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2）
五十六
夜里，维克托睡不着。他心里太痛苦了。这种可怕的苦恼是从哪儿来的？真是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还胜利者呢！
他在害怕房管所的普通办事员的时候，比现在要刚强些，自由些。今天他甚至都不敢进行争论，不敢表示怀疑。他成为胜利者之后，便失去了心意的自由。他怎么好意思见契贝任呀？也许，他见了契贝任会泰然自若，就像他回到研究所那一天许多快快活活、亲亲热热迎接他的一些人那样？
这一夜他想到的一切，都使他伤心，使他难过，使他不得安宁。他的笑、他的动作表情、他的行动都和他自己格格不入，都和他作对。今天晚上娜佳的眼睛里有一种怜悯和憎恶的神情。
只有经常使他气愤、经常顶撞他的柳德米拉听他说过以后，马上就说：
“维克托，不应该难过。我觉得你最聪明，最实在。既然你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说，应该这样。”
为什么他现在愿意承认一切、肯定一切呢？为什么不久前他不能容忍的事现在可以容忍了呢？不论和他谈什么，他都用乐观的态度看待。
军事上的胜利与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一致的。他看到军队的强大、国家的强盛、前途的光明。为什么他今天觉得马季亚罗夫的一些说法如此浅薄无味？
在他被抛出研究所，他拒绝检讨的那一天，他心里有多么坦然，多么轻松。在那些日子里，亲人就是他的莫大幸福：柳德米拉、娜佳、契贝任、叶尼娅……啊，见了玛利亚，他对她怎么说呢？他一向那样瞧不起胆小的索科洛夫，瞧不起他的顺从和听话。可是今天呢？他怕去想母亲，他在她面前有愧。他很怕再拿起她最后一封信。他又害怕又苦恼地了解到，他已经无力保卫自己的灵魂，无法使灵魂不受侵蚀。他本身正在滋长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渐渐使他成为奴隶。
他干了很卑鄙的事！他看着许多不幸的、血肉模糊的人软弱无力地倒下去，他还要朝他们投石头。
因为揪心的痛苦，因为剧烈的折磨，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他有什么理由感到自负？他有什么权利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纯洁和勇气？他有什么权利评论别人，不原谅别人的弱点？
渺小的人和高尚的人都有不足之处。他们的区别在于：渺小的人做了好事，就要夸耀一辈子；高尚的人做了好事，一点也不注意，而长期记在心里的是他所做的坏事。
可是他却常常夸耀自己的勇敢和正直，讥笑别人的软弱和怯懦。可是现在他把很多人出卖了。他鄙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羞臊。他的家，他的光明和温暖，都化为灰烬，化为齑粉。
他和契贝任的友谊、对女儿的疼爱、对妻子的感情、对玛利亚的无希望的爱情、他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他的著作、他的心爱的科学、他对母亲的爱和对她的悼念—一齐从他的心中消失了。
他为什么要犯这样可怕的罪过？世界上的一切与他所失去的东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论是从太平洋岸直到黑海岸的辽阔大国，还是科学，与一个小小人物的正直与纯洁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清楚地看到，现在还不晚，他还有力量抬起头来，做自己的母亲的好儿子。
他不想寻求安慰，不想为自己辩护。就让他所做的这件卑鄙下贱的坏事永远成为对他的责难吧。让他终生时时刻刻记着吧。一个人应该不是一心想着去干什么大事，不是要以这样的大事作为骄傲和夸耀的资本。不是，不是，不是！
年复一年，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进行斗争，保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保持纯洁与善良的权利。在这种斗争中既不需要骄傲，也不需要虚荣，需要的只有搏斗。如果在可怕的时期出现了毫无希望的时刻，一个人就不应该怕死，如果还想做一个人的话，就不应该怕。
“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他说，“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
五十七
卢比扬卡附近村庄里的一个又一个夜晚……
克雷莫夫被审讯之后，躺在床上，呻吟着，想着，和卡茨涅林鲍肯说着话儿。
原来克雷莫夫觉得布哈林和雷科夫的招供、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招供、托洛茨基派、右倾或左倾中央的案件过程、布勃诺夫和穆拉洛夫以及什里亚普尼科夫的遭遇都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觉得都是可以想象的了。从革命的活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
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最有权势的一些人正是最没有主见的人。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是当今的驯服而恭顺的奴仆，见到新时期来了，就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
是的，是的，是的……见了新时期不低头的人，就要进垃圾堆。
现在他知道是怎样摧毁一个人了。搜身，剪掉纽扣，拿走眼镜，这样使一个人产生身体不值钱的感觉。到了侦讯室里，一个人会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根本不算什么，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工作更是不值一提。就是说，这是第二步：叫你知道不仅是身体不值钱。
而对于那些坚持继续做人的人，就进行百般折磨，一直要把人的体力和精力都弄垮，使人服服帖帖，毫无反抗之力，直到使人既不盼望正义，又不盼望自由，也不盼望安宁，只是盼望早日了结已经使人十分痛恨的人生。
审讯工作几乎总是取胜的过程，就在于肉体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一致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沟通的，进攻的一方只要击溃和突破人的肉体防线，就能使机动兵力进入突破口，控制精神，迫使人无条件投降。
他没有力量想这一切，也没有力量不想这一切。究竟是谁出卖他？谁密告他？谁诬陷他？他觉得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了。
他一向自以为得意的，是他能使自己的生活服从理性。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理性说，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情形是叶尼娅告密的。可是他现在整个的生活、他和侦讯员周旋、他还能够呼吸、他依然是克雷莫夫同志，其支撑点就是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干这种事。有一小会儿他竟会对此失去信心，他都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不相信叶尼娅。尽管他知道，除了叶尼娅，谁也不知道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尽管他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女人是软弱的，尽管他知道叶尼娅已经扔掉他，在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他还是相信。
他把审讯的经过对卡茨涅林鲍肯说了说，但是只字未提这件事。
卡茨涅林鲍肯现在不开玩笑，也不扮鬼脸了。
确实克雷莫夫没有把他看错。他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说的一切都很可怕、很奇怪。有时候克雷莫夫觉得，把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关进内部监狱，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不可能不这样。有时克雷莫夫觉得他是一个疯子。
这是国家保安机关的诗人和歌手。
他有一次用赞赏的口气对克雷莫夫说，上次开党代会上，休息的时候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张皇失措的叶若夫回答说，他是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的，斯大林就对着围住他的代表们很忧郁地说：“这也是一名党员说的。”
他还说了说亚戈达遇到的可怕的事……
他还说起肃反部门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懂得伏尔泰，知道拉伯雷，敬仰魏尔兰，当年都在这座日夜不眠的大房子里做过领导工作。
他还说过一个在莫斯科干了多年刽子手的一个很可爱、很老实的拉脱维亚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在行刑的时候，常常要求把就刑的人的衣服脱下来，交给保育院。他又说了另一个行刑者的事。那个人日日夜夜地喝酒，没有活儿干就十分苦闷，在没有派到他杀人的时候，他就到莫斯科附近的国营农场去杀猪，把猪血装在瓶子里带回来，说是医生叫他喝猪血治贫血病。
他向他描述，在一九三七年每天夜里怎样对判定所谓剥夺通信自由的人执行死刑，夜里莫斯科焚尸炉的烟囱怎样冒浓烟，被动员参加行刑和抬运尸体的共青团员们怎样一个个疯了。
他说了说怎样审讯布哈林，加米涅夫多么倔强。有一天夜里他和克雷莫夫一直谈到天亮。
这天夜里，这名肃反工作人员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理论。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描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弗伦克尔的不寻常遭遇。弗伦克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奥德萨建立了发动机工厂。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上。他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里的时候，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天才的方案。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在这里用的字眼儿就是“天才的”。
他在这份方案中用大量经济学和技术方面的数据论证了如何利用成千上万的犯人修建道路、堤坝、水电站，开凿运河。
这位被囚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了克格勃的中将，因为当家的十分看重他的想法。
二十世纪忽然闯入简单劳动时期，这种被神圣化的劳动实际是囚犯连队的劳动和旧式的苦役劳动，是锹、镐、斧头和锯子的劳动。
劳改营世界也开始吸收现代文明，也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机、推土机、电锯、涡轮机、割矿机、大量的汽车和拖拉机。劳改营世界装备了运输和联络飞机、无线电联络和通讯系统、自动车床、现代化的选矿系统。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建造矿井、工厂、新的海洋、宏伟的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发展十分迅速，并存的旧的苦役式劳动显得很可笑，很好玩儿，就像孩子们的拼图方块。
但是，卡茨涅林鲍肯说，劳改营还是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因为现实不断地向劳改营提供人力。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还是派不上用场，他们和技术与医务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全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地理学家、世界美术研究专家、研究梵文和古凯尔特语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劳改营的发展还不够，还不能利用这些人的特长。他们干的是粗活儿，或者在事务工作方面和文教科做一些所谓笨活儿，或者在残废营里闲待着，根本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往往是极其渊博的，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得到极高的评价。
克雷莫夫听着卡茨涅林鲍肯不停地说，就好像一位学者在介绍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不仅是歌颂和赞美。他还是个研究者。他进行比较，揭示缺点和矛盾，联系，对照。
在劳改营外面也存在着缺陷，当然，其形式是不那样明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做的不是他们能做的工作，不是发挥其所长，在各个大学、各个编辑部、科学院各研究所都有这类现象。
卡茨涅林鲍肯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着政治犯。刑事犯又霸道，又野蛮，又懒惰，又贪财，动不动就不要命地打架、抢夺，阻碍着劳改营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接着说，就是在劳改营铁丝网里面，科学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也要由不学无术、无能和见识短浅的人领导。劳改营好像是外面社会的扩大而加强的映像。不过铁丝网内外的现实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对称定律的。
他接着又说起来，不过不是像一位歌手，也不像一位思想家，而是像一位预言家了。
如果勇敢而连续不断地推进劳改营制度的发展，排除阻力和缺陷，这种发展必将导致界线的消灭。劳改营就会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这样消灭了劳改营与外面社会的对立，就是伟大原则的成熟和胜利。劳改营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最高原则，也就是理性，能够毫不掩饰地反对个人自由原则。理性可以使劳改营高度发展，高度发展就可以创造条件使其自我消灭，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茨涅林鲍肯担任过劳改营设计院的领导。他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劳改营的条件下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他们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只要能很好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就行。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是完全不可信的。
“等到两方面水平接近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宣布铁丝网里面和外面的生活相等了，就用不着关押人了，我们就不必再发逮捕证了。我们只建立监狱和政治隔离所，文教处就可以对付任何不合常规的人。到那时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太平局面。”
取消劳改营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时所谓个人自由这种乱七八糟的、原始的、穴居时代的原则在这之后也不会占上风，不会猖獗起来。相反，这种原则倒是可以完全消除。
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又说，也许，几百年之后，这种制度会自行消灭，在这种制度自行消灭过程中，渐渐产生民主和个人自由。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他说，“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一些想法是极不正常的。据说，一些精神病医生在精神病医院里工作时间久了，自己的精神也会不正常。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您在这里面待得太久，不是没有影响的。卡茨涅林鲍肯同志，您把保安机关看成了上帝。确实应该把您撤换下来。”
卡茨涅林鲍肯很和善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相信上帝。我是一个信神的愚昧的老头子。每一个时代都要依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上帝。保安机关是明智和强有力的，保安机关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类。过去这样的力量，人类曾经奉若神明的力量，就是地震、雷电、森林大火。现在不光是把我关起来，而且把您也关起来了。也应该把您给撤换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是您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可是德列林克老头子现在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说。
他知道这话会引起反应的。果然，卡茨涅林鲍肯说：
“就是这个可恶的老头子搅乱了我的信仰。”
五十八
克雷莫夫听到声音不高的说话声：
“刚才广播说，我军击溃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集团军群，好像把保卢斯抓住了，说实话，我没有听清楚。”
克雷莫夫叫喊起来，挣扎起来，两脚在地上乱动，想走到穿棉军装和毡靴的人群中去……人群的那种亲切的嚷嚷声淹没了旁边正在进行的不高的谈话声；格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里摇摇晃晃地朝着克雷莫夫走来。
医生抓住克雷莫夫的手，说：
“应该休息一下……再注射一针樟脑剂，脉搏每跳四下都要停一下。”
克雷莫夫把咸咸的一团东西吞下去，说：
“没什么，继续进行吧，医生认为没有关系嘛，我反正不招认。”
“你会招认的，你会招认的，”侦讯员用工厂老技师那种和善而自信的口吻说，“有许多比您更硬的人都招认了。”
这第二次审讯过了三个昼夜之后结束了。克雷莫夫又回到囚室里。
值班守卫把一个白布包着的小包放到他身边。
“喂，犯人，请在转交单据上签个名。”他说。
克雷莫夫看了看转交物品的清单，清单上的字迹十分熟悉：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啊，天啊，他哭了……
五十九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斯皮里多诺夫接到苏联电力委员部的撤换工作的通知；要他交出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工作，前往乌拉尔，到一座不大的、用泥炭发电的发电站去担任站长。这处分不算重，因为本来也可以送交法庭的。斯皮里多诺夫在家里没有说起电力委员部这道命令，决定再等州党委的决定。四月十四日，州党委因为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项决定也算很宽容的，因为本来也可以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州委的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他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攻的那一天上左岸去的，他是为了去看看在船舱里分娩的女儿。在州党委的会议上他本想分辩一下，可是普里亚欣非常严肃，说：
“您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估计，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州党委的决定太宽容，太姑息。”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取消这种决定。”
但是，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什基里亚托夫的事情，他还是有点儿怕提出上诉。
他担心和怀疑的是，普里亚欣的面孔那样严肃，不仅是和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事有关系。普里亚欣当然记得，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自然不喜欢一个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关系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普里亚欣想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也不能帮助了。假如他这样做了，对他不友好的人（有权势的人周围总会有不友好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普里亚欣因为同情人民敌人克雷莫夫，竟帮助克雷莫夫的亲戚、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但是，很明显，普里亚欣不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然，普里亚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经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大概普里亚欣也知道，叶尼娅常和母亲通信，不久前还寄来自己给斯大林的申诉书的底稿。
在州党委会议散会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到小卖部去买乳酪和香肠，在这里碰见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沃罗宁带着好笑的神气看了看他，并且用好笑的口吻说：
“斯皮里多诺夫真是一个天生的好当家，刚刚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就做起家务事来啦。”
“一家人要吃饭呀，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做外公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笑了笑，是一种苦笑，无可奈何的笑。
沃罗宁也对他笑了笑，说：
“我以为你准备办移交呢。”
斯皮里多诺夫听了这话，心里想：“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么办呀？”
他搭吨半载重汽车回斯大林格勒发电站，透过驾驶室的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就要离开的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他想着，在战前他的妻子就是走这条如今已是堆满瓦砾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着供电网，想着等到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新电缆，他已经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了；想着小外孙因为营养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好了，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的，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奖章他就非常伤心，其伤心的程度竟超过离别这座他长期生活、工作，流着泪安葬了玛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为得不到奖章懊恼得大声骂起来，所以司机问他：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您这是骂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州党委啦？”
“是的，我忘记了，”斯皮里多诺夫说，“可是它没有忘记我。”
斯皮里多诺夫家几个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胶合板和木板。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脱落了。饮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层楼。房间里生火的是用铁皮做的小炉子。有一个房间暂时关上不用，厨房也没有用，眼下成了放木柴和土豆的仓房。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小孩子、在他们回来之后便从喀山赶来的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原来做餐室的大房间里。原来薇拉住的紧靠厨房的小房间里住着安德列耶夫老头子。
本来斯皮里多诺夫可以修修天花板，粉粉墙壁，砌两座砖炉，发电站里还有干这种事的一些工人师傅，材料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向操心家事、果断干练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愿意请人做这些事情。
显然，薇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住在战后残破的家宅里更舒服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为什么要让屋子恢复原来的样子，又使人想起一去不再返的生活？
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之后，又过了几天，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也从列宁斯克来了。她在列宁斯克和已故的婆婆的妹妹吵了一架，又把儿子暂时丢给她，就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找公公。
安德列耶夫一看到儿媳，就生起气来，对她说：
“你以前和你婆婆吵，现在又和她的妹妹吵。你怎么能把孩子丢在那儿呀？”
看样子，娜塔莉亚在列宁斯克过的日子十分艰难。她一走进安德列耶夫住的房间，打量了一下天花板、墙壁，就说：“这儿太好了！”虽然这儿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天花板上的板条子已经露了出来，角落里还堆着石灰，烟囱已经不成样子。
窗户上堵了一块胶合板，上面嵌了一小块玻璃片，房间里的光线就是透过玻璃片进来的。
从这自制的小窗户望出去，一片凄惨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有红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还有破烂的铁皮屋顶。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起病来。她因为生病，暂时没有上城里去。她很想去看看她那烧毁的房子。
最初几天，她克制着病痛，帮薇拉做事情：生炉子，洗尿片，在炉子的铁皮烟囱上烘尿片，把脱落的石灰搬到楼梯平台上，甚至还尝试过从下面往上提水。
但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烧得很暖和的房间里她会觉得冷，在很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会冒出汗来。
她想硬撑过去，不说自己有病。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上厨房里去抱木柴，却一下子昏迷过去，倒在地板上，把头都跌破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搀到床上躺下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苏醒过来以后，把薇拉叫到床前，说：
“你要知道，我在喀山在柳德米拉家里过的日子不如在你们家里。我上这儿来，不光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怕，我躺在这儿不能动，会把你累坏。”
“外婆，我有你在这儿就很好。”薇拉说。
可是薇拉确实感到十分艰难。水，木柴，牛奶，一切东西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来。外面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可是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不得不把炉子烧旺些。
小米佳的胃有毛病，夜里常常哭，妈妈的奶也不够他吃。薇拉一天到晚在房间和厨房里忙活，要不然就是出去买牛奶和面包，洗锅洗碗，从下面往上提水。她的两手泡得红肿，脸也被风吹红了，而且出现了冻斑。因为劳累，因为天天活儿干不完，她心中无时无刻不感到阴雨和沉重。她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坏了。她时时刻刻非常想睡觉。到晚上，胳膊、腿、肩膀都酸疼，很想休息。她一躺下，米佳就哭。她就爬起来，走过去喂奶，把尿片换一换，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过一个钟头，他又哭起来，她就又爬起来。天蒙蒙亮，他就醒来，再也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朦胧的晨曦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不等睡够，便脑袋昏昏沉沉地上厨房里抱柴，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爸爸和外婆泡茶，开始洗衣服。但奇怪的是，她现在一点也不发脾气了，变得又和善又有耐性。
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来了以后，薇拉的日子轻松些了。
娜塔莉亚来了以后，安德列耶夫便上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住了几天。也许是他想看看发电站和自己的房子，也许是因为儿媳妇把孩子丢在列宁斯克，生她的气，也许是他不愿意让她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粮食，所以走的时候把他的供应卡给她留下了。
娜塔莉亚不等休息过来，在来到的那一天就动手帮薇拉的忙。
啊，她干起活儿多么轻快、有劲儿，年轻的手一干起活儿，那沉甸甸的水桶、盛满了水的煮衣锅、满口袋的煤炭全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可以抱着孩子上外面玩一会儿了，可以在石头上坐坐，看看那闪闪发光的春水，看看草原上升起的蜃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移到几百公里之外。似乎德军飞机在空中嗡嗡直叫，炮弹不停地爆炸，生活中充满了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候，心里倒是轻松些。
薇拉看着小孩子满脸的脓疙瘩，心疼起来。她同时也怜惜起维克托罗夫。上帝，上帝，苦命的万尼亚，生一个儿子竟是这样瘦，这样虚弱，这样爱哭。
然后她踏上到处是垃圾和碎砖的楼梯，上了三楼，干起活儿，她的苦恼便沉没在忙碌中，沉没在浑浊的肥皂水中，沉没在炉子的灰烟里，沉没在墙壁散发的潮气中。
外婆把她叫到床前，抚摩着她的头发，外婆平时那安详又明亮的眼睛里出现了异常悲痛和温柔的神情。薇拉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没有跟爸爸谈，没有跟外婆谈，甚至也没有对五个月的米佳说过。
娜塔莉亚来到以后，房间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她刮掉墙上的霉斑，把发黑的墙角都粉刷了，地板上有些脏东西就像长在上面似的，她都擦洗干净了。她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本来薇拉准备等天暖和了再干的—她把一层一层楼上的垃圾全部清除了。
下午，她又把长长的黑蟒蛇似的烟囱收拾好了。烟囱本来歪歪扭扭，接缝处不住地往下滴松脂色的脏水，滴得地板上一个一个的小水洼儿。娜塔莉亚在烟囱上涂了石灰，又把烟囱抻直了，用铁丝捆上，在接缝处挂了几个空罐头筒，脏水就往里面滴。
她来的第一天，就和弗拉基米罗芙娜很要好了，虽然她好像是一个爱吵爱闹的泼辣女子，还喜欢说男女之间的粗野话，应该不是弗拉基米罗芙娜喜欢的人。娜塔莉亚很快就认识了许多人，有线路工人，有涡轮房里的工人，有载重汽车的司机。
有一次，娜塔莉亚去站队买东西刚刚回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对她说：
“娜塔莉亚，有一位同志问你来着，是一位军人。”
“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娜塔莉亚问道。“他要是再来，您把他撵走。大鼻子鬼，想向我求婚呢。”
“这么着急？”弗拉基米罗芙娜惊讶地问。
“您以为他们能沉得住气吗？他要我在战后上格鲁吉亚去呢。我把楼梯擦洗得干干净净，难道是为了跟着他走？”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上城里去，今天有电影。司机米沙用汽车送咱们去。你带小孩子坐在驾驶室里，我可以在车厢里。”
薇拉摇了摇头。
“你去吧，”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的身体要是好一些，我也跟你们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么也不能去。”
娜塔莉亚说：
“还是要好好地过下去呀，要不然咱们都成了鳏夫和寡妇了。”
然后她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天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你也没有把爸爸照应好。我昨天洗衣服，他的衬衣和袜子都很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走到厨房里。
“米佳，你说说，你妈妈不是寡妇吗？……”她问。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十分关心岳母，两次从城里请来医生给她看病，帮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把水果糖塞到她手里，说：
“您不要给薇拉，我已经给她吃过了，这是留在橱子里专门给您的。”
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婿有很不愉快的事，心里很苦闷。但是每次她问他州党委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总是摇摇头，说起别的事情。只有那一天晚上，当他接到通知，说即将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挨着岳母在床坐下来，说：
“我这都怎么搞的呀，假如玛露霞知道我的事情，会发疯的。”
“他们究竟说你有什么错儿？”岳母问。
“全是错。”他说。
这时候娜塔莉亚和薇拉走了进来，谈话就中断了。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娜塔莉亚，心想，是有这样一种刚健而顽强的美，任何艰难的生活对这种美都无可奈何。娜塔莉亚的一切都很美，不论是脖子，青春的胸脯，还是腿，几乎露到肩膀的匀称的手臂。弗拉基米罗芙娜心想：“真是一位没学过哲学的哲学家。”她常常发现，有一些没有过惯贫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艰难的环境就憔悴下来，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像薇拉就是这样。她很喜欢那些做季节工的姑娘们，那些干重活儿的女工，军事调度员姑娘们，她们住在棚子里，在灰土和泥水中干活儿，却还要烫发，照镜子，往脱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顽强的鸟儿就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也要不顾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亚，后来突然抓住薇拉的手，把她拉到怀里，搂住她，好像请求原谅似的，吻了吻她。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好像没头没脑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斯捷潘，咱们死还早着呢！就连我这个老婆子还想把身体养好，在世上多活几年呢。”
他很快地看了看她，笑了。这时娜塔莉亚往脚盆里倒了不少热水，端到床前，跪下来，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我给你洗洗脚，现在屋里很暖和。”
“你疯啦！傻瓜！快起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叫道。
六 十
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一看到弗拉基米罗芙娜，他那忧郁的脸笑了—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脸色还很苍白，还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镜，正在看书。
他说，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处是战壕，炸弹坑一个连着一个，到处是碎瓦片和坑洼。
工厂里已经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回来，甚至民警也有了。参加民兵队的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断地发现还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战壕里。到处是碎钢片，废铁……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他，他上那儿去是不是很难走，他在哪儿睡的，怎么弄到吃的，炼钢炉破坏得是不是很厉害，工人们有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见过厂长。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来之前，弗拉基米罗芙娜对薇拉说：
“我平时常常讥笑预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无疑地预感到，安德列耶夫会带来谢廖沙的消息。”
可是，她错了。
安德列耶夫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听他说的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工人们对安德列耶夫说：没有东西吃，也不发工资，地下室和土室里又冷又潮湿。厂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初德国佬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亲热得不得了，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他的房子已经修好了，还从萨拉托夫弄来了小汽车。
“现在发电站情况也很差，不过没有什么人恼恨站长，很明显，大家不好过，他也不好过。”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老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来告别的，我想回家，虽然家也没有了。我在公共宿舍里找了个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
“很对，很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不论怎么样，总算是在家里。”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了锈的顶针。
“不久我也要进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断砖，”弗拉基米罗芙娜说，“真想回家呀。”
“你现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点儿，你的脸色还很苍白。”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事，十分难受。真希望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种样子。”
他咳嗽了几声。
“您该记得，斯大林在前年说：兄弟姐妹们……可是现在，打败了德国人，就连厂长的小院子不通报也别想进去，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室里。”
“是啊，是啊，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唉，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早上他上城里去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说州党委要处理他的问题。
“安德列耶夫回来了吗？”他生硬地操着厂长的口气问道。“谢廖沙没有什么消息吗？”
弗拉基米罗芙娜摇了摇头。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来，爸爸醉得很厉害。从他开门的猛劲儿，从他那拼命忽闪的难过的眼睛，从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气，脱大衣的样子，问问题的口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走到睡在衣服篮子里的米佳跟前，俯下身来。
“你不要朝着他呼酒气。”薇拉说。
“没关系，让他受点儿训练。”斯皮里多诺夫快活地说。
“你快坐下吃饭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没有吃东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这太好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把羹匙掉在碟子里，往衣服上溅了不少菜汤。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厉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这是因为什么喜事儿呀？”
他把碟子推开。
“你吃呀。”薇拉说。
“你们听我说，是这样的，”他低声说，“我有一个消息。我的问题已经定了，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部里来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到一个很小的发电站去，是烧泥炭发电的，农村型的，总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证。搬迁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办移交。可以弄到车票。”
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对看了一眼，然后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可见，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没说的。”
“妈妈，你也跟我们去吧，给您单独一个房间，好些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恐怕到那儿也只能给你们一个房间。”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妈妈，反正有一个房间也要给您住。”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唤她妈妈。也许是因为醉了，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娜塔莉亚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换了话题，问道：
“工厂的情形怎样，我们的老头子是怎么说的？”
娜塔莉亚说：
“刚才他等您的，现在他睡着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头支着腮，说：
“他刚才说，工人在工厂里炒瓜子吃，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听说您要走，是吗？”
“是这样啊！我也听说了。”他快活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舍不得让您走。”
“有什么舍不得的，新的站长季什卡·巴特罗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学里是同学。”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你们到了那里，谁能给你补袜子补得这样好呀？薇拉又不会。”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这么看，娜塔莉亚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呢。”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好吧，”娜塔莉亚说，“我去！”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说过笑话之后，沉默中却出现了难为情和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