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1）
五十一
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一起被俘的司机谢苗诺夫，在靠近前线地区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过了十个星期之后，同一大批被俘的红军在一起，被押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里，他从来没有挨过拳头和枪托子，也没有挨过踢。
集中营里用饥饿惩罚。
水在小河里缓缓流动，哗哗响着，叹息着，拍打着岸边，可是，瞧，水轰轰响起来，狂号起来，翻滚着巨石，冲走大树，就像冲着麦秸一样，当你看到被挤压在狭窄河道里的河水震撼着山崖，当你觉得这好像不是水，而是许许多多沉重的透明铅块活了，站立起来，发起疯来的时候，会心惊胆战。
饥饿像水一样，永远自然地和生命联系着。所以饥饿有时会一下子成为消灭肉体、摧残扭曲灵魂、毁灭千千万万活物的力量。
饲料缺乏、冰封大地、草原和森林干旱、水灾和瘟疫可以使羊群和马群死亡，可以使狼、狐狸、唱歌的鸟儿、野蜂、骆驼、鲈鱼和毒蛇死去。人在自然灾害时候所受的苦难也和动物差不多。
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堤坝人为地、强制性地约束生活，挤压生活，这时候，可怕的饥饿的力量就像狭窄的河道里的河水一样，可以震动、扭曲、摧残和消灭人、部落、民族。
饥饿可以渐渐榨干人体细胞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可以使骨头变软，使孩子们的小腿佝偻和弯曲，可以使人贫血，头晕，使肌肉干瘪，破坏神经组织。饥饿可以重重地压在心上，把欢乐与信心赶走，可以消灭思考的能力，可以使人驯顺、低三下四、残忍、绝望和麻木不仁。
人性有时会完全灭绝，这饥饿的生物就会杀人，会吃死尸，会吃人。
国家能够筑起堤坝，把小麦、黑麦和种小麦、黑麦的人隔开，从而引起可怕的大批死亡，这种死亡类似德军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几十万人的死亡，类似希特勒集中营里几百万战俘的死亡。
吃的呀！吃的东西！粮食！调味的佐料！大吃特吃！少吃点也行！有稀汤，有饭菜！油腻的，滋补的，大鱼大肉！营养搭配的伙食！穷家小户的家常菜！丰盛豪华的宴席，精致的佳肴！简单的，乡村的风味！美味的食物。充饥的食物。吃！吃！……
土豆皮、狗肉、蛤蟆、蜗牛、烂菜叶、发霉的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和寒鸦的肉、腐烂的粮食、皮腰带、皮靴筒、糨糊、从军官食堂里流出来的油糊糊的泔水泡透的泥土—这都是吃的东西。这都是从堤坝里渗透出来的东西。
很多人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东西，分享这些东西，交换这些东西，互相偷窃这些东西。
在路上走到第十一天，当火车停在米海洛夫村车站的时候，押解队把昏迷过去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出去，交给车站当局。
上了年纪的德国警备队长对着这个靠在消防棚墙上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看了一会儿。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要是把他关起来，过一天就会死。枪毙也不值得。”警备队长对翻译官说。
谢苗诺夫爬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户人家不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
门里有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对他说。
他来到第二家门口，敲门敲了很久，没有人应声，也许这一家已经没有人，也许从里面闩住了。
第三家的门半掩着，他走进过道，没有人喊住他。他走进屋子里，一股暖气朝他扑来。他的头发起晕来，躺到门口一条大板凳上。谢苗诺夫重重地、急促地呼吸着，一面打量着白色的墙壁、圣像、桌子、炉子。他在集中营里过了这么久之后，一见到这一切，十分激动。窗外闪过一个人影，一个妇女走进屋子，一看到谢苗诺夫，叫了起来：
“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什么人，那是很清楚的。这一天，不是强大的国家的无情的力量，而是一个人，是赫里斯佳·丘尼娅克老大娘左右着他的生存和命运。
太阳从灰色云块的缝儿里凝望着战火纷飞的大地。在战壕、掩体、集中营的铁丝网、讲坛和特别科之上刮过的风，也来到小屋的窗前低声呼叫。
老大娘给谢苗诺夫端来一茶缸牛奶，他很费劲地、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他喝完牛奶，就呕吐起来。吐得肚子要翻出来，眼睛里流着泪水，他好像快要死一样，哧哧地直往里吸气，吐过了又吐。他拼命压制呕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浑身又脏又臭，老大娘会把他赶出去的。他用发红的眼睛看着老大娘拿来拖把，拖起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打扫，自己来擦洗，只要她不撵他走。但他只是嘟哝了两句，用哆哆嗦嗦的手指头比划了几下。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老大娘一会儿走进来，一会儿又走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找过邻居，请邻居去叫巡逻队或者警察？
老大娘把一铁锅水放到炉膛里。水烧热了，冒起热气。老大娘的脸露出忧愁的、不和善的神气。
谢苗诺夫心想：“她要把我撵走了，等我走了，她可以进行消毒。”
她从箱子里拿出褂子和裤子。她帮助谢苗诺夫把衣服脱了，把他的衣服包起来。他闻到了自己的肮脏身体的气味，闻到了浸过尿、血和屎的衬裤的气味。
她扶着他坐到一个木盆里。她的粗糙有力的手轻轻擦洗着他被虱子咬遍了的身体。热乎乎的肥皂水在他的胸前背后流着。他忽然哽咽起来，浑身哆嗦起来，一面吞着鼻涕，尖声叫起来：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灰色的粗麻布手巾揩干他的流泪的眼睛、头发、肩膀。她搀扶着他坐到板凳上，弯下身子，揩干了他那像麻秆一样细的腿，给他穿上褂子和内裤，扣上用布结成的扣子。
她把盆里的水倒进桶里，把又黑又臭的脏水提出去。
她把一张羊皮筒子铺到炕上，上面蒙上带条纹的麻布，又从床上拿来一个大枕头，放好。
然后她像搀一只小鸡一样，轻轻地把谢苗诺夫搀起来，帮助他爬到炕上去。
谢苗诺夫迷迷糊糊地躺着。他的身体感触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的世界一心想消灭这受尽折腾的牲畜的企图再也不能实现了。
但是不论在集中营里，还是在火车上，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难受。两腿麻木，手指酸痛，骨头疼得厉害，恶心，头脑里乱糟糟的，有时忽然轻飘飘、空荡荡的，发起晕来，眼睛刺疼，不住地打嗝儿，眼皮发痒。有时心里发闷，发慌，胸口说不出的难受，好像就要死了。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下了炕，开始在屋里走动。他感到惊奇的是，好像世界上有许多吃的东西。在集中营里却只有烂甜菜吃。似乎世界上只有稀稀的糊，只有集中营里的发臭的稀汤。
可是现在他看到了小米、土豆、白菜、猪油，他听到了公鸡的叫声。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觉得世界上好像有两个魔术师，一个善良的魔术师，一个凶恶的魔术师，他很怕凶恶的魔术师又把善良的魔术师打败，那样温暖、有饭吃、善良的世界就要消失，他又要用牙齿啃自己的皮腰带。
他摆弄起一盘手推的磨，因为这手磨的工作效率实在太低。磨几把灰灰的粗面，就要弄得满头大汗。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杆打磨光了，又把连接传动杆与磨盘的栓紧了紧。他这个有文化的莫斯科机械师认为该做的，都做了，对乡下木匠做的粗糙的活儿进行了加工，但是在这之后，手磨更不灵活了。
谢苗诺夫躺在炕上，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磨面粉。早晨他又把手磨拆开，使用了轮子和旧挂钟的部分零件。
“赫里斯佳大娘，您来看看！”他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并且指了指他安装的双齿轮传动装置。
他们彼此几乎不说什么话。她没有说过她那死于一九三〇年的丈夫，没有说过失去音信的儿子，也没有说过嫁到普里卢基、忘记了妈妈的女儿。她也没有问他，是怎样被俘的，是什么地方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他怕到外面去。每次在上院子里去之前，先要朝窗外观察半天，而且总是急急忙忙回到屋里。如果关门的响声大了，或者茶缸掉在地上，他就害怕，好像好日子完了，赫里斯佳老大娘再也无能为力了。
有时邻居上赫里斯佳大娘家来，谢苗诺夫就爬到炕上躺着，尽可能不大声喘气，不打喷嚏。不过，邻居不是经常来。
村子里没有驻扎德国兵。他们驻扎在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村里。
他想到周围在进行战争，而自己在这儿过温暖与安宁的日子，并不觉得有愧，他很怕再一次落入集中营和饥饿的世界。
他早晨醒来，很怕马上睁开眼睛，似乎了一夜魔法消失了，他又要看到集中营的铁丝网和警备队，又要听到空饭盒的响声了。
他闭着眼睛躺着，听听赫里斯佳老大娘是不是消失了。
他很少去想不久前的日子，不去回想政委克雷莫夫、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押送俘虏的火车。但是每天夜里他都在梦里哭和叫。
有一天夜里他从炕上爬下来，在地上爬了一会儿，躲到板床底下，在板床底下睡到天亮。早晨起来，他想不起他梦见了什么样可怕的事。
有几次他看到载重汽车载着土豆和粮食从村里道路上经过，有一天他还看到一部小轿车。马达很好，车轮在泥水里也不打滑。
有时他想象着德国巡逻队在过道里叽哩哇啦说起话来，马上就会冲进屋里来，他的心就会打颤。
他向赫里斯佳老大娘问过德国人。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不坏。在我们这儿打仗的时候，我这屋子里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画家。他们常常和孩子们一块儿玩。后来住过一个汽车司机，他还带着一只小猫。他开车回来，小猫就跟他玩儿。小猫好像是从边境上跟他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把小猫抱在怀里。他对我也很好，给我拉来不少木柴，有一次还给我丢下一口袋面粉。可是有些德国人很坏，杀小孩子，杀老头子，不拿我们当人，随便朝人家里跑，在女人面前光着身子。我们乡下的警察也有这样的，对人很凶。”
“咱们可是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接着又问道：“赫里斯佳大娘，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说村子里有很多放回来的俘虏，当然，那都是回自己村子的乌克兰人。不过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嫁到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邻居和街坊，认识了第一天没有让他进门的那个老妇人。他知道，晚上姑娘们常常去车站看电影，每到礼拜六，车站上有乐队演奏，有舞会。他很想知道，德国人在电影院里放什么样的电影。但是上赫里斯佳大娘家里来的只有老年人，他们不看电影。没有人可以问。
邻居一位大娘拿来女儿的来信，女儿是参加招工上德国去的。信里有好几处地方谢苗诺夫不懂，于是别人解释给他听。那姑娘在信中写着：“万尼亚和格里沙飞来了，窗上安上了玻璃……”这就是说，万尼亚和格里沙是在空军服役，苏联空军轰炸了德国的城市。
那姑娘在另外一处写着：“雨下得很厉害，就像巴赫马奇那样。”这也是指飞机轰炸，因为在战争初期，巴赫马奇车站常常受到很强烈的轰炸。
这天晚上，有一个高高的瘦老头子来到赫里斯佳大娘家。他把谢苗诺夫打量了一遍，便用地道的俄语说：
“好汉，你从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头子说：
“我们都是俘虏。”
他在沙皇时代当过炮兵，炮兵的一些号令他还记得很清楚，并且当着谢苗诺夫的面表演起来。他发号令用俄语，用嗄哑的声音，可是报告结果声音却很响亮，像个年轻人一样，并且还带有乌克兰口音，看样子，他是在模仿几十年前长官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
后来他骂起德国佬。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初人们指望德国人解散集体农庄，可是结果德国人想到，集体农庄对他们也是好事情。他们也搞起五户小组、十户小组，和原来的生产小组、生产小队一样。赫里斯佳大娘用长长的、伤心的语调说：
“唉，集体农庄呀，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集体农庄有什么！谁都知道，咱们到处都有集体农庄。”
赫里斯佳大娘说：
“你住嘴。你可知道，外地人怎样成群成群上我们这儿来的吗？一九三〇年，整个乌克兰都在瞎折腾。天天吃荨麻，吃黄土……把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我男人饿死了，我又是受的什么样的罪呀！我浑身浮肿，话也不能说，路也走不动。”
谢苗诺夫听赫里斯佳大娘说她也和他一样挨过饿，十分吃惊。他总觉得，饥饿和瘟疫和这个善良人家的大娘是无缘的。
“也许，你们家是富农吧？”他问道。
“哪儿是什么富农呀！所有的人都遭殃呀，比战争时期还糟。”
“你是乡下人吗？”老头子问。
“不是，”谢苗诺夫回答说，“我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我父亲也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
“是啊，”老头子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如果你那时候也参加了集体化，也会完蛋，城里人嘛，说完蛋就完蛋。为什么我活下来啦？我懂得野生草木。你以为我说的是橡子、椴树叶、荨麻、滨藜吧？这些东西大家一下子就吃光了。可是我知道五十六种能吃的野草。所以我活下来了。春天刚刚来到，还看不到一片叶子，我就在地里挖草根吃。伙计，我什么都认识，每一样根、皮、花儿我都认识，每一棵草我都认识。牛、羊、马全死了，可是我没有死，我比牛、羊、马更会吃草。”
“你是莫斯科人吗？”赫里斯佳大娘慢慢地重问了一遍。“我还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呢。”
老头子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了，可是赫里斯佳大娘用手托着腮坐着，望着黑黑的夜空。那一年是丰收年景。小麦长得密密麻麻，齐齐整整，和她的瓦西里的肩膀一样高，把赫里斯佳连头都遮住。
村里到处可以听到微弱而缓慢的呻吟声，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地上爬着，有气无力地哭着；饿得连喘气也没有劲儿的男子汉拖着水肿的腿在外面晃悠着。妇女们到处找东西吃，什么都吃：荨麻，橡子，椴树叶，掉在外面的马蹄，骨头，牛角，羊角，未加工的羊皮……然而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还在一家一家地转悠着，不管死人，也不管半死不活的人，打开地窖，在棚子里挖坑，拿铁钎子插进地里，寻找和收缴富农藏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里，她的瓦西里死了，停止了呼吸。这时候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又来到屋里，其中有一个蓝眼睛的人，说话带俄罗斯口音，就和谢苗诺夫一样，走到死者跟前，说：
“富农顽抗到底，毫不怜惜自己的命。”
赫里斯佳叹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便去铺床。
五十二
维克托·施特鲁姆原以为，他的研究只能得到狭小的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但事实不是这样。近来给他打电话的不只是一些熟识的物理学家，还有一些数学家和化学家。有些人请他解释问题，因为他的数学推论太复杂了。
有的学生会代表到研究所来找他，请他给物理系和数学系高年级学生作报告。他在科学院做过两次报告。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告诉他，在很多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都在对他的研究进行争论。
柳德米拉在限额供应商店里听到一位科学家的夫人问另一位夫人：“您站在谁后面？”那位夫人回答说：“这不是，我站在施特鲁姆夫人后面。”原来发问的那位夫人说：“这就是施特鲁姆夫人吗？”
维克托并没有表露出他因为自己的论文引起这样不同寻常的广泛关注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对荣誉不是无动于衷的。在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维克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直注视着电话机，等着索洛科夫给他打电话。可会后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是萨沃斯季扬诺夫。
往常爱嘲笑人甚至爱说下流话的萨沃斯季扬诺夫，现在说话的口气不一样了。
“这是胜利，了不起的胜利！”他一再地说。
他说了说普拉索洛夫院士的发言。这位老院士说，自从他的研究辐射压力的老朋友列别杰夫去世以后，在物理研究所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有分量的论文。
斯维琴教授谈到维克托的数学方法，说这种方法本身就有创新成分。他说，只有苏联人才能在战争环境中这样忘我地为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很多人发言，马尔科夫也发了言，但是最响亮、最带劲儿的话是古列维奇说的。
“他是好样的，”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说的话最实在，说话不带框框儿。他说您的著作是经典性的，说应该把您的著作和原子物理奠基人的著作，如普朗克、玻尔、费马的著作，排在同样的位置。”
“真带劲儿。”维克托在心里说。
萨沃斯季扬诺夫打过电话不久，索科洛夫又打来电话。
“今天我不上你们家去了，抽出二十分钟和您在电话里谈一谈吧，我实在太忙了。”他说。
索科洛夫也十分激动，十分高兴。
维克托说：
“我忘记了问萨沃斯季扬诺夫表决的情形。”
索科洛夫说，表示反对的只有从事物理理论研究的加甫罗诺夫教授。他认为，维克托的著作建立在很不科学的基础上，来源于西方物理学家的观点，实际上是不顶用的。
“加甫罗诺夫反对，这倒是好事。”维克托说。
“是啊，也许是好事。”索科洛夫也说。
加甫罗诺夫是一个怪人。大家戏称他“斯拉夫兄弟派”。他带着一股狂热而顽强的劲头千方百计地要证明，物理学的一切成就都和俄国科学家的著作有关系，他把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名字，如别特罗夫、乌莫夫、亚可甫列夫，看得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还要高。
索科洛夫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瞧，整个莫斯科都承认您的著作的重大意义了。不久就要为您举行庆祝宴会了。”
玛利亚接过话筒，说：
“恭喜您，请代我向柳德米拉表示祝贺。我为您、为她感到非常高兴。”
维克托说：
“这都算不了什么。”
可˜ˉ这种“算不了什么”使他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夜里，柳德米拉已经在铺床准备睡觉了，马尔科夫打来电话。他是一个熟悉官场情形的人。他用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索科洛夫不同的语气说了说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形。古列维奇发言以后，科甫琴科在一片笑声中说：“连数学研究所里都敲起钟来，围绕着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论文闹腾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宗教游行，可是已经有人举起神幡。”
多疑的马尔科夫感觉到科甫琴科的笑话是带有恶意的。他观察到的另外一些情形都和希沙科夫有关系。希沙科夫没有说出自己对维克托的论文的看法。他听着别人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也许是表示赞成，也许那意思是：“等着瞧吧。”
希沙科夫极力推荐年轻教授莫洛堪诺夫的著作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他的著作是论述钢的伦琴射线分析的，实用范围很小，只是对于生产优质钢的某些工厂有意义。
马尔科夫又说，散会之后，希沙科夫就走到加甫罗诺夫跟前，和他谈起来。
维克托说：
“马尔科夫同志，您最好到外交部门去工作。”
不善于开玩笑的马尔科夫回答说：
“不，我还是做我的物理试验。”
维克托走到柳德米拉的房间里，说：
“推荐我领取斯大林奖金啦。他们说了不少使我高兴的事情。”
他又对她说了说参加会议的人发言的情形：
“所有这些官方的赞许，都是狗屁不值。不过你要知道，我讨厌透了那种长期形成的莫名其妙的局面。上大厅里去开会，第一排座位常常空着，但是我不敢去坐，总是坐到最后一排，可是希沙科夫、波斯托耶夫却总是毫不犹豫地坐到主席团位子上去。我瞧不起主席团的交椅但是在心里希望自己至少有资格坐这样的交椅。”
“要是托里亚知道了，才高兴呢。”柳德米拉说。
“这事儿我也不能写信向妈妈报告了。”
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已经十二点了，娜佳还没有回来。昨天她十一点就回来了。”
“会有什么事呢？”
“她说她是上好朋友玛伊卡家里去，可是我很不放心。她说，玛伊卡父亲的汽车有夜晚通行证，他可以把她送到咱们的街口。”
“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维克托说过这句，心里想道：“真是的，正谈着巨大的成就，谈着国家的斯大林奖金，干吗要拿家庭琐事把这样的谈话打断？”
他没有说出口来，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在学术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他往希沙科夫家里打了一次电话，他想请他为年轻物理学家兰杰斯曼安排工作。科学院管委会和人事处一直拖着不肯办手续。同时他想请希沙科夫设法快一点儿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来。现在，在研究所安装新设备的时候，把有技术特长的工作人员留在喀山，是没有意义的。
他早就想和希沙科夫谈谈这些事了，但是他觉得希沙科夫也许会不大客气地说：“您去找副所长谈吧。”所以维克托一直拖着没有谈。
现在，成功的浪波激起了他的劲头。十天之前他还觉得去见希沙科夫是很不合适的，可是今天他觉得往希沙科夫家里打电话是很平常自然的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您是谁？”
维克托报了姓名。他报得那样从容，那样镇静，他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到十分愉快。接电话的女子迟疑了一下，然后很亲切地说：
“请等一会儿。”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很亲切地说:“对不起，请您明天上午十点钟往研究所打电话。”
“对不起，打搅了。”维克托说。
他浑身感到热辣辣的，很不舒服。
他闷闷不乐地揣度着，恐怕晚上在梦里也摆脱不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等早晨醒来，会在心里想：“为什么这样恶心？”然后会想起来：“哦，都是因为这次愚蠢的电话。”他来到柳德米拉房间里，说了说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没有打成。
“是啊，是啊，王牌打得不是地方，就像你妈妈常说我的。”
他又骂起接电话的那个女人：“他妈的，那母狗，我真受不了官腔官调的那一套：先问我是什么人，然后回答说，老爷没有工夫接电话。”
柳德米拉在类似的情况下一般都要生气的，他很想听听她的说法。
“你该记得，”他说，“我曾经说过，希沙科夫态度冷淡是因为他不能靠我的论文捞到什么资本。可是现在他觉得可以捞到资本了，不过捞到的是另一种资本：可以贬低我。因为他知道，上面有人不喜欢我。”
“哎呀，你担心的事太多了，”柳德米拉说，“现在什么时间啦？”
“九点一刻。”
“瞧，娜佳还不回来呢。”
“哎呀，”维克托说，“你担心的事太多了。”
“顺便说说，”柳德米拉说，“今天我在商店里听说：斯维琴也被推荐为奖金备选人了。”
“你看，有这种事，他没有告诉我呀。他凭什么被推荐？”
“好像因为散射理论。”
“真是莫名其妙。他的论文是在战前发表的呀。”
“那有什么关系。过去发表的东西也可以得奖。他会得奖的，你得不到。你就等着瞧吧。这都怪你自己。”
“柳德米拉，你太糊涂了。上面有人不喜欢我呀！”
“你需要的是我母亲。她处处都附和你。”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火气。如果当初你对我妈所表现的亲热，能有我对你妈所表现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可是你妈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托里亚。”柳德米拉说。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维克托说。他觉得妻子也成了外人，她是那样顽固和不讲理，让人感到可怕。
五十三
第二天早晨，维克托从索科洛夫口里听到一桩新闻。头天晚上，希沙科夫把研究所里一些人请到家里去了。索科洛夫去了，紧接着科甫琴科也坐着小汽车到了。
在被邀请的人当中还有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
维克托觉得很不自在：显然，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
他冷冷笑着对索科洛夫说：
“在被邀请的宾客中还有圣热曼伯爵呢，先生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他忽然想起来，在给希沙科夫打电话的时候，还用那样从容的语调报自己的姓名，相信希沙科夫一听到“施特鲁姆”，马上就会高高兴兴地跑了来呢。他想起这一点，甚至懊恼得叫了起来，心里想，狗要抖掉咬得它受不了的虼蚤却抖不掉，就是这样叫的。
“顺便说说，”索科洛夫说，“这次招待得很好，完全不像在战争时期。咖啡，真正的古尔贾尼葡萄酒。人也不多，只有十来个人。”
“很奇怪。”维克托说。索科洛夫马上明白了这意味深长的“很奇怪”指的是什么，他也意味深长地说：
“是啊，不完全清楚。更确切地说，完全不清楚。”
“古列维奇去了吗？”维克托问道。
“古列维奇没有去，好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指导研究生试验。”
“哦，哦，哦。”维克托说着，用手指头敲起桌子。过了一会儿，出乎自己的意料，他忽然向索科洛夫问道：“索科洛夫同志，大家没有说起我的论文吗？”
索科洛夫踌躇了一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人称赞您，崇拜您，是在帮您的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
“您怎么不明说呢？嗯？”
索科洛夫告诉他，加甫罗诺夫说起维克托的论文，说论文中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
“噢？”维克托说。“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您要知道，加甫罗诺夫是胡说八道，不过总是很不愉快的事。巴季因就支持他的说法。似乎是这样，您的论文尽管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和那次有名的会议上所定的方针是抵触的。”
他回头朝门口看了看，又朝电话机看了看，然后小声说：
“您要知道，我觉得，因为要开展维护科研的党性的运动，咱们研究所的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您做替罪羊。您该知道咱们的运动是怎样进行的。选定一个牺牲品，拼命来折腾。这真是可怕呀。您的论文可是真了不起，真难得呀！”
“怎么，就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吗？”
“好像没有。”
“您呢？”
“我认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无法推翻他们的定论。”
维克托感觉出朋友的尴尬，也不好意思了，就说：
“噢，噢，当然，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都沉默着，但这种沉默并不令人感到轻松。维克托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触发了平时隐藏在心中的恐怖感。他害怕国家发怒，怕自己成为国家发怒的牺牲品，国家发起怒来，可以使人变为齑粉。
“是啊，是啊，是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图发胖，只求活命就行啦。”
“我多么希望您能明白这一切呀。”索科洛夫小声说。
“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也用小声问道，“马季亚罗夫在那儿怎么样，平安无事吗？他有信给您吗？我有时十分担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们突然用低声耳语交谈，好像是在特意表示：人与人之间还有自己的、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
索科洛夫沉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没有，我没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
他平静而响亮的声音好像在说：这些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现在对他们毫无意义了。
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走进办公室，谈起完全不同的话题。马尔科夫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妻子搅得丈夫过不好日子。
“有什么样的丈夫，必然有什么样的妻子。”索科洛夫说过这话，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如果在电车上只有一个位子，必然是他坐上去，他的玛利亚站着。如果夜里有人来电话，他再也不会从床上起来，而是玛利亚穿了睡衣跑去问：‘您是哪位？’显然，这样的妻子是一个人的好伙伴。”
“我不在幸福者之列，”马尔科夫说，“我常常听到命令：‘你怎么，聋了吗，开门去！’”
维克托忽然生起气来，说：
“哼，您怎么啦，咱们怎么能比得上……索科洛夫是模范丈夫！”
“马尔科夫同志，您怕什么，”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现在日日夜夜在实验室里，老婆管不到了。”
“您以为，她因为我天天不在家，不骂我吗？”马尔科夫问道。
“当然啦，”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着，舔了舔嘴唇，已经感觉出自己要说的俏皮话的滋味了，“你应该待在家里！正如俗话说的，我的家就是我的监狱嘛。”
马尔科夫和维克托都笑起来。马尔科夫显然担心这愉快的谈话会拖延下去，便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该干事情了。”
等他走出门去，维克托说：
“这样古板的一个人，动作一向慢条斯理的，现在却像喝醉酒一样了。的确是日日夜夜泡在实验室里。”
“是啊，是啊，”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承认说，“他就像一只做窝的鸟儿。一头埋进工作里啦！”
维克托笑了笑，说：
“他现在连上流社会的新闻也不关心了，不再传播这种新闻了。是啊，是啊，我很喜欢做窝的鸟儿。”
萨沃斯季扬诺夫猛地转过脸来，朝着维克托。
他那淡黄色眉毛的年轻的脸是严肃的。
“正好，要谈谈上流社会的新闻，”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应该说，昨天在希沙科夫家举行酒会，没有请您去，这是令人气愤的事，毫无道理的事……”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种同情的话有伤他的尊严。
“您算了吧，别说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然，希沙科夫没有请您，算不了什么。不过，加甫罗诺夫说的话多么可恶，索科洛夫没有对您说过吗？只有丝毫不顾羞耻，才会说您的论文中有犹太教精神，才会说古列维奇称赞您的论文是经典性的，只因为您是犹太人。尤其是在领导者不出声的冷笑中说这些卑鄙的话。好一个‘斯拉夫兄弟’！”
在午休的时候，维克托没有上食堂去，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他何曾想到，人世间有这样多卑鄙龌龊的东西！萨沃斯季扬诺夫倒是有头脑！可原来还以为他只会说说俏皮话，天天带着姑娘的泳装照片，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呢。是啊，总的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加甫罗诺夫的胡说八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人，是一个爱嫉妒的小人。没有人反驳他，是因为他说的话太荒唐，太可笑。
可是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的事还是使他很不安，很难受。希沙科夫怎么能不请他呢？的确很不礼貌，很没有道理。特别有伤自尊心的是，平庸无才的希沙科夫和他的宾客们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痛苦，就好像出了不幸的事，这一生都无法挽回了。他知道这是胡思乱想，可是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哼，哼，还想比索科洛夫多分一两个鸡蛋呢。休想！但是有一件事实实在在地使他伤心。他真想对索科洛夫说：“我的朋友，您怎么不羞愧？加甫罗诺夫那样诬蔑我，您怎么瞒着我？您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对我说。您真不应该，真不应该啊！”
可是，尽管还在生气，他马上自己对自己说：“不过，你也没说话嘛。你也没有对朋友索科洛夫说，卡里莫夫怀疑他的亲戚马季亚罗夫嘛。你也没有作声！因为不好意思？怕伤和气？胡说！不过是害怕！”
显然，命中注定这一整天是不愉快的。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走进办公室，维克托看到她一脸愁容，问道：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出了什么事吗？”又在心里想道：“她是不是听说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这样的事落到我头上了，为什么我落得这种下场？”原来，在午休时间人事处把她叫了去，要她写离职申请书。因为院长有指示；要解除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试验员的职务。
“胡说八道，我真不明白这搞的是什么名堂，”维克托说，“我去叫他们别胡闹，请您放心。”
使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杜宾科夫的话，他说，领导对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妨碍您工作了，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
维克托披上大衣，就穿过院子，朝人事处所在的二层楼走去。“好啊，好啊，”他在心里说，“好啊，好啊。”他再也没有多想。但是这“好啊，好啊”却包含着很多意思。
杜宾科夫一面和维克托打招呼，一面说：
“我正要找您呢。”
“为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的事吗？”
“不是，那不必要。是因为有某些情况，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员需要填这样一份履历表。”
维克托看了看很多张表格纸订成的履历表，说：
“哎呀！这要花一个星期的工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瞧您说的。不过，在填写否定项目的时候，不要划斜线，要写：没有，不是，未参加，等等。”
“我有一个意见，”维克托说，“应该取消解除我们的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职务的荒唐命令。”
杜宾科夫说：
“洛沙科娃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怎么能取消院领导的命令啊？”
“鬼知道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她拯救了研究所，在炸弹底下保护了所里的财产。可是现在凭着形式上的理由解除她的职务。”
“没有形式上的理由，我们不会解除任何人的职务，”杜宾科夫很神气地说。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不仅是一个极好的人，她还是我们实验室里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之一。”
“如果她的确是无法代替的，那您就去找找科甫琴科同志，”杜宾科夫说，“正好，你们实验室里还有两个问题，您要征求他的同意。”
他把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两张纸递给维克托。“这是关于选聘人员担任研究员职务的。”他朝一张纸看了看，慢慢念了念：“兰杰斯曼·艾米里·平胡索维奇。”
“哦，这是我写的嘛。”维克托认出杜宾科夫手里的纸，就说。
“这是科甫琴科同志的批示：不符合要求。”
“怎么不符合要求？”维克托问。“我知道他是符合要求的，科甫琴科怎么知道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您要去和科甫琴科同志谈谈。”杜宾科夫说。他看了看另一张纸，说：“这是我们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员的申请书，也需要您去说说理由。”
“哦，怎么啦？”
“科甫琴科同志批的是：目前不宜调动，因为喀山大学的工作十分需要他们，这个问题放到学年结束时再研究。”
他说话声音不高，很温和，好像希望用亲切的声音软化这使维克托不愉快的消息，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亲切的神气，只有不怀好意的好奇。
“谢谢您，杜宾科夫同志。”维克托说。
维克托又来到院子里，又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好呀，好呀。”他不需要领导的支持，不需要朋友的情谊，不需要和妻子心灵相通，他可以单独作战。他回到主楼，登上二层。
科甫琴科身穿黑色西装和乌克兰式绣花衬衣，紧跟着向他报告维克托来见的女秘书走出办公室，说：
“请，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进寒舍坐坐。”
维克托走进摆满了红色安乐椅和大沙发的“寒舍”。科甫琴科请维克托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挨着坐了下来。他一面听维克托说话，一面微微笑着，他的亲切神情很有点儿像杜宾科夫的亲切神情。而且，在加甫罗诺夫发言评论维克托的论文的时候，他好像也是这样微笑的。
“有什么办法？”科甫琴科把两手一摊，很伤心地说。“这不完全是我们自作主张啊。她曾经在炸弹底下吗？现在这已经不算功劳了。如果祖国有命令的话，每一个苏联人都会到炸弹底下去。”
后来科甫琴科沉思了一下，说：
“还有一种办法，虽然会有人找碴儿。可以把洛沙科娃调任制剂员。科技人员供应卡还给她留着。这我可以办到。”
“不行，这对她是一种侮辱。”维克托说。
科甫琴科问道：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是希望，苏维埃国家施行一种法律，在您的实验室里施行另一种法律吗？”
“恰恰相反，我正是希望在我的实验室里也施行苏维埃的法律。按照苏维埃法律，不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
维克托又问：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要谈法律的话，那您为什么不批准很有才华的小伙子兰杰斯曼进我的实验室？”
科甫琴科咬了咬嘴唇。
“您可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也许，按照您的要求，他能工作得很好，不过还有一些情况，是研究所的领导应该考虑的。”
“很好，”维克托说，又重复一遍，“很好。”
他又小声问：
“是履历问题吗？亲属在国外？”
科甫琴科不作回答，只把两手一摊。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这种愉快的谈话还能继续下去的话，”维克托说，“请问，为什么您不让我的同事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从喀山回来？顺便说一句，她是副博士。我的实验室和国家有什么矛盾？”
科甫琴科带着受难者的脸色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怎么审问起我来了？我对干部负有责任呀，您要理解这一点。”
“很好，很好，”维克托觉得已经到了一点不客气地谈一谈的时候，就说，“那好吧，可敬的同志，我不能继续工作了。研究科学不是为杜宾科夫，也不是为了您。我在这儿也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给人事处创造我无法知道的好处。我要给希沙科夫写报告，让他派杜宾科夫来主持核物理实验室好了。”
科甫琴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嘛。”
“不，我就是不能再工作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领导上，尤其是我，有多么看重您的工作。”
“至于你们看重我还是不看重我，我可是一点不放在眼里。”维克托说过这话，在科甫琴科脸上看到的不是生气的表情，而是快活与满意的表情。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科甫琴科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离开研究所。”
他皱起眉头，又说：
“而且也完全不是因为无人可以代替。难道您以为就没有人可以代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吗？”
最后又用十分亲切的语调问道：
“如果您没有兰杰斯曼和魏斯帕比尔就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话，难道全苏联都没有人能代替您吗？”
他看着维克托，维克托感觉到，科甫琴科就要把一些话说出来了，那些话就像不见形迹的雾气，一直缭绕在他们中间，时时触及眼睛、手、脑子。维克托垂下头，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的人，这位又傲慢又骄矜、又清高又尖刻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学者，顿时消失不见了。这个驼背、窄肩、鬈发、鹰钩鼻子的男子眯缝起眼睛，好像等着挨耳光似的，望着穿乌克兰绣花衬衫的人，等待着。科甫琴科轻轻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嗯，您怎么啦，真的，因为这样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吵闹起来啦。”
五十四
夜里，等妻子和女儿睡了，维克托就开始填履历表。履历表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战前一样。正因为这是一些老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奇怪，因而使他重新惴惴不安起来。
国家操心的不是维克托在研究中使用的数学器械是否够用，正在实验室安装的设备是否能承担复杂的试验，中子辐射的防护设备是否完善，索科洛夫和维克托的关系及其在科研上的配合好不好，是否有足够的初级研究人员进行不厌其烦的计算，他们是否理解在很多方面全靠他们的耐心、长期的紧张和聚精会神。
这是最重要的调查表，是表中之王。它要了解柳德米拉的父亲的情况、她的母亲的情况，要了解维克托的爷爷和奶奶的情况，要了解他的爷爷和奶奶过去生活在哪里，死在哪里，葬在哪里。维克托的父亲巴维尔·约瑟弗维奇在一九一〇年因为什么去柏林？国家的担心是严肃认真的。维克托把履历表浏览了一遍之后，也传染上了疑心病，对自己家世的可靠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1：姓，名，父称……他是谁，这个在深夜里填履历表的是什么人，是施特鲁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吗？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国外结婚的，在维克托满两岁的时候，他们又离婚了，他仿佛记得，在父亲的证件中，父亲的名字是宾胡斯，而不是巴维尔。为什么我的父称是帕夫洛维奇？我是什么人？我清楚自己的来历吗？万一我本来是姓哥尔曼，也许是姓萨盖塔奇内呢？也许是法国姓杰弗尔什，也就是俄罗斯的杜布罗夫斯基呢？
他满脑子疑虑，接着又开始填写第二项。
2：出生时间……年……月……日……写明新历与旧历。他约莫生于十二月的一天，可是他怎么知道的呢，他能肯定自己恰恰是生于这一天吗？为了推卸责任，是不是写明“听别人说的”？
3：性别……维克托满怀信心地写上“男”。可是他在心里说：“哼，我算什么男人呀，真正的男子汉见到契贝任被撤职，不会不说话的。”
4：出生地（旧的行政区划：省、县、乡、庄；新的行政区划：州、地区、区、村）……维克托写上：哈尔科夫。妈妈对他说过，他出生在巴赫穆特，可是他出生两个月以后，妈妈迁到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领到他的出生证。怎么办，要不要加以说明？
5：民族……这是第五项。这样简单的、在战前毫无意义的问题，现在几乎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了。
维克托握紧笔，用清晰的粗体字写上：犹太族。他还不知道，对于几十万人来说，填写这第五项：加尔梅克族、巴尔卡尔族、车臣族、克里木鞑靼族、犹太族……很快将意味着什么？
他不知道，围绕这第五项发生的阴森可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他不知道，恐怖、厄运、绝望、没有前途、流血将从邻近的第六项“社会出身”迁徙转移到这一项；他不知道，几年之后，很多人将怀着命中不幸的心情填写这第五项，就像过去几十年中哥萨克军官、贵族和工厂主的子女、神甫的儿子填写邻近的第六项那样。
不过这时他已经感觉和预感到围绕着这第五项的强力线越来越密集。昨天晚上兰杰斯曼打电话给他，他告诉兰杰斯曼，安排工作的事还一点没有头绪。
“我估计就是这样嘛。”兰杰斯曼用恼恨的、责备维克托的口气说。
“是您的履历有问题吗？”维克托问道。
兰杰斯曼对着话筒哼了一声，说：“是我的姓有问题”。 [23]
娜佳在晚上喝茶的时候说：
“爸爸，你可知道，玛伊卡的爸爸说，明年国际关系学院再也不招收犹太学生了。”
“好吧，”维克托心里说，“犹太族就犹太族，不能不写。”
6：社会出身……这是一株大树的树干，其树根深深扎进地里，树枝宽宽地铺展开来，下面是许许多多阔大的履历树叶：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如果是离过婚的，还有前妻的社会出身、她的父母在革命前的职业。
伟大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穷人的革命。维克托总觉得，在第六项中反映出穷人在受富人统治的几千年中产生的应有的不信任，是很自然的。他写上：小市民出身。小市民！他算什么样的小市民？！也许是战争启迪了他，他忽然怀疑起来：苏联正当地査询社会出身问题与德国人怀着血腥的目的查询民族属性问题，二者之间是否真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想起了在喀山晚间的一些谈话，想起马季亚罗夫说的契诃夫怎样看待人的一些话。
他想道：“我以为看重社会特征是有道理的，是应该的。而德国人认为看重民族特征是绝对有道理的。我知道了，毫无疑问，杀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十分可怕。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每一个都是人，有好人、坏人、聪明人、蠢人、笨人、快活人、善良人、反应灵敏的人、吝啬鬼。可是希特勒说：都是一样，反正都是犹太人！我坚决反对！不过我们也有这样一种准则：反正不是贵族，反正是富农出身，是商人出身。至于他们是好人、坏人、有才华的人、善良人、愚蠢人、快活人，有什么相干？要知道，我们的履历表不是商人、神甫、贵族的履历表。是他们的孩子、孙子的履历表。怎么，他们的血统就是贵族血统，就像犹太血统一样吗？怎么，他们生来就是商人，就是神甫吗？这是胡说八道。女英雄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是将军的女儿，不是普通的将军，是省长。把她赶走吧！可是当年抓住卡拉科佐夫的警察走狗科米萨罗夫如果填写第六项，也会写‘小市民’。还可以招收他上大学呢。斯大林说过：‘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不过斯大林又说：‘苹果与苹果总是相差不远。’好吧，小市民出身就小市民出身吧。”
7：社会成分……是职员吗？职员就是会计、文书等。他这个职员用数学阐明了原子核的衰变过程，职员马尔科尔想借助新的试验设备证实他这个职员在理论上的推断。
“很对嘛，”他在心里说，“就是职员。”他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在房里走了一会儿，动了动手掌，好像要把什么人推开。然后他又坐下来，回答表上的问题。
……
29：本人或近亲是否受过审判或审查，是否被捕过，是否受过法律或者行政处分，何时，何地，受处分原因？如果处分已被撤消，说明何时撤消……
对维克托的妻子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心中掠过一阵凉气。这可是不容争辩，不是开玩笑的。他的头脑中闪出一个一个名字……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罪……是一个不适应现实的人……她是因为不告发丈夫被捕的，好像判了八年，我说不准，我没有和她通信，好像是在捷姆尼科夫，我是偶然听说的，在街上碰到过她的女儿……我记不清了，他好像是在一九三七年初被捕的，是的，被剥夺通信权利十年……
妻子的哥哥原来是党员，我过去很少和他见面；不论我，不论妻子，都不和他通信；岳母好像去看过他，是的，是的，那是在战前很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为不揭发他，也被送往劳改营，她已经在战争期间死了；他的儿子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志愿参加的……我的妻子和第一个丈夫离婚了，她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继子，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牺牲了……她的第一个丈夫被捕了，离婚之后，她就一点不知道他的情况了……至于为什么被捕，我可说不准，只是模模糊糊听说，好像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我不相信，我对这种事丝毫不感兴趣……
维克托顿时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他想起一个悔过的党员在大会上说的话：“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
他忽然想反抗。我不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顺之辈！上面有人不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我是孤独的，妻子也不关心我了，不关心就不关心好了！我不能栽诬不幸的人、清白无辜死去的人。
同志们，想到这种种事情，实在惭愧！很多人是无罪的，还有老婆、孩子，他们何罪之有？应该向这些人悔罪，请求他们饶恕。你们是不是想证实我不合格，使人对我不信任，因为我和无辜被害的人有亲戚关系？如果我有错误的话，那我的错误，就是在他们倒霉的时候帮助他们太少了。
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却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并行着。
我没有和他们保持联系。我没有和阶级敌人通过信，没有收到过从劳改营里来的信件，我没有给他们物质支援，过去和他们见面很少，很偶然……
30：有无亲属在国外(何地，何时出国，出国原因），是否同他们保持联系？
这新的问题增强了他的苦恼。
同志们，难道你们不了解，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侨居国外是免不了的吗？很多穷人侨居国外，爱自由的人侨居国外，列宁也在伦敦、苏黎世、巴黎居住过。为什么你们看到我的姑姑和叔叔以及他们的子女在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眨眼睛呢？……不记得是哪一位朋友说俏皮话：“姑妈在纽约呀……以前我以为，饥饿不是姑妈，却原来，姑妈就是饥饿。” [24]
不过，实在也可观，他在国外的亲属的名单竟比他的论文篇目单短不了多少。如果再加上被镇压的亲戚名单呢？……
好啦，这么看，这个人完啦。进垃圾堆去吧！异己分子！不过这不对头，不对！科学用得着他，而不是加甫罗诺夫和杜宾科夫；他可以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履历很光彩而善于欺骗和出卖的人还少吗？不是有很多人在履历表上写的是“父亲：流氓”、“父亲：地主”，而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参加了游击队，走向断头台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知道：这是统计方法！是可能性！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不过要知道，德国法西斯也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这种原则是很不人道的。既不人道，又不讲理。对待人只能用人道的办法。维克托一定要设计出另外一种履历表，好使实验室能够招纳人才，那将是人道主义的履历表。
他觉得，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是俄罗斯人还是犹太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都无所谓，其祖父是工人还是老板、富农，都无所谓；他对待共同工作的同志的态度，不是看这位同志的兄弟是否被保安机关逮捕；这位同志的姐妹住在科斯特罗马还是日内瓦，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要问的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理论物理，您怎样看待爱因斯坦对普朗克老头的批评，您是光喜欢数学推论，还是也喜欢进行试验，您怎样看待海森堡的观点，您是否相信有可能列出统一的磁场方程式？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能力、热情、才气。
如果共同工作的同志愿意回答的话，他还会问，喜欢不喜欢散步，喜欢不喜欢喝酒，是否喜欢听交响乐，是否喜欢塞顿—汤普森为孩子们写的书，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一个更伟大，是否喜欢种花、钓鱼，是否喜欢毕加索，契诃夫的哪一篇小说最好？
他感兴趣的，是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喜欢沉默寡言还是喜欢聊天，是否善良，是否风趣，是不是爱忘事，是不是爱发火，是不是爱面子，会不会和俊俏的薇拉·波诺马列娃干什么风流事儿。
有关这方面的事，马季亚罗夫说得非常好，正因为说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莫非他是奸细。
天啊，我的天啊……维克托拿起笔，写道：
“艾斯菲莉·谢苗诺芙娜·塔舍夫斯卡娅，姨母，从一九〇九年侨居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教师。”
五十五
维克托走进希沙科夫的办公室，有意地控制着自己，不说一句尖刻的话。他明白：因为他和他的论文在这位当官的院士头脑里处在最差、最末尾的位子上而生气和感到委屈，是很愚蠢的。但是维克托一看到希沙科夫的脸，就感到忍不住要发火了。
“希沙科夫同志，”他说，“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不过，您从来没有关心过设备安装。”
希沙科夫很和气地说：
“一定在最近上你们那儿去看看。”
这位所长恩意隆隆，保证光临，好让维克托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又说：
“总的来说，我觉得，领导上对你们各方面的需要，还是相当关心的。”
“特别是人事处。”
希沙科夫非常和气地问：
“人事处有什么地方给您造成不便？您可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实验室领导呀。”
“希沙科夫同志，我想把魏斯帕比尔从喀山调回来，她在核摄影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专家，却调不回来。我坚决反对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她是一个极好的工作人员，一个极好的人。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这是不合情理的。还有，我要求正式批准选聘的副博士兰杰斯曼的学位。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您还是对我们的实验室重视不够。要不然就不需要说这些话来浪费我的时间了。”
“说这些话也浪费我的时间。”希沙科夫说。
维克托很高兴，因为希沙科夫不再用和善的口气跟他说话了，如果还用和善的口气，他是不好发火的。于是他说：
“令人很不愉快的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姓犹太姓的人产生的。”
“原来是这样。”希沙科夫说。他从和平转向进攻。“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研究所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我们是在多么困难的时期担负这样的任务，这是毋须对您说的。我认为，您的实验室在目前不能充分促成这些任务的完成。还有，围绕着您的论文，嚷嚷得太厉害了，您的论文毫无疑问是很有意思的，但也毫无疑问是有争议的。”
他继续咄咄逼人地说：
“这不光是我的看法。很多同志认为，这种嚷嚷会引起科学工作人员思想混乱。昨天有关方同我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意见：您应该重新考虑您的论断，您的论断与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您应当自己出面谈谈这个问题。有些人出于令我不解的用心，希望在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完成战争提出的任务的时候，把有争论的理论宣布为科学的总方向。这是极其严重的。您却来对什么洛沙科娃的事表示怎样怎样的不满。对不起，我从来不知道洛沙科娃是犹太姓。”
维克托听着希沙科夫的话，不知如何是好了。从来没有谁当面表示反对他的论文。现在他是第一次从这位院士，从他所在的研究所的领导人嘴里听到。
他已经不怕什么后果，一股脑儿把他所想的、因此也就不该说的，全说了出来。
他说，物理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证明哲学的正确性。他说，数学推断的逻辑性，胜过恩格斯和列宁理论的逻辑性，党中央科学处的巴季因可以使列宁的观点适用于数学和物理学，而不能使数学和物理学适用于列宁的观点。他说，狭窄的实用主义对科学是有害的，不论这实用主义来自什么人，“就算是来自上帝也罢”；只有伟大的理论能产生伟大的实践。他相信，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而且不只是技术问题，在二十世纪还要依靠核反应理论来解决。如果希沙科夫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些同志们认为有必要让他发言的话，他很乐意按照这样的精神说一说。
“至于姓犹太姓的一些人的问题，希沙科夫同志，如果您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话，就不应该用开玩笑作回答，”他说，“如果您不答应我的上述要求的话，我只有立即离开研究所。我无法在这儿工作。”
他换了一口气，看了看希沙科夫，想了想，又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工作下去。我不光是一个物理学家，我还是一个人。我无颜面对等待我帮助、等待我说公平话的人。”
他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工作下去”的时候，就没有勇气再说一遍立即离开的话了。维克托从希沙科夫脸上看出来，他已经发现了这种和缓的说法。
也许正因为这样，希沙科夫强硬起来：
“咱们没有必要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继续谈下去了。我当然不能不考虑您的愿望。”
在整个一天里，维克托一直怀着一种又难受又高兴的奇怪感情。实验室里的仪器和即将安装好的新设备似乎一直就是他的生活、头脑和身体的一部分。他怎么能离开它们单独生存呢？
想起他对所长说的一番离经叛道的话，就觉得害怕。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很刚强。他的软弱同时也是他的刚强。不过他怎么能想到，在他取得科学上巨大成就的日子里，在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会去说这样一番话？
谁也不会知道他和希沙科夫的冲突，但是他觉得，今天同事们对他特别亲热。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不想对您表示感谢，但我知道，您就是您。”她说。
他一声不响地站在她面前，很激动，而且几乎很幸福。
“妈妈，妈妈，”他忽然在心里说，“你看，你看。”
他在回家的路上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对妻子说。可是他还是改不了什么都对妻子说说的习惯。所以在外间里，一面脱大衣，一面就说：
“听我说，柳德米拉，我要离开研究所啦。”
柳德米拉又慌乱，又伤心，但是马上对他说出令他很不愉快的话：
“你那神气，就好像你是罗蒙诺索夫或者门捷列夫似的。你离开了，自会由索科洛夫或者马尔科夫接替你。”
她抬起头来，暂时停止了针线活儿。
“让你的兰杰斯曼上前线去吧。要不然真要让一些有成见的人形成一种看法：犹太人就想把犹太人安排在国防部门的研究所。”
“好啦，好啦，够啦，”他说，“你可记得涅克拉索夫的话：‘不幸的人想的是进光荣的殿堂，结果进的是病房。’我认为我是对得起我吃的粮食的，可是他们却要我检讨错误，检讨异端邪说。哼，真难以设想：检讨错误！这真是岂有此理！明明大家一致推荐我做奖金备选人，大学生们天天请我做报吿。这都是巴季因搞的！不过，哪儿是巴季因？是有人不喜欢我！”
柳德米拉走到他跟前，给他理了理领带，抻了抻上衣下摆，问道：
“你脸色很苍白，大概没吃饭吧？”
“我不想吃。”
“你先就着奶油吃点儿面包，我去把饭热一热。”
然后她往杯子里倒了几滴心脏病药水，说：
“喝吧，我不喜欢你这种模样，让我试试你的脉搏。”
他们朝厨房走去。维克托一面吃面包，一面朝娜佳挂在煤气表旁边的小镜子里看着。
“多么奇怪，难以理解，”他说，“我在喀山何曾想到，我会填这样复杂的履历表，会听今天听到的这种话。好厉害呀！国家与人……有时把人抬得很高，有时毫不费劲儿就把人扔进深渊。”
“维克托，我要和你谈谈娜佳了，”柳德米拉说，“她几乎每天都是过了宵禁时间才回家。”
“前两天你已经对我说过这事儿了。”维克托说。
“我知道我说过了。昨天晚上，我无意中走到窗前，一拉窗帘，却看到娜佳和一名军人走在一起，他们在牛奶铺旁边站下来，接起吻来。”
“噢呀呀。”维克托说着，惊讶得连嚼面包都停止了。
娜佳和军人接吻了。维克托一声不响地呆坐了一会儿，后来就笑起来。也许只有这一条惊人的新闻能使他摆脱沉重的想法，冲淡他的不安心情。有一刹那，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柳德米拉也不由自主地笑了。此时此刻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不需要言语和思考，一生中只能在很少的时间里出现。
所以，柳德米拉听到维克托说的似乎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也就不觉得意外了。他说的是：
“可爱，可爱，不过你说说，我和希沙科夫吵得对吗？”
这思路是很简单的，但要了解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面包括他想到过去的生活，想到托里亚和他的妈妈的遭遇，想到现在在打仗；想到一个人不论得到多大的名和利，等到老了，总是要死的，总有年轻人来接替他，还想到，也许最重要的是一生过得清白。
维克托又向妻子问道：
“你说对吗，应该吗？”
柳德米拉摇了摇头，表示不赞成。几十年融洽、和谐的生活也会产生差异。
“你要知道，柳德米拉，”维克托心平气和地说，“一些实际上很正直的人，往往不会为人处事，爱发脾气，说粗话，不注意方式方法，容易得罪人，在工作上和在家里争吵，都认为是他们不对。可是那些不正直的、爱欺压人的人，却很会待人接物，办事有条有理，沉着镇静，又懂策略，倒往往显得是正派人。”
娜佳在十点多钟回来了。柳德米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就对丈夫说：
“你和她谈谈吧。”
“你谈比较合适，我不谈吧。”维克托说。
不过等娜佳披散着头发、鼻子红红的走进餐室里，他却说：
“你这是和什么人在大门口接吻？”
娜佳忽然回头看了看，就好像想跑掉。她半张开嘴，望着爸爸。过了一小会儿，她耸耸肩膀，很不在乎地说：
“哦……安得留沙·洛莫夫，他现在在尉官学校。”
“你怎么，打算嫁给他吗？”维克托问道。他听到娜佳那种自信的语调，感到吃惊。他回头看了看妻子，看她是不是看见了娜佳。娜佳像成年人一样眯起眼睛，说出很气愤的话。
“嫁给他吗？”她反问一句。
这话本是维克托问女儿的，可是他一听到又感到十分吃惊。
“可能，要嫁给他！”
过一会儿，她又说：
“也许不会，我还没有最后决定。”
一直没有作声的柳德米拉问道：
“娜佳，你为什么撒谎，又说玛伊卡爸爸送你，又说复习功课？我可是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妈妈说过谎。”
维克托想起来，追求柳德米拉的时候，有一次她来赴约，说：
“我把托里亚丢给妈妈了，我骗她，说我上图书馆。”
娜佳忽然又恢复了自己的孩子本性，用哭腔和懊恼的腔调叫道：
“在我背后当密探，好吗？你妈妈也在你背后当密探来吗？”
维克托气愤地大声呵斥道：
“混账，你敢顶撞妈妈！”
她带着苦恼而忍耐的神情看着他。
“那好哇，娜佳小姐，就是说，您还没有决定，是嫁给那位年轻上校还是给他做情妇？”
“是的，还没有决定；第二，他不是上校。”娜佳回答说。
难道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吻的是他的女儿的嘴唇？难道可以和小娜佳，和一个又可笑又聪明的小傻丫头谈恋爱，凝视她的小狗一样的眼睛？但是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柳德米拉没有作声，她知道，娜佳现在就要生气，不再回答了。她知道，等到只剩下她们两个人，她就要抚摩女儿的头，娜佳就要抽搭起来，不知为什么抽搭，柳德米拉就十分心疼地可怜起她来，也不知为什么要可怜她，因为归根究底，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和小伙子接吻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娜佳也就会把洛莫夫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她就会一面抚摩着女儿的头发，回想自己最初接吻的情形，就要想念托里亚，因为生活中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和托里亚联系起来。托里亚不在了。
这种处在战争深渊边缘上的姑娘的爱情，多么可悲啊。托里亚，托里亚……
可是维克托却怀着做父亲的忧虑心情，还在嚷嚷着。
“那个浑蛋在哪一部分？”他问。“我去找他们的首长谈谈，让他知道，怎么能和不懂事的孩子谈情说爱。”
娜佳不作声。维克托被她的傲慢镇住，不由得也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问：
“你干吗要看着我，就好像高等动物看着一条虫？”
真有些奇怪，娜佳的目光使他想起今天和希沙科夫的谈话。镇定而自信的希沙科夫仗恃着国家和科学院的权力，傲气十足地看着他。在希沙科夫炯炯的目光之下，维克托本能地感觉到所有自己的反抗、最后通牒、发脾气都是徒然的。国家制度的威力像巨石一般耸立着，希沙科夫带着毫不在乎的镇定神气看着维克托在嚷嚷，料定他挪动不了巨石。
而且也很奇怪的是，这会儿站在他面前的小姑娘也意识到，他激动和生气，想做不可能的事，想制止生活的进程，是毫无意思的。
夜里，维克托想到，如果离开研究所，他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别人会说他离开研究所带有政治性质，说他已成为不良的反动思想情绪的源泉；而且现在是战争时期，研究所又受到斯大林的特别关注。再说，还有那份可怕的履历表……
还有和希沙科夫那一场很不理智的谈话。还有在喀山说的那些话。还有马季亚罗夫……他忽然觉得非常可怕，很想给希沙科夫写一封和解的信，把今天的一切事情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