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4）
十 六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胜利进攻，消除了苏军防线上的许多缺口。消除的不仅是斯大林格勒与顿河两大方面军范围内的缺口，不仅是在崔可夫集团军与布置在北面的苏军几个师之间的缺口，也不仅是在一些脱离后方的连与排之间和隐藏在房屋中的小分队和战斗小组之间的缺口。孤立感、被半包围和包围的感觉也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了，换成了整体、团结一致和兵力十足的感觉。这种个人与众多的军队合为一体的意识，便是所谓致胜的士气。
当然，在陷入重围的德军士兵的头脑和心灵中，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思想变化。由几十万有思想、有感觉的细胞组成的组织，从德国武装力量的肌体上脱离了。虚无缥缈的无线电波和更加虚无缥缈的关于军队和德国一直保持联系的宣传，证实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师已经被包围。
托尔斯泰当年提出，完全包围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这一说法一再为托尔斯泰时代的军事经验所证实。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却证明：可以包围一支集团军，把它牢牢困在原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战争期间，被围是苏联和德国许多军队的残酷现实。
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伟大人物提出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思想，大都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中，包围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军队有极大的机动性，而军队的机动性所依靠的后方的笨重庞大，极不灵活。进行包围的部队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一切有利条件。被包围的部队完全失去机动性，因为在包围中不可能为现代化的军队组织多层次的、大范围的、工厂式的后方。被围的部队陷入瘫痪。进行包围的部队则可以利用陆上和空中的一切机械。
被围的军队失去机动性，不仅是失去军事机械方面的优势。被围的军队的士兵和军官就好像从现代文明世界掉进过去的世界。被围部队的士兵和军官不仅会重新估计作战部队的力量、战争的前景，还会重新评价国家的政策、党的领袖的魔力、法典、宪法、民族性格、民族的过去和将来。
那些像鹰一样洋洋得意地感到自己的翅膀强劲有力、在被缚住的无可奈何的猎物之上翱翔的人，同样也会重新评价上述一些问题，不过，当然带有相反的特点。
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决定了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是在胜利了的人民和胜利了的国家之间仍然进行着无声的争论。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取决于这一争论。
十 七
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在格尔利茨秋天的森林里，下着稀稀拉拉的小雨。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披着灰色斗篷，在高大树木之间的小道上走着。卫兵们一见到希特勒便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雨滴从他们脸上缓缓流下。
他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独自待一会儿。潮湿的空气使人非常舒服。飘洒着可喜的冷雨。一株株多么可爱、多么沉静的大树。在柔软的落叶上走一走，多么惬意。
野战大本营里的人一整天把他气得不得了……斯大林从来不曾引起他的尊敬。在战前他就觉得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又愚蠢又笨拙。斯大林的狡猾和奸诈都像庄稼汉一样简单。他的国家也是不像样子的。丘吉尔有一天总会明白新德国的悲剧性作用：正是德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欧洲，抵挡了亚洲的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入侵。他想象那些主张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第六集团军的人—他们倒是特别持重，特别恭敬的。使他生气的是那些轻率地相信他的人—他们总是啰啰唆唆地对他表示自己的忠诚。他一直希望带着蔑视的心情想想斯大林，把斯大林想得一钱不值，他又感觉到，他这种愿望是失去优势的感觉引起的……斯大林不过是一个狠毒的、报复心很重的高加索小铺老板。他今天的胜利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局面……老浑蛋蔡茨列尔会不会暗暗用嘲笑的目光看他？他一想到戈培尔会向他报告英国首相评论他的军事才能的俏皮话，就十分生气。戈培尔会笑着说：“要承认，他说的话实在够俏皮。”在他那聪明而好看的眼睛里会浮现出隐藏得很深的嫉妒者的得意神情。
第六集团军不愉快的处境使他心慌意乱，失去本色。事情主要的糟糕之处，不在于丢了斯大林格勒，不在于一些师被包围；也不在于斯大林赢了他。
一切他都能扭转。
他一向就有一些很普通的想法和嗜好。但是等他变得伟大和具有无限权力之后，这一切就引起人们的赞赏和敬佩。他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但是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的威力一旦开始动摇，他的英明就会减弱，他的天才就会消失。
他不羡慕拿破仑。他很不喜欢那些在孤独、贫困、一筹莫展的境况中依然十分伟大的人，不喜欢那些在好的和坏的境况中依然保持其力量的人。
他在林中独自散步的时候，也未能摆脱日常事务，并且在内心深处找到了总参谋部和党的领导机构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可能找到的最高明、最切实的答案。他之所以产生难以忍受的烦恼，是因为他又感到他和大家平等了。
要想成为新德国的缔造者，要想燃起战火和奥斯威辛的炉火，创立盖世太保，做一个平常人是不行的。新德国的缔造者和领袖一定要脱离人类。他的思想、感情及日常生活只能在人类之上，在人类之外。
苏联的坦克使他回到了他原来离开的地方。他的思想、他的答案、他的嫉妒心今天不再是对着上帝，对着世界的命运。苏联的坦克又使他回到人间。
独自一人在林中，起初他是感到轻松的，现在他感到有些可怕了。一个人，没有卫兵，没有随侍的副官，他觉得自己像童话中的小孩走进了黑郁郁、到处是妖魔的密林。
童话中的小孩子就是这样走，小羊羔就是这样在林中迷了路，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大灰狼从密林深处偷偷朝它走来。从几十年的黑黑的沉淀层中浮出他童年时候的恐怖，想起小人书上的一幅画：一只小羊羔站在阳光明丽的林中空地上，在黑黑的、潮湿的大树丛中露出狼的红眼睛和白牙齿。
他很想像儿时那样，叫喊一声，他想唤母亲，想把眼睛捂起来，想跑。
不过在林中，在大树丛中藏着的是一个团，他的私人卫队，几千个强壮、受过训练、机动灵活、反应迅速的人。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不准外人的气息摇动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不准外人的气息触碰到他。不少电话机在轻轻地响着，向各处、各地段通报独自在林中散步的元首的每一行动。
他转过身来，压制着想跑的心情，朝着自己野战大本营的暗绿色房屋走去。
卫兵们看到元首走得很急，以为大本营里有急事等着他去。他们怎么能想到，德国元首在林中暮霭初降时候想起了童话中的狼？
在树丛中，大本营一个个窗户里的灯光亮了。他想到集中营火化炉的火光，心中第一次出现人的恐怖。
十 八
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和许多掩蔽所里的人都产生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很想摸摸自己的脸，摸摸自己的衣服，动动靴子里的脚趾头。德国人不打炮了。静下来了。
寂静得使人头晕。人们觉得，似乎人都变空了，心麻木了，手和脚动作起来和以前有些不同了。在寂静中吃饭，在寂静中写信，夜里在寂静中醒来，似乎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寂静有自己的声音，很静的声音。寂静产生许多似乎很奇怪的新的声音：刀子的叮当声，翻书的沙沙声，地板的吱咯声，光脚丫儿的吧嗒声，笔尖的哧哧声，手枪保险装置的咔嚓声，掩蔽所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走进集团军司令的掩蔽所，崔可夫坐在床上，对面的小桌后面坐着古洛夫。克雷洛夫本想一进门就说说最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经发起进攻，包围保卢斯的问题再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他看了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一声不响地坐到床上。这样重要的消息克雷洛夫都没有对两位故友说说，可见他在他们脸上看到的不是一般的表情。
三个人都不说话。寂静产生了新的、在斯大林格勒久违的声音。寂静还准备产生新的、在战斗的日子里不必要的想法、激情、焦虑。
但是此时此刻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新的想法；担忧、功名心、凌辱、嫉妒还没有从斯大林格勒的苦难经历中产生出来。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的名字现在和苏联军事历史的光辉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了。
这寂静的时刻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此时此刻他们只有人的感情，后来他们谁也不能自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此刻感到这样幸福、这样悲伤，充满这样的热爱和温情。
在结束了防御战之后，要不要继续说说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要不要说说斯大林格勒防御战的一些领导人的可怜的贪求？
真理只有一种。没有两种真理。没有真理，或者伴随着残缺不全的真理、破碎的真理、砍削过的或者修剪过的真理，是很难生活的。部分的真理，不是真理。在这美好的寂静的夜里，让毫无掩饰的完整的真理占据心灵吧。我们要在这样的夜里把人的善良、人的伟大劳动计算在人的名下。
崔可夫走出掩蔽所，慢慢走到伏尔加河岸脊上，木板台阶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着。天色已经黑下来。西方和东方都没有声音。工厂的轮廓、城市楼房的断垣残壁、一个个掩蔽所都和静默无声的黑沉的大地、天空、伏尔加河融为一体。
人民的胜利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没有军队的分列式，没有轰鸣的混合乐队，没有烟火和礼炮，而是在潮湿的夜晚，在大地、城市、伏尔加河的安宁和静谧中迎接人民的胜利。
崔可夫十分激动，他那被战争磨硬了的心在胸中怦怦跳动着。他仔细听了听：并非寂静无声。从班内沟和“红十月工厂”那边传来歌声。下面，伏尔加河边有低低的说话声，有吉他的声音。
崔可夫回到掩蔽所。正等着他吃晚饭的古洛夫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真奇怪：这么安静。”
崔可夫在鼻子里“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等他们在饭桌边坐下来，古洛夫说：
“唉，同志，你听到快活的歌儿都哭了，看样子，你也吃了不少苦呀。”崔可夫惊讶地瞥了他一眼。
十 九
在斯大林格勒的山沟坡上挖的一个土室里，几名红军战士围坐在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还有一盏自制的油灯。
司务长在往各人的杯子里斟酒。大家都注视着，这珍贵的液体小心翼翼地上升到司务长粗硬的指甲在玻璃杯上指着的位置。大家把酒干了，就吃起面包。有一名战士把一口面包吃下去之后，说：
“是啊，德国佬打得我们够呛，不过我们还是打赢了。”
“德国佬这一下子老实了，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扑腾够了。”
“斯大林格勒大劫难到头了。”
“不过他们还是带来太多灾难。把半个俄罗斯烧掉了。”
他们吃了很久，不慌不忙，在不慌不忙中体会着一个人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之后休息、喝酒、吃饭时的幸福和安宁。
头脑迷迷蒙蒙的，但是这种迷蒙有点儿特别，并不使人糊涂。不论面包的滋味、大葱的咯吱声、放在土室墙脚下的枪支，不论伏尔加河、想家的念头、对强大敌人的胜利，以及抚摩过孩子的头发、搂抱过妻子、掰过面包、卷过烟卷儿，如今又夺得胜利的手，对这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
二 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准备复员的时候，最高兴的也许不是很快就要见到莫斯科，而是摆脱了疏散时期的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面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厌恶的了。
如果他们看到苏联情报局报道的好消息，就会说：
“好啦，现在咱们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忧虑的消息，就会说：
“唉，不会再号召家庭团聚了。”
出现了不少传闻，说有些人没有通行证也回到了莫斯科—他们从长途列车上爬到工程列车上，然后又爬到电气列车上，电气列车上没有军队拦截。
人们都忘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过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讯。那时候人们多么羡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换取鞑靼和乌兹别克安宁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们都忘记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灾难日子里，有些没上去火车的人纷纷丢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尔斯克走去，只要能离开莫斯科就行。现在人们也是宁可丢下东西、工作、安顿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离开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这两种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实质，就在于一年来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对德国人莫名其妙的恐惧变为对苏联力量优势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苏联情报局报道了对弗拉季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击，然后又报道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的胜利。在两个星期中，播音员有九次这样广播：“目前，我军继续反攻……再次沉重打击敌军……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摧毁敌军的顽抗，突破顿河东岸敌军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已推进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顿河中游一带我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反攻……我军在顿河中游地区继续挺近……我军在北高加索继续出击……我军又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发动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苏联情报局发表战报《六周以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作战总结》，综述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包围的情况。
人们的意识准备转变，要用全新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大事，虽然这种思想转变的准备是秘密进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于准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进行的这种再结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现出来。
现在人们思想的变化和莫斯科会战胜利时的思想变化大不一样，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主要是促成了对德国人态度的变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对德国军队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消失了。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会战初次取胜的日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战前的老的思维形式、战前的观念。
重新认识战争大事，认识苏联武装力量和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的、广泛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在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不过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识中，而是在人民的潜意识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石，那就是：农村集体化、工业化、一九三七年。
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的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死亡人数超过了消灭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个时期。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在经济方面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
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结果。
不过，在集体化、工业化和几乎更换了所有领导干部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新的结构，并不想放弃旧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虽然这些公式和概念对于新结构已失去真正的内容。新的结构利用的是一些旧的概念和成语，这些概念和成语发源于革命前就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国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结构的基础。
战争加速了在战前就暗暗进行着的重新认识现实的过程，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罗斯”这个词重新获得了真实的内容。
起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大都和一些否定意义的词联系着：俄罗斯落后、一团糟，俄罗斯闭塞，俄罗斯没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识既然出现了，就期待着战争的节日……
国家也渐渐趋向新的范畴的自觉。
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的日子里表现出来，便是强大的、极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时期之所以可贵，因为这种意识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善良的信赖，只不过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形式中。
不过，在灾难岁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识可能发展为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一位人事处长，一心要保护本机关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侵犯，这位处长的民族意识和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的民族意识，表现是不同的。
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它将把唤起民族意识与完成国家战后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树立民族主权思想方面，在各个领域树立苏联和俄罗斯的主权观点方面。
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在战时和战后突然出现的。战前，在农村的种种事件、建立祖国的重工业、干部大换班，标志着斯大林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在这个国家的胜利。在那个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切的印记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为黑暗王国的唯一自由信号的时候，这一重新认识过程开始公开化了。
发展的逻辑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