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修耕植以蓄军资”
一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刚做兖州牧时，治中从事毛玠就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一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是要修耕植以蓄军资。对这两条建议，曹操当时就极表赞赏，并积极创造条件施行。经过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条，将献帝迎到了许都。接着，曹操开始做第二条。
修耕植以蓄军资，其中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成，解决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民以食为天，军队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军队缺乏粮食，不仅要削弱战斗力，连自身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因此，解决好军粮问题，就可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稳脚跟，进而消灭对手，实现统一大业。
早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的社会经济就已面临崩溃的危险，延熹六年（163）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当时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董卓之乱后，社会经济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原地区所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变得万象凋零，残破不堪。在这场劫难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农业，而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工商业也就随之凋敝下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府大肆屠杀百姓。董卓乱起后，董卓及继之而起的关东州牧郡守也肆无忌惮地屠杀。董卓占据洛阳后，放纵军队四出掠杀，其部下在阳城将正在祭祀土神的无辜百姓包围起来残酷杀害，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董卓西迁时，将洛阳城周围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迫数百万人西迁长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率领步骑数万在中牟击败河南尹朱俊后，席卷陈留、颍川诸县，杀掠男女，所经之处人物两空。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长安城内外互相争战，死者积尸相枕。献帝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此后二三年间，关中不少地方断了人迹。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在荥阳及河内一带聚兵数十万，互不买账，纪律松散，有将近一半的人民被杀。军阀大的占据郡国，其次的占据县城，最小的占据乡村，不断攻伐，你吞我灭，经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曹操东征陶谦，陶谦士兵死亡数万，还有数万平民被无辜杀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当战祸降临头上时，人民必然要尽力逃避，因而发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黄巾起义爆发后，青州、徐州一带有百多万人逃到幽州避难。李傕、郭汜乱起，关中一带有十多万户流入荆州，有数万户流入益州，还有不少流入徐州。河南一带也有不少人迁流到蜀、荆、江淮一带，还有远避至辽东、交州的。不仅普通民众被迫离乡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战乱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四散流亡。此后，在整个建安年间，这种人口的流徙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随着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规模有所缩小罢了。
与战争结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从安帝元初六年（119）以来，瘟疫不断，董卓乱后，更加流行，甚至出现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家尽皆丧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惨景。大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就曾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后来在不到十年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病死去的占到十分之七。瘟疫无情的侵袭，又给人民增添了无穷的灾难。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区户口锐减。越是原来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大抵就是后来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户口减耗最为突出的地方。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原来人烟稠密，后来都被战争破坏得荒凉不堪，甚至到了路断行人的地步。颍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户五六万家，后来只剩下数百家；青州原有万户的城邑，后来在册户数不满数百；汲郡原有民户十万、人口六十三万，后来只剩下民户三万。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万，等到曹操打败袁绍、占据冀州时，只剩下三十多万，但还被曹操认为是一个大州。当时中原户口，据估计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到曹操统一北方、曹丕称帝、曹魏已经占有十二州土地之后，陈群还在上疏中说，当时全国人口不过相当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一个大郡的人口。杜恕也在上疏中说：“今大魏占有十州之地，但因丧乱造成破坏，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曹魏建国时，已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情况尚且如此，曹操刚定都许时的情形，就不难想见了。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人民的大量死亡，直接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之百姓流落四方，大批脱离土地，使得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出现了地广人稀、地无常主甚至无主的局面。由于战乱连年，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仍，一些已经耕种的土地，也往往颗粒无收，或者收之不多。这样，就发生了全局性的缺粮问题，粮价飞涨，长安在李傕、郭汜混战期间谷一斛卖到五十万钱，豆、麦卖到二十万钱；幽州谷一石，钱十万；邺中大饥，芋一亩，也要钱三万。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是无粮可卖，无粮可买，形势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
面对严重的粮荒，身受其害的自然首先是贫苦的百姓。在不少情况下，老百姓甚至连野菜也难以找到，只有饿死。在河南、河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再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白骨堆积，恶臭满路。老百姓因无粮而饿死，劳动力锐减，反过来又加重了土地荒芜、粮食无收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统治者及其军队也深受粮荒的威胁。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多次面临断炊的危险，随从的官员有时不得不以枣菜代粮。到洛阳后，算是安顿下来了，但下级官员还得跑到荒野中去采摘野菜。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平时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生活，等到百姓自己都饿得要死、实在无粮可抢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就变得非常难过。袁绍的军队在河北，一度不得不靠采摘桑果过日子。袁术的军队在江淮，有一段时间仅靠捕食蛤螺充饥。公孙瓒的部将田楷在青州，因与袁绍连战两年，粮食吃尽，互掠百姓，弄得野无青草。刘备的军队在广陵，因饥饿难忍，大小官吏和士兵竟自相啖食。有的武装势力，因缺粮而混不下去，还没等到同对手打仗，就自动瓦解离散了。
曹操也曾多次遭到粮荒的困扰。他第一次东征陶谦，就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同吕布争夺兖州，在濮阳一带同吕布相持百多天后，也因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罢兵自守。一次程昱在自己的辖县东阿为曹操筹措军粮，想尽办法，只勉强筹得可供三天食用的粮食，其中还杂有人肉干，为此程昱后来颇遭非议，虽然曹操一直对他信用，但他终未能做到三公的高位。曹操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时，途中所带的一千多人全部断粮，幸得新郑长杨沛把储存的桑果干拿了出来，才算渡过了难关。曹操为此很感激杨沛，迎献帝都许后，即将杨沛调去做了长社令。
粮食问题已严重到如此地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然而，单靠一般的手段，或采用通常的一套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燃眉之急的。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非常手段，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以尽快获得大的效益。曹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纳部下建议，在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不久，宣布实行屯田，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方针落到实处，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
二 许下屯田
曹操实行屯田，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他掌握了实行屯田的一些必要条件。
一是曹操有了比较稳定的辖区。曹操自将吕布从兖州赶走后，兖州成了自己可靠的根据地。迎献帝都许后，又将势力范围扩大到豫州，许都成为政治中心，许都周围地区被曹操牢牢控制，为在这一地区实行屯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土地不成问题。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使大量土地荒芜，这些荒芜无主的土地成为国家的公田，谁有力量就可随意屯垦种植。
三是劳动力有一定保障。初平三年（192）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接受降卒三十余万，同时得到了跟黄巾军一起行动的百余万人口。这些人多是黄巾军的家属，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掌握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又击败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迫使其中不少人投降，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此外，屯田兴办起来后，还可以进一步招募流亡的农民。
四是由于曹操先后镇压招抚了青州、汝南、颍川的黄巾军，因而也就同时从他们手中掠夺到不少农具和耕牛。
这样，土地、劳动力、耕牛都有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大体上齐备了，屯田也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曹操后来在表扬枣祗的令文中说：“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很清楚地表明了兴办屯田和所谓“贼”之间的关系。没有黄巾军提供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兴办屯田很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兴办屯田的建议是由颍人枣祗先提出来的。枣祗本姓棘，因其先人避难，改姓枣。早年随曹操起兵讨董卓，东征西讨，屡建奇功。袁绍发现他是个人才，曾想把他拉过去，没能办到。曹操初到兖州，任命他为东阿令，陈宫、张邈叛乱时，他坚守东阿，抗击吕布，后又接济曹操军粮，为收复和巩固兖州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许都后，担任拱卫京师、侍卫曹操的羽林监一职。枣祗提出兴办屯田的建议后，曹操极为重视，立即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大议损益，权衡利弊。在兖州濮阳附近与吕布对垒时曾果断处理过劫持夏侯惇事件的韩浩，这时响应枣祗的建议，认为“当急田”，也就是应当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枣祗、韩浩的意见完全符合曹操的心愿，也增强了他办好此事的决心和信心。在基本统一认识之后，曹操正式公布了《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良式”，良好的榜样。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厉行耕战，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强兵足食，最后终于统一天下。汉武帝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抗击匈奴侵扰，曾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的大片地区设置屯田，调动大量戍卒屯垦。平定西域后，又在西域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省却了许多转运之劳，对平定西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值得借鉴，这样做可以使兵力强盛，粮食充足，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曹操正是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推行屯田这一重要战略决策的。不同的是，汉武帝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曹操则是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汉武帝实行的是军屯，曹操最初主要实行民屯，后来才又逐步扩展到军屯。这些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变通。如果不知变通，墨守成规，是不可能在中原地区蓬勃发展起屯田事业来的。
屯田首先在许都周围地区推行，以期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曹操把原黄巾军的一些人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形式加以编制，组织成屯田民（或称田客）。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民屯每屯约有五六十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为了加强对屯田农民的管理，自下而上建立了堪称严密的组织系统。管理一屯的屯田官称屯田司马，管理一县屯田事宜的屯田官称屯田都尉（地位相当于县令、长），管理一郡屯田事宜的屯田官称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地位相当于郡太守）。在中央，屯田事宜则由司空掾属（后来是丞相掾属）权管，建安十八年（213）置大司农后，则由大司农全权负责。此外，后来还有典农丞（可能是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的助手）、绥集都尉（可能相当于屯田都尉）、典农功曹、典农纲纪等名目。“中郎将”“校尉”“都尉”等本来都是军官职名，由于曹操所实行的民屯是承袭武帝时的军屯制度而来，屯田民又都是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屯田官也套用了军职名称，使民屯涂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屯田官管理所辖屯田区内的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等有关事宜，直接对上一级屯田官负责，和当地的郡守、县令等不相统属，郡守、县令无权过问有关屯田的事宜。这一点，一直坚持了多年没有改变。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途经弘农时，认为这里是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位置很重要，让贾逵兼任弘农太守。曹操召见贾逵，与之共商大事，觉得贾逵很有才能，大为高兴，对左右说：“要是天下二千石的官员都能像贾逵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情呢？”但后来贾逵却因与屯田官发生摩擦，差点翻了船。贾逵因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前去询问，这个屯田都尉自以为不属郡守管辖，出言不逊，冲撞贾逵。贾逵一怒之下，将他抓起来打断了腿。这个都尉的上级典农校尉知道后出面干涉，并告发了贾逵，结果贾逵遭到了免官的处罚。曹操赏识贾逵，后来又任命他做了丞相主簿。从这件事不难看出，贾逵虽然有理，曹操也知道他是一片忠心，但对他介入屯田事务这件事本身，却没有从正面表示丝毫支持，可见各级地方官员不能过问屯田事务的制度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从这个角度说，曹操赋予了各级屯田官处理屯田事务的绝对权力，其目的是要他们尽心尽责，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的事情办好。
羽林监枣祗是屯田的首倡者，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具体负责屯田事宜。附议枣祗的韩浩，也被提升为护军，仍留在军中。曹操的堂妹夫任峻被任命为典农中郎将。屯田最初只在许都附近地区推行，规模远不如后来那么大，曹操将相当于郡太守的职务交给任峻，实际上是让任峻担当起了屯田的最高领导工作。这样做，一因任峻早在曹操首起义兵、西讨董卓时即已加入曹操阵营，曹操对他非常信任，平时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总是乐于接受；二因任峻投入曹操阵营后，一直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曹操每次出兵征伐，任峻常在后方留守供给粮草，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三因任峻为人宽厚，富于同情心，平时每当饥荒发生时，他常收抚朋友遗孤，对亲戚宗族中的贫寒者也常给予周济，因此对解决粮荒问题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分切肤之痛、紧迫之感。曹操重用任峻等人，既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也表明了他对屯田事业的重视。
在如何收取地租的问题上，曾经历过一番争论。最初不少人主张采用“计牛输谷”的办法，即按屯田民使用国家耕牛的多少，来确定不同的租额。这个办法已经定了下来，并开始付诸实行。但枣祗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这个办法不妥，认为如按这个办法，收成好的年份也只能按原来的定额收租，国家并不能增加收入，而收成坏的年份，国家还不得不减免，对国家太不利。主张实行“分田之术”，根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一定比例收取租谷，丰收多收，歉收少收。枣祗向曹操反映这一意见，建议重新考虑，但曹操认为已经做出决定，丰收年成也用不着再改变了。枣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次又一次地去找曹操，曹操终于犹豫起来，于是就让枣祗去同尚书令荀彧商议决定。
荀彧为此专门召开讨论会。在会上，军师祭酒侯声说：“按照租用官牛的头数收租，是为扩大官田着想。如果按枣祗的意见去办，对官家有好处，对屯田民却没有好处。”荀彧一听，也犹豫起来，觉得两种办法都有道理。因为按牛收租的办法，由于规定的租额是不变的，屯田民为增加收获，就会扩大种植面积，开垦荒地，增加官田；如实行按产量分成收租的办法，收成增加了地租也要跟着增加，对增加国家收入又确实有利，但屯田民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增产所得，就会失去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性。荀彧一时难以作出最后决定，会议只好不了了之。
于是，枣祗又去找曹操，非常自信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曹操终于被他说动，最后采纳了按产量分成收租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屯田民用官牛耕种的，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交给国家，自己只得百分之四十；如果用自己的牛耕种，收成则各得百分之五十。
就这样，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屯田制度正式推行。广漠荒凉的原野上，出现了一处处农耕的人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掀起了一个农业生产的热潮。
三 “克定天下”之业
曹操在许下屯田的初期，并不强求扩大耕地面积，而是强调精耕细作，务求多有收获。各屯以种植黍、粟、麦为主，但因当时正值连年荒歉之际，为了救急，曹操也曾下令种植稗子。稗子是一种叶子像稻、果实像黍米的一年生草本植物，产量较高，每顷可收二十斛，每斛可磨米三四斗。粮荒缓解之后，屯田土地上间或有种植桑、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下屯田的第一年，即获得收谷百万斛的好收成。初战告捷，振奋人心，曹操立即下令推广屯田，在各郡、国中都设置了屯田官，不几年这些地区都积贮了粮食，不少粮仓被装得满满的。曹操征伐四方，一般情况下不用再为缺粮发愁，也不用再为转运粮食操心。
几年后，曹操让司空掾属国渊主管全国的屯田事宜，国渊多次陈述利弊，选择合适的土地安顿屯田农民，根据人口的多少设置屯田官，宣布对屯田官的考核办法，调动了屯田农民的积极性，只用短短的五年，就使粮食产量大增，将屯田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根据司马懿的建议，在建立民屯的基础上，又在一些军事驻地建立军屯，组织士兵生产，建立了“且耕且守”即一面戍守、一面务农的体制。兵屯保持着原有的军事体制，以营为生产单位，其屯田事务最初可能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都尉代管，后来由大司农委派的司农度支校尉和度支都尉专管。军屯的建立，对于开垦荒地，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起了积极的作用。
许下屯田成功之后，随着曹操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曹魏建国后，北方有不少地方成了屯田区。先后实行屯田的地方除许昌外，还有颍川、襄城、荥阳、洛阳、野王、河内、原武、汲县、弘农、南阳、汝南、梁国、谯郡、沛国、芍陂、皖县、魏郡、钜鹿、河东、上党、长安、上邽等地。内地多为民屯，边地多为军屯，最大的军屯区在淮河南北，即今皖北、苏北一带，最多时军屯官兵达十余万人，每年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有大量积余。
除大力推行屯田外，曹操对非屯田区域的农业生产也抓得很紧，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当时地广民稀，未垦植的荒地很多，曹操竭力督促荒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比较垦田的多少，以此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对长期以来水利失修、以致闹得水旱蝗灾不断的情形，曹操也给予了关注，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兴修了不少渠堰堤塘。其中有在今河南商丘境内修筑的睢阳渠，有在淮南地区修筑的芍陂、茄陂、七门、吴塘等水渠，有在今河南南部开通的贾侯渠，有在今安徽宿县一带兴建的郑陂，有在今河南陈留境内修筑的太寿陂，有在今河南北部修筑的沁水石门，有在今河北境内修筑的戾陵陂、车箱渠，有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修筑的淮阳、百尺二渠，有在今陕西南部修筑的成国渠、临晋陂，等等。这些水利工程遍及整个中原地区，西至关、陕，北至幽、冀，规模不算小，大都发挥了良好的效益。如淮南芍陂，周围一百二十里，可溉田万顷；七门三堰，可溉田二万顷；车箱渠浸润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淮阳、百尺等渠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搞好了水利，也就保障了收成。郑陂修成后，连年丰收，产量大增，国家收取的租谷比平常增加了一倍。这些水利工程，很多是在广开屯田的要求下兴修的，可以说没有屯田事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水利事业的繁荣。而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又不仅仅是屯田区获益，同时也有利于周围非屯田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建安九年（204）至十一年（206）间，曹操为便利军事运输，还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各大水系连在一起。这些工程在水利灌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曹操推行屯田政策的成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它使北方的农业经济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好、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其一）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观。王粲在《从军诗》其五中说：“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曹丕在《于玄武陂作》诗中说：“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反映的虽只是局部的景象，但应当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把在长期战乱中弄得凋敝不堪的农业经济重新振作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由于战争对兵器的需要，也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大批铁制农具，冶铸业获得了很大生机。冶铸业在战乱中也曾遭到严重破坏，铁非常缺乏，以致出现了斫棺取钉、用木制刑具代替铁制刑具的事情。曹操攻占冀州后，开始恢复冶铸业，设置官营冶铸机构，任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韩暨为监冶谒者，主管冶铸事宜。王修在司金中郎将的岗位上一干七年，有一次给曹操写信提出工作上的建议，同时流露出盐铁工作平凡、影响建功立业的情绪。曹操给他回信，说当初任他为司金中郎将，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胜任，认为司金中郎将的职位虽没有军师祭酒高，但谈到建功立业，却比军师祭酒更为重要。韩暨在职七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扭转了当时铁制用具匮乏的局面。韩暨特别注意采用新技术。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制造了“水排”，用水力鼓动风箱铸造农具，比原来用人力或畜力带动风箱大大提高了工效。韩暨将这种“水排”推广到河北等地区，并在技术上加以改进，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卧轮式取代原来水排所用的立轮式，进一步提高了工效，如与马排相比，可多得三倍的利益。曹操对韩暨的政绩非常满意，特去信表彰，并将韩暨提升为司金都尉。
在当时的冶铸业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煤。曹操攻占邺城后，曾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冰井台，台下有冰室，冰室内有井数口，每口井深十五丈，里面储藏着冰和石炭（煤）。西晋人陆云在写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提到冰井台下还藏着石炭（煤）数十万斤，并对此感到惊奇。邺城的冶铸业大量使用煤，这对铁制用具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无疑都是大有益处的。此外，丝织业、制盐业以及商业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屯田使在长期战乱中被迫离开土地或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了起来，从事农业生产，既解决了流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从的问题，也解决了大量荒地闲置的问题。流民生计无着，最终必然走上反抗道路，从曹操来说，这自然也是他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在客观上，确也对解决流民生计问题、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招募流民屯田这一措施的带动影响下，后来在非屯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并贷给犁牛以帮助恢复生产的工作。关中在李傕、郭汜之乱后，人民流入荆州的有十多万家，后来听说家乡恢复了秩序，都希望回来，但回来后却因没有牛、犁等生产资料，仍然无法自立。尚书郎卫觊给荀彧写信，建议实行食盐专卖，以其收入购买牛、犁，贷给归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以使关中富裕起来。荀彧请示曹操，曹操采纳了卫觊的建议，实行后收到很好效果。
屯田制度的施行，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董卓之乱后，各地有不少豪强搞武装割据，在风暴过去之后，他们竞相侵占土地，招纳流民，以不断扩展自己的实力。流入荆州的关中人民回乡后，地方豪强就曾争相招纳，使为部曲，而属于官府系统的郡县由于财力贫弱，却无力与之竞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起来。如果放任自流，让土地和劳动力无限制地流到那些私家手中，就会影响到官军的兵源和粮食供应，最终还会发展到尾大不掉、难以控制的地步。曹操自然是绝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的。因此，他推行屯田，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将流散的劳动力和荒废的甚至还有人耕种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使豪强势力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成为他统一国家的障碍。曹操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而实行屯田给曹操带来的直接和最大的收获，则是解决了长期为之担忧的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实行屯田后不过几年，各地收获到的谷物每年总量即达数千万斛之多，基本上满足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而且这些谷物分储各地，军队开到哪里大体上能做到就地或就近供应，既免除了转运之劳，又能保证及时，有力地支持曹操对其他割据势力的战争。曹操最初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屯田，从这个角度说，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战略方针取得了预想的胜利。
屯田事业的成功，同枣祗、任峻等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枣祗首倡屯田，并在许下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给人们增强了信心，为大兴屯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幸早逝，任峻在他死后承担起了大力推广的工作，使屯田事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曹操对他们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建安六年（201）曹操打败袁绍，在追思枣祗的功绩时明确指出：
（枣祗）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曹操此前已经追赠枣祗为陈留太守，但觉得这还不能与枣祗的功劳相称，应当再给他封赏。曹操还觉得这件事情早该办了，拖到现在才办，是他的过错。于是下令给枣祗的儿子处中封爵，使对枣祗的祭祀永远继续下去。任峻则在官渡之战后被封为都亭侯，赠给食邑三百户，并升调为长水校尉。平常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也总是乐于接受，大加赞赏。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曹操为之悲痛流泪，不能自已，立即让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了其父的封爵。
曹操屯田的成功，在天下三分之后也曾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都曾相继实行屯田，不过其规模和功效都不能同中原地区相比。
当然，屯田制也并非曹操赠给农民的一块“乐土”，农民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政府同屯田农民的关系，还是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屯田农民则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带有农奴性质的佃农，他们的地位同过去相比变化不大；而有一部分原来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较自由的，而现在却成了被束缚在指定土地上的隶属农民，生产要受各级屯田官的管理和支配，地位则是大大地降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国家的，自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还有可能随时被移往他处，身不由己。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其隶属性更强。再就剥削量而言，他们须将收获物的十分之六（使用官牛者）或十分之五（使用私牛者）交给政府。这个剥削量同汉代耕种豪强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地租负担（十分之五）差不多，但却远比自耕农的赋税负担（除人口税外，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为高。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主动应募的流民并不太多，很多虽名为招募，实际上是被强征来的。这样，逃亡的事情也就不断发生。后来，沛郡南部都尉袁涣对曹操说：“老百姓安土重迁，这个习惯不能一下子加以改变。应当顺其心意，愿意的加以招募，不愿意的不必勉强。”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将强征改为自愿应募，同时免除了屯田农民的兵役，让他们安心种地，多打粮食，得到了屯田农民的拥护。当然，根本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逃亡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建安二十年（215），还曾发生屯田农民吕并自称将军，率众在陈仓起义的事情。
不过，屯田可以使农民在战乱的年月免于流离死亡；屯田农民直属国家，不负担兵役和徭役，比起过去的佃农要受地主、官府层层额外盘剥来，负担还是要轻一些。他们虽然要受交租十分之五六的剥削，但能够得到农具和耕牛，能够保障农时，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技术，这就保证了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因此，屯田制度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利推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屯田制大约实行了七十年左右，在魏末晋初走向衰亡。由于迫切需要解决的军粮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统治者对屯田已经不如最初那么重视。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一部分屯田逐渐被侵占，一部分屯田农民重新变成了豪强地主的佃客。屯田的剥削量越来越高，后来竟发展到用官牛者，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八十交给政府，使用自己耕牛的，也须将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交给政府。屯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低落，大批逃亡的事件不断发生，不少人流入世家大族庄园内，有些人则被屯田官驱使去从事其他劳役或经商牟利，使屯田逐渐荒废。屯田制受到如此破坏，它自然不可能再给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于是，执政的司马昭在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下令废除了民屯制度，将屯田官转为郡县长官。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司马炎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风行一时的屯田制度，至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