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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叶尔绍夫少校出工回来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板床旁说：“一个美国人听了广播，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抵抗正在粉碎德国人的企图。”
他蹙额补充道：
“哦，还有莫斯科的通报，说是共产国际解散了，怎么回事？”“您怎么啦，疯了？”莫斯托夫斯科伊一面问，一面注视着叶尔绍夫聪颖的眼睛，它们犹如春季那冰凉浑浊的河水。
“也许是美国佬听错了，”叶尔绍夫说着用指甲抓起胸脯来，“也许正相反，共产国际扩展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这辈子认识不少人，他们好像成了传声筒，成了全社会的理想、激情和思想的代言人。似乎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从来没有一件是这些人所不了解的。叶尔绍夫就是集中营社会的思想和理想的代言人。但是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传闻，集中营里这位思想主宰却全然不感兴趣。「曾主持过大兵团政治教育工作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同样对这条消息无动于衷。
奥西波夫说：
“古济将军对我说：政委同志，经过您的国际主义教育，逃跑已经开始。应该使人民养成爱国主义精神和俄罗斯精神。”
“怎么，要为上帝、沙皇，祖国而战？”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全是胡扯！”奥西波夫说，神经质地打了个哈欠，“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亲爰的大爷，眼下问题不在于正统思想，问题是德国人要活剥我们的皮。”
睡在三层铺上的是个西班牙士兵，俄罗斯人都叫他安德留什卡，他在木板上用西班牙文写了个“斯大林格勒”，晚上望着它，到早晨就把木板翻过去，免得进棚屋搜查的警察发现这个名闻遐迩的词。
基里洛夫少校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每当他们不赶我去上工时，我白天黑夜在床上懒散地躺着。可现在我给自己洗衬衣，嚼松木片来对付坏血病。”
可是那些叫做“快乐的小伙子”（他们上工时经常唱着歌）的受惩罚的党卫军分子，越发残忍地找俄罗斯人的茬儿。
无形的联系把集中营棚屋里的居民同伏尔加河上的那座城市联结在一起。只有共产国际对所有人都无所谓。
这时，侨民切尔捏佐夫头一次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
他用手掌捂住那只空眼窝，开始讲起偷听到的美国人无线电广播。
他对这次谈话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这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高兴。
“一般来说来源并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是胡说八道，荒唐可笑。”：：切尔涅佐夫扬起双眉，这模样十分难看，那道莫名其妙在空眼窝上扬起的眉毛显得有些神经质。
“为什么？”一只眼的孟什维克问，“怎么不可靠？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建了第三国际，布尔什维克先生还创立了所谓的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联合其实是胡闹。是油炸冰块……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的、国际的体系才可能存在，否则根本无法存即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在。’”
“所谓的社会主义？”莫斯托夫斯科伊问。
“是的，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苏维埃的社会主义。”
切尔捏佐夫微微一笑，并且发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在笑。他们互相报以微笑是因为他们在刻薄的言词中、在嘲笑和憎恨的语调中记起了自己的过去。
犹如剖开几十年的厚层，他们年轻时代各种怨仇的锋刃突然闪现，在希特勒集中营中的这次会面不仅使他们记起了多年的积怨，而且记起了他们的青年时代。
这个含有敌意的异己的集中营囚犯，也曾热爱过并熟悉莫斯托夫斯科伊青年时代所熟悉和热爱过的一切。是他，而不是奥西波夫，不是叶尔绍夫记得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情况，记得许多只有他们俩依然关注着的人的名字。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有关《火星报》？温和派和强硬派革命者的论述，都令他俩激动不已D近视年老的恩格斯对去他那里的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态度是多么诚挚，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是个多么爱挖苦人的人！
显然，一只眼的孟什维克感觉到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受到的事情，讪笑着说：“作家们动人地描写过青年时代朋友们的会面，可是青年时代的敌人，就像您和我这么两条头发花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老狗的会面，又该是怎样呢？”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在明斯克秘密召开，大会为那些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政党奠定了基础。
《火星报》为列宁创办和主编的第一份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秘密报纸，编辑部成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
阿克雪里罗得（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1917年初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
莫斯托夫斯科伊见到切尔涅佐夫面颊上的泪珠。他们俩都清楚：集中营的死神很快就将把漫长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真理、错误，还是敌视全部用沙子填平、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个一辈子与你为敌的人，也不由得成了你生活的参与者。”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样一个狼窝里会有如此的会面。”他突然补上一句：“多么美奸的字眼：小麦、庄稼、晴天下雨……”
“唉，多么可怕的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讪笑着说，“同它相比，一切显得多么美好，甚至同孟什维克的会面。”
切尔涅佐夫忧郁地点点头。
“是啊，说实在的，您心里难受。”
“法西斯主义，”莫斯托夫斯科伊喃喃地说，“法西斯主义！我想像不出类似的恐怖景象！”
“这有什么可使您感到奇怪的。恐怖手段是不会让您吃惊的。”切尔涅佐夫说。
犹如一阵风既吹掉了忧伤，也吹掉了他们之间出现的好势头。他们以极度的仇恨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诋毁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不只是靠谎言。切尔涅佐夫把苏维埃建设中伴随出现的残酷行为和个别失误都归结为总的规律。他这样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当然乐意接受这种思想，认为1937年有过火行为，集体化是胜利冲昏头脑，你们那位亲爱的和伟大的只是有点儿残酷无情和爱发号施令。而恰恰相反，本质是：正如你们喜欢写的那样，斯大林就是当今的列宁。你们总以为，农村的赤贫和工人的无权全是暂时的，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资本家从农夫手里以1公斤5戈比的价格把小麦收进，又以1公斤1卢布的价格卖给农夫，这就是你们建设的本原。”
“瞧，您这个孟什维克和侨民不是也说：斯大林就是当今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是从普加乔夫和拉辛开始的各代俄国革命者的继承人。我们不是逃到国外的背叛者孟什维克，而斯大林是拉辛、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的继承人。”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浬佐夫说，“您知道，对俄罗斯来说立宪会议？的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里有着一千年的奴役制度！一千年来，俄罗斯只有过半年多的自由。每当我想到1937年的审判，便记起另一种遗产。您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中校吧，他串通杰加耶夫？企图佯装密谋，恐吓沙皇，用这样的方法夺取政权。可您却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人？”
“您怎么，真的是白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行啦，您当真是在谈论苏杰伊金吗？可是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没收剥削者的财产呢，从资本家手里夺回的工厂，从地主手中收回的土地呢？您看到了吗？这是谁的遗产，难道是苏杰伊金的？而全民普及识字呢，重工业呢？而第四等级、工人农民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参预呢？这是什么，是苏杰伊金的遗产？您变得多可怜。”
“我知道，我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争辩。它们自有公论。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博士、艺术家和人民委员们并非无产阶级的公仆。他们是国家的仆从。至于那些在田野和车间劳作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无法下决心把他们叫做主人。他们算是什么主人！”
此处原文为“立宪会议”，但从下文“俄罗斯只有半年多的自由”看，似指“立宪会议委员会”，1918年6—9月反革命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中游流域和乌拉尔一带建立政权机关，乌法督政府成立后改名为立宪会议委员代表大会，1918年底被解散。
苏杰伊金（1850—1883）：俄国宪兵中校，1882年起任彼得堡保安局督察，组织破获所谓“杰加耶夫密谋”。
杰加耶夫U857—1920）：彼得堡暗探局暗探，187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2年充当暗探，同时还领导“民意党”的中心小组，1883年被掲露。
他突然朝莫斯托夫斯科伊俯下身子说：
“顺便说一句，你们所有人中，我只尊敬一个斯大林。他是你们的泥瓦匠，而你们是些嫌恶干粗活的人！斯大林可是知道：铁的恐怖手段、劳改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中世纪审判。瞧，在一个单独获取政权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靠什么维持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伙计，所有这种卑鄙下流的言辞我们早就听到过。但是，我必须坦率对您说，您说得更为卑鄙。只有一个人能够如此下流，如此满嘴喷粪，他就是从小住在您家里，后来被逐出家门的人。您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个被逐出家门的人是个什么东西？……是条走狗！”
他专注地盯着切尔涅佐夫说：
“我并不隐瞒，最初我想回忆的，是1898年使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件事，而不是使我们在1903年分裂的那件事。”
“想聊聊那个还没有把走狗们逐出家门的时代？”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生起气来。
“是的，正是这样！一条被驱逐的、夹着尾巴逃跑的走狗！还戴着副线手套！而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没有手套。双手肮脏、满是鲜血！那有什么！我们没有普列汉诺夫的手套照样参加工人运动。走狗的手套给了您什么？犹大们为您在《社会党人通报》上的文章付了几个银币？在这里，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信任我们！世界的生路掌握在我们手中！拯救世界靠红军！它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打断道，“永远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手举到切尔涅佐夫脸旁说：“瞧，它们并没戴走狗的手套！”
切尔涅佐夫朝他点点头：
“您记得宪兵上校斯特列利尼科夫吗？他工作也不戴手套：他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代写伪造的供词。为什么你们需要1937年？准备同希特勒作斗争，这是斯特列利尼科夫或是马克思教你们的吗？”
“您那恶毒的言词并不让我吃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说不出别的什么来。您知道什么真正使我吃惊吗？为什么希特勒分子要把您关在集中营里？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到了狂怒的地步。这全可明白。可是为什么希特勒要把您和同您相类似的人也关进集中营呢？！”
切尔涅佐夫笑了，他的面容变得同开始谈话时一样。
“您也瞧见了，他们把我监禁起来，”他说，“他们并不放我。请您去讲讲情，也许会把我给放了。”
但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开玩笑。
“您带着对我们的仇恨不该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不但是您，还有此人。”他指了指朝他们走近的伊孔尼科夫-莫尔日。
伊孔尼科夫满脸满手全是泥。
他塞给莫斯托夫斯科伊一些写满字的脏纸说：“读读吧，也许明天就该见上帝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纸藏在床垫底下，激动地说：“我读，为什么您打算离开这个世界？”
“您知道我听到了什么？我们挖的基坑是用来盖毒气室的。今天已经开始浇灌混凝土基础。”
“这早有传闻，”切尔涅佐夫说，“还在铺宽轨的时候。”
他回头望了一下，莫斯托夫斯科伊想，切尔涅佐夫在留意什么，是看下班回来的人们是否见到他那么随便地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交谈。大概在西班牙人、挪威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面前，他为此感到自豪。但最大可能是他在俄国战俘面前，以此而洋洋得意。
“那我们干吗还继续干活？”伊孔尼科夫问参加制造恐怖？”334
切尔涅佐夫耸耸肩：
“您以为，我们是在英国吗？八千人拒绝干活，所有人一小时内将全部给处死。”
“不，我不干。”伊孔尼科夫说，“我不去，我不去。”
“要是拒绝干活，您两分钟后就会被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没错，”切尔涅佐夫说，“您可以相信这些话。这位同志知道，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里号召罢工意味着什么。”
同莫斯托夫斯科伊的争论使他心绪不佳。在这里，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多少次他在自己巴黎的寓所里说过的话如今在他自己的耳际回响，显得毫无意义和虚伪。他经常仔细听集中营战俘们的谈话，捕捉到的每每是“斯大林格勒”这个词，不管他是否愿意，世界的命运还是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年轻的英国人曾向他做了个表示胜利的手势说：“我为您祈祷，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洪流。”听到这句话，切尔涅佐夫感到幸福和激动。
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您知道，海涅说过，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不过算啦，我是个傻瓜，您完全正确。我明白你们军队所进行的斗争的伟大意义。让一个俄国的社会党人懂得这一点，并且懂得后让他感到高兴和自豪，或是感到难过和憎恨你们，都是痛苦的。”
他望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切尔涅佐夫的第二只好眼好像在淌血。
“但是，难道您在这里都没有亲身意识到，人没有民主和自由是无法生存的吗？在那里，在家里，您忘了这点了吗？”切尔涅佐夫问。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前额。
“听着，歇斯底里发作得够了。”
他回头望了一下，于是切尔涅佐夫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慌什么，是看下班回来的人们是否见到他那么随便地同一个侨民孟什维克在交谈。大概他当着外国人的面为此而感到羞愧。但更大可能是他当着俄国战俘的面对此而感到羞愧。
一只充血的瞎眼窝使劲地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孔尼科夫猛地拉一下坐在二层铺上的神甫那只没穿鞋的脚，用瞥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问道：“Qued.is-jefaire，mi.padre?N.ustravaill.nsdansunaVemichtungslager.”①加丁神甫的一对无烟煤似的眼睛打量着人们的脸部。’*T.utlem.ndetravaillela-bas.Etm.ijetravaillela-bas.N.uss.mmesdesesclaves，”他慢吞吞地说，“Dieu.n.uspard.nnera?。”“C’ests.nmetier?。”莫斯托夫斯科伊补充道。
“Maiscen’estpasv.tremetier④，力口丁含着责备的意思说。伊孔尼科夫急忙说：“行了，行了，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以您的观点看也是这样，可我不想宽恕罪恶。您别说，有罪的是那些强迫你的人，你是奴隶，你无罪，因为你不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在建造毁灭人的集中营，我要对那些将被毒气毒死的人负责。我可以说‘不’！如果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不怕死的力量的话，还有什么力量可以禁止我这么做？我要说‘不’！Jedirain.n，mi.padre，jedirain.n?！”加丁的双手触着伊孔尼科夫灰白的头。
此为法语，意即：我该怎么办，神父？我们是在一个毁灭人的集中营里干活。
此为法语，意即：大家都在那儿干活。我也在那儿干活。我们是奴隶。上帝将宽恕我们。
此为法语，意即：这是他的职业。
此为法语，意即：但这并非您的职业。
意即：我要说“不”，神父，我要说“不”。
“D.nnezm.iv.tremain①。”他说〇“呶，现在牧师可要训诫在傲慢中误人歧途的羔羊了。”切尔捏佐夫说，莫斯托夫斯科伊带着不由自主的同情对他的话点了点头。
但加丁没有训诫伊孔尼科夫，他把伊孔尼科夫的脏手拉到唇边，吻了吻。
七十
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同自己为数不多的苏联熟人之一，在管辖区当卫生员的红军战士帕夫柳科夫交谈起来。
帕夫柳科夫开始向切尔涅佐夫诉苦，说他很快将被赶出管辖区，去挖基坑。
“这是全体党员的安排，”他说，“他们不能容忍我占了个好位置：得把谁安插进去。他们在清洁队、厨房、洗衣房到处安排自己的人。大爷，您记得和平时期怎么样？区委是自己的人。工会基层委员会是自己的人。对吗？而在这里他们同样有家黑店，厨房里有自己人，多给自己人一份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被他们架空，仿佛住进了疗养院。而您就像条狗，等着完蛋，他们谁也不朝您这边瞧上一眼。难道这公平吗？依然是一辈子为苏维埃政权当牛做马。”
切尔涅佐夫有些发窘，他告诉帕夫柳科夫，他已经20年没在俄罗斯生活。他发现“侨民”和“流亡者”这个词使苏联人立刻同他疏远了。但帕夫柳科夫听过切尔涅佐夫所说的话之后，并没有什么戒心。
①意即：伸出您的手。
他们坐在一大堆木板上。大鼻子、宽脑门、在切尔涅佐夫看来是真正的人民的儿子的帕夫柳科夫，望着在混凝土塔楼里走动的哨兵，说：“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参加志愿军’或是装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就是说，为了活命？”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帕夫柳科夫说，“也没有当过苦役犯，可对共产党员们就是有气。没有行动自由。这也不行，那也不能，这个人你不能交往，这个女人你不能娶，这件工作你不能干。人变得像只鹦鹉。我从小想自己开个商店，里面什么都能买到。商店里再有个小吃部，买完东西，你需要点什么，那就请吧…想喝有酒，想吃有热的，还有啤酒。你知道，我要如何服务？价廉物美！我要在餐厅供应乡下菜。请吧！烤土豆！腌猪油拌大蒜！酸白菜！你知道，我要给大家供应什么下酒菜？带髓的骨头！在锅里煮得滚开，来吧，喝上二两，给你加块骨头，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全是一色的皮圈椅，免得招虱子。你坐着，歇着，有人给你服务。我要是一提这件事，准包马上就得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我心想，这种事对人民有什么特别危害？我定的价格比国营的低一半。”
帕夫柳科夫瞟一眼切尔涅佐夫：
“我们棚屋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因为什么？”
“为了一份汤，一件军大衣，免得干活累断了腰。”
“还有什么原因？”
“有的是由于思想原因。”
“什么思想？”
“各种各样。有些是因为集中营里被害的难友。有的是因为①即苏军原中将、叛徒弗拉索夫组织的“俄罗斯解放军”，为德国法西斯效力。
厌恶农村的贫困。共产主义让他们无法忍受。”
切尔涅佐夫说：
“这是可耻行为！”
苏联人好奇地瞥一眼侨民，侨民也发现了这既带嘲笑又含困惑意味的好奇。
“这不光彩，不高尚，不好，”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账的时候，也不是这么个算账法。在自己面前，在自己的土地面前都不好。”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用手掸一下屁股。
“不必怀疑我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好感。真的，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您可别上弗拉索夫那边去。”他突然绊了一下，补充道：“听着，同志，别去。”并且因为说出了原先青年时代说过的“同志”这个词，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而且也没加掩饰，他喃喃地说：“天哪，天哪，我是否可以……”
列车驶离了月台。由于尘土、丁香和春天城市污水池的气味，由于机车的烟雾和车站附近饭店的厨房冒出的油烟，天空变得雾气腾腾。
信号灯越离越远，渐渐隐没，后来好像在别的绿灯红灯中静止不动了。
一个大学生在月台上站了一会儿，穿过边门。一个女人同他告别，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前额和头发，也与他一样显得惘然若失，同时又充满突然其来的感情力量……他登上车，幸福充溢着全身，令头脑发晕，仿佛这是使他的一生充满幸福的开端……
在他告别俄罗斯、沿铁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他记起了这个夜晚。当他做完手术躺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摘除了一只患青光眼的眼球之后，当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半昏暗的凉爽的大门之后，他记起了这个夜晚。
同他一样从俄国跑到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对此曾写道：行踪无定的人走着，拄根手杖^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带红色轱辘的四轮马车跑着——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夜晚过道上点上了灯——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在陆地，在海洋或是在天空——我都将想起你……
他想重新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问：
“您不了解娜塔莎。扎东斯卡姬的情况吗，她是否还活着？难道这几十年您一直同她在同一块土地上行走吗？”
七十一
汉堡的溜门撬锁的小偷凯泽，裹着黄色的皮绑腿，身穿带贴袋的米黄色格子上衣，在特种棚屋的晚点名时情绪很高。他用发音极不正确的俄语小声唱道：“kalizavtrav.ina，eslizavtravp.ch.d（假如明天将有战争，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那红里透黄、委顿的面容和塑料似的、栗色的眼睛今晚显得温厚平和。胖得发圆、雪白、没有一根细毛的手和能够掐死一匹马的五指时而拍拍囚犯们的肩膀和后背。对他来说杀人是那么轻而易举，好像为了开玩笑使个泮子一样。杀过人之后，他在短时间内一直十分兴奋，就像只同五月金龟子玩耍的年轻公猫。
他经常是奉管辖东区卫生所的党卫军中校德罗坦哈尔之命而杀人。
这件事最困难的，是把被害者的尸体拖去火化，但凯泽不干这种差事，谁也不敢让他去干这种工作。德罗坦哈尔相当有经验，不容许让人病得用担架把他们抬到火葬场。
凯泽对被指定来动手术的人们从不催促，不对他们恶言相加，也从不推搡和打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凯泽登上特种手术室的两级水泥台阶已经有四百多次，但对要做手术的人，对绝望地迎接死亡的人那恐怖的、急不可待的、俯首听命的、痛苦的、胆怯的、强烈好奇的目光，总是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兴趣。
凯泽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何他对自己平平常常的工作那么感兴趣。特种手术室看上去相当单调：一把凳子，灰剥剥的洋灰地，排水管，水龙头，橡皮管，带笔记本的斜面高写字台。
手术降低到最平常的程度，使得别人经常半开玩笑地议论它。如果完成手术借助于手枪，凯泽把它称做“往脑袋放颗咖啡豆”；如果手术靠注人石碳酸进行，凯泽把它称做“来一小份饮料。”
在凯泽看来，在咖啡豆和饮料中揭开人生的秘密，惊人地简单。
他那对塑料似的栗色眼睛仿佛不属于活人。那是两颗黄棕色的硬结了的树脂……每当凯泽混凝土似的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色，人们就觉得害怕，那种恐怖感大概就同一条鱼儿专心致志游到被沙子几乎掩埋的树根旁，突然发现那黑黝黝滑粘粘的巨物竟然长有眼睛、牙齿和触须时，所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
在这里，在集中营里，凯泽体验到对生活在棚屋里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将军和传教士们的优越感。问题并不在于一颗咖啡豆和一份饮料。这是天生的优越感，这使他十分得意。
他得意，并非因为自己具有很强的体力，因为自己能够不顾死活去敲诈勒索和撬开保险柜的钢门。他欣赏自己的精神和智慧，他是神秘而复杂的。他的愤怒和情绪的流露都是不按常规的，似乎是没有逻辑的。春天，当盖世太保选出的俄国战俘从军列上被赶进特种棚屋时，凯泽要求他们唱他所喜爱的歌曲。
四个手臂肿胀、目光阴森的俄国人卖劲地唱道：你在哪里，我的苏利科？
凯泽闷闷不乐地听着，盯着一个站在角落里的高颧骨的人。凯泽出于对演员们的尊敬，没有打断他们的歌唱，但当歌手们不再做声时，他对高颧骨的人说，让他别唱合唱，现在来个独唱。凯泽瞥一眼此人军便服肮脏的领口，领口上还留有被撕掉的领章的痕迹，然后问：“VerstehenSie，HerrM.j.r（您听懂了吗，少校先生），明白吗，旅长？”
那人点点头，他明白。
凯泽抓住他的衣领，轻轻晃着，就像在晃一只损坏的闹钟。那个刚下火车的战俘朝凯泽的颧骨上猛击一拳，骂了起来。
看来，俄国人的末日到了。但特种棚屋的长官没有把叶尔绍夫少校打死，而是把他领到一张角落上靠窗的床边。床铺是空的，留待令凯泽产生好感的人。当天，凯泽给叶尔绍夫送来一只熟鹅蛋，大笑着递给他：“JhreStimmewirdsch6n（您的嗓子真好）！”
从此以后，凯泽与叶尔绍夫的关系很好。在棚屋里大家对叶尔绍夫十分尊敬，他兼备不屈不挠的刚毅和温和乐观的性格。
同凯泽打过这场交道之后，唱《苏利科》的人中间，有个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十分恼火。
“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说。
这件事过后不久，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外号，叫做思想主宰。
除了奥西波夫，对叶尔绍夫没有好感的还有性格孤僻、一向沉默不言、但无所不知的战俘科季科夫。科季科夫是那种极为平淡无奇的人，无论声音、眼睛还是嘴唇都平淡无奇。但他’平淡无奇得到了令人难忘的程度，使他这种平淡无奇反倒显得特别突出。
这天晚上，凯泽在晚点名时的愉快心情，使人们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更为加剧。棚屋的居民们一直等候着某种坏事的降临，恐惧、预感和心神不宁白天黑夜袭扰着他们，一会儿增强，一会儿减弱。
晚点名结束前，特种棚屋里进来八个集中营警察，他们戴着滑稽可笑的大檐帽，袖子上套着明黄色袖标。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在自己的军用饭盒里装的不是集中营公共伙房的伙食。
率领他们的是个浅色头发的高个美男子，身上穿件折掉领章的银灰色军大衣。大衣底下露出钻石般闪闪发亮得像是白色的漆皮靴。
他是集中营内部警察分局的头目柯尼希，一个因为刑事犯罪被剥夺军衔和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党卫军分子。
“Mlitzeab（摘下便帽）！”凯泽大声叫道。
开始搜查。警察们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熟练地敲敲桌子，看有无凿开的空洞，抖动破布，灵巧的手指迅速检查衣服的接缝，又查看下饭盒。
有时，他们开玩笑地用膝盖踹一下谁的屁股说：“祝你健康，偶尔，他们把找到的笔记、便条本、刮脸刀片递给柯尼希看。柯尼希挥一下手套，让他们明白他是否对找到的东西感兴趣。
搜查时，囚犯们列成横队站着。
奠斯托夫斯科伊和叶尔绍夫并排站着，注视着柯尼希和凯泽。两个德国人的身子如铁铸一般。
莫斯托夫斯科伊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他用手指往凯泽那边指了一下，对叶尔绍夫说：“唉，这是个人物！”
“高等雅利安人？，”叶尔绍夫说。为了不愿让站在边上的切尔涅佐夫听见，他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耳朵说：“不过我们的伙伴们也有这种人！”
切尔涅佐夫并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也参加进来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有自己高尚的人和卑鄙的人，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莫斯托夫斯科伊脸朝着叶尔绍夫，但并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说：“当然，在我们的人里面也能找到坏蛋，但在这个德国杀人犯身上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只有德国人身上才可能有的东西。”
搜查结束。下达了停止的命令。囚犯们开始费力地往床铺上爬。
莫斯托夫斯科伊伸直双腿躺下。他想，他没有检查他的物品经过搜查是否完整无缺，于是他哼哼着欠起身子，逐个查看他的那些破烂儿。
看来，不知是围巾还是粗麻布的包脚布不见了。但他找到了围巾，也找到了包脚布，可惊慌不安的感觉依然没有消失。
不久，叶尔绍夫来到他身旁，小声说：
“听捏兹泽尔斯基警察说，我们这个区段将解散，一部分留下洗脑袋，大部分去普通集中营。”
“那有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管他呢。”
叶尔绍夫坐到床铺上，小声而清楚地说：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
莫斯托夫斯科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望着他。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在想一件大事，我要同您谈谈这件事。要是失败，那就麻烦了！”
他悄悄地说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内心十分激动，感到一①在种族主义文献中，雅利安人（主要指日尔曼人）被宣称为“髙等的”种族。
股神奇的风触拂着他。
“时间很宝贵，”叶尔绍夫说，“倘若斯大林格勒这个鬼地方被德国人占领，人们又会重新变得愚钝。变得就像基里洛夫那样。”叶尔绍夫打算建立一个战俘战斗同盟。他像念稿子那样，凭记忆有条不紊地说出计划的要点。
……加强集中营内全体苏维埃人的纪律和集中统一，消除自己人中间的叛徒，使敌人遭受损失，在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捷克的囚犯中间成立斗争委员会……
他瞥一眼床铺上方棚屋那昏暗的灯光说：
“有从军工厂来的伙伴们，他们对我很信任，我们将收集武器。我们要大显身手。同几十个集中营建立联系，成立几个三人战斗小组，团结德国的地下工作者，残酷地对付那些叛徒。最终目的是总起义和自由统一的欧洲……”
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道：
“自由统一的欧洲……哎，叶尔绍夫，叶尔绍夫。”
“我不是胡说八道。我们的谈话就是事业的开端。”
“我要加入这个行列。”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并且摇摇头重复道：“自由的欧洲……瞧，我们集中营里有了共产国际分部，分部内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非党员。”
“您既懂德语，又懂英语和法语，联络方法多得很，”叶尔绍夫说，“您还需要什么共产国际，各国集中营难民联合起来！”
望着叶尔绍夫，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出了早已被他遗忘的话：“人民的意志！”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突然记起这句话来了呢。
而叶尔绍夫说：
“得与奥西波夫和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商谈一下。奥西波夫很有能力！但他不喜欢我，您去同他谈谈。我今天找上校谈。我们组成一个四人小组。”
叶尔绍夫少校的大脑昼夜不停地紧张开动着。
叶尔绍夫考虑占领德国集中营、掌握地下组织通信器材的地下工作计划，熟记各劳动营、集中营和铁路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思考如何借助集中营里的职员把需要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
他的内心寄托着一个希望！通过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宣传鼓动和英雄们的破坏活动，为武装起义占领集中营作好准备！参加起义的集中营战俘，必须夺取保卫集中营各设施的高射炮，把它变为反坦克炮和防步兵炮。必须物色到高射炮手并为被突击队缴获的各种火炮准备好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熟悉集中营生活，明白收买、恐惧和渴望填饱肚子的反作用力，见到过许多人如何脱下清白的军衣，换上弗拉索夫分子带肩章的浅蓝色军大衣。
他见到过意志消沉、谄媚、背信弃义和俯首听命；见到过面对恐怖的恐惧；见到过人们如何在可怖的保安机关官员面前吓得呆若木鸡。
衣衫褴褛、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耽于幻想。在德军朝东部战线快速推进的阴暗日子里，他用乐观果敢的话语鼓舞自己的战友们，劝说身体浮肿的人们为自己的健康而斗争。在他身上有着对暴力那永不熄灭的激昂的、无法遏止的鄙视。
人们感受到从叶尔绍夫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鼓舞的热情，那热情有如从燃烧着桦木劈柴的俄罗斯炉子里散发出来的一股暖意，朴实而不可或缺。
也许，正是这股善的温暖，而不光是他那智慧和勇敢的力量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们的领袖。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一个可以与之公开自己想法的人。他睁眼躺在床铺上，两眼定定地盯着粗糙不平的木板顶棚，有如在棺木里面望着棺盖，只有心脏还在跳动。
在这里，在集中营中，他一生三十三年来头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他战前的生活并不顺遂。他的父亲，一个沃罗涅日省的农民1930年被打成富农，没收了土地和财产。叶尔绍夫当时在部队服役。
叶尔绍夫没有断绝同父亲的关系。他没有被录取上军事学院，尽管他入学考试的成绩优秀。叶尔绍夫好不容易得以从军事学校毕业。他被分配至区兵役局工作。他父亲作为特殊移民，这时全家居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假到父亲那里去。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乘了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铁路两旁是绵延不断的森林和沼泽，成垛的采伐的木材和劳改营的铁丝网、棚屋和土窑。一座座守望塔犹如长茎毒蘑菇高高耸立。列车因为守卫队搜查逃犯而耽搁了两次。夜晚，列车停在会让站上，等候迎面开来的列车。叶尔绍夫睡不着，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犬的吠叫声和哨兵的警笛声，原来车站附近就有个大劳改营。
叶尔绍夫只是第三天才抵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说他的衣领上缀有中尉的方形领章，文件和军人通行证也是照章办理的，检查文件时他还是一直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来吧，拿上口袋。”并把他送进了劳改营。大概甚至这些地方的空气也是带有某种铁丝网味的。
然后他搭乘顺路的吨半卡车行驶了七十公里，公路穿行在沼泽地中间。卡车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国营农场，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里工作。车厢里很挤。被调去伐木的特殊＿移民们都乘卡车去劳改营的居民点。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探问一些情况，但他们回答得极其简单，显然害怕他这身军装。
傍晚前，卡车来到一个紧夹在林边和沼泽地中间的小村庄。他深深记住了集中营北部沼泽地中间的那次日落，那么的寂静，那么的柔和。暮色中，农舍显得特别的黑，犹如在焦油中熬过一般。
他走进土窑，晚间的光亮也随他一起进到窑洞，而朝他迎面扑来的却是潮湿，闷气，贫困食物、衣服、被褥的气味和充满烟气的暖意……
昏暗中显出父亲那瘦削的脸庞和漂亮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神情令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衰老、干瘦、粗糙的双手搂住儿子的脖子。在这搂住年轻军官脖颈的、受尽折磨的老人双手的抖动中，表达出怯生生的诉怨、无穷的痛苦和寻求保护的恳求，叶尔绍夫只有用哭泣才能回答这一‘切。
然后他们站在三座坟头旁——母亲死于头一年冬天，姐姐安纽塔死于第二年冬天，玛鲁夏死于第三年冬天。
坟地在劳改营边沿上，同小村庄连成一片，同样的青苔长在农舍的墙根底下和土窑的斜坡上，长在坟包上和沼地的塔头墩子上。母亲和姐姐妹妹就这样留在这片天空下，无论是在严寒刺骨、水分冻结的冬天，还是在沼地积水漫流、坟地涨满浊水的秋天。
父亲同沉默不语的儿子并排站着，也一言不发，后来他抬起眼睛，望一眼儿子，两手一摊说：“生者和死者，请原谅我，我没能保护我所爰的人。”
晚上父亲谈了很多。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讲这讲那，也许只有平静的叙说而不是嚎哭和泪水才能把一切讲述清楚。
铺着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捎来的食品和一瓶酒。老人说着JL子坐在边上听着。
父亲讲到饥荒，讲到村子里熟人们的死亡，讲到那些发疯的老348
婆子，讲到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变得比俄罗斯三角琴，比小鸡儿还轻。他讲到饥饿的嗥叫怎样白天黑夜飘荡在村子上空，讲到被钉死的窗户和农舍。
他给儿子讲述了在破漏的棚车里五十个冬日的路途，讲述了军列上死人和活人在一起度过的漫长的昼夜。他讲到特殊移民如何徒步，妇女们如何怀抱婴儿进行长途跋涉。叶尔绍夫的母亲步履维艰在酷暑中神智不清地走过了这段路程。他讲述如何把他们带到了冬季的森林里，那里既无土窑，也无窝棚。讲述了他们如何在那里点燃篝火，用松树枝铺好床，在饭盒里溶化雪块，如何安葬了死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切全是斯大林的意志。”父亲说。在他的话语里没有愤怒和怨恨——普通百姓都是这样讲述那强大的毫不动摇的命运之神的。
叶尔绍夫休假回来，给加里宁写了申请书，向最高当局请求不可思议的宽恕——宽恕一个无辜者，请求他们允许老人回到儿子身边。但他的信未来得及送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叫到领导那里，有人对他的乌拉尔之行告了密。叶尔绍夫被开除出部队。他来到建筑工地，决心多挣点钱，上父亲那里去。但不久他就收到乌拉尔的信函，通知他父亲的死讯。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应征入伍。
在罗斯拉夫利城郊的一次战斗中，他接替被打死的团长，集合起余部打击敌人，夺回渡口，保证了统帅部预备队重炮的撤离。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双肩越发强有力。他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原来，顺从并不是他的天性。暴力越大，战斗的愿望就越发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么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呼吁书里写的，就是父亲曾对他讲述过的。他知道，这是实情。但他也知道，这些实情由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的嘴里说出，就是谎言。
他感到，他十分明白，他同德国人作斗争，就是在为自由的俄罗斯生存而战，战胜希特勒就是战胜那些令他母亲、姐姐、父亲去世的死亡集中营。
叶尔绍夫体验到一种痛苦而又美好的感情。在这里，履历表上的那些情况已经不起作用，他原来就是力量的源泉，人们都跟着他走。在这里，无论是最高军衔、勋章、特种部队、最好部门，还是干部处、鉴定委员会、区委打来的电话、政治部门副职的意见都不起作用。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次对他说：
“亨利希。海涅早就说过：‘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衣服下面都有一个赤露的身子’……但有的人脱去制服，露出的是一个委顿可怜的躯体，另一些人被不合体的衣服弄得丑陋不堪，他们把它脱了，结果发现，原来真正的力量就在这里面！”
叶尔绍夫所向往的如今变成了事业，他按新的方式考虑这件事：让谁知道，吸收谁参加，他在心里逐个进行挑选，掂量他所熟悉的人们的优缺点。
谁将进人地下组织司令部呢？他头脑里出现了五个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弱点和古怪行为，他都重新加以考虑，无足轻重的事情都变得至关重要。
古济具有将军的威望，但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没有受过教育，当他手下有个得力的副手和司令部时，他是优秀的，他等待指挥员们为他效劳，替他卖力，并且认为他们的效劳是应当的，无需感谢的。他回忆自己的。厨师好像比回忆妻子女儿还要经常。他谈得最多的是打猎，打野鸭，打大雁，他回忆在高加索的服役也是打猎，打野猪，打山羊。显然，他十分爱喝酒，是个吹牛大王。他经常吹嘘1941年的战斗，周围的友邻全不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惟有他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不把失利怪罪于最高军事首长。在日常事务和关系中他十分老练、精明，像个饱经世故的文书。可总的说来，要是叶尔绍夫有权，他连一个团都不放心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很能干。会突然笑呵呵瞪着一只深褐色的眼睛说，有人打算用最小的代价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可过一小时他又会最严厉地申斥表示怀疑的人，进行说教。到了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是的，同志们，我们飞得最高，最远，最快。瞧，我们就这样飞起来了，关于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悲痛，就像某个毫无怜悯心的棋手在分析棋局。
他同大伙谈得轻松自如，但做作，缺乏同志间真正的坦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同科季科夫聊天。
旅级政委为什么对这个科季科夫那么感兴趣呢？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熟悉人。这种经验很需要。地下组织司令部非有奥西波夫不可。但他的经验对事业不仅有所帮助，而且也可能有所妨碍。
有时，奥西波夫说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故事，直呼其名：谢苗。布琼尼、安德留沙。叶廖缅科。
有一次他对叶尔绍夫说：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元帅同你我一样都是有罪的。”
可基里洛夫告诉叶尔绍夫，1937年奥西波夫是军事学院副院长，曾经毫不留情地揭发过数十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他十分害怕得病，常常掐自己身上，伸出舌头，歪斜眼睛，看是否长满舌苔。不过，大概他并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个阴郁、朴直的步兵团长。他认为，最高首长对1941年的撤退是有罪的。大家都感到他那战斗指挥员和士兵的力量。他体格强健、嗓音宏亮，这样的嗓音足以使逃脱者止步，使战士去冲锋陷阵。他好骂人。
他不喜欢解释，只下命令。重友情。随时准备从自己的饭盒里把稀菜汤倒给士兵。但为人十分粗鲁。
大伙经常感受到他的意志。干活时他是班长，他一声高喊，谁也不敢不服从。
你骗不了他，他谁也不纵容。与他可以谈得拢。但就是太粗鲁！
基里洛夫，人很聪明，但身上总有某种懈怠。他能看出任何一件小事，但看什么都用疲惫的半睁半闭的目光……他对人冷淡，不喜欢人，但却原谅别人的弱点和可耻行为。他不怕死，但有时却有死的念头。
对撤退他说得好像比所有指挥员更有头脑些。作为一个非党员有次他竟然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人能使人们变得更美好些。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从未有过他看来好像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可晚上却躺在床铺上哭泣，对叶尔绍夫的询问长久默然不语，后来才小声说：“俄罗斯真可怜。”但那么一个冷漠的人，心肠却很软。有一次他说：“噢，我真想听听音乐。”可咋天他还带着那种异样的笑容说：“叶尔绍夫，听我说，我给您念首小诗。”叶尔绍夫不喜欢诗，但他记住了这首诗，它死乞白赖钻进他的脑子里。
我的同志，濒临死亡时你别向人们呼救。
最好让我把手掌焐热在你热气腾腾的鲜血上。你别吓得流泪，像个孩子，你没受伤，你只是死了。
最好让我脱下你的毡靴，
我还将面临战斗。
难道这是他自己写的？
不，不，基里洛夫进司令部不合适。他能把人往哪儿拽，自己好不容易才跟上趟哩。
再有莫斯托夫斯科伊！他有学问，嗬，还有铁的意志。听说，审讯时表现得坚强不屈。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不被叶尔绍夫挑出刺来的。前几天他责备莫斯托夫斯科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干吗要同这帮无赖起劲地聊天，同这个眼睛碧绿的伊孔尼科夫，同这个侨民、一只眼的下流胚？”
莫斯托夫斯科伊嘲笑道：
“您以为，我对自己的观点动摇了，变成一个福音派教徒，甚或一个孟什维克？”
“这鬼知道，”叶尔绍夫说，“别去招惹那些臭狗屎，免得臭气熏天。这个伊孔尼科夫关在我们的集中营里。现在德国人正想拉他去审讯哩。他会把自己，把您，把那些亲近您的人全出卖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可以从事地下工作。必须衡量每个人的能力和弱点。这并不难。但是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决定他合适不合适。而本质是无法测量的。本质只能推测，只能感觉。于是他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