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02
庞大的体型，巨大的办公室。宽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高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这个魁梧的人注视着我，先是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往下看，又往上看，反反复复打量着我，探究着我。他咽了口唾沫，我也咽了一口唾沬。他朝我们走近几步，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拍了拍，仿佛是为了确认我真实存在。然后他扬起一侧的嘴角，笑中饱含着岁月沉淀的忧伤。
“你跟你母亲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与我对视，一秒、两秒、十秒。然后，虽.然没有松开我，却把目光转移到母亲身上，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苦涩的笑容。
“多少年过去了，多洛雷斯。”
她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于是他放开我的胳膊，把手伸向她。并不是想握手问候，只是想寻找一点接触，一个轻轻的触摸，仿佛希望她能伸手回应。但她只是站着不动，毫不理会他的请求，直到他仿佛突然从梦魇中惊醒一样，清了清嗓子，然后努力用平静的语调礼貌地请我们坐下。
我们没有被安排坐在堆满文件的大书桌旁，而是来到了书房的另一个角落。母亲坐在一把软椅上，父亲坐在她对面，我独自坐在一张沙发上，在他们俩中间。三个人都很紧张，很不自在。他点燃了一根哈瓦那雪茄，她则端坐着，双膝并拢、脊背挺直。而我，全神贯注地用无名指挠着沙发酒红色的布套，似乎要抠出一个洞来，好让我像壁虎一样爬进去消失。周围充满了烟雾。他又清了清嗓子，似乎准备说点什么，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母亲就开口了。虽然话是对我说的，但她的眼睛还是盯在他身上。她的话让我不得不抬起目光面对他们。
“好吧，希拉。这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终于认识他了。他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家炼钢厂的老板，一辈子都住在这座房子里，以前是少爷，现在是老爷。时间过得真快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来这里为他母亲做衣服，然后认识了他，然后……三年后就有了你。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发生的是恬不知耻的少爷欺骗可怜的小裁缝这样的惊险爱情故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四岁，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是谁，对方是谁，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将面对什么。他没有欺骗我，我也没有抱什么非分之想。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是因为它原本就不该开始。决定结束一切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抛弃了你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跟他联络的也是我。你父亲曾经试图不放弃我们。开始很坚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后来他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是两个男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昨天收到他的口信。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他想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了。”
她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注视着她，目光中充满了爱意。她停下来后,他又等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似乎在思考，揣摩着如何准确地表达出他真正的意思。趁此机会我细细地观察他。当时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父亲赋予了我生命。我肤色偏黑，母亲也是,在我能记起的有限的几次对父亲的想象中，从来都是把他描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深色皮肤、深色头发、身材轻盈。而且我一直都把他的形象和周围那些男性的面貌特征联系起来：邻居诺尔波特、好朋友们的父亲、挤满小区酒馆和大街的那些男人，普通人的普通父亲，也许是邮局办事员、售货员、小职员、咖啡馆服务生，顶多是一个烟草店或小百货店的老板，或是赛巴拉市场某个蔬菜摊的摊主。为马努埃拉女士送货时见到的在马德里最繁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先生们，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另一种人类，跟我脑海中设定的“父亲”形象格格不入。然而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很胖却仍然衣着时髦，浅色头发已经斑白，蜜色的眼睛有些发红，深灰色的衣服，既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一个残缺家庭的父亲，一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父亲。他终于开口了，一会儿看着母亲，一会儿看着我，有时同时看着两个人，有时谁都不看。
“好吧，不过说来话长。”他终于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大口烟雾，抬头盯住我的眼睛，然后又与母亲视了一下，再转向我，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故事很长，他却一口气讲了下来，基本没有停顿。他说完的时候，我发现天已经黑了，屋里的几个人只能看清轮廓。书桌上一盏绿色的郁金香灯罩的台灯，用遥远而微弱的光线陪伴着我们。
“我找你们是因为我担心某天有人会暗杀我，或者我会杀死什么人,然后被监禁，这跟死没什么区别。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紧张，一旦战争爆发，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我偷偷看了母亲一眼，想看她是什么反应。但是她脸上没有任何不安的表情，似乎父亲谈的不是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只是阴天的天气预报而已。他继续倾诉着预感和不安。
“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已经准备好清算人生。我这一生都拥有了些什么？钱，我有了；财产，我有了；还有一个有两百多名工人的公司，在那里我奋斗了三十年，最后他们还给我的却是罢工、羞辱、朝
我脸上吐痰，有一个妻子，一看到长枪党人烧了几个教堂，就同母亲和姐妹们逃到圣胡安德鲁斯念经去了；有两个我无法理解的儿子，我把他们俩都打发到炼钢厂去了，让他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看看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能不能经受住铁拈和锤子的考验。”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你不觉得吗，多洛雷斯？工人们不再像歌里唱的那样，满足于去卡耶塔诺的露天舞会和卡瓦办切的斗牛场消遣娱乐。自行车取代了骡马，工会变得强势，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威胁老板要用子弹取他的性命。也许他们的愤怒不无道理，过着拮据的生活，从一出生开始就起早贪黑地干活，谁也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多其他的努力。举起拳头、点燃仇恨、高唱国际歌，这改变不了什么。一首赞歌不可能拯救一个国家。当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起来造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挨饿，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但改变这一切的办法不应该是去反咬一口给你饭碗的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有进取心、有勇气并且合格的劳动者，有良好的教育体制，以及一个任期足够长、稳定又严肃的政府。而现在呢？全都一团糟。每个人都各顾各地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正经工作来尽快结束那些不公正的状况。政客们，不管是哪一派的，每天都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攻击和议会的唇枪舌剑中。国王还是国王，他早就应该下台了。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共产主义者，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但是想要国家进步，一切都应该理智有序地进行，不该心存怨恨，也不该情绪失控。有钱有势的人和保皇党都吓破了胆，纷纷逃到国外去了。唯一的结局就是军人造反,谁也不知道会是哪支部队，因为哪支都有可能,然后实行军事统治。那时候我们就真该哭天抢地了。要不就是把我们卷入一场内战，两派人互相残杀，最后也只能落得手足相残的悲惨结局。”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点儿也没有停顿，直到仿佛突然回到现实中，发现我和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已经完全被说糊涂了，不知道他这番宏篇大论到底想说什么，这些事情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让你们听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些事，而且认为现在是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这个国家正在沦陷，一切都变得疯狂而毫无意义。而我，就像刚才说的，谁知道哪天就一命呜呼了。风水轮流转，我们必须适应。这三十多年来我都像牲口一样辛勤工作，为生意操劳，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也许是生不逢时，也许是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最终一切都背过身去，生活开始对我翻脸，报复我。儿子们已经脱离了我的控制，妻子弃我而去,公司正在一天天地变成地狱。我现在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而且相信以后情况只会变得更坏。所以我正在做准备，整理个人事务、文件、账户。我是在努力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一命归西的时候，一切都能井井有条。在处理生意的同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和情感，这是我仅剩的东西了。周围的环境越黑暗，我就越怀念曾经喜爱的人和物,从记忆中找回生命曾经给过我的幸福岁月。如今我来日无多，才终于明白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多洛雷斯？是你！还有我们的女儿，她活脱脱是当年那个你的翻版，所以我想见你们。”
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我的父亲，终于有了姓名和容貌。现在他说话平静多了。从说话的神情中隐约可以看出，他平时不是这般，而是充满了自信，永远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表情，说着不容辩驳的话，习惯了颐指气使，永远都振振有词。对他来说，要下决心安排这次见面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要去面对一段逝去的爱情和一个二十五年来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儿。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稳重和自信，掌控着形势。他的谈话坚定、真诚、坦率，像一个已经失去一切而无所畏惧的人。
“你知道吗？希拉，我是真的爱你的母亲，很爱，非常爱。真希望一切都可以重来，我能有她常伴左右。可是，很遗憾，事实不是这样。”
他从我身上移开目光去寻找她的眼睛，寻找她那双栗色的看了一辈子针线的大眼睛，寻找她那不施粉黛、素面朝天却自然成熟的美。
“我为你付出得太少，是吗，多洛雷斯？我无法面对当时的压力，我没有你那么勇敢、坚强。之后，你已经知道了，我服从了家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命运，适应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家庭。”
母亲静静地听着，看上去无动于衷，不知道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还是因为父亲的那些话对她来说无关痛痒。她一直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态，让人无法解读她的思想。她脊背挺直，穿着那件我从没见过的做工一流的衣服。这一定是用其他女人做衣服的余料做成的，这些女人不只有比她更多更好的衣服，也有比她更好的运气。而他，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她的冷淡泄气，继续说：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相信我，但是我真的……现在我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开始从心底里后悔这么多年来没对你们尽过责任，甚至都不认识你，希拉。我当时应该更坚持，不该轻易放弃，我是那么渴望跟你在一起！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多洛雷斯，你太要强了，你不会同意成为我生活中的影子，让我在正常家庭生活之外来照顾你们。如果你无法拥有全部，那就放弃一切。孩子，你母亲很倔强，既倔强又坚定。而我，也许太懦弱太愚蠢，可是，不论如何，现在怎么叹息怎么后悔都没用了Z他沉默了几秒钟，没有看我们，像是在思考。然后深深吸了口气，又用力呼出，改变了一下坐姿。他把后背从椅背上抬起来，身体向前倾斜，仿佛想离我们更近，说话更直接，仿佛正在下定决心来谈他想告诉我们的话。看起来他终于准备结束这些苦涩的回忆，从怀旧情绪中挣脱出来，回到现实世界中。
“原谅我，我不想再絮絮叨叨地向你们倾诉忧伤，耽搁更多时间。让我们进人正题吧。叫你们来，是想向你们传达我最后的心愿。请你们理解我的善意，不要误解我的行为。我并不是想要补偿这些年来亏欠你们的一切，也不是为了向你们显示我的悔意，更不是想用金钱收买你们的同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死的时候，你们能得到你们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得到的。”
从我们坐下来开始，这是他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书桌。我的目光追随着他，那宽阔的背脊，裁剪精致的外套，在庞大体型的相衬下异常敏捷的步伐。然后我的目光集中到最里面的一面墙上悬挂的肖像上，这幅肖像尺寸极大，让人想不注意都难。那是一幅油画，用金色的框镶着，画上是一位优雅的夫人，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时尚衣饰，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短短的卷发，带着一顶头冠，表情严厉。他转过身来，抬起下巴指了指这幅肖像。
“这是我母亲，伟大的卡尔洛塔夫人，你的祖母。还记得吗，多洛雷斯？她是七年前去世的，如果她死于二十五年前，希拉，很可能你会在这栋房子里出生。不管怎么样，让死者安息吧。”
他说话时已经不再看我们了，而是在书桌后面忙着什么。打开抽屉，拿出东西，翻动纸张，然后双手捧着朝我们走来。他一边走，一边盯着母亲。
“你还是那么美，多洛雷斯。”他坐下的时候说。这时候他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开始的不自在荡然无存。“对不起，没给你们倒点喝的，你们想喝点什么？我叫赛尔万达来……”他正要再次站起来，母亲把他拦住了。
“我们什么也不喝，冈萨罗，谢谢。还是尽快说完吧。”
“你还记得赛尔万达吗，多洛雷斯？记得当年她是怎么监视我们、跟踪我们，然后去向我母亲告密的吗？”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沙哑、短暂、苦涩，“你还记得她把我们堵在熨衣室吗？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现实是多么讽刺。母亲正在坟墓里腐烂，我和赛尔万达在这里，现在她是唯一照顾我的人，这是多么悲伤的结局。母亲死的时候我就该把她辞退，但是这个可怜的女人能去哪里呢？又老，又聋，无家可归。再说，也许她那时候也是没办法，不得不遵从我母亲的命令，虽然卡尔洛塔夫人的脾气令人无法忍受，但她不能因为这个失去工作，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说这个了，如果你们都不喝，我也不用喝了，继续说正事吧。”他坐在椅子边缘，没有靠在靠背上，两只大手放在他从书桌那儿带过来的一堆东西上。纸张、包裹、盒子。他从外套的内兜里掏出一副金属框眼镜带上。“好了，现在我们来谈些实际问题。一桩一桩来。”
首先他拿出一个包裹，实际上是两个大信封，非常厚，用一根橡皮筋綁在一起。
“这是给你的，希拉。你可以用它为将来的生活开路。虽然作为我的三个子女之一，你应该合法享有我财产的三分之一，远远不止我手里的这些。但这已经是目前我能拿出来的全部现金了。现在几乎什么都卖不出去，时局不好，做任何交易都很困难。我没有办法给你留下任何其他财产，因为你还没有成为我合法的女儿。要是我这样做的话，世俗偏见就能要你的命，我那两个儿子还会把你卷人无休止的遗产官司中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有差不多十五万比塞塔。你看起来和你的母亲一样聪明，所以我相信你会用这些钱做出明智的投资。我也希望你能用这些钱照顾你母亲，保证她衣食无忧，并且有一天在她需要时尽心尽力奉养她。事实上，我曾想过把这些钱分成两份，你们俩一人一份，但是我知道多洛雷斯一定不会接受的，所以我把它们全部交给你。”
他把那个包裹递过来。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不知所措地看看母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做了一个肯定的表情，很短，很简洁，但表示她同意了。这时候我才伸手接了过来。
“谢谢！”我低声对父亲说。
他在回答之前露出了一个热情的微笑。
“别客气，女儿，这没什么。好吧，我们继续。”
然后他拿出一个蓝色丝绒匣子，打开以后又从里面拿出一个暗红色的小盒子，里面还有更小的盒子，他挨个儿打开，一共五个。他把这些盒子都放在桌上。里面的珠宝并不耀眼夺目，几乎没有什么光芒，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就低估它的价值。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本来还有其他的，但是玛利亚•路易莎，我的妻子，在逃走的时候都带走了。可能是一时疏忽，她不小心留下了最珍贵的一件。这是给你的，希拉。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永远不要将它示人，你也看到了，这件珠宝十分奢华。如果有一天你走投无路，可以卖掉或者典当掉它，你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说：
“不可以，冈萨罗。这属于你的妻子。”
“当然不是，”他坚持说，“所有的这些，多洛雷斯，都不是我妻子的财产，这一切都是我的，而我的愿望就是将它传给我的女儿。”
“不可以，冈萨罗，不可以。”
“没什么不可以。”
“不！”
“当然可以！”
争论到此为止。多洛雷斯用沉默表示了认输。他一个一个地合上盒子，按照体积由大到小摞成一个金字塔，然后把它们推过来，看着这些盒子滑过打蜡后光亮的桌面来到我面前。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对折的纸，打开后一一展示给我。
“这些是珠宝的鉴定证书，包括描述、评价等。另外还有一份公证书，表明这些珠宝是我的个人财产，我自愿将它们赠送给你。这样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可以用它来证明这些珠宝是属于你的。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出示这些证明文件，只是以防万一。”
他把手里的纸折好，放入一个文件夹，然后熟练地用一根红带子系住，也放到我面前。接着他拿起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些勃薄薄的纸，上面贴着印花税票，还有签名和一些很正式的公文。
“现在还有一件事，几乎是最后一件了。让我想想该怎么向你解释。”他停下来，吸气，呼气，接着说这个文件是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撰写的，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件。它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用呢？也许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继承我的遗产，会发现我已经将它全部留给了你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除了今天从这里离开时带走的这些现金，你不可能从这个家里得到更多了。但这份公证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意味着我公开承认了一件许多年前就该承认的事。这里记录着你和我之间的关
系，而你，可以随意处理它，向世人展示或者将它撕成碎片付之一炬。这是你的事。”
他把这份文件•折收进信封里，然后把信封递给我，接着又从桌上拿起另一个信封，最后一个。前一个信封很大，纸张质量很好，信封上还有公证处的落款和秀丽的字迹。而这个信封很小很普通，棕褐色，磨损得厉害，看上去好像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已经被翻阅了无数遍。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他头也不抬地说。
他把信封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简单看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地跳过我直接给了母亲。接着他就站起来走向阳台，沉默不语，背对着我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注视着夜色，或者其实什么也没看，我无法猜测。母亲拿到的是一沓照片，陈旧，发黄，质量很差，似乎是花三块钱随便找的街头摄影师拍的。照片上是二十多年前某个春日早晨的两个年轻人，衣着时髦，微笑着紧紧相依，双双陷落在一张巨大而不合时宜的脆弱的爱情之网中，丝毫不曾想到分开多年以后，再次聚首共同面对这昔日的爱情见证时，他走向阳台不敢正视她，而她，则紧紧地捂住嘴巴，只为了不在他面前哭出来。
多洛雷斯一张一张慢慢地翻看着，然后把照片交给我，再也没有看我一眼。我仔细地看这些照片，把它们放回信封。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在原位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
“照片给你们，事情我就说完了。现在我想给你们一些忠告。并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还想向你，我的女儿，强加什么道德说教，我没有资格得到你的信任，更没有资格做你的榜样。但是分离这么多年，我想你不会介意再听我多唠叨几分钟的，对吗？”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那么，我的建议就是：离开这里，越快越好。你们俩，走得远远的，离马德里越远越好，如果可能的话，离开西班牙。别去欧洲其他国家，那里的局势好不到哪儿去。最好去美洲，如果你们觉得太远，可以去非洲，去摩洛哥，去那里的西班牙保护区。那里适合居住，很平静。自从摩尔人战争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动乱。你们可以远离这个疯狂的国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没人能够幸免。”
我忍不住插嘴问：“您为什么不走？”
他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苦涩的笑容，然后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话时也没再松开。
“我已经不需要未来了，孩子。你父亲是马上就要落山的夕阳。请你别用‘您’来称呼我。我大限已到，虽然这个结局来得早了点，但是我已经无心也无力去争取新的生活了。因为要想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人必须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叫新的开始，而叫逃亡。我不想逃到任何地方，所以选择了留在这里，直面将要来临的一切。但是你不一样，希拉，你还年轻，你应该组建一个家庭，并支撑起这个家庭。西班牙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而这是我作为父亲，也作为朋友给你的建议：离开这里，带上你的母亲，她会帮助你抚养儿女，替我照顾她，答应我！”
他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直到从中得到肯定的表情。我不知道他希望我如何照顾母亲，但是除了表示同意，我不敢多问别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事情就谈完了。”他说。
他站起来，我们也跟着站起来。
“带上你的东西。”他说。我服从了，把一切都收进包里，除了最大的那个匣子和那两个装钱的信封。
“现在，让我拥抱你一下。这是第一次，也肯定是最后一次。我想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
他用伟岸的身躯包裹住我痩小的身体，用力地抱紧我。然后用手捧起我的脸，亲吻我的额头。
“你和你的母亲一样美丽而珍贵。祝你好运，孩子，愿上帝保佑你。”我想说些什么作为回答，却说不出来，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里。我眼中充满了泪水，不得不转身朝走廊奔去，磕磕绊绊地夺门而出，泪眼迷离，心中只觉无限的遗憾和痛楚。
我在楼梯平台上等母亲。房子临街的门敞开着，我发现母亲出来的时候，赛尔万达像幽灵一样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她。母亲双颊通红，眼里噙着泪水。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感情。我没有看到他们在这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做了些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们也相互拥抱并道了永别。
下楼的时候跟来时一样，母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两人都沉默着。我包里揣着珠宝、证书和照片，胳膊下紧紧夹着十五万比塞塔，鞋跟在大理石台阶上敲得喂,向。到达中层平台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把抓住母亲的胳膊，强迫她停下并转过身来，跟我面对面站着。我那充满恐惧的声音颤抖地问道：
“妈，他真的会被人杀死吗？”
“我不知道，孩子，我怎么知道呢？”
我们来到街上，一言不发地往回走，她的脚步越来越快。虽然脚上新鞋的鞋跟太高，很不舒服，使我几乎难以跟上她的大步子，但我还是努力跟她保持一致。几分钟以后，沮丧的我终于鼓足勇气，像策划什么阴谋一样怯生生地问：
“妈，我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她没有停下脚步，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好保管它们。”
“全部吗？你什么都不要吗？”
“不，这一切全都是你的，你才是他的继承人。而且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会干涉你，你自己决定怎么处理父亲给你的财产。”
“你确定吗，妈？”
“是的，孩子，我确定。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一张照片吧，随便哪张都行，我只想留个纪念，其他的都是你的。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希拉，看在上帝和圣母的分上，孩子，请你听我一句劝。”她终于停下脚步，在晕黄的路灯下看着我的眼睛。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知道刚才的会面在我们两个心中引发的震荡和不安。
“希拉，处处小心。不但要小心，而且要负责任。”她低声快速地说，“不要鲁莽行事，你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你梦想到的一辈子所能
拥有的金钱还要多。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孩子，请你三思而后行，谨慎一点，不要做傻事。”
我们继续往前走，依旧沉默，一直到不得不分手。她回到那个已经没有我的空巢，只有聋哑的外公陪伴。外公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了他这个外孙女，因为多洛雷斯是如此固执而骄傲，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而我则回到拉米罗家。他正在等我，一边抽烟一边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听着收音机，焦急地等我的消息，并准备出去吃晚饭。
我向他详细讲述了见面的情形，在那里看到的、听父亲说的，以及我自己的感受，还有父亲的忠告。我给他看我从那个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回去的豪宅中带出来的东西。
“小丫头，这个值很多很多钱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珠宝。
“还有呢。”我说着，拿出那两个装钱的信封。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吹了声口哨。
“现在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拉米罗？”我担忧地问。
“你应该问‘你’该怎么办，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帮你研究最佳的保管方法，也许应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为什么不存到银行去？”我问。
“现在时局不好，存银行不可靠。”
为了证明保险箱是最佳保存处，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事，什么纽约股市前几年大跌，政局不稳等等。我几乎没有理会这些。对我来说，他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此刻我只想尽快给这些烫手的飞来横财找个归宿。
第二天他下班时，带回来一堆纸张和小册子。
“我今天一直在忙你的事，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最好的投资就是你来创办一家贸易公司。”他一进门就说。
我从早上起床以后还没出过门。整个上午我很紧张，焦虑不安，不停地想前一天下午的见面，还沉浸在那种奇怪又莫名的感觉中：这么多
年以后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有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而且家财万贯的父亲。拉米罗这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我要一个公司干什么？”我紧张地问。
“因为这样你的钱就会很保险，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于是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公司面临的问题、他跟意大利老板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在如今西班牙的混乱局势下外资公司的渺茫未来，也给我讲了他想到的一些点子，列出一个项目清单，上面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如此新奇、前景光明，好像他立志要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来革新我们的国家，为西班牙的现代化铺路：为卡斯蒂利亚的农村进口英国的电动收割机，代理美国牌子的吸尘器，帮忙把城市家庭收拾得像圣餐碟一样干净；经营一个柏林风格的咖啡馆，甚至已经在沃尔韦德大街选好了地方。然而在所有计划中，有一项比其他所有的都吸引人：皮特曼学院。
“我有这个打算已经好几个月了，有一次我们公司从几个老客户那儿收到了这个学院的宣传册。但我作为公司经理，不方便直接找他们。如果用你的名字注册一个公司，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他说，“皮特曼学院在阿根廷的生意非常好，有二十多个分支机构，几千个学员。他们主要向学员传授一些在公司、银行和行政单位工作的基本技能，比如说打字、速记、现代会计，只要十一个月，学员们就可以拿着学院的文凭去闯荡世界了。这个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学员也越来越多，因此收入也在不停增加，我们可以做这个，开一个皮特曼学院。如果跟那些阿根廷人说我们有一个正规合法的公司，还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成功申请的几率会远远高于我个人去申请。”
我完全分辨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还是所有计划中最不合情理的一个，但是拉米罗说起来头头是道，信心十足，让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绝的方案。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细节，每一个字都闻所未闻。
而且我认为，应该考虑一下你父亲叫你们离开西班牙的建议。他说得很有道理，西班牙的局势太紧张了，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现在并不是开始一项生意的好时机。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你父亲的建议到非洲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这边的局势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把生意扩展到全国。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以你的名义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特曼学院联系一下，说服他们支持我们的计划，在摩洛哥开一个大的分支机构。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是开在丹吉尔还是在西班牙保护区。最多一个月，就能收到回音了。等我们收到那边的消息，让他妈的好利获得见鬼去吧，我们就离开这里去大展宏图。”
“但是，那些摩尔人为什么要学习打字之类的技能呢？”
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耐心地解答我这个无知的问题。
“你这小脑袋里想什么呢，亲爱的？我们的目标顾客是居住在摩洛哥的欧洲人。丹吉尔是一个国际化都市，是一个属于法国的港口。那里有来自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有很多外企、外交使馆，各种各样的银行、金融机构，可选择的工作也非常多，各个机构都需要懂打字、速记和现代会计的合格人才。在得土安情况有些不同，但同样充满了机遇，那里的居民没那么国际化，因为它是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但那里到处都是公务员和想成为公务员的人，你知道的，甜心，他们都需要皮特曼学院这类机构来对他们进行培训。”
“那如果阿根廷人不给我们授权呢？”
“应该不会，我有一些朋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颇有些人脉。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拿到授权的，他们会向我们传授工作方法和经验，并派代表来指导我们雇员的工作。”
“那到时候你千什么呢？”
“我？我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但我们俩一起，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管理这个公司，你和我，一起。”
我有点儿紧张地笑了。拉米罗描绘的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那个失业、一贫如洗、因为生活没有出路想要学习打字的小裁缝,现在却要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个有远大前程的女老板了。
“你想让我管理一个公司？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可以的，还需要我告诉你自身的价值吗？你只是从没有机会来展示才能，你的青春都浪费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为别人做衣服，而没有机会去从事更好的事业。你的机遇，你人生最大的机遇,马上就要到了！”“那要是好利获得公司知道你走了会怎么样呢？”
他又忍不住大笑，然后亲了亲我的鼻尖。
“好利获得？亲爱的，让他们滚一边去吧！”
不管皮特曼学院是不是空中城堡，只要是从拉米罗嘴里说出来的，对我而言就是真的。当他捧着我的双手，深情地与我对视，一边兴致勃勃地解释着他的计划时，当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的价值，还说如果我们一起赌一把未来，将来的一切都会非常美妙时，不管是皮特曼学院，还是地狱的火炉，他的提议，就是我的真理。
第二天他把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带回了家，上面有很长一段介绍文字。该学院由阿鲁阿、斯米尔格隆和简三个人于一九一九年合伙创立，在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发明的速记法系统基础上，依靠可靠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教学人员和高度的责任感，采用一对一单独辅导的形式，确保学员取得学位后能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宣传册上那些微笑的年轻人，仿佛正沉浸在他们美好的未来职业规划中，辅证了学院的承诺真实有效。这本小小的册子有一种让人激动的说服力：“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心中期望的、代表着成绩与财富的终点，很多人都半途而废了。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软弱、粗心大意、愚昧无知的是那些只相信运气的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人生的髙度，现在就决定吧！”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亲。她煮了一大锅咖啡，当我们在又瞎又哑的外公身边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我请她加人我们的计划，并且建议她，一待我们在非洲安顿下来，她就去跟我们会合。但是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对计划毫无兴趣，也不同意我们一起去非洲。
“你不需要完全遵从你父亲的建议，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他生意上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有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他太夸张了。”“如果他那么恐惧，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无中生有……”“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指责他，而现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们开始大声说话，开始要求权利，就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接受那一大笔钱、尤其是那些珠宝，是不是太疯狂了。”
不管是不是太疯狂，事实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拉米罗已经很自然地把那些钱、珠宝以及创业计划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成为两人之间最常谈起的话题。我们约好，拉米罗负责开办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续，而我只需要在他给我的那些文件上签字就行。从此我又回归了这之前的生活，充满激情、纵情享乐、被爱蒙蔽、天真而单纯。
跟父亲见面使我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我们人生的航向仍然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多洛雷斯还是一贫如洗，靠从马努埃拉女士家带回的一些零活勉强维持生计,偶尔为邻居们做些针线活，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而我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样板、衬布，几乎找不到过去那个小栽缝的影子。
去摩洛哥尚需时日，这些日子里，拉米罗与我同进同出，欢笑、抽烟、纵欲狂欢，夜夜热舞到黎明。在我们周围，政治环境依然充满了火药味。罢工、劳工冲突和街头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二月份左翼联盟的人民阵线赢得了竞选，而作为反击，长枪党的行为更加猖狂。在政治斗争中，手枪与拳头取代了语言，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然而，这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就要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们离开了马德里。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长筒袜,回家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拉米罗身边堆满了行李箱。
“我们今天下午就走。”
“皮特曼公司回复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问。他一边飞速在衣柜里收拾衣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没有直接回复，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方案，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远走高飞了。”
“那你的工作呢？”
“我辞职了，就在今天。我已经烦透了，他们也知道我早晚都会走。所以，永别了，好利获得。亲爱的，另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勇敢的人才能获得财富，所以你赶紧收拾，准备出发。”
我没有回答。我的沉默让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疯狂的举动，转过来看着我。发现我的茫然和恍惚时，他笑了，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腰，只一个吻就把我的恐惧赶到了九霄云外，并为我注入了无限能量，几乎可以马上飞到摩洛哥去。
行程如此仓促，我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去跟母亲告别，无非是站在门n的一个拥抱和简单的一句保重。不过我庆幸没有更多的告别时间，因为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和折磨。我一路小跑着下楼梯的时候，都没敢再回头看一眼。虽然她强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泪也马上要决堤，而现在不是宣泄感情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分开太久，好像非洲和这里只不过隔着几条街道而已，我们的出行也是暂时的，不过几个星期时间。
我们在初春一个大风天的中午登陆丹吉尔，把一个混乱灰暗的马德里留在了身后，开始定居在一个充满了各种颜色、对比强烈、让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里。穿着长袍裹着缠头布的摩尔人深色的脸庞，跟欧洲人的容貌混杂在一起，这些欧洲人有的定居在这里，有的刚从噩梦般的过去逃离，取道这里逃往各种目的地，他们的行李永远是打包好的，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连梦中都充满了惊惶不定。丹吉尔，这里有海，有十二面各国旗帜，有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和蓝桉树，有摩尔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飞驰而过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车。丹吉尔，这里有敞篷车里的外国美女，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间弥漫着各种香料的味道，高级烟草的味道，免税的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们在港口温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风中飒飒作响的遮阳棚下，远眺着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线。欧洲人穿着浅色的轻薄服装，戴着太阳镜和折叠帽，慵懒地架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开胃酒。他们中有生意人，有官员，似乎都过着表面平静的悠闲生活。因为动荡紧张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谁也无法预测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在等待皮特曼学院确认期间，我们暂住在大陆酒店。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侧毗邻摩尔人居住区。拉米罗给阿根廷方面发海底电报告知我们的地址变更，而我则负责每天询问门房有没有回复的电报，因为这标志着未来的开始。一旦收到回信，我们就可以决定是留在丹吉尔还是去西班牙保护区定居。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等待中，我们开始同一些处境相似、同样漂泊在外的人交往。这群人背景不一，鱼龙混杂，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万提斯剧场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谁也无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辉煌的前途，还是目前仍无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狱。
我们很快就被他们同化了，生活里充满了喧嚣。我们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窗帘在海风吹拂下翻飞起伏，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伴着激情中的气喘吁吁，带着咸味的汗水滑落皮肤，皱巴巴的床单铺散在地板上。我们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头流连。起初就我们两个人，谁都不认识。风不大的话，我们就去“外交森林”海滩，傍晚在刚刚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里达或卡比多尔电影院看场美国电影，在小市场的随便哪个咖啡店里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尔人和欧洲人和平共处。
没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不再孤单了。丹吉尔很小，拉米罗又善于交际，再加上在那种处境中人们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熟面孔，开始相互问候，到哪里都能触入人群。我们常在布雷塔基、罗马公园或者布拉塞列餐厅吃饭，晚上去卢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国广场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观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马萨拉赫音乐厅宏伟的玻璃大厅中看演出，那里坐满了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演出之后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谈论国际时事。有时我们从酒吧出来就去哈发，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直待到天亮。帐篷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尔人、有钱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门还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抽大麻。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我们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觉，一边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边的回音，一边因为迟迟没有消息无所事事。我们开始习惯在新建的欧洲区转悠，也习惯了穿越摩尔人的小胡同，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与当地人混杂的局面，习惯了蜜色皮肤的太太们戴着用珍珠装饰的宽边草帽招摇过市，肤色黝黑的理发师用古老的理发工具设下露天摊点，卖胭脂花粉的小商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员一丝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还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长袍蒙着面纱转瞬即逝的影子，几乎没有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