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侧写许广平
娜拉走后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个偶像式人物。
易卜生实在是个高手：他让娜拉把大门一关，迈出离家的步伐，从此看不见踪影。读者隔着大门，想象她踏上通往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心里起了积极的感觉，唤起理想，激扬斗志，这可不是“五四”青年男女应有的本色吗？
但当时在中国的读者也有和易卜生不相上下的高手，视野没有让那扇大门挡住。他看着娜拉愈走愈远，知道她最终总要走进作者不愿提起的问题中：
娜拉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
标榜“直面人生”的鲁迅正是这样的高手。1923年底，他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演讲，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指出女性必须经济独立，社会的经济系统也必须改变，否则娜拉一手把大门关上之后，依旧没有出路。
鲁迅做讲演的时候，许广平正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她是个积极分子，这样的讲演自然不会错过。那年头，强化女子教育的呼声响遍全国各大城市，女师大的学生想象自己的将来，应该是学而优则教。相对于大部分年轻中国女子而言，她们能掌握自己前途的可能性高多了。平心而论，像许广平这样的女学生固然同情娜拉，但在她们的想象中，自己的未来跟娜拉应该不同吧？
说到这里，我倒想做一个十分浪漫的假设：娜拉离家出走之后，碰到一位思想前进的文坛斗士；他不但为正义抗争，也推动女子权益，是新文学与新文化的精神导师，千百万青年人的偶像。
娜拉有幸，和这个人相知相恋，排除俗世的障碍，两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接下来娜拉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们不必凭空想象，因为有实例可供仔细参考：
她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秘书、保姆……每日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夏天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做着夏天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有客来，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烧炒；丈夫临时要寄一封信，她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张小红《十年携手共艰危》[2]
假如出走后的娜拉运气真的那么好，和心意相通的正义斗士共同生活，那么上面的描写就是她下半生的日程了。
对当年坐在学生群中听演讲的许广平来说，上述的生活方式和她本人想象中的未来简直是两个世界——她的志愿是献身教育，投身社会运动，而不是埋头做个贤妻内助。但人生往往出人意表；许广平始料不及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会掀起庞大的学潮，她会成为学潮的核心人物，而学潮的巨浪又会把她和鲁迅卷在一起，改写她一生。
上面引文中描写的“她”，正是后来和鲁迅生活在一起的许广平。
广州女子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市，家中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她说自己是仕宦人家，一点不虚，她家的地址就透露了底细：广州高第街许地。
许家曾经一门三进士，当得起“高第”之名；至于“许地”，则说明是有产之家，可惜传到她父亲一代，已经破落。尽管如此，许家始终保存了一点省城高尚人家的气派，按许广平自己回忆，“百多族人聚居在一处，长辈联手维系传统恶习”。也许就是这份气派，让旁人热衷与许家攀亲，所以许广平很小就倒霉了：她出生后不久，父亲被人灌醉，糊里糊涂替她定了娃娃亲，他酒醒后虽然有悔意，却信守诺言，坚持许广平长大后要嫁给那户土豪劣绅。
俗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以此形容许广平的童年倒很恰当。按理说，广州接触外来文明最早，许广平的母亲又是澳门人，外祖父更是华侨，应该比较开通吧？谁知她母亲家最重视三寸金莲，因此逼着许广平缠足；反倒是她父亲不同意，理由是许广平已经定了亲，将来嫁到乡下人家，哪儿能有婢女从早到晚在身旁伺候？她父亲认为小脚将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碍，因此全力禁止。可以说许广平得免缠足，靠的是自小定了娃娃亲。
清末女子问题，除了缠足就是上学，这回轮到许广平的母亲发挥积极作用了。许家长辈联手维系的恶习，包括不许家族中的女孩念书，认为会折了男孩的志气。许广平的妈妈却不认同，理直气壮地说“当年我在家里也和兄弟们一起读书”，为女儿争取到进私塾的机会。她父亲始终坚持男女有别，对私塾老师说：男孩念书用蓝青官话，女孩只许用广东话。这性别歧视的情况，许广平得自己解决，于是她专心用官话背书，老师用广东话教她，她就假装不会背，大家终于放弃强迫她用广东话读书。从小习惯了用官话朗读，对许广平后来在天津和北京念书大有帮助。
许氏父母在女儿定亲、缠足和读书的问题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般国民即使生活在与外界接触甚多的广州和澳门，观点还是受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影响，对“新”与“旧”的衡量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所谓先进标准。
辛亥革命期间，许广平全家移居澳门暂避。她母亲不久就去世了，一家人由曾经留学日本的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推崇革命思想，许广平受他的影响，开始阅读《平民报》《妇女报》等先进刊物，建立起一套新女性的形象：不涂脂粉、不戴首饰、不穿绸缎；这朴素的装扮成了她终生的风格。
在许广平的青少年时代，最大的阴影是与她定了亲的马家再三催婚。她十六七岁时父亲去世，娃娃亲这回事终于有了转机。她得到哥哥支持，决定悔婚，投奔远在天津的姑母。据说马家还是不愿放手，打听到她的下落，许广平的二哥终于用了个传统办法为她脱身：把家族卖字画分得的一部分钱给了马家，让他们另外讨一房媳妇（广东有妇女定了亲“不落家”的传统，以顺德县最有名），不要再拿着娃娃亲的关系纠缠下去。以广东旧风俗为许广平换来新生活，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性。
许广平在天津考进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就读，开始参与社会运动；1922年毕业之后，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功，1923年入学。这时她认识了北大学生李小辉，开始了她的初恋。可惜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两人先后感染猩红热，许广平及时诊治，李小辉却不治去世了。
李小辉的死对许广平是个沉重打击，差不多二十年后还不能释怀，她曾经在1940年写文章追述此事（见《新年》）。她二十多岁就常说自己飘零一生，视生命如草芥，和这次所受的感情打击很有关系。
但毕竟许广平的性格倾向积极进取，她热衷于投入学校各方面的活动，借此平复感情上的伤痛，因此当校长杨荫榆与北女师的学生展开日益强烈的斗争，甚至动员北京教育部实行封校的时候，许广平就成为这次学潮的中坚分子，杨荫榆口中的害群之马（鲁迅因此昵称她为“害马”，简称HM）。她为了北女师的学运向当时在北女师讲课的鲁迅求教，两人的关系在几个月间变得愈来愈密切。
为爱奔驰
许广平和鲁迅的交往以通信开始，接下来她与同学登门造访，不久就成为鲁迅家的常客，但两人依然通信不断，三个多月写了四十多封信。这些信件后来以“两地书”之名发表，因此他们关系的脉络一直有迹可循（《两地书》收入《许广平文集》和《鲁迅全集》）。
鲁迅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困于母亲安排的传统婚姻，又与二弟周作人闹翻，对人生看得很灰暗，没想过要另外闯出一条路。但许广平率真直爽，完全不隐藏自己的感情，可说是两人关系的原动力，让鲁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就该枯木死灰地过下半生。1925年10月，她公开发表《同行者》一文，声言要“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她的另一篇文章《风子是我的爱》更直接面对她与鲁迅的年龄差距和鲁迅的婚姻问题：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
这样公开发表“爱的宣言”，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属罕见，充分显示许广平的胆色；她小时候爱读任侠的小说，在这里就显露了类似红拂夜奔的本性。当年鲁迅身边不是没有别的年轻女子，例如与他同乡的许羡苏和他家的关系早就很密切。许广平与她们不同的地方，除了在学运斗争中与鲁迅是同志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她既有风趣的一面（例如她在信中把自称不愿做“老兄”的鲁迅叫作“嫩弟”），同时又硬朗洒脱，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概。她的调侃让鲁迅动心，她的豪情让鲁迅震撼，他终于说出：“你战胜了。”
这不是很有趣吗？恋爱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战事：许广平进攻，鲁迅防守，终于鲁迅认输了，承认自己“可以爱”，可是许广平还不肯放松，往前再推一步，要鲁迅把恋爱关系公开。她把两篇“宣言”《同行者》和《风子是我的爱》交给鲁迅在他主编的刊物发表时，我们可以想象两人间的潜台词。许广平在向鲁迅挑战：“我敢写，你敢发稿吗？”
换了别的男人，可能觉得这个年青女学生步步进逼，有点难以招架；但鲁迅本人向来战斗性强，厉害的挑战反而让他觉得有意思，于是毅然证明他敢发稿，因此这两份“爱的宣言”虽然出自许广平的手笔，但一经公开发表，实际上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共同负责。
有了宣言，接下来就要诉诸行动，不过他们两人的行动还是小心翼翼的。1926年，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经介绍得到故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的教职。她离开北平时与鲁迅同行，但目的地各异：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文学院。他们互相的承诺是：在事业上好好干两年，再迈出下一步。他们在这段时间的通信都收入《两地书》，这篇侧写的短文就不详叙了。
1927年，他们的恋爱行动又往前小心地多走一步。鲁迅因为受不了厦门大学的人事斗争，转职到广州中山大学。许广平在女子师范的情况也很艰苦，一会儿要她兼任训育主任，一会儿又要她替代离了任却依然住在宿舍的舍监。用她自己的话，是“食少事繁，实在难以为继”。除此以外，她也面对经济困难，月薪三十多元，不但要帮忙关照寡嫂、侄子和幼妹，更有不知多少远房的亲戚上门求借，认为她在大学一定有人上人的薪金。加上学生搞派系斗争，学院又欠薪，此时孙伏园说中山大学愿意聘她为鲁迅的助教，于是她下定决心离开女子师范。
鲁迅到了中大后，与许广平在工作上是伙伴，在生活上则分租同一所住房，合伙找人在家中做饭，事实上就是同居。可是鲁迅还是步步为营，大概因为广州是许广平的老家，他更要提防风言风语，于是找来老朋友许寿裳同住同吃。此举颇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年轻男女不许独处，总得有个年纪大的女性在那儿做“电灯泡”，以证实二人的清白。
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是长计，他们终于在1927年秋天迁居上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大学人事和广州政局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学任教毕竟还是在社会和政府的建制之内，他们要在恋爱的路上再往前公开走一步，就等于直接挑战建制的成规，难免波澜四起。（徐志摩与陆小曼因为离婚和再婚搞得满城风雨，暨南大学就曾拒绝聘任徐志摩，理由是他有人格问题。别的学者也曾面对类似的情况。）而且上文已经提及，许广平的老家在广州，假如他们不离开，如何面对许家上上下下的人，也是伤脑筋的事。
这种种顾虑的原因很简单：鲁迅已经有妻室。
同居的婚姻
许广平和鲁迅谈恋爱，充分体现了新女性开放和反传统的一面。她不但在两人关系开展初期采取主动，而且在关系进展的过程中也表现了极强的决断力，考虑到鲁迅需要对妻子朱安负责，因此想出一个实际可行的安排：她和鲁迅只是同居，而不结婚。
表面看来，这个安排和当时流行的“逃婚”颇有相似之处。鲁迅把太太和母亲留在北京原来的家，自己终于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但实质上他们的做法和“逃婚”有很大的分别，因为鲁迅和许广平并不抹杀朱安的存在，而是接受朱安在周家的身份，也支持朱安的生活。这种既摆脱传统婚姻框架，又摆脱新文化时期逃婚框架的做法，不一定为时人理解和接受，例如周作人就借此讥讽鲁迅一边以青年导师自居，一边纳妾。
1927年10月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后，与当地的朋友往来时，关系是公开的，可是却没有通报自己的家长，直到1929年许广平怀孕了，才走出这最后一步：鲁迅回北京探母，亲身面禀；许广平则通过天津的姑母向家里说明与鲁迅的关系。
他们之间没有聘书、礼书和婚书，见证他们婚姻的是《两地书》。
鲁迅英文传记的作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认为许广平和鲁迅两人早年的关系的确有“广平兄”和鲁迅“嫩弟”的味道，也就是说以许广平为主导，而到上海以后，鲁迅不论在感情上还是生活上都依赖许广平，因此两人是罕有的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个看法很持平，可惜不是一般人都认同的：他们在上海时，许广平退居幕后，鲁迅在文学上“产量”愈高，在幕前愈活跃，她就愈感觉孤寂。
许广平和鲁迅同居以前有自己的事业，她到了上海后，也曾积极找寻工作，读者千万别以为她一心一意要做个“小女人”。她清楚说过：“也曾希望有个工作，独立地为社会服务……”可是鲁迅却不愿意许广平离开自己的身边。他说如果她投入工作，自己“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去了”；又认为她即使全职工作，所得的薪水也有限。他们在上海的生计全靠鲁迅的稿费收入，因此尽量让鲁迅把精力投入工作，也是很实在的考虑。客观环境如此，加上公开同居初年的生活的确过得甜蜜，让许广平终于放弃求职的可能性，在家务以外挑起鲁迅秘书和助理的职责。到他们的儿子海婴出生后，许广平想回复职业妇女的身份就更困难了。
一个站在妇女运动前线的年轻女子，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而建立的婚姻关系，竟然令她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这实在很讽刺；许广平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她曾精简地概括她年轻时的志愿如何被婚姻生活磨掉：
［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
——《像捣乱，不是学习》
上述的感受，不但新文化时期希望有作为的女性都有同感（读者可以参阅本书有关林徽音的章节），即使在今时今日，大多数要同时面对家庭责任的事业女性也有“曾经此苦”的感叹。不管思想先进的男子在原则上如何支持男女平等，一旦要他身体力行，恐怕多半要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做借口。许广平曾经引用一个好朋友的话评价这样的风气：
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
——《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
这话虽然不是完全针对她自己的经历，但用来形容她和鲁迅同居后的情况，也算得上一针见血。
从新女性到贤妻良母
本章一开头说到，1923年鲁迅在北女师讲“娜拉走后”，说明女性要有独立人格，必须先取得经济独立，但他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却只是让她当自己无偿的秘书和助理。可能有人会说，她在广州中山大学就曾出任鲁迅的助理，到了上海继续这份任务，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分别可大了。她在广州担任的是大学职务，她是个职业女性，但在上海，不管鲁迅在感情上和实务上如何依赖她，她始终只是鲁迅的太太，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身份，更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
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和传统妇女最大的分别，是她们充分意识到人格独立包含的规范，而独立人格正是她们最珍惜的。许广平虽然不能重新做个职业妇女，但和鲁迅同居后，一直保留了三百元作为“应急钱”，并且公开告诉鲁迅和他的朋友，说假如两人关系破裂，她这三百元个人积蓄可以让她暂时维持生计，直到她再找到工作为止。微少的三百元，成了许广平维系“独立人格”的唯一法门。即使如此，却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作为新女性，她最终走上了一条本来做梦也没想过要走的路——做个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她与鲁迅从1925年相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后不过十一年，而在感情上觉得安稳的日子不过三四年。鲁迅晚年身体不好，脾气更不好，让许广平压力不小。她丧夫时才三十七岁，但给人的感觉已是中年。
鲁迅死后，许广平独自肩负起家庭责任，不但要抚养体弱多病的儿子，也要支持在北平的婆婆和朱安。起初她还可以靠北新书局和友人每月付款给北平的家，但接下来北平沦陷，她自己在上海被捕，其后又四处奔走，几年无法接济在北平的鲁迅家人。到了1945年，她重新汇款到北平的时候，通胀已经非常可怕。在这里可以提供几个数字，说明当时的情况：鲁迅在1937年刚去世后，北平鲁迅家有鲁瑞和朱安两个人，每月五十元就可以维持了，鲁瑞在1939年的信中曾说到百物腾贵，举的例子是白菜一毛钱一斤。她可没法猜想往后的日子多么可怕。
1946年1月，婆婆鲁瑞已经去世，许广平在上海和北平多方筹借，给了朱安十九万法币，信中说希望够几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10月，她又筹借了六十万给朱安；三个月后，她又得再筹九十万。到了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又筹款一百万汇到北平。她最后一次汇款给朱安的数字是两百万，那基本是为准备朱安的后事了。我们细看这些数字，款项的数目不断上升，能支撑的日子不断下降，这可不是局限于北平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象许广平面对的压力。
朱安对这样的压力有深切体会，在信中把医疗费和殓葬衣裳一一列明，因此我们得知当时到医院诊病要两万元，假如不能行动，要请医生外诊，费用是每次十万；朱安所置的十七件殓葬衣物总共要六十六万法币！关于殡葬的问题，朱安依循老规矩，许广平则相信要从简从俭，符合鲁迅说的“埋掉拉倒”，但她在朱安在生时没有反对死前置备殓衣的做法，反而在信中说“陆续做些衣服冲冲也好”，充分体谅老一代人，难怪朱安说“许先生懂得我的想法，肯支持我”。
财务不是唯一困扰许广平的问题，她还得维护丈夫的文化遗产。假如鲁迅的名气不那么大，又或者后来他没有一面被神化，一面被套进框架，许广平也许会有机会重拾自己的事业，开创她的个人世界。可是鲁迅不但名气大，而且文章充满战斗味，他死后数十年间，不管是哪一个政府执政，实际上对他都有戒心，许广平也就尽她一生的心力去维护他的精神遗产。她编选鲁迅作品，写作鲁迅回忆录，保卫鲁迅的文学地位；为了保住鲁迅的手稿和藏书，她在1941年日军进占上海时也不离开，结果被日军逮捕，监禁了两个半月，被严刑逼供。接下来国共内战，又是一番风雨。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给许广平委派了不少头衔，充分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妇女运动的定位，这样的角色涂上了厚重的社会主义油彩。
“文化大革命”初年，鲁迅的部分手稿被当权者“调动”去了，许广平心急如焚。据她儿子周海婴说，这直接影响了她的心脏病。她在1968年去世，遗愿是把身体捐作医学实验之用，但政府对这位鲁迅遗孀另有安排，把她葬于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