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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连队的掩蔽部里暖烘烘的。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两腿跷向低矮的顶棚，还有的人在用大衣蒙着头睡觉，赤裸的泥黄色脚掌露在外面。
“还记得吗，九月份，我们住过的那个地下室？”一个特瘦的士兵说，他拉开胸前的衬衣，用专注的带有敌意的目光打量着衣缝，世界上哪个士兵不是用这种目光打量自己的衬衣缝和长衬裤缝呢。
另一个躺着的士兵说：
“我是在这里遇上您的。”
另外几个人答道：
“你可以相信，那地下室的确不错……那里有床，像在富裕人家里一样……”
“在莫斯科附近人们也绝望过。可结果呢，我们一下子打到了伏尔加河。”
这时，用刺刀劈木板的那个士兵打开炉门，往炉膛里填了几块劈柴。炉火照亮了他那张没有刮胡子的大脸，使之由灰白、呆板变成了红铜色。
“喂，要知道，”他说，“我们离开了莫斯科郊外的地下室，却来到这气味更难闻的地下室，真是岂有此理，
摆放着背袋的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快活的声音：“现在很明显嘛，这个圣诞节过得再好不过了：吃马肉！”
谈话一涉及食物，大家立刻活跃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争执着，不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去掉煮马肉的汗味。有的人说，应该去掉煮沸的肉汤里的黑沫。另外一些人建议，应该用文火焖，而不要用大火煮，还有一些人建议砍下胴体后部的马肉，直接放在开水里，而不要把冻肉放在冷水里煮。
“那些侦察兵过得挺好，”一个年轻的士兵说，“他们从俄国人手里抢来食品，并且拿这些食品来收买地窖里的那些俄国娘儿们，这里有某个傻瓜曾表示惊奇，不知为什么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总喜欢侦察兵。”
“现在我已经不想这些了，”那个生炉子的士兵说，“不知是因为情绪不佳，还是因为供应不足。能在临死前和孩子们见一面就好了。哪怕是一个小时也好……”
“军官们却在想这个！我在居民们住的地窖里遇见过一个连长。他在那里是自己人，家庭成员。”
“可你自己在那个地窖里干些什么？”
“啊，我，我是拿衣服去洗的。”
“有一段时间我给集中营站岗。经常看见战俘们捡土豆皮，为了几片发了霉的白菜叶子打架。那时我想，瞧，这的确不是人过的日子。可原来我们同样是猪。”
摆放背袋的黑暗角落里传来一个悦耳的声音：“我们先吃鸡吧！”
门突然打开了，随着一团团潮湿的雾气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声音：“起立！立正！”
这句话听来依旧是那样平静、从容不迫。
平静地对待痛苦、对待磨难、对待忧伤、对待那些折磨人的思绪……逆来顺受。
巴赫的脸在雾中闪了一下，接着响起某人非同异常的吱吱嘎嘎的皮靴声。这时掩蔽部里的士兵们看见师长的浅蓝色大衣，他那双微微眯起的近视眼，看见他那只戴着订婚戒指的苍老而白皙的手和那只用麂皮擦布擦得干干净净的单眼镜。
“你们好。稍息。”他用缓慢而自然的声音说，在练兵场上他习惯于用这样的声音向团长们和站立在左翼的列兵们训话。
士兵们极不和谐地作了回答。
将军在一只木箱上坐下来，炉火橘黄色的火光从他胸前的黑色铁十字勋章上掠过。
“向你们祝贺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前夜。”老将军说。
陪同将军的几个士兵把一只木箱移到火炉跟前，用刺刀撬开箱盖，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用玻璃纸包着的巴掌大的圣诞枞树。每棵枞树上都装饰着金银线、玻璃珠和圆圈状的水果糖。
将军观看着士兵们打开包在小枞树上的玻璃纸，然后招手把上尉叫过来，含糊不清地对他说了些什么。于是巴赫高声说：“中将叫我告诉你们，这些圣诞礼物是一位飞行员从德国运来的。这位飞行员在斯大林格勒上空负了致命伤。他在皮托姆尼克着陆之后，人们把他抬出机舱时他已经死了。”
三十七
士兵们把小巧玲珑的枞树支在掌心里。在温暖的空气中迅速变暖的小枞树上披着一层细小的露珠，地下室里很快就充满松针的气息，室内原有的那种停尸间和铁匠铺的混浊的空气——前沿阵地的气息迅速与揪树的气息融合在一起。
看来，坐在火炉旁的这位老将军的花白头发似乎也散发着圣诞节的气息。
巴赫那颗敏感的心感觉到这一时刻的悲伤和迷人。这些一度轻视俄国重型炮兵力量的人们，这些在战争中变得残忍而又粗鲁的人们，这些饱受饥饿和虱子折磨，因缺乏弹药而万分苦恼的人们，却默默地立刻明白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绷带，不是面包，不是弹药，而是这些缠着无用的金银线的枞树枝和孤儿院里的糖果。
士兵们把坐在箱子上的这个老头儿围在中间。就是他，今年夏天率领这支机械化先头部队向伏尔加河进军。老头儿这一生都在到处演戏。不仅在队列前面、在同司令官的谈话中演戏，而且在家里，同妻子在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同儿媳和孙子在一起，他也在演戏。夜间，他一个人躺在被窝里，旁边的椅子上摆着他的将军裤，但他依然在演戏。不消说，在士兵们面前，他也要演戏。他像演员那样装腔作势地询问士兵母亲的情况，有时皱一皱眉头，有时就士兵的风流韵事开一个颇为粗鲁的玩笑，有时对士兵的伙食表示关心，并且过分严肃地从锅里g点汤尝一尝，有时在尚未封土的士兵的坟墓前垂下他那颗严厉的头，有时在新兵的横队前面说一些过分亲热的、慈父般的话语。这种表演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它与他的思维和整个身心融为一体。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演戏，要把他和这种表演分开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不可能滤净盐水中的盐。这种表演同他一起进入这个连队的掩蔽部。老头儿敞开大衣的衣襟，在火炉前的一只箱子上坐下来，用平静而又略带忧伤的眼神望了望士兵们，向他们祝贺节日。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在演戏。老头儿却从未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现在突然感觉到了，他的表演从他的身心中流露出来，盐分从结冰的水里分离出来。
面对这些饥饿、疲倦而又忧郁不安的人们，老头儿感到索然无味，他怜惜他们。坐在这群孤立无援的不幸的士兵们中间，他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虚弱不堪。
一个士兵轻轻地哼起小调儿：
啊，小根树，啊，小枞树，
你绿色的松针多么美丽……
有两三个人随着唱起来。松针的气味令人着迷，儿歌的歌词像神奇的号角声似的雄壮而嘹亮：啊，小枞树，啊，小枞树
那些早已被忘却、被拋弃的情感从海底、从寒冷而黑暗的深渊中浮现出来，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思绪得到解脱……
这些情感和思绪既没有令人高兴，也没有令人轻松。但它们的力量是人道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此时，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苏军大口径炮弹接连不断地爆炸，看来俄国佬对什么事感到不满意，也许他们猜想被包围的敌军在过圣诞节。然而谁也没有注意顶棚上落下的碎末，没有注意火炉突然喷出一团红色的火星。
钢铁弹片猛击着大地，大地在呼喊，看来俄国佬开始玩弄自己心爱的火箭炮了。紧接着便响起重机枪的嗒嗒声。
老头儿垂着头坐在那儿，这是那些被漫长的人生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们的习惯姿势。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卸了妆的演员们来到昏暗的亮光下。现在，地位不同的人也只好平起平坐了，无论是神奇的将军，闪击战领导人，微不足道的士官，还是被怀疑有不良的反国家思想的士兵施密特……巴赫心想，在这种时刻，莱纳尔德也许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上固有的那种德国人的观念，效忠国844
家的观念，不可能变成人道的观念。
他向门口扭过头来，只见莱纳尔德站在门口。
三十八
曾经使新兵们胆怯和钦佩的连队优秀士兵施通普夫近来变了样。他那张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眼睛的宽大脸庞明显地消瘦了。军装和大衣揉得皱皱巴巴，变成了抵御俄罗斯风寒的旧衣衫。他说话失却了以往的机智和幽默，他开的玩笑也不再惹人发笑。
他饿得比别人更厉害，因为他个头大，饭量也大。
长久的饥饿迫使他一大早就外出寻找食物3他在废墟上挖掘、搜索，有时乞讨或收集一点面包渣，有时长久地守在厨房外面。巴赫经常看见他那张专注而紧张的脸。施通普夫一刻不停地想着食物，不仅在空闲时间外出觅食，而且在战斗中也在寻找食物。
巴赫悄悄走向一所有人居住的地下室时，看见了这个饥饿的士兵的宽大脊背和宽宽的肩膀。那士兵在一片空地上翻掘着。在被包围之前，这里曾经是一排厨房，团部食品供应处的仓库曾经设在这里。他从地里揪出一些白菜叶子，搜寻像橡子那么大的冻土豆。这些土豆当初因为太小而没有下锅。这时，石墙后面走出一个高个子老太婆。她穿一件破烂的男式大衣，腰间扎一条绳索，脚上穿一双踩坏的男式足球鞋。她向那士兵迎面走来，眼睛却专注地盯着地面，一边用一只粗铁丝弯成的小钩子在雪地里划来划去。
两人的身影在雪地里相遇了，但他们谁也没有抬头，只是根据彼此的身影发现了对方。
大个子德国士兵抬眼望了望高个子老太婆，信任地在她面前拿着一片发黄的烂白菜叶子，慢吞吞地、因而显得十分庄重地说：“您好，太太。”
老太婆从容不迫地用手拢了拢垂在额头的乱发，用那双深色的、充满着善良和智慧的眼睛打量他一眼，用庄重的语调慢慢地说：“您好，先生。”
这是两国伟大人民的代表的最高级会晤。除巴赫之外，谁也没有看见这次会晤，但那士兵和老太婆却立刻把它忘却了。
天气转暖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大地上，落在红色的碎砖块上，落在坟墓前的十字架上，落在被击毁的坦克的挡板上，落在没有掩埋的尸体的耳廓上。
温暖的雪幕呈现一片蓝灰色。漫天飞雪占据了整个天空。风停息了，远方的枪炮声也显得低沉了一些，天空和大地连成一个模糊的、徐徐摇动的、柔和的灰色整体。
大雪落在巴赫的肩膀上，仿佛寂静正在化作朵朵雪花降落在沉默下来的伏尔加河上，降落在这座空荡荡的死城上，降落在战马的骷髅上。到处在下雪，不仅地上下雪，高空中也在下雪，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大雪。一切都将消失在大雪之下，死者的尸体、武器、肮脏的破布、碎砖、炸得弯曲的钢筋，都将被大雪所覆盖。
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又柔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这人类鏖战的城市的废墟之上。现在的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鹅毛大雪中看不见未来。
二十九
在地下室的一间狭小的储藏室里，巴赫躺在印花布帘后面的一张简易木板床上。一个酣睡的女人头枕着他的肩膀。由于消瘦，她那张脸看上去像个孩子，同时又显得十分衰老。巴赫打量着她那瘦瘦的脖颈和灰溜溜的脏衬衫下露出的白白的胸脯。为了不惊醒那女人，他小心翼翼地慢慢托起她那条散乱的辫子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有一股香味，活生生，热乎乎的，富有弹性，仿佛它们中间有血液在流动。
那女人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农家妇女，有时显得无忧无虑，性子温和，富有心计，有耐性，会算计，温顺但又爱发火。有时她显得傻里傻气，精神很压抑，总是皱着眉头，有时她却高兴地唱起歌来，虽然她唱的是俄语歌词，但他听得出《卡门》和《浮士德》的曲调。
他从不关心她在战前做什么工作。他想来的时候就来，不想同她睡觉的时候也就把她忘了，至于她是否吃得饱，会不会被俄国狙击手打死，他是从不放在心上的。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偶然得到的干饼，递给她；她显得很高兴，然后把这块干饼送给了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婆。这件事使他大为感动，但他每次到她这里来，几乎总是忘记带吃的东西。
她名叫齐娜。这名字有些古怪，不大像欧洲人的名字。
看来，齐娜在战前并不认识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婆。老太婆有点令人讨厌，爱讨好人，性子却很凶，虚伪得要命，而且极为贪吃。此时，她正在有条不紊地用一只原始的木杵捣着木臼，把洒上了煤油的烧焦的麦粒捣成粉末。
陷人包围之后，士兵们开始悄悄溜进地下室去找居民。以前他们没有发现居民，现在才知道地下室里的许多事情，譬如人们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衣服，吃糠皮做的食物，还可以修理东西和织补衣服。地下室里住的多半是老太婆。但士兵们到这里来，不是专门找老太婆的。
巴赫以为，他到地下室里来无人知晓。可是有一次，他坐在齐娜床上，两手握着她的手，听见布帘外面有人说德语，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声音说：
“不要到这个布帘后边去，上尉的女朋友住在里面。”
现在他们两人躺在床上，沉默不语。他的全部生活、朋友、书籍、他同玛丽亚的情史、他的童年，以及同他出生的城市、他的中学和大学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军俄国的隆隆炮声，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一切不过是通往这张用烧坏的门板架起的床铺的道路而已……一想到可能失去这个女人，他就心惊肉跳。他找到了她，就到她这里来了，德国和整个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遇见她……以前他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常常忘记她，他觉得她可爱，恰恰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认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除她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都隐没在大雪之中。…“惟有这张好看的脸，这微翘的鼻子，这双古怪的眼睛，以及这充满了倦意的、令人着迷的、孩子般孤立无援的表情。她是十月间在一所野战医院里遇到他的，她步行到医院里来看他，他却不愿再见到她，没有出来和她会面。
她看出他没有喝醉。他跪在那里，开始吻她的双手，接着吻她的腿，然后他稍稍抬起头来，额头和面颊贴在她的滕盖上，他匆匆地诉说着什么，情绪很激动，但她听不懂他的话。他知道她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她只听得懂士兵们在斯大林格勒说的那种可的语言。
他知道，促使他见到这个女人的战争，现在要从他身边夺走她。他们就要永别了。他跪在那里，抱着她的双腿，望着她的眼睛；她仔细听着他匆匆的诉说，想猜出他说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从未看见德国人有过这样的表情，她原来以为只有俄国人才有这种充满着痛苦和哀求的温和而疯狂的眼睛。
他对她说，在这个地下室里，吻着她的腿，他头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情，他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通过心灵感觉到的。对他来说，她比他过去的一切更宝贵，她比母亲宝贵，比德国宝贵，比他同玛丽亚未来的生活宝贵……他爰上她了。在爱情的力量面前，国家筑起的城墙、种族的隔阂、重炮兵的火墙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能为力的……他感谢命运在他死亡前夕使他明白了这一点。
她听不懂他的话，她只知道几个德语单词，如“站住、走过来、拿来、快一点儿。”她只听出他说的一些半通不通的俄语，如“给我吧，完蛋了，糖，面包，快跑，滚开。”
但她已猜出他出了什么事，她看出他内心的慌乱。这个德国军官的情妇虽然经常挨饿，行为轻佻，但她对他的软弱却颇为体谅，而且报以温情。她明白，命运将使他们分开，但她比他镇静。现在，看见他如此绝望，她感觉到自己同此人的爱情关系将变成某种可怕的东西，她感到震惊和忧虑。她虽然没听明白他的话，却从他的声音、亲吻和眼睛中察觉到这一点。
她若有所思地抚摩着巴赫的头发，她那机灵的小脑瓜里却泛起一股忧虑，但愿那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力量不要抓住她，不要折磨和毁害她……她的心在剧烈地跳，不愿听见那个正在警告她的阴森可怕的声音。
四十
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等候接待的时候，叶尼娅又有了一些熟人。有时他们问她：“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仅听他们的建议，而且主动对他们说：“您别着急。也许他在医院里。医院里条件好，坐牢的人都梦想住医院。”
她打听到克雷莫夫关押在内部监狱。这里没有接收她送来的东西，但她没有丧失希望。她知道，在库兹涅茨桥监狱接待室里，往往一再拒绝给在押犯人转送东西，有时他们会突然建议说：“把需要转交的东西交给我吧。”
她到克雷莫夫的住所去了一趟，一位女邻居告诉她，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两名军人带着房屋管理员打开了克雷莫夫的房门，拿走了许多公文和书籍，临走时在房门上贴了封条。叶尼娅打量着一些带绳头的火漆印花，站在她身旁的女邻居说：“您千万要注意，我什么话也没有对您说。”她把叶尼娅领到门口，壮着胆子低声说，“他是个好人，是自愿上前线去打仗的。”
到莫斯科之后，她还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心里乱糟糟的。既有怜悯、有爱情、有悔恨，也有因为前方的胜利激起的喜悦。她既为诺维科夫担心，又羞于见到他，她害怕永远失去他，但又为他们的关系不合法感到苦恼……
不久前，她住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曾打算到前线去看望诺维科夫，那时她觉得，她同他的恋爱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像命运一样不可变更。然而现在，一想到她要同克雷莫夫永远分离，要同诺维科夫永远在一起，她就感到非常害怕。有时她觉得诺维科夫身上的一切都极为陌生。他的激动、他的希望、他周围的熟人，都使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在他的桌旁倒茶、接待他的朋友，同那些将军和上校们的妻子谈话是荒唐可笑的。
她记得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和《没有意思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不喜欢这些作品，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的带倾向性的小说。现在她才明白，她与诺维科夫决裂已成定局，她永远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但她常常感到自己对他怀有一种柔情，常常记起他顺从地、匆匆忙忙地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她感到悲伤，难道他的手从此再不碰她的肩膀，她再也见不到他①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著有历史长篇小说《丑陋的女公爵马格雷特。毛尔塔施》（1923）等。的面了？
她从未遇见过这种力量，粗矿朴实同人道和怯懦的奇特结合。她曾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他与残酷的信仰狂热格格不入，他身上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理智而平凡的男人的善良。但是，一想到她同亲人们关系中出现的那种阴暗龌龊的东西，她又立刻感觉到一种无法排遣的不安。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她与克雷莫夫相关连的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她不能把同他一起度过的生活一笔勾销。
她决定跟随克雷莫夫。即使他不原谅她，她应该永远受他谴责，但他需要她，他在监狱里一直在想着她。
诺维科夫会找到力量来经受与她决裂的痛苦。但她却弄不明白，要保持心灵安宁她需要做些什么。需要明白他不再爰她，他已得到安慰，并且已原谅她？或者与之相反，明白他仍在爱她，并且极度伤心，不肯原谅她？而对她个人来说，是明白他们的彻底决裂好呢，还是在心灵深处相信，他们还将重新结合好呢？
她使亲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难道她这些举动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古怪脾气？是精神变态！晚上，斯特拉姆、柳德米拉和娜佳围坐在餐桌旁，叶尼娅突然望着姐姐问道：“知道我是谁吗？”
“你？”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娌说罢又解释道，“我是一个女性小狗。”
“是小母狗？”娜佳快活地说。
“说得对，正是。”叶尼娅答道。
大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谁都知道叶尼飯没有心思开玩笑。
“知道吧，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利莫诺夫去看望我，他给我解释过这种二度恋爱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叫做精神维生素缺乏症。比如说，丈夫长久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就会出现精神饥饿，就像长期不吃盐的奶牛，或者多年吃不到蔬菜的极地勘察队员。如果妻子是个意志坚强、威严而强壮的女人，于是丈夫就开始思念那种温和、顺从、胆怯的女人。”
“你那个利莫诺夫是个傻瓜。”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需要A、B、C、D多种维生素呢？”娜佳问道。
晚些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斯特拉姆说：“叶尼娅，我们习惯于嘲笑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自相矛盾、多疑和优柔寡断。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鄙视自己这种性格。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谢那些优柔寡断、多疑多虑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书，他们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性情直爽的笨蛋的贡献少。必要时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战场上也不比那些坚毅直爽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您，维佳，您这话是就母狗而言？”
“正是。”斯特拉姆证实道。
他想对叶尼娅说点儿令人愉快的事。
“我又看了您那幅画，叶尼娅，”他说，“这幅画富有感情，所以我喜欢它。要知道，那些左派画家们的作品里只有大胆和创新，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上帝。”
“是啊，富有感情。”柳德米拉说，“那些绿色的男人，蔚蓝的木屋。完全脱离现实。”
“你知道吧，柳达，”叶尼娅说，“马蒂斯说过：‘我涂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绿草，我使用蓝颜色，这不能说我要画蓝天。’颜色表达画家的情绪。”
尽管斯特拉姆只想对叶尼娅说点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忍不住用嘲笑的口吻插话道：“然而埃克尔曼？写道：‘假如歌德能够像上帝那样创造世界，那么他一定会把草做成绿的，把天空做成蓝的。’我看这话很有道理。要知道，我也在同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打交道……真的，因此我知道，它们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空然而类似的话题他们谈得很少，多半是谈战争和检察机关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待。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坎，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他说罢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歌德谈话录》。
一种精神病，患者总以为有人迫害他。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每天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的一名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自己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的情况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的东西抱嘲笑态度。大概他自己也常写诗，在他的影响下，娜佳也常常对杰米扬。别德内、特瓦尔多夫斯基抱以轻蔑和嘲笑，对肖洛霍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娜佳耸着肩说的那番话显然是从他那里学来的：“革命家要么很愚蠢，要么很虚伪，不应该为了凭空想像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整一代人的生命……’’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你知道吧，姨妈，老一代总是要信仰点什么。比如说，克雷洛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信仰人民和劳动大众，而在我们新一代看来，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信仰本身就是愚蠢的。人们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信仰。”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那个中尉的哲学？”
娜佳的回答使她大为惊讶。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要上前线了。有过情人，转瞬即逝，这就是全部哲学。”
同娜佳聊天的时候，叶尼娅时常回忆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往事。薇拉也是这样同她谈话，薇拉也是这样恋爱的。然而，薇拉那种朴实明朗的感情与娜佳的胡思乱想是完全不同的！叶尼娅当初的生活与她的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她当初对战争的看法与今天的胜利日子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战争在继续，娜佳所说的“有过一个中尉，中尉转瞬即逝”的哲学是不可变更的。至于中尉以前是否弹着吉他唱过歌，至于他是否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工程，是否读过因诺肯季。安年斯基？的诗并且不相信凭空想像的后代人的幸福，这一切对战争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有一次，娜佳给叶尼娅看了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
歌词描写轮船底舱如何寒冷，茫茫无际的大洋如何咆哮，囚犯们如何忍受晕船的折磨，像亲兄弟那样紧紧拥抱，科雷马边区的首府马加丹如何在雾中渐渐出现。
回莫斯科后的最初几天，每当娜佳谈起这类话题，斯特拉姆都怒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
①安年斯基（1855—1909），俄国诗人。
然而近几天斯特拉姆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他已不那么矜持，有时当着娜佳的面说，写给“伟大导师、体育工作者最好的朋友、英明的父亲、伟大的泰斗、光辉的天才”的那些虚情假意的贺信简直让人读不下去；此外，还说他如何谦虚、敏感、善良、富有同情心。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斯大林在种地，在炼钢，在托儿所里用汤匙喂孩子吃饭，在用机枪射击，而工人、红军战士、大学生和学者们只有对他顶礼膜拜，假如没有斯大林，伟大的人民会像孤立无援的牲畜一样全部死掉。
有一次，斯特拉姆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一份《真理报》中竟有八十六处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第二天他发现一篇社论竟十八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那些不合法的逮捕，抱怨缺少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揣着党证的、没有多少文化的长官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学者、作家，有权给他们打分，有权教训他们。
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具有歼灭性力量的国家的愤怒面前，他的恐惧心理不断增长，孤独感、无能为力、像小鸡那样的可怜与软弱，以及必遭厄运的感觉也逐渐加重，这一切有时在他心中激起一种绝望，于是他开始对危险抱无所谓态度，不屑于小心行事了。‘早晨，斯特拉姆跑进柳德米拉的房间。柳德米拉看见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这种表情对他来说太不同寻常了。
“柳达，叶尼娅，我军又进入乌克兰大地了，电台刚才广播的！”
上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大街回来了，斯特拉姆望了望她的脸，用柳德米拉早晨问他的口吻问道：“出什么事啦？”
“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叶尼娅重复道。
连柳德米拉都明白，这包附有叶尼娅亲笔信的东西对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的复活，”她说，“大概你仍旧在爱他，我不记得你有过这样的眼神。”
“要知道，我也许是个疯子，”叶尼娅低声对姐姐说，“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克雷莫夫很快会收到我送去的东西，是因为我今天才明白，诺维科夫不可能告密，不可能干那种下流事。明白吗？”
柳德米拉生气地说：
“你不是疯子，你比疯子还坏。”
“维佳，亲爱的，请随便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请求道。
在这段时间里，斯特拉姆一次也没有弹过钢琴。但这回他没有推辞，他拿来乐谱，让叶尼娅看了看，问道：“弹这个好吗？”柳德米拉和娜佳不喜欢音乐，便到厨房去了。斯特拉姆弹奏起来。叶尼哑静静地听着。他弹了好久，弹完一支曲子，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打量叶尼娅，然后开始弹另一支曲子。有时她觉得斯特拉姆在啜泣，她看不见他的脸。这时房间的门急促地打开了，娜佳喊道：“快开收音机，正在播送命令！”
播音员列维坦？铿锵有力的洪钟般的声音取代了音乐声。此刻他念道：“我军以强攻占领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然后列举了一些在战斗中功勋卓著的将领和部队，首先列举了集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将军的名字，接着，列维坦突然用欢呼的声音说道：“还有诺维科夫上校指挥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叫了一声，后来，当播音员用节奏分明的有力的声音说：“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时，她不禁哭了起来。
①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男播音员。
四十一
叶尼娅走后，斯特拉姆家里充满了忧伤气氛。
斯特拉姆常常在写字台前一连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他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怖，仿佛在街上会遇见那些极为讨厌的、敌视他的人，会看见他们残酷无情的眼睛。
电话铃完全沉默了，纵然每隔两三天响一次，那也不是打给他的。柳德米拉说：“这是找娜佳的。”果然不错，打电话的人请娜佳接电话。
斯特拉姆渐渐明白了他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初几天，他甚至有一种轻松之感，因为他安静地坐在家里，周围摆着他心爱的书，看不见那些带敌意的阴沉的脸。
然而，家庭的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这种宁静不仅引起他的忧伤，而且使他惶惑不安。实验室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工作进展如何？马尔科夫在做什么？一想到实验室里正需要他，他却坐在家里，他就激动不安；但是一旦想到实验室里没有他工作照常进行，他又感到无法忍受，不禁产生一种对立情绪。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见了疏散时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斯托伊尼科娃在科学院机关工作，她向柳德米拉详细讲述了那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因为那次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由她做的速记记录。
重要的是索科洛夫没有发言！尽管希沙科夫对他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同斯特拉姆共事多年。”但他没有发言。索科洛夫推说他夜间心脏病发作了，说话很困难。
斯特拉姆对此感到奇怪，但他并没有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马尔科夫代表实验室发了言。他的发言比别人有分寸，没有从政治上指责斯特拉姆，主要是批评他的脾气太坏，甚至还提到了他的才华。
“他不得不发言，他是党员，无法推辞。”斯特拉姆说，“不能责怪他。”
但大部分发言的调门儿都高得可怕。科夫琴科在发言中影射斯特拉姆是无赖、骗子。他说：“这位斯特拉姆拒不出席会议，完全是目无法纪，我们要用另一种语言同他谈话，大概他正期待我们这么做，曾经把斯特拉姆的工作与列别杰夫的工作相提并论的那位头发花白的普拉索洛夫发言说：“有那么一些人围绕斯特拉姆的有争议的抽象理论大做文章，行为下流。”
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的发言很糟糕。他承认自己对斯特拉姆的研究工作评价过高，犯了重大错误。他暗示斯特拉姆具有民族的狭隘和偏执。他说，政治上头脑不清醒的人，在科学上头脑必然也不清醒。
斯韦钦称斯特拉姆是“可敬的老兄”，并且援引了斯特拉姆说过的一段话：没有“美国的”物理学、“德国的”物理学、“苏联的”物理学，物理学是共同的。
“我说过这话，”斯特拉姆说，“但是要知道，在会议上援引私下交谈中所说的话，这纯属告密。”
斯特拉姆感到吃惊的是，皮缅诺夫竟在会上发了言。他早已同研究所失去联系，在这里是无人需要的人。他在会上承认了错误，后悔不该过分重视斯特拉姆的研究，没有看到他的研究中的缺点。这一点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皮缅诺夫曾说过，斯特拉姆的工作使他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他曾经为促进这项工作的实施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把决议交付会议表决。这个决议毫不留情，要求所委会把腐化堕落分子从健康的集体中清除出去。特别令人生气的是，决议对斯特拉姆的学术成就居然只字未提。
“不管怎么说，索科洛夫的表现是绝对正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为什么不露面了呢？难道索科洛夫就这么害怕？”柳德米拉说。
斯特拉姆什么也没有回答。
的确奇怪！尽管他没有基督教徒的宽容大度，但他却对谁也没有生气。他没有生希沙科夫的气，也没有生皮缅诺夫的气。对斯韦钦、古列维奇和科夫琴科，他也不怀恨。只有一个人使他感到心情沉重，怒不可遏，甚至一想到他，斯特拉姆就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这个人就是索科洛夫，仿佛斯特拉姆遭受的一切残酷的、不公正的待遇，全是索科洛夫引起的。这个可恶的索科洛夫，他怎么能禁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斯特拉姆见面呢！这种做法多么怯懦，多么残酷，多么下流，多么卑鄙！
但他却不愿承认，不但想到索科洛夫与他作对时他感到气愤，而且暗中感觉自己对不起索科洛夫时他也感到气恼。
如今柳德米拉经常谈论一些生活琐事。
多余的住房面积，申请住房补贴，食品供应卡，上新的食品店登记注册，办理新季度的定额供应卡，身份证过期了，更换身份证时必须提交工作单位的证明信，这一切使得柳德米拉日夜不安。生活费用哪里来呢？
以前斯特拉姆总是神气十足地开玩笑说：“我要研究一下居家过日子的理论问题，我要为自己建造一所茅屋实验室。”
然而现在看来这话并不可笑。他作为科学院的通讯院士，领取的生活费勉强支付房费、别墅费和水电费。他感到孤独，精神颇为压抑。
总得活下去吧！
到大学教书这条路看来是给堵死了。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不能同青年们打交道。
那么他该往何处去？
他在科学界的显赫地位，妨碍他找到一个普通的工作。人事部门的干部一听他的名字便会惊叫起来，谁也不愿录用一个科学博士去当技术编辑或者物理老师。
想到就业无望，生活贫困，受人支配，忍气吞声，他愈加感到无法忍受，有时他心想：“干脆快点让我去坐牢得了。”
可是柳德米拉和娜佳留下来怎么办，她母女还得生活啊！
哪里还有什么别墅的草莓！别墅肯定是要没收的，因为五月份就该办理延期租赁的手续了。别墅不是科学院的，而是属于机关部门的。可他开始没当一回事，错过了交纳租金的时间，他原来打算把过去的租金一次付清，同时交纳上半年的预付金。然而一个月前在他看来不值一谈的款额，现在却使他感到恐惧。
到哪儿去弄钱呢？娜佳需要买一件大衣。
去借钱？然而没有还债的希望是不能借钱的。
去变卖东西？可是战争期间谁愿意买瓷器和钢琴呢？再说也舍不得卖，柳德米拉喜欢她那些收藏品，就是现在托利亚不在了，她有时也拿出来欣赏一番。
他时常在想，他要到兵役局去，放弃科学院给他的免服兵役的权利，要求上前线去当一名红军战士。
想到这里，他心里也就平静下来。
可是后来他又恐慌起来，一些折磨人的念头使他心神不宁。他走了，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生活？去当教师？出租一个房间？房管所和警察局会立刻干涉。夜间搜查、罚款、记过。
在人们心目中，房管员、地段治安民警、区房管处的视察员、干部处的女秘书，现在都成了神通广大、威严而又英明的人物。
生活失去依靠的人，会觉得坐在票证管理局里的那个小丫头强大无比。
这一整天斯特拉姆都处在恐惧之中，孤立无援，犹豫不决。但他的这些感觉在变化。这一昼夜，他一会儿害怕这个，一会儿思念那个。早晨，窗外寒气逼人，天色昏暗，薄雾茫茫，他离开温暖的被窝，感到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向他袭来，他往往像孩子似的孤立无助，他想钻进被窝，将身子缩成一团，微微眯起眼睛，屏住呼吸。
上午他心里惦念着工作。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他很想到研究所去一趟。此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途的人，愚蠢而且平庸。
仿佛国家在一怒之下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才能和自信，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消沉、迟钝、郁郁寡欢的庸人。
午饭前，他往往精神好一些，心情有所改善。可是一吃过午饭，他马上便忧伤起来，心里空落落的，寂寞烦闷，郁郁不乐。
暮色渐次加浓，他开始感到恐惧。现在，他像在森林中遇上夜暮降临的石器时代的野人一样惧怕黑暗。恐怖在加剧、变浓……他回忆往事，浮想联翩。无法回避的残酷的死神从窗外黑暗的夜色中望着他。街上马上就要传来汽车声，马上就会有人按门铃，房间里马上就会响起吱吱嘎嘎的皮靴声。无处躲藏。就在这时，一股凶狠而欢快的淡漠情绪突然袭上他心头！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在沙皇时代，那些贵族反叛者倒也快活。失宠的时候，就坐上四轮马车，驶出京城，直奔平萨省的领地！在那里打猎，享受乡村的快乐，那里有邻居，有花园，在那里写回忆录。可你们呢，伏尔泰主义者先生们，请尝试一下吧：发给你两个星期的补助费，给你写上一份鉴定装在信封里，封上口。带着这样的鉴定，你连个扫院子的差使也找不到。”
“维佳，”柳德米拉说，“我们会熬过去的！我可以去缝衣服，到别人家做点零活儿，我会在头巾上画彩饰。我可以去当实验员。我挣钱养活你。”
斯特拉姆吻她的手。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脸上露出负疚的痛苦表情，眼睛充满着凄苦、哀求……
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着，低声哼着一支古老的浪漫曲的歌词：……他被人遗忘了，孤独地躺着……
娜佳得知父亲上前线的愿望，说道：
“我们学校有个小姑娘，名叫托尼娅。科甘，她父亲志愿上前线了。她父亲是研究古希腊某一门科学的专家，分配到平萨的一个后备团。在那里，人们让他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连长走过来，他不小心把垃圾扫到连长身上，于是连长在他耳朵上揍了一拳，把他的耳膜打破了。”
“那好办，”斯特拉姆说，“我不朝连长身上扫垃圾就是了。”
现在，斯特拉姆同娜佳谈话，像同大人谈话一样。看来他对待女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近来娜佳放了学就回家，这使得斯特拉姆大为感动。他觉得女儿不想让他着急。同父亲谈话时，她那双嘲讽的眼睛便充满了严肃而亲切的神情。
一天晚上，斯特拉姆穿好衣服，朝研究所方向走去，他想往自己实验室的窗户里望一眼，看看那里亮灯没有，晚班人员来上班没有，也许马尔科夫已经把机器设备安装好了？但他没有走到研究所，便拐进一条胡同里，顺着胡同往回走去。他害怕遇上熟人。胡同里行人绝迹，黑乎乎的。此刻，一种幸福的感觉突然溢上他的心头。积雪、夜空、新鲜的冷空气、嚓嚓的脚步声，夜色笼罩的树木、一座木头平房的防护窗帘透出的一道亮光，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走在寂静的胡同里，谁也不去打量他。他还活着，而且自由自在。他还需要什么，还有什么奢望呢？斯特拉姆来到家门口，那种幸福之感便顿然消失。
最初几天，斯特拉姆紧张地等待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到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给他打电话。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失去了工作、荣誉、安静、自信。难道他最后的避难所——爱情也被人剥夺了？
有时他感到绝望，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似乎不见到她，他就无法再活下去。有时他喃喃自语：“算了，算了，算了。”有时他对自己说：“现在谁还需要我？”
尽管他已感到绝望，但他心里还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感到心灵的纯洁，他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都保持着这种感觉。他们自己遭受痛苦，但却没有折磨他人。不过他明白，他的所有想法，无论是富有哲理的，心平气和的，还是令人气恼的，都与他内心的感受不相符合。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他嘲笑自己，想到不可避免地同她分手，他悲伤，妥协；他想到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到自己问心无愧，这一切仅仅是他克制自己绝望心理的一种手段。回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双眼睛、她的声音，他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难道他再也见不到她？
一想到同她分手不可避免，最终要失去她，他就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时他竟不顾羞耻地对柳德米拉说：“知道吧，我在为马季亚罗夫担忧，不知他情况是否顺利，不知有没有他的消息？你能否打电话问问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啊？”恐怕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他的继续工作了。他在不停地工作，而忧伤、焦虑、痛苦在继续折磨他。
工作并不能帮他克制忧伤和恐惧，它也不是医治他心病的灵丹妙药。他并不是要在工作中忘却那些痛苦的思绪和内心的绝望，对他来说，工作比药物更重要。
他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不愿中断自己的工作。
四十
柳德米拉对丈夫说，她遇上了房屋管理员，管理员请他到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开始猜测此事与什么有联系。是因为多余的住房面积？还是要更换身份证？也许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叶尼娅在斯特拉姆家里住过，没有报临时户口？
“你应该问问他，”斯特拉姆说，“那就用不着我们在这里浪费脑筋了。”
“当然了，是应该问问他。”柳德米拉赞同说可是他说，明天早晨让您丈夫来一趟，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我一听这话心就慌了。”
“啊呀，天哪，他们全都知道了。”
“要知道，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全都注意着我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啊，是啊。还记得吗，在战前，曾经来过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红书，请你告诉他，什么人常到邻居家去？”
“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当时我顶了他一句，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走到门口才说：‘我原来以为您是个有觉悟的人’。”
这件事柳德米拉讲过多次，往常他听她讲述时总爱插话，催她讲得简单一些，但这回他却不厌其详地向妻子询问各种细节，并且耐心听她讲完。
“知道吧，”她说，“这件事说不定与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有关。”
“我想不会有关系，要不然何必让我去，而不让你去。”
“也许他们想要你去提供一个证词？”她犹豫不决地说。
此时，他忧心忡忡，十分敏感。他接连不断地回忆自己同希沙可夫和科夫琴科的谈话，他什么话没对他们说过呢。他回想自己在大学时代的那些争论，他什么样的议论没有发过呢。他同德米特里争论过，同克雷莫夫争论过，当然，他有时赞同克雷莫夫的看法。可是要知道，他一生中从来不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连一分钟也不曾动摇过。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某时某地说过的一句特别尖刻的话，吓得浑身都凉了。克雷莫夫是个刚强的、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信仰狂，他这个人对现存秩序是从来不怀疑的，可现在却被捕了。他同马季亚罗夫、卡里莫夫进行的那些讨论就更免不了找麻烦了。
真是不可思议！
每当晚上，暮色降临的时候，他就不安起来，担心有人来逮捕他，恐惧感逐渐加重，他感到压抑，难以忍受。但是，当他感到死路一条、无法逃避时，他又突然愉快起来，心里松了一口气。唉，见他妈的鬼去吧！
想到人们对他工作的不公正评价，他简直气得发疯。但是，一想到自己缺少才华，愚不可及，想到他的论文枯燥乏味，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愚蠢嘲弄，不再是一种思想，而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感觉，于是他又高兴起来。
现在，他甚至不再考虑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现在很渺小，无知无识，他承认错误不会有什么意义。他是个谁也不需要的人。在发怒的国家面前，不管他承不承认错误，他都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明显地变了。她不再给房屋管理员打电话，叫他立刻给派个修理工来，也不再在楼梯上查问：“这又是谁在垃圾管道旁边乱扔脏物？”她现在穿着打扮也叫人捉摸不透。有时到内部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上那件珍贵的猴皮大衣，有时系上那条破旧的灰头巾，穿上那件早在战前就打算赠给电梯女司机的旧大衣。
斯特拉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想像十至十五年以后他俩会变成什么模样。
“记得吗，契诃夫的《黑衣修士》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母亲放牛的时候对妇女们说，她儿子曾经当过修士。但很少有人相信她。”
“我还是小时候读过这篇作品，现在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那你就再读一遍吧。”斯特拉姆气呼呼地说。
为了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的作品，他终生都在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她根本没有读过。
可是说来也真怪。他越是感到孤立、虚弱，他的内心越是充满亢奋的情绪，他觉得那些房管员、票证管理局的姑娘们、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那些人事干部、实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甚至亲人们，甚至切佩任，甚至妻子都瞧不起他……他在他们的心目中愈是渺小，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来说他就愈亲近、愈宝贵。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每当他遇到新的打击，遭到新的屈辱时，他便在心里问她：“你看得见我吗，玛莎？”
就这样，他坐在妻子身边，同她交谈着，心里却想着她无法知道的心事。
电话铃响了。现在，电话铃声像夜间来的电报、像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使一样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噢，是找我的，关于我去一个临时单位上班的事，他们答应给我打电话的。”柳德米拉说。
她摘下话筒，微微扬了扬眉毛，说道：
“他这就来“找你。”她说。
斯特拉姆用眼色问道：“谁呀？”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斯特拉姆接过话筒。
“好吧，我等一会儿。”他说罢，望着柳德米拉那双询问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一支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母。
柳德米拉不知所措，慢条斯理地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然后给斯特拉姆画了十字。两人沉默着。
“……现在是全苏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这个声音极像1941年7月3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发表演说的那个声音：“同志们，兄弟们，我的朋友们……”现在这个声音只对一个手握电话筒的人说：“您好，斯特拉姆同志。”
在这几秒钟，他思绪万千，各种思维的片断和破碎的感觉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得意，他软弱，他害怕这是某个流氓耍弄的骗局，那些写满字迹的手稿、调查表、卢布扬卡广场的大楼和他的种种感觉连成一片……
他敏锐而清晰地感觉到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因为失去某种奇妙、动人而且美好的东西感到悲伤。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特拉姆说，同时他感到惊讶，难道这句非同寻常的话真的是他在电话里说的。“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谈话持续了两三分钟。
“在我看来，您正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着浓重的喉音，仿佛在强调某些音节，很像斯特拉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有时斯特拉姆在自己家里开玩笑，也曾模仿过这个声音。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讲话或被他召见过的人，也曾这样传达过这个声音。
①斯大林的名字和父称。868
莫非这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我相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斯特拉姆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他在思考斯特拉姆的话。
“由于在战争期间，您是否感到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仪器设备有保障吗？”斯大林问道。
斯特拉姆真诚的口吻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说：“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工作条件完全正常、良好。”
柳德米拉站在那里听着丈夫的谈话，仿佛斯大林看见了她似的。
斯特拉姆朝她挥了挥手，似乎对她说：“快坐下，多不好意思……”而斯大林又沉默下来，思考着斯特拉姆的话，然后说：“再见，斯特拉姆同志，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再见，斯大林同志。”
斯特拉姆放下话筒。
夫妻两人像几分钟之前那样面对面地坐着，他们刚才还在谈论柳德米拉在季申斯基市场上卖掉的两块桌布。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斯特拉姆突然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餐柜、钢琴、椅子依旧摆在那里，他们谈论房屋管理员时摆在桌上的两只没有刷洗的菜碟原地未动，但却发生了一件难以想像的、令人欣喜若狂的事。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彻底变了样，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命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他问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斯特拉姆尽量显出一副平静而又淡漠的样子，说道。有那么一瞬间，他为那种充溢他心头的幸福感到尴尬。
“柳达，柳达，”他说，“你想想，我并没有悔过，没有低头，没有给他写信。是他自己主动打的电话！”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难道是他斯特拉姆，夜里辗转不眠，填写调查表时精神恍惚，难道是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极力思索学术委员会对他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评价，难道是他回想自己的过失，心中暗暗后悔，请求原谅他，难道是他等待着被逮捕，想到贫穷的未来，预感到同女户籍警察和票证管理局的年轻女职员谈话的滋味，心里直发慌！
“我的天哪，天哪！”柳德米拉说。“托利亚永远不会得知这个消息了。”她走到托利亚的房间门口，打幵了房门。
斯特拉姆从电话机上拿起话筒，接着又把它放下了。
“万一是什么人闹着玩儿？”他说罢走到窗前。
窗户里看得见空空荡荡的街道。一个穿棉祆的女人从街上走过。
他又走到电话机前，弯起一个指头敲了敲话筒。
“我当时的声音怎么样？”他问道。
“你说得很慢。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突然站起Tfe”
TfC。
“是斯大林嘛！”
“说不定真的是有人搞恶作剧？”
“瞧你说的，谁敢这么干呢？开这样的玩笑至少也得判十年徒刑。，’
—小时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着，回想着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那支浪漫曲：……他被人遗忘了，他孤独地躺着……
斯大林打来的电话！莫斯科每年都有一两次传闻：斯大林给电影导演杜甫仁科打了电话；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了电话。
870
他用不着亲自发布命令，用不着命令发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一套住房、为某人建立一个科研所！他太伟大了，这种具体事用不着他开口。这些事都由他的助手们去做，他们根据他的眼神、语调猜测他的意图。他只要温和地向某人笑一笑就足够了，这人的命运会立刻发生变化，这个默默无闻的人从此便摆脱黑暗，荣誉、尊敬、力量会接二连三地向他飞来。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会拜倒在这位幸运者的脚下。要知道，斯大林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曾经微微一笑，并且同他开了一句玩笑。
人们传诵着这些电话的详细内容，斯大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感到吃惊。这些话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得令人震惊。仿佛斯大林不能说日常用语似的。
据说，有一次斯大林给一位著名雕塑家打了电话，同他开玩笑说：“你好，老酒鬼。”
他给另一个著名人物打电话，询问他的一位被捕的伺事的情况。这位著名人物是个极善良的人，但因为一时慌张，回答得含含糊糊，于是斯大林说：“您为朋友辩护很不得力。”
传说有一次他给一家青年报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说：“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道：
“布别金是个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你应该知道。”他说罢放下了话筒。
斯大林又给他打来电话，说道：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解释一下，您是干什么的？”
这件事之后，据说布别金住了两周医院，治疗神经震伤。
他的一句话可以消灭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那些昨天还指挥千军万马，掌管一些地区、加盟共和国和一些大工厂的人，今天可能因为斯大林的一句气话变得一钱不值，变成劳改营的囚犯，端着饭盒在犯人食堂门口等待分给他们烂菜汤。
据说，斯大林和贝利亚一天夜里来看望一位刚刚从卢布扬卡监狱释放出来的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在他家里待到天明。同一住所的居民夜间不敢上厕所，早晨都没有上班。据说给客人们开门的是一位产科女医生，她在住户中最年长。她穿着一件睡衣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只小哈巴狗，由于这些深夜来客没有按照规定的次数按门铃，她心中大为恼火。后来她讲述说：“我打开门，看见一副肖像站立在面前，接着那肖像就向我走过来。”据说斯大林走进楼道，仔细察看贴在电话机旁的一张纸，看了好长时间。住户们用竖笔道在纸上注明通话的次数，以便计算谁家该付多少钱。
这些故事之所以令人吃惊、可笑，恰恰因为它们的词句和情节平淡无奇。这种事的确让人难以置信。难道斯大林真的会在公共住宅的楼道里踱步！
要知道，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出现了伟大的建设工程，伐木工人开始向原始森林进军，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去开掘运河，建造新的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的冻土地带铺设道路。他体现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斯大林宪法像一轮红日升起。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工程……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航空事业……伟大的国家在他身上，在他的性格和气派中表现出来。
斯特拉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您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现在非常明白，斯大林知道，国外开始重视那些研究核现象的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感觉到，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一种令人奇怪的紧张气氛。他从英国和美国物理学家的论文的字里行间，从那些违背逻辑思维规律的吞吞吐吐的措辞中捕捉到了这一动向。他发现，那些经常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的名字从物理学杂志上消失了，那些研究重核裂变的专家们仿佛自行消亡了，谁也没有引用他们的论著。他感到，只要问题涉及铀原子核的裂变，他们就显得格外谨慎，就保持沉默。
切佩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到这些话题。前几天切佩任还谈到一些人目光短浅，看不到同中子对重核的影响有联系的实际前景。切佩任本人却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空气中弥漫着战火、硝烟，充满着士兵们的皮靴声、坦克履带的喧哗声，出现了新的静悄悄的紧张气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手拿起电话筒，于是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一个缓慢的声音：“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一个新的、难以捉摸的、无声的淡淡的阴影降临在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降临在老人和孩子们的头上。人们没有察觉到它，不知道它的厉害，没有预料到一种笃定要来临的力量的诞生。
数十名物理学家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的写字台、他们写满希腊字母的稿纸、他们的书架和实验室距离那种宇宙的魔力——未来的国家强盛的标志还十分遥远。
但这条道路已经开始，那个无声的阴影渐渐变浓，正在变成一片可以笼罩庞大的莫斯科和纽约市的乌云。
这天斯特拉姆并没有为自己的论文取得胜利而感到高兴。他原以为这篇论文永世不得翻身，就把它锁进了家里写字台的抽屉里。这回它要重见天日了，它将进入实验室，成为教授们讲课和做报告的依据。他没有去考虑这一科学真理的幸运和成功，没有去考虑自己的胜利，现在他又可以推动科学进步，可以有拥护者，他的名字又可以出现在杂志和教科书上，又可以为他的想法是否与计算机和照相胶片上的实际指标相符合而激动了。
此刻，他完全被另一种激情所占据：他终于战胜了那些迫害他的人，这一胜利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前几天他还觉得自己并不忌恨他们。直到今天他也不想报复他们，不愿让他们遭受灾难，然而他回想他们干的各种坏事，回想他们的虚伪、残酷和怯懦，他的心灵和理智就充满幸福。他们对他采取的手段越粗野、越下流，现在他回想此事就越觉得甜蜜。
娜佳从学校回来了，柳德米拉向她喊道：
“娜佳，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女儿将大衣脱了一半便跑进房间，围巾拖在地板上，斯特拉姆见此情景，便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那几十个人今天和明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会感到何等慌乱。
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斯特拉姆突然放下汤匙，说道：“可我一点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说：
“这下你那些仇人和整你的人算是把脸丢尽了。我想像得出，你们研究所里和科学院里开始做什么事了。”
“是的，是的，是的。”他说。
“妈妈，在限额商店里，那些女士们又要向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了。”娜佳说。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说罢，微微一笑。
斯特拉姆一向瞧不起阿谀奉承的人，然而现在想到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谄媚的微笑，他却颇为高兴。
说也奇怪，令人不可理解！一方面他感到喜悦、得意，同时他又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对此时他所失去的那种宝贵的、深藏于心底的东西感到惋惜。他似乎做了什么错事，对不起某个人，但到底错在那里，对不起谁，他又弄不明白。
他喝着自己喜欢喝的土豆荞麦粥，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流过的眼泪。那是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他漫步在基辅街头，正在开花的栗树的枝杈之间露出闪烁不定的繁星。那时，在他看来，世界是美好的，未来是广阔的，充满着神奇的光明和善良。今天，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折，他仿佛在同自己对奇妙的科学所怀有的纯洁的、孩子般的、几乎是宗教式的爱恋告别，在同几周之前产生的那种情感告别。那时他战胜了巨大的恐惧，最终没有对自己撒谎。
只有一个人可以听他诉说这些想法，但这个人不在他身边。
说来奇怪，他心里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渴望大家快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盼着这个消息传到研究所、大学的课堂、党中央委员会，传到科学院、房管所、别墅区的警卫处，传到各个教研室和科学协会。至于索科洛夫会不会得知这个新闻，斯特拉姆却感到无所谓。他不愿让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知道这个新闻，他虽然没有明确这种想法，但心灵深处却隐藏着这种愿望。他猜测，遭受迫害和不幸也许对他的爱情有些好处。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他给妻子和女儿讲了斯大林的一桩轶事，其实她母女早在战前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据说一天夜里斯大林带着轻微的醉意去乘坐地铁，他在一个年轻女人身边坐下来，问她：“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事吗？”
那女人说：
“我很想参观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想了想，然后答道：
“这件事大概我能帮您的忙。”
娜佳说：
“你瞧，爸爸，今天你太伟大了，妈妈居然没有打断你的话，容许你把这个故事讲完。要知道，她听这个故事已经是第一百一十一遍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心地笑了，嘲笑那个天真无邪的女人。柳德米拉问道：“维佳，要不要喝杯酒庆贺一下？”
她说罢拿出一盒糖果来，这盒糖本来是等娜佳过生日时送给她的。
“吃吧，”柳德米拉说，“不过，娜佳，可不要狼吞虎咽。”
“爸爸，你听着，”娜佳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那个乘坐地铁的女人？你干吗不求他放了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呢？”
“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难道能给他说这种事？”斯特拉姆说。
“我认为可以说。如果是外婆，她一定会立刻给他说的。我相信她会说的。”
“可能会说，”斯特拉姆说，“可能会说的。”
“好了，别说这些蠢话了。”柳德米拉说。
“蠢话不蠢，关系到你哥哥的命运。”娜佳说。
“维佳，”柳德米拉说，“应该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
“看来，你对发生的事情估计不足，用不着给任何人打电话。”“快点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吧。”柳德米拉固执地说。
“要是斯大林对你说的‘祝你成功’，你就打电话告诉希沙科夫吧。，’
斯特拉姆这天产生了另一种古怪感觉。往常，他总是为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感到气愤。各种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充满他的名字。到处是他的挂像、半身塑像、全身塑像、歌剧、史诗、颂歌……
人们称他为父亲、天才……
斯特拉姆气愤的是，斯大林的名字时常遮蔽列宁的名字，甚至有人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列宁治国的智慧相提并论。在阿。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里，列宁殷勤地划火柴为斯大林点烟斗。在某画家的一幅画里，斯大林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而列宁讨好地匆匆跟在他身后。绘画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在人民中间的场面时，往往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们亲切地望着列宁，而那些全副武装的巨人——披挂着机枪子弹袋的工人和水兵们却向斯大林探着身子。历史学家们在描述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那些紧急关头，如喀琅施塔得叛乱、保卫察里津、波兰人进攻时，竟说列宁经常向斯大林求教。在党史作者们的笔下，斯大林参加过的巴库罢工，以及他一度编辑过的《布得佐拉报》的位置，竟比俄国历次革命运动都突出。
“《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斯特拉姆生气地重复着，“曾经有过热里亚鲍夫？、有过普列汉诺夫、克鲁鲍特金，有过十二月党人，而现在只有一个《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
千百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统治的国家。但在上千年的俄国历史上，任何君主都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
然而今天斯特拉姆既没有感到气愤，也没有感到恐惧。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些赞歌和定音鼓越是震耳，那尊活的偶像的脚下燃起的香火越是烟雾弥天，斯特拉姆就越发强烈地感到幸福、激动。
暮色降临了，他却没有感到恐怖。
斯大林和他通了电话！斯大林对他说：“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天黑之后，他来到街上。
这天晚上天色黑暗，他却没有那种孤立无助、死路一条的感觉。他心情很平静。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人们已经晓得这桩新闻。想到克雷莫夫、德米特里、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他心里有一种古怪的滋味。他们的命运没有落到他头上。想到他们，斯特拉姆感到忧郁、孤独。
斯特拉姆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他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取得①热里亚鲍夫（1851—1881），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列宁高度评价热里亚鲍夫，把他与罗伯斯比尔和加里波第并提。
了胜利。遭受学术委员会审判那天，他仿佛感到母亲站在他的身旁，当时他曾感到幸福，然而为什么今天的幸福与那种幸福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不过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至于马季亚罗夫会不会被捕，克雷莫夫会不会提供有关他的证词，他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平生第一次不再为自己带反叛意味的玩笑和那些不谨慎的言论担忧。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柳德米拉和娜佳已躺下睡觉，却突然响起电话铃声。
“您好。”对方的声音不大响亮。一股热浪冲上斯特拉姆心头，他似乎比白天更激动。
“您好。”他说。
“我不能不听到您的声音。给我说点什么吧。”她说。
“玛莎，亲爱的玛莎。”他说罢便沉默起来。
“维克托，我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向丈夫撒谎。我对他说，我爱您。我向他发誓永远再不见您。”
次日早晨，柳德米拉走进他的房间，抚摩一会儿他的头发，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在梦中听见你夜间同什么人打电话。”
“不，那是你的错觉。”他平静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别忘了，你应该到房屋管理员那儿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