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二十四
叶尼娅独自一人住在古比雪夫市，她很喜欢这种独身生活。看来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虽说生活相当艰苦，但她却有一种轻松、自由的感觉。她好长时间没有报上户口，领不到食品供应卡，每天只能凭午餐券在食堂吃一顿饭。她从早上就想着开饭的钟点，等待到食堂里去吃一盘汤。
在这段时间里，她很少想起诺维科夫。对克雷莫夫她却想得较多，几乎经常想念他，不过这些隐藏在心底的念头不很强烈。对诺维科夫的忆念时隐时现，并没有使她感到烦闷……可是有一次，她在街上远远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高个儿军人，在最初的一瞬间，她恍惚觉得此人就是诺维科夫。于是她感到气喘，两腿发软，一阵狂喜冲上她心头，使她感到手足无措。过了一分钟她才明白自己认错了人，那股激动情绪也随即被她忘却了。
这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心想：
“他为什么不来信呢？他明明知道我的地址。”
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身边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更没有什么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仅仅是她的感觉而已。
此时，莫斯科的许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社迁到了古比雪夫。这里成了临时首都。各国外交使团、大剧院、著名作家、报幕员、外国记者也都从莫斯科疏散到这里。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住在一些狭小的房间里、旅馆里、集体宿舍里，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处长们、局长们、总局局长们和人民委员们领导着所属机关的人员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特命全权大使们乘坐着豪华汽车，去出席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招待会；乌兰诺娃、列梅舍夫？米哈伊洛夫@在为芭蕾舞观众和歌剧观众演出；合众国际社常驻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家们在为国内外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撰写简讯；记者们正根据在部队医院里采访的材料写军事题材通讯。
然而，在这里，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与往常就大不相同了。英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女士，凭餐券在旅馆的餐厅就餐后，将吃剩下的面包、方糖卷在报纸里带回房间去；世界各国通讯社的代表们经常上集市，挤在伤员们中间，久久地评论着自种烟叶的质量，卷一支烟品尝一番，或者倒换着脚站在那里，排队上澡堂；慷慨好客的著名作家们喝着家酿酒，就着定量供应的面包，谈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以及文学的命运。
庞大的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狭小的办公楼里。，苏联各大报社的领导人不得不在办公桌前接待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些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在这些桌子上做针线。
在疏散地，庞大的国家机关的这种散漫生活富有某种魅力。
为了报户口，叶尼婭颇费周折，忍受了长久的焦虑不安。
叶尼娅在一所设计院找到了工作。院长利辛中校身材魁梧，嗓门不高，一开始他就忧心忡忡，叹息院长责任重大，不便录用一个没有正式户口的工作人员。利辛吩咐她到警察局去一趟，把设计院的录用证明交上去。
区警察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接过叶尼娅的身份证和证明信，叫她三天后来听取答复。
列梅舍夫（1902—1977），又译列米谢夫，苏联抒情男高音歌唱家。
米哈伊洛夫（1893—1971），苏联男低音歌唱家。
洛佐夫斯基（1878—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史学博士，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
叶尼娅在指定的日子走进这条光线很暗的走廊。坐在这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独特的表情，只有到警察局办理身份证和报户口的人才有这种表情。她走到一个小窗跟前。一只涂着深红色指甲的女人把身份证递给她，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您被拒签了。”
她又重新排队等候，打算同户籍科的科长谈一谈。排队的人低声交谈着，一边打量从走廊上走过的涂着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年轻的女办事员。这时，随着一阵吱吱扎扎的皮靴声，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鸭舌帽，围巾下面露出军便服领口的人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用钥匙打开那只不知是英国造还是法国造的门锁。这就是格里申，户籍科的科长。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觉，轮到接待的人并不像往常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受到接待的人那样高兴，他们走近门口时不停地左顾右盼，仿佛打算在最后一分钟逃跑似的。
叶尼娅在排队等候时听到不少议论。有些女儿无法在母亲家里登记户口，一个要在哥哥家报户口的患了中风的女人遭到拒绝，一个前来照料残废军人的妇女也没有报上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默默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然后看了看她的证明信说：“您已经被拒签了，您还要做什么呢？”
“格里申同志，”叶尼娅说，她的嗓音有些颤抖D“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领到食品供应卡。”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眼睛没有眨一下。他那张年轻的宽大的脸上流露出淡漠的神色，若有所思。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嗓音仍在颤抖。“您想想，这算怎么回事。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沙波什尼科夫就是我父亲。他是萨马拉？城革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您居然拒绝给他的女儿登记户口。”
那双安详的眼睛望着她。她说的话他听得清楚明白。
“需要有调令，”他说。“没有调令我无法给您登记户口，“我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明信上看不出这一点。”
“这一点有用吗？”
他很不乐意地回答说：
“可能有用吧。”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上班时对利辛说，警察局拒绝给她上户口。他两手一摊，嘟哝道：“唉，简直是胡闹，难道他们不明白，您一开始就是我们这里的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您正在从事一项具有国防性质的工作。”“我也这么说。”叶尼婭说。“他说，需要开一封介绍信，证明我们机关属于国防部领导。我恳求您，给我写个证明吧，我晚上带上证明信到警察局去一趟。”
过了一会儿，利辛走到叶尼婭面前，用负疚的声音说：“需要警察局给我们发一封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权写这类证明。”
晚上她又到警察局去了，坐在那里排了半晌队，终于来到格里申的办公室。她痛恨自己不该流露讨好的微笑。她请求格里申向利辛发一封查询公函。
“我不打算写任何查询公函。”格里申说。
利辛听说格里申拒绝发公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这么办吧，请他打电话问问我也行。”
第二天晚上，叶尼娅需要去看望她父亲的一位老相识，莫斯科来的文学家利莫诺夫。下班后她立刻赶到警察局，请求坐在那里排队的人，允许她直接去见户籍科长，的的确确只占用一分钟，仅提一个问题。排队的人们耸了耸肩，把眼睛移向一旁。叶尼？生气地说：“唉，这么不通情理，好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天警察局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糟糕。一个腿部浮肿的女人在户籍科长的办公室里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声叫道：“我求求您啦，我求求您啦。”一个缺一只胳膊的残废人在格里申房间里用脏话骂娘，他后面的一个人也叫嚷起来，房间里传出他的喊叫声：“我不走！”但他很快就走了。人们喊叫时唯独听不见格里申的声音，他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门，仿佛他不在屋里，人们在向自己喊叫，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坐在那里排了一个半小时队，又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格里申轻轻点了一下头，说了声“坐吧”。她对此报以温柔的表情，匆匆说了句“非常感谢”，为此她暗暗憎恨自己。她又请求格里申给她的院长打个电话，因为利辛起初怀疑没有带编号和印章的公函他是否有权开证明信，但后来他同意了，答应写一封证明信，说明这是对“您某月某日的口头查询”的书面答复。
叶尼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摆在格里申面前，纸条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利辛的电话号码、名字、父称、军衔、职务，而括号里用小字写着：“午休前后”。但格里申对摆在他面前的纸条连看也没有看一眼，说：“我不做任何查询。”
“这是为什么？”她问道。
“没有这个规定。”
“利辛中校说，没有查询公函，哪怕是打个电话也行，否则他无权开证明信。”
“既然无权开，那就不开呗。”
“可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
他平静的语气使叶尼娅感到手足无措，假如他听了她毫无条理的陈述表示气愤，恼火，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些。但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全无着忙的神色。
男人们往常同叶尼哑谈话时，总会发觉她长得很漂亮，她也总能察觉这一点。但格里申望着她，好像望着一个眼泪汪汪的老太婆，或者望着一个残废人。一进他的办公室，她便不是人了，不是一位美貌少妇，而仅仅是一个请求登记户口的活物。自身的软弱和格里申强大的理智力量使叶尼娅感到慌乱。她顺着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利莫诺夫的住所走去。她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她虽然走得很急，但并没有为即将见到父亲的老友感到高兴。她似乎闻到警察局走廊的气味，那些排队的人们的面孔，那幅被昏暗的电灯照亮的斯大林像以及它旁边的格里申，时时浮现在她眼前。格里申神态自如，举止随便，他把这个坚如磐石的国家的无限权力吸入自己平凡的心灵。
利莫诺夫身高体胖，大脑袋，光秃秃的头顶四周留着年轻小伙子一样的浓密的鬈发。他高兴地迎接叶尼哑。
“我怕您今天不来了。”他边说边帮助叶尼娅脱大衣。
他开始详细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情况。
“早在大学时代，您母亲便成了我心目中的俄罗斯妇女的典范，她有一颗刚强的心灵。我的作品中总有她的形象，当然，不是专指她个人，而是泛指她这种典型，这您是知道的。”
他回头望T望房门，压低嗓门问道：
“德米特里有消息吗？”
后来他们谈起绘画，两人尖刻地抨击了列宾。然后利莫诺夫亲自动手在电炉上煎荷包蛋，并且说他是国内一流的煎饼专家，民族饭店的一位厨师曾向他求教。
“怎么样？”他请叶尼娅吃煎蛋，不安地问道，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贪吃是我的恶习。”
警察局的种种印象使她感到苦恼万分！利莫诺夫的房间很暖和，室内摆满了书籍和杂志，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都很幽默，喜欢艺术，但她却一直感到格里申就在身旁，心中老有一种寒冷的感觉。
然而，毫不拘束的充满智慧的话语富有极大的魅力，叶尼娅有时忘记了格里申和那些愁眉苦脸的排队者。似乎除了谈论鲁布廖夫’毕加索、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
她一来到街上，便立刻忘记了那些充满智慧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套住宅里，谁也不曾问过她是否报上了户口，谁也没有要求她出示带有户籍印章的身份证。但是几天来她一直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在注视着她。格拉菲拉长长的鼻尖，待人亲热，八面玲珑，甜甜的嗓音显得极不自然。每次遇见格拉菲拉，望着她那双乌黑的亲切而又阴沉的眼睛，叶尼娅都有些害怕。她觉得，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时常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间，翻腾她的稿纸，抄写她向警察局写的申请，偷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开门时尽量不发出声响，在走廊里踮起脚走路，生怕遇见这个讨厌的女人。假如遇见她，也许她马上就会对叶尼娅说：“您怎么违反法律规定呢，难道让我替您负责？”
早晨，叶尼娅走进利辛的办公室，把自己在户籍科再次碰壁的事对他讲述了一遍。
“请帮我弄一张去嘻山的船票吧，否则他们会因我违反户籍制度把我赶到泥炭开采场去。”
她再没有求他开证明信，言语中带着嘲弄和挖苦。
这位身材魁梧、嗓音低沉的美男子默默地望着她，他为自己的胆怯而惭愧。她经常感到他那忧郁而温柔的目光在注视她，他时常打量她的肩膀、双腿、脖颈和后脑勺，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察觉到了他那久久不肯离去的赞美的目光。但是支配着收发公文制度的法令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
这天上午，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默默地把那封极为宝贵的证明信放在制图纸上。
叶尼娅也没有做声，默默地望了他一眼，泪水止不住涌上她的眼窝。
“我通过保密室请示了一下，”利辛说，“我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想不到上级首长同意了。”
同事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都高兴地说：“您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她立即前往警察局。排队的人们向她点点头，有些人已经同她处熟了，关切地问：“事情怎么样了？”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您进去吧，用不着排队了……您的事情很简单，何必再等两个小时呢。”
叶尼娅觉得，那张办公桌和漆着粗糙的棕色木纹图案的保险柜也显得不那么阴沉和呆板了。
格里申望着叶尼娅急匆匆地把需要的公文放在他面前，他表示满意地轻轻点了一下头，说：I“好吧，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来，三天后在接待时间来领取户籍证明。”
格里申的声音听来依旧很平淡，但叶尼娅觉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露出亲切的微笑。
在回家的路上，她心想，看来格里申是同大家一样的人，他也会做好事，也会莞尔一笑。看来他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想到这里，她又感到难为情起来，因为她过去把户籍科长想得太坏了。三天后，一只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大手从小窗里把整整齐齐地夹着证明文件的身份证递给她。叶尼娅把字迹工整的批示读了一遍：“鉴于申请人与该住房毫无关系，不准登记户口。”
“狗杂种！”叶尼娅高声说。她再也无力克制自己，继续说：“故意折磨人，没心肝的东西！”
她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登记户口的身份证，大声向坐在窗前排队的人们诉说着，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她发现人们都扭过脸去，没有理睬她。在这一瞬间，她心中燃起造反者的怒火，同时感到绝望和疯狂。1937年在布蒂尔吉监狱昏暗的大厅里，在马特罗斯卡娅。季什纳，在索科利尼基，排队等待查问无权通信的犯人下落的妇女们有时因绝望而发疯，也发出过这样的喊叫。
站在走廊里的一个民警抓住叶尼娅一只胳膊，把她向门口推去。
“放开我，别碰我！”她突然抽出胳膊，用力把他推开。
“女公民，”那民警声音嘶哑地说，“别闹了，当心判十年徒刑！”
她觉得那个民警的眼睛里闪现一种深表同情的、怜悯的目光。
她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拥挤着她；他们都是有户口的人，有在限额供应商店里使用的食品供应卡夜里她梦见发生了火灾，一个负伤的人趴在地上，面部紧贴着地面。她俯在他身上，想把他背走，虽然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这人就是克雷莫夫。
她从梦中醒来，感到疲惫不堪，精神很压抑。
“但愿他能快点来。”她心想。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哝道：“帮帮我吧，帮帮我。”
她极想见到的不是她在睡梦中救过的克雷莫夫，而是诺维科夫。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曾见到诺维科夫一面，她想他想得心中隐隐作痛。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太难熬了，她感到痛苦不堪，没有户口，没有购货卡，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生怕遇见管院子的杂工，房屋管理员和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总是等大家都睡了才到公用厨房里去，早晨她尽量在邻居们醒来之前刷牙洗脸。邻居们同她谈话时，她的语气亲切得令人讨厌，声音完全变了调，像是一个女浸礼派教徒的声音。
上午叶尼娅写了一份退职申请。
她听说，她的落户申请被户籍科拒签之后，地段警察来过了，送来一张通知，限她三日内离开古比雪夫。通知的正文中写道：“凡违反户籍制度的人必须……”叶尼娅并不想赖在这里。她顺应命运的安排，打算自动离开古比雪夫。这时她心里立刻安静下来，想到格里申、格拉菲拉以及她那双像发霉的橄榄果似的温柔的眼睛，她不再感到苦恼、可怕了。她放弃了这种不合法的生活，甘愿接受法律的约束。
她写好退职申请，打算把它交给利辛院长。这时有人叫她接电话。电话是利莫诺夫打来的。
他问她明天晚上是否有空，告诉她，一位朋友从塔什干来，十分可笑地讲述了当地的生活，带来了阿。托尔斯泰向利莫诺夫的问候。她心中又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叶尼娅本来不打算把自己上户口的事告诉利莫诺夫，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讲了一遍。
利莫诺夫认真听着，没有打断她的话，然后说：“这叫什么事啊，简直令人奇怪。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她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女儿却无权在这里居住，不给她上户口。有趣，有趣。”
他沉思片刻，说：
“这么办吧，叶尼娅，您今天先别递交退职申请，我晚上去州委书记那里开会，顺便谈谈您这件事。”
叶尼娅道了谢，但她心想，利莫诺夫放下电话就会立刻把她忘掉的。不过她到底没有向利辛院长递交退职申请，只是问他能否通过军区司令部给她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
“这事非常简单，”利辛说罢两手一摊，“糟糕的是警察机关。有什么办法呢，古比雪夫现在实行的是特别制度，他们是按照特别指令行事。”
他问叶尼娅：
“您今天晚上有空吗？”
“不，没有空。”叶尼娅气呼呼地答道。
她走回家去，心里想着，很快就见着母亲、姐姐、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和娜佳了，在喀山她会感到比在古比雪夫愉快一些。她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她每次走进警察局都那么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不给上户口就算了……要是诺维科夫来了信，可以求邻居帮忙转寄到喀山去。
第二天早晨，她刚上班就有人叫她接电话，一个十分客气的声音请她到市警察局户籍处去上户口。
十五
叶尼娅渐渐同一位姓沙尔戈罗茨基的邻居熟悉起来。沙尔戈罗茨基的样子很特别，仿佛猛然转身，他那颗雪花石膏般的灰白的大脑袋就要从细细的脖颈上掉下来，咚的一声掉在地板上。叶尼娅发现，老头儿苍白的面皮浮现出柔和的淡蓝色。这淡蓝的皮肤和他那双冷淡的蔚蓝色眼睛十分协调，叶尼娅对此很感兴趣。老头儿出身显贵，她觉得应该把老头儿画成蔚蓝色的，这个念头使她感到好笑。
战争爆发后，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的生活倒比战前好些。现在他总算有了工作。苏联情报局约请他撰写有关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文章，写苏沃罗夫、乌沙科夫的生平，写俄国军官的传统以及有关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生平的短文……
沙尔戈罗茨基对叶尼娅说，就母系而言，他是比罗曼诺夫皇族更古老的公爵世家的亲戚。
他年轻时在省地方自治局任职，曾在地主子弟、乡村教师和年轻的神甫中间宣传伏尔泰思想和恰达耶夫的学说。
沙尔戈罗茨基向叶尼娅谈起自己同省城首席贵族的一次谈话。这是44年前的事了。“您作为俄国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的代表，居然试图向农民们证实您的祖先是猿猴。农民会问您：那么大公呢？皇太子呢？皇后呢？皇上本人呢？”
沙尔戈罗茨基继续鼓惑人心，结果被流放到塔什干。一年后他得到宽恕，他便去了瑞士。在那里他遇到许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这个有点古怪的公爵。他经常参加辩论会和各种晚会，同一些人过从甚密，但他不附和任何人的观点。那时他同一个犹太人大学生，留着黑色大胡子的崩得？分子利佩茨交上了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回到俄国，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偶尔在《下诺夫哥罗德报》上发表一些有关历史和文学问题的文章。
他从不料理家业，庄园由他的母亲来管理。
沙尔戈罗茨基是惟一的庄园没有受到农民毁坏的地主。贫农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伊万一世（钱袋）之孙。
“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
委员会甚至分给他一大车木柴和40棵白菜。他坐在家里惟一生着炉子、装着玻璃窗的房间里，读书，写诗。他给叶尼娅朗诵过一首题为《俄罗斯》的诗：无忧无虑，自在逍遥。
辽阔无垠的平原上，
乌鸦在不祥地聒噪。
纵酒。隐私。大火。
愚蠢而又冷漠。
到处有她独特的格调，
雄奇的庄严动人心魄。
他读得很认真，留心每个词的发音，注意使用标点符号。他高高地扬起长长的眉毛，但他那宽大的额头并没有因此而变窄。
1926年，沙尔戈罗茨基心血来潮，居然讲授起俄国文学史来。他批判杰米扬。别德内’颂扬费特？，在当时流行的有关美与生活真实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说，他宣称自己是一切国家的反对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学说，谈论俄罗斯精神的悲惨命运。这些言论和论争终于给他招来灾难；他又被流放到了塔什干。他住在那里，常常感到地理环境比理论演说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他始料未及的。直到1933年底，他才得到许可移居萨马拉，投靠他的大姐叶连娜。安德列耶夫娜。他大姐于战前不久去世了。
沙尔戈罗茨基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他的房间。但有一次叶尼娅偶尔到这位公爵的住所里看了看：一摞摞书籍和旧报纸高高地堆在屋角里，一些古旧的圈椅摞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下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肖像摆在地板上。红色天鹅绒蒙面的长沙发上放着一条露出了棉絮的皱巴巴的棉被。
沙尔戈罗茨基为人和善，对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常常束手无策。人们谈起这种人总说他们像孩子一般天真，像天使一般善良。但他可以吟诵着自己心爱的诗歌，从伸手向他乞讨一片面包的挨饿的孩子或衣服褴褛的老太婆面前走过，丝毫不为所动。
听着沙尔戈罗茨基的讲述，叶尼娅常常回想自己的第一个丈夫。这位费特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0的热诚崇拜者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克雷莫夫的志趣大不相同。
她感到惊讶的是，克雷莫夫与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同样是俄罗斯人，但他却对美丽如画的俄罗斯风光，对奇妙的俄罗斯童话和费特、丘特切夫的诗歌无动于衷。克雷莫夫从青年时代起所珍视的俄罗斯生活中的一切，以及那些为他所崇拜的名人（他认为没有这些名人俄罗斯是不可想像的），所有这一切，沙尔戈罗茨基都感到无所谓，有时他甚至流露出敌意。
沙尔戈罗茨基认为，费特便是上帝，首先是俄罗斯的上帝。对他来说，好男儿菲尼斯特的故事、格林卡的《困惑》都是奇妙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赞美但丁，但他总觉得但丁缺少俄国音乐和俄国诗歌的奇妙的魅力。
克雷莫夫不善于区分杜勃罗留波夫和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他认为，马克思高于所有的俄国天才，对他来说，单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便可压倒俄国音乐。恐怕只有涅克拉索夫对他是个例外，他认为捏克拉索克是世界一流诗人。叶尼娅有时觉得，沙尔戈罗茨基不仅在帮助她认识克雷莫夫，而且在帮助她理解她同克雷莫夫之间的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所遭受的曲折命运。
叶尼娅喜欢同沙尔戈罗茨基交谈。他们往往是从令人不安的战报谈起，然后沙尔戈罗茨基开始谈论俄国的命运。
“俄国贵族是对不起俄国的，”他对叶尼娅说，“但他们却很热爰俄国。在上一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一点也没有得到原谅，每个细小的错误都不放过，我们这帮傻瓜、蠢货、好吃懒做的人，拉斯普京’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椴树林阴道，无忧无虑、黑魆魆的木舍、草鞋，都有罪责……我姐姐的六个儿子牺牲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茨亚，我大哥年老多病，也在战斗中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历史的承认……应该承认他们。”
叶尼娅经常听他发表一些与当代人不同的文学见解。他把费特置于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之上。他对费特非常了解。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费特。恐怕费特本人在临终之前也不曾记得沙尔戈罗茨基所讲的有关他的那许多轶事。
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是个过于注重现实的人，承认他有诗情，但对他评价不高。他对屠格涅夫评价不错，认为他有才华，但不够深刻。在俄国小说史上，他最喜欢果戈理和列斯科夫@。
他认为，扼杀俄国诗歌的罪魁祸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对叶尼娅说，除了俄罗斯诗歌，他喜欢三样东西：糖、阳光和睡眠。
“难道我至死见不到我的任何一首诗作发表？”他常常这样问道。
有一次，叶尼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利莫诺夫。他拄着。拉斯普京（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费多罗夫娜的宠臣，干预国家事务，擅权，后被保皇派杀害。
②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既是语言大师，又是运用叙述故事手法的巨匠。
木头拐杖行走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穿一件冬季大衣，敞着怀，色彩鲜艳的方格围巾在脖颈后面摆动着。这个头戴高贵的海狸皮帽子的身材高大的男人走在古比雪夫的人群中显得有点古怪。
利莫诺夫一直把叶尼娅送到家。她请他进屋坐一会儿，喝点茶，利莫诺夫注视了她一眼，说：“那好吧，谢谢，帮您报上了户口，您真该买半公升酒来酬谢我呢。”他说罢气喘吁吁地登上楼梯。
利莫诺夫走进叶尼娅狭小的房间，说：“是啊，对于我这肥胖的身躯来说，这房子有些狭窄，也许在这里思路更广吧。”
他突然以一种不自然的语调同她解释起自己的恋爱观来，同时谈到他对男女关系的一些见解。
“维生素缺乏症、精神维生素缺乏症！”他气喘吁吁地说。“您明白吧，这是一种难以克制的饥渴，像公牛、母牛、鹿渴望吃到盐一样。我身上缺少的东西，我的亲人和我妻子身上缺少的东西，我就在我情人身上寻找。妻子是维生素缺乏的原因！男人渴望在自己情人身上找到那种在自己妻子身上多年甚至几十年找不到的东西。您明白吗？”
他拿起她一只手，抚摩一会儿她的手掌，然后开始抚摩她的肩膀，触摸她的脖颈、后脑勺。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讨好地说。“非常简单。精神维生素缺乏症！”
叶尼娅有些不好意思，笑眯眯地望着他那只指甲闪闪发光的洁白大手从她的肩膀摸到她的胸部。她说：“看来，维生素缺乏症不仅有精神上的，而且有肉体上的，接着她用一年级老师教训学生的口气补了一句：“您不应该摸我，真的，不应该。”
他不知所措地望了她一眼。他没有发窘，反而放声笑起来。她也跟他一起笑了。
他们开始喝茶，谈论画家萨里扬沙尔戈罗茨基老头敲了敲门。
原来利莫诺夫在某人的笔记中和档案馆保存的某人的信件中见到过沙尔戈罗茨基的名字。沙尔戈罗茨基没有读过利莫诺夫的书，但听说过他的名字。报纸上列举军事历史题材作家时常提到他的名字。
他们谈得很投机，情绪激动，兴致勃发。他们在谈话中不时提到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吉皮乌斯？、别雷？、别尔嘉耶夫？、乌斯特里亚洛夫？、巴尔蒙特？、米留可夫？、叶夫列依诺夫@、列米佐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名字。叶尼娅心想，这两人仿佛把一个沉没的书籍、绘画、哲学体系、戏剧演出的世界从海底打捞了上来……
利莫诺夫突然说出了她的念头：
“我们俩仿佛把大西洲从海底打捞了出来。”
沙尔戈罗茨基忧郁地点点头，说：
“是的，是的，但您只是俄国大西洲的考察者，而我是俄国大西洲的居民，同它一起沉到了海底。”
“怎么说呢，”科莫诺夫说，“战争从大西洲上打捞出来一些人。”
“是的。”沙尔戈罗茨基说。“看来，共产国际的创建者们在战争爆发之后想不出任何好主意，只会反复唠叨：神圣的俄罗斯大地。，’
他说罢莞尔一笑。
“等着瞧吧，等战争胜利结束了，那时国际主义者们会宣称：‘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之主’。”
奇怪的是，叶尼娅察觉到，他们谈得这么热烈，滔滔不绝，妙趣横生，不仅仅因为高兴这次相逢，也不仅仅因为找到了他们两人感兴趣的话题。她心里明白，他们两个老人，一个老态龙钟，一个接近老年，两人一直感到她在听他们谈话，他们俩都喜欢她。不过她仍旧感到奇怪。她感到奇怪的是，她对此感到完全无所谓，甚至感到可笑，同时她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而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叶尼娅望着他们，心中暗想：“真是无法理解自己……我为什么为过去的生活感到痛心，为什么这么可怜克雷莫夫，为什么老想着他呢？”
正如她一度对克雷莫夫在共产国际的德国和英国同事感到反感一样，现在听到沙尔戈罗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谈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她便感到悲伤，甚至流露出敌意。看来，利莫诺夫关于维生素缺乏的理论也无法帮她解开疑团。再说这种事是没有理论的。
她突然觉得，她之所以老是想着克雷莫夫，对他放心不下，是因为她思念着另一个人，她似乎把这个人完全忘却了。
“莫非我真的爱他？”她暗暗诧异道。
二十六
夜间，伏尔加河上空乌云消散。岗峦起伏的河岸和浓雾弥漫的峡谷在星光下缓缓向远方漂去。
偶尔有几颗流星划过天空。柳德米拉无声地向天祈祷着：“但愿托利亚能活下来。”
这是她惟一的愿望，她对苍天没有别的要求。
还在数学物理系读书时，她一度担任天文研究所的计算员。那时她就得知，流星在不同的月份成群地迎着地球流动，有英仙流星群、猎户流星群、双子流星群、狮子流星群。她已经不记得在十月和十一月什么流星群与地球相遇了……只要托利亚活下来就好！
丈夫责备她不喜欢帮助别人，对他亲人态度冷漠。他认为，假如柳德米拉愿意，他母亲会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至于留在乌克兰。
维克托的一个表弟从劳改营放出来，改为流放，她不愿留他在家里住宿，害怕房管所得知此事。她知道，母亲至今记得，父亲临终前，柳德米拉住在加斯普列，没有中断休假，安葬后的第二天她才回到莫斯科。
母亲有时同她谈起德米特里，对他发生的事担惊受怕。
“他小时候就很诚实，他一向为人忠诚老实。突然从事起间谍活动来了，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多么野蛮、多么可怕的谎言，这是谁造的谣言？谁在坑害忠诚老实的人呢？……”
有一次她对母亲说：“你也不能完全替米佳打保票。无罪的人是不会坐牢的。”现在她又回忆起母亲当时注视她时的目光。
有一次她对母亲谈起德米特里的妻子：
“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她，我坦率地告诉你，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她。”
现在她回想起母亲的回答：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妻子因不告发丈夫要判十年徒刑！”接着她又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在街上捡了一只狗崽带回家来，维克托不愿收养这只狗崽，她便向他大喊：“你这个残酷无情的人！”
而丈夫回答说：
“好吧，柳达，我不希望你年轻漂亮，我只希望一点，那就是希望你不单单对猫和狗发善心。”
现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讨厌自己，不愿指责别人，第一次认真回想一生中听到的一次次责备……有一次，丈夫在电话里笑着对她说：“自从我们收养了那只小猫儿，我开始听到妻子温柔的声音了。”
有一次母亲对她说：“柳达，你怎么能拒绝给乞丐一点吃的呢？你想想，饿人是向你乞求，向饱人……”
但她并不吝啬。她喜欢招待客人，她的烹调技艺在熟人们中间是颇负盛名的。
谁也没有看见她在这天夜里坐在甲板上痛哭的情景。就算她变得残酷无情，就算她把学业忘得干干净净，就算她已经毫无用途，谁也不会再喜欢她，她已经发胖，头发变得花白，患有高血压，丈夫不爱她，觉得她是个冷酷的人。但只要托利亚活着就行！她准备承认一切错误，改悔亲人们归咎于她的所有过错，只要托利亚能活下来就行！
她为什么老是回忆第一个丈夫？他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她为什么没有给住在罗斯托夫的他的姐姐写信呢？现在无法通信了，那里被德国人占领了。姐姐本来可以把托利亚负伤的事转告他。
轮船上机器的轰鸣，甲板不时颤抖，河水的拍溅声，天空里星星忽明忽暗，这一切混在一起，融成一片，柳德米拉昏昏入睡了。
临近黎明时分，雾霭在伏尔加河上徐徐浮动，仿佛一切生命都隐没在雾中。过了一会儿，太阳突然升起来，仿佛突然迸发了希望！水中映出天空的倒影，秋季乌黑的河水喘息起来，太阳似乎在浪涛中喊叫着。岸边的斜坡被夜间的严寒浸透了，棕红的树木蒙上薄薄一层霜，看上去似乎显得特别愉快。起风了，雾霭随之消散，世界变得晶莹透亮。明亮的太阳、蔚蓝的河水和辽阔的天空都没有一丝暖意。
大地多么辽阔啊，地面上的森林虽然辽阔，但毕竟看得见它的边缘和尽头，而大地却一直向远方迁延、伸展。
她的忧伤也像大地一样漫无边际，无休无止。
她看见一些乘坐头等舱去古比雪夫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他们穿着防护色大衣，头戴灰色羊羔皮上校帽。二等舱里坐的是领导干部的夫人和岳母，她们都穿着与丈夫或女婿的官衔相般配的服装，似乎这些家属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服装。夫人们都穿着毛皮大衣，系着洁白的绒毛头巾，岳母和母亲们都穿着黑色羔皮领蓝呢大衣，系着棕色头巾。与她们同行的孩子们显得很寂寞，流露出不满的目光。透过舷窗看得见这些乘客随身携带的食品。富有经验的柳德米拉一眼便看出那些大包小包里装的什么东西；蜂蜜和熟油装在密封罐里和带火漆封印的深色大瓶里沿伏尔加河运往古比雪夫。不时有一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交谈，柳德米拉从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使他们焦急不安。
柳德米拉觉得，那些妇女漠不关心地望着坐在过道上的红军战士和中尉们，仿佛她们的子弟都没有上过前线。
早晨，广播里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时，红军战士和轮船上的水手们都站在扩音器下听广播，她们却睡眼惺忪地望望扩音器，若无其事地去办自己的事了。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得知，这艘船整个包给了经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的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喀山根据军事当局的命令安排一些军人和文职人员上船。法定的乘客们大吵大闹，坚决不让军人们上船，并且给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打了电话。
去往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负疚的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古怪表情，他们感到自己给这些高等乘客们带来了不便。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妇女们平静的目光令人无法忍受。祖母们把孙子叫过来，一边继续同他们谈话，一边用习惯的动作往他们嘴里塞饼干。一个身穿黄鼬皮大衣的矮小的老太婆有时从前舱里走出来，领着两个小男孩到甲板上散散步，妇女们便忙不迭向她点头，微笑，领导干部们脸上则露出亲切而不安的表情。
如果这时广播里宣布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列宁格勒的围困已被粉碎，她们谁也不会为之振奋。但如果有人说，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里取消了国际车厢，她们会争先恐后地抢购软卧和硬卧车票，而把战争中的事件统统置之脑后。
说来奇怪，从装束来看，柳德米拉很像头等舱和二等舱里的乘客，她穿一件灰色羊羔皮大衣，系着绒毛头巾。不久前，她也曾为一张软卧车票而着急、愤怒，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去莫斯科出差，居然弄不到一张软卧车票。
她对一个炮兵中尉说，她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现在住在萨拉托夫的部队医院里。她同一个生病的老太婆谈到玛鲁夏和薇拉，谈到在沦陷区失踪的婆婆。同那些在甲板上叹息的人们一样，她心中充满了痛苦。从部队医院、阵亡将士公墓到乡村木舍，到坐落在无名空地上的没有编号的棚屋，到处充满着这样的痛苦。
她从家里动身时没有带水杯，也没有带面包，仿佛她一路上既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似的。
但在轮船上，她一大早就感觉饿得难受，这才明白，她这一路上处境窘困。航行的第二天，几个红军战士得到司炉的同意，在机房里煮了一锅小米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米汤。
柳德米拉坐在一只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别人的汤匙大口地喝着烫嘴的热汤。
“这汤好极了！”煮汤的战士对她说。他见柳德米拉没有做声，便用挑衅的口吻问道：“怎么，不好吃，上面没带一层浮油？”
红军战士请她吃了米汤，很想得到她的夸奖，这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恰恰流露出质朴憨厚和开朗豪放的气质。
她帮助一位战士装上了损坏的自动枪上的弹簧，这个弹簧连那个佩戴着红星勋章的准尉都没能装上。
柳德米拉仔细听了听几个炮兵中尉的争论，拿起铅笔帮助他们推算出一个二角公式。
这件事之后，那个称呼她女公民的中尉突然问她，如何称呼她的名字和父称这天夜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甲板上徘徊了很久。
河面上散发着冰冷的寒气，黑暗中吹来下游凛冽的寒风。群星在高空中闪烁，这严厉的、冰与火交融的天空笼罩着这个不幸的女人，既不能给人以慰藉，也无法给人以宁静。
二十七
轮船驶抵战时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前，船长接到命令，延长航程至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医院里的伤员。
①俄国人的习惯，称呼名字和父称表示尊重。
上。
工厂的轮廓、铁皮屋顶的小屋、板棚已经清晰可见，船尾河水的哗哗声和汽轮机的碰撞声仿佛响得都按另一个样子，使人心神不定。
萨马拉那座灰色、棕红色、黑色的，无数玻璃闪闪发光的庞然大物开始慢慢地在工厂和轮船冒出的团团烟雾中爬行。
在古比雪夫登岸的旅客站在船舷旁。
上岸的旅客没有互相道别，没有朝留在甲板上的人那边点头示意，一路上他们并没有结识。
那个穿黄鼬皮大衣的老妇人和她的两个小孙子等到了一辆吉斯101型小卧车。一个穿将军呢老式大衣的黄脸汉子向老妇人行了个军礼，又拉住小男孩们的手向他们表示问好。
几分钟后，旅客们领着孩子、拎着皮箱和包袱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们本来就不曾有过。
轮船上只留下些穿军大衣和棉衣的人。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以为，现在她将处在以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人们中间，可以轻松自由地呼吸了。
但她想错了。
二十八
萨拉托夫对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的是粗暴和冷酷。她马上在码头上遇上个穿军大衣、醉醺醺的汉子，他绊了一下，撞在她身上，骂出一串难听的脏话。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攀登鹅卵石铺就的陡坡。她停下身，吃力地喘着气，回头张望。下面，在码头灰剥剥的仓库间，轮船变成一片白色，仿佛很理解她的心情似的时断时续、轻轻拉响了汽笛，好像在说：“走吧，走吧。”她继续上路。
上电车时，年轻女人们急急忙忙不声不响把老人和弱者推在一边。一个戴红军帽的盲人大概刚出院，不能独自承受自己的失明，不时用小棍敲打身前的地面，犹豫不决地迈着碎步。他孩子般拼命抓住一个中年妇女的袖子。中年妇女急忙缩回手，往前走，钉着鞋掌的靴子在鹅卵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可是盲人一面抓住她的袖子不放，一面急急忙忙解释道：“请把我领上车吧，我刚出院。”
女人骂了一句，猛地把盲人推开，他失去平衡，跌倒在马路上。
柳德米拉盯着女人的脸。
这种非人的表现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产生的，是因为她儿时经历过的1921年的大饥荒？是因为1930年的瘟疫？还是因为极端贫困的生活？
一瞬间盲人失去了知觉，但很快站了起来，用尖细的嗓音大叫大嚷。也许，他怀着无法忍受的刺激用自己的一双盲眼看到了帽子歪在一边、毫无意义地挥舞着棍子的本人。
盲人挥动棍子往空中打着，在这些弧形的挥打中表达出他对这个毫无同情心的视力正常的世界的憎恨。人们挤上车厢，而他站着，叫喊着、哭泣着。那些柳德米拉满怀希望和爱想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劳动的、贫困的、善良的和痛苦的家庭中的人们，全像商量好了似的表现得不合常情。他们全像商量好了似的，推翻了认为可以坚定不移地预先断定，在那些身穿油污衣服、双手在劳动中变得漆黑的人们身上，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观点。
某种痛苦阴郁的感情袭扰着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使她感到在这片贫瘠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充满着寒冷和黑暗，在这片生活的冻土带上充满着无能为力的感觉。
柳德米拉又问了一遍女售票员，她该在哪站下车，女售票员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说过了，你聋啦？”
站在车门口的乘客不回答他们是否下车，似石头般挡着道，不愿挪动一下。
柳德米拉曾经就读于萨拉托夫女子中学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桌子后面，晃着脚喝茶。她所崇拜的父亲替她在烤热的白面包片上抹黄油……灯光映在茶炊的粗把上，她真不愿离开父亲那温暖的手，离开那热乎乎的面包和茶炊。
那时，仿佛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十一月的寒风和饥饿，没有自杀者和在病院里死去的儿童，而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这里的墓地里，安葬着她那死于假膜性喉炎的姐姐索尼娅。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她起名索尼娅是为了纪念索菲娅。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看来，外祖父也葬在这块墓地上。
她走近一所中学的三层楼房，如今是所医院，托利亚就住在这里。
大门旁没有哨兵，她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的空气，那么浓郁、那么粘滞，甚至使受严寒折磨的人们对它的温暖也高兴不起来，想离开医院重新回到严寒中。她从厕所边上经过，那里还挂着“男孩用”、“女孩用”的木牌。她穿过走廊，走廊上散发出饭菜的香味。她继续往前走，透过蒙上水汽的玻璃看清楚放在里院的一口口长方形棺材。此刻，她又像站在自己家的前厅里，手中拿着封没有拆开的信那样想：“天哪，要是现在像个死人那样倒下该多好。”但她还是迈开大步往前走，踩着长条灰地毯，经过放有她熟悉的室内花丼天门冬和蓬莱蕉的花架，走到一扇门旁。门上钉①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谋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在彼得堡被处绞刑。有“四年级”的木牌，边上还挂着块手写的牌子：“挂号处”。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阳光透过乌云照到窗户上，四周的一切变得明亮起来。
几分钟后，健谈的文书逐个翻阅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长抽屉里的卡片，对她说：“是的，是的，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沃……阿纳托利＿韦……是的……您很幸运，没遇上我们的管理主任，没脱外衣，穿着大衣，他会痛骂您一顿……是的，是的……瞧，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对，对，是他，中尉，对。”
柳德米拉望着在胶合板长抽屉里翻弄卡片的手指，仿佛觉得她正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将随意说出生或是死这样的词，可眼下他却迟疑不决，下不了决心，是让她儿子生还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