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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托利亚好久没来信了……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照常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送娜佳去上学。第一个离开家的是母亲，她在著名的喀山肥皂厂的实验室里当化验员。走过女婿的房间门口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往往要重复一下从厂里的工人们那里听来的笑话：“当家的6点钟上班，而仆从们9点钟上班。”她走后娜佳才去上学，确切些说，她不是走到学校去，而是奔跑着去上学，因为无法及时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她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从床上爬起来，抓起袜子、上衣、教科书和练习本，匆匆吃了早点，喝几口茶，便跑下楼梯，边跑边系围巾，穿外套。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才坐下来吃早饭。这时茶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好把它重新加一加热。
每当娜佳说“快点离开这鬼地方”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都很生气。娜佳不曾知道，杰尔查文？曾在喀山居住过，阿克萨科夫I托尔斯泰、列宁、济宁？、罗巴切夫斯基？都在喀山住过；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在喀山的一家面包铺里干过活儿。
“像老年人一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气呼呼地说。老太婆对未成年的外孙女的指责听来令人奇怪。，柳德米拉看得出，母亲虽然年迈，但仍旧对大家很关心，对新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在赞美母亲的精神力量的同时，她心里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忧患之中怎么能对脂油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道和博物馆感兴趣呢。
有一次，斯特拉姆对妻子谈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灵的青春，柳德米拉忍不住答道：“这不是妈妈的青春，而是老年性利己主义。”
“外婆不是利己主义者，她是民粹主义者。”娜佳说，接着她又补了一句：“民粹主义者是好人，但他们不大明智。”
娜佳总是坚决果断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容反驳，这也许因为她总是缺少足够的时间。“胡诌。”她说话带有大量的卷舌音。她留心听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熟悉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别人谈论杰尔査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就读于喀山大学。
济宁（1812—1880），俄国有机化学家、俄罗斯化学协会第一任会长。
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喀山大学校长（1807—1846）。
政治她也插话。夏天她到集体农庄做短期旅行，回来之后向母亲解释了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佳的原因。
她从不给母亲看她在学校的考分，只是有一次心慌意乱地说：“知道吧，给我的品行打了个四分。要知道，数学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扯开嗓子喊了一句‘古德拜依！’全班同学一下子哄然大笑。”
像许多在战前吃穿不愁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娜佳在疏散期间经常谈论定量供应的口粮、凭票供应商店的优缺点，她懂得了植物油比牛油好，碎米的长处和缺点，块糖比砂糖好。
“你知道吧？”有一次她对母亲说，“我已经拿定主意，从今天起，我开始喝加蜜的茶，不要再让我喝加炼乳的茶了。我认为这对我有好处，可你却满不在乎。”
有时娜佳变得忧郁起来，带着轻蔑的笑容对长辈说一些粗鲁话，有一次她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说：“你是个傻瓜。”她恶狠狠地说，弄得斯特拉姆不知所措。
母亲有时看见娜佳一边看书一边流泪。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落后的人，运气不佳，四处碰壁，命中注定要过这种枯燥困苦的生活。
“谁也不愿同我交往，我傻里傻气的，任何人也不会対我感兴趣，”一天吃饭的时候她说，“谁也不会娶我作妻子，药剂班毕业后我就到乡下去，“偏僻的农村里没有药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关于嫁人的事，你的预见过于悲观了，”斯特拉姆说，“近来你变得漂亮了。”
“管它呢。”娜佳说着，凶狠地望了父亲一眼。
到了夜里，母亲看见娜佳一只胳膊露在毯子外面，纤细的小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她在读诗。
有一次，娜佳从科学院的内部商店买了两公斤奶油和一包大米回来，说道：“人们，其中包括我自己，坏蛋、下流无耻的人，都要吃这些东西。爸爸无耻地拿才华换取奶油。好像那些病人、知识不多的人和身体虚弱的孩子就得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懂物理学、或者不能百分之三百地完成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吃晚饭的时候，她用挑衅性的口吻说“妈妈，我要吃双份的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睡过头了，没吃早点。”
娜佳许多地方像父亲。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常发现，最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感到气恼的，恰恰是女儿身上的那些同他相似的特点。
有一次，娜佳仿佛模仿父亲的语调谈到波斯托耶夫：“骗子，平庸之辈，滑头！”
斯特拉姆气愤地说：
“你中学还没念完，怎么敢对院士如此妄加评论呢？”
但柳德米拉记得，维克托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常常评论科学院的许多名人：“微不足道的人、平庸之辈、老顽固、野心家！”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心里明白，女儿生活很不顺心，她性格孤独，感情复杂，很难与人相处。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喝茶，吃早点。他一边斜着眼看书，一边饮茶，同时急匆匆地吃着早点，并且做出一副愚蠢的吃惊表情，用手指触摸着茶杯；他两眼盯着书本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倒一杯更热一点的。”柳德米拉懂得他的各种动作：他一会儿开始挠头，一会儿鼓起嘴唇，一会儿歪着嘴剔起牙来。这时柳德米拉对他说：“天哪，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牙病呀？”
她知道，他挠头和鼓嘴唇是为了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工作，而决不是因为头痒了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佳，你甚至没听见我对你说的什么话。”他会继续斜眼望着书本回答说：“我全听见了，我可以重复一遍：‘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疗牙病呀’”，接着他又露出吃惊的表情，喝了一口茶，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紧皱眉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在阅读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著作，有些观点他表示赞成，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作者的看法。然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将一动不动地独坐很久，然后他开始不停地点头，看样子很温顺，带着老年人的郁闷表情，大概患脑瘤的人面部和眼睛常常带有这样的表情。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明白了：斯特拉姆在想念母亲。
他喝茶的时候，心里想着自己的工作，有时唉声叹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柳德米拉望着这双她亲吻过的眼睛，望着她抚摸过的鬈曲的头发，望着亲吻过她的嘴唇，望着他的睫毛、眉毛，望着他那双指头细细的无力的手——她曾帮他剪过指甲，常常说：“唉，瞧你，我的邋遢鬼。”
她了解丈夫的一切：人睡之前他躺在被窝里看小人书，他去刷牙时的表情，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响亮的略微颤抖的声音。她知道，他喜欢吃菜豆做的乌克兰红菜汤，知道他在梦中低声哼哼，辗转反侧。她知道他左脚上的皮鞋后跟磨损得快，衬衫的袖子容易脏；知道他喜欢枕着两个枕头睡觉；知道他穿过城内的一些广场时心中怀着隐隐的恐惧；知道他的皮肤的气味以及他的袜子上的破洞的形状。她知道，他感到饥饿等候吃饭时就低声唱歌；知道他的大脚指头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用过的一个小名，当时母亲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知道他走路不抬脚，鞋子沙沙地蹭着路面；知道他在高年级预备班读书时同他打过架的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她知道他好嘲笑人，喜欢拿托利亚、娜佳和一些同事开心。即使在现在，斯特拉姆几乎一天到晚心情沉重，但他依然逗着她寻开心，说她的好朋友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索科洛娃很少读书，在一次谈话中竟把巴尔扎克同福楼拜弄混了。
他逗柳德米拉逗得很巧妙，她每次都被他逗得愤愤不已。这时她气呼呼地认真反驳他，为自己的女友辩护：“你总爱嘲笑那些亲近我的人。玛丽亚的趣味丝毫没有错，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对书一向有审美感。”
“当然，当然，”斯特拉姆说，“她坚信，《马克斯与莫里茨》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
她知道他喜欢音乐，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有一次她看见他泪流满面，看见他发疯地撕破了自己身上的衬衣，被长衬裤绊了腿，用一条腿一蹦一跳地向她逼近，举起拳头要打她。她了解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经常发现他的灵感；她知道丈夫是一位朗诵诗的能手；知道他是个经常服用泻药的人。
虽然她同丈夫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她感到丈夫现在在生她的气。不过变化也是有的，它表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工作。他同她谈论熟人的来信，谈论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限额。他有时谈到研究所和实验室里的一些事，谈到讨论工作计划，讲述一些研究人员的情况：萨沃斯季亚诺夫夜间喝酒后去上班，在班上睡着了，一些实验员在实验室里煮土豆，马尔科夫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实验。
但是关于他自己的工作，关于那些他以往在世界上只同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内部情况，现在他只字不提了。
过去他有时向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抱怨说，他把自己尚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念给几位亲近的朋友听，往往第二天便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现在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所以他不愿再提到它。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是他惟一信得过的人，他可以向她倾吐自己的疑虑，念几段手稿，谈谈自己不切实际的过分自信的设想，之后没有任何不快之感。
①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66
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这些了。
现在每当他感到优郁的时候，他便抱怨柳德米拉，以便从中寻求一种轻松之感。他常常一刻不停地思念母亲。他开始考虑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考虑法西斯匪徒迫使他思考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他母亲是犹太人。
他心中暗暗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母亲态度冷淡。有一次他对妻子说：“假如你同妈妈处好关系，她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在莫斯科，她也把丈夫对待托利亚的种种粗暴和不公正暗暗记在心里，有些事情的确是值得回忆的。
她的心变得冷酷起来。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太不公正了，他在托利亚身上发现那么多毛病，很难原谅他的缺点。作为父亲，他对娜佳却一再迁就，原谅她的粗鲁、懒惰、不修边幅，不愿帮助母亲做家务。
她有时想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母亲：婆婆的遭遇太悲惨了。然而，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同婆母和睦相处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夫娜对待托利亚很不好。正因为这一点，她寄来的每一封信，她每次来莫斯科，柳德米拉都觉得不可忍受。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老是心不在焉，娜佳爱说俏皮话，娜佳爱沉思默想。安娜。谢苗诺夫娜对儿子的温柔、钟爱是同她对孙女的温柔和钟爱连在一起的。要知道，托利亚握餐叉的姿势同她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大不相同。
说来奇怪，近来她比以前更多地记起托利亚的父亲，也就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姐姐，他们会为托利亚的眼睛感到高兴，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会从托利亚的眼睛、弯曲的大拇指、宽宽的鼻翼认出弟弟的影子。
正如她不愿回忆丈夫对托利亚的一切好处一样，她原谅阿巴尔丘克对她的残酷无情，甚至原谅他拋弃了她和吃奶的孩子，原谅他禁止儿子托利亚使用他的姓氏。
上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独自留在家里。她等待着这个时刻，因为亲人们妨碍她。世界上的一切事件，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工作、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她对伤员的怜悯、对死于德国的战俘营的人们的痛惜，这一切都与她对儿子的苦苦思念，与她对儿子的担优息息相关。
她感到，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完全是由另一种矿石熔炼出来的。她觉得他们对托利亚的眷恋并不深。在她看来，世界是托利亚的一部分；而在他们看来，托利亚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
时间一天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了，托利亚仍旧没有来信。
广播电台天天播送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每天的报纸都充满有关战争的报道。苏军部队在撤退。战报中和报纸上有时提到炮兵的情况。托利亚在炮兵部队服役，托利亚没有来信。
她觉得，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的痛苦，那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喜欢同教授们的妻子交往，因为她们爱谈论丈夫的科研成就，谈论服装和保姆，这类谈论常常使她感到气然而，也许因为腼腆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温和的性格同她的性格截然不同，也许因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对托利亚的态度感动了她，所以她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非常依恋。
柳德米拉觉得，同她谈论托利亚的事，比同丈夫和母亲谈论托利亚自如一些，并且她每次都感到安静些，心里好受些。虽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几乎每天都到斯特拉姆家里来，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仍然竒怪她的女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她不时地朝窗外张望，希望看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瘦弱的身影，看见她那张可爱的脸。
托利亚依旧没有来信。
十六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柳德米拉和娜佳坐在厨房里。娜佳偶尔把几页揉皱了的练习本上的字纸填在火炉里，黯淡的红光又亮起来，欢乐的火苗在火炉里跳动了一会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斜眼望了望女儿，说道：“昨天我到一个女实验员家里去了一趟，天哪，那才叫拥挤，一贫如洗，全家人都饿着肚子。我们住在这里，日子过得像皇上，她们几家邻居聚在一起，谈到在战前谁最喜欢吃什么东西：一个女邻居说她最喜欢吃牛犊肉，另一个女邻居最喜欢吃腌黄瓜做的肉汤。而这位女实验员的女儿却说：‘我最喜欢解除警报’。”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没说什么，而娜佳说：“外婆，您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可你一个朋友也没有。”
“没有朋友也好。”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现在维佳动不动就去找索科洛夫。在那里聚会的什么人都有，我真不明白，维佳和索科洛夫怎么能同这些人在一起聊天，并且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没完没了地抽烟居然不感到厌烦。他们也不会怜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她需要安静，而当着他们的面，躺着不好，坐着也不好，而且他们还拼命抽烟。”
“我喜欢那个鞑靼人卡里莫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令人讨厌的家伙。”
“妈妈像我，她谁也不喜欢，”娜佳说，“她就喜欢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个人。”
“你们都是怪人，”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你们在莫斯科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把这种小圈子也带到这里来了。在火车上，在俱乐部里，在剧院里，在这些地方还不算你们的小圈子，你们的小圈子里的人都是同你们在一个地方修建别墅的人，我看得出叶尼娅也是这种情况……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征候，你们就根据这些征候来确定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唉，她这人没什么意思，不喜欢勃洛克？，而他是个见识贫乏的人，不懂得毕加索……她赠送他一只水晶花瓶，这太缺乏审美感……’维克托是民主主义者，他瞧不起这些颓废派的东西。”
“胡说，”柳德米拉说，“这和别墅有什么关系！有些小市民有别墅，有些没有别墅，不应该同他们聚会，他们令人讨厌。”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发现，女儿常常冲她发火，这种情形越来越多。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常给丈夫出主意，有时批评娜佳几句，一方面责备她的过错，同时又原谅她的过错，平日里娇惯她，同时又不承认自己娇惯她；她察觉到，母亲对她的行为有自己的看法。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这种态度，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斯特拉姆同岳母对视一眼，他眼睛里流露出会心的嘲笑，似乎他事先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讨论过柳德米拉的古怪脾气。然而，不管他们是否讨论过，这一点现在都毫无意义了。问题在于这个家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出现便改变了那些习以为常的人际关系。
有一次，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对柳德米拉说，假如他处在她的位置，他就把家庭的主导地位让给母亲，让母亲感觉自己是主人，而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的话并非发自内心，她甚至以为，他想强调勃洛克（1880—1921），苏联早期著名诗人。
自己对她母亲特别亲热，无意中以此对比柳德米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冷淡态度。
她有时忌妒丈夫对孩子们的爱，尤其是对娜佳的爰。她没有勇气向他承认这一点，她会感到自己荒唐可笑，感到惭愧。然而，现在这已经不是忌妒。即便是对自己她也不愿承认，失去了家园、暂时住在她家的母亲会使她感到气恼，感到碍手碍脚。然而这种气恼又十分古怪，它常常同爱恋同时存在，如果需要，她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奉献给母亲，同她分吃最后一片面包。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突然感到，她忽而想无缘无故地大哭一场，忽而想死去，忽而想晚上不再回家，留在同事家的地板上过夜，忽而又打算到斯大林格勒去找谢廖扎、薇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女婿的举动和主张多半表示赞成，而柳德米拉几乎总是同他作对。娜佳发现了这一点，对父亲说：“去告诉外婆，妈妈老是欺负你。”
这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你们的日子过得像猫头鹰。而维克托是个正常的人。”
“这全是空话，”柳德米拉皱着眉头说，“等到回莫斯科那一天，您和维克托会感到幸福的。”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突然说：
“你知道吧，我亲爱的，当返回莫斯科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不会同你们一起去的，我要留在这里。在莫斯科，在你家里没有我的存身之地。你明白吗？我要说服叶尼娅搬到这里来住，或者我去古比雪夫，到她家里去住。”
这是母女关系中的痛苦时刻。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拒绝回莫斯科，表达了她心中的一切痛苦，而集聚在柳德米拉心头的种种苦恼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仿佛她亲口说出的一般。不过柳德米拉也很委屈，似乎她在母亲面前没有一丁点过错。
望着柳德米拉那副难过的样子，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感到自己的话说得不对。每天夜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想得最多的是谢廖扎，她一会儿回想他发火和与人争吵的样子，一会儿想像他穿着军装，也许他的眼睛变得更大了，他一定瘦了，面颊下陷了。她对谢廖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她不幸的儿子留下的独苗；她爱自己的儿子，她觉得儿子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有时她对柳德米拉说：“你不要为托利亚过分伤心了，你要相信，我对他的挂念并不比你少。”
她这番话含有某些虚假成分，有损于她对女儿的钟爱，因为她并不特别挂念托利亚。这时两人都直率到残酷的地步，又都为自己的直率大为吃惊，于是两人都变得含蓄起来。
“《真理诚可贵，情爱价更高》，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新剧作。”娜佳在一旁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凶狠地、甚至带着几分惧怕地望了外孙女一眼，这个正在读十年级的女孩子，居然能够明白连她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
过了不大一会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来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突然出现在厨房里。
“你的突然到来令人高兴，”娜佳说，“我们还以为你在索科洛夫家里呆到很晚呢。”
“啊，全在家里，大家守着火炉，太高兴了，好极了，好极了。”他说着，向炉火伸出手来。
“快擦擦鼻子。”柳德米拉说，“什么东西好极了，我不明白？”
娜佳忍不住噗嗤一笑，模仿着母亲的语调说：“喂，快擦擦鼻子，不是对你说得清清楚楚吗！”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以警告的语气说，她不许任何人分享她教育丈夫的权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
“是啊，是啊，外面寒风刺骨。”
他朝自己的房间里走去，通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见他在桌前坐下来。
“爸爸又在书皮上写字呢。”娜佳说。
“这不关你的事。”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着，向母亲解释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他有些精神变态，如果有人不在家，他就会惶惶不安。他现在有些问题还没考虑成熟，他很高兴，不必打扰他，分散他的精力。”
“轻点，我们的确在妨碍他。”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恰恰相反，”娜佳说，“你大声说话，他不会留意，要是你窃窃私语，他会走过来问道：‘你们在这里低声说些什么？’”
“娜佳，你谈论父亲像导游讲述动物的本能。”
她们同时大笑起来，彼此对视了一眼。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我呢？”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母亲默默地抚摩一下她的头。
后来他们在厨房里吃晚饭。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觉得，这天傍晚厨房里暖烘烘的，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构成他生命基础的活动在继续着。近来他在不停地思考如何对实验室积累的一些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作出出人意料的解释。
他在餐桌前坐下来，感觉着一种古怪而又幸福的急躁情绪。他很想拿起铅笔写点什么，但又克制着自己，他的手指不由得麻木起来。
“今天的荞麦粥好极了。”他说着用汤匙敲了敲空菜碟。
“这是暗语？”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道。
他把菜碟向妻子面前移了移，问道：
“柳达，你大概还记得蒲劳脱？的假说吧？”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莫名其妙地举起汤匙。
“是关于元素起源的假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噢，我记得，”柳德米拉说，“一切元素都来源于氢。可是这和麦粥有什么关系呢？”
“麦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反问一句。“蒲劳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他提出这个大致正确的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在确定原子量方面存在着不可容忍的谬误。假如在他的时代准确地确定了原子量，并且其精确度达到杜马？和斯塔斯？达到的水平，那么他就不会假设元素的原子量是氢的整数倍了。结果他的假说是正确的，正因为他在这方面出过差错。”
“这到底和麦粥有什么关系呢？”娜佳问道。
“麦粥？”斯特拉姆吃惊地反问道，他忽然想了起来，说道，“这和麦粥毫无关系……这麦粥就很难研究明白，要把它研究明白需要一百年。”
“这是您今天讲课的课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问道。
“不，这是随便说说，我今天没有讲课，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捕捉住妻子的目光，并且感觉到她很理解他，知道他在为自己的论文兴奋不已。
“过得好吗？”斯特拉姆问道，“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看你了吗？大概她又给你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包法利夫人》了吧？”
“去你的吧。”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蒲劳脱（1785—1850），英国化学家，1815年提出蒲劳脱假说，即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整数倍。
杜马（1800—1884），法国化学家、有机化学奠基人之一。
斯塔斯（1813—1891），比利时化学家，有关于准确测定化学元素原子量的著作。
夜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等候丈夫同她谈谈自己的论文。但他一直沉默不语，她什么话也没有问他。
十七
斯特拉姆觉得，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家们的思想以及亥姆霍兹？的观点都是十分天真的。亥姆霍兹曾把物理学的任务归结为研究仅仅取决于距离的引力和排斥力。
力场是物质的灵魂！连结能量的波和物质微粒的统一体……光的粒度……它是簇射还是稍纵即逝的光波？
量子理论把一些新的定律——概率定律以及拋弃了个性的概念，只承认总体的特殊统计定律，置于支配物理个性的定律的位置。上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常常使斯特拉姆想起那些染着胡须，穿着带浆硬的立领和硬袖口的服装，聚在台球桌周围的人们。带着直尺和怀表的洞察秋毫的科学家们紧皱浓眉，在测量速度和加速度，确定那些占满了铺着绿呢的世界著名实验场的弹力球的质量。
然而，用金属棒和直尺测量的空间，用最完美的钟表计量的时间，突然被歪曲了，渐渐地被拉长或压扁。它们的稳固性原来并非科学的基础，而是科学牢狱的铁窗和大墙。最后审判的时刻来临了，千古不变的真理被宣布为谬误。真理像蚕蛹似的在古老的偏见、错误、失真的茧壳里沉睡了数百年。
世界变成非欧几里得的世界，质量和速度形成了它的几何本质。
①亥姆霍兹（1821—1894），法国科学家，写有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
爱因斯坦使得世界摆脱了绝对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世界科学的运动正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迅疾发展。
两大潮流在向不同方向奔跑着，但彼此之间保持着联系，尽管一个奔跑在秒差距的天地里，另一个以毫微米单位来计量，一个潮流在同宇宙万物同步奔跑，另一个潮流在努力研究原子核。物理学家对原子的奥秘钻研得愈深，确定星体微光的定律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愈加明显。在对远方星系的光谱分析中，沿视线的红移产生了在无穷的空间中奔跑的宇宙的概念。一旦认定了终极的、被速度和质量弯曲的荚状空间，便可以想像，吸引银河系随之运动的空间本身扩大了。
斯特拉姆从不怀疑，世界上再没有比科学家更幸福的人了……有时在早晨，在他去研究所的路上，有时在他晚间散步的时候，正如今天夜间的情形一样，他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心中便充满了幸福、宁静和喜悦。
以静静的星光充满了宇宙的力量在氢转变为氦的过程中释放出来……
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之内，两名德国青年用中子实验引发了重原子的裂变。苏联物理学家们，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类似的实验结果时，突然感觉到十万年前穴居的猿人点燃第一堆篝火时所体验的感觉……
当然，物理学确定了20世纪的主要潮流……正如1942年世界大战各战场的主攻方向是斯大林格勒一样。
然而，怀疑、忧患和不信任紧紧盯着斯特拉姆，一刻也不放过他。
十八
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你的回信我永远也收不到了，因为我很快就不存在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几天的生活，带着这样的念头离开人世我会感到轻松一些。
维佳，真正理解人是很困难的……7月7日那天，德国人冲进了城。我在门诊部接诊完病人，正在街上走着，听见街心花园里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最近消息，我停下来听了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战地报道。我听见远处在打炮，过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些人匆匆跑过街心花园。我朝家里走去，心里一直感到奇怪，我怎么会没听见空袭警报信号呢。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坦克，有人喊了一声：“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不要扰乱人心。”头天晚上我到市苏维埃秘书家里去过，问他有关撤退的事，他生气地说：“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我们连名单还没有确定呢。”总之，的确是德国人进了城。这一整夜邻居们都在相互串门，最沉着的要数小孩子和我了。我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别人遇上什么情况，我也会遇上什么情况。起初我非常害怕，我心里明白，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再吻一下你的额头、眼睛，后来我转念一想，只要你平安无事，也算是我的福气了。
快到早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时我感到痛苦万分。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躺在自己床上，却感觉自己是在异地他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这天早晨，我又记起自己是个犹太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这件事我早已遗忘了。站在行驶着的大卡车上的德国人大声呼喊：“JudetKaput（犹太人完蛋了）！”
后来我的几位邻居也使我想起这一点。管院子的工人的老婆站在我的窗户外面。对一个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回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呢？她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姑娘，老太婆去儿子家里做过客，还给我谈起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的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名叫阿廖努什卡，生一双蔚蓝的漂亮的大眼睛，我过去给你写信提到过她。这位女邻居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请您傍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一下，我要搬到您的房里来住啦。”“好吧，那么我就搬到你房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头的小贮藏室里去。”
我拒绝了她，那间小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火炉。
我到门诊部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房间的门被撬开了，我的东西被扔进了那间贮藏室。那位女邻居对我说：“长沙发我留下自己用了，反正也无法把它放进您的新居里去。”
说来奇怪，她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她已故的丈夫很文静，是个非常好的人，曾在乌科波斯皮尔卡当会计。“您不受法律保护。”她说，听她那口气，好像这对她大有好处。而她的阿廖努什卡在我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一直在给她讲故事。这就算是庆贺我乔迁新居吧。她不想去睡觉，母亲过来把她抱走了。亲爱的维佳，后来我们门诊部又开始接诊病人了，而我和另一名犹太医生却被解雇了。我要求发给我上月的工资，但新来的主任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挣的工钱，让斯大林发给您吧，您往莫斯科给他写信吧。”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癩猶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料想不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知识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楣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惟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着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出现了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过去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能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合照的那张照片，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入《没有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的契诃夫选集，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小提篮塞得满满的。在这座住所里，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间我哭过多少回啊，现在我要向你谈谈我的孤独。
告别了房屋和小花园，我在一棵树下坐了几分钟，然后同邻居们道了别。有些人做事怪得很。两位女邻居当着我的面争吵起来，为的是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小写字台。然而我同她们道别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哭了。我请求邻居巴桑尼科夫妇，等战争结束了，你回来打听我的情况时，让他们讲得详细一些，他们答应我了。那条看院子的小狗托毕克使我深为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它对我特别亲热。
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好好喂喂它，为了它对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
我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心里又发起愁来，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提篮走到老城区。这时我的一位患者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一向神色忧郁，我觉得他是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他动手帮我提行李，还给了我300卢布，对我说，他以后每周给我送一次面包，叫我在围墙边等他。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由于眼睛有病没有让他去前线。在战前他曾找我看过病，假如让我列举一些富有同情心、心地纯洁的人，我可以列举十个人的名字，但不会提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了之后，我又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可见不仅仅是看院子的狗可以对我报以同情。
他对我说，在本市的印刷厂里，正在印一份命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用黄布做的六角星；犹太人无权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权上澡堂，无权上诊所看病，无权进电影院；禁止他们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食，以及除土豆以外的各种蔬菜。只有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农民们离开集市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集市上去买东西。老城区的四周要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任何人不得走出铁丝网以外，被强迫做工的人在哨兵押送下方可出城。在俄罗斯人的家里发现犹太人就枪毙主人，以窝藏游击队员论处。
舒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从邻近的楚德诺沃小镇来到此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犹太人提着包袱和皮箱，全部被赶进森林，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森林里不断传来枪声和惨叫声，没有一个人生还。住在他岳父家里的德国人晚上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又接着喝到天明。他们喝酒，唱歌，当着老头的面分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胡作非为，还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的前兆？
亲爱的孩子，我去往极端落后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时候，一路上的景象凄惨极了。我走在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城市里。起初我们沿着空寂无人的斯韦契纳雅大街走去。但是，当我们来到尼科尔大街时，我看见数百人向那个可怕的犹太隔离区走去。由于挤满了包袱和枕头，街道上望去一片白。病人们被人搀扶着，马古利斯医生瘫痪的父亲被人用毯子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老太婆向前走去，背着包袱的妻子儿女跟在他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顿是个胖子，他穿一件毛皮领大衣，气喘吁吁地走着，汗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一个年轻人使我大为惊讶：他没有带行李，两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脸上带着高傲而又安静的表情。但他身边走着许多丧失了理智、饱受惊吓的人们。
我们沿着马路向前走着，人行道上站着一些观望者。
有一段时间，我同马古利斯一家走在一起，听见妇女们同情的叹息。有人嘲笑穿着冬季大衣的戈顿，真的，尽管他吓得要死，并不可笑。我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人轻轻地向我点头道别，有些人没有理睬我。我觉得，在这群人里，没有一双漠不关心的眼睛；有些人的眼睛充满好奇，有些人的眼睛缺少怜悯，但我多次看见带着泪痕的眼睛。
我朝四周望了望，行人基本上分成两拨儿，犹太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妇女们系着暖和的头中，而另一拨儿人走在人行道上。他们都穿着夏季服装，妇女们穿着浅色的短衫，男人们没有穿西服。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式衫衣。我觉得，对于犹太人来说，太阳已经不再发光，他们行走在十二月的寒夜里。
在犹太人隔离区门口，我同陪伴我的舒金告了别，他向我指了指铁丝网旁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约定以后在那里会面。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我走过铁丝网时的心情吗？我原来以为我会感到害怕。但是，你想不到，在这座牲畜圈里我心里却感到轻松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一颗奴隶的心灵，千万别这样想，绝非如此。我周围都是一些命运相同的人，在犹太人区，我用不着像马一样走在马路上，这里没有凶狠的目光，熟人们都正视我的眼睛，见面时并不回避我。在这座牲畜圏里，大家身上都带着法西斯匪徒打下的烙印，因此，在这里，这种烙印并不使我特别痛苦。在这里，我感觉自己不是一头无权的牲畜，而是一个不幸的人。这一点使我内心感到轻松。
我同自己的同事、内科医生斯珀林住在一座有两个小房间的土坯房里。斯珀林有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儿子。男孩十二三岁了。我久久望着他那张瘦瘦的小脸和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名叫尤拉，可我两次称呼他维佳，他纠正我说：“我叫尤拉，而不叫维佳。”
人们的性格差别多大呀！斯珀林58岁了，精力还很旺盛。他设法弄来床垫、煤油、一大车木柴。夜里他又带回来一袋面粉，半袋菜豆。他像新婚男子似的，为自己取得的每个成功感到高兴。昨天他在屋里挂起了壁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切都会熬过去的，”他重复道，“主要的是储备食物和木柴。”
他对我说，在犹太人区应该开办一所学校。他甚至请我给尤拉上法语课，上一次课给我一盘汤作为报酬。我同意了。
斯珀林的胖妻子，范妮。鲍里索夫娜却常常唉声叹气说：“一切都完了，我们也完了。”但尽管如此，她却留心监视着大女儿柳芭，生怕她送给别人一撮菜豆或者一小片面包。柳芭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小女儿阿利娅最受母亲宠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妖精：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又多疑又吝啬，经常向父亲和姐姐大喊大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从莫斯科来这里做客，滞留在这里回不去了。
我的天哪，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的贫穷！如果有人谈论犹太人的财富，说他们一直在积攒钱财以便应付倒楣的曰子，让他看一看我们的老城区就知道了！现在倒楣的曰子来临了，再没有比现在更倒楣的了。要知道，老城区不光住着仅带十五公斤行李的犹太移民，这里还一直住着不少年迈的手工业者、工人和护理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你来看看这些半坍塌的、陷进泥土里的小茅屋就知道了。
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见到许多坏人，一些贪婪、狡猾、甚至随时准备卖身投敌的人。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姓爱泼斯坦，他是从一个波兰小城镇迁到这里来的。他戴着袖标，同德国人一起去搜捕，参加他们的审讯，经常同乌克兰伪警察一起喝得醉醺醺的。他们派他去挨家挨户地勒索伏特加酒、钱财和食品。我见过他两次，他长得很魁梧，外貌很漂亮，穿一套时髦的淡黄色西服，缝在上衣上的一枚黄色的星章，看上去像一朵黄黄的春菊花。
但我想对你说说另一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从童年时代我就生长在要好的俄罗斯女孩们中间，在所有的诗人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俄国乡村医生代表大会期间，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演出的《万尼亚舅舅》，我同全体观众一起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孩子，当我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时，我们全家打算迁居南美洲。当时我对爸爸说：“我哪儿也不去，宁可投河自杀，我也决不离开俄国。”我的确没有走。
在这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内心充满了犹太人的母亲般的柔情。以前我不懂得这种爱。它使我想起我对你的爱，亲爱的孩子。
我经常到病人家里去出诊。狭小的房间里往往挤进来几十个人，有眼睛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于从人们的眼睛里寻找症状：青光眼、白内障。现在我却不能这样打量人们的眼睛，因为现在我在人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美好的心灵，亲爱的孩子！悲伤而又善良的心灵、含笑的心灵，不幸的心灵，被暴力征服的、。同时又战胜了暴力的心灵。强大的心灵，维佳！
那些老头和老太婆带着何等关切的神情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你要是能见到这种情景该多好啊。人们亲切地安慰我，其实我并没有向他们诉苦，这些人的处境比我还惨。
我有时觉得，不是我去给病人看病，而是恰恰相反，是人民——这位善良的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感谢我的医治，他们送给我一片面包，一只葱头，一撮菜豆，这情形太令人感动了。
真的，亲爱的孩子，这不是出诊的报酬！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握着我的手，往我的提包里塞了几块土豆，连声说：“唉，唉，医生，我求您收下”，这时泪水止不住涌上我的眼窝。他的举动包含着某种纯洁、善良和慈父般的感情，这些东西我是无法用言词向你表达的。
我不想安慰你，说这段日子过得很轻松。你会感到奇怪，我的心脏为什么没有因痛苦而破裂。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在挨饿，并且为此而感到难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挨饿。还有，我也没有感觉孤独。
关于这里的人们的情况，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人们的善良和丑恶使我大为惊讶。虽然大家遭受着共同的命运，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不过你可以想像，雷雨来临之时大多数人都设法躲避暴雨，这还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人避雨的方式各不相同。
斯珀林医生坚信，迫害犹太人只是战争期间的偶然现象。像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看得出，人们中间的乐观情绪愈多，他们就变得愈吝啬、愈自私。如果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进来，阿利娅和范妮。鲍里索夫娜会立刻把饭藏起来。
斯珀林一家待我很好，况且我吃得很少，带来的食物是吃不完的。但我还是拿定主意离开他们，因为我讨厌他们。我打算另找一个栖身之处。一个人处境越悲惨，活下去的希望越小，他就越慷慨大方，越善良，越好。
面临绝境的贫民、白铁工人、穷裁缝，远比那些挖空心思储藏各种食物的人高尚、大方，并且聪明。那些年轻的女教师，那个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手施皮尔贝格，那些文静的女图书管理员，那个工程师列伊维奇（他比孩子还软弱，却幻想自制手榴弹，把犹太人区全部武装起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缺少生活经验，心情忧郁，但心眼好，讨人喜欢。
在这里我常常看到，希望几乎从来是脱离实际的，它往往毫无意义，我想，这是由本能产生的希望。
维佳，从这里人们的生活看来，好像他们还要活好多年。无法理解这是愚蠢还是聪明，反正他们都这样生活着。我也只好听命于这种规律了。这里有两个从一个小镇上来的妇女，她们谈到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过的那个事件。德国人要把全区的犹太人杀害干净，不放过孩子和老人。德国人和伪警察时常开着汽车到这里来，抓走几十个男人到野外去干活，逼着他们挖沟；过了两三天以后，德国人就把一些犹太居民赶到这些壕沟跟前，把他们统统枪毙。我们老城区周围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犹太人的坟岗，并且越来越多，比比皆是。
隔壁房子里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告诉我，那边经常进行大屠杀。他们要把犹太人统统杀光，只有华沙、罗兹、拉多姆的几个犹太人区里还有一些犹太人。我把这些情况仔细想了想，心里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把我们集中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把我们保存起来，像比亚沃维扎密林区？里保存野牛那样，而是为了供他们屠杀。根据他们的屠杀计划，也许再过一两个礼拜就会轮到我们头上。但是，我虽然明白了这一点，仍然继续给病人治病，对他们说：“如果你按时用这种药水冲洗眼睛，再过两三个礼拜就会痊愈的，我认真观察着一个老人的病情，再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给他切除白内障了。
我经常给尤拉上法语课，但他的发音不准确，这使我颇为苦恼。
现在德国人经常闯进犹太人区来抢劫，哨兵们为了取乐，从铁丝网后面向孩子们开枪射击，越来越多的人证实，在任何一天都可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现在这件事正在进行中，人们继续在生活。我们这里不久前还举行了婚礼。这时出现了大量传闻。一会儿一’位邻居高兴得气喘吁吁地通报说，我军已转入反攻，德国人逃跑了。一会儿突然又传来一个消息，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于是希特勒命令不准杀害犹太人。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他们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看来任何地方也不像犹太人区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希望。世界充满了各种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起因总是只有一个：拯救犹太人。人们的想像力多么丰富啊！
这些希望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逻辑，反抗着一种可怕的必然性，试图使我们大家摆脱突然消亡的命运。我望着这里的一切，怎么也不相信：难道我们大家都被判处了死刑，在这里等死？理发师、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大家都在工作，甚至开办了一家产院，确切些说是类似产院的设施。院子里晾晒着衣服，人们正在洗衣服、做饭，孩子们从9月1曰开始上学，母亲们不断向教师们打听孩子的学习成绩。
施皮尔贝格老头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斯珀林的小女儿阿利娅每天早晨做体操，睡觉之前她把头发卷上卷发纸，为了索取两块夏装布料，她多次同父亲争吵。
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去给病人看病，给孩子上课，织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的衣物，往秋季大衣里加棉絮。我不断听到惩治犹太人的种种故事。我熟悉的一个女人，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奪子买了一只鸭蛋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药剂师西罗塔淘气的儿子钻到铁丝网下面去取一只滚到那里的皮球，结果肩膀上挨了一枪。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这件事可不是传闻。今天德国人驱赶了80名青年男子去干活，好像是挖土豆。有些人高兴起来，以为可以给亲人们带回几块土豆。但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挖土豆指的是什么。
维佳，在犹太人区，夜间是一段特殊的时间。我的朋友，你要知道，我总是教育你对我说真话，儿子应该永远对母亲说真话。但母亲也应该对儿子说真话。亲爱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我很软弱。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我害怕疼痛，心里直发憷。小时候我害怕打雷，害怕黑暗，到了晚年我害怕生病，害怕孤独，害怕病倒了无法再工作，成为你的累赘，怕你让我感到这一点。我害怕战争。维佳，现在一到夜间我心里就充满恐怖，常常吓得心里发凉。死亡等待着我。我多么想向你呼救。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常常跑到我面前来寻求保护。现在，在我虚弱无力的时刻，我多么想把头藏在你的两膝中间，让你这个聪明、坚强的儿子遮住我，保护我。维佳，我精神坚强，但我也很软弱。我常常想到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还是力量，或者毫无意义的希望阻止了我。
不再提它了。我现在一睡着就做梦。常常梦见已故的母亲，同她谈话。今天夜里我梦见了萨申卡。沙波什尼科娃，还是在巴黎同她住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想着你，在害怕和着急的时刻惦念着你，但我在梦中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你。我常常醒来，突然看见这间泥屋的顶棚，才想起德囯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我受到命运的捉弄，被隔离起来。我觉得我没有睡醒，而是恰恰相反，我睡着了，又在做梦。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听见阿利娅在同柳芭争吵，为的是该轮到谁到井里去打水；我听见有人谈话，说夜间在邻近的一条街道上德国人打穿了一个老头儿的脑袋。
我熟悉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来找我，叫我去出诊。原来她掩护了一名肩部负伤的中尉。中尉的一只眼睛烧伤。这位来自伏尔加河畔的小伙子很可爱，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夜间爬过铁丝网，在犹太人区找了个藏身之处。他那只眼睛损伤并不太重，我给他做了治疗，防止化脓。他讲了许多战斗的情形，谈到我军败退，他的讲述使我感到愁闷。他想休息一下，然后穿过战线去追赶队伍。有几个青年决定同他一起走，其中一个是我的学生。唉，亲爱的孩子，我要是能同他们一起走该多好啊！能够为这个青年提供帮助，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我也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人们给他送来了土豆、面包、菜豆，一个老奶奶还给他织了一双毛袜子。
今天这一天充满了戏剧性。昨天晚上阿利娅通过她熟悉的一个俄罗斯女人弄到了死在医院里的一个俄罗斯少女的身份证。今天夜里阿利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打犹太人区围墙旁边经过，我们从他那里得知，那些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正在离城四俄里的飞机场附近挖一些深沟，就在通往罗曼诺夫卡的公路旁。记住这个地方吧，维佳，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座公墓，那就是你母亲的葬身之地。
连斯珀林也明白了，这一整天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惶惶不安地问我：“还有没有希望让技术人员活下来？”据说在有些地方，优秀的裁缝、鞋匠和医生的确没有遭受杀害。
晚上，斯珀林还是把炉匠老头叫来了，请他在墙上砌了一个存放面粉和食盐的暗室。我晚上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还记得吧，我们朗读我喜爱的短篇小说《老人们》时，我同你对视了一眼，我们俩都笑了，泪水涌上我们的眼窝。后来我给尤拉指定了后天的功课。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我望着我的学生那张悲伤的小脸，望着他往练习本上抄写给他指定的语法章节符号的手指，我心里多么难过呀。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啊！他们生着漂亮的眼睛，乌黑的鬈发，他们中间将来也许会出现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会出现诗人。
、我望着他们每天早晨跑着去上学，脸上带着孩子不应有的严肃神色，瞪着一双悲伤的眼睛。有时他们开始胡闹、打架、哈哈大笑，我没有因此而感到愉快，心中反而充满了恐惧。
人们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你说这些孩子算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机会成为音乐家、鞋匠、剪裁师，昨天夜里，我清楚地想像到，这个纷扰的世界将永远消失于地下，这些留着胡须的忧心忡忡的老爷子、爱唠叨的老婆婆、制作蜜饯饼干和“鹅脖儿”点心的老太太，连同那些婚嫁习俗、谚语以及礼拜六的节日统统都要消失。战后生活将重新喧闹起来，不过那时我们已不存在了，我们像阿兹特克？人一样永远消失了。
带来挖墓穴的消息的那个农民告诉我，他妻子夜间哭着说：“他们会缝衣服，又会修鞋，会制革，会修理钟表，开药店卖药……要是他们全被杀害了，将来怎么办呢？”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有人从废墟旁边经过，他会说：“记得吗，这里过去住着犹太人，砌炉匠博鲁赫；礼拜六晚上他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孩子们在她身边玩耍。”另一个谈话人会说：“那裸老山梨树下常常坐着一位女医生，她姓什么我记不得了，我曾经在她那里治过眼，下班之后她总是搬出一把藤椅，坐在那里看书。”这是将来的情形，维佳。
仿佛有一种可怕的气息迎面吹来，大家感到期限临近了。
亲爱的孩子，我想告诉你……不，不说了。
亲爱的孩子，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吧，我还要把它送到城外去，交给我那位朋友。我多么不愿中断这封信啊，因为这是我同你的最后一次谈话。送走这封信，我就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再也无法得知我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离别。在永别之前，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这些天和我的终生一样，你一直是我的欢乐。每天夜里我都在想念你，回忆你儿时的服装，你最初读的几本小人书，回忆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回忆你的一切，从你出生的最初几天到你的最后一次消息，6月30日收到的电报。我闭上眼睛，我觉得，你遮挡住我，使我避开了即将来临的恐惧，我的朋友。我想到周围正在发生的灾难，我又感到高兴起来。因为你不在我身边。让可怕的命运从你身边绕过去吧。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那些不眠之夜，我曾忧伤地哭泣。可是这一点无人知晓。一想到我可以向你谈谈自己的生活，我心里便得到些许安慰。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同你爸爸离了婚，我为什么独自生活这么多年。我时常在想，当维佳得知他妈妈做过错事，得知她也曾做事任性、也曾有过妒意，当他得知妈妈也曾被人忌妒，妈妈也曾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一定会感到奇怪。但我命中注定孤苦零丁地结束自己的一生，无法同你在一起。我有时觉得，我不应该住得离你这么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母爱会给予我这种权利，使我在晚年同你在一起。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同你住在一起，因为我太爱你了。
唉，再见了……祝你永远幸福地同那些爱你、围绕着你、那些比母亲更亲近你的人们在一起。原谅我吧。
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伪警察们的骂声，我却望着这几页信纸，我觉得我被保护起来，与那个充满苦难的可怕世界隔绝了。
我该怎样结束这封信呢？该从哪儿汲取力量，亲爱的孩子？人世间有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用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吻你的头发。
要记住，无论是在幸福的日子还是痛苦的日子，母爱永远与你同在，任何人也无法危害它。
亲爱的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一定要活下去，永远活下去……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