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7）
三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一天里收到三封信：两封是两个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她还没有把信打开，只是从笔迹认出是谁的来信之后，就知道信里没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孩子们大都不喜欢给做母亲的写信报告高兴的事。
三方面来信都请她去：柳德米拉请她上莫斯科，叶尼娅请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请她上列宁斯克。这些邀请向弗拉基米罗芙娜证实了，两个女儿和外孙女的日子都不好过。
薇拉在信里写到父亲，说党内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曾经奉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几天前才从古比雪夫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在信中说，父亲从古比雪夫回来，憔悴不堪，他在发电站坚持战时工作期间都不像这样憔悴。他的问题在古比雪夫一直没有解决，命令他回来，参加恢复发电站的工作，但是告诉他，还不知是否能让他留在发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
薇拉准备和父亲一起从列宁斯克上斯大林格勒去，现在德国人已经不打炮了。市中心还没有收复。去过市内的人说，原来弗拉基米罗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顶已经塌了。父亲在发电站住的房子还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剥落了，窗玻璃没有了。父亲和薇拉带小孩子还可以住这所房子。
薇拉写到儿子。弗拉基米罗芙娜看着信都觉得奇怪，小丫头、小外孙女薇拉竟像个大人一样，用一个妇人，甚至是婆婆妈妈的口气写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觉不安宁、新陈代谢失调。这一切薇拉应该说给丈夫、妈妈听，可是现在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妈妈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儿媳妇娜塔莉亚，提到小姨叶尼娅，说父亲在古比雪夫曾经见到她。她没有说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对她的事不感兴趣。
她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道：
“外婆，发电站的房子很大，够咱们住的。我恳求您：来吧。”
薇拉在信里没有写出的，竟用这种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现出来。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看不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托里亚不在了，维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们没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儿和丈夫的关系真的出现了裂痕。柳德米拉请妈妈上莫斯科，这样写道：
“维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对您比对我更乐意说心里话。”
再往下是这样的话：
“娜佳现在心思深了，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了。现在这成了我们家的风气……”
叶尼娅的信却使人一点也摸不清头脑，信里都是一些含糊话，暗示有很大的麻烦和不幸。她请妈妈上古比雪夫去，同时又写着，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叶尼娅还在信里对妈妈说起里蒙诺夫，说他说了不少称赞妈妈的话。她说，妈妈如果见到他，会感到高兴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风趣的人，但是在信里又说，里蒙诺夫上撒马尔罕去了。简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罗芙娜上古比雪夫，怎么会见到他？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罗芙娜一看完这封信，就在心里说：“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罗芙娜十分激动。三封信都问到她的健康，问她的房间里是不是暖和。这种关怀使她很感动，虽然她明白，年轻人没有考虑她是不是需要她们。她们是需要她的。不过，也许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向女儿求助，为什么女儿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现在孤孤单单，又老，又无家可归，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了，谢廖沙又没有音信。她干工作越来越吃力了，心口经常作疼，头经常发晕。她甚至向厂里的技术领导人要求过，要求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她一天到晚在机器中间走来走去取检验样品，实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队买东西，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而生活又是这样艰难，这样困苦！站队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铺门前没有人站队。更糟的是，她回到家里，不做饭，也不生炉子，就饿着肚子睡到又潮湿又冷的被窝里。
周围的人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从列宁格勒疏散出来的一位女医生，对她说过怎样带着两个小孩子在离乌法一百公里的村子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她住在原来被划为富农的人的空房子里，窗玻璃没有了，房顶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经过树林，有时在黎明时候在树丛里会看到绿莹莹的狼眼睛。村子里的人都很穷，庄员都不愿意干活儿，说不论怎么干，反正粮食都要被弄走，因为农庄里欠的公粮总是缴不清。邻居的男人上了前线，老婆带着六个孩子在家里过吃不饱的日子，六个孩子只有一双破毡靴。女医生还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她买了一只母山羊，夜里有时趟着很深的雪到很远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雪底下往外扒没有收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因为在乡下听了不少粗野的骂人的话，也学会了骂娘，所以喀山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对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一年级学生像个醉汉一样骂娘，还是列宁格勒来的孩子呢。”
现在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维克托原来住的小房间里。宽敞的堂屋里住的是二房东夫妇，也就是本来的租户，他们在维克托一家离开之前原是住在偏房里的。二房东夫妇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生他们的气，不是因为他们吵闹得不安宁，而是因为他们向她这个遭难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这么一个小房间，每月房租二百卢布，占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些。她觉得，这些人的心肠是用胶合板和白铁做成的。他们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东西。从早到晚谈的都是素油、腌肉、土豆、在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卖的东西。夜里他们嘁嘁喳喳地说话。二房东太太对丈夫说，住在这房子里的一个做工长的邻居，从农村弄来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说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东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结婚之前她在工厂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活动，演过歌剧，也演过话剧。二房东谢苗·伊凡诺维奇在军事工厂工作，是一名锻工。年轻时候他在驱逐舰上工作过，是太平洋舰队中量级拳击冠军。现在这对夫妇当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了—谢苗·伊凡诺维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喂鹅，给小猪煮食儿，下班回来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说说工厂里的司机怎样从远地的农庄里弄来面粉、鸡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抢着说自己的无数病症，还说她怎样经常去找名医，说她怎样拿毛巾换豆角，说邻居一个妇女向一个疏散出来的女子买了一件马皮上衣和五个小碟子，说怎样炼猪油和混合油。
他们是不坏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谈起过战争，没有谈过斯大林格勒，没有谈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
他们又怜悯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为女儿走后，没有了科学院的定量供应，她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她没有糖，没有油，喝的是白开水，菜汤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连小猪都不肯喝这种汤。她没有钱买木柴。她也没有东西卖。她的穷困使二房东夫妇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罗芙娜听到尼娜对丈夫说：“昨天我只好给老婆子一张烙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看着，实在叫人不舒服。”
夜里弗拉基米罗芙娜睡不好。为什么谢廖沙没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来睡的铁床，似乎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思绪都传给了她。
人多么容易死。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想着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许死了，也许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亲很苦恼，件件事情都不顺心……但就连死亡和痛苦都没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维克托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亲密起来。
晚上，她给叶尼娅写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里，她为叶尼娅难过起来：真是一个可怜的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 [3]
“到十月革命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哦，还有，后来忽然问我，是不是认识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维克托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又问：维克托是否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我问：‘为什么偏偏和我谈？’他们回答说：‘您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经告过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头敲着当初柳德米拉从里面抽出报告儿子受重伤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用说，不论卡里莫夫，不论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问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方的她原来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罗芙娜，她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觉察到说话的人有话没有说完。她也不想给维克托发出警告，她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胆。她也不想猜测，是哪一个参与闲谈的人把话说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有时到末了这种事恰恰是最不受怀疑的人干的。内务部门的案子有时是在无意中酿成的，比如，因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一句笑话，因为不小心在厨房里当着邻居的面说的一句话；这样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为什么侦讯员忽然向卡里莫夫问起叶尼娅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着。她很想吃东西。从厨房里飘来油饼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饼，还有洋铁盘子的叮当声，谢苗·伊凡诺维奇安静的说话的声音。天啊，她多么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汤简直是泔水汤，她没有喝完，现在觉得十分可惜。吃的念头截断别的念头，把别的念头搅乱了。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工厂，在门口岗棚里遇到厂长的秘书，是一个上了年纪、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时候，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女秘书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惊奇：难道厂长这样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在工厂的院子里走着，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随即就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来：
“在喀山住够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
三十二
战地宪兵队队长哈尔布传唤连长列纳尔德，让他到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来。
列纳尔德迟迟未到。保卢斯新发了一道命令，严禁小汽车使用汽油。所有的汽油都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掌握。这样一来，即便死十次，都别想得到将军批的五公升汽油。现在不仅没有汽油供应士兵的打火机，也没有汽油供应军官的小汽车了。
列纳尔德只好等待司令部往城里送机要信件的汽车，一直等到晚上。
小汽车在结了冰的柏油路上奔驰着。在前沿阵地的掩蔽所和掩体之上，在无风而寒冷的空气中，飘荡着半透明的淡淡的烟气。在大路上，一群群伤兵头上裹着手帕和毛巾，朝城里走着，还有司令部从城里调往工厂去的士兵，头上也裹着毛巾，腿上还裹着破布。
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躺着的一匹死马跟前，检查起马达来。列纳尔德看着几个胡子拉碴、面带忧虑之色的人用斧子在砍冻肉。有一个士兵爬到露出来的马的肋骨上，就像一个木匠在没有盖好的屋顶的椽子上干木匠活儿。旁边的瓦砾堆里生着一堆火，用三角架支着一口黑锅，周围站着的士兵有的戴钢盔，有的戴军帽，有的裹着棉被，有的裹着围巾，背着冲锋枪，腰上挂着手榴弹。炊事兵用刺刀不停地把从水里往上冒的一块块马肉往下按。掩蔽所顶上有一名士兵不慌不忙地在啃一块马骨头上的肉，那块马骨头很像一张特大型号的口琴。
忽然夕阳把大路和一座空荡荡的楼房照得通亮。楼房的一个个被烧空了的眼眶充满了冰冷的血，被战争的硝烟弄脏又被炮弹炸翻起来的积雪泛出金黄色，死马的黑红色腹腔也亮堂了，大路上的卷地风雪像铜蒺藜似的盘旋起来。
晚霞具有一种特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使视觉变为画面，变为历史，变为感情，变为命运。一片片泥污和烟熏的痕迹在即将离去的夕阳中像成百上千的人在说话，人会看到逝去的幸福、无法挽回的损失、痛心的失误，也会看到希望的永恒的美。
这是穴居时代的场面。威风一时的勇士们，民族的精英，大日耳曼的建造者们，被抛出了胜利的道路。
列纳尔德看着裹了破布的人们，凭自己的锐敏感觉理解了：理想正如这西下的夕阳，就要消失了。
如果精力极其旺盛的希特勒、掌握着最先进理论的强盛而有作为的民族，能够把这些望着煮马肉的锅上冒出灰烟的人们，带到冰封的伏尔加河的静静的岸边，来到这瓦砾场上，来到这肮脏的雪地上，来到这夕阳染红了的窗子前面，能够使他们这样乖乖地顺从，可见生命的深处有一股多么愚蠢，多么迟钝的力量……
三十三
保卢斯的司令部设在被烧毁的百货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长官们按照既定的次序一个个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参谋向他们报告有关文件的内容，报告战局变化、敌军的行动。
电话机不停地发出叮铃声，打字机嗒嗒响着，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申诺克低沉的笑声从胶合板的门后面传出来。来去匆匆的副官们的皮鞋依然在石板地上咯吱咯吱响着，装甲部队司令戴着单眼镜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走廊里依然有法国香水的气味，似乎与潮气、香烟气味、皮鞋油气味混合，又似乎没有混合。身穿皮领军大衣的集团军司令从地下办公室的狭窄通道上走过的时候，说话声和打字机声音依然会一下子停下来，几十双眼睛依然会注视着他那沉思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保卢斯的日程依然像原来那样安排，依然将原来那样多的时间用于饭后抽烟，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交谈。无线电话务士官依然常常带着粗俗的傲慢神情，不顾正常的日程安排，不理睬亚当斯上校垂下的眼睛，带着希特勒的标明“亲手交接”的电报，径直走向保卢斯。
当然，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天起，司令部里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变化还表现在向战线西面架设的电话线，表现在新的弹药消耗标准，表现在每天都发生的“容克”运输机穿越空中封锁时着火和坠毁的可怕场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坦因，这个名字在官兵们耳朵里压倒了其他的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是没有必要的，毋须本书描述，这些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以前吃得饱饱的人，现在常常感到饿了；很明显，以前挨饿和吃不饱的人的脸色变了，变成了土色。当然，德军司令部里的人也发生了内在的变化：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不再那么神气活现，好吹牛的不再吹牛，原来十分乐观的人骂起了元首，并且开始怀疑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在那些迷恋于民族国家的无人性精神，被其束缚的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还开始了特别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人类生活的土壤，而且触及土壤的下层，正因为这样，人们还没有明白，没有觉察到。
这种变化过程很难感觉出来，就像很难感觉出时间在移动一样。在饥饿的痛苦中，在夜晚的恐怖中，在大难临头的感觉中，慢慢地开始了人性自由的解放过程，也就是人变为人、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过程。
十二月的白昼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寒冷的夜晚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来越紧，苏军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越来越猛……啊，俄罗斯草原上的寒冷是多么严酷无情，就连习惯了寒冷、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感到难以忍受。
头顶上是寒冷而严酷的天空，天空流露着一股无情的肃杀气氛，一串串冷冰冰的星星像锡制的树挂似的，出现在冻得一动不动的天上。死去的和注定要死的人怎么会懂得，这是几千万德国人过了十年惨无人道的生活之后，开始过人的生活的最初时刻！
三十四
列纳尔德来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门前，在苍茫的暮霭中看到一名灰脸的岗哨孤单地站在傍晚时候的灰墙边，他的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等他来到司令部的地下室走廊里，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又留恋，又悲伤。
他看到一扇扇门上用哥特字体写的牌子：“第二科”、“副官处”、“科赫将军”、“德拉乌里克少校”。他听到打字机的嗒嗒声，他听到说话声，体验到一种感觉，感觉到与他熟悉、亲近的作战伙伴、党内的同事、党卫军战友们紧密相连的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看到他们在夕照中—他们的命要完了。
他来到哈尔布的办公室门口，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位党卫军少校是不是想和他谈自己的感受。
正如在和平时期在十分熟悉的党内工作的同事中常见的，他们并不看重军衔的高低，在彼此相处中保持着同志间的随便态度。他们见了面，一般都会一边闲聊，一边谈着工作。
列纳尔德善于用几句话说明复杂事情的实质，他的话有时会在一级级报告文稿中作长途旅行，一直到达柏林的最高层办公室。
列纳尔德走进哈尔布的办公室，简直认不得他了。列纳尔德凝视着他那胖胖的、并没有消痩的脸，一下子弄不清楚：难道仅仅是哈尔布那聪明的黑眼睛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地图，一个炽热的、无情的红圈子围住了第六集团军。
“列纳尔德，咱们在岛上了，”哈尔布说，“围绕咱们这个岛的不是水，而是下等人的仇恨。”
他们说起俄罗斯的寒冷、俄罗斯的毡靴、俄罗斯的油脂，说俄罗斯的酒害人，本是取暖的，结果越喝越冷。哈尔布问，在前沿阵地上官兵关系有什么变化。
“如果想一想的话，”列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一个上校的想法和士兵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同。总的说，都是一种调调儿，没有什么乐观的。”
“各个营里在唱这种调调儿，司令部里也在唱这种调调儿。”哈尔布说。为了加强效果，又慢慢地说：“而这一合唱的领唱人便是我们的上将。”
“唱是唱，但是和以往一样，还没有人倒戈。”
哈尔布说：
“我有一点疑问，这和根本问题有关系。希特勒要第六集团军坚持，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却表示要拯救官兵的性命，提出要投降。我得到命令，要我秘密地征求意见，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指挥。俄罗斯人把这叫做自由行动。”
他把“自由行动”这个词儿说得很准确、清楚、漫不经心。
列纳尔德懂得问题的严重性，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他说：
“我想先说说个别情况。”于是他谈起巴赫：“在巴赫的连里，有一个面貌不清的士兵。这个士兵原来是年轻人取笑的对像，可是现在，从被包围的时候起，大家都跟他亲近起来，一齐看着他……我开始考虑他们这个连，考虑这个连的连长。在胜利的时候，这个巴赫是全心全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猜想，他的头脑里在发生变化，他在看风向了。所以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他连里的士兵和不久前他们天天取笑、又像疯子、又像小丑的一个人亲近起来？这个人在这危难时期会干出什么呢？他会把士兵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的连长又会怎样呢？”
他接着说：
“回答这一切是很难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士兵们不会造反。”
哈尔布说：
“现在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党的英明了。我们不仅毫不动摇地清除了人民身体上受传染的部分，也清除了表面上健康、但在困难环境中有可能腐烂的部分。各城市、部队、农村、教堂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思想敌人都已清除干净。牢骚、怪话、匿名信不管有多少，都没什么事。哪怕敌人不是在伏尔加河上包围我们，而是在柏林把我们包围，也不会有人造反！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希特勒。还应感谢上帝，是上帝在这样的时期给我们派了这个人来。”
他听了听头顶上滚动着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在很深的地下室里，无法听清，是德军的大炮在发射，还是苏联空军的炸弹在爆炸。
哈尔布等到轰隆声渐渐平息下来之后，说：
“您享受普通军官待遇，实在不应该。我把您列入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都是最受看重的党内朋友和保安人员，师部里会按时把机要通信文件送给您。”
“谢谢，”列纳尔德说，“不过我不希望这样，我只享受别人也享受到的待遇。”
哈尔布把两手一摊。
“曼施坦因怎么样？听说，给他供应了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坦因，”哈尔布说，“这方面我赞同集团军司令的看法。”
因为多少年来他说的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范围，所以很习惯地用小声说：
“我有一份名单，都是一些重要的党内朋友和保安工作人员，在必要撤离时保证在飞机上有他们的位子。这份名单上也有您。假如我不在，由奥斯津上校代理。”
他看出列纳尔德眼睛里有疑问神情，就解释说：
“可能，我要飞往德国。事情高度机密，所以既不能靠文件，也不能靠电报。”
他眨了眨眼睛，说：
“在起飞之前我要好好地喝一顿，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打掉很多飞机了。”
列纳尔德说：
“哈尔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大家战斗到底，如果我把大家抛下，感到有愧。”
哈尔布微微欠了欠身子，说：
“我没有权利劝您不要这样。”
列纳尔德有意冲淡过分严肃的气氛，就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助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因为我没有汽车。”
哈尔布说：
“无能为力！我是第一次完全无能为力！汽油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一点也弄不到。懂吗？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朴实的、不是他自己本来的—也许正是本来的—表情，正是这种表情使列纳尔德一见面没有认出他来。
三十五
傍晚时候，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下了一场雪，把战争的硝烟痕迹和泥污掩盖起来。巴赫在黑暗中巡视着前沿工事。枪响处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圣诞节火花一样，白雪被信号弹映照得时而发红，时而泛出闪烁不定的柔和的绿光。
在这一阵阵的闪光中，一条条石头山岭，一个个洞穴，像冻住的波浪似的一道道断墙，新走出的许许多多羊肠小道—有去吃饭走出的、上厕所走出的、搬运弹药走出的、往后方送伤员走出的、掩埋死者走出的—这一切都显得很异常、很特别。同时一切又显得十分熟悉、平常。
巴赫来到一处地方，这地方受到苏军火力控制，一部分苏军就隐藏在一座三层楼的断墙内，现在那里面却响起手风琴声和悠扬的歌声。
墙上的豁口便是苏军前沿的观察点，可以看到一座座工厂的厂房和冰封的伏尔加河。
巴赫唤了一声哨兵，但是没听清岗哨的答话，因为这时有一颗炸弹突然爆炸，冻土块打鼓似的纷纷撞击着楼房的断墙；这是关了马达低空滑翔的苏军小飞机投下的小型炸弹。
“一只瘸腿的俄罗斯老鸹。”一名哨兵说着，指了指黑沉沉的冬日天空。
巴赫蹲下来，胳膊肘撑在一块熟悉的凸出的石头上，四下里打量了一阵子。高高的墙上晃动着淡淡的、红红的影子，这说明苏军士兵在生炉子，烟囱红了，射出暗淡的亮光。看样子，在苏军的掩蔽所里，士兵们在大吃大嚼，在热热闹闹地喝热咖啡。
在右面，在苏军战壕与德军战壕接近的地方，可以听到钢铁撞击冻土的缓慢而低沉的声音。
苏军躲在地下，缓慢然而不断地把自己的战壕向德军推移。像这样在石头般的冻土中推进，其中就有一股笨拙而强大的劲头儿。似乎是土地本身在移动。
下午，一名中士向巴赫报告说，从苏军战壕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炸坏了连队锅灶的烟囱，把很多脏东西撒进战壕里。
快到黄昏时候，一名身穿白色小皮袄、头戴新皮帽的苏军士兵从战壕里探出身子，骂起娘来，并且威胁似的挥舞着拳头。
德国人没有开枪，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事儿是士兵自发的行动。
那名苏军士兵叫喊起来：
“喂，狗崽子们，想喝俄国酒吗？”
这时从战壕里爬出一名蓝灰色眼睛的德国兵，为了不让军官们听见，用不很大的声音喊道：
“喂，俄国人，不要照头上开枪。还要回家看妈妈呢。你把枪拿去，把皮帽子给我。”
苏军战壕里回答了一句话，而且是很简短的一句。虽然是一句俄语，可是德国人懂了，而且很生气。一颗手榴弹飞来，飞过了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但是已经没有人对这感兴趣了。
中士艾捷纳乌克也把这一情况向巴赫报告了，巴赫说：
“喊就让他们喊吧。没有人跑过去嘛。”
可是这时候，这名满嘴生甜菜气味的中士报告说，士兵别津科费尔不知用什么方式和敌军交换了物品，他的口袋里有方块糖和苏军士兵的面包。他还拿了一名弟兄的刮脸刀代为交换，答应给他换一块炼油和两盒压缩饼干，说定要一百五十克炼油作为代替交换的佣金。
“还有什么好说的，”巴赫说，“马上把他给我叫来。”
可是，原来上午别津科费尔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就英勇牺牲了。
“那您想叫我怎么样？”巴赫说。“反正德国人和俄国人早就在做生意了。”
可是中士艾捷纳乌克无意开玩笑。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法国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两个月前就被飞机送到斯大林格勒，离开了德国南部他所服务的警察营。他天天挨饿挨冻，又是虱子咬，又是担惊害怕，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
那边，一座座隐隐约约、在黑暗中很难看清的白色石头楼房，那是巴赫初到斯大林格勒生活过的地方。满天繁星的九月的天空，浑浊的伏尔加河水，大火之后通红的墙壁，再过去便是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那是亚洲沙漠的边界。
城市西郊的房屋沉没在黑暗中，大雪覆盖的瓦砾呈现在眼前—那就是他的生活……他为什么在医院里给妈妈写那封信？大概妈妈把那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为什么要和列纳尔德交谈？
人为什么要有记忆？为什么真想一死了事，什么都不再想起？他在被包围之前不应当对人生那样认真，应当采取疯狂的醉态，应当干他在长期的困难年月里没有干过的事情。
他没有杀害过孩子，一生没有逮捕过什么人。但是他拆毁了很不牢实的保护心灵纯洁、拦阻周围黑暗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的血朝他涌来，把他漂起，把他冲走，他与黑暗之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成为这黑暗的一部分。
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足道的事，是偶然的事，还是他的心灵必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