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沙士顿·张幼仪
悄悄的，她走了，正如她悄悄的来，手中挽着的皮箱盛满了彷徨无助，腹中怀了孩子。她身处异国，唯一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的人却决定不顾而去，最后还把抛妻弃子变成一个机会，公开发表离婚书，高调地踏上创五四婚姻纪录的舞台。
她能怎么办呢？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踏上未可知的前途。
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白开水的村子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Sawston)，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男的在美、英游学已有两年多，女的在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的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的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用英语；男的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的只希望能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一点新知识；男的已经恋上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的到达伦敦不久，就隐约感觉到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这个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男人可以和自己多一点沟通。
这对男女的名字：徐志摩、张幼仪。
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有关张幼仪的资料，视野往往被以下三种因素左右：第一，徐志摩作为浪漫诗人的名气；第二，她本人在所谓“中国第一宗现代离婚事件”中被徐志摩安排扮演的角色；第三，她后来在上海是个成功的事业女性。因为这些因素，在张幼仪有生之年，中文材料都爱把她塑造为五四时期的典型新女性。
假如你看过徐志摩公开发表的半纸离婚书，又或是20世纪出版的种种徐志摩传记，你也许相信张幼仪在中国第一宗摩登离婚事件中和她的丈夫地位平等。浪漫豪情的背后往往是大家不愿意直面的事实，更何况徐、张两人的离婚事件一直以男方的公开发言作为后世论述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张幼仪生于美国的侄孙女张邦梅(Natasha Chang)在大学念中文，因为在书中看到姑婆的名字和徐志摩连在一起，向她问起往事。沉默了大半个世纪的张幼仪终于在垂暮之年说出自己的经历，把离婚故事不浪漫的一面公之于世，而沙士顿正为这件事提供了不浪漫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张邦梅把张幼仪的口述历史编写成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中译《小脚与西服》）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支探射灯，从张幼仪的经验看到了旧女性想过渡为新女性，必须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徐志摩传记中的张幼仪
中国文化人多半心存厚道，隐恶扬善，这本来是优点，但写传记时抱着这样的态度，可能有“为名人树碑”之嫌。过去几十年，徐志摩传记出版了起码十多种，在这一节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种如何处理张、徐二人的婚姻和沙士顿事件。
按成书的时间，我们先看刘心皇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台北，1965）书中有关徐志摩婚姻的描写：
志摩当时是比较克制的。因为他清楚小曼是罗敷有夫，他自己是使君有妇。他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宝山书香门第，和陆小曼相比，可算一个绝然相反的典型。人生得明爽利落，为人精明能干。在家庭是贤内助，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在事业上，她自己也曾参与举创中国女子银行，蜚声沪上。徐志摩与张幼仪1915年结婚，生有二子，长子叫欢儿，次子取名德生，人们常唤他小彼得。对徐志摩来说，一边是妻儿老小，一边是情意绵绵的小曼，为不掉进更深的爱情的深渊而不能不拔，志摩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冷却爱情的火焰。
这段叙事用了两个奇特的招数，可以称为“移形换影”与“穿越时空”。首先，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大家都已知道徐志摩离婚的导火线是林徽音；当事人林徽音在纪念徐志摩的文章中就间接提到，作者却在这里大笔一挥，让林徽音失踪，换上陆小曼，似乎是要苦心营造徐、陆二人天生一对的形象，此之谓“移形换影”。
其次，虽然张幼仪曾因为事业有成而蜚声沪上，但那是她与徐志摩离婚多年之后的事；徐志摩弃她如敝屣，原因就是他认为妻子是个“土包子”，比不上自己身边的新女性。（徐志摩拜在梁启超门下，靠的是张家二哥的引荐。他一方面尊重张幼仪的哥哥和兄弟，另一方面又贱视她为土包子，到底是何心态，大概只有他才明白。）作者利用时光隧道，把多年后的事情扯到张、徐离婚以前；更有趣的是，作者还把二人的儿子拿来做文章。事实上他们的幼子出生在德国，徐志摩只看过他一次。
即使检视最简单的时间次序，徐志摩1921年抛妻，张幼仪1922年正式签离婚书，当时张、徐二人都在欧洲，这“妻儿”又怎会和1923年夏天才跟徐志摩在北京认识的陆小曼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呢？
作者是否故意混淆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说徐志摩“克制”和“悬崖勒马”，不但和事实不符，也跟他的个性南辕北辙。
到了20世纪70年代，传记作者还是热衷于营造张、徐二人的幸福婚姻。且看章君谷的《徐志摩传》（香港，1971）：
婚后，张幼仪觉得她总算还是蛮幸福的。渐渐的她便发现新婚夫婿很喜欢她，而且徐志摩是天生的多情种子，又复风度翩翩，当他有所悦，有所喜，有所爱，有所宠，他自然而然的会千般温存，万分体贴。
现在我们再对比张幼仪口述的亲身经历：
徐志摩放假回家时［当时徐志摩在北大念书，徐家在浙江硖石］，除了最基本的婚姻责任外，对我从不理睬；而行夫妻之礼，也不过是要满足他父母想抱孙的愿望……他从不跟我说话，而我当时实在太年轻，不懂得该如何反应……徐志摩从不看我一眼，好像我这个人是透明的，并不存在。我一辈子和受高深教育的男子活在同一屋檐下［按：张家书香世代，而且很早接触西学，张幼仪的兄长和弟弟都是留学生］，但他们从没有这样对待我，只有我丈夫是这样。(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到底作者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想为徐志摩开脱抛妻之举，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明他一开始就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不满，对父母为他娶来的妻子始终没有动过感情呢？愈是把他描写为一个多情夫婿，就只会愈加深他后来抛妻的罪责。除非作者认为男人朝秦暮楚是理所当然的事，否则岂非愈描愈黑？
说到把个人浪漫幻想发挥到最彻底的，还得推孙琴安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徐志摩传》（西安，1995）。且看下面这一段描写：
一天黄昏，外面的风刮得相当厉害，正当他独自吃罢晚饭，点上煤气灯准备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头戴一顶翻毛女式帽子，身穿一件深咖啡的全毛呢长大衣，脖间围着一条桔黄色的围巾。脸上还戴着一只雪白的大口罩。
“呵，幼仪！”尽管这女人露出的只是一双大眼睛，但他凭着他对自己妻子一种特殊的熟悉和嗅觉，还是马上认出来了。
幼仪笑了，解下了大口罩，露出了面容。
“就你一个人吗？”他把她迎进屋里，兴致勃勃地问。
“不，”她一边脱大衣，一边说，“我是随刘子锴先生一起来的。他现在在伦敦，叫我明天来找你，我憋不住，就独个儿来了，行李都在他那儿。”
“好极了！”他一边接过大衣，一边帮她张罗晚饭。虽然这时他正爱慕林徽音，但毕竟渺茫得很。自他1918年夏离家出国以来，夫妻到底已有两年多未曾见面了，何况这次见面，又是在远隔重洋、异国他乡的剑桥呢？这当然使他惊喜万分。至于张幼仪，那更不必说了。夫妻两人当场就热烈拥抱起来。
幸运地，通过张邦梅的努力，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张幼仪远渡重洋，和丈夫重聚的一刹那有什么感受：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入马赛港的码头［按：她坐的客船从上海开往马赛］……接着我看见徐志摩在人群中，就在那一刹那，我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窖。……我从前没见过他穿西服，但一眼就认出他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是唯一看来根本不愿意在那儿的人。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已经差不多忘了他看我的眼光：直直地望到我身后，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
现在写流行传记似乎都爱加插戏剧式的对话，认为更传神、更吸引读者，但这种对话当然出自作者的想象，跟写剧本差不多。对比上面两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共通点，除了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相同之外，不论时间、地点、人物的行为和他们的内心感受，都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如果传记作者不必顾及事实，那么他想象出来的场景又以什么为基础呢？最简单的做法是发挥作者本人和其同代文化的浪漫构思。20世纪末的中国卷起了崇尚摩登和西化的大潮，男女搂搂抱抱的场面又在电视和电影中经常出现；至于出洋和出国，更是人人羡慕的事。按照当时的浪漫构想，一对年轻摩登夫妇在西方世界久别重逢，场面即使不像西方电影那么炽热，起码也要达到最新国产电视的程度。要制造这样的场面，就需要一个漂亮、热情、洋化、旅游经验十足的女主角（也就是20世纪末内地“新女性”的典型），要不然又怎能挑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呢？
可惜的是，作者的浪漫构想以她同时同地的潮流为依归，跟写传记的要求相去甚远。举个例子说，她想象中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英国的冬天衣着是翻毛帽子、长大衣、围巾、大口罩。
不管是20世纪初还是20世纪末，在英国街头总不会看见有人用口罩蒙面到处走；这种装扮在北京倒是常见，因为北京冬天除了风大雪大之外，风沙也大，蒙面上街是实际需要。说到底，忽视历史认知，就无法跨越个人经验，无法体会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真实世界。
相对上述不着边际的幻想，梁锡华写《徐志摩新传》（台北，1979）态度沉实中肯；但关于徐志摩抛妻一段，却有如下的叙述：
关于徐志摩离婚的事，已有不少人写过文章，在此只需稍及一二便可。
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在民国十年初到伦敦时，志摩已爱上了林徽音，且在情网中不能自拔。张幼仪在环境的压力下离开丈夫往德国求学，志摩乃获得“解放”之乐。他在民十一年三月前致函妻子张幼仪有这样的话：
“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志摩给妻子的信带给他所盼望的效果，张幼仪最后同意离婚。
“只需稍及一二”，明显是为了隐恶，因此用上隐晦的语言，说张幼仪“在环境的压力下离开丈夫”，但“压力”到底来自何方，却闭口不谈。事实是徐志摩把张幼仪抛在沙士顿，撒手不管。我们不怀疑男的由此得到“‘解放’之乐”，但严肃的传记作者大概知道梁启超对这种行为的评价：这份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梁氏略过不提，又是隐恶之举。
至于梁氏引用徐志摩致张幼仪的书信（也就是徐志摩公开发表的离婚书），作为二人离婚的真相，倒无可厚非，因为在1979年梁氏成书的时候，这是唯一通行的角度，引用此信的亦不限于梁氏一人。假如没有张幼仪的口述历史，这个假象大概到现在也无法打破。
张幼仪回忆中的离婚经历，与想象中的“离婚通信”完全是两回事。张幼仪被徐志摩抛弃之后，辗转到了德国，与兄弟同住，在柏林产下幼子。她刚分娩，徐志摩便派朋友吴经熊把“离婚通牒”送到她和弟弟的住处，当时她人还在医院。这就是徐志摩“致妻子函”的背景。张幼仪坚持要与徐面谈此事，吴经熊支支吾吾，她便干脆指明会面的时间地点，要吴通知徐志摩。第二天她单身赴会，而徐志摩却招来四个朋友在场助阵，当着众人演说，说离婚是为了“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张邦梅在书中对这个奇特的场景有清楚的描述。(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假如我们要找出张、徐二人关系最明显的转折点，正好就是这个场景——张幼仪从被动变为主动，不但平视徐志摩，同时也看透了他侃侃高谈背后的真相。即使我们撇开徐志摩的离婚动机，光看两个当事人的表现，一个躲在口号与朋友背后，另一个在厄难面前挺起胸膛，谁具备道德勇气，不言而喻。
沙士顿以前的张幼仪
张幼仪勇气可嘉，但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新女性；她的勇气建基于传统价值观——志气和骨气。她对侄孙女张邦梅追述往事时，开宗明义说：
在中国，女人不算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张幼仪的父母育有八男四女。尽管后世爱强调张家环境富裕，张幼仪的兄长和弟弟都受高等教育，留学外国，但她作为女孩却只能在家中受基本教育，父亲没有想过让女儿入学读书。其中部分原因是家族中两房人不和，她父亲迁离祖屋，靠行医养活家中十余口，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但另一个原因肯定是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
张幼仪最终能到学校读了三年书，完全靠她自己的努力：十二岁那年，她在报上看到苏州预备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每学期五元的学费除了包住、包吃，还包往返的火车票，于是劝父母让她报名，说付出些微学费，比把她留在家中的生活费还相宜。她母亲不肯让她单身在外，她又劝服了不热衷读书的姐姐结伴报名。从这件事，我们认识到这个小女孩不但求知欲强，而且聪明（懂得父母反对她进学校的顾虑何在），又有说服力（因此能劝得动姐姐答应同行），充分展现了她天生的能干。
即使如此，她终于还是被逼停学，十五岁嫁入徐家。丈夫是她哥哥相中的。和她相反，徐志摩结婚后入读北京大学——结婚对年轻男性不是求学的障碍。
徐志摩一开始就把她视作“土包子”，对她不理不睬，视妻子为满足父母抱孙心切的工具。张幼仪十八岁生子，徐家有了第三代，徐志摩的父母才安心放他留学美国。徐家是富户，绝对有能力把儿、媳两人同时送出国，但他们守的是旧规矩，媳妇留在老家侍候公婆是常理。
1920年底，徐志摩放弃在美国的经济学课程，转到英国，徐家父母感到儿子的行为有点不对头，又经过张幼仪的哥哥提醒，才决定把她送到英国与丈夫团聚。张幼仪在徐家几年的表现，显然让二老很放心，把媳妇送到英国，是希望可以管住儿子。
徐志摩厌恶妻子，却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张幼仪到达欧洲后，他头一件事就是让她换上洋装，到影楼拍了合照寄回中国，安抚父母的心。同时，他也没有因为心中另有所属而停止与妻子的性关系。
沙士顿的日子
1921年初，张幼仪跟随丈夫从伦敦迁居沙士顿，为的是他在剑桥做旁听生，在这个小村子找到一家租金便宜的小房子，后来还把一间卧房分租给郭虞裳。
剑桥的冬天吹着从北海过来的风，冷得刺骨，英国乡居最吸引人的园艺和绿意，在冬日丝毫看不出来。沙士顿是平凡的小村子，四面农田围绕，房舍不多，村路是压平了的泥路，他们租来的房子并不宽大，格局是英国这类老房子常见的“上二下二”(two-up-two-down)——楼下是起居室和厨房，楼上是两间卧房，楼梯很窄，天花板低矮，后院一片荒凉。张幼仪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在今日的英国，这样的小农舍是优皮[3]一代的宠儿，以巨款购来，花大钱内内外外重新修葺，小花园的草木布置精益求精，打扮成明信片上的童话屋，这种20世纪末的景象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当年张幼仪在沙士顿过的，正是这种绿草如茵、玫瑰攀在窗缘的日子。这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冬天的沙士顿，放眼四望是一片平坦的灰黑色，下午三点半太阳下山，灰暗的房子伴着花园里的秃枝残叶。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世纪前迎接只有二十一岁的张幼仪。
这样的画面不正好是她内心的写照吗？言语不通，经济拮据，丈夫看不起她，而她早在伦敦就猜到丈夫有婚外恋，但此时的她还不了解新文化运动所谓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以为丈夫是要纳妾。
难道她就不想受新教育吗？她本以为到了英国会有读书求学的机会，但请来教她简单英语的家庭老师上了几课，就抱怨沙士顿脚程太远，不肯再来，因此除了英文字母外，张幼仪只会讲最基本的客套话，像Good morning之类。接下来的日子，她整天关在屋里洗衣烧饭，这样郁结的心情，不是正和外在环境互相呼应吗？
张幼仪向侄孙女张邦梅回忆这段日子时，再三提出疑问，问自己当年为什么不主动一点，不独自出外走走。其实以她当时的心情，加上当时的客观环境，她的表现可说是很正常的。
假如英国的冬天让人消沉郁闷，那么英国的春和夏是最能让人感受到生机和希望的季节。沙士顿虽然平平无奇，但春来了，花园、路旁，甚至田边都有洁白、嫩黄和粉紫的小花，一夜之间从土里探出头来；接着空气再和暖点，洋水仙就纷纷挺拔地站起来，展示娇黄嫩白的脸庞了。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季节，张幼仪发觉自己体内正孕育另一条生命——她怀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
夏天，张幼仪感觉到身体内的变化。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把消息告诉看不起她的丈夫时，得到这么一句话：把孩子打掉。
英国乡间的夏天繁花似锦，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候，但以张幼仪当时的心情，对身边草木的荣枯又能有多少关注呢？
英国的秋天是迷人的，正如济慈所说，那是“烟雾蒙蒙、果实丰盈的季节”。但1921年的初秋对张幼仪却唤起了另一番联想：“秋扇见捐。”当年9月初，徐志摩忽然提出要与她离婚，一个星期后更不辞而别，把她抛在沙士顿，当时她怀孕三个多月。
在他们那儿分租卧房的郭虞裳似乎也不知道徐志摩到底怎么回事。几天后，他感到事情不对头，收拾好行李，对张幼仪说一句要走了，就此离开。
张幼仪的蜕变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绝大多数的青年及成年男子都已在父母安排下结婚生子，这成了他们实行与新女性自由恋爱的最大障碍，因此当时有不少人提出种种解决办法，其中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名为“逃婚”，亦即从已经建立的婚姻现况中逃出来，与妻子、儿女划清界线，走上自己的阳关道，追求可以做恋爱对象的新女性。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徐志摩在沙士顿不告而别，一走了之，算不上创出什么新潮流。他的手法正是当时中国的热门话题——“逃婚”。按当时报章杂志的报道，逃婚的人数愈来愈多，被弃的妻子走投无路，不少以自杀了断，其中以河南省自杀的弃妇人数最多。从人道立场来看，我们可以说徐志摩比当时的一般“逃婚者”更冷酷。在中国被“逃婚者”抛弃的妻儿大多数住在夫家，还算有个安全网，不至于马上变得无依无靠。张幼仪人在英国，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孤身被扔在沙士顿，又有谁对她施以援手呢？她的境况实在比同期的河南省自杀弃妇们更不堪。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次劫难将成为张幼仪蜕变的起点。在她人生最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形成“新女性”的两项重要因素发挥作用了：第一，当事人年轻，张幼仪被抛弃时只有二十出头。第二，家中有属于新潮流的人物。张家虽然不愿意在女儿的教育方面花钱，却为儿子提供出洋的机会。当张幼仪只身受困于英国时，她的二哥张嘉森和弟弟都身在欧洲。
她在英国彷徨无路，终于写信向在巴黎的哥哥求助。接到回音后，她孤身带着行李走路到沙士顿火车站，手里拿着一张写着PARIS的字条，几番换车，到巴黎投靠哥哥。不久，她从巴黎被转送往乡间，由张嘉森的朋友照顾，接着她决定和七弟张景秋同往德国，最后在柏林临盆产子。
没有这个家族安全网的话，她的故事大概只有惨淡收场。
张幼仪成功蜕变的第三个因素是可靠的经济来源。1922年2月，她生了次子德生(Peter)后，徐家父母一直支付她和孩子的生活费，在当时的德国，每月二百美元很可以过安稳的日子。按中国传统习惯，已婚女子是夫家的责任，但离婚女子却往往落入夫家和娘家之间的空隙。有了徐家的经济支持，张幼仪才能在德国念了三年多的书，儿子由保姆Dora Berger帮忙照顾。她重拾婚前读师范学校的理想，在柏林完成课程后，前往汉堡进修。对当时的中国女子来说，能在欧洲留学是万中无一的机会，但张幼仪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掌握足够的德语攻读幼儿师范，可见其天生聪敏。
对张幼仪来说，德国的日子也带有很重的哀音：她的幼子病了近两年，在1925年夭折，只有三岁。此时徐志摩受父命要与陆小曼进入“冷静期”，再访欧洲；张幼仪经历丧子之痛，正需要离开伤心地，于是二人同游意大利。后来有人拿此事说明张、徐二人离婚后感情更好，看法未免浮于表面。在当时的欧洲，体面的年轻女性不可能单独旅行，张幼仪与徐志摩同行是有实际需要，他们的旅伴还有两位英国女士，大多数时间是三位女士在一起，徐志摩独自行动。至于徐志摩奉命出国，徐家二老除了希望借此打断他和陆小曼的关系外，也极可能是刻意让他与前妻会面。不过，假如他们盼望看到破镜重圆，结果就失望了。
旅行后，张幼仪回到德国，迁居汉堡，为的是继续学业。但失去幼子，让她更思念一直留在硖石徐家的长子。加上当时德国政治动荡，经济破产，通胀飞升，社会极为混乱，这样的客观环境相信也是促使她决定离开的原因。几个月后，她在八弟张禹九陪同下，启程回国。
居留德国的几年，对她回中国后的道路有决定性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任何年轻女子曾在外国居住和念书，就会自动被视为“新女性”。她起初带着长子在北京居住，不久因为母亲重病，迁居上海以便照顾。就在这个推动新观念的城市，她的新女性地位开始扎根：虽然她在德国只念了三年书，但她到上海后，不久就受聘在东吴大学教德语。由此可见，在机遇甚少的地方，一点点机会就足以为人提供起飞的第一步。
张幼仪任职东吴大学不过一个学期，就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其枢纽也是家庭关系。她的四哥张嘉璈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因此1928年上海女子银行面对经济危机，就决定邀请她出掌业务，为的是她有拯救银行的关系网。除了银行的工作外，她后来又成为时髦的云裳服装公司的经理（股东包括她的弟弟和徐志摩），一身数职，胜任愉快。
1921年在沙士顿遭受丈夫抛弃的“土包子”，凭着坚强的性格和信念，回到中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典型的新女性——留学欧洲，经济独立，有事业基础和社会地位，衣着高雅，而且还是个知名的离婚女子。
张幼仪的个案充分显示，传统女子要成为“新女性”，必须具备以下各种条件：年轻，有适当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经济资源和良好的教育机会，否则她的蜕变绝不会如此成功，又如此迅速。
连徐志摩在内，有不少人引用张幼仪自己的话，说明她如何脱胎换骨：“在去德国之前，我什么都怕，在到德国之后，我无所畏惧。”这是否是全面的事实呢？我们回看她十二岁时为了念书自己找学校，再说服父母和姐姐，就知道她天生聪明能干，不是真的什么都怕。但无可讳言，德国的经历——包括面对幼子长年生病的哀痛——彰显了她天生的坚毅，也激发了她天赋的才能，是她在中国发展的基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张幼仪的蜕变证明20世纪初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可以完全摆脱旧思想和老模式，我们就错了。张幼仪本人回顾自己一生，引用的就是传统价值观。此外，在六年婚姻生活中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造成深重的心理打击，让她即使事业有成以后，对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这一点，还是感到自卑，无法释怀。
她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新”和“旧”不是绝对的。
中年到晚年
徐志摩死后，张幼仪继续在商界发展，经济上很丰裕；徐父去世后，她也代儿子管理徐家的遗产。到了儿子该成家的年龄，她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在麻将友人圈中为他物色对象——五四一代的自由恋爱之火虽然没有熄灭，但也不再那么轰轰烈烈了。
1947年底张幼仪全家因事到北京，当时林徽音重病住院，刚动了割肾大手术，托友人找到张幼仪，说希望可以见一面。张、林两人的名字因为徐志摩而扯在一起大半辈子，但二人从未碰面，以林徽音当时的病情来说，这很可能是她的最后请求了。
张幼仪领着儿子和孙儿、孙女到医院看林徽音。据她回忆，当时林徽音的身体极弱，大家没有说话，但林徽音很仔细地看着她。
“她到底想看什么呢？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这是张幼仪的话，话的背后藏着几十年的苦涩。徐志摩当年为了这位新女性而抛弃她，不管她后来如何成功，心里的伤痕始终没有平复。
反过来说，张幼仪领着儿孙到医院，潜意识里又是否有点示威的味道呢？是否以此表态：我丈夫虽然为了你强迫我离婚，但我的婚姻在儿孙身上得到了延续？
至于林徽音为什么想见张幼仪，是否像张幼仪说的，是想见徐志摩的后人呢？按张幼仪本人回忆的细节，似乎不是，因为林徽音请求见的是她，不是她的儿孙，林徽音在病床上仔细看着的也是她。
要是把徐志摩的行为归罪于林徽音，简直等于古代说“昏君无罪，罪在女人祸水”，无稽得很。可是林徽音面对死亡而求见张幼仪，可见她对张幼仪被弃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是否有“我虽不杀伯仁”的感受呢？可惜张幼仪带着全家来探病，假如林徽音有话想说，当着孩子们的面，也就不好说了。
国共内战末期，上海解放以前，张家的人纷纷离开，张幼仪也不例外。她定居香港，1953年与邻居苏纪之医生结婚。当时她的儿子一家已经移居美国，她征求儿子的意见：“母拟出嫁，儿意云何？”既有夫死从子的意味，也有落落大方的气度，在旧传统和新规范之间达到平衡。
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我们知道的不太多。苏医生也是离了婚的人，带着四名子女。他早年在日本留学，要在香港执业的话，得先通过当地的考试，难度很高。张幼仪回忆说，他在这上头下过苦功夫，后来在香港岛跟九龙都有诊所；据宋淇夫妇所知，他是当时的妇科名医。张幼仪简短的叙述说明两点：第一，她佩服丈夫择善而行的意志力；第二，她说两人在生活上有共同话题。相对于徐志摩，苏纪之该是个好丈夫。
1967年，张幼仪与苏纪之重游欧洲，除了柏林、伦敦、剑桥等地外，两人特别到沙士顿一行。对她来说，这个地方除了见证她年轻时一段困苦的生活外，应该还有更深的意义。
1972年，苏纪之在香港因肠癌病逝，张幼仪决定移居纽约，靠近自己的家人。她在1989年于公寓中去世。
她死前强调一生尽了应尽的责任，照顾徐家老少。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出她对徐志摩一方面还很生气，另一方面又还有情谊。但这种情不是五四浪漫诗人心目中的“爱”，反而更接近千百年来儒家传统中“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与朋友交在乎诚信的守则。
平实的地方与平实的人
徐志摩像剑桥的一道魔咒，只要你是华人，来到剑桥就自然想起他；即使你不去想他，也一定有人要在你面前提起。至于沙士顿，大家都把它看作剑桥一个廉价的宿舍区，既不惹人遐思，也不会引起联想，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有特色，也不美丽的地方。
但往深一层想，如果没有像沙士顿这样的乡村和小镇，剑桥的人口和经济重量又何以承担呢？研究文学的人刻意或者下意识标榜浪漫和美，所以标榜徐志摩，也标榜剑桥，而平实的地方，和平实地过日子的人一样，很难引起他们的热情。沙士顿是个让人过平稳日子的地方，张幼仪的聪明和意志也都在实务上表现出来，所以两者都得不到浪漫文人的欢心。
那么张幼仪自己对沙士顿又有什么感觉呢？这是她一生活得最困苦彷徨的时期，短短几个月把她的生命完全改写了。人的一生总会出现关键时刻，而此时的抉择将影响以后所走的路。我们凭什么做出抉择呢？不外是性格、气质、教养、意志和原则。平实的张幼仪在平实的沙士顿迈出她蜕变的第一步，其实很相称。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爱把自己的私事扯到舞台上、照明灯下的。张幼仪在德国的几年每天写日记，但1927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公开发表了日记，她就决定把自己的日记毁掉，以防误落别人手里，被拿去发表。
无稽的流言
20世纪末，《万象》杂志（1999年7月）重刊一个叫陈巨来的人所写的历史人物片段回忆（陈巨来：《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其中不少关于徐志摩、张幼仪、陆小曼、翁瑞午、胡适、林徽音、梁思成等人的所谓逸事，包括说徐志摩之父犯媳，导致徐志摩要求离婚；也说胡适看上了陆小曼，因此故意煽动徐志摩再次追求林徽音，好让他有机会向陆小曼下手。
陈氏自称是陆小曼的好友，所写的“逸事”是陆小曼和他一起躺在鸦片烟榻上向他陈述云云。但细看陈氏的叙述，连基本的事发时间和地点都完全不符合事实。比如他说陆小曼先跟王赓离婚，然后才认识徐志摩；又说当时徐志摩和张幼仪刚在中国离了婚；又说徐志摩和胡适在美国是要好的同学；更说徐志摩与林徽音不但在美国是同学，而且“在美时早愿结为夫妇”。凡此种种，读者只需参照本书附录的“大事年表”，就可以看出全属无稽之谈。陈氏所写只属流言，他的目的似乎是要为陆小曼开脱。
至于说徐父犯媳，陈氏的凭据是张幼仪当了上海女子银行副理，所以肯定是拿了徐家的钱开银行；至于张家四哥在当时中国银行界的地位则只字不提。事实上，徐父因为投资失败，经济能力已不如前。陈氏又提到徐父后来把徐家产业交由张幼仪管理，肯定是因为两人曾有不正常关系云云。
按陈巨来生于1905年，论他的年龄、背景，不可能托词说不明白中国人对长子嫡孙如何看重。张幼仪离婚后专心培育徐家唯一的第三代，又显出极高的商业才能；徐志摩空难去世时，徐家仅存的后人徐积锴只有十三岁，徐志摩的父亲要是不把财产交托给嫡孙的亲母张幼仪，难道要交托给已经和翁瑞午同居的陆小曼吗？
可惜的是，后来还有人拿着这样的流言继续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