信吗？事先告诉他了你要回来吗？”柳德米拉问道。
娜佳气得皱了皱眉头，一个肩膀动了动。
“可是，哪怕有一只狗给我打打电话也好啊。”维克托说。
夜里，维克托醒了。柳德米拉穿着内衣站在开着的托里亚的房间门前说：
“你瞧，我的托里亚，我一下子都收拾好了，你的屋里也收拾好了，就跟没有打仗一样，我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