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天没有下雨，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开亮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一个充满直线的空间，各种直线把雾蒙蒙的大地和秋季的天空切割成许多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陋舍表现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像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像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留神察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看得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手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闪过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跟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正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迎面驶来的列车的汽笛声。火车司机对助手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与驶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迎面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的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乎乎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手打了个手势，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决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似乎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使得老头儿感到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知识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谈话。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谈话、争论、唱歌。

同他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甫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犯人：带红布条的是政治犯，带黑布条的是怠工者，带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署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使得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哒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联想到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联想到了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桔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以为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在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他就越热衷于撒谎。

他们撒谎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在战前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在同朋友谈话时说出了对希特勒制度的批评意见，或者说了一个带有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匪徒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收获。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也就自然成了政治上的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致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的颜色。他们当中有一名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名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隆隆的车轮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和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城相比，与焚尸炉上方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的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庞大的、上百万人的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也不在囚犯的棚屋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城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工作。

他们自己维护棚屋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人员严厉、凶残，活动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予这座庞大集中营的隐秘事件，甚至可以参予制定培育良种人员的名单，可以参予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盒子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他们不会四处逃散，而是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维护到底^1，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人育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到集中营里来，它并不是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人。国家社会主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它没有脱离普通人民，它照人民的方式开玩笑，它的玩笑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它就是平民百姓，它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它十分熟悉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的语言、心态和智慧。

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八月的一天夜里、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德国人俘虏的。同时被俘的有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女军医莱温托恩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被俘后立即被送往德军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在审讯之后获得释放。根据战地宪兵队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发给她一个豌豆面大面包和两张红色的30卢布的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行列送往韦尔佳契村地区的非军人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被送往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那里，莫斯托夫斯科伊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当时她站在落满尘土的院子中央，没有戴军帽，领章被揪掉了，她那阴郁而凶狠的眼神和表情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大为赞叹。

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一列运载粮食的军用列车正在那里装货，拨出十节车厢运送被迫去德国做工的男女青年。军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女人的喊叫声。他被关在一节硬席车厢的狭小的公务包厢里。押解他的一名士兵待人并不粗暴。但是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向他提问题时，他脸上却露出聋哑人的表情。这时可以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他像动物园里的一名富有经验的职员，经常全神贯注地默默谛听乘火车外出旅行的野兽在箱子里的动静。列车驶经波兰领土时，包厢里出现一个新乘客。此人是个波兰主教，头发花白，高高的个子，外貌很漂亮，生一双悲剧演员的眼睛，一张年轻人的丰满的嘴巴。他立刻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镇压。他说俄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严厉批评了天主教和教皇之后，他便沉默起来，对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的问题他用波兰语做了简短的回答。几个小时之后，他在波兹南下了车。

莫斯托夫斯科伊途经柏林然后被送进这座集中营……他仿佛已在这个管辖区里生活多年。这里关押着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囚犯。这个管辖区里的生活比劳改营里好一些，但这是那种供做实验的动物的轻松生活。有时值班员把一个犯人叫到门口，原来一个朋友要以优惠价拿一份烟叶换一份口粮，那犯人满意地微笑着走回自己的床铺去了。有时他们同样叫了另一个犯人。这个犯人中止了谈话，向门口走去，同他谈话的犯人再没有听到他结束自己的谈话。一天之后，一个警察走到床前，吩咐值班员把那个犯人的破烂东西收拾起来。这时有人讨好地问特种棚屋的头目凯泽说：能否占用这张空床？在这里，各种谈话奇怪地混在一起已习以为常。囚犯们谈论选择良种，焚化尸体，谈论集中营的足球队。最好的是“沼泽地上的士兵队”，“管辖区队”阵容强大，“厨房队”前锋勇猛，波兰“普拉采菲克斯队”没有后卫。在这里，经常流传着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关于新式武器、纳粹头目发生内讧的传闻。这些传闻总是美好而虚假的，是集中营囚犯们的鸦片。

四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地上的雪一直到中午才开始融化。此时，俄国囚犯们感到悲喜交集。俄罗斯向他们这边呼了一口气，把母亲洁白的头巾抛在他们可怜的疲惫不堪的脚下。集中营棚屋的屋顶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很像家乡的村舍。

然而，转瞬即逝的喜悦夹带着忧伤，最终被忧伤淹没了。

担任值日员的西班牙士兵安德烈亚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他的一位当文书的朋友看见一份关于某个俄国老头的公文，但是文书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份公文看完，办公室主任就把它带走了。

“这份公文就要剥夺我的生命。”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且为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要紧，”安德烈亚低声说。“还可以打听一下。”

“向集中营警备队长打听？”加丁问道，他那双大眼睛在昏暗中忽闪了一下，“还是向保安总局的代表利斯本人打听？”

白天的加丁与夜间的加丁判若两人，这使得莫斯托夫斯科伊颇为惊异。白天这位神甫谈论菜汤，谈论新押解来的犯人，同邻床们商量交换口粮，回忆带辣味的放了大蒜的意大利食物。

苏军战俘们知道他喜欢用口头语“全都完蛋了”。每次在集中营的操场上遇见他，老远就向他喊道：“帕德烈老爹，全都完蛋了。”他们高兴地微笑着，仿佛这句话给人以希望似的。他们以为“帕德烈”是他的名字，就称呼他帕德烈老爹。

一天夜里，居住在特种棚屋里的苏军指挥员和政委们同加丁开起玩笑来，问他是否真的恪守独身生活的誓言。

加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注意听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法语、德语和俄语。

然后他开口说话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他的话译成俄语。他说，俄国革命家们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的对话人却怀疑一个人可以为了宗教思想而拒绝接近女人呢？这与牺牲生命是无法相比的啊。

“得了，您可别这么说。”旅级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囚犯们快要入睡的时候，加丁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跪在床上祈祷起来。仿佛在他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里，以及他那对温柔而突起的黑眼珠里，可以隐没这座苦役之城的一切苦难。他那深棕色脖颈上的血管绷得紧紧的，仿佛在从事一项吃力的劳动。他那张淡漠的长脸上带着忧郁、幸福而又固执的表情。他祈祷了很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他那匆匆的低声祈祷昏昏睡去。莫斯托夫斯科伊往往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这时加丁已经睡了。这位意大利人睡觉响声很大，仿佛在梦中把自己白天和夜晚的能量加在一起，忽而鼾声大作，忽而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吱吱地咬牙，像打雷似的释放着胃中的滞气，突然拖着长长的声调念起美妙的祈祷词，赞美上帝和圣母的仁慈。

他从不责怪这位俄国老共产党员不信仰上帝，并且经常向他详细打听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听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回答，加丁频频点头，似乎对苏维埃国家关闭教堂和修道院、没收主教公会的大量耕地表示赞成。

他那双黑眼睛带着忧伤的表情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生气地用法语问道：“V.usmec.mprenez（您明白我的话吗）？”

加丁像往日谈论辣汁焖肉丁和番茄酱时那样平淡地笑了笑，用法语答道：“Jec.mprendst.utcequev.usdites，jenec.mprends pas seulement，.urgu.iv.usditescela.（您说的话我全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关押在特种棚屋的俄国战俘并没有被免除劳动，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间才能同他们见面和交谈。古济将军和旅级政委奥西波夫不去干活。

经常同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话的是一个古怪的、看不出多大年龄的人。此人姓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棚屋里最差的位置上，紧靠着房门，饱受寒冷的穿堂风的折磨，那只带着哗哗作响的盖子的双耳大马桶有时也摆在这里。

俄国囚犯们管伊孔尼科夫叫“伞兵老头儿”，认为他是个疯子，所以对他既厌恶又怜悯。伊孔尼科夫具有惊人的耐性，单凭这种耐性人们也会把他当成疯人和白痴。他睡觉时不脱下在秋雨中淋湿的外衣，但从不感冒。他说话嗓门特大，吐字特别清楚，看来的确只有疯人才这样说话。

他是这样同莫斯托夫斯科伊认识的。有一次伊孔尼科夫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一言不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脸。

“这位老兄有什么善意的话？要说呢？”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并且微微一笑。这时伊孔尼科夫拉长声调说：“说善意的话？那么什么是善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了这话，不禁笑了笑。这句话突然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回想起童年时代，有一天，从宗教学校回来的大哥就神学课的问题同父亲争论起来。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最初的基督教徒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动了不少脑筋“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用引人发笑的语调问道。

①这里俄文本意是“好事”，“好消息”。为了呼应下文，只好译成“善意的话”。12

“苏联红军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原谅，您的语调里含有某种说教的意味，不知是属于僧侣的，还是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东西。”

“的确是这样的，”伊孔尼科夫说，“我过去曾经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料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个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要知道，”伊孔尼科夫说，“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对宗教界的迫害对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是有益的，因为宗教界在革命之前的处境就很可怜。”

莫斯托夫斯科伊温和地说：“您简直是个辩证论者。我终于在垂暮之年看到了福音书所教化出来的奇迹。”

“不，”伊孔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对于你来说，你们的目的可以原谅你们的手段，但你们的手段是残酷无情的。你不要把我看做奇迹，因为我不是辩证论者。”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生气地说，“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伊孔尼科夫以军人姿势立正站好，说道：

“请不要嘲笑我，”他的声音充满着哀伤，听来令人同情，“我不是来找你开玩笑的。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见杀害两万犹太人——他们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容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在今天的黑暗中我看见了你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同可怕的恶搏斗……”

“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聊一会儿吧。”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干活。在那里铺设粗大的混凝土管道系统，以便排除河水和低洼地里的污水。在这个地段上干活的人被称作“沼泽地上的士兵”。往往是不讨长官喜欢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干活。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细细的手指上长着孩童般的指甲。他每次从工地回来，身上都粘着泥巴，浑身上下湿乎乎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前，问道：“可以在您这里坐一会儿吗？”

他没有朝对方看一眼便坐下来，脸上带着笑容，用手抹了抹额头。他的额头长得有些奇特，虽然不算宽大，却高高地突起，油光光的，看上去仿佛独立存在似的，与他那脏乎乎的耳朵、深棕色的脖颈和带着断指甲的双手很不相称。

在那些阅历简单的苏联战俘看来，他似乎是个来历不明、值得怀疑的人。

伊孔尼科夫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就世世代代当神甫。只有最后一代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伊孔尼科夫兄弟多人全都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了非宗教教育。

伊孔尼科夫曾在彼得堡工艺学院读书，但却迷上了托尔斯泰学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动退学，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乡下住了将近八年时间，然后到了南方，在敖德萨的一艘货轮的技工班里当了一名钳工。他随船去过印度、日本，曾在悉尼住过一段时间。革命后他返回俄国，加入农民耕作公社。这是他久已向往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共产主义的劳动将会导致建立地上的天国。

推行全盘集体化时期，他看见一列列军用列车满载着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家属向远方驶去。他看见那些虚弱不堪的人们一倒在雪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他看到那些“封闭的”乡村十室九空，房屋的门窗被钉死。他见到一个被捕的农妇，穿得破破烂烂，脖颈上青筋突起，押解人员惊恐不安地望着她那双黑乎乎的勤劳的手：她饿疯之后，竟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这段时间，他没有离开公社，开始传播福音书，祈求上帝超度死者的亡灵。此事竟以他被捕人狱而告结束，然而30年代的灾难刺伤了他的神经。在监狱的精神病医院做了一年强迫治疗之后，他获得释放，在白俄罗斯的大哥家里住了下来。大哥是个生物学教授。在大哥的帮助下，他在一所科技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但那些阴森可怕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们的苦难，目睹了在白俄罗斯城镇和乡村屠杀犹太人。他又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状态，开始哀求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把犹太人隐藏起来。他自己曾试图营救犹太儿童和妇女。他很快就遭人告发，却奇迹般地逃避了绞刑，被关进了集中营。

这个衣服褴褛、脏乎乎的老头儿头脑里乱糟糟的，他坚决主张采用荒唐可笑的、超阶级的道德标准。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解释道，“哪里就充满痛苦，就要流血。我目睹了农民的特大苦难，而推行集体化是为了善本身。我不相信善，我相信人有善心，“照您的说法，人们为了善而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时，我们会感到害怕。您自己害怕吧，不要管我。”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一定会向您解释说，设立这座集中营是为了善。”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同伊孔尼科夫争论时，他的逻辑思维变得像一把同水母搏斗的刀子，做着无谓的努力。

“世界没有超越公元6世纪的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徒说出的真理，”伊孔尼科夫重复道，“谴责罪恶，宽恕罪人。”

这座棚屋里还住着一个俄罗斯老头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打碎了他那只玻璃做的假眼珠，他那张苍白的脸上留下一只空空的红眼窝，看上去有点古怪。与人谈话时，他就用手掌捂着空空的红眼窝。

他是个孟什维克，1921年逃离苏维埃俄国。他在巴黎住了20年，在一家银行当会计。他被关进集中营是因为号召银行职员怠工，对抗新建立的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避免同他接触。

看来，大家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好感使得这位独眼孟什维克深为不安。那个西班牙士兵，那个挪威人，文具店老板，以及那个比利时律师，都愿意接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向他问长问短。

有一次，俄国战俘的领头人叶尔绍夫少校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沿上坐下来。他把身子向莫斯托夫斯科伊靠了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急促而热烈地说着。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切尔涅佐夫正从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那只好眼睛里流露出的忧伤表情，比他那只被打掉了眼珠的红红的空眼窝更可怕。

“看来，老兄，你心里不痛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没有感到幸灾乐祸。

当然，大家都需要叶尔绍夫不是偶然的，而是合情合理的。“叶尔绍夫在哪里？没看见叶尔绍夫吧？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吧……”其他棚屋里的人也来找他，叶尔绍夫的棚屋四周经常有人走动。

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绰号，叫“思想主宰”。过去曾经有过各种思想主宰，那是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进步的思想活动家。曾经有过民粹派，有过著名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思想主宰！那个独眼人的孤独好像是这座集中营的悲剧象征。

自莫斯托夫斯科伊头一次蹲沙皇的监狱算起，已有几十年过去了。那还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在19世纪。

现在他时常想起，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对他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心里很不高兴。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天天看见他的话对古济将军，对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对那个老是伤心沮丧的基里洛夫少校具有何等的力量。

在战前，他常常感到宽慰的是，由于远离实践，他较少涉及那种可能会引起他反对、遭到他拒绝的问题…斯大林在党内独揽大权，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前辈不够尊重。布哈林的被杀害，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十分了解布哈林的为人，而且非常热爱他。但他知道，假如在这些问题上与党对抗，他就是不由自主地对抗自己为之献身的列宁的事业。有时他也产生过怀疑，并且为之苦恼。也许由于软弱、胆怯，他保持沉默，对自己不赞成的东西他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在战前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他经常怀念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很想再次见到他。卢那察尔斯基平易近人，同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很轻松，用不着吞吞吐吐，一开口他们就能互相理解。

现在，在德国人阴森可怖的集中营里，他感到自信、坚强，只是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时时折磨着他。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他也难以恢复青年时代那种明确而完整的感觉：自己人在自己人中间，敌人在敌人的阵营。

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那个英国军官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问他，在俄国禁止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会不会妨碍他研究哲学。

“这也许会妨碍别人，但不会妨碍我。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莫斯托夫斯科伊答道。

“我提这个问题，恰恰是注意到您是个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人说。尽管这句话引起的反感使得莫斯托夫斯科伊皱了皱眉头，但他有办法对付这个英国人。

他之所以产生痛苦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奥西波夫、古济、叶尔绍夫等人有时使他感到不快，尽管他们与他关系密切，情同手足。不幸的是，他自己精神上的许多东西逐渐使他感到陌生。在和平年代常常有这种情况，有时他高高兴兴地同老朋友会面，佴奋会见结束时他却感觉这位老友有些陌生。

然而，今天他感到陌生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为他自身的组成部分，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同自己断交，无法同自己不再见面。

每次同伊孔尼科夫谈话，他都气乎乎的，语气粗鲁，夹带着讥讽，管他叫小老头儿，窝囊废，草包，笨蛋。尽管经常嘲笑他，但有时好久见不到他的面，莫斯托夫斯科伊又很想念他。

他年轻的时候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与当今时代的主要不同就在于此。

在青年时代，朋友们和志同道合者亲密无间，相互理解。敌人的任何思想和观点都是格格不人、难以接受的。

现在，他突然从敌人的思想观点中发现了几十年前他感到宝贵的东西，而敌人的观点有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们的思想和言论中。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生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