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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黎明前，别列兹金团向师司令部报告，在“6/1”号楼里被围的人们挖了条通道，同拖拉机厂混凝土巷道打通，并进人到工厂的一个车间。师司令部值班员把此情况报告了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参谋人员又报告了克雷洛夫将军，克雷洛夫命令带一个从孤楼里出来的人来他这里报告情况。联络军官将一个由师司令部值班员挑选的小伙子送往集团军指挥所。他们顺冲沟朝河岸方向走着，一路上小伙子绕着弯子提出问题，显得十分不安。
“我得回楼去，我只是为了运送伤员才出来侦察巷道的。”
“没关系，”联络军官回答说，“你要见到的指挥员只比你那个职务稍高些，他们怎么命令，你就怎么做！”
路上，小伙子告诉联络军官，他们在“6/1”号楼里呆了第三个星期，吃的是乱堆在地下室里的土豆，喝的是暖气锅炉里的水，却打得德国人派出军使表示愿意让被围人员进入工厂。当然，指挥员（小伙子叫他“楼长”）命令所有武器开火作为回答。当他们来到伏尔加河畔，小伙子趴下饮水，喝了个痛快，小心翼翼把棉衣上的水滴抖落到手掌上舔干净，犹如一个饿得发慌的人舔光面包屑那样。他说暖气锅炉里的水都变了质，头些天他们喝了都闹肚子，楼长命令把水在锅里煮开，这才不拉稀。他们又默默走着。小伙子仔细谛听夜航轰炸机的轰鸣声，抬头望一眼被红色绿色照明弹和曳光弹及炮弹的光迹照亮的天空。他打量尚未熄灭、但已萎靡不振的城市大火，打量火炮的白色闪光和重磅炸弹在伏尔加河上爆炸的蓝色光亮。他的脚步迈得越来越慢，直到联络军官朝他叫喊。
“快走，快走，打起精神！”
他们走在河边的石子上，迫击炮弹呼啸着掠过他们的头顶，哨兵把他们叫住。接着他们顺堤坡的小径攀登而上，穿过野草丛生的小路和在土山上挖出的一个个掩蔽所，时而沿土阶拾级而上，时而脚后跟踩得木桥上咔嚓咔嚓响，最后来到挡着铁丝网的通道前，那就是第62集团军的指挥所。联络军官整了整皮带，顺交通壕朝军委会的掩蔽部走去。与众不同的是掩蔽部的原木特别粗。
一名哨兵去报告副官，一瞬间半掩着的门后闪出遮着灯罩的台灯柔和的灯光。
副官打着手电，问过小伙子的姓名后，命令他等候。
“那我怎么找回楼里去啊？”小伙子问。
“没关系，有嘴还怕认不得路！”副官说，并且严厉地补上一句：“进外屋等着，要不迫击炮弹会打着的，我得对将军负责，半昏暗的过道屋挺暖和，小伙子坐在地上，侧身靠着墙，睡着了。
谁的一只手使劲摇晃着他，他在做着乱七八糟的梦，前些曰子残酷战斗的哀嚎声和早已不存在的亲人平和的喃喃细语声混杂在一起。一个恼怒的声音闯入他的睡梦：“沙波什尼科夫，快上将军那儿去……”
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部里度过了两昼夜。司令部的生活令他十分苦恼，人们从早到晚都好像在无所事事中苦熬曰子。
他记起，他同祖母一起在罗斯托夫呆了八小时，等候开往索契的列车，心想他目前的等待恰似那次战前的转车。继而，他又因将“6/1”号楼与索契疗养地作比较而感到可笑。他请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少校拖着——将军那里没有命令下来。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召去，刚向他提了两个问题，谈话就给打断了：电话使指挥员分心。于是警卫队长决定暂且不放小伙子走，也许将军又记起他了呢。
警卫队长走进掩蔽部，发现沙波什尼科夫在盯着他，就说：“行啦，我记着哪。”
有时小伙子请求的目光令他恼火，他就说：
“你呆在这里有什么坏处？吃得不错，暖暖和和的。在那边说不定还会把你给打死哩。”
当炮声隆隆、一个人完全陷入战火之中时，他无法理解和看清自己的生活，需要往边上哪怕跨出一步。这时，他仿佛从岸边看清了河流的伟岸，难道它就是在这汹涌狂暴的河流中漂流着的一朵浪花？
谢廖扎觉得民兵团里的生活是平静的：黑沉沉草原上的夜间站岗，天空中映出的远处反光，民兵们的聊天。
只有三个民兵来到拖拉机厂的工人新村，不喜欢琴佐夫的波利亚科夫说：“整个民兵部队就剩下一老一少和一个蠢货。”
“6/1”号楼里的生活压倒了原先的一切。虽说这生活是难以置信的，但它却是惟一的现实，原先的一切都是虚的。
惟独在夜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那头发斑白的头和叶尼娅姑妈细嘲讽的眼睛有时出现在记忆里，充满爱恋的心便感到无限惆怅。
在“6/1”号楼里的头些日子，他曾想，如果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突然闯进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安齐费罗夫等人，该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吃惊呀。即便是现在，他有时想，他的两个姑妈、表妹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姑夫见到他目前的生活也还会觉得是荒诞不经的。
唉，倘若奶奶听说谢廖扎学会了骂娘……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进到“6/1”号楼里的原本就是些令人惊奇与众不同的人呢，还是他们原先也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只是进了这座楼后才变得与众不同……
民兵克里亚金要是在这里，他别想再指手划脚。可是瞧那个琴佐夫，尽管人们不喜欢他，但他却站住了脚。他已经不是当民兵那阵隐藏起行政管理才能的那个人。
袼列科夫！他把力量、勇敢和权势多么令人惊讶地同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战前儿童皮鞋多少钱一双，清扫女工或是钳工领多少工资，他叔叔工作的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给多少粮食和钱，他全记得清清楚楚。
有时，他谈到战前的部队生活，谈到清洗和考试评语，谈到走后门得到住房，谈到一些1937年获将军衔的人，写告密信和声明，揭发子虚乌有的人民的敌人。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狮子般的勇敢和令人钦佩的天不怕地不怕上。他常常不顾一切地从墙上的缺口处跳出去，大吼道：“别跑，狗杂种！”朝突然袭来的德国人扔出一枚枚手榴弹。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心情愉快、不拘礼节的交情和同楼里居民的友谊上。
他的战前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上当过工长，后来是建筑技师。成为驻明斯克城郊一个部队的步兵大尉后，他在野外和营区从事作业，到明斯克学习班进修，晚上看书，喝伏特加，看电影，和朋友们一起玩纸牌，同妻子吵架。他妻子根据十足地因为他同区里的许多姑娘和有夫之妇相好而吃醋。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于是突然间在谢廖扎的心目中，并且岂止是谢廖扎一个人的心目中，他成了一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
新结识的伙伴把谢廖扎置身于他们中间，他们在他的心灵中甚至取代了他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梅伊采夫曾是名基干水兵，在军舰上航行，在波罗的海沉没过三次。
谢廖扎对科洛梅伊采夫很感兴趣，他经常鄙夷地谈论那些谁也不敢鄙夷地谈论的人，但他对科学家和作家却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依他看来，所有长官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有什么军衔，在谢顶的罗巴切夫斯基？和干瘪的罗曼。罗兰面前都毫无意义。
①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创始人。
科洛梅伊采夫有时谈论文学。他的言论完全不像琴佐夫对劝喻性爱国主义文学的议论。他喜欢的不知是某个美国作家还是哪个英国作家。尽管谢廖扎从未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而且科洛梅伊采夫也忘了他的姓名，但谢廖扎相信，这个作家一定写得很好，因为科洛梅伊采夫那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充满淫秽语言的议论把他给吸引住了。
“我喜欢它就在于它不是在教训我。”科洛梅伊采夫说，“一个男人去搞女人，就写搞女人。士兵喝醉了酒，就写喝醉了酒。老头的老伴死了，也写得十分确切。无论是笑，是悲，是喜，反正你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侦察员瓦夏。克利莫夫同科洛梅伊采夫交情最深。
有一次克利莫夫和沙波什尼科夫潜入德军驻地，他们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起的一个弹坑边，那里有一个德军的重机枪手编组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观察德国人的动静。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解开制服，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进衬衣领子在刮脸。谢廖扎听到落满尘土的硬髭在剃刀下吱吱作响。另一名德国人吃着罐头食品，谢廖扎在短暂而费力的瞬间看到他那张大脸露出无比的满足。观测军官在上表。谢廖扎真想小声问军官，以免把他吓着：“喂，听着，现在几点了？”
克利莫夫拧开手榴弹盖，把它扔进坑里。没等尘土在空中消散，他又扔出第二枚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跳进弹坑。德国人全报销了，仿佛一分钟前世上就没有这几个人。克利莫夫被爆炸的气浪和尘土呛得打了个嚏喷，抓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重机枪枪机和双筒望远镜，从军官温乎的手上摘下手表，小心翼翼地免得沾上鲜血，又从两个机枪手撕烂的制服里掏出士兵手册。
他交出缴获的战利品，叙述了发生的事情，请谢廖扎给他往手上倒了些水后，便坐到科洛梅伊采夫身边说：“现在咱们来抽支烟吧。”
这时佩尔菲利耶夫跑来，他经常自称：“我是个和平的梁赞居民，钓鱼爱好者。”
“听到没有，克利莫夫，干吗还坐着不动，”佩尔菲利耶夫大声嚷嚷，“楼长在找你，让你往德国人楼里再跑一趟。”
“就去，就去。”克利莫夫抱歉地说，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冲锋枪和手榴弹袋。他小心地摸摸这两件东西，仿佛生怕把它们给弄疼了。他对所有人都以“您”相称，从不骂人。
“你别是个浸礼派教徒吧？”波利亚科夫老头有次问已经打死了百十名敌人的克利莫夫。
克利莫夫并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特别喜欢谈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曾是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克利莫夫本人是个万能车床车工，战争前夕在工厂的技工学校任教。克利莫夫给谢廖扎讲过一个故事，把他给逗乐了。说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给螺钉卡住了嗓子，喘不上气来，脸憋得发青。克利莫夫在急救车到来之前，用平嘴钳从学生的喉咙里取出了螺钉。
但有一天谢廖扎看到克利莫夫正在大喝缴获来的白酒，喝得面目吓人，觉得格列科夫在他面前此刻也会怕他三分。
孤楼里最邋遢的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的皮靴从来不擦，走路时一只脚掌踢得啪啪响，红军战士们不用扭头，便知道是炮兵中尉过来了。然而中尉一天里要用麂皮十几次擦自己那副眼镜。眼镜不合他的视力。可巴特拉科夫老以为是爆炸的烟尘熏黑了他的眼镜片。克利莫夫好几次给他捎来从打死的德国人鼻梁上摘下的眼镜。可巴特拉科夫不走运，眼镜架挺好，但镜片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中等技术学校教数学，十分高傲，说起成绩差的学生那口气简直目空一切。
他给谢廖扎考过一次数学，使谢廖扎出尽洋相。楼里的居民们嘲笑沙波什尼科夫，威胁着让他留级。
有一天，德国空军进行空袭，当敌机像疯狂的锻工用重磅大锤往石块、泥土、钢铁上猛砸时，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楼梯间残垣上，正在读一本什么小册子。
格列科夫说：
“不，德国人治不了他。对这种蠢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孤楼居民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不是恐惧，而是故作宽容的嘲笑。“嘿，德国鬼子还真卖力。”“看啊，看啊，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真笨，他这是把炸弹往哪儿扔……”
巴特拉科夫与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关系最好，排长四十来岁，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说他的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自己痊愈了，这在前线真是少有的现象。
但安齐费罗夫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剧烈的地方继续受着许多疾病的折磨，它们好像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扎下了根。德国“医生”对他也爱莫能助。
他胖胖的脸，谢顶的圆脑袋，一对圆睁睁的眼睛，当他在大火那令人惶恐不安的反光下，悠闲自得地同自己的工兵们喝茶时，看上去显得梦幻般离奇。他通常光脚坐着，因为鸡眼使他那只穿靴子的脚十分难受。他不爱穿军上衣，因为常感到热得慌。他从带蓝色小花的茶缸里呼噜呼噜喝热茶，不时用块大手帕擦他的秃头，喘口气，笑笑，又一个劲地猛喝。头缠绷带、神色忧郁的战士利亚霍夫不时用熏黑的大开水壶给他往缸子里添上滚烫的开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套上靴子，不满地哼哼着，费力地爬上砖堆，看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他光脚站着，不穿军上衣，不戴船形帽，就像个站在农舍门檻上、注视着大暴雨中自己宅院旁家当的农民。
战前，他是工地主任。如今他那建筑工人的经验仿佛具有相反的意味。经常盘旋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些被毁的楼房、墙壁、地下室的楼板等问题。
巴特拉科夫同安齐费罗夫聊的主要内容是哲学问题。在由创造转向破坏的安齐费罗夫身上，出现了思考这一不平常转变的需要。
有时，他们的交谈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生的目的，星际世界是否存在苏维埃政权，男性的理性构造对女性的理性构造其优势是什么）转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间，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人们所需的智慧往往在邋遢马虎的巴特拉科夫一边。
“你信吗，万尼亚，”安齐费罗夫对巴特拉科夫说，“通过你，我幵始明白了些什么。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懂得了整个关系学。谁需要半公斤伏特加和下酒菜，谁需要新的汽车外胎，谁需要塞上一百卢布。”
巴特拉科夫果真认为，正是他和他那模糊不清的议论，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开始了新的人际关系，于是宽厚地回答说：“是啊，敬爱的，我们战前未能相见总的说来很遗憾。”
住在地下室里的是步兵，是那些打退德军猛攻，并随着格列科夫的尖叫声转入反冲击的人们。
率领步兵的是祖巴列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过声乐。有时他夜间悄悄走近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一会儿唱起《啊，春天的气息别把我唤醒》，一会儿又唱起连斯基咏叹调当大家问祖巴列夫，为何要登上砖堆冒生命危险引亢高歌时，他总是挥挥手。兴许，在这日夜散发尸体恶臭的地方，他不仅想向自己和自己的战友也想向敌人证明，强大的歼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活。
不了解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波利亚科夫、克利莫夫、巴特拉科夫和留胡子的祖巴列夫，难道能生活得下去吗？
①即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里著名的咏叹调。《我爱你。奥尔珈》，表达了青年诗人连斯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
对在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谢廖扎来说，常常强调普通工人是好人的祖母，她的道理如今显得十分正确。
但是，聪明的谢廖扎还是发现了祖母的一处错误——她毕竟认为普通人全都头脑简单。
在“6/1”号楼里，人们不是些普通的人。格列科夫的一席话使谢廖41大吃一十京：“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任何人支配。可列宁却说：‘过去领导你们的方法并不高明，而我将用聪明的方法进行领导。’”
谢廖扎从未听到过人们如此大胆地谴责在1937年杀害成千上万无辜人生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
谢摩扎从没听到过人们如此悲痛地议论在全盘集体化时期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这些题目的主讲人是楼长格列科夫本人，但科洛梅伊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经常进行这种交谈。
现在，在司令部掩蔽部里，谢廖扎在“6/1”号楼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听着关于值日啦、首长召见啦之类的谈话，感到简直不可思议。
他开始想此刻波利亚科夫、科洛梅伊釆夫和格列科夫都在干什么。
夜晚，寂静时刻，大伙一定又在聊无线电女报务员。
倘若格列科夫决心要做的事，谁也无法阻挡，哪怕佛祖或是崔可夫亲自出马威胁也无济于事。
孤楼的居民是一些杰出的、坚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祖巴列夫今晚也许又唱上咏叹调了……而她却孤立无援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运。
“我要杀人！”他心想，但不清楚他要杀谁。
他哪里比得上他们，他连个姑娘都没吻过一下，可这帮鬼东西老练得很，当然会欺骗她，玩弄她。
他听到过许多有关女护士、女电话员、女测距员、女仪表员、女中学生的故事，她们违愿成了团长、炮兵营长们的“战地情妇’这些故事并不使他激动，也不感兴趣。
他回头望一眼掩蔽部的门。过去他怎么脑子里就没想到，谁也不用问，立起身就走呢？
他立起身，开门就走。
可就在这时，有人根据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的命令打电话给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参谋，要求立刻把被围楼房里的那名战士带到旅级政委那儿去。
达佛尼斯？和克洛哑的故事之所以经常打动人们的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诞生于蓝天下和葡萄藤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娅的故事时时处处在重演，在闷热的散发着煎鳕鱼味的地下室里，在集中营的棚屋里，在机关会计室算盘的噼啪声中，在纺纱车间尘土飞扬的烟雾中。
这个故事重新出现在废墟中间，出现在德国人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下；出现在人们喂养自己汗涔涔、满身污垢身体的不是蜂蜜，而是烂土豆和旧暖气锅炉水的地方；出现在没有寂静，只有碎石、轰隆声和恶臭的地方。
六十二
有人顺便从列宁斯克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看门的老头安德烈耶夫捎来张便条，儿媳在便条上说：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①希腊神话中的西西里岛的英俊牧童，他的凄凉身世成为牧歌喜用的题材。拉威尔即写有芭蕾舞剧《达佛尼斯和克洛舰》。患肺炎去世了。
自从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安德烈耶夫变得十分忧郁。他很少再到斯皮里多诺夫那里去，晚上独自坐在工人宿舍的大门旁，望着夜空中炮火的闪光和探照灯的光亮。有时，大伙跟他在宿舍里聊天，他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老头听力不济，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刚才所提的问题，安德烈耶夫阴沉地说：“听得见，耳朵不聋。”又重新默不作声。
妻子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的生活体现在妻子的生活中，他所发生的好事坏事，他的欢乐和痛苦都存在和反映在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里。
在猛烈轰炸和重磅炸弹爆炸时，帕维尔。安德烈耶夫望着发电厂各车间腾起的烟柱土块，思忖着：“我的老伴能看到该多好……啊，瓦尔瓦拉，这真是的……”
可此刻她已不在人世。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摧毁的房屋废墟，被战争破坏的院子——成堆的土块和扭七歪八的铁条，潮乎乎苦涩的浓烟，油绝缘子燃起的如穿山甲爬行般的黄色火苗——是他生命的写照，是为他晚年留下的。
他难道曾经坐在明亮的屋子里，上班前吃着早餐，妻子坐在一边注视着他，看是否需要给他添点什么？
是的，他只得形单影只地死去。
蓦地，他记起她的青年时代，记起她那晒黑的双臂和欢愉的明眸。
咳，他离这一时刻也不远了。
有天夜晚，他慢慢地沿着咯吱作响的梯级下到避弹所来找斯皮里多诺夫。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望着老人的脸说：“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不好受？”
“您还年轻，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安德烈耶夫回答说，“您精神压力小，还能顶得住。可我的精神压力太大，只能一个人走到底啰。”
正在刷锅的薇拉回头看一眼老人，没立刻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安德烈耶夫不需要谁的同情，他想转移话题，于是说：＋“是时候了，薇拉，您该离开此地了，这儿没有医院，只有飞机坦克。”
她笑了笑，摊了摊湿漉漉的双手。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生气地说：
“不论哪个陌生人，见到她都对她说…该上左岸去了。昨天来了个集团军军委委员，顺便进到我们避弹所，见到薇拉，什么也没说，可一坐上汽车，便开始骂我：您怎么回事，不是父亲怎么着T您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伏尔加河吗？可我能做什么，她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
他说得又快又流畅，如同天天在同一件事上争吵不休的人们说话时那样。安德烈耶夫瞧了瞧自己上衣袖口上那块开线的熟悉补丁，沉默不语。
“这里会有什么信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继续说，“难道这里有邮局不成。我们在这里多少日子了，没有一点外婆的、叶尼娅的、柳德米拉的消息……托利亚在哪儿，谢廖扎在哪儿，难道你在这里能知道？”
薇拉说：
“可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收到过信。”
“他收到的是死讯，”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用手指了指避弹所狭窄的墙壁和挡着薇拉单人床的布帘，恼火地说：“她在这里怎么过，一个姑娘家，一个女人，可这里进进出出全是男人，白天黑夜一会儿是工人，一会是武装警卫，挤满了人，唧唧喳喳，烟气腾腾。”
安德烈耶夫说：
“您倒是可怜可怜孩子，他在这里是没有活路的。”
“你只要想想，德国人突然闯了进来！那时怎么办？”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说。
薇拉不吭声。
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一定会走进被炸毁的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大门，她老远就能看见穿着飞行服和软底皮靴、腰上挂着图囊的他。
她常来到公路上，看他是否正走过来？坐在卡车上的红军战士冲她喊道：“喂，姑娘，在等谁啊？同我们呆一起吧。”
她刹那间变得高兴起来，回答说：
“卡车到不了那里。”
当苏联飞机飞过时，她凝视着在发电厂上空低飞而过的歼击机群，仿佛立刻就能辨认出维克托罗夫的飞机。
一天，一架飞临发电厂上空的歼击机摇动机翼致意，薇拉叫喊起来，有如一只陷于绝望中的小鸟，她奔跑着，磕磕絆绊倒在地上。这次摔跌后，她腰疼了好几天。
十月底，她看到了发电厂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战斗没有结果，苏联飞机钻入云层，德国飞机掉头西去。而薇拉依然站在那里，眼巴巴瞅着空荡荡的天空，她那对瞪圆的眼睛里露出极度紧张的神色，使得路过院子的电工说：“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啦，受伤啦？”
她相信自己同维克托罗夫的会面一定是在这里，在发电厂。但她又觉得，如果她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命运之神将会对她发脾气，从而影响他们的相会。有时，她的这种信心强烈得使她干什么事情都心急慌忙的。她急急忙忙烙土豆黑麦馅饼，急急忙忙扫地、收拾屋子、擦鞋……有时，她同父亲一起刚在桌旁坐下，仔细听了听，突然会说：
“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把大衣往肩上一披，从地下室登上地面，四下打量，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院子里，他有没有在打听到斯皮里多诺夫家怎么走。
她从未想过他可能把她忘了。她深信维克托罗夫同她一样，也曰夜紧张而坚定地思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天天炮击发电厂。德国人掌握了射击要领，试射几发后，炮弹就密密麻麻准确地在各个车间的墙上开花，爆炸声震撼大地。德军轰炸机经常散兵游勇似的飞来投弹。梅塞机在大地上空作超低空飞行，飞临发电厂时，便用机枪扫射。有时远处山岗上还出现德军坦克，那时清楚地传来大炮和机枪急促的哒哒声。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也同发电厂其他职工一样似乎对炮轰和空袭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和他们一边习以为常，一面却渐渐丧失蕴积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感到疲惫不堪，真想在床上好好躺一躺，用棉衣蒙住头，一动不动，不睁开眼睛。有时他借酒消愁。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河岸上，渡河到图马克去，顺着左岸的草原一直走下去，再不回头望一眼发电厂，宁可蒙受临阵脱逃的耻辱，只要能不再听到德国炮弹和炸弹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嗥叫声。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通过驻扎在附近的第64集团军司令部，用高频电话同莫斯科通话时，副人民委员说：“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请转达莫斯科对您领导的英雄集体的问候。”这时，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感到很不是滋味，这里哪有什么英雄主义可言！可这里还一直传言德国人准备对发电厂进行密集轰炸，扬言要用威力无穷的重磅炸弹把它夷为平地。
听到这些流言他手脚冰凉。白天，他总是斜睨着灰茫茫的天空，看德国轰炸机飞来没有。晚上，他会突然跳起来，仿佛听见了一大批德国飞机从远处飞来的铺天盖地的嗡嗡声。吓得他的后背和胸脯潮乎乎的。
看来并非他一个人神经衰弱。总工程师卡梅绍夫有次对他说：“再也受不了啦，老是觉得看到什么妖魔鬼怪似的。我望着公路，心里就想：唉，能溜掉就好了。”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那里，请求道：“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我来杯伏特加，我的全喝光了，可没有这玩意最近防空袭没法睡着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给尼古拉耶夫倒了杯伏特加说：“活到老，学到老。当初该选择机器设备容易疏散的专业，可如今，你看看，涡轮机留着，我们就得照看它。可在别的工厂人们早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逍遥自在了。，’
为了劝说薇拉离幵，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有一天对她说：“我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人到我这里以各种借口要求离开此地，而我诚心诚意劝你，你就是不想走。要是上级允许，我立马就走，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我是为你才留在这里的，”她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在，你会变成酒鬼的。”
不过，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在德军炮火面前，当然不光是害怕。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既有勇气和繁重的工作，也有笑声、玩笑话和对严峻命运满不在乎的气概。
薇拉常常为婴儿担心。他会不会生下来就有病，她居住在憋气的、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每天轰炸把大地震得乱抖，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最近她就常常恶心、头晕。倘若他母亲看到的总是瓦砾、火焰、乱七八糟的土地和灰色天空中带黑十字的飞机，生下的孩子会不会心情忧郁，胆小，愁眉苦脸？或许他甚至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或许他那缩成一团的小身子在炸弹的呼啸声中已经断气了，他那小脑袋已经缩到肩头里去了。
那些身穿沾满油垢的外衣、腰系军用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边跑边朝她招手，笑嘻嘻大声喊道：“薇拉，过得怎么样？薇拉，你想我吗？”
她感觉到大伙对她这个快当母亲的人的温情。或许孩子同样感觉到了这种温情，他的心灵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去机械车间，那里正在修理坦克，维克托罗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她猜想：他那阵是站在哪台车床旁？她竭力想像他穿着工作服或飞行服的模样，但他经常让她想起的，却是他穿着医院的病人服D.
在车间里，不仅发电厂的工人们，而且来自军事基地的坦克手们都认识她。他们无法区分，工厂工人和打仗的军人完全一模一样，全身穿油污的棉衣，头戴皱巴巴的棉帽，双手乌黑。
让薇拉牵肠挂肚的只有维克托罗夫和孩子，她日日夜夜感到孩子的存在，对外婆、叶尼娅姨妈、谢廖扎和托利亚的担忧在她心里已经退居第二位。她想念他们时，只感到心神不安。
夜晚她怀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请求她的帮助，喃喃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帮帮我。”
此刻，她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软弱无力，完全不像她平静地同父亲说话时那样。那时她说：“别求我，我哪儿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饭时，娜佳若有所思地说：
“比起炸土豆来，托利亚更喜欢熬土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明天他整整满十九岁零七个月了。”晚上她说：“要是玛鲁夏知道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暴行，不知会多伤心呢。”
不久，刚开完全厂大会回家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帮她脱大衣的斯特拉姆说：“维佳，天气真好，空气干燥寒冷。您妈妈说过：像葡萄酒。”
斯特拉姆回答说：
“妈妈说的是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恰如大海中飘浮的巨大冰块，它的水下部分在冰冷的黑暗中滑行，而水上部分却保持着稳定，它击退浪滔，听到水的喧嚣和拍溅声，喘息着……
当熟人的家庭中有个年轻人考取了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谈恋爱，娶媳妇时，人们在祝贺和家庭闲聊之际往往会增添一分忧郁感。
当斯特拉姆听说有个熟人在战争中牺牲时，他身上有如死去一颗活的粒子，失去了一种色彩。但死者的声音依旧在纷繁的生活中喧嘈。
但是，同斯特拉姆的思想和心灵连在一起的时代是可怕的，它波及妇女和儿童。在他的家庭里，这个时代毁掉了两名妇女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青年。
斯特拉姆经常记起从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那里听到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世纪的猎狼犬扑向我肩，
但按我的血统我不是狼……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为托尔斯泰故居。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著名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曾遭批判。
但这个世纪是他的时代，是他生活的时代，死后他还将同它连在一^起。
斯特拉姆的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战前早已开始的实验，没有达到理论预期的结果。
在各种实验数据中，在这些数据同理论相悖的固执中，包含有令人不知所措的混沌和荒谬。
斯特拉姆起先确信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实验的不完善和缺乏新的仪器。他迁怒于实验室的同事们，觉得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投入工作，而过多地为日常生活琐事分心。
但问题并不在于有才华的、讨人喜欢的、乐呵呵的萨沃斯季亚诺夫经常忙于张罗伏特加酒供应证。也不在于见多i只广的马尔科夫上班时间看讲义或是向同事们透露某个院士得到什么样的补给品，以及这位院士如何与两个前妻和第三夫人共享口粮。更不在于安娜。纳乌莫夫娜令人无法忍受地叨叨自己同女房东的关系。
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思想活跃清晰，马尔科夫那广博的知识、纯熟地完成最精确实验的能力和条理分明的逻辑依然为斯特拉姆所称道。安娜。纳乌莫夫娜尽管住在又冷又破旧的穿堂小屋里，但还是以超人的毅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斯特拉姆依然为索科洛夫同他一起工作而自豪。
无论是保持实验条件的精确度，还是仪表的控制测定和反复校准都没能给工作带来明显效果。在对重金属有机盐超强度辐射的研究中，突然出现了混乱。有时，斯特拉姆把一粒有机盐看做是某个失去理智和礼仪的侏儒，看做头戴滑到耳边的尖顶帽、红脸蛋、撇嘴、把手指合成筒形、当着严肃的理论的面做下流动作的侏儒。
一些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它的精密仪器是完美无缺的，在德国和英国各著名实验室里积累了几十年的实验资料，都自然地纳入这一理论之中。战前不久，曾在剑桥进行过旨在证实理论所预见的粒子在特殊条件下活动情况的实验。这一实验的成功是理论的光辉成就。在斯特拉姆看来，这一实验，同证实理论所预见的从恒星到太阳引力场的光射束相对偏差的实验一样，是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否定理i仑是不可思议的，一如士兵不能从元帅肩上撕下金色肩章。
可侏儒依旧轻蔑地撇嘴和做下流动作，又无法说服他。在柳德米拉前往萨拉托夫前不久，斯特拉姆产生可以扩大理论范围的想法，虽说为此必须作出两项随意的假设和大大提高精密仪器的精密度。
新方程式涉及一项数学分支，而索科洛夫在这方面能力最强。斯特拉姆求助于索科洛夫，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数学这个领域缺乏信心。索科洛夫很快为扩大这一理论列出了新的方程式。
看来，问题解决了，实验数据不再同理论产生矛盾。斯特拉姆为成功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表示祝贺。索科洛夫也祝贺斯特拉姆，但担忧和不满依然存在。
很快，斯特拉姆重又陷入苦闷之中。
他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发现，每当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补袜子时，我的心情就变坏。这使我想起了我和您，我们也是在修补理论，我们的工作太粗糙，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线，干的是泥瓦匠的粗活。”
他对自己的动摇徘徊十分恼火，幸好，他不善于欺骗自己，他本能地感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在扩大理论范围中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修修补补的理论失去了自己内在的和谐，随意的假设使理论丧失了自主力和独立的生命，它的方程式变得又笨又重，运用它们十分吃力。理论中产生了某种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东西。它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而杰出的马尔科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新实验又重新同列出的方程式相矛盾。为了解释这种新矛盾，不得不再做一个随意的假设，重新用火柴盒和木片支撑理论。
“瞎折腾。”斯特拉姆对自己说。他明白，他走的是一条不正确的路D他收到工程师克雷洛夫的一封信。工程师写道，斯特拉姆定制的仪器的浇铸和抛光工作不得不推迟一些日子，因为工厂忙于完成军事定货。这样，仪器制造显然就得比预定日期推迟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但这封信并没使斯特拉姆伤心，他已经不像原先那样迫不及待地等待新仪器，他已经不相信新仪器能改变实验结果。有时他又感到忿恨，想尽快得到新仪器，最后证实那大量的、广泛的实验资料同理论是彻底而不可救药地相抵触的。
工作的不顺遂在他的意识中同个人的悲伤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融合在阴沉的绝望之中。
这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周，他变得肝火旺盛，对家庭琐事斤斤计较，过问饮食起居，对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大吃一惊。
柳德米拉同房东吵架也开始使他感兴趣，房东因为她占了柴屋要她多付房租。
“啦，同尼娜。马特维耶夫娜的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听过柳德米拉叙述后说：“咳，真见鬼，不要脸的臭婆娘。”
如今他已不考虑科学同人们生活的联系，管它幸福还是痛苦。考虑这些必须感到自己是主人，是胜利者。可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是个打杂的。
似乎他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工作，他所经受的挫折和痛苦使他失去了科研能力。
他逐个回忆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35岁至40岁之后他们已经无所建树。他们都已经有引以为豪的东西，可他在青年时代却没有完成可以值得回忆的事业，虚度了年华。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伽罗华’只活了21岁。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赫兹？死时，还不到40岁。这些人的命运和斯特拉姆之间横亘着多么大的深渊啊！
斯特拉姆告诉索科洛夫，他想暂时停止实验室的工作。但索科洛夫认为工作需要继续下去，他期待着从新仪器那里获得更多的数据。斯特拉姆竟忘了立刻把工厂来信一事告诉他。
斯特拉姆看出妻子知道他的失败，但她不同他提起他的工作。
她对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并不关心，把时间都用在家务上，用在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聊天上，用在同房东的吵嘴上，用在替娜佳缝连衣裙上，用在同波斯托耶夫妻子的会面上。他把怨恨都冲向柳德米拉，不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又回到了自己所习惯的生活中去，可她完成所有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无须花多少精力，她已经没有精力了。
她一面煮面条汤，一面说娜佳的那双鞋，因为长年来她干家务活，现在机械地重复着她所习惯的事情。但他没有发现她虽然继续过着自己原先的生活，可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生活。一个想着自己心思的行人，沿着自己走惯的道路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沟渠，却根本没有去留意它们。
为了与丈夫谈他的工作，需要有新的今天的精神倾向，新的精伽罗华（1811—1832），法国数学家，他在代数方程式理论方面的著作为现代代数奠定了基础，但生前却不为人理解。
这篇论文就是爱因斯坦的狹义相对论，同其他几篇论文一起，爱因斯坦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点。
赫兹（1857—1894），德国物理学家，用实验证明了电碰波的存在，发现了外在的光电效应现象（1887）。
神力量。但她没有。可斯特拉姆却以为柳德米拉仍对所有事情保持着兴趣，就是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
谈起儿子时，她常常记起有时斯特拉姆对托利亚的态度不太好，这使他感到委屈。她好像在对托利亚与继父关系下结论，但这一结论对斯特拉姆很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他真可怜，有段时间因为脸上长了好些小市子使他十分苦恼。他甚至要我从美容师那里给他搞点软膏之类的东西来，可维克托老是戏弄他。”
这倒是事实。
斯特拉姆喜欢招惹托利亚，当托利亚回到家向继父问好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常常专注地盯着托利亚，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哎唷，伙计，你满天星斗了。”
最近一些时候斯特拉姆晚上不喜欢呆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是个很不错的钢琴家。有时他上自己在喀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家。不过他最经常去的是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的小房间和好客的玛丽M.伊万诺夫娜可爱的微笑，而最感兴趣的还是餐桌上的聊天。
当他深夜做客归来，走近自己家门口时，暂时平息的忧愁又袭上他的心头。
六十四
斯特拉姆没有从研究所直接回家，而是去找自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同他一起前往索科洛夫家。
卡里莫夫其貌不扬，是个麻子。他黝黑的皮肤使得那头白发尤为突出，而白发又使皮肤显得更为浓黑。
卡里莫夫的俄语说得很标准，但只要注意听，还是能在他说话的声调和用词中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
斯特拉姆没听过他的姓名，但原来这个姓名不止是在喀山很有名气。卡里莫夫把《神曲》和《格列佛游记》译成了鞑靼文，最近又埋头于《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
他们未曾结识前，常在喀山大学阅览室旁的吸烟室里碰上。一个穿着很不整洁、嘴唇抹得通红的图书馆女管理员是个很爱说话的老太太，她对斯特拉姆透露了许多有关卡里莫夫的详情，说他毕业于索邦弋在克里木有幢别墅，战前，他每年大部分时间在海滨度过。战争期间，卡里莫夫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没有她们的消息。老太太向斯特拉姆暗示，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有长达八年之久的痛苦经历。但斯特拉姆对这条消息报以困惑莫解的目光。显然，老太太也把斯特拉姆的情况告诉了卡里莫夫。他们未曾相识，却已经彼此了解，这使他们感到很尴尬，他们互相遇上从未有过笑容，相反还阴沉着脸。这一切后来是以他们有一次在图书馆人口处大厅邂逅相遇、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并开始交谈而告结束的。
斯特拉姆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的谈话感兴趣，但他看到卡里莫夫在仔细听他说话，便很乐意同他交谈。斯特拉姆有过痛苦的经验，每每遇上一个交谈者，看上去很聪明机智，其实却无聊透顶，令人无法忍受。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甚至感到说话困难，声音干巴，谈话变得平淡无奇毫无意义，有如聋哑人在打哑语。
1257—1554年间为巴黎拉丁区的一所神学院及其师生宿舍，以创办人索邦而得名，后指拉丁区的巴黎大学神学院，17世纪起成了巴黎大学的别名。
有些人，只要他们在场任何真诚的话语都变得虚伪。
有些人，虽说早已熟悉，但只要他们在场斯特拉姆感到格外的孤独。
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是因为，突然遇见一个人，无论他是旅伴，是邻床，或是偶然争论的参加者，有他在场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失去了自己孤单的寂寞感。
他们并排走着、聊着。斯特拉姆心想，现在他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索科洛夫家参加晚间的交谈时。这种感觉过去从未有过，因为他总在想自己的工作，无论乘电车，吃饭，听音乐，还是在早晨洗完脸擦干时。
也许，他走进了一条令人十分苦恼的死胡同，他下意识地想把对工作的想法从自己身上摆脱开……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进行得如何？”他问。
卡里莫夫说：
“脑子里什么也装不进去。总是思念妻子和女儿。时而觉得，见到她们一切都会好的。时而又有某种预感，她们已经死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斯特拉姆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喃喃地说。
斯特拉姆心想：真奇怪，卡里莫夫同他相识拢共才几周，但已经打算把对妻子女儿都没有说过的想法告诉他。
在索科洛夫家小屋的桌子后边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在莫斯科都未必能遇见的人。
索科洛夫很有才华，但说话却十分啰嗦，文绉绉书生气十足。真难相信他出身于一个伏尔加河水手的家庭。他心地善良，气度高雅，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严肃而带一丝狡猾。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不像伏尔加河水手，还在于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怕传染而不断地洗手，面包上凡是被手指接触过的面包皮他都要撕掉。
斯特拉姆每当读到他的论文，常常感到吃惊：此人的思维大胆而优雅，对最为复杂和精细的思想的表达和论证简洁明了。可是喝茶聊天时他的话语又那么无聊和啰嗦，有如一杯白开水。斯特拉姆本人同许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一样，喜欢在谈话中用“胡扯”、“瞎捣乱”这样的言词来显示自己，在同老院士交谈时喜欢称好争吵的有学问女士为“泼妇”，甚或“母夜叉”。
战前，索科洛夫不喜欢谈论政治。斯特拉姆一涉及政治，索科洛夫便缄口不言，或是故意改变话题。
在他身上表现出某种奇怪的顺从，他对集体化时期和1937年的残酷事件不置可否。他仿佛是把国家的愤怒当做大自然或上帝的愤怒。斯特拉姆觉得索科洛夫相信上帝，并且这种信仰也表现在他的工作中，表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强暴者的温顺中和他与人们的人际关系中……
六十五
马季亚罗夫平静而从容不迫地说着，他并没有替那些后来被当做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而枪毙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也没有替托洛茨基辩护。但在他对克里沃鲁奇科和杜博沃伊？的称赞中，在他十分尊敬和直呼其名地提到1937年被处决的指挥员和集团军级政委的名字中，可以感到他并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①杜博沃伊（1896—1938〉，苏联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5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1938年遭枪决。
帅？、布柳赫尔元帅@、＿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德边科？和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的声音，异乎寻常地平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国家的强大力量创造了一个新的过去，它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调动骑兵部队，重新确定昔日事件的英雄，而把那些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拥有足够的威力重演那些已经成为历史、永远不可变更的事件，重刻重塑那些花岗石和青铜像，重写过去的发言，重新安排文件资料和照片上要人们的位置。
这是一部真正新的历史。甚至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着的人们，也以新的方式重新体验自己已逝的生活，把自己由勇士变为懦夫，由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了马季亚罗夫的话，使人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真理的逻辑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军元帅，1936年起任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1937年被枪决。
布柳赫尔（1890—1938），苏军元帅，1929年起曾指挥远东特遣军，1938年遭枪决。
叶戈罗夫（1883—1939），苏军元帅，1935—1937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37—1938年任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1939年遭枪决。
加马尔尼克（1894—1937），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委员（1935），1930年起任国防副人民委员，1937年被枪决。
德边科（1889—1938），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5），1928年起先后任几个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枪决。
布勃诺夫（1884—1940），十月革命期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29—193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40年被枪决。
斯克良斯基（1892-1925），国内战争期间曾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当时托洛茨基任人民委员，1924年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25年斯克良斯基被处决。
温什里希特（1879—1938），1925—1930年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1935年任民航管理总局局长，1938年被枪决。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谈话战前是从未有过的。
他有一次说：
“唉，所有这些人今天倘若还活着，必将奋不顾身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不惜流血牺牲。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杀害了……”
喀山居民、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索科洛夫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每天傍晚才下班回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前线。阿尔捷列夫本人是一家化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穿着寒酸，没有冬大衣和棉帽，为了保暖在棉衣外再罩上一件胶布披风。他头上戴顶油污的软鸭舌帽，去上班时，把它紧紧扣在耳朵上。
他到索科洛夫家时，总是往冻得发红发麻的手指上呵气，畏葸地朝坐在桌旁的人微笑。斯特拉姆觉得这哪是房东和大工厂的大车间主任，简直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邻居。
那天晚上，他脸没有刮，面颊凹陷，站在门旁听马季亚罗夫说话，显然害怕地板上那块木板咯吱作响。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去厨房，经过他身旁，在他耳畔悄悄说了句什么。他惊惶地摇着头，想必不肯吃东西。
“昨天一个在这里治病的上校对我说，方面军党委会因为他打了中尉一记耳光，而向他提出了起诉。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种事。”马季亚罗夫说。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鞭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特拉姆说。
“那是下级打上级，”马季亚罗夫说，“是两码事。”
“在工厂里，我们厂长对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叫‘你’，可你要是对他说‘舒里耶夫同志’他就生气，得叫他‘列昂季。库兹明’。前些天一个老化学工程师触怒了他，舒里耶夫把老头臭骂了一顿，并①邵尔斯（1895—1919），苏国内战争英雄。
且大叫：‘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否则看我不收拾你……让你给我从厂里滚出去。’可老头已经72岁了。”阿尔捷列夫说。
“那工会就不吭声吗？”索科洛夫问。
“工会算什么，”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就会号召作贡献：战前作战争准备，战时一切为了前线，战后工会则号召消除战争后果。谁会去关心一个老头，玛丽哑。伊万诺夫娜小声问索科洛夫：
“也许，该喝茶了？”
“当然，当然，给我们来点茶。”索科洛夫说。
“真怪，她走路连点响动都没有。”斯特拉姆想，心不在焉地望着轻轻地滑进半开着的厨房门里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瘦削的肩膀。
“哎，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突然说，“你们想像什么是新闻自由？你们在战后一个和平的早晨翻开报纸，代替兴髙采烈的社论，代替劳动人民致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代替关于炼钢工人突击队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而进行热忱劳动的消息，代替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劳动人民在沮丧、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极端贫困的境遇中迎接新年的消息，你们在报纸上将发现什么？发现通报！你们想像得出这样的报纸吗？这是发布通报的报纸！
“你们读到的是库尔斯克州的歉收，关于布迪尔监狱生活制度的检查报告，有关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是否必要的争论，你们读到的是关于工人戈洛普佐夫反对发行新公债的消息。
“总而言之，你们能了解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丰收和歉收，劳动热忱和撬锁盗窃，矿井投产和失事，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意见分歧。你们能读到有关工厂厂长侮辱一个70岁老化学工程师引起的罢工过程的报道，能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演说词，而不是他们‘曾经扬言’，能读到有关下议院争论的报道，能了解到昨天有多少人在莫斯科自杀身亡，有多少人因车祸晚上被送进了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你们能了解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光是知道从塔什干用飞机给莫斯科运来了第一批草莓。你们能从报纸上，而不是从家庭女工（她的外甥女从农村来莫斯科买粮食时找过她）那里了解到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克粮食。是的，是的，只有这时，你们才完完全全是个苏联人了。
“你们进书店买书，能读到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们的著作，你们能自己辨别他们什么地方不对，你们不用保育员就能自己上大街散步。这时，你们才是个苏联人。”
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宏论的当儿，玛丽哑。伊万诺夫娜端着荼具走了进来。
索科洛夫突然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够了！我坚决恳求您别再发类似的议论。”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半张着嘴望着丈夫。她手中的茶具丁当作响，显然她的双手在发抖。
“瞧，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剥夺了新闻自由！它只持续了一会儿。好在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听到这场造反言论。”斯特拉姆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索科洛夫气冲冲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垮台。”
“不错，是显示过自己的力量，”斯特拉姆说，“不过，1940年芬①布吕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1936—1938年任人民阵线政府首脑，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方针。曾提出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兰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同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发生了冲突，我们便陷人惊慌之中。我并非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可事实总是事实。这跟老化学工程师有什么相干？”
斯特拉姆回头看见正在听他说话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专注的目光。
“问题不在于芬兰而在于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嗳，算啦，彼佳。”马季亚罗夫喃喃地说。
“可以这么说，战争中苏维埃共和国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斯特拉姆说。
“什么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许多人被关押了起来，他们原本是可以去打仗的啊。”马季亚罗夫说，“您瞧瞧，我们在伏尔加河上是怎么战斗的。”
“但这跟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
“怎么没关系？”斯特拉姆说，“照您看来，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1937年是士官的遗孀自己枪毙了自己？”
他再次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专注的目光。他心想，在这场争论中他的表现令人奇怪：马季亚罗夫刚开始批评国家，斯特拉姆就同他争论；但当索科洛夫指责马季亚罗夫时，斯特拉姆又开始批评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和文理不通的讲话，但一聊到主要的方针路线方面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起来。而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他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您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不完善中，寻找对我们撤退的解释，”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国人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太强大，当国家经受住了这场打击，恰恰最清楚不过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弱点。您见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便说：你们瞧，多大的影子。但您却忘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就是一部能够创造奇迹的、威力巨大的社会发动机，它已经创造了奇迹，今后还将创造奇迹。”
“倘若国家不需要您，它就it您受折磨，把您和您的所有想法、计划、作品统统抹杀。”卡里莫夫说，“但倘若您的思想符合国家的利益，您就能坐着飞毯平步青云！”
“对，对！”阿尔捷列夫说，“我曾被调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给厂长打电话。那设备！原料、零件、备件都神话般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条件！有澡盆子，炼乳一清早就送到家。我这辈子还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工作条件好极了！而主要是没有官僚主义。所有事惰不用书面文件全能办成。”
‘“更确切说，是官僚主义国家有如童话里的巨人，在那里为人们服务。”卡里莫夫说。
“如果国家重点国防工程能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那么很显然：这种制度可以在所有企业中贯彻。”索科洛夫说。
“那是个独立王国！”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原则。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的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是国家需要重工业而不是人民。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对人民毫无益处。一端是国家的需要，另一端是人的需要。它们从来是无法调和的。”
“正是，正是，从这个独立王国往边上迈出一步，结果就十分荒谬可笑。”阿尔捷列夫说，“邻居喀山人需要的产品，我得按计划把它运到赤塔，然后再从赤塔把它运回喀山。我需要装配工，可我没有经费，只有托儿所的预算没有用完，我就得把装配工当保育员送到幼儿园。这是集中制闹的！发明家向厂长提出建议，可以生产出1500个零件而不是200个，厂长把他轰了出去。因为厂长完成任务是以重量表现的，这样他更心安理得。如果工厂停工待料、而短缺的原料又可以在市场上花30卢布买到，他宁可损失200万，而不愿冒险花上30卢布去买原材料。”
阿尔捷列夫迅速瞥一眼听众，又急匆匆讲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把话讲完似的：“工人收入很少，但那是按劳分配。卖糖浆水的小贩所得比一个工程师多四倍。而领导、厂长、人民委员部就知道一条——完成计划！不管你全身浮肿、饥饿难熬，指标得完成！我们曾有个厂长什马特科夫，他在会议上大声嚷嚷说：‘工厂比亲妈更重要，为了完成计划，你要舍得从自己身上扒下三层皮。要是谁不自觉，那我就亲自剥他三层皮。’可是我们突然得知什马特科夫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我就问他：‘阿法纳西。卢基奇，您怎么没完成任务便扔下工厂不管了？’他直截了当不带掩饰地回答说：‘哦，您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此外，还能给套很不错的住宅，带花园。妻子常常闹些小病，她需要新鲜空气。’我奇怪，国家为什么竟然信任这号人，可把工人和非党著名科学家却看得一文不值。”
“这很简单马季亚罗夫说，“因为委托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研究所更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制度的心脏，是苏联官僚主义最神圣、最生气勃勃的东西：权力。”
“我还要说，”阿尔捷列夫不理会别人的嘲笑继续说，“我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我不够狠，我不能从活人身上扒下三层皮。我宁可剥掉自己身上的皮，可不知为什么也不舍得剥工人的皮。”
而斯特拉姆继续莫名其妙地感到需要反驳马季亚罗夫，尽管马季亚罗夫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有道理的。
“可您并不能自圆其说，”他说，“难道一个人的利益，今天没有完全同建立了国防工业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相联系吗？我以为武装我们兄弟儿女的坦克大炮飞机，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完全正确，索科洛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