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林徽音的抉择
1922年，浙江省一份推动新文化潮流的杂志《浙江潮》刊登了一封离婚公开信，署名的是个叫徐志摩的年轻人。信中大力反对旧式婚姻，指出经由父母之命而成婚，男女双方缺乏感情基础，是极不合理的安排，要求“自由之偿还自由”，认为做父母的如果真的爱子女，就应该听从他们自由离婚。这论调正好反映当时新文化运动掀起的一个巨浪。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青年人“揭竿起义”，摆脱种种传统约制的高峰期，而传统婚姻制度则是他们集中火力猛攻的焦点。徐志摩高调宣告离婚的种子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自由恋爱主义，是个社会大潮流。据他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回忆，他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曾经忽然在家里对她宣告：“我要做中国头一个离婚的人！”
不过，从理论上对传统式的婚姻不满，到采取决绝的行动抛妻不顾，中间总有个过程，也总有触发他采取行动的引子。就徐志摩而言，引子是个只有十六岁的“新女性”，名叫林徽音。
林家长女
说林徽音是新女性，她本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她在给好友胡适的信中曾这样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即使这样，她却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大家公认的新女性。由此可见，要想用一刀切的方式定下新和旧的界线，实在是不可能的。
林徽音1904年生于杭州。林家本来是仕宦世家，但和一些思想先进的清末官员一样，在19世纪末蜕变为一个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家庭。林徽音的父亲林长民留学日本，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林徽音在家中启蒙，八岁移居上海，入读小学，后来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任要职，举家迁居北京，林徽音进入教会学校培华女中，到了十五六岁，她的英语能力已经不弱了。
1920年，因为与军阀政府关系紧张，林长民被迫以欧游考察为名，离开中国，决定带长女徽音同行。他对子女的教育不分性别，一视同仁，从他向女儿说明的带她出国的原因可见一斑：
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看林长民的话，可知他对长女寄望甚深；但他言辞之间也透露了一点家庭问题。林氏虽是新派知识分子，但毕竟生于清末，社会风俗保留了很多旧习性，在男女关系与家庭关系方面尤其看得清楚。清末维新时期的思想，与传统家庭伦理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像林长民和他的好友梁启超那样的革新派人物，在婚姻方面依然沿袭固有的传统。林长民和林徽音的母亲结合，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感情一直欠佳，林徽音出生后，林长民另外娶了一房妻子，从此家宅不宁。林徽音自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冷待，又体验了生母和庶母之间摩擦的痛苦，连带她和庶母所出的弟妹相处也困难重重。所谓“家庭繁琐生活”，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日复一日的、磨人的纷争。
追随父亲欧游是林徽音的人生转折点。当时五四运动刚开始不久，同辈女子大都还在痛苦地争取上学堂受教育的机会，有不少人甚至为此被逼得逃出家庭，才十六岁的她却已陪伴父亲游历欧洲，又留在英国念书，出国差不多一年半，际遇可说得天独厚。更何况林长民对女儿锐意栽培，带她进入英国文化界名人的社交圈子，让早慧的女儿接触著名的作家如哈代(Thomas Hardy)、福斯特(E. M. Forster)、威尔斯(H. G. Wells)等人。这样的阅历，让林徽音后来回国踏足文化圈，处处表现出胜人一筹的眼界和气度。
留学英伦的际遇，让林徽音很早就选定了未来的路向。林氏父女在伦敦贷屋而居，房东是个英国女建筑师（另有一说，林徽音在英国圣玛丽学院一位同学的家长是建筑师），她耳濡目染，当时就立下将来要修读建筑学的志愿。
也因为留居英伦的关系，她通过父亲的圈子在伦敦认识了比她年长八岁的徐志摩；徐志摩对她一见倾心，终于演出抛妻弃子的一幕。
君子好逑
现实世界跟讲故事不一样，总不会干净利落，线条明朗。虽然触发徐志摩离婚的是林徽音，但她在徐志摩公告离婚时，已经离开英国了。
本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常有的事，像林徽音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吸引的“君子”当然不限一个人。
林长民与梁启超同是维新派，早有交谊，因此林徽音在出国以前就认识了梁氏的长子思成，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她回国后，两人往来逐渐密切，发现大家志趣相投，特别热爱中华建筑传统。等到徐志摩1922年10月回到中国，林徽音与梁思成已是双方父母默认、文化圈子公认的一对了。
徐志摩回国后，没有放弃对林徽音的追求。她与梁思成相识在先，在伦敦时也很快觉察到徐志摩热切的追求，她既不抱独身主义，要在追求者之中挑适合做终身伴侣的人选，再自然不过了。处于梁思成与徐志摩之间，对于为什么拒绝后者，她中年时代曾有睿智的分析：
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不是他心目中想象的那样一个人。
这是指徐志摩第一次追求林徽音，虽然他为此做出抛妻弃子之举，但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正因为林徽音选了梁思成，徐志摩失意之余，才会在1923年向陆小曼展开狂风暴雨式的追求。
1924年初夏，林徽音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宾州大学留学，两人都选择念建筑。宾州大学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因此林徽音注册在美术学院，但修读的是建筑系的课，两人开始了大半生在做学问方面的伴侣关系。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来看，假若两人的密切关系不是早得到双方家庭认同，他们不可能长期在外做伴。
1925年，林长民在军阀派系战斗中去世，身在宾州的林徽音很受打击，梁思成是她身边的支柱，地位更重要了。1927年，两人取得学位（林徽音拿的是美术学士，梁思成则是建筑硕士），一起在美国实习半年。1928年，两人在加拿大举行婚礼，然后到欧洲度蜜月，同年夏天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上任。
至于徐志摩，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此举应该算是和过去的婚姻和恋爱作别了。可惜徐、陆二人的婚姻实在是一宗错误。1930年，徐志摩虽然家住上海，工作却在北京；刚好林徽音因肺病复发，住在北京香山休养。徐志摩困于第二段婚姻，苦恼之余，向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林徽音展开第二次追求。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多少人把浪漫幻想托付在像徐志摩、林徽音这样的人物身上呢？大概无法胜数。浪漫情怀求的只是一份寄托，他们不一定想知道当事人复杂的感情世界，因此虽然林徽音和徐志摩分别嫁娶了，总有人盼望他们藕断丝连，甚至有流言说他们在1930年决定分别与配偶离婚，然后共偕连理。流言当然不讲究凭据，只说消息是当事人的至亲好友传出来的，至于“至亲好友”姓甚名谁，就不深究了。
其实徐志摩第二次追求林徽音，结果如何，不但显示在二人的现实生活中，也有文字记载。他还是没有成功。
1931年，梁思成离开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回到北京，与林徽音同时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让他们的家庭、事业和志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人开始了对中华古建筑的实地考察。这样的伴侣关系，韧度远超于一般的夫妻。
同年，林徽音开始发表诗作，部分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出版。研究文学的人注意到诗，却可能忽视了古建筑在林徽音人生中的比重，造成视觉偏向。
正好徐志摩就在这一年去世。林徽音对徐思念最深的时候，应是他死后的一段日子。这时她的思绪很自然地掠过徐的种种缺点，只是回忆他的优点。尽管如此，她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在感情上的决定。她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也就是我不够爱他的原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回忆她当年的话，说徐志摩有两首诗是写给她的，第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偶然》，第二首是更有深度的《你去》（见文末附录），不论是前者说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还是后者说的“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都证明徐志摩很清楚林徽音的真正取向。
也许有人要说，林徽音“不够爱”徐志摩，证明她还是爱过他的；其实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否认。以她自己的话说：
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林徽音致胡适的信）
假如两个人追求她，她对一方毫无感觉，只是对另一方有感情，那根本就不用作“选择”了。
这位北京文化界昵称为“小姐”的新女性，为何选择做梁家“太太的客厅”的主人，而始终没选上浪漫诗人，不少徐氏传记都约略谈及。在下面一节，我们尝试站在像林徽音那样的新女性的角度来重看她的考虑。
择偶条件
未说新女性的择偶观点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男性如何处理这个看来是“鱼与熊掌”的局面。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是众多徐氏传记中最扎实持平的一种，书中说到林徽音的婚姻选择，有如下论述：
徐家虽然颇有资财，但梁家也不愁生活。至于说到家声，无论在政治界或学术界，徐家是无可企及的。以人而论，徐志摩虽风度翩翩，但究竟比林徽音大了八年，在中国人眼中，就不如年纪相若的梁思成合适，志摩是个离过婚的人，在当日中国社会中，不免有白璧微瑕之讥。权衡轻重，林徽音自然知所选择。
上面这种讲求“匹配”的想法，在民初的中国社会还极有影响力，绝对不算不合时宜。但林徽音既然受了西方思想洗礼，对于男女相交相悦，难道真会心里放着算盘，打起财力、家势、名誉那样的“竹门木门”账吗？
其实女性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有几个关系到感情基础的先决条件，和上面引文所说的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些考虑综合为三问：
第一问：未来配偶是否在感情上可信、可靠？
第二问：两人是否志趣相投？
第三问：两人性格的配合，是否有助婚后和谐生活和个人发展？
除此以外，对一个本身极聪明能干的女子来说，应该还有分量很重的第四问：未来丈夫是不是一个让自己尊重的人？
思考感情问题时，大概没有谁会像写文章一样，列出清单。但她们的思维实际上还是围绕上面说的几点。我们不妨想象如林徽音那样的女性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感情上是否可信、可靠。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大概就是有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和经济能力没有关联。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但要求男性感情专一，也要他们在肉体上专一，因为很多男人爱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而女人都明白，这种界线完全是自欺欺人。林徽音自小目睹父母间的三角纷争，又岂会忽视这一点呢？徐志摩在英国热烈追求她，表示要为了她而离婚，却同时让妻子张幼仪怀了身孕。假如一个男人对你热烈追求之际，却同时和别的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你认为这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吗？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尚且如此，日后浪漫情怀稍为冷却，“专一”会有多大希望呢？
第二，志趣是否相投。也许很多人以为林徽音和徐志摩匹配，是因为两人都有文学天分，这未免是想当然矣。林徽音选择建筑学是十多岁就立下的志愿，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研究，她和梁思成一直相辅相成。他们跑遍大江南北，解放前后，他们的奋斗目标始终如一，说到志趣相投，实在很难有更好的配搭了。以建筑为专业，可以以文学为嗜好——这正是林徽音的选择；硬要反过来，又是否行得通呢？
第三，性格的配合。说到徐志摩性格方面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要说他热情、天真、没有机心等。从交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些当然都可以说是长处，但如此性情的人在实际生活方面往往一塌糊涂，徐志摩是个好例子。这样的男人，如果碰上一窍不通、只懂玩乐的配偶，固然是个悲剧（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正是例证），但如果配上精明能干、希望有所作为的女人，也还是一种悲剧。结婚前大家可能觉得人生寄意于美丽的文字就够了，那是因为各自回家就有家人照顾；结婚后男的在实际生活方面愈“无为”，就代表女的要负起愈重的包袱。“天真”的男人可以很可爱，但又是否会让人尊重呢？
从前评论读书人，讲究“道德、文章”；到了“主义”挂帅的年代，又出现了不管文章如何，必须“主题先行”的现象，反正结果不是因人而废文，就是因文而废人。相对之下，徐志摩是幸运的。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身边的友人因为爱才，往往为他品德上的毛病辩护，比如胡适谈论他，重复用上的字眼是“单纯”和“梦想”，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个偏才。抱着欣赏的态度跟这样的人物做朋友，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被生活磨掉的素质，因此特别珍惜他。但如果家里有个偏才青少年，做父母的不论心理负担还是实际负担都会加重，假如做妻子的有个偏才青少年似的丈夫，以“浪漫”为婚姻的基础，能否经得起日积月累的磨蚀呢？
一直鲜有人谈到的，倒是梁思成的吸引力。大家知道他因为交通意外断腿，对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造成困难，林徽音不在乎这一点，当然因为他有很多别的长处。在建筑学方面，他笔下的功底比林徽音强；以研究方法论，他比林徽音更有条理；对以建筑为抱负的林徽音，这些都是值得钦佩的地方。至于性格方面，梁从诫说父亲很有幽默感，我们从老照片中看到梁思成的笑容，也能有所感受。我们这个年代的西方女性谈择偶条件，常把幽默感列在首位；虽然林徽音未必如此，但如果幽默感是配合着坚毅的意志和巨大的包容力（见下文），对于有大志的新女性就很有吸引力了。更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照片中总给人一份从容的感觉，英语有个说法，是comfortable in his own skin，中文大概可以说“自在”——那是充分自信而毫不自大的表现，是很罕见的素质。正因自信，所以他不怕让太太在很多场合当主角，这当然也是他吸引林徽音的原因。
倒不是说林徽音和梁思成的婚姻就没有为女方带来困扰。梁家亲戚众多，实在是林徽音日常生活的一份重担。传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减色，所以林徽音一直有家务缠身、才华无从发挥的怨叹，觉得自己只是“为人妻、为人母”。她面对实务能力强，又“非常爱她，待她极好”的梁思成，还不免有这番感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社会规范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反映聪敏的女性观察身边事物，比旁人先知先觉，因此往往先于别人采取行动，时间久了，难免觉得很多事情都落在自己头上。即使是活在今天的女性，也同样面对这种由社会规范和个人性格编织成的陷阱。
除了理智的考虑之外，林徽音和徐志摩之间也有一道感性的藩篱。林徽音曾经说过，自幼目睹父母三角关系带来的痛苦，留下极大的阴影。有人认为林徽音因为生母被另一个女人夺去丈夫，所以她本人绝不会去抢夺别人的丈夫，这可能说得太过简单，但她有一重心理障碍却是事实。这当然让她倾向于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认清比较单纯的感情关系也是重要的幸福因素。
假如说林徽音在少女时代已认清了浪漫恋爱与婚姻幸福的分别，我们很难相信她在已为人母之后会推翻原来的决定。事实正相反，十年后的林徽音思想更成熟，对梁思成和徐志摩的为人也更了解，甚至坦然说到徐志摩性格里偶然流露一种俗气，她不欣赏。她真的会做出另一个决定吗？
不走的娜拉
也许有人把徐志摩和林徽音看成了“金童玉女”；那和事实距离太远了。即使我们撇开林徽音选择梁思成在先，徐志摩追求陆小曼在后，林、徐两人的感情世界其实都还有别的足印。
徐志摩的罗曼史，除了他本人大力宣扬的陆小曼以外，起码还有三段鲜为人道的故事。他和项美丽在1927年有过短暂的婚外情，当时他与陆小曼结婚不过一年左右；1929年他又和史沫特莱展开婚外情，关系维持了几个月，两人还一同坐船回到徐志摩的乡下家中，把臂同游两星期之久。至于徐志摩的第三位情人，更是大家都熟悉的——赛珍珠，是个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从南京迁居上海后，夫妻关系并不愉快，婚姻状况类似徐志摩，据赛珍珠传记作者多年研究所得，她与徐志摩的婚外关系虽然断断续续，却维持了数年之久。
文化人的圈子跟别的小圈子一样，有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圈中人的动向——特别是罗曼史——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不会白纸黑字留下太多记录。史沫特莱不是中国文化圈中人，因此我们才有她亲笔写下的事实。至于徐志摩还有没有跟别的女性发生关系呢？我们只能说：没有证据可寻。
至于林徽音的感情世界，也不只是徘徊于梁思成与徐志摩之间；她与好友、同事兼邻居哲学家金岳霖日久生情，也曾让她彷徨无主。对我们有相当启发的倒是她在彷徨之际向谁人倾诉：据说梁思成一次在外地完成了田野考察，回到家中，林徽音哭着对丈夫说自己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怎么办。
如此贴心的话，只能告诉知己——林徽音的知己是梁思成。
梁思成听了她的话，想了一夜，对妻子说完全尊重她的选择。
他表现的胸怀气度，不但让金岳霖以君子风范回应，终其一生对林徽音只是坚持柏拉图式的爱，同时也让林徽音体会到梁思成的包容力，再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岁时的选择。
这个林徽音的人生插曲让我们看到“新女性”和“婚姻自由”的另一面，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
鲁迅对此问提出了很好的答案：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Ibsen］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
这不就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情况吗？因为梁思成表现出他的爱建基于平等、尊重与包容，正视女方的选择权，也信赖女方的理性，做妻子的感到自己的婚姻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她就不用走了。
时代的烙印
不走，并不代表大家变成童话里的人物，“永远快乐地活下去”。从寻常过日子的角度来看，林徽音和梁思成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先甜而后苦。影响他们一生的基本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苦难和巨变。
林徽音从入学开始到旅英和留美时期，相对于同代女性该算是“人上人”。她和梁思成1928年回国以后，首先到沈阳东北大学工作，他们的女儿也在沈阳出生。这段时间除了受肺病困扰以外，她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也都循着正常轨道运行。
1931年日本侵略东三省，她和梁思成不愿意留在侵略者统治的地方，于是回到北京，两人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1931年到1937年该是他们事业上最好的时光，以心爱的北平为家，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事业基地，跑遍大江南北，找寻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为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与营造法式开路。同时，林徽音也能腾出空当从事文艺创作，除了新诗，还出版了小说和话剧，也为《大公报》丛刊编小说选，更主动结交素未谋面但感到欣赏的年轻作家像萧乾和李健吾等。这几年可以说是她文艺生活最旺盛的一段。虽然徐志摩的死对她打击相当大，但在友情方面她也有新的收获：林徽音和梁思成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费正清(Fairbank)夫妇，林徽音和费慰梅不久就成为莫逆之交（费慰梅后来写了Lin ＆ Liang，记录她夫妻二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苦为中华建筑史所作的贡献）；此外她和沈从文的交情也不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林徽音和梁思成人生的分水岭。他们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加入往大后方的大潮，辗转经长沙逃往昆明，细软不能多带，但要紧的研究材料却一直随身。途中林徽音患上严重的肺炎，对她后半生的健康影响极大。
他们到了昆明后，自己搭建土屋居住，不久梁思成就因过劳而患上脊椎软骨硬化症，卧床不起。到了1940年，昆明日夜受日军轰炸，为安全计，林徽音独力安排全家迁往南溪县偏僻的李庄，操劳过度，不久肺病复发。此时他们不但买不到医疗物品，连生活也成问题，除了朋友支持，还好傅斯年向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请求拨款资助梁氏兄弟，才勉强过了难关。要是看林徽音与费慰梅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不能不佩服林、梁二人面对困难时表现的幽默感。
卧病期间，林徽音详读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记录，为梁思成策划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做准备。这本书终于在1944年动笔时，两人都身患重病，梁思成的脊椎不能支撑头颅，就在书桌上放个花瓶，把下巴搁在瓶口，坚持工作。如此坚毅的配偶，教人如何不敬佩？林徽音肯定没有错选了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夫妇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准备回北京。但清华复校要几个月的安排，其间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靠卖衣物来维持。回到北京以后，林徽音一直结核病缠身，不能全面恢复工作，但在建筑设计和文学两方面还是有些成绩。1947年底，她进医院动切除病肾的大手术，没想过可以熬得过。手术前她写了几首诗，这是她一生最后的文艺作品。
大手术没有让她恢复健康，却也暂时保住了性命。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解放军进驻北京之初锐意守护老建筑十分感动。可惜接下来的几年，梁思成和她用尽心力保护北京老城，倡建城墙公园，种种苦功终于白费；她希望改良传统工艺设计，花了不少心血，也没有被接受。
解放后她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也被邀参与不少国家级设计工作，但她身体愈来愈衰弱，终于在1955年4月1日病逝。治丧委员会由她的至交好友组成，墓碑的环饰本是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浮雕，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音之墓”。
据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回忆，友人曾说林徽音早逝是一份幸运，要不然到了“文化大革命”，要她忍受梁思成所受的苦楚，情何以堪？
她的墓碑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浪漫想象背后的事实
浪漫故事想象大家应该如何如何，但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色调灰暗，界限模糊，当事人做的决定不管多恰当，也难免偶尔泛起淡淡的“假如……”，似乎要靠这短暂的怀疑让自己重新肯定原来的选择，向自己证明眼前的一切虽然并不完美，却是自己最珍爱的。这种微妙的情况，不管男女都有同感。新文化运动为女性带来了选择权，同时也把她们推进一个复杂的世界：有选择，就代表要放弃一些东西，甚至要伤害某些人。
人是不知足的，很少人在感情世界会认为自己绝对幸福；或多或少的不如意往往是制造浪漫幻想的契机。如果处理得恰当，这种契机可以调剂生活；但说到底，它只能是调剂，不能把它变成生活本身。
林徽音在家庭、事业、婚姻和恋爱各方面的表现，显示她理性和感性都极强，因此要比别人面对更多矛盾。她自己曾说过：
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兼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虽然不能避免性格的内在斗争和环境的压迫，但她一生作出的重要抉择，却指向同一方向：在事业方面，她选择的是扎根于现实的建筑学，文学只是她的嗜好；在感情方面，她不止一次作出重大抉择，每一次都选了梁思成。她心中抗争情绪或浪漫诉求不管有多强烈，也不会成为无缰野马。就是这一点，大概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多人视她为20世纪中国新女性的佼佼者。
在文学方面，林徽音不是个多产作家，却有极具特色的作品，小说《九十九度中》以漂亮的白话结合当时英国文学界还相当新颖的叙事角度，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她写作新诗的时期从1931年到1947年，题材环绕她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她重视诗的内在规律和声音的美感，而意境则往往云淡风轻，似乎是感情经过理性的过滤，而又超越了理性的樊篱，进入近乎冥想的宁静。
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林徽音的作品不多，主要有东北大学校徽、北京大学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清华园胜因院教师宿舍等；她也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在建筑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史料讨论和考察报告，特长是在论述建筑时引入文学笔法，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想接触日常生活中见识广博、口才出众的林徽音，该看的可能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文章。下面的引文来自她一封信，批评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图录：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的确是“走了样”的“和尔椀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引文最后八句以一连串的排比引出毫不留情的断案，让当年在梁家“太太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林徽音再次活现在大家面前。
***
林徽音的本名是徽音，但有一段时间曾用“林徽因”之名发表文学作品，原因是当时有个男作家名叫林微音，不时引起混淆，因此她干脆改用同音而不同型的名字“林徽因”。时至今日，坊间有关她的书籍还没有统一名字。
附录 徐志摩赠林徽音的诗
你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株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乱石，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我就大步的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求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