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医生，这人还有救！
控制安谢川北岸制高点的60号高地是一个“小山包”，夹在由南至北贯通冲绳岛的铁路干线和泽岻台地(Dakeshi Plateau)之间。日军设在泽岻高地、泽岻岭、大明岭(Wana Ridge)以及安谢川南岸制高点上的阵地，都俯瞰着60号高地。此外，在位于60号高地以北200码处的南山(Nan Hill)，日军仍然盘踞在反坡上的洞穴和坑道之中，同样可以支援60号高地。
5月6日，在动用迫击炮、火炮、海军舰炮进行炮火准备后，美军第一陆战团二营向60号高地发起进攻，结果马上就遭到来自前方、两翼、后侧的火力袭扰；F连负责夺取山头的几个排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支援他们的坦克全都被反坦克炮击毁。一个排攻上60号高地的山顶，却遭到“手榴弹、炸药包、白磷弹”的攻击，“膝盖迫击炮的炮弹更是不计其数”。午后不久，二营营长马吉中校命令F连在G连、E连的机枪的掩护下撤退。F连共有3人阵亡，32人受伤。
马吉制订的新计划是，首先由驻守在南山山顶的G连，在坦克的支援下摧毁日军残留在南山反坡上的阵地；之后再由E连攻下60号高地。进攻时间原定于5月7日早上8:50，但由于那天大雨滂沱导致能见度极低、地面湿滑，坦克无法执行作战任务，G连只得推迟进攻计划，转而集中火力轰击60号高地的反坡——之前的侦察发现反坡上驻扎着1个中队的日军。4个炮兵营和1艘负责火力支援的军舰加入了对反坡的轰炸；60号高地从山脚到山顶全都笼罩在炮弹爆炸掀起的烟雾之中。因此，到了下午1:15，美军按计划向高地发起进攻时，E连“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拿下山顶。然而，E连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高地右侧，那里的地面上有一处狭窄陡峭的褶皱可以挡住来自南山的纵向射击火力。即便如此，南山反坡上的日军还是对E连攻上60号高地的那几个排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排的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架起两挺机枪，打死了许多想要冲上山顶的日本兵，把日本兵从反坡上扔过来的炸药包扔回去，还用步枪枪托棒击日本兵。”
E连一排有一对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威斯纳市一个农庄的双胞胎，其中一个叫唐·汉森(Don Hansen)，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负伤并撤到后方，而另一个是22岁的三等兵戴尔·汉森(Dale Hansen)，他在E连争夺60号高地的白刃战中表现得尤其英勇。他先是“匍匐前往完全暴露在日军火力下的位置”，用巴祖卡火箭筒摧毁一个日军碉堡，之后又拿起步枪跃过山顶，向6个日本兵开枪。击毙4人后，他的步枪卡壳，面对剩下2名日本兵冲上来，他一边挥舞枪托自卫，一边后退。然后，他拿起另一杆步枪并携带更多的手榴弹，再次翻过山顶，摧毁日军的1个迫击炮阵地，击毙日军8人。战斗结束后，他因“坚定的决心、大胆的战术和浑然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精神”受到嘉奖，获得了荣誉勋章。
曾经担任一排排长、如今担任营部助理作战参谋的布鲁斯·沃特金斯中尉，虽然身在指挥部，但一直都拿着望远镜，密切关注着山顶的战况。E连连长、外号“史密提”的罗伯特·W.施密特(Robert W.Schmidt)中尉负伤并撤下阵地后，沃特金斯冲上前线想要看看他能否帮上忙。他回忆道：“刚到前线，我就发现局面相当混乱，E连的左后方（也就是G连所在那座山头的反坡）正遭受敌人的火力袭扰。”此外，他还看到好友李·海特“正在指挥二排，频繁起身站立，丝毫不顾自己侧方日军火力制造的危险”。沃特金斯让他“放低身子，但他却毫不在意”。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接替施密特暂时履行连长职责的那个中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他看起来“神情恍惚，不知道如何是好”。沃特金斯挺身而出，一把抓过连部无线电通话机的听筒，开始呼叫营部。“这里是E6，”他使用E连连长的呼号发出信息，“呼叫V6。”
马吉回应了呼叫，他认为跟自己通话的人是那个代理连长职务的中尉。沃特金斯冒充那个中尉简略地汇报了岌岌可危的战场局势，建议动用坦克“压制我们左后方的日军火力”。
“现在没坦克可用，”马吉答道，“要等到明天才行。”
沃特金斯回答道：“长官，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建议先让E连撤退，等到有坦克可以协同配合时再发动进攻。”
马吉批准建议后，沃特金斯及时下达了撤退命令。他是最后一个下山的美军士兵。在下山的路上，二营的81毫米口径迫击炮发射烟幕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沃特金斯写道：“E连撤下高地，没有遭受太大损失，我紧随其后，不断地利用所有我能找到的隐蔽处。子弹不断击中周围的地面，掀起阵阵尘土。就在我前面，弗兰克·凯里(Frank Carey)站起来，端起汤姆森冲锋枪朝着日军方向打空了弹夹，大概是想表达对日本人的蔑视。几乎一瞬间，他就胸部中弹倒在地上。”
考虑到凯里200磅的体重，沃特金斯肯定无法单独把他救下火线；于是，沃特金斯手脚并用越过挡在自己与E连其他士兵之间的斜坡，抓起一副担架，命令距离最近的那个陆战队员跟着自己返回凯里倒地处。两人找到凯里时，他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只不过，当时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沃特金斯回忆道，“我们把他翻身滚上担架，然后一路狂奔爬上斜坡，又连滚带爬跑到坡底。然而，当我们抬着凯里赶到急救站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急救站内躺着成排的伤员，其中有另一个排的排长，他腿部受伤严重。沃特金斯刚刚停下想和他聊两句，急救站“就遭到日军迫击炮地动山摇般的轰击”。沃特金斯“出于某种父性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扑倒在那个排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炮击结束后，沃特金斯“站了起来，感到有些尴尬”，转身离去返回营部。
由于恶劣的天气迫使二营把下一次进攻时间延后24小时，沃特金斯在第二天中午再次来到前线，向E连的新连长介绍情况。二人正谈着，突然传来李·海特中弹负伤的消息。沃特金斯冲向二排的阵地，发现海特“躺在担架上陷入昏迷”。沃特金斯后来得知，二排副排长跳进海特的散兵坑时被日军狙击手瞄上，但子弹却击中海特。子弹在左眼上方留下一个小凹槽，乍一看似乎并不严重。然而，沃特金斯发现，伤口内有“灰色的东西”，又注意到海特嘴角出现白沫，马上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必须立即寻求救援。
沃特金斯用无线电联系营部，汇报了海特严重的伤势，然后与其他3名士兵一起抬着担架，踩着泥泞的地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半英里开外的后方跑去；尽管“很快就精疲力尽”，但他们在路上连一刻都没有停留。一辆履带登陆车正等着运送海特。把担架安放在登陆车的钢质甲板上后，沃特金斯爬到车内，坐在担架旁，陪着海特一起前往团部的急救站。到达急救站后，医护兵把海特抬到一张齐胸高的折叠床上。沃特金斯把手搭在海特的肩膀上，发现他“脖子附近的脉搏极不规律”。
一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的伤情。轮到海特时，他对沃特金斯说：“这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沃特金斯点了点头：“医生，这人还有救！”
“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你朋友的。”
沃特金斯又在床边陪了海特30分钟，但海特一直都没有恢复意识。沃特金斯回忆道：“我拿走了他的钱包和私人物品，然后返回前线。虽然满怀希望，却心情沮丧。伤员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祈祷医生能赶快为他治伤。”
海特来自新泽西州春湖市，1944年7月，他作为补充兵员加入E连，担任排长，很快就和沃特金斯交上朋友。“李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沃特金斯写道，“我们很快就发现，彼此的人生观十分契合。”在佩莱利乌岛战役中，海特中弹负伤，而沃特金斯则是全连唯一没有受伤的军官。这场战役结束后，无论执行任务还是休息，两人都形影不离。海特的性格有严肃的一面，沃特金斯时常看到他阅读《圣经》。然而，海特同时也是一个“喜欢闹着玩、显得有些鲁莽的人”，经常让朋友提心吊胆。沃特金斯写道：“战斗时鲁莽，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离开乌利西环礁前往冲绳岛前夕，沃特金斯发现海特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和大家一起打打闹闹。他一直都没有明说，但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了不祥的预感，感到自己死期将至。我用尽浑身解数，也没法让他高兴起来。”沃特金斯拼尽全力把海特救下前线后，又过了几天时间，营里的军医告诉他，海特“在医疗船上接受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此时，沃特金斯已经成了E连的指挥官，要为全连200人的生命负责，已经没有时间悲伤了。他必须等到战斗结束后才能悼念友人。
5月9日，E连向60号高地发起第二次进攻。只是这次，不光G连发起进攻要消灭躲在南山反坡洞穴内的残余日军，装甲部队也派出支援，第一陆战团一营也在同一时间向泽岻高地发起进攻，这使得E连的进攻更为顺利。新战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下午1:00，第一陆战团一营实现了作战目标，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的营长“工作狂”小詹姆斯·C.默里(James C.Murray Jr.)中校和B连连长均中弹负伤，被担架抬下阵地。那天，克里斯·唐纳是第一团一营的前线炮火观测员：
我看到阵阵炮火。在对面那座山的半山腰，我军士兵被日军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不断地向山洞内投掷手榴弹。日本兵跳了出来，但向前冲了不到50码就被子弹打成筛子。我们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消灭了山谷里的敌人。爆破小组冲上前去，用炸药包炸塌山洞的入口。我引导炮兵轰击了日军两处机枪阵地，也算为战斗的胜利尽了一份力。
默里把唐纳叫到前线，告诉他，“新前线的最高点是设立观察哨的绝佳位置”。因此，唐纳回到原先的观察哨，率领观测组一边铺设电话线，一边向新的观察哨前进。在路上，唐纳遇到“被担架抬着向后方撤退的默里。他在那个绝佳的位置观察敌情，结果中弹了”。
与此同时，E连在一个坦克排的支援下攻占了60号高地，而G连则消灭了躲在南山洞穴内的残敌。随E连一起攻上高地的沃特金斯记录道：“这一次进攻简直易如反掌，我们只用了几分钟就拿下高地的正坡和反坡，炸塌了一处山洞的洞口，活埋了在山洞另一端顽抗的日军。”持续四天的60号高地攻坚战就此结束。回到营部后，沃特金斯得到了意外的奖赏——营长马吉中校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是E连的新连长了。沃特金斯写道：“那个临时担任连长的中尉似乎和营长谈话了，告诉他其实一直都是我在指挥E连。”沃特金斯早就受够了营部的参谋工作，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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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西的位置，即陆战一师作战区域的左翼，第五陆战团的任务是消灭守卫安波茶口袋的日军，他们同样也面临重重困难。战斗持续了一周，第五陆战团的3个营，即一营、二营、三营，全都在坦克和重武器的支援下参加了战斗。安波茶口袋的东侧有一道由北至南的山谷，被陆战队员称作“死亡谷”，而前方则是一块名为威尔逊岭(Wilson's Ridge)的长方形高地。两者都是拿下安波茶口袋的关键所在。
第五陆战团三营A连的指挥官朱利安·杜森博瑞上尉虽然沉默寡言，但却深受士兵的爱戴；尽管他与恩尼·派尔接触时间不长，但还是给那位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7日，A连向威尔逊岭发起进攻，杜森博瑞“接连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以确保A连顺利前进”，并拔掉“敌军坚固的阵地”。一位排长严重受伤后，杜森博瑞“指挥该排的士兵重整旗鼓，率领他们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继续发动进攻”。他毫不畏惧地沿着A连的前沿阵地与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甚至还“亲自担任炮火观测员，引导坦克摧毁了日军数个据点”。尽管战斗刚一开始，他就“身负重伤”，但他仍然“拒绝撤下前线，而是继续指挥进攻作战，一直坚持到日军的抵抗彻底崩溃、阵地被我军攻占的时刻”。他表现出“积极主动、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激励了A连的全体官兵。这是他第二次因为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表现而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此前他已经在佩莱利乌战役中因表现英勇而获得过银星勋章）。
次日，也就是第五陆战团三营准备向威尔逊岭发起进攻的前一天，爆破小组组长保罗·艾森与三营突击排的其他成员正在冲绳人的一座坟墓里躲雨，连长埃林顿中尉突然出现在墓穴的门口并说道：“艾森，明天早点儿起来，带着你的小组上前线。史密斯上尉给你分配了任务。”
第二天早上，艾森与小组的成员用冰凉的C口粮充饥，然后前往弹药库，准备按照每人1个的配额领取炸药包，却被管理弹药库的中士打发了回去。中士说：“我已经派了一个小队上前线，他们携带的TNT炸药包绝对够用。”
就这样，艾森率领爆破小队奔赴前线，抵达了“夹在两山之间的一道干枯河床”，也就是所谓的“死亡谷”。突击排的部分成员已经跑到山谷对面；看到艾森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喊道：“别一起跑，一次过一个人。”看到日军不断用机枪扫射、用迫击炮轰击，山谷内土石飞扬，艾森意识到战友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命令小组的成员一次一个人，冲到山谷对面。轮到艾森时，他弯腰驼背，右手拿着前不久刚捡到的M1步枪，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就在快要抵达山谷对面进入安全地带时，他右眼的余光注意到散兵坑里有人正拿着照相机，按动了快门。几秒钟后，他跳到另一个散兵坑里，跟躲在坑里的两个“好伙计”会合。“嘿，艾森，”其中一个人说，“你跑过来的时候，那人把你拍下来了。”
“那又怎么样？”艾森答道，“恐怕我还没看到照片就已经死翘翘了。”
没过多久，艾森和爆破小组的成员就开始沿着山谷的一侧前进。在沿途的通信站躲避炮弹爆炸的冲击波时，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横穿山谷，想找到铁丝网的破口。艾森回忆道：“炮弹爆炸后，他消失在烟雾和炙热的碎片之中，他的战友大声喊叫让他赶快停下来，原路返回。那个陆战队员真的很勇敢，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顺利通过，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但我当然希望他安然无恙。”
到达前线后，艾森向L连的指挥官史密斯上尉报到，听取上尉下达的任务。
“你收到后方送来的TNT炸药包了吗？”艾森问道。
“没有。”
艾森懒得解释，转头对小组的成员说：“走吧，伙计们，看来我们得返回弹药库去取TNT炸药包了。”
于是，他们原路返回，再次横穿死亡谷，一路上心里都憋着火，盘算着返回弹药库后如何对那个管理弹药的中士破口大骂。那个中士算是运气不错，因为执勤的人已经换成了另一个中士。所以，他们“拿起TNT炸药包，准备再次横穿死亡谷”，而这也是艾森的小组在同一天内第三次经历穿越死亡谷的生死考验。艾森写道：“我永远也想不明白，我们到底是如何做到连续三次冒着猛烈的炮火横穿死亡谷、结果无一伤亡的。要知道，据战报显示，我军在8小时内就在死亡谷伤亡了125人。”
5月10日，第五陆战团的一营和二营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安波茶口袋发起进攻，有3个连一度在威尔逊岭上站稳脚跟，而另一个连则沿着山脊清扫了许多藏有日军的山洞。然而，由于伤亡太过惨重，到天黑时所有参与进攻的连队全都后撤到出发位置。第二天，美军终于攻下安波茶口袋。E连的吉姆·约翰斯顿下士回忆，美军派出坦克和步兵“包抄左翼”，进攻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并向躲在山谷洞穴中的日军开火，于是日军再也无法利用洞穴阻止我军的两翼迂回行动了”。就这样，部署在右翼的步兵和坦克“翻过山脊，消灭了日军部署在山后的火炮”。趁此机会，E连穿过死亡谷。5月11日黄昏，第五陆战团终于占领安波茶口袋，获得了休整几天的机会。
这次休整的确很及时。第五团的3个营全都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在5月9日那场没能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斗结束后，第五陆战团三营K连21岁的迫击炮手“长柄锤”尤金·斯莱奇(Eugene'Sledgehammer'Sledge)也看到了“同样的惨状，令人悲从中来。满身是血的伤员，晕头转向，表情麻木，还没有从恐怖的战斗中恢复过来，他们或躺在担架上，或自己走路前往后方的急救站接受治疗。当然，映入眼帘的还有阵亡士兵，和那些战斗结束后肯定会出现的询问朋友下落的士兵。消息传来，在得知第五陆战团三营将会成为预备队撤下前线后，我们全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晚上，斯莱奇在死亡谷对面放哨时收到父母的来信，得知自己的爱犬迪肯出了车祸。那是一只西班牙猎犬，它带伤爬回家，死在了父亲的怀里。“前方传来隆隆的炮火声，”斯莱奇写道，“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尽苦难、命丧黄泉，但我却因得知迪肯死了而控制不住自己，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在攻打安波茶口袋的战斗中，吉姆·约翰斯顿的机枪小队有6人战死，其中1人死于迫击炮的炮击，而剩余的5人死于轻武器的射击。即将撤离安波茶口袋时，约翰斯顿和战友们遭到日军的炮击，在躲避炮火时身体“一阵抽搐”。他用上所有能想得到的办法试图止住抽搐，却无济于事。到最后，他彻底放弃，“任由抽搐自行结束”。他很清楚，自己正经历着激烈的战斗，精神高度紧张，抽搐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他后来写道：“（战斗）令人身心俱疲，严重程度常人根本就难以相信。严苛的战场环境终于开始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极限。”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请病假，宁可死在前线，“也不愿因为抽搐而丢下战友”。
这支声名远播、有着“老猎犬”称号的陆战一师渐渐认清现实，意识到夺取冲绳岛的战斗必将极其艰苦，未来的作战任务必将极其惨烈。就在此时，欧洲战场传来德国于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并于5月8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的消息（这天成了欧洲胜利日）。巴克纳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正午，我军所有负责炮火支援任务的火炮和舰炮全都向敌军发射了一枚炮弹。之后，我们将无线电发射频率调到日军的接收频率，告知日军刚才的火炮齐射是为了庆祝盟军在欧洲的胜利。”
普通士兵对德国投降的反应并不一致。一些人坚信，这肯定会缩短太平洋战争的时间。5月9日那天，一个炮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欧洲竟然实现了和平，这真是难以置信。毕竟战争已经持续那么久，一直在我们的脑子里，现在突然结束了，还真要过一阵子才能真正地接受现实。现在，我当然希望用不了多久，盟军就会全力对付日本。德国投降的消息还点燃了我们能够早日回国的希望……不知道现在日本还能坚持多久。”陆战六师的前线炮火观测员乔·科恩(Joe Kohn)下士也在想着相同的事情；他在信中对家人说：“现在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了，我们短则一年、长则不超过一年半，就有希望回国了。”
另一些士兵并不认为德国投降会影响到亚洲战场的局势。第五陆战团三营的斯特林·梅斯下士写道：“说到底，德国投降的消息没有让阵地向前推进半步，没有让泥泞的地面变得容易行走，也没有减少我们每个人口袋里携带的弹药，更不会改变必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再次进攻日军阵地，肯定会有更多的陆战队员战死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