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0）
四十六
夜里，伏尔加东岸的人看到，斯大林格勒的天空被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映照得通明。德军投降了。
就在这天夜里，不少人从伏尔加东岸朝斯大林格勒涌去。因为到处都在传说，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居民最近一个时期饿坏了，所以士兵和军官们以及伏尔加舰队的水兵们纷纷带着面包和罐头来了。有些人还带着酒和手风琴。
但是很奇怪，这些不带武器，在夜里最先来到斯大林格勒的士兵，在把面包交给城市保卫者，又拥抱又接吻的时候，却好像很伤心，既没有笑，也没有唱歌。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早晨，雾气沉沉。伏尔加河面融化的冰凌和冰窟窿冒着腾腾的水气。在炎热的夏日和寒冷的北风天里一样阴沉的荒凉草原上升起了太阳。干干的雪在又平又广阔的原野上飞驰，时而卷成圆柱，旋成雪轮，时而突然失去动力，落了下来。东风的脚掌留下一处处脚印：刺草吱吱作响的茎上围了雪领子，沟坡上留下一道道雪的波纹，露出光秃的泥土，一个个小土包露出秃顶……
站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上看去，跨过伏尔加河的人们好像是从草原的雾中冒出来的，好像他们都是严寒和冷风塑成的。
他们来斯大林格勒无事可干，领导没有派他们来，这儿的战事结束了。是他们自己要来。有红军士兵、修路工人、面包师傅、参谋人员、驭手、炮兵、前方被服厂的裁缝、修理车间的电工和机械工。和他们一起过伏尔加河、爬岸坡的有裹着围巾的老头子，有穿军装棉裤的老太婆，有些小男孩和小姑娘还拖着小小的雪橇，上面装着包袱和枕头。
这座城市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拖拉机的发动机开始轰鸣，喧闹的人们拉着手风琴的人走在街上，跳舞的人的毡靴踩得积雪越来越结实，士兵们欢叫，大笑。可是城市没有因此活过来，城市好像死了。
几个月之前斯大林格勒就不再过自己的正常生活了：市里的学校、工厂、女装商店、业余剧团、市公安局、托儿所、电影院，一个一个地关闭了。
在烧遍各街区的大火中诞生了一座新的城市—战时的斯大林格勒。战时城市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布局，有自己的地下建筑、自己的街道交通规则、自己的商业网、自己的工厂车间、自己的手工业、自己的坟地、酒吧间、音乐厅。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世界名城。它是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的重要时代，在这一时代的一定时期内斯大林格勒成为世界性的城市。它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激情。许多工厂为它加工产品，许多报刊为它报导，许多议会领袖为它发表演说。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人从草原上来到斯大林格勒，空旷的街道上到处是人，第一批汽车的马达声响起来的时候，这座战时的世界名城就不再存在了。
这一天的报纸报道德军投降的详细情形。欧洲、美洲、印度的人都知道了，保卢斯元帅是怎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在舒米洛夫将军的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里怎样对德国的将军们进行了初步审讯，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这时候，世界大战的首城已经不存在了。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的眼睛已经在寻找世界大战的新的集中点。斯大林用手指头敲着桌子，问总参谋长，要把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从现在已成为后方的地区调往新的集结地区，交通工具是否够用。战时的世界名城，尽管还到处是能征惯战的将军和巷战的高手，还到处是武器、作战地图、交通壕，可是已经不再存在了，它开始踏上新的生活轨道，这生活轨道靠今日的雅典和罗马开辟。历史学家、陈列馆解说员、教师和总是感到寂寞的中学生已经不知不觉渐渐成为城市的主人。
一座新的城市渐渐诞生。这是一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城市，有工厂、学校、托儿所、公安局、戏院、监狱。
薄薄的雪掩盖了往火线上输送弹药和面包、搬运机枪、抬送粥桶的小路，也掩盖了狙击手、观测员、截听员进入自己秘密的石头小屋的弯弯曲曲的隐蔽小道。
薄薄的雪掩盖了联络员从连里跑向营里的道路，掩盖了巴秋克师前往班内伊山沟、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水塔的道路……
薄薄的雪掩盖了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去向邻居要黄烟、喝几杯生日酒，上地下澡堂里洗澡，打牌，上邻居家去尝酸白菜的道路；掩盖了他们走亲访友，去找钟表匠、打火机修理人、裁缝、手风琴手、仓库管理员的道路。人们在铺设新的道路。
人们走路不再紧贴着断垣残壁，不再绕来绕去躲着走。
像网一般的战时的大路、小道都盖上了薄薄的雪，在这盖了雪的总长有百万公里的道路上，没有一个新鲜脚印。
一层薄雪上面，很快又盖上一层，雪下的小路模糊不清了，完全消失了……
这座世界名城的老居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空虚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人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苦恼。
城市空了。集团军司令、各步兵师师长、民兵波里亚科夫老头子、士兵格鲁什科夫都感觉到这种空虚。这种感觉是不应该有的，难道可以因为大战胜利、再没有死亡而产生苦闷？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司令员桌上装在黄黄的皮套子里的电话机不响了，机枪护罩上积起了雪领子，炮队镜和射击孔都落满了雪；磨破和起了毛的平面图和地图从图囊转入军用包，又从军用包转入一些排长、连长、营长的手提箱和行李包……―群一群的人在炮火摧毁的房屋中间走来走去，拥抱，呼喊“乌啦”……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伙子们多么好啊，又勇猛，又单纯，又善良，我们穿的是棉袄，戴的是棉帽，你们穿戴都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干了不少事，想想我们干的是什么事，都觉得可怕。我们把世界上最有分量的东西抬高了，把真理抬到了歪理之上，你倒是试试看……以前那是在童话里说的，现在可不是童话。”
全是乡亲：有的是库波罗斯山谷来的，有的是班内伊山谷来的，有的是从水塔附近来的，有的是“红十月”工厂的，有的是马马耶夫冈来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市中心的居民，有原来住在察里津河边的，住在码头区的，住在油库附近的坡下的……他们又是主人，又是客人，他们自己向自己祝贺，冷风吹得旧铁皮叮当作响。有时他们向空中放几枪，有时拉响一颗手榴弹。他们见了面就拍肩膀，有时还拥抱，用冰冷的嘴唇接吻，过后又不好意思地、快活地骂两声……他们一齐从地下冒出来，有钳工、旋工、农民、木匠、挖土工人，他们打退了敌人，他们重犁了石头、钢铁、泥土。
世界名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人们都感觉到它与全世界的工厂与土地都有联系。
世界名城与众不同，在于它有灵魂。
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就有灵魂。它的灵魂就是自由。
反法西斯战争的首城变成了无声无息、冰冷的瓦砾场，战前苏联这个工业与港口州城不存在了。
十年之后，这儿将有成千上万的囚徒筑起雄伟的大坝，建起世界上一流的国家级大水电站。
四十七
一名德国士官在掩蔽所里醒来，不知道已经投降，因此出了一件事情。他开了一枪，打伤了萨德涅普卢克中士。这事引起苏联人的愤怒。他们正监视着一个个德国兵从仓库里走出来，把枪支丢进叮叮当当响着、越来越大的枪支堆里。
俘虏们走着，尽量不朝两边看，表示他们的眼睛也做了俘虏。只有满脸黑白胡茬的士兵施密特在走出来的时候，微微笑着打量着苏军士兵们，似乎相信会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昨天刚从莫斯科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的微微有些酒意的菲里莫诺夫上校，和他手下的一名翻译站在一起，他们在这个受降点负责接受维格列尔将军的师投降。
菲里莫诺夫的军大衣上佩戴着新的金色肩章，带有红色镶边和黑色绦带，在斯大林格勒的营长、连长们那肮脏、烟熏火燎的军装棉袄和皱皱巴巴的暖帽当中，在德国俘虏那同样肮脏、同样经受了烟熏火燎、同样皱皱巴巴的衣帽当中，显得格外突出。
昨天他在军委的食堂里说，在莫斯科的军需总库里保存着很多金线，本来是为沙俄的军队做肩章用的，他的朋友们都认为，弄到用这种优质的旧材料做的肩章是很大的幸运。
在响起枪声，受了轻伤的萨德涅普卢克叫起来的时候，上校大声问道：
“是谁开枪，怎么一回事儿？”
有好几个声音回答说：
“是一个糊涂虫，一个德国人。已经把他结果了……他好像还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上校叫道。“这个坏蛋，他觉得我们流的血还少吧？”
他对担任翻译的高个子犹太裔政治指导员说：
“把他们的长官给我找出来。他这个坏蛋头儿，应该为这一枪负责任。”
这时候上校发现了士兵施密特那微微笑着的大脸，便叫起来：
“这坏蛋，又打伤了一个，你高兴，是不是？”
施密特不明白，为什么他非常想表示好意的笑竟引起这位苏联首长的喝叫，等到似乎和这声喝叫毫无联系的手枪声响过，他已经什么也不明白，踉跄一下，便倒在后面跟上来的士兵脚下。他的尸体被拖到一旁，他侧身躺着，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一个一个从他身旁走过。后来，等俘虏们走光了，孩子们也不怕死人，爬进空了的仓库和掩蔽所，在木板床上起劲儿蹦跳起来。
菲里莫诺夫上校这时候在查看一名营长的地下室，他赞叹这里面的一切都搞得很牢固、很舒服。一个士兵把一名目光镇静而明亮的年轻德国军官带到他面前，翻译说：
“上校同志，这是中尉列纳尔德，是您吩咐带来的。”
“是哪一个？”上校惊讶地问。因为他觉得这名德国军官的脸很讨人喜欢，又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干了杀人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说：
“您把他带到集中点，不要出什么事儿，您要亲自负责，让他活着走到那儿。”
最后审判日快完了，被枪杀的德国兵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
四十八
方面军政治部第七科军事翻译组组长米海洛夫中校，负责押送被俘的元帅前往第六十四方面军司令部。
保卢斯走出地下室，没有理会苏联的官兵。官兵们都用十分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估价他那从肩到腰镶着绿皮的元帅军大衣和灰色兔皮帽。他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也不看斯大林格勒的一片瓦砾，径直走向等待着他的司令部的吉普车。
米海洛夫在战前常常参加外交方面的接待，所以他和保卢斯在一起应付自如，一眼便能分清冷淡的恭敬与不必要的殷勤。
米海洛夫和保卢斯并肩坐着，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等待着元帅先开口说话。这位元帅的表现和他参与预审的其他将军的表现很不一样。
德军第六集团军参谋长用慢条斯理的懒洋洋的声音说，灾难是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造成的。长着鹰钩鼻的济克斯特·冯·阿尔尼姆中将阴沉地晃荡着奖章，补充说：
“不仅是加里波第和他的第八集团军，还有俄罗斯的寒冷，再加上粮食和弹药不足。”
佩戴着骑士铁十字勋章和五次负伤奖章的白发苍苍的坦克军军长施列麦尔打断这场谈话，要求保留他的提箱。于是大家都开口了，不论是温和地笑着的医务部长里纳尔多将军，还是脸上带有刀伤疤的阴沉的坦克师师长柳德维克上校。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丢掉了盥洗用品的箱子，特别激动，他张着两只手，摇晃着脑袋，豹皮帽的两只帽耳也摇晃着，就像刚从水里出来的一条良种狗。
他们又成了人，但还是没有怎么变好。身穿整洁的白色小皮袄的汽车司机小声回答米海洛夫吩咐开慢一些的话：
“是，中校同志。”
他想等到战后回家之后，对司机弟兄们说说保卢斯的情形，夸耀一番：
“当年我开着汽车押送保卢斯元帅的时候……”
此外，他还想把汽车开得有点儿与众不同，好让保卢斯想：
“瞧，苏联司机，技术真是一流的。”
在战场上待久了的人，看到苏联人和德国人一个挨一个地混杂在一起，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一组组快活的士兵在搜索地下室，爬进自来水管道，把德国人赶到寒冷的地面上。
苏军士兵在空场上、街道上用推拉和吆喝对德军重新进行整编：把不同兵种的士兵排成一列列行军纵队。
德国人看着一只只紧握武器的手，乖乖地走着，尽可能不打趔趄。他们这样乖，不仅是因为他们害怕苏联人的手指头可以轻轻地扣一下扳机。胜利者有一股威风，有一股令人昏迷、令人难受的劲头儿迫使人们服从。
送元帅的汽车向南开去，俘虏队迎着汽车走来。宏亮的扬声器大声叫着：
昨日里我出发远程，姑娘在门口挥头巾相送……
两个人架抬着一名伤病员。被抬的人用苍白的脏手搂着他们的脖子。于是两颗头几乎挨在一起，在他们之间的是一张毫无生气的脸和火辣辣的眼睛。
四名士兵用被子从地下室里抬出一名伤员，一堆堆青黑色的钢铁武器堆在雪地里，就像一个个去了穗的钢铁麦秸垛。
战士们鸣枪致敬—将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葬入坟墓。
旁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德国人的尸体，是从医疗队的地下室里拖出来的。罗马尼亚士兵戴着贵重的黑白两色皮帽，哈哈笑着，挥着手，嘲笑活着的和死去的德国人。
一队队俘虏从苗圃方向，从察里津、从专家公寓走来。他们走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步子，那正是失去自由的人和动物走的步子。受轻伤和冻伤的人拄着棍子和烧糊的木板条子。他们走着，走着。似乎所有的人只有一张青灰色的脸，所有的人只有一双眼睛，所有的人只有一副痛苦与烦恼的表情。
真奇怪！在他们当中竟有那么多小个子、大鼻子、低额头，长着可笑的兔子嘴和麻雀般小头的人。竟有那么多黑皮肤的阿利安人，满脸粉刺、脓疱、雀斑。
这是一些不漂亮的弱者，这都是妈妈生的、妈妈疼爱的人。那些大下巴、翘嘴唇、浅色头发、白净脸皮、挺着胸脯的恶徒和民族似乎消失了。
多么奇怪，这一群群由妈妈生养的不漂亮的人和一九四一年秋天德国人用树条和棍子赶往西边集中营的那些俄罗斯妈妈生养的苦难的不幸人群，如同兄弟般相像。在仓库和地下室那边，不时地响起手枪的声音，向冰封的伏尔加河移动的人群就像一个人一样，全都懂得这枪声的意义。
米海洛夫中校看着跟他坐在一起的元帅。司机也在反光镜里看着。米海洛夫看到的是保卢斯的痩长的脸颊，司机看到的是他的额头、眼睛和闭得紧紧的嘴巴。
他们的汽车擦过炮筒朝天的大炮，擦过正面带有十字标的坦克，擦过帆布篷在风中拍打的载重汽车，擦过装甲运输车和自行火炮。
第六集团军的钢铁躯体、它的肌肉都冻进了土里。人群在旁边慢慢移动着。似乎人群也会停住，也会冻住，冻进土里。
米海洛夫、司机和一名押解士兵都在等待着保卢斯，等着他呼唤、转头。但是他却不作声。真不明白他的眼睛在看什么，不明白他的眼睛给他的心灵带来什么。
保卢斯是不是怕他手下的士兵看见他，还是希望他们看见他？
忽然保卢斯向米海洛夫问道：
“请您告诉我，什么叫马合烟？”
米海洛夫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还是不明白保卢斯在想些什么。元帅操心的，是希望每天有汤喝，有烟抽，睡得暖和。
四十九
一座二层楼的地下室，原是德国秘密警察战地派出机构的驻地。有一些德军俘虏正从里面往外抬苏联人的尸体。
有些妇女、老头子、小孩子不顾寒冷，站在哨兵旁边，注视着德国人把尸体放到冻实的土地上。
大部分德国人带着木然的神情，他们慢腾腾地走着，无可奈何地呼吸着死尸的气味。
其中只有一个穿军官大衣的年轻人，用肮脏的手帕裹着鼻子和嘴巴，像马抽搐似的不住摇晃着头，就好像有马蝇在咬。他的眼睛流露着痛苦得快要发疯的神情。
俘虏们把担架放在地上，先不忙着把尸体抬下来，而是要站在旁边思索一会儿。因为一些尸体的胳膊和腿被砍下来了，所以要看看哪一条胳膊或腿是哪一具尸体上的，好把胳膊、腿与身子摆放在一起。大部分死者半裸着身子，穿着内衣，有的穿着军裤。有一具尸体完全光着身子，嘴大张着，好像在叫喊，肚皮贴到脊梁上，阴部有红红的毛，两条腿细细的。
很难设想，这些嘴巴和眼窝都成了大窟窿的尸体不久前还是有名有姓、有家的活人，不久前还在说：“亲爱的，好姑娘，吻吻我吧，你看看我，不要把我忘了。”还盼望能喝到一杯酒，还在抽烟。
显然，只有裹着嘴巴的军官能感觉到这一点。
但偏偏是他让站在地下室门口的妇女们特别气愤，她们都很留心地注视着他，而漫不经心地看着其余的战俘，其中有两个人穿的大衣上还带着撕掉了党卫军标志留下的新鲜印子。
“哼，你还恶心呢。”一个领着小孩子的矮个妇女注视着那名军官，嘟哝说。
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感觉到一位苏联妇女那种缓慢而沉重的目光在他身上的压力。仇恨的感情一旦产生，就要寻找而且一定要找到着力点，就好比凝聚在森林上空雷雨云层里的电力，盲目地寻找轰劈的树木，是不会找不到的。
和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抬一副担架的是一名小个子士兵，脖子上缠着方格毛巾，腿上裹着麻袋片，用电话线扎着。
一声不响地站在地下室门口的人的目光是很不和善的，所以德国人一进入黑沉沉的地下室就觉得轻松，而且都不急着走出来，宁愿在黑暗里闻臭气，不愿到新鲜空气里去见阳光，每次德国人带着空担架朝地下室里走去，都能听到他们已经熟悉的俄罗斯人的骂声。
俘虏们在向地下室走的时候，并不加快脚步，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只要一有什么急促的动作，人群就会扑向他们。穿军官大衣的德国人叫了起来，哨兵生气地说：
“你这小子，有什么意见，你怎么，要是那个德国佬倒下去，你替他抬吗？”
德国兵在地下室里议论起来：
“挨骂的暂时还只有这位中尉。”
“你可注意那个娘们儿，一个劲儿地看着他呢。”
在地下室的黑暗处有一个声音说：
“中尉，哪怕这一次您就留在地下室里。要不然他们一收拾您，我们也要遭殃。”
中尉用含含糊糊的声音嘟哝说：
“不，不，不能躲，这是最后的审判。”
他又对自己的搭档说：
“走吧，走吧，走吧。”
这一次从地下室里往外走，中尉和他的搭档走得比一般多少快一点儿，因为抬的尸体轻些。他们抬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姑娘。尸体已经蜷缩，干瘪，只有那散乱的亮闪闪的头发保持着青春的小麦色的美，披在死掉的鸟儿般可怕的黑褐色小脸周围。人群轻轻地啊呀了一声。
那个矮矮的娘们儿尖声叫起来，叫声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插进寒冷的空中。
“孩子呀！孩子呀！我的孩子呀！”
这一声声对别人的孩子的呼叫震动了人群。这个妇女梳理起死人头上那尚带有烫发痕迹的头发。她注视着那张脸和僵了的歪嘴唇，她同时看到的又是这可怕的容貌，又是活泼、可爱，曾经在襁褓里对着她笑的那张脸儿，只有当妈妈的才会这样。
这个妇女站起身来。她朝那个德国人走去。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她的眼睛看着他，同时在地上寻找没有跟其他砖头冻在一起的砖头，寻找她那有病痛的、因为干重活儿和被冷水、开水、碱水弄伤了的手拿得起来的砖头。
哨兵感觉到不可避免要出事情，但也无法制止这个妇女的行动，因为她比他和他的自动步枪更刚强有力。德国俘虏们的眼睛也都不能离开她，孩子们也都聚精会神地、急切地看着她。
可是这个妇女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到那个裹着嘴巴的德国人的脸。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带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支配着周围的一切，她自己也受这股力量支配着，在自己的棉袄口袋里摸到昨天一名红军战士给她的一块面包，把面包递给那个德国人，说：
“给你，你拿着，吃吧。”
后来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她要这样。她一生中有过许多受气、绝望、懊恼的时刻：她和诬赖她偷油的邻居吵架，被不愿听她家长里短地告状的区苏维埃主席从办公室里赶出来，儿子结婚后把她从正屋里撵出来，怀孕的儿媳妇骂她老娼妇。每到这种时刻，她总是伤心得不得了，连觉也睡不着。后来有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想起了这个冬天的早晨，也是又伤心又懊恼，心想：“我过去傻，现在还是傻。”
五 十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军部开始收到各旅旅长报来的令人不安的情报。侦察队发现了德方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显然敌人是从大后方调来了后备兵力。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担心起来：先头部队在推进，不能保障两翼，如果敌人切断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冬季道路，坦克就得不到步兵的支援，得不到燃料。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讨论了这一情况。他认为，必须立即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并且暂时停止坦克前进。格特马诺夫很希望坦克军为解放整个乌克兰奠定基础。他们决定：诺维科夫下部队去，就地检查情况，格特马诺夫负责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
诺维科夫在去各旅之前，给方面军副司令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报告了一下。他事先就知道司令会怎样回答，司令当然不会担负责任：既不会下令叫坦克军停下来，也不会主张诺维科夫继续前进。
果然，副司令吩咐火速向方面军侦察科询问敌军情况，同时答应把他和诺维科夫的通话内容报告司令。
在这之后，诺维科夫和友邻部队步兵军军长莫洛科夫进行了联系。莫洛科夫是一个粗暴的、爱发火的人，总是怀疑友邻部队向方面军司令提供对他不利的情报。他们吵过嘴，甚至还骂过娘，虽然不是直接骂个人，骂的是坦克与步兵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厉害。
诺维科夫又打电话给左面的友邻部队炮兵师师长。
炮兵师师长说，没有方面军的命令，他不能再向前推进。
诺维科夫明白他的意图：这位炮兵师长不愿意只起辅助作用，只是保证坦克“射门”，他自己也想“射门”。
诺维科夫和炮兵师长通话刚刚结束，参谋长便走了进来。诺维科夫从来没见过涅乌多布诺夫这样性急，这样慌乱。
“上校同志，”他说，“空军集团军参谋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把支援我们的飞机转移到方面军的左翼。”
“这是怎么啦，他们害了神经病，还是怎的？”诺维科夫叫道。
“这事儿很简单嘛，”涅乌多布诺夫说，“有人不希望我们首先进入乌克兰。希望因为这件事得到苏沃洛夫勋章和赫梅利尼茨基勋章的人多得很。没有空军掩护我军就只能停止前进了。”
“我马上给司令打电话。”诺维科夫说。
但是给司令的电话没有打成，因为叶廖缅科上托尔布欣的集团军里去了。诺维科夫又给副司令打电话，副司令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他只是对诺维科夫为什么没有下部队去表示惊讶。
诺维科夫对副司令说：
“中将同志，我军是方面军各部中西进最远的，不经过协商，就这样撤除对我军的空中掩护，这算怎么一回事儿？”
副司令很恼火地对他说：
“司令部更知道怎样利用空军，参加进攻战的不是你们一个军。”
诺维科夫不客气地说：
“要是坦克受到空中轰击，我怎么对坦克手们说呢？我拿什么掩护他们呢，拿方面军的指示吗？”
副司令这一次没有发火，倒是用和解的口吻说：
“您下部队去吧，我把情况报告给司令。”
诺维科夫刚刚放下话筒，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他已经穿起大衣，戴起皮帽。一看到诺维科夫，就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把两手一摊。
“诺维科夫同志，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他婉转而亲切地说：
“后勤部队落后了。可是后勤部队副司令对我说，不能让坦克去和受伤、生病的德国人追着玩儿，浪费紧缺的汽油。”
他带着幽默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真的，我们又不是共产囯际的分部，我们是坦克军。”
“这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问道。
“您走吧，走吧，上校同志，”涅乌多布诺夫用恳求的口气说，“时间很宝贵。我保证尽一切可能和方面军司令部谈谈。”
自从那天夜里达林斯基说过那番话之后，诺维科夫就一直在注视这位参谋长的脸，注意他的动作、声音。每当涅乌多布诺夫拿起羹匙，拿叉子叉腌黄瓜的时候，拿电话筒的时候，拿红铅笔、拿火柴的时候，他心里都在想：
“难道就是这只手打掉达林斯基的牙？”
但是现在诺维科夫没有看涅乌多布诺夫。诺维科夫从来不曾看到涅乌多布诺夫这样亲热、这样惶惶不安，甚至这样可爱。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愿意把命赔上，也要让坦克军第一个跨进乌克兰的边界，让各旅一停不停地继续向西推进。
他们为此可以进行任何冒险，但是只有一点他们不愿意冒险：如果失败，他们不愿意担负责任。
诺维科夫心中不由得出现一股狂热：他想用无线电向方面军报告，坦克军先头几个排已经率先跨越乌克兰边境。这件事没有什么军事意义，没有给敌军造成特别损失。但是诺维科夫希望这样报告。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荣誉，为了得到方面军司令的感谢，得到勋章和华西列夫斯基的称赞，为了将在广播中宣布的斯大林的通令，为了得到将军头衔，为了让友邻部队羡慕，他希望这样。类似的感情和思想从来没有支配过他的行动，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这种感情和想法现在一旦出现，就特别强烈。
这种愿望没有任何不好的因素……还是像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像在一九四一年，寒冷仍是无情的，士兵们依然劳累得筋疲力尽，依然有死亡的威胁。但是战争的气氛已经不同了。诺维科夫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很惊异，他第一次这样容易、这样一听就明白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话，没有生气，没有懊恼，这样自然地和他们的想法一致。
他的坦克如果加速推进，确实有可能早几个钟头把几十个乌克兰村庄的侵略者赶出去，他看到老人和孩子们兴奋的脸，会非常高兴，会有乡下老婆婆拿他当亲儿子一样，把他抱住，吻他，他的眼里会涌出泪水。新的热情在同时酝酿着，在战争中渐渐形成了新的精神主导方向，而在一九四一年和斯大林格勒河岸边战斗中曾经为主的方向仍然保留和存在，但不知不觉已渐渐成为次要的了。
第一个明白超前完成战争任务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广播中呼唤“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的那个人。
很奇怪，诺维科夫虽然和催他动身的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一样着急，却迟迟不肯动身。直到他已经坐上汽车，他才明白了原因：他是在等待叶尼娅。
他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叶尼娅的信。他每次下部队回来，都要看看，叶尼娅是不是站在军部的台阶上迎接他。她成了他生活的参与者。
在他和旅长们说话的时候，在方面军司令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在他开着坦克冲向前沿阵地、坦克被德军炮弹炸得像一匹小马似的浑身哆嗦的时候，她都和他在一起。他对格特马诺夫说起童年的事情，似乎是说给她听。他想：“啊，我可不能喝酒，要是喝了，叶尼娅一下子就闻出酒气。”有时他想，她会注意到的。他有时很担心地想：“她要是知道我把少校送交法庭，会说什么呢？”
他有时进入前沿观察所的地下室，在一片烟气、电话员的声音、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中，会忽然殷切地想起她……
有时他想起她以前的生活，萌生妒意，便惆怅起来。有时他梦见她，等他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有时他觉得，他们的爱情会至死不渝，有时却担心起来，怕今后又是他一个人。
他上汽车的时候，仔细看了看通往伏尔加河的大路。大路上空空荡荡。后来他生起气来：她早就应该来到了。也许，她病了？他又想起来，在一九三九年听说她嫁了人，他怎样准备自杀。他为什么偏偏爱她？要知道，有一些爱过他的女子并不差。也许这是幸福，也许是一种病—对一个人非想不可的毛病。好在他没有跟军部里任何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等她来了，他没有任何顾虑。不错，在三个星期以前他干过一件罪过的事。要是叶尼娅在路上过夜，住在那座罪过的房子里，那一家的年轻女子和她说起话儿，会把他描述一番，说：“那位上校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子。”怎么脑子里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起来就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