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4）
十 六
世间大多数人都不想为“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什么人需要善？什么人行善？有没有通用的善，可以施之于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或者，对我是善，对你就是恶，对我的民族是善，对你的民族就是恶？善是不是永久的、永远不变的，还是昨天的善今天就成为恶，昨天的恶今天就是善？
最后审判的时刻总是要到的，思考善与恶的不应只是哲学家和传教士，应该是所有的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
几千年来人类有关善的概念是否有过变化？有没有像福音书的圣徒所说的，不分希腊人与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国家，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这种概念？也许，这一概念的范围还要广泛些，适用于动物、树木、苔藓，也就是被释迦牟尼及其佛经列入善的概念的那种广义的概念？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为了使人生充满善和爱，才得出人生一切皆空的结论。
我看到，几千年来，人类在哲学和道德方面的领袖产生的一些观念，使善的概念越来越狭窄。
与释迦牟尼相隔五世纪的耶稣的观念，使施善对象的范围变狭窄了。不是所有的生物，只是人！
早期基督徒的善，即所有的人的善，又变成只为基督徒的善，与之并存的是穆斯林的善。
但是过了几个世纪，基督徒的善又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新教徒的善、东正教的善。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了旧教的善和新教的善。
同时存在的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同时出现的有黄种人的善、黑种人的善、白种人的善。
而且，分裂了，又分裂，善已经被划进了宗派、种族、阶级的圈子，在圈子以外的一切人已经进不了善的圈子了。
于是人们看到，因为这种小的、不善的善，而同这种小善认为恶的一切东西进行斗争，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
这种善是一种空壳，神圣的种子已经从其中脱出，失落。谁能把失落的种子还给人类呢？
究竟什么是善？有人曾经这样说：善—就是意愿和与意愿相连的能够使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兴旺发达的行动。
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奋斗的人，总是尽力给人为了大家的假象。所以他们说：我的好处和大家的好处是一致的，我的好处不仅对我有利，对大家都有利。我为自己做好事，其实是为大家做好事。
所以，善失去其公共性之后，一个宗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使自己带上虚伪的公共性，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
不过，就连残暴的希律一世进行血腥屠杀也不是为恶，而是为他的残暴者的善。因为新的力量来到世上，将会给他，他的家族、亲人、朋友，他的王国和军队带来灭亡的威胁。
但出现的不是恶，出现的是基督教。人类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话：“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4]
这条和平与爱的教义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法庭的刑讯，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的反异教运动，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僧侣会的阴谋诡计，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很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基督徒对塔斯马尼亚异教居民的大屠杀，焚烧非洲黑人村庄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灾难，超过了强盗和歹徒为作恶而作恶犯下的罪恶。
人类的人道主义学说本身的命运也是这样使人震惊，使人焦虑，人道主义学说没有逃脱共同的命运，也分裂为一个个局部的、小圈子的善。现实的残酷使一些伟人的心里产生了善，他们使善回到现实中来，一心想按照他们心中的善的模式改造现实。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善的概念的模式变化，而是善的概念陷进了现实的泥淖中，渐渐分裂，失去原有的公共性，为当前的现实效劳，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美好的、无定形的模式塑造现实。
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的变化就是善与恶的斗争，但实际不是这样。希望人类善良的人，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需要有伟大的思想，能够开辟新的渠道，把石头推开，把暗礁消除，把森林移开，需要有公共的善的理想，好使伟大的流水和谐地流动。假如大海一旦有了思想，那么，每次风暴来临时，海水会产生幸福的思想和理想，每一股海浪在岩石上碎裂时，会以为它是为海水的好处牺牲的，就不会想到这是风把它吹起来的，尽管在这之前的千千万万股海浪都是风吹起的，今后风还会吹起千千万万股海浪。
很多书写了怎样同恶作斗争，写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但是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可悲的。其可悲就在于：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号的声音；拉结为她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5] 至于圣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失去孩子的她来说，都无所谓了。
不过，也许，现实就是恶？
我看到我国产生的社会的善这一思想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普遍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种力量，在一九三七年也看到了这种力量。我看到，为了善的思想—这种思想极其美好，极其人道，就像耶稣教的理想那样—为了这种思想消灭了许多人。我看到整村整村的人死于饥饿，我看到农民的孩子死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我看到一列列军车把成千成万男人和女人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城市送往西伯利亚，因为他们被划为社会的善这种光辉伟大思想的敌人。这种思想是美好的和伟大的，所以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要使妻子离开丈夫，使孩子离开父母。
今天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了世界。到处可以听到就死者的哀号和呻吟声。到处弥漫着焚尸炉的烟，天空黑暗，日月无光。可是，就连这样的罪行，这种全世界人类不曾见过的罪行也是借了善的名义。
当年我住在北方森林里的时候，曾经想过，善不在人类中，不在动物和昆虫的相互残杀的世界中，而是在默默无言的树木的世界里。可是，不对！我见到过森林的骚动，见过树木为争夺土地，阴险毒辣地同青草和灌木进行搏斗。千千万万种子飞播开去，生根发芽，渐渐把青草弄死，把友好的灌木扼杀。成千成万幸存下来的幼芽开始优胜劣汰，相互搏斗。只有那些活下来的树木组成了统一的新的林冠，彼此缔结势均力敌的同盟，分享温暖的阳光。云杉和山毛榉则在这林冠之下昏暗的苦役牢里冻得瑟瑟发抖。但是独占阳光的树木总有衰老的时候，高大的云杉就从它们的林冠底下冲出来，冲向阳光，又将赤杨和白桦扼杀。
树木就是这样永远生活在你争我夺中。只有瞎子才认为树木和草的世界是善的世界。难道生存就是恶？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传教士和圣人的说教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的道德中……倒是一些普通人心里怀着对活物的爱，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珍爱和怜惜生命，喜欢在劳动一天之后享受一下炉灶的温暖，不在场地上烧火堆和放火。
所以，除了可怕的大的善，还有平常的人的善良。一个老奶奶拿一块面包给俘虏吃，一个士兵把壶里的水给受伤的敌人喝，年轻人怜惜老年人，农民把犹太老头子藏在草垛里，这都是善良。有的看守人员冒着个人失去自由的危险，把囚犯或俘虏的信件传送出来，不是给志同道合的同伴，而是给母亲和妻子们，这也是善良。
这是个人之间偶尔为之的善良，是无需证明的、没有用心的小善良。可以叫做无意识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善良。
但是，我们只要一想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无意识的、个人间的、偶然性的善良是永恒不灭的。这种善良可以施于一切生物，甚至一只老鼠，一根树枝都可以受到这种善的恩泽—有时行人会忽然站下来，扶一扶受伤的树枝，让它更容易重新长到树干上。
在可怖的时代，在以国家民族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在人已经不像人，而只是像树枝一样荡来荡去，又像一块块石头填进山沟和土坑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可怖和疯狂的时代，这种没有用心的、可怜的、像镭粒子一样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没有消失。
有一些德国兵来到村子里。昨天在路上有两名德国兵被打死。晚上把一些妇女赶出去，叫她们在树林边挖坑。有几名士兵住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家里。她的丈夫被带到警察所去了，那里还关着二十个农民。她一夜没有睡，德国兵在地下室里搜到一筐鸡蛋和一瓶蜂蜜，他们自己生起炉子，炒鸡蛋，喝酒。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吹起口琴，其余的人又跺脚又唱歌。他们对女房东连看也不看，好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猫。早晨，天亮了，他们开始检查自己的枪。那个年纪大些的士兵很笨拙地拉了一下枪机，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肚子里。大家一齐叫起来，乱成一片。几个德国兵草草地给他包扎了一下，就把他放到床上。接着他们都被叫走了。他们临走向女房东打了打手势，叫她照应受伤的德国兵。女房东看到，要把他掐死不费吹灰之力。他一会儿嘟哝，一会儿闭上眼睛，又哭又咂吧嘴。后来忽然睁开眼睛，很清楚地说：“妈妈，给我水。”女房东说：“哼，你这该死的东西，把你掐死才好呢。”可是她还是给他端来了水。他抓住她的手，叫她把他扶起来，因为血堵得他不能喘气。她把他扶起来，他用两手勾住她的脖子，支撑着身子。这时村子里响起一片枪声，她吓得直打哆嗦。
后来她说起当时的情形，但是谁也无法理解，她也无法解释。
这是一种善良。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修士让蛇在怀里暖和身子，就是指责这种善良没有意义。这种善良，就好比爱惜咬死小孩的毒狼蛛。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有害的、荒唐的善良！
人们乐于援引寓言中的例证，记住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害处。不必害怕！如果怕这种善良，就好比一条淡水鱼偶然从河里来到水咸的大海里，感到害怕。
没有意义的善良有时给社会、阶级、民族、国家造成的害处，与天生善良的人发出的光相比，是会黯然失色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区别，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说明，生存并不就是恶。
这种善良是没有言语、没有用心的。它是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稣教把它变为教堂神甫的教义，它就变得暗淡了，种子就变成了空壳。当善良没有言语、没有心思、没有用意的时候，当善良隐藏在人心里的时候，当善良没有成为传教士的武器和商品，当矿金没有炼成神的金币的时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样实实在在。就连耶稣的说教，也使善良失去其生命力。善良的生命力在人心的不言不语中。
但是，我怀疑人类的善，也怀疑善良。我很惋惜它没有生命力！它既然没有什么感染力，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以为，它没有生命力。美好而又没有生命力，简直就像露水。
怎么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丢失，而使它变得有力呢？教会就是使它枯死了，将它丢失了。当善良不是什么力量的时候，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变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会暗淡，失去光彩，消失。
现在我看到恶的真正力量。天国是空的。地上只有人。拿什么来扑灭恶呢？拿人类的善良，拿这样几滴露水？但是要知道，这种火用所有的海洋里的水和所有云层的水都是扑不灭的，从福音书的时代直到今天的钢铁时代所汇集起来的一点点可怜的露水也扑不灭……
我再也不相信能够在上帝身上、在自然界找到善，就这样，我再也不相信善良。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越多，越广，我就越加看清：人性总是存在的，是泯灭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黄土的旁边，在毒气室的门口。
我在地狱里锻炼了信心。我的信心是从焚尸炉里出来的，是穿过了毒气室的水泥墙的。我看出来，不是人在同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是强大的恶在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性就是现在仍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完之后，半闭起眼睛，坐了好几分钟。
是的，这是一个受了震动的人写的。一个可怜的灵魂的悲剧！
这个蔫了的人竟说，天国是空的……他把人生看作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末了他玩弄起旧的铃铛，玩弄起老奶奶的善良，还打算用灌肠的喷嘴扑灭世界的大火。这一切多么无聊呀！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隔离室的灰墙，想起了天蓝色的安乐椅，想起他和利斯的谈话，感到十分沉重。头并不难受，是心里难过起来，呼吸也困难了。看样子，他怀疑伊康尼科夫，是错了。这个呆子写的东西，不仅引起他的鄙视，也引起夜里和他谈话的那个讨厌的家伙的鄙视。他又想了想自己对切尔涅佐夫的感觉，想了想利斯谈到这一类人时鄙夷和仇恨的口气。他的模模糊糊的苦恼似乎比肉体的痛苦更使他难受。
十 七
谢廖沙·沙波什尼科夫指着背囊旁边砖堆上的一本书，说：
“你看过吗？”
“看了好几遍啦。”
“喜欢吗？”
“我更喜欢狄更斯。”
“嘿，狄更斯。” 他用讥笑的、傲慢的口气说。
“你喜欢《巴马修道院》吗？”
“不怎么喜欢。”他想了想，回答说。又补充道：“今天我要跟步兵一起把旁边一座小屋的德国佬打出去。”他看到她的目光，又说：“当然，是格列科夫的命令。”
“别的迫击炮手呢，琴佐夫呢？”
“他们不去，就我一个去。”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他老是缠着你吗？”
她点了点头。
“你怎么样？”
“你知道嘛。”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被打死。”
“为什么叫你跟步兵一起去？你是迫击炮手啊。”
“为什么他要把你留在这儿？报话机已经打成碎片。早就该把你送回团里去，上左岸去。你在这儿无事可干，成了流浪女了。”
“不过咱们可以天天见面呀。”
他摆了摆手，就走开了。
卡佳向周围看了看。彭丘克在二楼望着，笑着。显然，谢廖沙也看到了彭丘克，所以突然走开了。
德军用大炮轰这座楼房，一直轰到黄昏时候。有三个人受轻伤，有一段内墙倒塌下来，把地下室的出口堵住了。大家把出口处打通，一颗炮弹又炸倒一段墙，地下室出口又被堵住，大家又开始挖。
安齐费罗夫朝灰尘飞扬的幽暗处瞅了瞅，问道：
“喂，报话员同志，您活着吗？”
“是的。”卡佳在幽暗处回答说。她打了一个喷嚏，啐‡o一口红色的痰。
“祝您健康。”一名工兵说。
等到天黑下来，德军打出照明弹，用机枪扫射起来，有几架轰炸机飞来，扔下爆破弹。谁也没有睡觉。格列科夫亲自打起机枪，步兵有两次大声骂着娘，用工兵的锹掩护着脸，冲上去把德国佬打退。
德国佬似乎觉得，他们不久前占领的这座无主的楼房，马上就要遭到进攻。
当枪炮声停息的时候，卡佳能听到他们吵吵嚷嚷说话的声音，就连他们的笑声也能听得很清楚。
德国佬说话非常难听，发音完全不像外语课教师教的那样。她看到小猫从垫子上爬了下来。小猫后面两个爪子不能动了，只用两个前爪在爬，正急急忙忙朝卡佳爬来。
后来小猫不爬了，嘴张了几下，就闭上了……卡佳拨了拨小猫合上的眼皮。“死了。”她在心里说，蓦地浮起一股厌恶感。忽然她明白了，这已经半麻痹的小猫是预感到要死了，所以想到她，向她爬来……她把已死的小猫放进一个坑里，上面撒了一些碎砖渣子。
地下室里充满了照明弹的光，她觉得似乎地下室里没有空气，似乎她呼吸的是一种带血的液体，这种液体从天花板上往下流，从每一块砖里往外渗。
眼看着德国佬从远处的角落里爬出来了，正在朝她爬，马上就会把她抓住，把她带走。已经很近了，他们就在跟前打枪。也许，德国佬要扫荡二楼？也许，他们不从下面来，而是从上面，从天花板的窟窿里跳下来？
为了让自己镇定，卡佳尽量回想钉在门上的小卡片：“季霍米罗夫家—按一下，茨加家—按两下，契列穆什金家—按三下，芬别尔格家—按四下，文格罗夫家—按五下，安德留先科家—按六下，彼果夫家—长长的一下……”她拼命回想芬别尔格家放在煤气炉上、盖着胶合板的大锅子，回想阿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芙娜·安德留先科家蒙着大罩子的木盆、季霍米罗夫家挂在绳扣上的掉了瓷的脸盆。她想象她在给自己铺床，把妈妈的棕色头巾、一块棉绒、开了绽的夹大衣都垫到弹簧坏了的褥垫底下。
然后她就想“6—1”楼房。这会儿，当希特勒的匪徒步步逼近，从地上爬过来的时候，那些粗野的骂娘话似乎也不可恼了，格列科夫的目光她也不怕了，以前她看到那目光，不仅脸会红，连脖子，连军装里面的肩膀都会红的。在参军后的这几个月里，她听了多少下流话！当秃顶的中校龇着金牙暗示她可以留在河那边的通讯站时，她用“无线电”和他进行了多么糟糕的通话呀……她想起有些女孩子小声唱的伤心的歌儿：
有一个秋夜里
指挥官亲自将她温存
唤了一夜小亲亲
从此她就自暴自弃……
她不是胆小鬼，只不过出现了这样的心情。
她第一次看到谢廖沙，是在他念诗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是一个呆子。”后来他有两天不见人影，她也不好意思打听他，心里老是在想，他是不是被打死了。后来他在夜里突然出现了，她并且听见他对格列科夫说，他是从司令部的掩蔽所里偷跑回来的。
“好，”格列科夫说，“你这是开小差跟着我们朝阴间跑。”
谢廖沙在离开格列科夫从卡佳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看，也没有回头。她很难过，后来生起气来，又在心里说：“傻瓜！”
后来她听到楼房里的人的谈话。他们说的是，谁最有可能第一个和卡佳睡觉。有一个说：
“不用说，是格列科夫。”
另外一个说：
“这可不一定。不过，谁的名次排在最后面，我倒是可以说说，那就是迫击炮手谢廖沙。女孩子越是年轻，越喜欢老练的男子。”
后来，她发现几乎没有人跟她逗着玩儿、开玩笑了。格列科夫毫不掩饰别人接触卡佳时他的不快心情。
有一次，大胡子祖巴廖夫喊她：
“喂，楼长夫人。”
格列科夫并不着急，但是他显然很有信心，而且她也感觉得到他自己很有把握。在报话机被炸成碎片之后，他叫她躲到很深的地下室的一个隔间里。昨天他对她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姑娘。”又补充说：“我要是在战前遇到你，一定会娶你。”她想说，要娶她还得问问她呢，可是她没有说，她不敢说。他对她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没有对她说过任何粗野的下流话，但是她想到他，就觉得可怕。
也是昨天，他很忧愁地对她说：
“德国佬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了。咱们这里面的人未必有谁能活下来。德国佬钉住我们的楼房不肯放。”
他用缓慢而凝神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下，卡佳害怕了，不是因为想到了德国佬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是因为看到这缓慢而镇静的目光。
“我会上你这儿来的。”他说。似乎这话和他说的在德国佬发动进攻之后未必有谁能活下去的话没有什么联系，但联系是有的，而且卡佳也明白了。
他不像她在科特卢班山下看到的那些指挥员。他和人说话既不高声大叫，也不吓唬，可是大家都听他的。他坐在那里，又抽烟，又说笑，又听别人说笑，跟士兵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他的威信很高。
她和谢廖沙几乎不说话。她有时觉得，他爱上她了，可是也和她一样，在又喜欢又怕的人面前非常胆怯。谢廖沙又胆小，又没有经验，可是她真想请求他保护，对他说：“来我这儿坐坐吧。”有时她还想安慰安慰他。跟他在一块儿说话，感觉真是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打仗，也没有这“6—1”楼房。他也好像感觉到这一点，就有意尽量表现得粗野些，有一次他还在她面前骂过娘。
就这会儿她也觉得，她模模糊糊的想法和感情与格列科夫派谢廖沙去攻打德国佬占的房子这件事有一种无情的联系。她听着枪声，想象着，谢廖沙躺在红红的砖堆上，已经死去的蓬乱的头耷拉下去。
她感到对他心疼得不得了。五光十色的夜晚的战火，对格列科夫的害怕，对他的钦佩，钦佩他敢于凭借一片瓦砾向德军的钢铁队伍发动进攻，还有对母亲的想念—这一切在她心里交织在一起了。
她想，只要能看到谢廖沙活着回来，她愿意奉献她的一切。
“要是有人问，要妈妈还是要他，怎么办？”她心里想道。
后来她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她用手指头抓住一块砖，仔细听着。
枪声停了，一切都静下来。她的脊背、肩膀、小腿都痒起来，但是她怕挠痒，怕弄出响声。有人问巴特拉科夫，为什么他老是挠痒，他回答说：“这是神经性的。” 可是昨天他说：“我在身上逮了十一个虱子。”于是科洛密采夫笑着说：“神经性的虱子咬巴特拉科夫啦。”
等到她被打死了，大家把她抬到坑边，会说：
“这可怜的姑娘浑身都是虱子啦。”
也许，这真是神经性的？于是她明白了，黑暗中有一个人向她走来了，不是虚幻的、臆想的人，是从沙沙声中，从一片片亮光、一片片黑暗，从紧张的心跳中出现的。卡佳问：
“是谁？”
“是我，自己人。”黑影回答说。
十 八
“今天不发动进攻了。格列科夫决定改在明天夜里。今天德国佬一个劲儿地在进攻……我想顺便说说，那本叫《修道院》的小说，我从来没看过。”
她没有回答。
他很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神情，一阵爆炸的火光顺应他的愿望，把她的脸照得透亮。过了一秒钟，又黑了下来，于是他们又无声地商量好，等待下一次爆炸和闪光。谢廖沙握住她的手。他攥住她的手指头。他平生第一次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生满虱子的肮脏的姑娘静静地坐着，她的脖子在黑暗中发亮了。突然闪起照明弹的亮光，他们把头挨在一起。他把她抱住，她眯起眼睛，他们都知道学校里有一个说法：谁睁着眼睛接吻，谁就不是真爱。
“这不是开玩笑，是吗？”他问道。
她用两手捧住他的两鬓，把他的头转过来朝着自己。
“一生一世，永不变心。”他说得很慢。
“太好了，”她说，“我就是怕，忽然有什么人来。可是以前不论谁来，不论是里亚霍夫、科洛密采夫、祖巴廖夫……我有多么高兴呀。”
“还有格列科夫。”他提醒说。
“哎呀，不。”她说。
他吻起她的脖子，并且解开她军装上的扣子，拿嘴去吻她那瘦削的锁骨，却不敢吻她的胸脯。她抚摩着他那硬扎扎的、没有洗过的头发，就好像他是一个小孩子，她已经知道，这一切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都是应该有的事了。
他看了看发光的表盘。
“明天谁带你们去进攻？”她问道。“是格列科夫吗？”
“你问这干什么？我们自己去，用不着谁带我们。”
他又把她抱住，忽然他的手指头发凉，由于下了决心，情绪激动，胸中也发起凉来。她半躺在军大衣上，似乎连气也不喘了。他一会儿碰着她那粗糙的、好像蒙着灰土似的军服和裙子，一会儿碰着她那扎手的充革布高筒靴。他的手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温暖。她想坐起来，但是他吻起她来。忽然一阵亮光闪起，刹那间照亮了落在砖堆上的卡佳的军帽，照亮了她的脸，在这几秒钟里，他觉得她的脸和往常大不一样。可是马上又黑了下来，而且不知为什么特别黑……
“卡佳！”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我？”
“别这样，别这样，冷静点儿！”
她又想起他和她母亲，想着她应该更喜欢谁。
“原谅我。”她说。
他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就说：
“你别怕，我一辈子不变心，只要能活下去的话。”
“我这是想起了妈妈。”
“可是我的妈妈死了。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因为我爸才被流放的。”
他们互相拥抱着，在军大衣上睡着了。楼长走到他们跟前，看了看他们的睡态：迫击炮手谢廖沙的头枕在报话员姑娘的肩上，他的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他好像怕把她丢了。格列科夫觉得他们两个都死了，因为他们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样安静。
黎明时候，里亚霍夫朝地下室的隔间里瞅了瞅，喊道：
“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罗娃，楼长叫你们，要快点儿，麻利点儿！”
在朦胧而寒冷的晨曦中的格列科夫的脸是阴沉的、严峻的。他的一个宽大的肩膀靠在墙上，蓬乱的头发耷拉在窄窄的前额上。
他们站在他面前，倒换着两只脚，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手挽手站着。
格列科夫动了动他那扁平的狮鼻的大鼻孔，说：
“是这样，沙波什尼科夫，你马上到团部去，我派你去。”
谢廖沙感觉到姑娘的手指在抖动，就把她的手指头攥住，于是她也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抖动。他吸了一口气，感到舌头和上腭发干发燥。
多云的天空和大地一片寂静。盖着军大衣胡乱躺在地上的人似乎都没有睡，都在等待着，连气也不喘。
周围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可亲，谢廖沙心想：“要把他从天堂赶出去，要像拆散农奴一样把我们拆散了。”他怀着祈求和仇恨的心情望着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起眼睛，凝视着姑娘的脸，谢廖沙觉得他的目光很讨厌、很无情、很放肆。
“好吧，就这样，”格列科夫说，“报话员同志跟你一块儿去，没有报话机，她在这儿无事可干，你把她送回团部去。”他笑了笑。“以后你们上哪儿，到时候你们自己知道。这是调派信，我把你们两个人写在一起了，我不喜欢写字。明白吗？”
谢廖沙忽然看到，一双透着亲切、精明然而又忧伤的眼睛正望着他，这样的眼睛他还从来不曾见过。
十 九
步兵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没有到过“6—1”楼房。和楼房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不知是报话机坏了，还是上级的严厉训斥让楼房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大尉厌烦了。
有一段时间，可以通过一名党员迫击炮手得到有关被围大楼里的情况的报告。他报告说，楼长作风散漫，对士兵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过，格列科夫同敌人作战是很勇敢的，这一点汇报人也不否认。
就在皮沃瓦罗夫准备进入“6—1”楼房的这天夜里，团长别廖兹金害起重病。他躺在掩蔽所里，脸烧得通红，睁着失神的、透明的、茫然的眼睛。
医生看了看别廖兹金，慌了。他治惯了打断的胳膊腿和打裂的头盖骨，现在却是一个人本身害起病来。医生说：
“要拔火罐，可是上哪儿去弄罐子呀？”
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吿团长的病情，可是师政委打电话给皮沃瓦罗夫，要他立刻到师部去。
当皮沃瓦罗夫喘着粗气（他遇到炮弹爆炸，曾经两次卧倒）走进师政委的掩蔽所时，师政委正在和从左岸来的一位营政委说话。皮沃瓦罗夫听说这个人常常给驻扎在各个工厂里的部队作报告。
皮沃瓦罗夫大声报告说：“奉命来到。”并且马上就报告了别廖兹金的病情。
“啊……伤脑筋，”师政委说，“皮沃瓦罗夫同志，您得担当起团的指挥任务了。”
“被围困的楼房怎么办？”
“您不用管了，”师政委说，“这座被围的楼房惹出大麻烦。这事儿弄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他把一张密码电报对着皮沃瓦罗夫晃了晃。
“我就是为这事叫您来的。这不是，克雷莫夫同志接到方面军政治部的命令，要他进入被困的楼房，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秩序，在那里做作战政委，如有必要，就解除那个格列科夫的职务，自己担任指挥……因为这是在你们团的地段上，所以你们要给予一切必要的供应，要负责帮助进入被困楼房，负责今后的联系。明白吗？”
“明白了，”皮沃瓦罗夫说，“一定做到。”
说过这话以后，他改变了谈公事的腔调，用平时谈家常的语气问道：
“营政委同志，跟这样一些小伙子打交道，是您的专长吗？”
“正是我的专长，”从左岸来的政委笑着说，“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带领二百人突围，在乌克兰到处转，那时候见惯了游击习气。”
师政委说：“好吧，克雷莫夫同志，那您就去干吧。多跟我联系。国中有国是很不好的。”
“是啊，那里面的人还和报话员姑娘有一些不干不净，”皮沃瓦罗夫说，“我们的别廖兹金一直在担心。他们的报话机又叫不通。那里面的小伙子又是那种样子，他们什么事儿都会干出来。”
“好啦，到里面您就清楚了，要好好地整一整，祝您成功。”师政委说。
二 十
格列科夫送走谢廖沙和卡佳之后，过了一天，克雷莫夫便在一名士兵护送下，前往被德军围困的著名大楼。
他是在明亮而寒冷的黄昏时候从步兵团团部出发的。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铺了沥青的院子，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更强烈地感觉到死亡的危险。
同时，他的振奋和喜悦依然没有消失。突然收到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密码电报向他证实了，在斯大林格勒这地方，一切都不一样，这里是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对人有另外一种要求。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残废队的残废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作战政委了。危险而困难的任务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在师政委和皮沃瓦罗夫的眼里他又看到了过去党内同志常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神情，感到何等愉快，何等甜蜜。
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沥青地上，炸坏的迫击炮旁边，躺着一名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现在，就在克雷莫夫心里充满了希望，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令他大吃一惊。他见过许多死人，对死人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现在他哆嗦起来—已经僵了的尸体像鸟儿一样软弱无力地躺着，蜷着两条腿，好像怕冷。
一个身穿歪歪扭扭的灰斗篷的政治指导员提着鼓鼓的图囊从旁边跑过，几名红军士兵用帆布裹着防坦克地雷和大面包，拖着往前走。
死人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也不希望收到忠诚的妻子的来信。他并没有因为死就强大起来，他是最弱小的，像一只死麻雀，连小蚊子、小虫儿都不怕他。
在车间的一个墙豁口里，炮兵们正在安置团里的一门炮，并且和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争吵。从争吵者的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吵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儿待了多久啦？你们还在河那边逛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
“真不要脸，你们算什么人！”
空中一声尖啸，一颗炮弹在车间角落里爆炸了。炮弹片打在墙上。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士兵回头看了看，看看政委是不是被炸死了。等到克雷莫夫走到跟前，他说：
“政委同志，您别怕，我们认为，这儿是第二梯队，是大后方。”
过了不长时间，克雷莫夫就明白了，车间墙外的院子确实算是很平安的地方。
他们又跑，又卧倒，把脸埋在地里，然后又跑，又卧倒。他们有两次跳进步兵所在的战壕里，他们在烧毁的房屋中间跑，这一带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钢铁的呼啸与尖叫声……那名士兵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飞机没有轰炸。”但接着又提议说：“来，政委同志，咱们下到这个弹坑里避避。”
克雷莫夫溜进弹坑里，朝上面看了看：蓝天还在头顶上，头也没有掉下来，依然长在肩膀上。只有死神在前后左右，在头顶上啸叫和狞笑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的存在是很奇怪的。
在死神挖出的坑里有一种安全感，也是很奇怪的。那士兵不等他喘息过来，就说：“跟我进去！”他爬进了坑底一个黑咕隆咚的通道口。克雷莫夫跟着他钻进去，低矮的通道口变宽了，顶也变高了，他们进了地道。
在地下可以听到地上大战的隆隆声，穹顶在颤动，隆隆声在地道里滚动着。在铁管特别密集、手臂粗的黑电缆纵横交叉的地方，墙上用红颜料写着“马霍夫是头驴”。那士兵用电筒照了照，说：
“咱们头顶上就是德国佬了。”
一会儿他们拐进一条窄窄的通道，朝着一个隐约可见的灰色光点走去。通道深处的光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亮，传来的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也越来越激烈。
有一小会儿，克雷莫夫觉得他这是朝死刑台走去。但是等他们来到地面上，克雷莫夫看到的首先是一张张人的脸；他觉得这一张张脸像圣像一样安详。
克雷莫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轻松。他甚至感到，这疯狂的战争不像是生与死的可怕关头，而是年轻、强壮、充满生命力的行路人头顶上的雷雨。
他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坚定的自信，相信他现在时来运转了。他好像在这一天的光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志向和布尔什维克的抱负了。
跟这种年轻的豪情壮志交织在一起，他又想起了离他而去的妻子。他觉得她是无比可爱的。
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会跟着他的力量，跟着以前的生活一起回到他这里的。他离不开她。
有个老兵把军帽扣在额头上，站在一堆火旁边，用刺刀翻着在洋铁瓦上烙的土豆饼；土豆饼烙好了，他就放到钢盔里。他一看到这个联络员，很快地问道：“谢廖沙在哪儿？”
联络员一本正经地说：“首长来啦！”
“老爹，多大岁数了？”克雷莫夫问。
“六十了。”老头子回答说，又解释说：“我是从工人民兵里来的。”
他又侧眼看了看联络员。
“谢廖沙在哪儿？”
“他不在团里，看样子，他到友邻部队去了。”
“唉，”老头子懊丧地说，“他要完啦。”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向周围看了看，又去看了地下室里板壁只剩一半的隔间。有一处安放着团里的一门炮，炮口从墙上打的一个窟窿伸出去。
“就像在战列舰上。”克雷莫夫说。
“是的，不过水太少啦。”那个士兵说。
再往前，在石头坑里和夹缝里安放着迫击炮。在地上放着一些带尾巴的地雷。再过去一点儿，防雨布上放着一架手风琴。
“咱们‘6—1’号楼撑住了，没有向法西斯屈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会为这感到高兴。”
大家都没有说话。波里亚科夫老头子把装满土豆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面前。
“关于波里亚科夫怎样烙饼，不会报导吧？”
“你们光知道笑，”波里亚科夫说，“可是我们的谢廖沙被赶走了。”
这个迫击炮手问道：
“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吗？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有一个穿着汗衫、敞着军服上衣的人说：
“有一次伏尔加河那边的重炮朝我们轰，一阵气浪把科洛密采夫打倒，他爬进来就说：‘好啦，同志们，开辟第二战场啦。’”
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说：
“干吗要瞎说，假如没有重炮的话，咱们在这儿也待不住。德国佬早把咱们吃掉啦。”
“可是，指挥员在哪儿呀？”克雷莫夫问。
“那不是，躺在最前沿上呢。”
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正躺在高高的砖堆上，用望远镜在瞭望。
克雷莫夫唤他一声，他很不情愿地转过脸来，带着警告的神气调皮地把一个指头放到嘴上，又用望远镜了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笑了。他从上面爬下来，笑着说：
“比下棋还不如呢。”
他打量了一下克雷莫夫军服上的绿杠和政工人员军星，说：“营政委同志，欢迎光临寒舍。”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里来的吗？”
他的一切—他的目光，他的快动作，他的扁鼻子的大鼻孔—都是很粗野的，本身就是粗野。
“没什么，没什么，我会让你服帖的。”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询问情况。格列科夫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打呵欠，一面四处张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话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回想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要是把您撤掉呢？”克雷莫夫问。
“为什么？”格列科夫回答说。“顶好用小教练机送点儿黄烟来，当然，还要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再弄点酒和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手指头数算着。
“这么说，您不准备离开了？”克雷莫夫生气又不满地端详着格列科夫很不好看的脸，问道。
他们都不说话了，在这短短的沉默时间里，克雷莫夫战胜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楼里的人的心情。
“您写作战日记吗？”他问道。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地方写，而且也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
“您是在一七六步兵团团长领导下呀。”克雷莫夫说。
“是，营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又用冷笑的口吻说：“在这块地段被截断，我在这座楼房里把人和武器集合起来，打退三十次进攻，烧毁八辆坦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领导我。”
“现有人员的准确数字，您知道吗？检查过吗？”
“我用不着检查，我又不申报队列人员名单，又不到行政管理处和补给站领给养。我们有烂土豆吃，有臭水喝就行了。”
“这楼里有女人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是在对我进行审问呀？”
“你们的人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有人被俘。”
“那么，你们的女报话员哪儿去啦？”
格列科夫咬了咬嘴唇，两道眉毛皱到了一起，他回答说：
“那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发展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后来我又把她枪杀了。”他伸直脖子，问道：“您是要我这样回答吗？”又用冷笑的口吻说：“我看出来，这儿有惩戒营的气味了，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头发昏啦。我也被围困过，当时也受过询问。”
他看了看格列科夫，慢慢地说：
“我奉上级的指示，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职务，亲自指挥这批人员。干吗您自己要往叉子上闯，非要我走这一步呢？”
格列科夫没有说话，想了想，侧耳听了听，然后说：
“没有声音了。德国佬停止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