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3）
十 一
一个在烟火包围中脱离了群体的战士，处于茫然状态中凭直觉对整个战斗局势的判断，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对着军事地图作出的判断更准确。
在战斗发生转机的时刻，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变化，这时候一直在进攻而且似乎已到达目标的士兵张皇四顾，再也看不见跟自己一起开始向目标挺进的战友，而他一直视为单枪匹马、愚蠢孱弱、经不住打的敌人竟成了浩荡的大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了。这种战斗转折的时刻，参战者能清楚地感觉到，而对于那些企图从表面去预测和理解的人来说却是神秘难测的。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和精神会发生变化：勇猛而聪明的“我们”会变成胆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区区猎物的倒霉的敌人，会变成可怕而强大的“他们”。
一路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战士能理解战斗中的一切情形：这里一枚手榴弹爆炸……那儿机枪在扫射……那个躲在掩体里打枪的人就要逃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为他是一个人，是单个儿的，跟那单个儿的大炮，跟那单个儿的机枪，跟他旁边也在单独作战的士兵不是一起的；可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这许多展开进攻的强大步兵，我就是这整个支援炮队，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这照亮整个战场的信号弹。可是忽然之间我成了一个人；原来分散又经不住打的敌人，如今合成一个可怕的整体，步枪火力、机枪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体，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帮助我战胜这个整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就是把头藏起来，把肩膀、额头、下巴缩起来逃命。
在黑夜里遭到突然攻击的人们，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们一旦开始瓦解汹涌扑来的敌人的力量，就会感到自己也成为一个整体，胜利的力量就在这种整体的力量中。
在对这种转变的理解中，往往就包含着使军事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感到孤单，感到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转变，在这中间不仅包含着连队、营队夜战中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表现出军队和民族军事实力的变化。
有一种感觉是参加战斗的人几乎全部丧失的，那就是时间的感觉。一个少女在新年舞会上狂舞了一夜，说不出她在舞会上待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一个囚犯在牢狱里蹲了二十五年，会说：
“我在牢里好像过了一万年，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少女3这一夜遇到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事情—某处投来的目光，音乐的片断，微笑，轻轻的触碰—每一次都是那样短促，在感觉中留不下时间的长度。但这些短促的瞬间合在一起，便形成长时间的感觉，给她带来终生的欢乐。
囚犯的情形则相反，他在监狱的二十五年由许许多多长得使人难受的单位时间组成，如早点名到晚点名之间的时间，早饭到中饭之间的时间。但是这些痛苦的时间合在一起，却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因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得十分单调无味，时间因而简化了，缩短了……因此可以同时出现短暂的感觉和漫长的感觉，欢度新年之夜的人和在牢狱里过了几十年的人可以有相似的感觉。在两种情况下，许多事情糅合在一起，都会同时产生短暂与漫长的感觉。
一个人在战斗中体验的漫长与短暂，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战斗中感觉到的变异更甚，个人最初的感觉常常被扭曲、颠倒。在战场上有时候秒变得很长，小时变得很短。漫长的感觉常常来自瞬间—炮弹与炸弹的呼啸，射击与爆炸的火光。
短暂的感觉有时来自长时间的事件—冒着炮火穿过崎岖不平的田野，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匍匐前进。肉搏战则是超出时间范畴的。那时候就连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结果，整体与局部叠加，变得颠倒扭曲。
在这里，局部的事态是变化无穷的。
对于战斗时间的感觉变异极大，以至于这种感觉是完全模糊的，感觉漫长的不一定漫长，感觉短暂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见的强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见的黑暗，呐喊，爆炸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在时间的感觉被打成碎片的混乱中，克雷莫夫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被打败了，被打退了。他和并肩作战的那些文书、通讯员一样，是靠内心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
十 二
黑夜过去了。烧焦的荒草丛中躺着一具具死者的尸体。河水在岸边发出悲凉的叹息。看到遍布弹坑的土地，看到烧毁的房屋的残壁，使人心中无限凄怆。
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很大方地准备着—而且大方到极点—为新的一天准备足够的硝烟、瓦砾、钢铁以及肮脏而血腥的绷带。过去的一天天也是这样。除了这弹片炸翻的大地和烈焰腾腾的天空，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了。
克雷莫夫坐在箱子上，头靠着管道的石壁，打起盹儿。
他听着参谋人员含糊不清的声音，听见茶碗在响—师政委和参谋长在喝茶，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话。他们说，被俘的德国兵是一名工兵，他们的工兵营是几天之前从马格德堡空运来的。克雷莫夫脑子里闪过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一幅图画：戴尖顶帽的赶驮人赶着两匹大屁股的肥马，两匹马拼命要把粘在一起的两个屁股蛋儿挣开。小时候这幅画在他心里引起的乏味又浮上他的心头。
“这太好啦，”别尔斯基说，“就是说，后备队到啦。”
“是啊，当然很好，”瓦维洛夫附和说，“师部要反攻了。”
这时候克雷莫夫听到罗季姆采夫低沉的声音：
“花儿，花儿，果儿结在工厂里。”
克雷莫夫似乎把所有的精力在夜战中耗尽了。要想看到罗季姆采夫，必须转过头去，但是克雷莫夫没有转头。他想：“汲干了水的井会感到自己是空的，大概就是这样。”他又打起盹儿，低沉的说话声、枪声、爆炸声汇合成一种单调的嗡嗡声。
但又有一种新的感觉进入克雷莫夫的脑际，于是他又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个房间里，百叶窗开着，他凝视着射在壁纸上的晨光的一个斑点。那斑点爬到挂镜的边棱上，像彩虹一样扩散开来。一个小男孩的心颤抖起来，一个两鬓斑白、腰间挂着沉甸甸的手枪的人睁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
一个人身穿旧军装，头戴绿星的军帽，站在管道当中，在拉小提琴。
瓦维洛夫看到克雷莫夫醒来，俯下身子，对他说：
“这是我们的理发员鲁宾契克，拉得好极啦！”
有时候有人说两句开玩笑的粗话，毫不客气地把手风琴打断；有时候有人用压倒小提琴声的高嗓门儿问：“让我说说话，好吗？”便向参谋长汇报起来，小调羹在铁茶缸里叮当响着；有人打起长长的呵欠，“啊哈哈哈哈……”就扒拉起干草。
理发员细心地注意着：自己拉小提琴是不是妨碍军官们做事，准备随时停住不拉。
此刻克雷莫夫想起了白发苍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捷克著名小提琴家扬·库贝利克 [7] ，为什么他觉得库贝利克也会拜倒在师部的理发员面前，自叹不如呢？为什么像小河流水一样简单的曲子，那纤细、颤抖的小提琴声，此时此刻似乎比巴赫和莫扎特更能表现出人的心灵的广度和深度？
克雷莫夫又一次感到孤独的痛苦。叶尼娅离开他了……他又一次痛苦地想，叶尼娅的出走是他一生的关键：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她真的走了。
他又一次想，有许多可怕的、残酷无情的事应当对自己说说……不应该再羞怯，不应该再用手套捂着脸……
小提琴声似乎唤醒了他对时间的感觉。
时间好比是一方透明的境地，人在其中出现，活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批的城市在时间中出现又消失。时间把它们带来，又把它们带走。但是他头脑中出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时间概念。这种概念是说：“我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进入人生，进入国土，生长在人生与国家生活中，可是等到时间离开，消失了，人还会在，国家还会在……国家还在，可是国家的时间逝去了……人还在，可是人的时间消失了。时间哪儿去了？人还在，还在呼吸，在思索，在哭泣，而时间，那唯有的、特有的、只跟他有关系的时间走了，逝去了，消失了，他还在。
最艰难的，是做时间的弃儿。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的弃儿，其命运是最痛苦的。谁是时间的弃儿，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不论是在干部处，在区党委会，在军队里的政治处，在报社，在大街上……时间喜爱的只是时间产生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劳动者。时间永远、永远不会喜爱已逝的时间的孩子，就好比女人不爱过时的英雄，后娘不会疼爱前妻的孩子一样。
时间就是这样：不断地流逝，可依然生存着。一切都在，只有时间在不断地流逝。时间离去时多么轻盈，多么静悄。昨天你还是那样有信心，那样愉快，那样坚强，你还是时间的儿子。可是今天来了另一个时间，你还不了解它呢。
在战斗中被撕碎的时间，又从理发员鲁宾契克的小提琴里冒出来。小提琴告诉一些人，他们的时间来了，告诉另一些人，他们的时间要逝去了。
“逝去了，逝去了。”克雷莫夫想道。
他看着政委瓦维洛夫那平静而和善的大脸，瓦维洛夫不时地喝两口茶缸里的茶，用劲儿慢慢在就着香肠吃面包，他那一双令人看不透的眼睛转向管道口那个明亮的光斑。
罗季姆采夫瑟瑟缩缩地挺起披着军大衣的肩膀，带着宁静而开朗的面部表情对直地凝望着拉小提琴的人。担任师炮兵总指挥的白发苍苍的麻子上校皱着眉头，看着摆在面前的地图，因为皱眉头脸相显得似乎很凶，只有从他那忧伤而亲切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没有看地图，他是在听。别尔斯基飞快地写着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在工作，但是他虽然在写，却歪着头，侧耳朝着小提琴。稍远处坐着不少红军战士，有通信员、电话员、文书，他们那疲惫的脸上和眼睛里露出严肃的表情，那种表情常常可以在嚼面包的农民脸上看到。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一个夏夜……年轻的哥萨克姑娘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她那火辣辣的情话……人生还是美好的！
等到小提琴一曲奏过，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是水在木板下流过，于是克雷莫夫觉得，他的心就像一口看不见的井，本来干了、空了，这会儿轻悄悄地流进水来。
半个钟头之后，小提琴手已经在为克雷莫夫理发了，并且用那种常常使人发笑的理发师的故意夸张的严重口气问，刮脸是不是把克雷莫夫刮疼了，又用手摸摸：两边腮是不是刮好了？在到处是灰土与钢铁的一片愁惨惨的气氛中，香水与香粉的气味显得分外不协调，分外别扭，分外凄凉。
罗季姆采夫眯起眼睛，把洒了香水和扑了香粉的克雷莫夫打量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说：
“不坏，给客人理得很像样子。现在来把我修理修理。”
小提琴手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充满幸福的神气。他打量着罗季姆采夫的头，抖了抖白布护巾，说：
“少将同志，两边鬓角是不是多少剪短一点儿？”
十 三
油库大火之后，叶廖缅科大将就准备动身上斯大林格勒来看崔可夫。
这一危险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从人心和人道的角度来说，非常需要这样做。于是叶廖缅科用了三天时间等待渡河。
红色花园里的掩蔽所明亮的四壁显得十分宁静，苹果树枝的阴影在司令员清晨散步的时刻显得异常亲切可爱。
远处的轰隆声、斯大林格勒的火光与树叶的沙沙声、芦苇的诉怨声汇合到一起。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使人说不出地难过，因此司令员在清晨散步的时候常常唉声叹气，常常骂娘。
早晨，叶廖缅科把自己要去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告诉了萨哈罗夫，并且要他代理司令事务。
他同送早餐的女服务员开了开玩笑，批准副参谋长飞往萨拉托夫去待两天，接受了一位野战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将军的请求，答应派兵轰炸罗马尼亚人强大的炮兵中心。他说：
“好啦，好啦，我给你远程轰炸机。”
副官们都在猜，为什么司令员心情这样好。是崔可夫那边有好消息？是在高频电话中谈得非常满意？还是收到了家书？
但是这类信息通常是不会不经过副官们的，莫斯科没有和司令员通电话，崔可夫那边来的消息不是令人愉快的。
吃过早饭，这位上将穿起棉军装，便去散步。副官帕尔霍敏柯走在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司令员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走着，挠了几下大腿，又朝伏尔加河看了看。
叶廖缅科走到正在挖地槽的一些劳动营士兵跟前。这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后脑勺都晒成了深褐色。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忧愁和不愉快的神情。他们一声不响地干着活儿，并且很生气地望着这个胖胖的、头戴绿色军帽、站在地槽边不干事的人。
叶廖缅科问道：
“同志们，请你们说说，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差？”
劳动营的士兵们觉得这个问题来得正好，他们挖土已经挖厌了。大家一齐瞟了瞟其中一个汉子，那汉子把口袋翻过来，把烟末子和面包渣子倒在手心里。
“可以说，是他。”有两个人说，并且望了望其他的人。
“是这样，”叶廖缅科严肃地说，“就是说，是这个人。他是顶不行的啦。”
那名士兵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口气，用郑重而和善的目光从下面朝叶廖缅科望了两眼，看样子，他以为发问的人问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正经事儿，而是随便问问，为了说说玩儿，为了解闷，所以就没有插嘴。
叶廖缅科又问道：
“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好？”
大家指了指一个白了头发的人。那稀稀的头发护不住头，头晒成了深褐色，就好像枯草遮不住阳光，土地被晒焦了。
“就是他，特罗什尼科夫，”有一个人说，“他真卖力。”
“他干活儿干惯啦，不干活儿简直不行。”另外有人说，就好像在替特罗什尼科夫表示谦虚。
叶廖缅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明晃晃、光闪闪的金表，很吃力地弯下身去，把表递给特罗什尼科夫。特罗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叶廖缅科。
“拿着，这是给你的奖励。”叶廖缅科说。他依然望着特罗什尼科夫，说：“帕尔霍敏柯，你发一份奖励通报。”
他继续往前走去，听到背后乱哄哄地响起许多兴奋的声音，挖土的士兵又赞叹又欢笑，祝贺干惯了活儿的特罗什尼科夫的意外收获。
方面军司令等待渡河已经等了两天。这几天跟右岸的联系几乎断了。能够开到崔可夫那边的快艇，在一路上有限的几分钟内就被打穿六七十个洞，开到岸边时已是洒满了鲜血。
叶廖缅科很生气，很恼火。
六十二号渡口的指挥官们听到德军的炮声，害怕的不是炸弹和炮弹，而是怕司令员发火。叶廖缅科觉得，德军迫击炮、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怪那些少校们玩忽职守，全怪那些大尉们不灵活。
夜里，叶廖缅科从掩蔽所里走出来，站在离河很近的一个沙包上。红色花园的掩蔽所里，放在方面军司令面前的作战地图，在这里仿佛能听见轰隆轰隆的响声，看到弥漫的硝烟，散发着生与死的气息。
他仿佛看到了他亲手画的前沿阵地的火力线，看到了表示保卢斯 [8] 的军队冲向伏尔加河的一个个粗大的楔形，看到了他用有色铅笔画的防御中心和火器集中地点。但是，当他看着摊在桌上的地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和推动战线，他能使左岸的重炮吼叫起来。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是主人，是机械师。
在这里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天空慢慢滚动的隆隆声—这一切惊心动魄，表现出不以司令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和势头。
在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中，从工厂区传来隐隐约约的长长的呐喊声：啦啦啦啦啦……在斯大林格勒的步兵奋起反击的这种长长的呐喊声中，不光有示威的意味，也有悲伤与忧闷的意味。
“啦啦啦啦啦……”的声音在伏尔加河上扩散开去。这种战斗的“乌啦”声在夜晚寒冷的河面上、在寒冷的秋日星空下回荡着，好像渐渐失去了激昂的劲头儿，渐渐变化着，忽然在其中出现了另外的东西—不是激情，不是豪气，而是心灵的悲伤，那心灵好像在同可爱的一切告别，好像在呼唤自己的亲人醒来，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最后一次听听父亲、丈夫、儿子、兄弟的声音……士兵的忧伤紧紧压住上将的心。
习惯于督促作战的司令员，忽然被战斗吸引住了。他站在松散的沙上，像一个孤零零的士兵，大片的战火与轰隆声使他惊心动魄，他站着，就像成千上万的士兵站在那边的岸上那样。他觉得，领导人民战争，他的本事是不够的，他驾驭不了这场战争，指挥不了这场战争。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感觉，叶廖缅科将军在对战争的理解方面达到了最高的高度。
天快亮的时候，叶廖缅科乘快艇到达右岸。事先得到电话通知的崔可夫来到河边，注视着飞速前进的装甲快艇。
叶廖缅科缓步走下快艇，他那沉甸甸的身子压得搭在岸上的跳板一弯一弯的。他很不灵活地踩着岸边的石子，走到崔可夫跟前。
“崔可夫同志，你好。”叶廖缅科说。
“您好，上将同志。”崔可夫回答说。
“我来看看你们在这儿过得怎样。你似乎在油库大火中没有烧坏嘛。连胡子眉毛都还好好的。甚至还没有瘦呢。可见我们给你吃得还是不坏。”
“白天黑夜都坐在掩蔽所里，怎么能瘦呢？”崔可夫回答说。因为司令员说给他吃得不坏，他听到这话觉得不痛快，就回敬说：
“这算怎么回事儿，我在河岸上接待起客人来啦！”
果然，叶廖缅科听到崔可夫管他叫斯大林格勒的客人，真的生气了。等到崔可夫说“请赏光到寒舍一叙”，叶廖缅科回答说：
“我就在这新鲜空气里待一待挺好。”
这时候，对岸的大炮隆隆地响了起来。
河岸被大火、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照耀着，而且显得非常空旷。亮光时弱时强，有时雪亮雪亮的，亮得刺眼。叶廖缅科注视着到处是掩蔽所和通道的堤岸，注视着堆在水边的石头，一堆堆石头从黑暗中露出来，又轻悄而敏捷地钻进黑暗中。
有一个粗大的嗓门儿缓慢而有力地唱着：
让满腔的义愤如波涛翻腾，
这是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因为在岸边和堤坡上都看不到人，因为周围的一切，不论大地天空，不论伏尔加河，都被火光映照着，就觉得这节拍缓慢的歌儿是战争自己唱的，不是人唱的，是那沉甸甸的歌词从人们身边滚过。
叶廖缅科因为自己被面前的情景吸引住，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他真的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这儿做客来了。他很生气，因为看样子崔可夫知道他心里惶惶不安，所以才过河来，知道这位方面军司令在红色花园的干芦苇沙沙声中散步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烦恼。
叶廖缅科向遭受火难的这一方战场的主人问起后备兵力的调度、步兵与炮兵的配合和德军在工厂区的集结情况。他提问题，崔可夫回答，因为应该回答上级首长的问题。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很想问：“历来防御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进攻究竟怎样呢？”
可是他没敢问。叶廖缅科会以为斯大林格勒的防守者没有足够的耐心，要求卸肩上的担子。
忽然，叶廖缅科问道：
“你的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图拉州，住在农村里吧？”
“是住在图拉州，司令员同志。”
“老人家有信给你吗？”
“有信，司令员同志。父亲还在干活儿呢。”
他们对看了一眼，叶廖缅科的眼镜片被火光映红了。看样子，他们就要谈谈有关斯大林格勒的真正实质性问题了，这是他们两个独独需要谈的。可是叶廖缅科说：
“你大概想问我这个方面军司令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关于补充生力军和弹药的问题，是不是？”
此时此刻唯一有意义的谈话就这样一直没有开始。站在堤岸上的哨兵不时地朝下面望望。崔可夫听着炮弹的啸声，抬起眼睛，说：
“大概那个战士在想：哪儿来的这两个怪人站在河沿上？”
叶廖缅科嗯了一声，没有多理会。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一个站在炮火下的首长要走，通常只是在下级一再要求他离开的时候。但是他对危险那样不在乎，就像根本没这回事儿似的，所以这些规矩也跟他无关。他毫不在乎、同时又很敏锐地随着飞过的一颗迫击炮弹的呼啸声转过头来。
“好啦，崔可夫，我该走啦。”
崔可夫注视着开走的快艇，在岸上站了一会儿。他觉得快艇后面拖着的一道白浪像一条白手绢，好像一个女子摇着白手绢向他告别。叶廖缅科站在甲板上，望着对岸。他像波浪似的在从斯大林格勒那边来的模糊的火光中悠荡着，而快艇驶过的河面似乎动也不动，像一片石板。
叶廖缅科烦恼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几十种习惯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许多新的任务摆在方面军司令部的面前。现在主要的是调集装甲部队，准备在左翼进行突击，这是最高统帅部交给他的任务。这事儿他对崔可夫一点也没有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所，站在门口的哨兵、外室里的办事人员、应召前来的古里耶夫师的参谋长—所有听到崔可夫沉重的脚步声立即站起来的人都看出来，司令员的心情很坏。原因是不难猜想的。
因为各师兵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因为在不断的进攻与反攻中，德军的楔形攻势不住地吞食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因为两个满员的步兵师最近刚从德国后方开到，集结在拖拉机工厂地区，正虎视眈眈地等待行动。
是的，崔可夫没有对方面军司令说出自己所有的烦恼、忧虑和担心的事。
但是不论崔可夫，不论叶廖缅科，当时都不知道这次会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他们会面中有公事以外的东西，这东西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出口来。
十 四
十月的早晨，别廖兹金少校醒来，想了想妻子和女儿，又想了想大口径的机枪，听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已经习惯了的轰隆声，便把士兵格鲁什科夫唤来，叫他打洗脸水。
“这水是凉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鲁什科夫微笑着说。他想起别廖兹金每天早晨洗脸时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恐怕已经下雪了，”别廖兹金说，“她们也不给我来信，唉……”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格鲁什科夫说。
趁别廖兹金洗脸、穿衣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向他汇报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把管理员打死了；二营副参谋长一出门，肩膀就被弹片打伤；工兵营弟兄们捞了不少被炸弹震昏的鲈鱼，有五公斤，我去看过；他们把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大尉。政委同志来过，对我说，等您醒了，打个电话给他。”
“知道了。”别廖兹金说。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牛腿肉冻，打了个电话给政委和参谋长，说要到各营里去看看，穿起军装，便朝门外走去。
格鲁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挂到钉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弹，拍了拍衣兜，看烟荷包在不在，摘下挂在角落里的自动步枪，便跟着团长往外走。
别廖兹金从昏暗的掩蔽所里走出来，一遇到明亮的光线不由得眯起眼睛。一个月来已经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一摊摊翻起的黄土，褐色的斜坡上到处是油污的帆布，帆布遮盖着一个个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顶的黑黑的工厂厂房。
左边，离伏尔加河比较近的地方，是“红十月工厂”的高耸的烟囱，还有一些货车车厢拥挤在歪倒的机车旁边，就像一群发了呆的羊围着被打死的头羊。再远处是像宽花边似的已无人烟的城市废墟，秋日的天空化为无数个蔚蓝色的斑点，从一个个残破的玻璃窗口映照出来。工厂的厂房之间烟气腾腾，火光闪闪，明亮的空中一会儿响起长长的嗖嗖声，一会儿响起干巴巴的嗒嗒声，就好像工厂仍在照常开工生产。
别廖兹金细心地看了看本团三百米长的防地。防地从工人村的房屋中间穿过。他心里有种感觉，使他能够在乱糟糟的废墟和街道中分辨出来，红军战士在哪座房子里烧饭，德军士兵在哪座房子里吃腌肉，喝烧酒。
别廖兹金弯下头，骂了一句，一颗迫击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对面的冲沟斜坡上，一股硝烟遮住一个掩蔽所的门口，霎时间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邻师的联络部长从掩蔽所里出来看了看。他没穿制服上衣，只穿着背带裤。他刚刚走了一步，又响起啸声，便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一颗迫击炮弹在十来米远处炸开来。巴秋克站在冲沟拐角处堤坡上一个掩蔽所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情景。
等到联络部长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声，喊道：“炮弹！”德国人就像听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发炮弹。
巴秋克发现了别廖兹金，高声喊道：
“你好，邻居！”
这样在荒凉的小路上走过，实际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国人睡足了觉，吃饱了早饭，特别有兴趣监视小路，见到什么人都打，决不心疼子弹。别廖兹金来到一个转弯处，在一堆废铁旁边站了一会儿，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险，便说：
“格鲁什科夫，来，你头一个跑过去。”
“您怎么啦，这怎么行啊？他们的狙击手在那儿。”格鲁什科夫说。
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一向被认为是首长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打第一个跑过的人。
别廖兹金看了看周围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对格鲁什科夫挤了挤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挡德军视线的土包跟前，背后“啾”、“啪”清清楚楚响了两声，这是德国人打了一颗爆炸子弹。
别廖兹金躲在土包下边，抽起烟来。格鲁什科夫大步快跑起来。一梭子子弹扫在他的脚下，好像一群麻雀从地上飞了起来。格鲁什科夫朝旁边一跳，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来，跑到别廖兹金跟前。
“差点儿叫他们扫倒。”他说。喘了几口气之后，又解释说：“我想瞅准这个时候：德国佬没打到您，一定会懊恼得抽起烟来。可是，看样子，这是一个不抽烟的家伙。”
格鲁什科夫摸了摸缝得马马虎虎的棉制服前襟，又骂了几声德国佬。
他们走近营指挥部的时候，别廖兹金问道：
“格鲁什科夫同志，什么地方伤着了吗？”
“打到我的鞋后跟，把后跟打掉啦，该杀的德国佬。”格鲁什科夫说。
营指挥部设在工厂食品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中还有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上点着两盏用炮弹壳做的高高的油灯。门口还钉着一块牌子：“买卖双方，以礼相待。”
地下室里驻着两个营指挥部，一个步兵营营部，一个工兵营营部。两位营长，鲍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廖兹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鲍丘法罗夫很带劲儿的声音：
“我不喜欢掺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掺水。”
两位营长站起来，挺得笔直。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弹里，炊事员用身子把刚才莫夫绍维奇跟他谈过的鲈鱼挡住。鲍丘法罗夫的传令兵蹲在那儿，遵照自己的首长的吩咐正准备把唱片《中国情歌》放到留声机转盘上，也飞快地站了起来，只来得及拿下唱片，转盘依然在嗡嗡地空转。在该死的留声机转得格外起劲儿的时候，传令兵一面按照战士守则两眼向前直视着，一面用眼角捕捉鲍丘法罗夫凶狠的目光。
两位营长和一起吃早饭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长们的偏见：首长们认为，营里的人要么作战，要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要么对着地图考虑问题。可是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打枪，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跟上级和下级打电话，也要吃饭呀。
别廖兹金朝旁边瞟了瞟嗡嗡响的留声机，笑了笑。
“好啦。”他说。接着又吩咐：“请坐，同志们，吃你们的饭吧。”
这话可能是反话，不是他的真意。于是在鲍丘法罗夫的脸上出现了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因为莫夫绍维奇率领的是独立工兵营，不是直属部下，所以他的脸上只有羞愧，而没有认错的表情。他们各自的下属脸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这样分类。
别廖兹金又用极不愉快的腔调继续说：
“莫夫绍维奇同志，你们的五公斤鲈鱼在哪儿？这事儿全师都传遍了。”
莫夫绍维奇依然带着那种羞愧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看看。”
炊事员在这儿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内职责的，他直率地说：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经照欧洲人的做法给鱼填馅，放了辣椒、桂叶，可是没有白面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别廖兹金说，“填馅的鱼我在一位叫萨拉·阿罗诺芙娜的女人家里吃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追究此事。
好像别廖兹金知道，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了德国人，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埋在土里，放《中国情歌》唱片的那名传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别泄气，一定能把您救出来……”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绍维奇经常带着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爬，用黄土和碎砖把成棋盘状排列的反坦克地雷伪装起来……
他们的青春又高高兴兴地迎来一个早晨，又可以举起铜缸子，说：“来，祝你健康，干一杯！”又可以吃腌白菜，抽烟了……
本来嘛，什么事儿也没有。地下室的主人们只是在上级首长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请他一块儿吃起来，他们就快快活活地看着团长吃腌白菜。
别廖兹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跟往年的战争相比。他过去打过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是因为他心中平静镇定。战士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似乎只能使人疯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惫的日子里喝菜汤，修鞋子，谈老婆，议论好的和不好的首长，做调羹……他看到，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镇定，不论在作战中多么剽悍勇猛，都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别廖兹金觉得胆怯和怕死倒是一时的毛病，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他实在说不清。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批评别廖兹金胆小，因为他自作主张带着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了出来。来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营长把人带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军迫击炮的打。师长却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怎么回事，别廖兹金同志，原来我听说您是个勇敢而镇定的人呀。”
别廖兹金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些人把他看错了。
鲍丘法罗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他那忽而发笑忽而又生气的习惯。莫夫绍维奇瘦瘦的，长长的雀斑脸，黑黑的头发里有几缕白发，用嗄哑的嗓门儿回答别廖兹金的问题。他掏出笔记本，画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胁地段新的布雷方案示意图。
“把这图撕下来给我，让我好记住。”别廖兹金说。他俯到桌子上小声说：
“师长给我打过电话。集团军侦察队得到情报：德国人正在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别廖兹金留心听了听附近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墙壁直打颤。他笑着说：
“你们这儿还平静。在我那条冲沟里这段时间一定有三四个人从司令部里来过啦，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不断地来。”
这时又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好几片石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不错，是很平静，谁也没怎样干扰我们。”鲍丘法罗夫说。
“好就好在没人干扰。”别廖兹金说。
他很坦率地小声说着，真正忘记了他也是首长。他所以忘记，因为他做惯了下属，不习惯做首长。
“你们看，首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不进攻？为什么没有占领高地？为什么有损失？为什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你睡觉？为什么……”
别廖兹金站起身来。
“咱们走，鲍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地。”
工人村的这条街上一片凄凉景象。糊着各色花纸的房屋内墙触目皆是，花坛和菜园到处被坦克碾轧过，还有天知道为什么深秋还在开花的几株孤零零的大丽菊，都显得无限凄凉。
别廖兹金忽然对鲍丘法罗夫说：
“唉，鲍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没有信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她，可是现在又没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上乌拉尔去了。”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鲍丘法罗夫说。
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里，在用砖头堵起来的窗户脚下，躺着一些伤员，等着到夜里往后方送。地上放着一桶水、一个茶缸，迎着门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小画《少校求婚》。
“这是后方，”鲍丘法罗夫说，“前沿阵地还在前面。”
“咱们也要上前沿去。”别廖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进入一个塌了天花板的房间，立刻有一种好像从工厂办公室进入了车间的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令人不安的辛辣气味，子弹壳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奶油色的摇篮里还堆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里被德国佬夺去了，”鲍丘法罗夫走到窗户跟前说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错，窗户朝西南，可以把我整个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砖堵起来、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户旁边有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正在上弹带，一号射手露着白牙，正在吃香肠，准备过半分钟再扫射。
走过来一位中尉连长。他的军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样儿的。”别廖兹金笑着说。
“少校同志，能见到您，太好啦，”中尉说，“我昨天夜里对您说的，果然不错，他们又朝‘6—1’号房子进攻了。是九点正开始的。”他看了看表。
“团长在这儿，你向他汇报。”
“对不起，我没认出来。”中尉连忙行了一个军礼。
六天以前，敌人在该团的防区中切断了几座楼房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按照德国人的作风认真地把这几座房子逐个蚕食。苏军枪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砾中熄灭，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随之熄灭。但是一座工厂楼房的地下室很深，苏联守军依然在这里抵抗。结实的墙壁没有被炮火摧毁，虽然有许多地方被炮弹打穿，被迫击炮打得坑坑点点。德国人想从空中把这座楼房摧毁，三次派鱼雷飞机来向这座楼投掷破坏力很大的鱼雷。
这座大楼各个角落都被炸毁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砾中安然无恙，守军清扫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机枪、小炮，又开始反击。而且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国人还没有找到隐蔽的进攻通道。
向别廖兹金汇报的连长说：
“夜里我们曾经试着朝他们那儿去，没有成功，死了一个，两个负伤回来了。”
“卧倒！”这时观察哨的士兵厉声喊道。几个人就地卧倒。连长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两臂一挥，就像要跳水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啸声越来越尖利，突然变成震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隆声，爆炸发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气味。一根黑黑的粗木头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又蹦了两下，滚到别廖兹金的脚下。别廖兹金觉得炸下来的一小段木头差点儿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颗没爆炸的炮弹。这一刹那间紧张情绪到了极点。
但是炮弹没有爆炸，而且那吞没天地、遮断过去、斩断未来的黑黑的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了起来。
“这条毒蛇。”不知是谁松了一口气，说。
另外一个人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这一下全完啦，把头都蒙上啦。”
别廖兹金擦了擦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汗，捡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儿，抖了抖上面的砖瓦灰，别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说：
“算我送给你的……”
他又对鲍丘法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这儿还算平静，因为没有首长来。首长总是想向你要点儿什么：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你有好手艺的理发员或者裁缝，我也要。什么便宜都要捞！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让给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给我。”
他忽然向中尉问道：
“为什么那俩人没到被围的弟兄们那边就回来了？”
“团长同志，他们负伤了。”
“明白了。”
“您是幸运的。”等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菜园的时候，鲍丘法罗夫说。菜园里，黄黄的土豆茎叶丛中，是第二连的战壕和一个个土室。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说着，跳进战壕，“在战场上嘛……”不过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说：“在疗养院里嘛。”
“土地最能适应战争，”鲍丘法罗夫说，“土地已经习惯了。”
他又接起团长刚才的话头，说：
“别说炊事员，有时候首长连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个战壕里闹腾起来，响起惊惶的呼唤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声、短短的自动步枪扫射声和机枪扫射声。
“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索什金在指挥，”鲍丘法罗夫说，“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别廖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着的门里面望了望。
在机枪旁边，红脸、黑眉毛的指导员索什金赶上他们，用特别高大的嗓门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说，连队现在向德国人开火，是想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向“6—1”号楼房进攻。
别廖兹金拿过他的望远镜，观察着一道道短短的射击火线和迫击炮喷出的火舌。
“瞧，三楼第二个窗户，好像有一个狙击手躲在那儿。”
他刚刚说过这话，他所指的那个窗户里闪起一阵火光，一颗子弹嗖的一声，打在战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别廖兹金的头和索什金的头中间。
“您很幸运。”鲍丘法罗夫说。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回答说。
他们顺着战壕来看这个连发明的土法装置：反坦克枪用机枪脚架固定在大车轮子上。
“这是我们连的高射炮。”一个满脸灰尘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说。
“坦克在一百米处，在那座绿顶小屋旁边！”别廖兹金用训练时的声调喊道。
中士很快地转了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筒转向地面。
“德尔金那儿有一名战士，”别廖兹金说，“反坦克枪上装了狙击枪瞄准器，一天打坏三挺机枪。”
中士耸了耸肩膀。
“德尔金挺舒服，在车间里待着呢。”
他们又顺着战壕往前走，别廖兹金接着在巡视一开始就谈起的话头，说：
“我安排给她们寄了包裹，挺好的东西。可是，您瞧，老婆没有信来。老是不见回信。我甚至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许，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时候少不了生灾害病。”
鲍丘法罗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干活儿的木匠回到村子里，给父母、妻子和儿女带回不少礼物。他们觉得农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温暖比莫斯科的繁华、热闹和夜晚的华灯更有吸引力。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回到营指挥所，但是别廖兹金没有进地下室，就在院子里同鲍丘法罗夫告别。
“你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你们不要再派人上他们那儿去了，到夜里我们团里派人去。”
稍停，他又说：
“还有……我不喜欢你们那样对待伤员。你们指挥所里有沙发床，可是伤员却睡在地上。还有，你们也不去弄新鲜面包，大家都在吃干面包。这是第二。还有，你们的连指导员索什金醉得那样厉害。这是第三。还有……”
鲍丘法罗夫听着，感到吃惊：团长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么就全发现啦……还发现一名副排长穿着德国人的裤子……第一连连长手上戴着四只手表。
别廖兹金提醒说：
“德军会进攻的。明白吗？”
他朝工厂走去，已经钉上鞋后跟、缝好棉衣上绽线处的格鲁什科夫问道：
“咱们回去吗？”
别廖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鲍丘法罗夫说：
“打个电话给团政委，就说我上工厂第三车间，到德尔金那儿去了。”挤了挤眼睛，又说：
“给我送点儿腌白菜来，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长嘛。”
十 五
托里亚没有信来……每天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又送娜佳去上学。母亲第一个出门；她是有名的喀山肥皂厂化验室的化验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女婿的房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往往要说说她从厂里工人嘴里听来的那句笑话：“六点上班的是主人，九点上班的是职工。”
她出门之后，是娜佳走，说准确一点儿，她不是走，而是飞跑，因为没法子叫她按时起床，她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抓起袜子、裙子、书、练习本，一面吃早点，一面咕嘟嘟地灌茶，然后一面下楼梯，一面围围巾，穿大衣。
等到娜佳走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有重新把茶烧一烧。
娜佳一说“顶好快点离开这个偏僻的鬼地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要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 [9] 当年在喀山住过，阿克萨科夫 [10] 、托尔斯泰、列宁、济宁 [11] 、罗巴切夫斯基 [12] 都在这里住过，高尔基当年还在喀山的面包店干过活儿。
“怎么这样老化，这样麻木！”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一个老奶奶这样责备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听起来简直觉得奇怪。
柳德米拉看出来，母亲一如过去，乐于跟人打交道，对新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在心里赞赏母亲这种精神力量的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在这种苦难的时候，怎么还会对脂肪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市风光和博物馆感兴趣？
有一天，维克托对妻子说起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心是年轻的，柳德米拉憋不住，回答说：
“妈妈这不是年轻，是老年人的自我中心。”
“外婆不是自我中心，她是民粹派。”娜佳说。接着又补充说：“民粹派都是好人，但不是非常聪明的人。”
娜佳发表意见都用绝对的口气，而且，大概因为总感到时间不够，常用简短的形式。如说“胡扯”只说“扯”。她经常注意苏联情报局的战报，熟悉军事动态，爱谈政治。娜佳暑假期间去了一趟集体农庄，回来之后对妈妈大谈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
她在学校的分数一向不给妈妈看，只有一次很慌乱地说：
“妈妈，我的操行得了四分。可能因为有一次数学老师叫我离开教室，我一面往外走，一面扯着嗓门儿喊‘古德—呗！’引起了哄堂大笑。”
娜佳像许多殷实家庭的孩子一样，战前根本不知道操心柴米油盐的事，自从疏散到后方，却经常谈起口粮，谈凭票供应商店的好和坏。她还知道素油比牛油好，知道每一种荞麦粉的优缺点，知道吃块糖比吃砂糖划得来。
“你听我说，”她对妈妈说，“我想好了，从今天起，你给我喝的茶里加蜂蜜，不要再往里加炼乳。我看这样对我更好，对你还是一样。”
有时娜佳愁眉苦脸，用嘲笑轻蔑的态度对待长辈，说话粗鲁。有一天，她当着妈妈的面对爸爸说：“你是个糊涂虫！”而且口气那样凶狠，弄得爸爸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妈妈看到她一面看书一面哭。她认为自己是个落后的、不走运的人，命定要过艰难、不幸的日子。
“谁也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太蠢，没有人喜欢我，”有一天她在饭桌上说，“没有人会娶我。等我上完了医药专科班，就上农村去。”
“在偏僻的农村里可没有药房。”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关于嫁人的问题，你的估计过分悲观啦，”爸爸说，“近来你出挑得越来越好看啦。”
“算啦。”娜佳说着，狠狠地看了爸爸一眼。
夜里，妈妈常常看到，娜佳纤细光洁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手里拿着诗集。有一天，娜佳用提包从科学院供应商店领回两公斤奶油和一袋大米，说：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些卑鄙下贱之徒，才用这种办法弄吃的。爸爸拿学问换黄油，也是没出息。就好像病人、没文化的人和没力气的孩子都应该过吃不饱的日子，因为他们不懂物理，或者不能超额百分之二百完成生产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饭的时候，她又用挑畔的口气说：
“妈妈，给我两份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起晚了没吃到。”
娜佳有很多地方像爸爸。柳德米拉发现，最容易使丈夫生气的，正是女儿跟爸爸相像的一些地方。
有一天，娜佳简直像是模仿爸爸的口气，说起波斯托耶夫：
“骗子，饭桶，滑头！”
爸爸生气地说：
“你这个没出校门的中学生，怎么敢这样说一个院士？”
但是柳德米拉还记得，维克托上大学的时候，说到很多有名的院士，就说：“小人，饭桶，官迷，软骨头！”
柳德米拉明白，娜佳不会过得多么痛快，她的性格太古怪、孤僻，太不合群了。
娜佳走后，便是维克托喝茶，吃早点。他斜着眼睛看着书，嚼也不嚼就往下吞，脸上露出愚笨、惊愕的神情。他用手指头去摸茶杯，眼睛也不离开书本，说：
“要是行的话，给我倒一杯热点儿的。”
她熟悉他的一切动作：有时挠头，有时撅嘴，有时歪着脸剔牙，这时她便说：
“天啊，维克托，你什么时候去把牙齿治一治？”
她知道，他挠头、撅嘴，是在考虑自己的论文，完全不是因为头皮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克托，你根本听不见我对你说的是什么”，他仍然会侧眼看着书，说：“我全能听见，还可以重复一遍：维克托，你什么时候把牙齿治一治？”然后又露出惊愕的神情，吞东西，像神经病人一样愁眉苦脸，这一切将意味着，他在评审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论文的时候，有些地方他赞成，有些地方他不赞成。然后他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很久，然后开始频频地点头，不知为什么带着一副温顺的神情，像老年人那样的苦闷神情—害脑肿瘤的病人的脸上和眼睛里常常有这样的表情。柳德米拉又猜道：维克托是在想母亲。
当维克托在喝茶，思考自己的论文，唉声叹气，流露出苦闷神情的时候，柳德米拉望着她吻过的那双眼睛，她梳理过的那一头鬈发，那曾吻过她的嘴唇，那眉毛、睫毛，那一双手，她修剪过指甲的细细的手指头，嘴里说着：
“唉，你这个邋遢鬼！”
她知道他的一切，知道他临睡前爱在床上读儿童书刊，熟悉他去刷牙时脸上的表情，记得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响亮而微颤的声音。她知道他喜欢乌克兰甜菜芸豆汤，知道他爱在梦中轻声呻吟，不住地翻身。她知道他的皮鞋后跟坏得多快，衬衫袖子脏得多快。她知道他爱睡两个枕头，知道他在穿过城市广场时提心吊胆。她知道他的皮肤气味，知道他袜子上的窟窿是什么样子。她知道他在饿了等着吃饭的时候爱哼哼小曲儿，知道他脚拇指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母亲唤他的小名。她熟悉他沙沙的脚步声，知道他上高年级预备班时跟他打架的孩子们的名字。她知道他爱嘲笑人，爱逗弄托里亚、娜佳和同志们。就连现在，心情几乎总是十分沉重的时候，他逗她说，她的好朋友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读书太少，有一次在谈话时把巴尔扎克说成福楼拜。
他很擅长逗柳德米拉，她一听就要生气。现在她果然恼火了，言辞反驳，替女友辩护：
“你总是笑话跟我要好的人。玛利亚有自己的爱好，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常常能感觉出书上说的事。”
“那当然，当然，”他说，“她相信《马克斯和莫里茨》是法朗士写的。” [13]
她知道他的音乐爱好，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她有一次看到他哭。她看到过他发疯似的撕自己身上的衬衣，一条腿被长衬裤绊住，只用一条腿蹦到她面前，举起拳头，做出要打人的样子。她看惯了他耿直无所畏惧的性格，熟悉他在灵感上来时的样子。她见过他朗诵诗歌，也见过他喝泻药。
她感到，丈夫现在对她有气，虽然他们的关系表面上一如往常。但是，已经有了变化，变化只有一点：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论文了。他跟她谈朋友们的来信，谈食品与日用工业品定量供应。他有时也谈起研究所和实验室的事，谈工作计划的讨论情况，说说同事们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喝了一夜酒，一到研究所就呼呼大睡；试验员在墙根下煮土豆；马尔科夫准备进行一系列新的试验。
但是，他的论文，他的心事，以往只跟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心事，现在缄口不言了。
他曾经对柳德米拉说，他把自己未考虑成熟的一些设想的笔记念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听，第二天他就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写那篇论文没有意思了，很怕再去碰。
他只对一个人可以倾吐自己的疑虑，念片断的笔记，说出大胆而过于自信的设想，事后不会感到任何不快。这个人就是柳德米拉。
现在，他跟她也不再谈了。
现在，他在苦闷的时候，就指责柳德米拉，从中寻求解脱。他经常一个劲儿地想着母亲。想着以前从来不曾想过、如今法西斯使他不能不想的问题：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母亲是犹太人。
他在心里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待他的母亲太冷淡。有―天他对她说：
“假使你跟母亲的关系能处得好，她会跟咱们一起住在莫斯科的。”
可她在心中数了数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粗暴的、不对头的地方。不用说，这类的事是不少的。
她一想起来心里就恼火，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那样不公道，把托里亚看得那样坏，那样不肯原谅他的缺点。可是娜佳又暴躁、又懒、又邋遢、又不愿意帮妈妈料理家务，他都可以原谅。
她想起维克托的母亲，她的境遇是很糟的。但是，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对安娜·谢苗诺芙娜好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芙娜对待托里亚也不好。她每次来信，每次到莫斯科，都让柳德米拉觉得受不了。总是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兴趣广泛，娜佳机灵，娜佳喜欢动脑筋。安娜·谢苗诺芙娜疼爱儿子与溺爱孙女融为一体。可托里亚就连拿叉子的姿势也跟维克托不一样。
而且，很奇怪，近来她比过去更多地想起自己的第一个丈夫，也就是托里亚的父亲。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大姐，他们见到托里亚的眼睛，一定会十分高兴，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一定会认出托里亚的眼睛、他弯弯的大指头、宽宽的鼻子是弟弟的眼睛、手和鼻子。
正如她不愿想起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的种种好处一样，她原谅了阿巴尔丘克一切坏的方面，就连他把她和吃奶的孩子扔掉，不准托里亚姓他的姓阿巴尔丘克，她也原谅。
上午柳德米拉一个人在家里。她盼望有这样的时刻，家里人常常打搅她的思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论文，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她对伤兵的怜惜，对在德国俘虏营中牺牲者的悼念—这一切都产生于她对儿子的思念，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她为儿子担心。
她觉得，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是用另一种矿石熔炼成的。她感到，他们对托里亚的挂念和爱都不深。对她来说，整个世界就是托里亚；对他们来说，托里亚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托里亚没有信来。
每天电台广播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每天报纸都满载战争消息。苏联军队不断撤退。战报和报纸上经常提到炮兵。托里亚就在炮兵部队。托里亚没有信来。
她觉得，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她的痛苦，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利亚。
柳德米拉不喜欢同教授夫人们交往，她一听到她们谈丈夫的学术成就，谈服装，谈家里的保姆，心里就有气。但是，因为腼腆的玛利亚那温和的性格跟她的性格相反，因为玛利亚对待托里亚的态度使她很感动，所以她很喜欢玛利亚。
她跟玛利亚谈起托里亚比跟丈夫和母亲谈起来更随便，而且每次谈过之后心里都会轻松些，安宁些。尽管玛利亚几乎每天都要上她家来，然而她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的好朋友这么久没来，她不时地朝窗外望着，盼着玛利亚那瘦瘦的身影和好看的脸蛋快点儿出现。
托里亚还是没有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