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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斯特拉姆仿佛被一列隆隆奔驰的火车载向远方，坐在列车里怀念和回忆家中的宁静，未免有点古怪。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希沙科夫登门看望斯特拉姆那天，显得关切而殷勤，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用诙谐而友好的口吻解释着，请求他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斯特拉姆觉得，这一天已过去十年之久。
斯特拉姆以为，那些极力要加害于他的人一定会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但他去研究所上班那天，他们却髙兴地同他打招呼，并且用充满忠诚和友谊的目光望着他的眼睛。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确是真诚的，现在他们确实对斯特拉姆一片好心。
现在他又听到许多赞扬他工作的好话。马林科夫召见了他，用那双聚精会神的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同他谈了四十分钟。斯特拉姆大为惊异的是，马林科夫居然了解他的工作，专业术语运用得相当自如。
临别时马林科夫说的一番话使斯特拉姆颇为惊讶：“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您在物理学理论方面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将感到痛心。我们非常明白，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料到会听到这种言论。
同马林科夫会见的第二天，他发现希沙科夫提心吊胆询问的目光，再回想希沙科夫背着他召开“家庭会议”时他所忍受的屈辱，他的确感到有些奇怪。
马尔科夫又变得客气而亲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了几句俏皮话，面带微笑。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拥抱了斯特拉姆，说道：“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您这个幸运的威尼亚明。”
然而列车一直在载着他奔驰着。
有人征求斯特拉姆的意见，问他是否认为需要在自己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他每次都乘专机飞往乌拉尔，并有一位副人民委员与他同行。指定一辆汽车专供他使用，柳德米拉乘坐汽车去内部商店时，顺路捎带上那些在几周之前还装做没认出她的女人。
过去看上去复杂难办的种种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
年轻人兰德斯曼大为感动：科夫琴科亲自往家里给他打了电话，杜边科夫在一小时之内给他办好了进入斯特拉姆的实验室的手续。
从喀山回来的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对斯特拉姆说，她的申请和通行证在两天之内就办好了；而在莫斯科，科夫琴科派车到车站接她。杜边科夫写信通知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恢复工作的消息，暂时的缺勤待与副所长协商之后补发给她全部工资。
对新来的工作人员招待周到，供餐从无间断。他们笑呵呵地说，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吃现成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止于此。
斯特拉姆的实验室里安装的机器设备在他看来已不那么完善。他想，一年之后它会像斯蒂芬孙的火车头那样博得人们的微笑。
斯特拉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看来都很自然，同时又显得极为反常。实际上，斯特拉姆的工作的确意义重大，富有兴趣，为什么不该得到夸奖呢？兰德斯曼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夫娜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为什么要让她闲待在嘻山呢？
与此同时，斯特拉姆心里明白，假如没有斯大林打来的电话，932
研究所里谁也不会夸奖斯特拉姆的卓越劳劫，恐怕兰德斯曼还带着他的满腹才华无所事事地在外面闲逛呢。
然而斯大林打电话来并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自古怪的愿望，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斯大林代表着整个国家，而国家是不会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
斯特拉姆以为，组织工作会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他不得不接待新的科研人员，制定各种计划，分配订购机器设备，参加各种会议。然而，汽车轮子跑得快，会议时间不长，开会时谁也不迟到，他的意见顺利得到采纳，最宝贵的上午工作时间斯特拉姆常常在实验室里度过。在这段极为重要的工作时间里他是空闲的。谁也不来打扰他。他可以安心思考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的科学真正成了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的画家所遭遇的情形。
谁也没有企图破坏他的学术兴趣，而这一点却是他最为担心的。“我现在的确是空闲的。”他吃惊地想道。
他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发的那些议论，阿尔捷列夫当时谈到军事工厂的原料、能源和机床有保障，谈到那里没有拖拉作风。
“当然了，”斯特拉姆心想，“那种所谓的‘飞毯’作风，那些没有官僚主义的地方，恰恰表现出官僚主义。那些为国家主要目标服务的事业正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发展着，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能够阻止任何运动，但它也能在无形中加速这种运动，甚至使它脱离地球引力的限制。”
然而，在那些夜晚，在喀山的那间小房子里谈的话他现在很少去回想了，即便是回想起来，他也漠不关心。在他看来，马季亚罗夫现在也不那么出色，不那么聪明了。现在，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也不再使他惴揣不安了，他也不再那么经常不断地回想卡里莫夫惧怕马季亚罗夫，或马季亚罗夫惧怕卡里莫夫了。
他无意中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了一种准则，他本人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他看来，过去那段生活仅仅是个例外，他已经过不惯那种生活了。阿尔捷列夫的论断真的正确吗？
以前，他一进干部处，就感到气恼，焦急不安，感觉到杜边科夫注视着他。然而杜边科夫原来是个热情和善的人。
他给斯特拉姆打电话时，总是说：
“杜边科夫打扰您啦。我不妨碍您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他原来觉得，科夫琴科是个奸诈而阴险的阴谋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挡他道路的任何一个人，他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漠不关心，善于蛊惑人心，属于那种惯于依照隐秘的不成文的规矩办事的人。然而想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与他原来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点。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实验室来，待人很亲切，有时同安娜。纳乌莫夫娜开几句玩笑，是个名符其实的民主派；他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经常同钳工和机械师谈话，说他年轻时在车间里当过旋工。
多年来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饭，发现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讲究饮食，谈吐幽默，妙趣横生，喜欢喝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斯特拉姆常常这样想。不过他心里当然明白，他取得的并非彻底的胜利，他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之所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帮助他，而不再妨碍他工作，决不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华抑或他自己的什么力量征服了他们。
他毕竟很高兴。他胜利了！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时”新闻。苏军的攻势在逐渐扩大。现在，斯特拉姆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同合乎规律的战争进程，同人民、军队和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是极为自然的事。
但他知道，并非一切都这么简单。他有时只想看到那种极为单纯的东西，诸如“斯大林在这里，斯大林在那里。斯大林万岁！”有时他对自己这种愿望加以嘲笑。
他过去觉得，那些行政干部和党的活动家在家庭圈子里也在谈论干部的纯洁性，也在用红铅笔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读《党史简明教程》，而在梦中也在看干部临时规则和义务守则。
斯特拉姆突然发现了这些人的另一面，作为人的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钓鱼爱好者，战前，他曾带着老婆和儿子们乘小船在乌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科夫琴科有一次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收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收集的仙人掌保养得完好无损。
“真的，他们不是那种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査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37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洛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间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恰好在这段时间，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了麻烦。于是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见了他。巴格良诺夫军便服领子上佩戴着菱形章，从停在最髙检察院大门前的一辆汽车里走出来。这是他获释八个月后的事。八个月前，他还穿着烂衬衫，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深更半夜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谈论那些无罪的罪人，谈论盲目的暴力手段。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谈话，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在检察院工作的机会。”克雷莫夫带着挖苦的微笑说。
当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想起这件事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
他对1937年死难的人态度丝毫没变。他依旧惧怕斯大林的残酷。
人们的生活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处处碰壁或事事顺遂而发生936
变化。集体化时期的死难者和1937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是否获得勋章和奖金证章，是被邀请去见马林科夫还是无权出席希沙科夫召集的茶话会而复活。
这一切斯特拉姆非常明白，并且记得清清楚楚。但这种明白和记忆中毕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
他经常对妻子说：“周围有多少小人啊！人们胆小怕事，不敢堂堂正正地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让步，有多少妥协行为，有多少可鄙的举动啊。”
他甚至带着某种责备想起切佩任：“他过分迷恋于旅行和登山运动，这是对生活复杂性的无意识的恐惧，他离开研究所这件事说明，他有意识地逃避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身上毕竟有某种东西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五十四
斯特拉姆恢复工作之后，在实验室里没有遇见索科洛夫。在斯特拉姆回到研究所前两天，索科洛夫得了肺炎。
斯特拉姆了解到，索科洛夫生病之前，曾经同希沙科夫商定了新的工作。索科洛夫已被任命为重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现在是事事如愿，步步高升。
就连爱管闲事，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索科洛夫请求所委会将他调离斯特拉姆实验室的真正原因。
斯特拉姆得知索科洛夫调走的消息，并没有感到伤心和惋惜，因为一想到同他见面和共事斯特拉姆就顾虑重重。
千万别让索科洛夫从斯特拉姆眼神中看出什么破绽。当然，他斯特拉姆无权像以前那样想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念她。他无权同她幽会。
假如有人对他谈起这类事件，他也会感到气愤。竟然欺骗妻子！竟然欺骗朋友！但他却在思念她，渴望同她会面。
柳德米拉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恢复了来往。她们俩通过电话解释了很久，然后见了面，痛哭流涕，双方都对过去的坏念头、猜疑以及对友谊的不信任表示后悔。
天哪，生活是多么错综复杂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诚实纯洁的玛丽姬。伊万诺夫娜对柳德米拉却不真诚，她做了昧良心的事！然而，要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对他的爱！
现在，斯特拉姆很少见到玛丽婭。伊万诺夫娜。关于她的一切，他几乎都是从柳德米拉那里听到的。
他得知，鉴于索科洛夫在战前发表的一些论著，他已被提名为斯大林奖金获奖者候选人。他得知，索科洛夫收到一些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写来的令人兴奋的信。他得知，在科学院最近的几次选举中，索科洛夫将被当选为通讯院士。这些事全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告诉柳德米拉的。现在他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见面时间很短促，他从未打听过索科洛夫的情况。
工作上的操劳、各种会议、出差旅行，都未能消除他心中的苦闷，他一直渴望见到她。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多次对他说：“我真不明白，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么反感，连玛丽M也给我解释不清楚，理由是很简单的。当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清楚。她只要对丈夫说她喜欢斯特拉姆就足够了。
这种自白彻底毁坏了斯特拉姆同索科洛夫的关系。她答应丈夫不再同斯特拉姆会面。假如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哪怕对柳德米拉说一个字，斯特拉姆就会长久得不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要知道，他俩见面的机会太少了！他们的会面又是那样短促！他们见面时往往很少谈话，要么挽着胳膊在街上走一走，要么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常常是沉默不语。
在他那段伤心痛苦的时间里，她对他遭受的一切都极为敏感，并深为同情和关切。她猜得出他的各种想法，猜得出他的各种举动，仿佛她事先知道他所发生的一切似的。那时他的心情愈难过，想见到她的欲望便愈强烈，愈加无法忍受。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彻底的理解。他觉得，只要这个女人同他在一起，他便可以轻松愉快地承受自己的所有痛苦。只要能同她在一起，他就感到幸福。
他们在喀山的夜间交谈，在莫斯科两人一起在莫愁园散步，有一次他们在卡卢加大街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了几分钟，其实事情就这么多。这都是过去的事。对了，还有现在的一些情况：他们通过几次电话，在街上见过几次面，不过他没有向柳德米拉说过他们短促会面的事。
但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都是无法用他们偷偷在长椅上坐过的几分钟来衡量的。他的过错并不小：他爱她。她为什么在他的生活中占这么大的位置呢？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半真半假。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个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夹带着虚假的成分。
他故作淡漠地问柳德米拉：“喂，你的好友给你打电话了吗，她怎么样，她丈夫的健康如何？”
他为索科洛夫的成就感到高兴。但他这种高兴不是出自对索科洛夫的好感。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索科洛夫的成就可以使玛丽嫌。伊万诺夫娜消除良心上的责备。
从柳德米拉那里了解索科洛夫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况是令人难堪的。这无论是对柳德米拉，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种屈辱。
但谎言往往同真话混在一起。当他同柳德米拉谈论托利亚，谈论娜佳或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时，他的话都带有虚假成分。这是为什么？然而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发自他心灵、思想和愿望的。为什么这种真实产生了那么多谎言？他知道，假如他放弃了自己这种情感，他就可以把柳德米拉、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和他自己从谎言中解放出来。但是，每当他觉得应该放弃他无权得到的这种爱情时，一种狡猾的情感却借口害怕痛苦来阻止他的想法，规劝他说：“得了吧，这种谎言并不那么可怕，它不会损害任何人。痛苦比谎言更可怕。”
有时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一种力量，毫不留情地断绝同柳德米拉的关系，破坏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情感便催促他，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欺骗他：“要知道，谎言是最坏的东西，最好是同柳德米拉离婚，千万别再向她撒谎，也别再迫使玛丽M.伊万诺夫娜撒谎了。谎言比痛苦更可怕。”
他不曾发现，他的思想成了他的情感的忠实奴仆。情感给思想引路。要摆脱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忍痛割爱，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对这一切想得愈多，他对这一切就愈弄不明白。这怎么理解，怎样才能弄明白，要知道，他对玛丽?。伊万诺夫娜的爱既是他生活的真实，又是他生活的谎言！去年夏天，他同姿色动人的尼娜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不是那种中学生式的恋爱。他同尼娜不仅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了步。但现在他却有一种背叛和家庭不幸的感觉，他感到对不起柳德米拉。
他为这些事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思想，为这些事激动不安。恐怕普朗克为创立量子理论花费的精力不比他少。
他一度认为，这种爰情是在他遭受痛苦和不幸的情况下产生的……假如没有那些痛苦和不幸，他也许不会有这种情感……
但他现在一帆风顺了，他想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愿望并没有减弱。
她是个特殊气质的女人。她所迷恋的不是财富，不是荣誉，不是权势。她只想同他分担不幸、痛苦和损失……他有时感到担忧：莫非她现在不再理他了？
他知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非常崇拜自己的丈夫。这一点常常使他痛苦得发疯。
也许叶尼哑是对的。这是多年的夫妻生活之后产生的第二次爱情，它的确是精神维生素缺乏的结果。譬如说，母牛常年累月在草地上，在干草中，在树叶里寻找盐分但没有找到，它是多么渴望舔一点食盐啊。这种精神饥渴逐渐发展，常常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看来就是这么回事。唉，他的确了解这种精神饥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柳德米拉的区别十分显著。
他的想法对不对呢，这些想法是否合乎实际呢？斯特拉姆不曾察觉，他这些想法并非理智产生的，它们正确也好，虚假也好，并不指导他的行为。理智不是他的主人。见不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他感到痛苦，一想到可以见到她，他便感到幸福。当他想像他们将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时，他便感到幸福无比。
想到索科洛夫时，他为什么没有感到良心责备？他为什么不感到羞愧呢？
的确，有什么可羞愧的？无非是在莫愁园里散散步，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嘿，在长椅上坐一会儿有什么关系！他准备和柳德米拉离婚，他准备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爱上了他妻子，打算把她从他手里抢走。
他时常回忆他同柳德米拉生活中的种种不快，回忆柳德米拉对他母亲如何不好，回忆柳德米拉不让从劳改营回来的他的表弟在家里过夜。他时常回忆她的冷酷无情，回忆她对人粗暴、固执、不近人情。
回想柳德米拉的种种缺点，他的心就变得残酷起来。要做出残酷的决定，就不能保持慈善心肠。但要知道，柳德米拉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分担着他的全部艰难和痛苦。要知道，柳德米拉的头发已开始变白。她承担了多少痛苦啊。难道她身上只有缺点？有多少年，他曾为她感到自豪，为她的直率、诚实感到髙兴。是啊，是啊，他准备做出残酷的决定了。
早晨，斯特拉姆准备去上班的时候，突然想起前些天叶尼娅来过一趟，他心想：“不管怎么说，幸好叶尼娅到古比雪夫去了。”
这个想法使他惭愧。就在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们家坐过牢的人不少，现在又添了一个克雷莫夫。不过还好，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责备她不该说这种话，但他忽然醒悟过来，就没有做声。他的责备是非常虚伪的。
“切佩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他抬手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回来，再给他回电话。顺便提一句，我又要飞往乌拉尔。”
“去很久吗？”
“不。待两三天。”
他匆匆走了，繁忙的一天等待着他。
他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科研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工作。然而，他个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仿佛一条成反比的规律在他头脑中起着作用。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去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给克雷莫夫送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应该把叶尼娅求你送的钱送去。你好像已错过日期了。”
他说这话并不是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担忧。他之所以说这些，是考虑到柳德米拉的粗心大意，会加速叶尼娅再次来莫斯科。叶尼娅一来莫斯科就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斯特拉姆的住所变成她奔走于监狱和检察院的基地。
斯特拉姆懂得，他这些想法不仅细小，微不足道，而且很卑鄙。这些想法使他感到羞愧，于是他匆匆忙忙地说：“给叶尼娅写封信。以你自己和我的名义请她来吧。也许她需要来莫斯科，我们不请她，她不好意思来。听见了吗？柳达？立刻给她写信r说完这番话，他心里感觉轻松一些，但他又懂得，他说这些是为了安慰自己……他仍旧感到古怪。过去，他四处碰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害怕房屋管理员和票证管理局的那个女办事员，头脑里充满有关人生、真理、自由、上帝等种种思考……谁也不需要他，电话机一连沉默了好几个星期，熟人们在街上遇见他也不愿和他打招呼。而现在，几十个人等待着他，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豪华型吉斯小汽车在窗下彬彬有礼地鸣喇叭，他却无法摆脱那些葵花子皮似的微不足道的想法，那些无谓的烦恼和多余的忧虑。他时而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时而漫不经心地笑一笑，缠绕他的这些对生活琐事的思考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斯大林给他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恐惧完全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可想不到现在恐惧仍在继续，它只是变了样，不再是平民的恐惧，而变成了老爷的恐惧。坐在小汽车里感到恐惧，给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打电话时他感到恐惧，但恐惧毕竟是存在的。
他过去觉得不能容许的东西——对他人科研成果和成就的妒嫉、争夺，现在已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时常担心是否有人超过他、欺骗他。
他不大愿意同切佩任交谈，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应付漫长而艰难的谈话似的。他们毕竟很容易想像到科学对国家的依赖。不过，他的确是自由自在的：现在谁也不觉得他的理论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学究的废话了。现在谁也不再企图扼杀它了。国家需要物理学理论，现在这一点希沙科夫很清楚，巴季因也很清楚。为了使马尔科夫在实验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使科奇库罗夫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力量，需要一些博大精深的理论家。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大家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次电话给斯特拉姆带来了工作上的自由，这如何给切佩任解释呢？可是，现在他为什么觉得柳德米拉的缺点不可容忍？他为什么对希沙科夫这么温和呢？
现在他觉得马尔科夫非常讨人喜欢。上级领导的各种私事、秘密的和半公开的情况，无害的诡计和当真的狡诈，同被邀请和被拒绝参加主席团有关的气恼和不快，进入某些名单和那句令人烦恼的话：“名单里没有您的名字”，这一切都使他颇感兴趣，他也当真为此着迷。
闲来无事的时候，斯特拉姆恐怕宁可在同马尔科夫的闲聊中度过傍晚，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同马季亚罗夫讨论问题。
马尔科夫极为准确地发现人们的一切可笑之处，温和而又辛辣地嘲笑人们的弱点。他具有审美的智慧，况且还是一位一流科学家。大概他是国内最富有才华的实验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已经穿上大衣，这时柳德米拉说：
“玛丽M.伊万诺夫娜昨天来电话了。”
他急促地问：
“什么事？”
大概他的脸色变了。
“你怎么啦？”柳德米拉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着，从走廊上退回到房间里。
“说实在的，我不大明白，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好像科夫琴科给他们打过电话。总之，她像往常一样，为你着急，害怕你再给自己带来损害。”
“在哪方面？”他迫不及待地问。“我不明白。”
“我也对她说，我听不明白。看来她在电话中不便于说。”
“嘿，你再重复一遍。”他说着解开大衣扣子，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来。
柳德米拉望着他，摇了摇头。他觉得她的眼睛里带着责备，悲伤地望着他。
似乎是为了证实他这个猜想，她说：
“你瞧，维佳，你早晨没有时间给切佩任打电话，可是关于玛丽娅的情况你却随时愿意听……还回到家里来，已经迟到了，他侧着身子从下面望着她，说：
“是的，我迟到了。”
他走到妻子面前，托起她的手吻了吻。
她抚摩着他的后脑勺，轻轻地揉搓着他的头发。
“你瞧，你同玛丽娅的关系多么重要，多么有趣。”柳德米拉说着苦笑了一下，补充道：“同这个常常把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混为一谈的女人。”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她的嘴唇在颤抖。
他无能为力地摊了摊手，在门口回头望了一眼。
她的表情使他吃了一惊。他顺着楼梯走下楼去，心里在想，如果同柳德米拉分了手，就再也不见她，她这种表情——绝望的、动人的、痛苦的、为丈夫和为自己感到羞愧的表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心里明白，在这几分钟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妻子向他暗示，她看到了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爱情，而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只知道一点：如果能见到玛丽娅，他便感到幸福，如果他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他会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
斯特拉姆的汽车驶近研究所的时候，希沙科夫的吉斯牌汽车从后面赶上来，两辆汽车几乎同时在研究所大门前停下来。
像刚才他们的吉斯牌汽车并驾齐驱一样，现在他们并排走在走廊上。希沙科夫挽起斯特拉姆的胳膊，问道：“看来您要出差？”
“大概是的。”斯特拉姆回答说。
“很快我们就要同您完全分手了。将来您要同国家元首平起平坐了。”希沙科夫开玩笑说。
斯特拉姆突然心想：“我要是问问他，您有没有爱上过别人的妻子，他会说什么呢？”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希沙科夫说，“下午两点钟左右您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两点钟我有空，完全可以。”
这天他的工作很不顺手。
在实验大厅里，马尔科夫没有穿上衣，卷着衬衣袖子。他走到斯特拉姆面前，兴冲冲地说：“如果您允许，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晚一会儿我去办公室找您。非常有趣的谈话，同您聊聊天。”
“两点钟我要去见希沙科夫斯特拉姆说，“那就晚一会儿吧。我也想同您聊一聊。”
“两点钟去见希沙科夫？”马尔科夫反问一句，沉思片刻，又说，“看来我能猜到他们求您做什么事。”
五十五
希沙科夫见斯特拉姆来了，就说：
“我正想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见面的事呢。”斯特拉姆看了看表说：“我想我没有迟到。”
希沙科夫身材魁梧，大脑袋，满头银发，穿一身灰色礼服，站在他面前。但斯特拉姆觉得，希沙科夫那双眼睛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冷漠、目空一切，这是一个饱读大仲马和梅因。里德？作品的小男孩的眼睛。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今天找您是有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微笑着说，挽起斯特拉姆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自己的安乐椅前，“事情很重要，但不大令人愉快。”
“没什么，早已习惯了。”斯特拉姆说着，不感兴趣地扫视一下这位著名院士的办公室。“我们就谈谈这件不大令人愉快的事吧。”
“是这样，”希沙科夫说，“现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承受着战争的主要压力，而英国科学家们不去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反而发起一场稀奇古怪的运动，煽动对我国的敌对情绪。”
他望了望斯特拉姆的眼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熟悉这种坦诚的目光，人们干坏事时往往是用这种目光看人的。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道，“不过，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
“这是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个凭空捏造的被我们枪毙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透露了一个虚假的因政治罪被我们镇压的人员的数字。他们以莫名其妙的热情，我敢说，他们这种热情值得怀疑，试图推翻由审讯和法庭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医生害死高尔基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家与政界关系密切的报纸上发表的“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连声说，“还有什么？”
①里德（1818—1883），英国小说家，著有惊险小说。
“主要就是这些。他们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成立了为他辩护的委员会。”
“不过，亲爱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拉姆说，“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逮捕了。”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
“您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与安全部门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他如果真的被逮捕了，那么无疑是因为他犯有罪行。我和您就没有被捕嘛。”
这时，巴季因和科夫琴科走进办公室。斯特拉姆明白，希沙科夫等候着他们，大概是事先与他们约好的。希沙科夫甚至没有向进来的两人解释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说：“请进，请进，同志们，请坐吧。”然后转向斯特拉姆，继续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种荒唐的流言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时报》上刊出，不言而喻，这引起了苏联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怒。”
“当然，肯定会引起义愤。”科夫琴科用敏锐而亲切的目光盯着斯特拉姆的眼睛说。
他那双褐色眼睛里闪烁的目光过于友好，以至于斯特拉姆没能说出内心油然而生的想法：“既然苏联广大知识分子从来没见过《纽约时报》，他们又怎么能被激怒呢？”
斯特拉姆耸耸肩，哼哼哈哈了一阵，这些动作可以被认为是对希沙科夫和科夫琴科的赞同。
“当然，”希沙科夫说，“我们科学界有些人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给这种卑鄙行为以应有的驳斥。我们拟好了一份文件。”
“你什么也没有拟好，那是别人写好送给你的。”斯特拉姆心〇
希沙科夫说：
“这是一份以书信的形式拟定的文件。”
这时，巴季因低声说：
“我读过了，写得不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上面签名的人不要多，只要我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一些在欧洲和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人签名就行了。”
斯特拉姆从希沙科夫头几句话就听出了这次谈话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要他做什么，是在学术委员会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加投票表决……现在他明白了：是要他在一封信上签名。
他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就像在那次要求他发表悔过演说的会议之前一样，他又感觉到自己那种可怜而又可卑的心理。
几百万吨重的岩石又要落到他的肩上……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斯特拉姆立刻回想起《真理报》上那篇写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指控老医生的肮脏勾当的文章。
像往常一样，发表的东西似乎就是真理。看来，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作品，使我们习惯于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出版物。不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斯特拉姆清楚地意识到，报纸在撒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是遭人诋毁的。
然而，时过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林姆林宫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了，并且承认自己害死了高尔基。
三个人望着斯特拉姆。他们的目光友好、亲切、坚定。在这里都是自己人。希沙科夫对斯特拉姆亲如兄弟，承认他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科夫琴科极为恭敬地仰望着他。巴季因的眼睛在说：“是啊，过去我以为你做的事情与我格格不入。但是我错了。我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党纠正了我的错误。”
科夫琴科打开了一个红色纸夹，把一封打印好的信递给斯特拉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必须告诉您，’英屆人和美国人的这个运动直接对法西斯匪帮有好处。看来，是第五纵队的坏蛋们蓄意煽动的。”
这时，巴季因插话说：
“干吗要劝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有一颗俄罗斯苏维埃爱国者的心。”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有谁怀疑这一点呢！”科夫琴科说。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前还对他不屑一顾、充满怀疑的人，现在却极为泰然地向他表示信任和友情；而他，尽管时刻记得这些人对他的残酷，却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情。
正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失去了力量。
假如有人朝他喊叫，冲他跺脚，动手打他，他也许会暴怒起来，会浑身充满力量……
斯大林同他谈过话。现在坐在他身旁的人都记得这件事。
然而，天哪，同事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太可怕了，这涉及一些多么可怕的事件啊。
他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医生是害死伟大作家的凶手。他母亲来莫斯科时曾请列文医生会过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也在他那里治过病，他是个聪明、含蓄、温和的人。什么样的恶魔才敢如此凶残地诋毁这两位医生？
这些俳谤之词充满中世纪的愚昧。医生是杀人犯！医生们杀死了伟大的作家——俄国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这种血腥的诽镑对谁有利？巫婆的伎俩、宗教裁判所的篝火、处死异教徒、烟雾、臭气、沸滚的焦油。所有这一切怎么能跟列宁，跟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联在一起？
他开始读信的第一页。
希沙科夫问他坐得是否舒适，光线暗不暗？要不要给他换把安乐椅？不，不，他坐得很舒适，非常感谢。
他慢慢读着。一个个字挤进脑髓，但却没有被它吸收，犹如苹果上粘的沙粒。
他读到：“你们袒护像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这样玷污了医生崇高称号的不齿于人类的恶棍和败类，实际上是为仇视人类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效劳。”
他又读到德国法西斯复活了中世纪巫婆的伎俩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重新点燃宗教裁判所的篝火，恢复了刑讯和拷问，苏联人民正面对面地与之搏斗。”
天哪，简直把人弄胡涂了。
他接着读下去：“我国男儿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洒下的鲜血，标志着与希特勒匪帮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而你们却在违心地保护第五纵队的喽罗们……”
是的，是的，是这样。“在我们国家，科学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国家的关怀，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况。”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谈话不妨碍您吧？”
“不，不妨碍，瞧您说的。”斯特拉姆说。他心里在想：“有些人真走运，他们总是开一句玩笑来搪塞别人，要么是在别墅里，要么是生了病，要么……”
科夫琴科说：
“有人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知道这封信的事，并称赞我国科学家的这一倡议。”
“所以，要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签名……”巴季因说。
忧伤、憎恶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预感自己将要屈服。他感受到这个伟大国家的温和的气息，他没有勇气投入那冷酷的黑暗之中。没有，今天他没有这种勇气。并不是恐惧阻止他，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疲惫，是顺从。
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他有放弃生存的勇气，却突然变得舍不得拒绝蜜糖饼干和水果糖。
试试看，拋开那只主宰一切的手吧，它正在抚摸你的脑袋，拍打你的肩膀。
真是胡闹，干吗要诬蔑自己？这与蜜糖饼干和水果糖有什么关系？他向来不计较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他的思想、他的工作、他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都是有用的、宝贵的。这确实是一种幸福！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他们在预审时就招认了。他们在法庭上供认不讳。既然他们承认杀害了伟大作家，还能再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吗？
拒绝在信上签名？那将意味着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行。怀疑他们供词的真实性？就是说，是被迫招供！只有严刑拷打才能逼迫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供认自己是雇佣杀人犯，因此被判处死刑，留下永久的耻辱。然而，除非发疯才有可能流露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
可是，讨厌，在这封卑鄙的信上签名真叫人讨厌。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些话语和回答……“同志们，我病了，我有冠状血管痉挛。”“胡说，你是想借病逃脱，你的气色好极了。”“同志们，你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在为数很少的专家中有点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胡说！（这个“胡说”听来很舒服）人们知道您，而且不是一般地知道！其实有什么好说的，要把这封信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没有你的签名这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同志会问：为什么没有斯特拉姆的签名？”
“同志们，我坦率地说，这里有些措词我觉得不够妥当，这些措词仿佛在给我国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们抹黑。”
“说吧，说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把您的建议说出来，我们很愿意修改您觉得不妥当的措词。”
“同志们，请你们理解我，看，你们这里写着：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荷德……但我是个物理学家、数学家、理论家，有人说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原因就在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个不大合格的人，这种人最好是不提名，我对他们的事情一窍不通。”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算了吧。您对政治问题具有出色的分辨能力，您的逻辑严谨，想想看，有多少次您十分尖锐地谈到政治问题。”
“唉，我的天哪！理解我吧，我有良心，我难过，苦恼，我没有这个义务，为什么一定要我签名，我痛苦极了，饶了我吧，让我的良心得到安宁吧。”
但他即刻感到虚弱无力，被磁化了，他有一种吃饱喝足、养尊处优的牲畜所具有的温驯。他惧怕再次毁灭生活，惧怕新的恐怖事件。
怎么？重新把自己置于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再一次忍受孤独？也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得到了以前做梦都不敢向往的东西。现在他受到重视和关怀，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可他从没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有认过错。他是胜利者！他还想要什么呢？斯大林给他打了电话！
“同志们，这一切事关重大，所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请允许我哪怕到明天再作决定吧。”
这时，他想像到一个折磨人的不眠之夜。他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突然下定决心，但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害怕，又开始犹豫不决，又作出决定。这一切就像无情的恶性疟疾折磨着他。他一连几个钟头受着这种折磨。他精疲力竭了。快点儿吧，快点儿，快点儿。
他掏出自来水笔。
这时，他发现，希沙科夫惊呆了，因为这个最难对付的老头儿今天变得随和了。
斯特拉姆一整天没有工作。谁也没有打扰他，也没有打来电话。他无心工作。他之所以没有干工作，是因为这天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没有意义。
谁在那封信上签了名？切佩任？约费签了名，克雷洛夫呢？曼德尔施塔姆呢？真恨不得藏到别人背后。但毕竟是无法推脱的。那样做无异于自杀。根本没有的事。他可以拒绝。不，不，一切都是正当的。并没有人威胁他。如果是出于本能的恐惧而签了名，心里倒也好受些。然而，他不是由于害怕才签名的。而是那么一种含混不清、令人讨厌的驯服意识。
斯特拉姆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请她在明天以前把照片洗出来，以便检验用新设备所作的实验的情况。
她把事情记下之后，继续坐在那里。
他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一眼。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总觉着有些东西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可我现在要说：您明白吗，您为我和其他人做了什么？对人们来说，这比那些伟大的发现还重要。因为有您活在这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舒畅。您知道那些钳工、女清洁工和看门人说您什么吗？他们说您是个正派人。我有好多次想到您家里去，可我不敢。您知道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我心里就轻松了，愉快了。谢谢您活在这世上。您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对她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真想到街上去奔跑、呼喊……只要能摆脱这痛苦，这惭愧。可这还不是全部，仅仅是个开头。
临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您听得出我是谁吗？”
天哪，他听出来了。似乎不仅仅是凭听觉，凭他那握着电话听筒的发凉的手指，他听出了这个声音。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他生活中的艰难时刻她又来了。
“我用的是公用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好些了，我现在有点儿空儿了。您如果能出来，明天八点钟到那个街心花园来一下。”她忽然叫道：“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我的爱。我为你担心。他们为那封信的事到我们家来过，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相信，是您，是您的力量帮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挺住了，我们一切都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可我马上想到，您在这件事上一定会损害自己\您是那么倔强，往往别人碰得疼一下，您就会碰得流血。”
他挂了电话，两手捂住了面孔。
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的可怕：今天使他精神痛苦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朋友对他的信任。
回到家里，他没顾上脱大衣就立刻给切佩任打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站在他面前，他拨动切佩任的电话号码时，他相信，他确信他这位老师和朋友出于对他的爱也会狠狠骂他一顿，会无情地挖苦他。他非常着急，甚至没顾上告诉柳德米拉他在那封信上签名的事。天哪，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快呀。对，对，好极了，是白发人的过错。
“看了战报，有许多好消息，”切佩任说，“不过，我这儿什么事情也没有。哦，对了，今天我顶撞了几位可敬的人物。您听到那封信的事了吗？”
斯特拉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
“是的，听到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这种事电话上不好说，等你来了，我们再面谈吧。”切佩任说。
唉，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娜佳呢，她快回来了。天哪，天哪，他干了些什么……
五十六
夜里，斯特拉姆没有睡。他心里隐隐发疼。这可怕的苦恼是从哪儿来的？痛苦啊，痛苦。好一个胜利者！
尽管他在房管所的女办事员面前感到胆怯，可也比现在坚强和自如啊。今天他甚至不敢与人争辩，不敢说出自己的疑惑。自从他成为一个有势力的人，他就失去了内心的自由。怎样正视切佩任的眼睛？或许他能坦然地这样做，就像在他回到研究所那天人们友好愉快地迎接他一样？
这天夜里他回想起来的一切都刺痛了他，折磨着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微笑、他的手势和举动都与他格格不入，对他怀有敌意。今晚娜佳的眼睛流露出怜悯和厌恶的神情。
只有平时惹他生气、跟他顶嘴的柳德米拉听完他的讲述之后忽然说维佳，用不着难过。在我看来，你是最聪明>最诚实的人^你既然这么做了，就说明这么做是需要的。”
他为什么老想辩解，证明一切都是对的呢？他为什么对前不久还不能忍受的东西姑息迁就呢？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表现得很乐观。
战争中的胜利与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一致的。他看到军队的强盛，国家的伟大，前途光明。为什么他今天觉得马季亚罗夫的想法那么平淡无奇？
他被赶出研究所的那天，他拒绝检讨，心里却那么的亮堂，那么轻松。在那些日子里，他感到有柳德米拉、娜佳、切佩任、叶尼娅这些亲友是何等幸福……与玛丽婭。伊万诺夫娜的约会怎么办，他对她说什么呢？他一向瞧不起胆小怕事、俯首贴耳的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可是今天呢！他不敢去想母亲，他在母亲面前是有罪的。他惧怕拿起母亲最后那封信。他知道，他无力保持自己的心灵的纯洁，无法保护它。这使他感到郁闷、绝望。他自身之中滋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把他变成奴隶。
他干了一件卑鄙的事！他是人，却对那些处境可怜、无力自卫的人落井下石。
心绞疼，加上精神痛苦，他额头上冒出汗来。
平时他那种精神自信是哪儿来的，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纯洁和勇敢，做别人的法官，不原谅他们的弱点，是谁给他的这种权利？
渺小的人和正直的人中都有弱者。区别在于，小人做一件好事终生炫耀，而正直的人做好事从不标榜，对自己的过失却多年不会忘记。
他却以勇敢和直率自居，嘲笑那些表现出软弱和胆怯的人。可如今他作为一个人却背叛了大家。他鄙视自己，为自己感到惭愧。他居住的房屋、室内的灯光和温暖（曾给他以温暖），这一切都成了碎木片，成了干涸的散沙。
与切佩任的友谊，对女儿的喜爱，对妻子的眷恋，他对玛丽姬。伊万诺夫娜无望的爱情，他为人处世的过失和他的人生幸福，他的劳动，他出色的学问，他对母亲的爱和为母亲流的泪，这一切都从他的心灵中消失了。
他为了什么才犯下这可怕的罪过？与他所失去的东西相比，世上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和纯洁相比，一切都是渺小的：无论是从太平洋到黑海岸的王国，还是整个科学。
他清楚地看到，现在还不算晚，他还有力量抬起头来，还能够做自己母亲的儿子。
他不再寻求自我安慰和辩解。让他所干的那件卑鄙、可怜、极不光彩的事情永远成为他的教训吧，让它日日夜夜告诫自己，今生今世永不忘记。不，不，不！需要追求的不是功勋，不是为这种功勋而自豪，而骄傲。
要每日每时、年复一年地为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的权利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既不能自高自大，也不能有虚荣心，需要的只是谦逊。一个人遇到危险走投无路时，不应该惧怕死亡，如果他想不失去人格，就不应该害怕。
“好吧，试试看吧。”他说，“也许我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