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权力的色情化
夫妻关系的色情化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1]。“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顺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对婚姻的诸种定义中，无论哪一种，夫妻间的性关系皆非必要条件。没有性行为，夫妻关系依然持续；没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如果正妻无子，既可认领养子，也可让偏房小妾代生。相反，当婚姻关系成立以后，妻子在此期间生的孩子，不管父亲是谁，均自动地登记为丈夫的孩子。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冥婚”习俗，即与死者的婚姻(ghost marriage)，在这种婚姻中，当然是借其他男人的种子，生下的孩子，成为死者家族的成员。总之，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除此之外并不含有更多意义。所谓丈夫，仅指“妻子所生孩子的父亲”，即孩子的“社会性父亲(pater)”。“生物学父亲(genitor)”是谁，不加过问，这就是亲族关系的制度[2]。
夫妻之间存在“性交义务”，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后。不，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性交义务”，并没有作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实在没必要对现在的“无性夫妻”大惊小怪)，不过，夫妻离婚时，“对方不接受性交的要求”，被视为正当的离婚理由。我们只是从这种司法判断的实例，反向推定“性交义务”的存在。当然，仅止于“性交义务”，并非“给予性满足的义务”……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sexualization)”，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夫妻关系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这一用语，因为我感到，夫妻间的性不但被特权化了，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夫妻之间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谈论“快乐”的话语，由此登场。
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称为“权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 of power)”，此处的“感官(sense)”，别无他义，直指“色情感官(erotic sense)”。
福柯说：
快乐与权力，既非互不相容，亦非相互排斥，两者相互追逐、重叠、强化。通过煽情与发情的复杂机制和装置，两者连为一体。〔Foucalult，1980：48〕[3]
在彼得•盖伊的《感官教育》〔Gay，1984〕一书中，有对中产阶级年轻妻子的秘密日记的分析。新婚的妻子，在丈夫的引导之下，渐渐懂得性的感官快乐。这种情节，仿佛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事实上，此类私人日记，确被当作色情文学来阅读和消费。反过来说，色情文学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窥视女性的隐秘日记。
对于新婚妻子的此种经验，盖伊称为“资产阶级经验(bourgeois experiences)”，这是很正确的。作为“资产阶级经验”的性的感官快乐，是有历史性和阶层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为阶级的产物，因为，性是一个阶级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阶级(此处为资产阶级区别于贵族和劳动者阶级)而产生的。同时，“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词，亦极富启示。的确，所谓“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学习、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认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没有历史变化的观念，只是近代的关于性的神话而已。此处的“神话”一词，意为“没有根据的信念之总和”。将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征[4]。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将“自然”置于“神”的位置的近代社会的必然归结。
个人隐私的成立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不过，这里必须赶紧附加一句，“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正如福柯指出，“压抑假说”并非字面意义的“压抑”，背后伴随着一个“说出你的性!”的强迫告白制度。禁止与命令，互为一组配套机制，使性更具特权，性行为成为人格的指标。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隐私”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被剥夺的”一词。被剥夺了公共权利的领域，转为拒绝公共权力介入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可同时，这个私人领域又成为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公法无力进入的不法地带〔Kerber，1998；上野，2006a〕[5]。由此，父权支配、妻儿服从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家庭史领域有详细研究。于是，所谓“隐私”，对于强者，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
“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
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
夫妻间的契约关系所能决定的，仅止于性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至于“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则不被提及。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的夫妻关系指南书中，虽然写有夫妻之间的性交义务，但那是怀孕生育的手段，伴随性行为的快乐，则应当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因为如此，可能怀孕的异性间性器官接触的性行为得到奖励，而避孕或不能怀孕的肛门性交被视为背叛上帝的行为，口交、前戏也被压抑禁止。
可是，在近代的性观念中，却包含有“夫妻关系的色情化”，即“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在盖伊所引用的文本中，年轻的妻子，带着困惑与羞涩，写出了夫妻间性生活的甜蜜与陶醉，在丈夫的引导下体味到性之快乐的妻子，“白昼如淑女，夜间似娼妓”，成为资产阶级性道德的一个范本。
在近代日本的通俗性科学《造化机论》一书中，充满了以夫妻间性交为最上等的性爱的话语。此类书籍多为国外出版物的介绍和编译，可以判断，这种话语来自英语圈清教徒的性道德。在一本题为《新编极乐世界独自指南》的书中，称夫妻间性爱为“快乐之极”，说“人生之乐，唯在夫妻间情深缱绻。”〔上野，1990；534〕
可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恋爱对象为娼妓，成为妻子或母亲的女人，被称为“外行女人”。如果我们想起这个事实，便可以想象，将丈夫或妻子视为性快乐的最佳对象，这种观念对当时的人们是何等新奇。
在“夫妻关系色情化”的观念之下，妻子对丈夫拥有“快乐的权利与义务”[6]，可那必须只对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将快乐教给妻子，还通过“调教”处女的妻子，将快乐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从其他男人那里得到快乐。不仅妻子，包括别的女人，很多男人希望并愿意相信自己是最初且唯一的男人，当然，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
在此，本书第七章《春宫画的厌女症》所论述的“通过快乐的支配”，本应成立。
假如夫妻间的性交真是最上等的快乐，那么，丈夫就不应该去寻妓了吧。在明治时期的性生活指南书籍中，著者们反复陈说，与娼妓的性交，只是将手换为阴道的自慰，实为劣质寡味的行为〔上野，1990：534〕。这也意味着，如果丈夫外出寻妓，那是因为妻子的性服务不够。同时，假如妻子真从丈夫的性爱中得到了满足，她就不会由于性需求的不满而患歇斯底里，她就应该尽心尽力伺候丈夫吧。在快乐的市场上，本应“良币驱逐劣币”……
快乐取代权力，可以实现终极的男性支配。可是，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权力的色情化”一语所表达的，便是这样一种“性的近代”的形态。
施虐/受虐的诞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的色情化”，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这个人物，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萨德登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并非偶然，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上帝死了”之后，填入那个秩序真空里的，是“自然”。于是，教给人们何为“原罪”的，不再是“上帝”，而是“性之自然”。作为原罪的性，既是快乐，又是惩罚。握鞭惩罚女人的，是代替“上帝”的父亲和丈夫。基督教的结婚誓词“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显示了作为“上帝代理人”的父权家长的位置，“啊，上帝，给我更多惩罚”，等同于“啊，给我更多快乐”。于是，被父亲鞭挞的儿子，必须感觉那是父亲之爱；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必须从中感到丈夫的爱，为之魂销神迷。
现代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当然会说：不，那不是爱，那只是暴力，可是，现实更为复杂。“权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爱的形式进行；反过来，“色情的权力化”，则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性爱，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爱我爱到打我”，“连打都不打，是他不爱我了吗？”也未必是完全的误解。性与暴力有一个共通之处，两者皆为卸下自我防卫的安全装置，失去常态地过度近距离地接触对方身体。我们知道，暴力的快感可能唤起性的快感，反之亦然。
虑待狂(sadism)一词据称源自萨德侯爵之名，萨德将施虐与受虐带入性爱中时，他并非只谈施虐一方的快乐。在关于“鬼畜系”色情制品的论述中，我已经谈过(参见第五章)，施虐者通过与受虐者的痛苦的同化而使快乐加深。所以，虐待狂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快感是理所当然的。施虐者与受虐者不能截然分开，施虐者可以在想象中与受虐者同化，两者之间能轻易地转换角色。在有复数行为者参与的社会性活动中，各人按照一定的规则扮演自己的角色。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亦然，同时，正因为这是一种角色的扮演，所以，扮演者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性关系也不例外。不过，当施虐/受虑的快乐与性别结合起来之后，男人以施虐为快乐，女人以受虐为快乐，通往快乐的路径就这样被规定和确立起来了。然后，我们习惯性地说，“男人的性是能动的/女人的性是被动的。”
性的“去自然化”
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在论及连续强奸杀人犯“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时，谈到了发生在十多岁的少年少女之间的类似的杀人事件。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少年用刀乱捅他曾喜欢的少女，杀死了她，威尔森解释道，如果这位少年已经知道性，他就不会用刀去捅少女，而是插入阳具。
不过，我虽然介绍了威尔森的解释，但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暴力与性来自同一种冲动，或者，如很多男科专家(andrologist)所言，性冲动来自攻击冲动，受男性荷尔蒙中的睾丸激素的支配，等等。我想说的恰恰相反。
我在这里的课题，与以福柯为代表的所有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为一种表示权力关系的用语，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需要强调的是，色情本来并没有与性别关系结合的必要，同样，性别关系也完全没有一定成为色情关系的必然性。古希腊的色情关系存在于同性之间，与之相比，夫妻关系更接近支配与所有的关系，在性别关系中，夫妻关系被特权化，是在中世纪末期以后；即便在那时，色情也还没有进入夫妻的性关系之中。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道恋爱中，浪漫恋爱的对象为已婚女性。而在近世日本的“色道”中，色情则存在于夫妻关系之外。
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真险，我差点儿就要说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日本从未成立过”之类的话了。
“身体化”的生活习惯
知道性爱的历史与从性爱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不可等同。那条巴甫洛夫之狗的条件反射，正好可以给我们启示。人的有些习癖，因为嵌入身体太深，本人已经无法想象别种可能性，若要改变，会带来身体的痛苦，甚至导致自我的崩溃。请看毒品中毒者，他们中会有与其戒毒不如一死的人吧。文化，是一种集团的习惯性生活方式，可视为一种广义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就像“生活习惯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形和体质。作为文化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感情方式。
以前，女权运动中有个口号，“从被男人抱的女人变为抱男人的女人。“可是，不久便听到有人叹息，“试了一下，还是被抱更快乐。”要是必须牺牲快乐，还不如一直做个“被抱的女人”——如果有女人这么想，我们不会奇怪。
清野初美的书《有话要说——“寻求相互理解的女人”与男人》〔2009〕，这个书名很有代表性。对此书名，我感到不妥，原因何在呢？作者说，女人希望“相互理解”，但男人并不。可是，真的如此吗？没有相互理解，男女照样能性交，这是人人皆知的。如果要与第七章提到的小仓千加子的命题“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拥有”相呼应，可以说，男人就是只想“拥有”、没有“关系”也能性交的生物。
该书中说，如果有一天，妻子开口“有话要说”，丈夫会感到恐惧。因为他预感到，那是一直寻求“关系”而不得的妻子忍无可忍即将爆发的时刻，作者说，“有话要说”，是希望“相互理解”的女人为寻求在家中与男人的对等关系的一种台词。可是，读着她的书，我不由得在心里自言自语“不对吧”。“寻求关系的女人”所寻求的关系，是多样的，并不限于“对等”的一种，不少人甚至若非垂直的上下关系就不能“发情”。
2009年患癌症去世的作家中岛梓，以栗本薰的笔名创立了“美少年”的文学领域。这位先驱作家在《美少年学入门》〔中岛，1998〕一书中告白，如果不是垂直的有落差的关系，自己就不会发情，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人寻求与父子兄弟相似的有落差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方能获得安定感。一些女性主义者以为，同性恋者都是因为厌恶异性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去寻求“对等的性爱”的人群，这只不过是她们的规范性解释而已。
如果真正追求“对等关系”，女人不会以年长、高个、地位、学历高的男人为理想吧。“我只能爱让我尊敬的男人”，仅仅表明女人想从属于男人的欲望；“只有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才能让我发情”，这种男人不过是在自白，只有面对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与拥有的对象”，才能产生性欲。
我在《发情装置——色情的脚本》〔1998b〕一书中写过，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发情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对于男人来说，听到女人的“有话要说”，会认为是女方的“反叛”吧。妻子过去一点儿都没希望什么“对等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女人“反叛”了。权力者丧失了实力和权威，露出一个纸老虎的原形。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间微小的年龄差异越来越不具有意义，学历、地位、身高等等越来越不能成为支撑权力的资源。妻子的“反叛”，是一种“下克上”的造反。很多丈夫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会说，“我结婚以来一直都没变，变了的是你。”
俵萠子，曾经是“自立女人”的一个范本，她在一篇随笔里写过与前夫俵孝太郎离婚的始末。当她作为记者初出茅庐时，投到权威评论家俵孝太郎的门下当弟子，她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他的一切。他爱上了那个她，两人结婚了。后来，当她回想两人的夫妻关系时，她说那是一种“师徒关系”。可是，随着她作为记者崭露头角，师徒关系开始倾斜。他有了年轻的情人，离开了她。在她眼中，他是在与别的女性重复当年与自己之间的师徒关系。的确，变了的是妻子一方，没变的是丈夫。男人只能爱上处于自己指导之下、让自己立于优势的女人，不过这完全没必要用遗传基因荷尔蒙之类来解释，女人一方也曾经体味过“被支配被指导”的快感，后来才从中“毕业”，并非单方面的受害者。
当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为妻的时候，媒体报道，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现实，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我没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轻的皇太子，应该是真心地用这个词来表达他的诚实的爱，可是，“保护”一词的含义，很明白地显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同时，女人的爱，有时也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别离开我”，这种表达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爱”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处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服做便当。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顾”的角色，女人的“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女人的此种举动，反映出主妇沦落为下层资产阶级的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历史现实。若是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当，便应视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色情，本来不可见，不定形，在文化上的表现方式，依赖于历史的脉络背景。“权力的色情化”，这个概念或许听起来可怕，但如上所述，表现在我们的日常关系之中。
关系的模式，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习惯在发生着变化，也可以改变。
一个毒品中毒的人，无论怎么告诉他，若是戒掉药瘾，体味到健康身体的快乐后，药物的快乐很快就能忘掉，但如果他想象不出原来的健康身体的状态，他依然不会丢掉眼前刹那的快乐。再比如，如果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弯腰走路的不自然的姿势，治疗弯腰要伴随比现在还强烈的痛苦，他一定不会想去治疗。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去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厌女症与同性恋憎恶，二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就是“权力的色情化”。色情与权力，本为异物，让两者分离，将权力送回权力的原本之处，让色情充满更丰富的多样性……，这，并非不可能吧。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1] 事实上，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DSM(精神科疾患诊断统计手册)中，至1972年为止，同性恋被分类为“精神病”之一种。——原注
[2] 正因此，日本出现了“民法第七七二条问题”，此条法律规定，在婚姻的有效期内或离婚后三百天以内出生的孩子，前夫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所谓的“嫡出推定”。如果母亲为了避免孩子被登记在前夫的户籍上而不去递交出生登记，那孩子将会没有户籍、由此可见，法律制度只关涉“嫡出推定”，并不触及性行为的有无。——原注
[3] 此段译文由笔者译自英文版，渡边守章的译文如下。“快乐与权力，相互并不否定对方。两者并不相互反目，两者相互追逐，相互骑在对方背上奔跑，将对方抛至更远之处，两者依煽情和教唆的复杂而积极的机制而形成连锁结构。”〔foucault。1976=1986：62〕——原注
[4] 关于“性的近代”的概念以及“性的近代”与“近代的性”的异同等问题，参见上野《性的社会学》〔上野，2002所收〕。——原注
[5] 关于“隐私”概念的压抑性，参见上野《隐私的解体》〔上野，2002所收〕。——原注
[6] 所以，妻子的性冷感便违反了“对丈夫的义务”，因而成为治疗对象。——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