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丁零零”，清脆的一声响，咖啡店的玻璃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里面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外套粉色长款针织衫的漂亮女孩，她留着一头披肩卷发，半掩着雪白而圆润的面庞，也许是没有睡好觉的缘故，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在眼窝里陷得有点儿深，虽然嘴角总是可爱地微微上翘着，但眉宇间不经意的轻蹙，却让这笑容显得有些忧伤。
上午十点的咖啡店空空荡荡，她在咖啡店里扫视了一番，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斜靠在椅子上看书的人，走过去，在其对面坐下。
看书的人才发现自己等的人到了，放下书：“小郭，很久不见！”
“好久不见，思缈。”郭小芬笑着说，“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刘思缈说。
她们两个是一对奇怪的朋友，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刑事鉴识专家，一个是蜚声业界的媒体记者，在过去的时光里，她们在工作上是某种对立的关系，就像所有都市报的采访者与公立单位的被采访对象一样，一个要想方设法刺探到独家新闻，一个要严防死守避免走漏消息。她俩因为工作没少吵架，彼此到对方单位的领导那里投诉也是家常便饭，但随着时间流逝与年龄增长，她们终于发现，就本质而言，她们都是渴望治疗这个社会种种疾病的医生，只是内外分科不同罢了，于是渐渐忽略掉那些纯属性格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分歧，彼此理解和合作……她们依然是船上和岸上两种不同的人，但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搁浅时又不妨拉对方一程。
“我挺好的啊。”郭小芬摸了摸自己的脸蛋，“辞职就像失恋，最初总是轻松的，每天沙发薯片刷网剧，感觉像泡在水里的豆子一样在发胖……思缈，你可是又瘦了不少，是不是因为扫鼠岭那桩案子？我听说你在破案之后就离开专案组了啊。”
“所以说你人在家中坐，消息天上来。”刘思缈笑着说，然后冲着柜台扬了一下手，一个侍应生走了过来，问她们喝点什么。刘思缈给自己点了一杯椪柑雪梨茶，郭小芬要了一杯拿铁。付完账后，侍应生将一只小驯鹿玩偶放在了她俩的桌子上，当成点单待上的凭证，郭小芬一把抓了过来，使劲胡撸了几下，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因为香茗？”
刘思缈一愣，目光停留在木头桌面一条不知是刀割还是自然裂开的裂隙上，久久没有移动。
咖啡店里正袅袅地回荡着一首不知名称的韩语歌曲，柜台那边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杯子碰撞声，咖啡豆磨粉的嗡嗡声，打奶泡器搅动牛奶的哗哗声，一切都轻切悦耳，似有若无，仿佛是在回味着某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旧梦。
郭小芬知道自己说对了。扫鼠岭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得知了消息，很快又从微博上看到市局发布的通告，重大犯罪嫌疑人周立平已经被捕。作为长期跑法制新闻的记者，她对十年前发生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时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坏了，恐怕要连累到思缈”。一来，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讲，对一个曾经的连环杀人凶手的二次犯案，肯定要追究他当初为什么被轻易放过，那么就一定会挖出林香茗当初的纵敌；二来，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刘思缈对林香茗怀有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肯定要让她回避此案。
沉默了好久，刘思缈才慢慢地说：“上级领导有更加周全的考虑。十年前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我也参与了一些侦破工作，香茗认为周立平确实杀死了房志峰，但是和另外三位女性的死没有关系，这个结论我也是认同的，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推翻这一结论的新的证据。”
“但是公众不会这么考虑。”郭小芬说，“在公众的眼中，一个刑满释放犯的再次作案，只会更加坐实他之前的罪行。”
“刑侦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以感情用事，不可以用揣测代替真相。所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刘思缈说，“公众可以质疑，但无权干预。”
“但是，你自己现在就有质疑——我说得对吗？”郭小芬突然说。
这是斜刺里的一剑！稳准狠，且来势极快！
换成其他人，当时就被豁开心扉了，可刘思缈却只一笑就闪过了：“说说你自己，为什么辞职？那天在扫鼠岭见到张伟，他说你被连续毙稿……你可是跑口的老记者，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也许是一剑刺空了的失落感吧，郭小芬有些惆怅，就在这时，侍应生把椪柑雪梨茶和拿铁都端上来了，各自散发着香气。刘思缈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吹，嘴唇沿着杯沿儿啜了两口。郭小芬用小勺慢慢地搅动着咖啡，看着本是心形的拉花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奶泡，突然说：“也许是因为我只喜欢喝调制咖啡吧……”
刘思缈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都可以分成两类：制式的和非制式的，从服装到职业到教育到餐饮……媒体工作也一样，制式的叫新闻稿，非制式的才叫新闻。新闻稿就像速溶咖啡，水、咖啡粉和伴侣都是调配好的，你照着喝就行了，也许牌子不一样，也许口感不一样，但说到底都是被动的接受；真正的新闻应该是调制咖啡，由新闻记者根据采访到的素材，辨析、整理、加工、撰写，从不同角度还原出事件的部分真相，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郭小芬说，“但现在，我们报社的总编只许卖速溶咖啡，我认为这是对真正的咖啡调制师的一种侮辱——当然，大部分顾客是无所谓的。”
“可能是你们总编担心人工调制的咖啡存在卫生问题吧。”刘思缈说。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永远只出现在制式咖啡里，尤其是咖啡遭到企业垄断并配方保密的时候。”郭小芬说。
“看来我没有找错人。”刘思缈又啜了一口椪柑雪梨茶，“你告别了新闻行业，但没有告别新闻理想，而我想要做的事情，恰恰就需要一个就算辞职了也依然保有新闻理想的记者来完成。”
千里来龙，至此结穴。郭小芬瞪圆了眼睛：“终于说到正题了，你今天约我来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刘思缈望着郭小芬说：“我想让你协助调查扫鼠岭案件。”
2
扫鼠岭案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警方在逮捕周立平之后的状态，大概没有比“蒙圈”两个字更合适的了。
当然，一开始不是这样的，真的，所有人都以为既然抓住了周立平，接下来整个案件将像庖丁解牛一样容易。所以专案组士气高涨，为了将这个案子办成铁板一块，采取“先外围后攻心”的策略，督促各个相关部门加班加点，把所有与案情相关的证据都搞到手、弄扎实，然后再集中精力审讯周立平。
先来看物证。
首先是法医中心传来消息：通过在邢启圣住处提取到的头发，与扫鼠岭隧道风亭里发现的编号C尸体进行DNA比对，确认编号C尸体确系童佑护育院院长邢启圣本人。
通过在童佑护育院住宿室提取到的头发、医院进行先心病治疗中采用自体血回输技术留存的血样，与编号A、B、D三具尸体分别进行DNA比对，也已确认他们都是护育院的孩子。
其中，编号B的女尸名叫董心兰，今年九岁，生前患有轻度脑瘫，父母双亡，有一个姐姐早已不知去向；
编号A的男尸名叫赵武，十二岁，也是个孤儿，患有严重的先心病；
编号D的那个被压在最下面的小女孩名叫李颖，五岁，生前患有唐氏综合征，智力存在障碍，被父母遗弃。
对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审讯证明，这群孩子是一个月前从A省来到本市的，为的是参加本市一家民营医院“爱心医院”的福利治疗和体检活动。“爱心医院”亦属“爱心慈善基金会”出资承办的综合性民营医院，以收治儿童疑难病症患者为主，在治疗儿童先心病、脑瘫、重症肌无力等领域都颇有口碑，每年的秋天和冬天，医院都会从A省的福利院接过一批孩子来，给他们做全免费的治疗和体检，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善举已经持续几年了。当然，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不可能让孩子们住进医院，就在医院附近租了座小楼，让孩子们临时居住，这就是童佑护育院的由来。
紧接着，刑事技术处对唐小糖从隧道风亭下面找到的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进行了检验，根据池凤丽、崔玉翠等人的辨识，以及对邢启圣昔日照片的比对，可以确认这两样东西都是邢启圣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过除此之外，在犯罪现场的反复多次勘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物证——别说这些了，楚天瑛带着几个刑警撅着屁股在苗圃忙活了两天两夜，连蚂蚁洞有几个都能数得一清二楚了，却没有发现半个可以做同一认定的指纹或足迹。
也许米其林3ST浩悦轮胎留下的车辙是个例外。专案组对名怡公关公司的车辆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购车单的记录和斯派4S专卖店提供的资料，认定苗圃里的车辙，正是案发当晚周立平开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那辆黑色斯派留下的，这是案发以来最有价值的同一认定！一般来说，单凭这一证据足以让犯罪嫌疑人无可抵赖，低头伏法，但面对的是周立平这样一个对手，专案组不敢掉以轻心。按照他们的设想，那辆车里一定藏有可以指证周立平的物证，不妨多获取一些“弹药”再进行审讯，以便在周立平百般抵赖时将其一举击溃。所以警方花了很大力气，在周立平的居住地、童佑护育院、名怡公司所在的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等一切能想到的停车地点展开了搜索，天眼系统把从案发到周立平被捕这段时间的本市所有交通监控系统拍摄到的图像进行了大筛查，但好几天过去了，就是找不到那辆车。专案组转变思路，从“弃车”的方向考虑，联合交警大队、消防大队以及西郊治安保卫大队，把扫鼠岭里里外外搜了个底儿掉，甚至还组织了六个搜山小队沿扫鼠岭往西山方向的公路搜索，都快搜到邻省了，依然一无所获。考虑到周立平在案发第二天是正常上班的，他无论把车开出多远，扔到什么荒郊野外，都存在着一个要“回来”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跑出太远，因此那辆黑色斯派轿车的不翼而飞，更是让所有人困惑不已……
物证的搜索到此就算彻底梗阻了，虽然一把大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早在专案组预料之内，但有价值的物证这么少，还是令不少警员气沮不已。
再来看人证，包括对受害者的个人情况的调查，以及案件关系人的证言。
首先是邢启圣的个人情况，他今年五十五岁，年轻时曾经是A省省会医院的医生，结过一次婚，老婆跟他离婚后出国了。他有一个弟弟名叫邢启贤，任“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副会长，也许正是通过这层关系，邢启圣后来离开了省会医院，来到本市，在“爱心医院”任职皮肤科主任医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又从医院离开，做了童佑护育院的院长。虽然“爱心医院”只是家民营医院，但规模不算小，从重点科室的主任医师改去当一个实质上不过是“黑民宿”的主管，这比坐过山车的下坡出溜得还快，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调查。
邢启圣的前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邢运达，二十八岁，目前任名怡公关公司的副总。周立平被捕的当天，警方对名怡公司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发现邢运达没有上班，费了好大劲，才在他的同居女友家里找到了他，在把其父丧命扫鼠岭的消息告诉他之后，他的表现很是奇怪，苍白的瘦脸上一开始非常麻木，后来突然嘴角抽搐起来，不停地问是谁杀了他爸，恶狠狠地说要亲手宰了凶手给他爸报仇，说着竟从腰间拔出一把开了刃的关兼常 [1] 。警方对此毫无准备，好几个人一拥而上才把他摁住，将刀夺了下来……他的麻木和狂躁都不像是装的，但一个年近三十的大小伙子，又是公关公司的副总，表现出了这么不成熟的心智，还是让警方困惑不已。林凤冲甚至悄悄派人调查他在扫鼠岭案件发生时有无不在场证明，后来发现当晚这小子正在和几个朋友玩儿绝地求生，刷了整整一夜，而且开了虎牙直播，一切都有视频记录，在网络游戏里杀人过瘾的他，绝无去扫鼠岭上一逞凶威的可能。
得到邢启圣的死讯后，邢启圣的弟弟邢启贤和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立刻坐高铁来到本市，他们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邢启贤今年四十八岁，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衣着整洁，谈吐文雅，只是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不竖起耳朵根本听不见。谈起哥哥的死他忍不住流了泪，但泪流得很有节制，恰在干纸巾一擦即湿和湿纸巾一擦即干之间。对于刚刚发生的案件，他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只是不停地强调两件事：第一是哥哥长年在外地居住，自己和他联系甚少，偶尔有联系也纯粹是工作性质的；第二是哥哥是个好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仇家。
相比之下，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跟邢启贤完全是两种风格。依林凤冲的想象，在福利院任院长的应该是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或老奶奶，所以初见崔文涛时，他比见到卸妆后的网红还要震惊：此人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长得獐头鼠目，活像一只饿了一冬天的黄鼠狼，由于龅牙的缘故，两片薄薄的嘴唇总合不上似的，这张合不上的嘴里话特别的多，见到警方后就不停地点头哈腰，“是是是，好好好，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要不拦着能说满“中国有嘻哈”整个赛季，但仔细一听全都是废话。
崔文涛对邢启贤毕恭毕敬，这让林凤冲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从组织架构上来说，省福利院院长是公家人，而“爱心慈善基金会”说到底不过是个民营的慈善机构……直到柴永进悄悄提醒他“你忘了，杜老板的女儿就是被这个基金会下属的校园贷公司逼死的”，他才恍然大悟。
值得一提的是，接待邢启贤和崔文涛的全程，杜建平都没有出面，一直让林凤冲代理。
林凤冲有心给杜建平出口恶气，所以对邢启贤和崔文涛一点儿没客气，所有的话都是横着出来的，但这俩人一个神情冷漠寡言少语，一个啰里啰唆却答非所问，时间一长搞得林凤冲也觉得不是办法，只好换了副不那么敌对的口吻，这才摸出了一些情况：A省属于经济不发达的贫困省份，直到改革开放前都存在着诸如近亲结婚、儿童免疫工作下县不下乡等问题，残障儿童特别多。之后靠着采矿业和印刷业的发展，经济上有所好转，但这两个工业都属于污染大户，所以又导致畸形儿的出生率不断增加。这些孩子被大量遗弃，当然还有不少是父母双亡，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留给老人照顾，而老人去世后又联系不上其父母的……省内现有的福利院再增加十倍都不够，民政部门只能号召各县、乡、镇“自行解决”，其主要办法就是民间募捐，再用善款支持福利院的各项开销，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这时成立的。总会设在省会，每个县都有分会，通过慈善募捐等方式获取了大量资金，实际上成为A省福利院及其设立在各县、乡、镇分院的金主，并逐渐掌握了各个分院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权，而A省福利院总院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办公机构。说到这一点，崔文涛打了个比方：“我们总院就像是网上商城，没有自营平台，打开网购页面全都是加盟分店，只不过监管和物流归我们负责。”——像遇害的董心兰、赵武和李颖，都是从分院挑出来的患儿，集中到总院，再送到本市的。
物流看来确实是省福利院负责的，但监管就不一定了。当林凤冲问起“把这些孩子从省里送到本市的人是谁”时，崔文涛说了个名字。林凤冲又问：“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留在本市，对孩子们的安全进行监护？”崔文涛说有童佑护育院就不需要再留人了，一切由童佑护育院负责，等孩子们体检和治疗完毕，护育院会通知省福利院派人把孩子接回去。林凤冲的口吻立刻严厉起来：“童佑护育院负责？它负得起责吗？那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崔文涛眨着眼睛不说话，余光瞄着邢启贤，却又不敢多瞄。邢启贤沉默了很久才说：“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监管上的漏洞，所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应该如何查漏补缺，改进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将是我们爱心慈善基金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林凤冲听完这番话，不禁目瞪口呆。
这俩人从市局离开时，林凤冲明确告知他们：在案件没有全部查清之前，请不要离开本市，以备警方随时征询。
邢启贤没有说话，崔文涛则忙不迭地说：“是是是，好好好，我们还要等陶会长回来，向她汇报工作。”
崔文涛口中的“陶会长”，是指爱心慈善基金会会长陶灼夭，今年三十八岁，单身，其父陶秉曾经担任A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在地方上依然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并且还挂着基金会名誉会长一职。陶灼夭每年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本市居住——陶家在本市原来有三套住宅，反腐风暴开始之前，不知得了什么消息，把房子的产权都转移或清退了，致使纪委在调查中扑了个空——她现在居住的地点在五星级的荷风大酒店E座四层的一个套间里。需要说明的是，“爱心慈善基金会”把整个E座都租了下来，作为驻本市的办事处，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另外，荷风大酒店距离童佑护育院和爱心医院都不算太远，三者虽然在地图上不属于同一个街区，但是彼此之间步行距离都不超过十五分钟，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在案件侦破中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陶灼夭在扫鼠岭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巴黎了，她走得非常突然，实在不明白她何以要乘坐这么一班红眼航班匆匆出国，对此，就连身为副会长的邢启贤也一脸茫然。面对林凤冲提问的“陶灼夭急着出国到底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这让林凤冲明白了：陶灼夭出国没有跟他以及爱心慈善基金会的任何领导打招呼。但订票系统显示她是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半订的机票，尸检结果证明，那时邢启圣还活着，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将她的出走与扫鼠岭案件联系起来。当林凤冲打通她的手机时，她已在巴黎，在电话里她的声音疲惫，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得知扫鼠岭案件之后，手机里一片死寂，很久很久，在电话里她突然大声抽泣起来，不停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老刑警林凤冲凭着直觉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陶灼夭可能真的不知道扫鼠岭案件；第二，她一定知道一些跟扫鼠岭案件相关的东西。
当林凤冲要进一步追问时，陶灼夭做出了一件令他啼笑皆非的事情：她居然把手机挂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这让林凤冲想起了小时候跟同学下棋，经常发生下不过了就掀棋盘的事儿，但眼下四条人命陈尸扫鼠岭，岂能棋盘一掀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他连续拨打陶灼夭的手机多次显示关机之后，又向邢启贤要来她的微信，加对方好友不予通过，只好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不外乎希望你早日回国配合警方调查，不要隐瞒案情，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云云，不过陶灼夭始终没有回复。
林凤冲联系巴黎警方，对陶灼夭的行动有所监控，但这条线就此暂时中断了。
3
负责审讯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孙康那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尽管被护育院垃圾一样的饮食和餐具气得血管突突直跳，但是单凭这些，连《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都构不成，对此孙康十分清楚，糟糕的是副院长崔玉翠也很清楚，所以任凭孙康怎么拍桌子瞪眼睛，她就是抱着胳膊跷着腿，一问三不知，有些问题实在绕不开就敷衍几句，敷衍时也是夹枪带棒的：“我从来不过问同事下班后的私生活！”“我一个副院长怎么可能管正院长的事？”“孩子的登记注册由办公室王菁管，起居饮食归护育员管，体检治疗归邢院长管，你问的这些超出我的责任范围了！”“你问我负责什么？我主外不主内，这护育院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不花钱啊？钱从哪儿来？天上掉不下来，土里种不出来，得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厚着老脸从外面讨回来（说到这儿她用右手手背啪啪啪地拍左手手心）！”“看孩子是个体力活儿，何况这些孩子还都有病，不让我的员工吃好点儿，哪儿有精神头看孩子？”“您甭吓唬我，我懂法！老天爷打雷，劈的都是该死的，劈不到我头上！”
孙康问不了几句就得冲出审讯室，在楼道里深呼吸几口再进去，“不然我非揍她个老泼妇不可”！
崔玉翠所提到的王菁，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的财务兼HR。这个女人长着一张马脸，脸上的肉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问她任何问题，她的回答都绝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没看见”“没保存”……就算孙康发了脾气，瞪起眼睛山吼：“突然少了三个孩子，晚上没有回护育院，难道你不管吗？！”她也照样是一副参透了生死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回答多了两个字：“这归院长管。”
那三个满脸横肉的保育员，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妈子，比电视剧里走出来的还能演戏。跟她们好好讲话，她们就一口一口“咋儿”：“我咋儿能知道呢？”“我咋儿能管这个事儿呢？”板起脸来教训两句，她们就撒泼打滚，真敢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干号没眼泪。但她们别有一项本领，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住警察即将发火的“临界点”，恰在那个点上突然收声，把脸一抹，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警察再问，就把从“咋儿”到干号的大戏从头重演一遍，搞得孙康哭笑不得。
至于那个愣头青司机，挨了马笑中一顿臭揍之后，老实了不少，但面对警察的审讯依然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硬顶不敢就装怂，耷拉眼皮，无精打采，有问必答，答非所问，只对一件事情特别关心：“我被你们打了，打得还挺重，这医药费该谁出？”
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那三个失踪孩子的去向（警方对媒体发布的扫鼠岭案情，并未提及童佑护育院，出于审讯策略，警方也没有向护育院员工透露扫鼠岭上的死者身份），甚至在辨识了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之后，他们对院长邢启圣到底出了什么事也漠不关心……审问这帮人的过程，让孙康感到绝望。他是个老民警，贼偷流氓泼皮无赖什么人都见过，但是眼前这群人仿佛一堆没有任何感情的石头，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针插不进，水泼不湿。搁在从前，至少对那个愣头青司机，他肯定敢上去扇两巴掌，但现在不行，不要说刑讯逼供了，稍有暴力嫌疑，都会引起上级司法部门的调查。像马笑中干的那种事儿，也只有马笑中那等人才干得出来，孙康可不敢，孩子上补习班的学费、老妈的血糖试纸，还有患淋巴瘤的老婆每个月要吃的美罗华，件件都指着他那点儿工资和警衔津贴呢。
不过，磨破了嘴皮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在门卫老徐头、保洁张阿姨和院长秘书池凤丽那里，孙康还是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门卫老徐头的牙几乎掉光了，说话漏风得厉害。对警方的问题，他的回答尚算积极，就是每句话都要说上个三四遍才能听清。他说昨天院长是下午两点多开着一辆黑色斯派轿车离开的——那辆车属于名怡公关公司所有，名怡公关公司除了承担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公关工作之外，跟爱心医院和童佑护育院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往来，所以有时就把车借给他们使用，当然，名怡公司需要的时候，也会派周立平过来把车开走——院长开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车就停在院子里。后来自己闹肚子上了趟茅房，蹲坑时间有点儿长，所以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他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了一句令警方十分震惊的话，“院长离开医院吗？十点半的样子吧”——考虑到邢启圣在相差不过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尸横扫鼠岭，这一证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孙康反复问老徐头能否确认十点半离开医院的就是邢启圣本人，老徐头支棱着脖子说：“那还能有假，院长就从传达室门口过去的，他那身衣服我还能不认得？！”
孙康发现他说话时总喜欢眯着眼，怀疑他老花眼，仔细一问，果然如此，所以他言之凿凿的“院长本人”就要大打折扣，毕竟经传达室走出大门只是一闪而过的事情。
但是，保洁张阿姨的证词则从侧面证实了老徐头一番话的可信度。张阿姨是个面容敦厚的胖女人，跟那三个保育员相比要质朴和善良得多，看上去五十多岁了，其实才三十出头。她说昨晚十点多自己从宿舍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位于同一楼层的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亮着灯，屋里有走动的声音。
“你没进去看看是谁？”孙康问。
“大半夜的又没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闯院长的门啊！”张阿姨皱着眉头说，“院长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时候就住在里面了。”
“他的办公室平时锁门吗？”孙康又问。
“有时锁，有时不锁……”张阿姨说，“但除了早晨八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要打扫一下之外，也没什么人敢随便进去。”
一个“敢”字，含义隽永。坐在张阿姨对面的孙康，轻轻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问：“你们很怕院长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阿姨似乎觉察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脸涨得通红，憋了很久才说：“他是领导嘛，领导就是要凶一点儿，别的就没什么了……挺好的。”
孙康知道张阿姨肚子里一定是有货的，但不可逼之太急，审讯的技巧之一是：如果放弃追问一个让对方高度紧张的问题，一定要抛出一个让对方感到松懈从而愿意回答的问题，所以他问：“张阿姨，邢院长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但我就不懂了，你们护育院大晚上的仨孩子不回来，保育员都不带着急的，这像话吗？”
张阿姨眨巴了几下眼睛说：“那个小武老是挑头儿跑，我们都习惯了。”
“挑头儿跑？”孙康一愣，“什么意思？”
“就是赵武那小子，嫌护育院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经常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溜出去了，几天就回来了，年年都这样。”
“年年？”孙康问，“赵武每年都来本市体检和治疗吗？我怎么听说省福利院每年都要换一批新的孩子送过来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每年换一批孩子来是不假，但小武、董心兰、李颖他们几个，反正是每年都要来。”
“既然逃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都是生病的孩子，能跑多远啊，没有药吃，没有饭吃，反正末了不是自己回来了就是被人送回来了……”张阿姨说。
“回来会受责罚吗？”
“最初我记得他们确实挨过院长和保育员的打，尤其小武，带头那个，被打得很重，棍子打、皮带抽的，打完得在床上躺好几天才能动，后面几次逃跑，回来也不打了，只当他是出去玩儿了几天。小武那孩子后来也学皮了，一说要打他就脱了裤子把小鸡鸡亮出来，直挺挺的，挺大个孩子了，一点儿也不害臊……”张阿姨说到这里，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一丝笑容，“警察同志，他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儿了？那孩子可不是个坏孩子啊！你们多批评教育，可他毕竟身上带着病呢，别说孩子了，就是大人，一天到晚总带着个病，那人也好不了啊，您说对不对？”
孙康望着张阿姨，很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对于小武的看法，池凤丽和张阿姨迥然有别：“那就是个坏坯子，坏透了！掀我的裙子，偷我的丝袜，用烟头在我的口罩上烫窟窿，总之就是个小色魔、小恶棍！”
说这话时，她杏眼圆睁，柳眉倒竖，一张本来俊俏的脸蛋拧巴得能做表情包。
“现在你不用再担心了。”孙康冷冷地说，“他已经死了。”
不对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的被拘押与扫鼠岭案件有关，是专案组制定的审讯策略，唯一的例外是池凤丽，因为专案组通过外围调查和内部观察，一致认定池凤丽是这个护育院最薄弱的一环。她是那种典型的花瓶女孩，头脑简单、物质欲强，但又胆小怕事，心地不坏，所以适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也许能在瞬间瓦解她的心理防线。
不出所料，听到赵武已死，池凤丽瞬间僵住了，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赵武死了，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以及邢启圣。昨天晚上在扫鼠岭上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孙康的口吻更加严厉，却不再往下说，只观察池凤丽的反应。
池凤丽低下头，肩膀轻轻地颤抖起来，发出抽泣的声音，很久很久，才抬起头来，眼里闪烁着泪花，喃喃道：“有一次我姨妈来了，肚子疼，口又渴，拿了瓶矿泉水要喝，小武见了一把夺过去，说女生来例假时不能喝凉水，然后去给我打了杯热水来，我问他怎么知道我来例假了，他说他什么都知道……那个小坏蛋……”
对于三个孩子的夜不归宿，她的回答与张阿姨相仿，也是因为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最后出走的孩子们总是能自己回来。出事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本市的天堂夜总会跳舞，对邢启圣的动向完全不知情。
“我问得直接一点儿。”孙康顿了一顿说，“你和邢启圣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
池凤丽掏出纸巾擤了擤鼻涕：“有过几次……但他有些障碍，每次都很快就结束了，没什么意思，他好像对我兴趣不大。”
“邢启圣是个什么样的人？”孙康问，“让你随便说三个词形容他，你会选哪些词？”
池凤丽想了想说：“猥琐、贪婪、好色。”
“好色？”孙康望着她说，“可是你说他对你没兴趣……说句可能不大尊敬的话：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让男人没兴趣的女人。”
池凤丽说：“这我就说不好了，虽然我是他的秘书，但也就是带出去应应场面，我从来没有走进他最私密的那个生活圈，这方面，你与其问我，还不如去问张春阳，他们俩只要在一起，满嘴都是腥臊恶臭。”
“张春阳是谁？”孙康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普通员工。”池凤丽说。
孙康注意到，她把“普通”两个字说得很重，而且嘴角浮起一抹别有意味的冷笑。
看来这里面别有内情，但眼下不是追问的时候，因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核实，孙康拿出手机，点开“语音备忘录”，一段音频在审讯室里回响起来，简简单单只有一句——
“扫鼠岭地铁着火了，你们快点派人来吧！”
连续放了三遍，孙康才问：“这个声音，你能听出是谁在说话吗？”
池凤丽点了点头：“这是邢启圣的声音。”
刑事技术处在对这段语音进行了分析处理之后，从背景音中提取到了一段咔嗒咔嗒的声音，经过现场比对，证明这声音来自苗圃内地铁C口附近的那棵槐树枝上缠着的破旧风车，这铁一样的证据，加上池凤丽的证词，足以证明当晚在扫鼠岭上给一一〇打报警电话的，正是后来陈尸隧道风亭的邢启圣！
那么，那个穿着邢启圣的衣服，在他的办公室滞留到十点半才离开护育院的人又是谁？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谜团，从院长办公室的抽屉没有被撬开、财物没有丢失来看，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窃贼；另外，应该正是此人接通了邢启圣从扫鼠岭上打出的第二个电话。
就在孙康表示审讯暂时告一段落，池凤丽可以回家休息的时候，她站起身，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来说：“孙警官，我认为有个人十分可疑，很可能就是他杀害了老邢和那三个孩子。”
“谁？”
“名怡公关公司司机周立平。”
“你为什么怀疑他？”
“他以前就是个连环杀人犯，这一点不光名怡公司，连爱心慈善基金会和我们护育院都知道，大家平时都躲着他走，只有小孩子们不懂事，喜欢跟他一起玩儿。有几次我们护育院的人有事，没时间送孩子们去爱心医院，临时托他开车送一下，就这么的，护育院的孩子就跟他好上了，尤其是小武……”池凤丽说，“为此老邢曾经跟周立平吵过架，吵得很凶，我们都听见了，一开始周立平还凶巴巴的，后来老邢说他要再敢碰孩子就报警抓他，周立平才被吓跑了。老邢还提醒老徐头，让他把好门，不要放周立平再进来，禁止他跟孩子们接触。”
孙康点了点头：“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很有价值！”
当孙康把上述审讯的厚厚一摞笔录交到杜建平手里之后，杜建平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把林凤冲叫来，神色凝重地说：“跟周立平短兵相接的时候到了！”
4
所谓“短兵相接”，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审讯。杜建平把从案发到现在自己所做的所有工作、证人的口供和搜集的证据反反复复想了好几遍，才发现什么都准备好了——除了他自己之外。
当了几十年的警察，破获的案件成百上千，但即将面对的对手，却是有史以来最让他感到棘手、头疼甚至——他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承认——紧张的一个。十年前他们曾经交过手，那时周立平还是个高中生，作为“西郊连环凶杀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捕后一言不发，形如僵尸，以为自己这样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结果还真就被他逃过了，只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是杜建平一辈子都感到遗憾的事情。每个罪犯都像一块肥皂，你如果一次抓不牢他，被他从手心里滑走了，他可能一下子就滚进某个阴沟或暗角，从此逍遥法外，以一个守法公民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阳光下他的影子绝不比别人黑暗半分。所以能够再次擒获周立平，几乎是个奇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杜建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无论在犯罪能力还是反侦查技巧上都有顶级经验的高手——要知道，当年周立平可是把警方的心理攻势、交叉讯问、生物钟干扰、测谎仪等审讯技巧领教了一溜够的——换言之，警方的一切他都熟悉，而他的一切，警方已经无比的陌生……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对周立平住处的搜查结果，尽管林凤冲带队，并调去了楚天瑛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做副手，但在周立平的屋子里还是一无所获。那是个破旧居民楼的顶层一居室，站在门口，整个房间一览无余：单人床、椅子、折叠桌、衣柜，都是老气横秋的木纹色，充满了出租房特有的气质，衣柜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雨伞、双肩包和做交通协管员时剩下的几面小旗，褥子下面压着两千多元现金和一张工商银行的储蓄卡，卡里面已经存了几万元。从床底下搜出了三双跑鞋和一套可拆卸电镀哑铃，邻居证实：周立平酷爱健身，每天早晚都要在小区里跑步，夏天的时候半开着门，看见过他光着膀子举哑铃，一身的腱子肉上汗津津的。
李志勇专门打电话给杜建平问：“有没有找到那把手枪？”
杜建平的回答令他失望。
刑事技术处恨不得把整间屋子都打包带走，可是用显微镜把每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儿都查看过，却仍没有找到一星半点儿能跟扫鼠岭案件挂上钩的物证，而且几个负责现场还原的工作人员一致认定，从物品的摆放、垃圾的清理尤其是被褥的折叠情况来分析，周立平从案发当晚回家到第二天出门上班，没有任何的异样。
这一切都令杜建平头疼不已。所谓证据，在法律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但说到底无非分成两种：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就是用一条直线就能把犯罪嫌疑人和罪行联结起来的证据，而间接证据则是要拐好几道弯才能将犯罪嫌疑人和罪行建立联系的证据。无论刑事审讯还是司法判决，最有价值的永远是直接证据。但目前警方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周立平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图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总不能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因为他以前杀过人，所以现在扫鼠岭上的四具尸体也很可能是他的杰作”吧！
这样一来，就只能指望面对面的审讯来撬开周立平的嘴巴了。
为了加深对对手进一步的了解，杜建平亲自问讯了名怡公关公司老总郑贵，让他讲述一下周立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经过整理和核实，大致能坐实以下几件事。第一，周立平能来名怡公关公司上班，是出于一位名叫孙静华的女士的举荐。孙静华是本市某高级宾馆的会展部经理，名怡公关公司为客户策划的会议或活动基本上都在那里举办，所以郑贵一向很给孙静华面子。周立平来公司的第一天就说明自己曾经因杀人罪坐过多年牢，郑贵当时吓了一跳，但答应孙静华的事不好反悔，所以还是把他收下了。问了一下他有什么技能，他说自己在监狱里学过开车和修车，刚好公司有三辆车，却没有固定的司机，郑贵就让他做专职司机。第二，周立平平时很少说话，在公司里除了跟邢启圣之子邢运达关系不错之外，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私交，不过郑贵喜欢他的嘴严，出外办事总带着他。第三，周立平没有女朋友，他对公司的女同事一向敬而远之，就像女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一样。第四，周立平确实喜欢孩子，有一次郑贵亲眼见到赵武来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D座找他，当晚邢启圣给郑贵打电话，大发雷霆，郑贵好说歹说才把事情压下去，返回头来狠狠训斥了周立平一番，周立平只是沉默不语。
上述这些，不但没有驱散笼罩在周立平身上的迷雾，反而加重了迷雾的浓度，特别是他与邢运达之间的关系，让警方再一次将视线集中在完全没有作案时间的邢运达身上，难道周立平的杀人动机是受了一个忤逆子的指使？那么又何必牵累另外三个无辜的小生命呢？此外还有第四点，周立平“喜欢”孩子，这“喜欢”二字很不简单……多年从警的直觉，让杜建平怀疑：曾经有过强奸杀人嫌疑的周立平，这一次的犯罪动机，很可能是猥亵甚至奸污儿童被邢启圣掌握了实际证据，因此才将他们杀人灭口！
一想到这里，心头的火就噌噌噌地往上冒，杜建平喝了好几口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才把火压下去，问坐在对面的林凤冲：“周立平从被捕到现在，是个什么表现？”
林凤冲说：“一切都很正常。”
“正常？”杜建平把搪瓷缸子一放，“怎么个正常法？”
“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反正他住的那一居室也比单人小号大不了多少，我看他待得倒挺习惯的。”林凤冲不无讽刺地说，“情绪上他倒也很稳定，不吵不闹的，也不问啥时候提审他，好像知道自己早就有这么一天，只是——”
林凤冲话到嘴边有些犹豫，杜建平不耐烦地说：“想啥就说！”
“只是我觉得，他似乎知道自己犯了事儿，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扯！”杜建平把眼一瞪，“四条人命还不是大事？！”
“您别急，我这不是给您分析吗？”林凤冲笑着说，“照行话说，周立平是个老蹚客了，最深的水都蹚过，所以对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会受什么惩处，那肚子里绝对是提着灯笼打算盘——一本明账，他要真在扫鼠岭杀了四个人，那稳稳地吃枪子儿，任谁都会紧张，但他似乎没有一点儿紧张的感觉，顶多拘个十天半拉月就会出去的样子。”
杜建平愣了片刻，叹了口气：“告诉预审科，马上提审周立平。你也参加，我在审讯室隔壁的监视室全程观看，我就不信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5
由于刘思缈并未参加对周立平的审讯，审讯的具体情况还是后来听林凤冲转述的，所以她在讲给郭小芬的时候，就省去了很多对细节的描述，只是把事实简单地罗列了一下。
审讯开始前，预审科做了很多预案，基本思路是设想周立平抵赖的方式：比如装傻充愣，仗着自己将物证清除得干净而矢口否认一切，尤其不承认自己当晚去过扫鼠岭；比如转移视线，用一个完全无法核实的事情来给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比如丢车保帅，因为估计到警方在调查中一定能掌握他“喜欢”孩子这个情况，而承认自己有过猥亵儿童的行为，用小罪来脱大罪……甚或采取完全沉默的态度，就像十年前在“西郊连环凶杀案”中所表现的那样。而警方决定，最重磅的那枚炸弹——周立平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图像，一定要到最关键的时刻才打出来，以达到一举击溃其心理防线的作用。
谁知周立平的表现，还是远远出乎警方的预料。
审讯一开始，周立平坐在审讯室那张固定在地面的铁椅子上，无论上脚铐还是锁挡板，他全程都很配合，林凤冲竟用了一个“不卑不亢”来形容他的表现。
主审官在问了他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之后，采用了最保守但也最稳妥的开场白：“周立平，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吗？”
周立平摇摇头。
“那你先好好想一想吧。”说完主审官把胳膊一抱，冷冷地看着他。
周立平大概没想到警方对自己是这么个“爱说不说，不说拉倒”的态度，有些吃惊，但他依然很镇静。
按照事先商定的策略，负责唱红脸的副审员把桌子一拍：“周立平！你给我放老实点儿，都套上铁枷枷 [2] 了还装什么哑巴？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没数？！”
周立平看了副审员一眼，没有说话。
“你瞪我干什么？瞧你那个凶巴巴的样子，都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老实交代，妄想顽抗到底？！”副审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但周立平一直沉默着，这时又轮到主审官唱白脸了：“周立平，你说你二十多岁的年纪，别人家风华正茂，大好青春，你呢，我给你掰着手指头数数，从十七岁到现在你都干了些啥，在西郊强奸杀人，弄死三个女孩和一个治安办主任，这是你干的吧？两年前偷袭一位警官并抢了他的手枪，这也是你干的吧——”
“我没有偷袭他，也没有抢他的枪。”周立平说。
这是周立平一以贯之的态度，对于犯下西郊连环凶杀案这一罪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对“抢枪事件”，他是坚决不承认的。
但是主审官就是要让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先前的案件上，让他误以为警方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只能通过“翻旧账”来迫使他承认扫鼠岭案件是他所为，因而放松警惕，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拿出青石口东里红绿灯上的监视器拍下的照片，让他低头认输……在预审的前期准备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要让周立平开口说话，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陷入沉默，拖延只会留给他更多思考怎样应对审讯的时间，对警方有百弊而无一利。
主审官见周立平上钩了，便从容不迫地开始收线，但线收得很慢很慢，给他分析两年前“抢枪事件”中他的作案动机、作案方式，而周立平有来有往，寸步不让，说当时警方找自己问讯过，甚至也搜查了自己的临时住处，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半点儿关系——”
就在这一瞬间，主审官突然转换了话题：“那昨天晚上是怎么档子事儿？！”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周立平说。
没有预想中的顿挫犹疑，反倒直抒胸臆，这让主审官深感意外，赶紧追上一句：“就因为当初他骂过你？”
“要是光骂我也就忍了，还打我！”周立平恨恨地说，“这笔账我肯定要跟他算的！”
邢启圣不仅骂过周立平，还打过他？这个情况倒是此前的调查中没有掌握的，林凤冲赶紧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心里也有点儿犯嘀咕：无论从年龄、身材还是体能，邢启圣都完全不是周立平的对手，另外应该知道他此前因为杀人坐过牢，怎么还敢动手打他？
“就因为他打过你，你就疯狂地实施报复？”
“这话说的，报复还有不疯狂的？”
“完事儿呢？”主审官乘胜追击。
“完事儿我就回家了啊。”周立平说。
“车停哪儿了？”
“车？什么车？”
“你们公司那辆黑色斯派！”
“我哪儿知道停哪儿了？我又不是开车去的！”
“你敢保证你不是开车去的吗？”
“敢啊。”
“我有必要提醒你，审讯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有全程的录音、录像，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我清楚。”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敢保证，昨晚你不是开车去的吗？”
“我敢保证！”周立平斩钉截铁地说。
主审官把手伸进档案夹里，已经准备把周立平开车经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那张照片甩在他面前了，就在这时，周立平一声嘀咕让他呆若木鸡——
“不就是打个架吗？多大点儿事啊，我还用得着开车去吗？”
在审讯室隔壁的监视室，透过镀膜单反玻璃观看审讯实况的杜建平，脑袋“嗡”的一声，立刻抓住话筒对主副审官以及林凤冲说：“审讯暂停，你们马上到监视室来！”
通过无线耳机听到杜建平的指示，主副审官和林凤冲赶紧起身，来到监视室，一看杜建平的脸色铁青，就知道问题很严重。
“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他！”杜建平指着审讯室里的周立平，阴沉沉地说，“我们想通过转移视线的方法，让他误以为我们是用翻旧案的方法来算新账，没想到他将计就计，干脆把话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虽然还不知道他说的‘打架’是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这是他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
“老板，我觉得无须担心，如果周立平想用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给自己脱罪，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用更多的谎话给自己圆谎，早晚有被全部戳破的那一天。”林凤冲停了一下说，“除非他真的没有杀人。”
这句话，杜建平只听了前半句，没听清后半句，所以点了点头：“说得对，那就继续审讯吧，注意接下来必须让他给自己的每句话加上注脚，一个逗号都要验明正身，绝不能任由他牵着我们的鼻子兜圈圈！”
主副审和林凤冲点了点头，走出了监视室。
透过镀膜单反玻璃，杜建平凝视着坐在铁椅子上的周立平：十年不见，他的脸没有从前那么宽了，似乎瘦削了一些，但是下巴凸得更厉害了，像铁铲一样充满了攻击性，绷在头骨上的薄薄一层面皮紧致得发青，昔日的痤疮降沉成了一个个老年斑似的黑点，嘴唇上那撮毛茸茸的小胡子不见了，一双三角眼里放射出混沌的光芒，糊着一层淤泥似的。
周立平也望着镀膜单反玻璃，神情呆滞，杜建平知道他看不见自己，但却被他看得浑身都不舒服。
回到审讯室，副审员首先提问：“周立平，坐牢那些年，把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学会避重就轻、丢车保帅了。好，既然你说你就是打个架的事儿，那你说说，你昨天晚上，在哪里，跟谁打的架，有谁看见了，一五一十讲清楚，别扯那些云里雾里查无实据的废话，你有工夫说，我们还没工夫听呢！”
周立平看着他，一言不发。
很明显，周立平是用拒绝回答这位副审员的任何提问来告诉警方，他吃软不吃硬。
主审官开了腔：“周立平，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高中生了，你应该知道，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认为零口供，公安机关就拿你没辙了。你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照样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向法院对你提起刑事诉讼。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里、跟谁打了架，有没有人证、物证，我们去调查你说的是真是假。政府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周立平望了他片刻，慢慢地说：“昨晚十一点左右，在杏雨路路口的那个街心公园里，我嘴角这个伤，当物证总行了吧！”
由于受到挡板的束缚，他无法抬起手臂，但做了一个歪脑袋的动作，其实就算他不做，嘴角那块紫红色的瘀痕也清晰可见……警方在抓捕周立平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他嘴角受伤，为此杜建平专门问了每一位参与抓捕的同事，没有人承认打过周立平的嘴角，但是抓捕罪犯一向是生死相搏，混战之中比这更严重的伤害都发生过，警方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万万没想到真相竟在这里。
“你跟谁打的？”
周立平扬起眉毛：“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抓的我吗？”
“我们要你自己说，是跟谁打的？”
周立平讲出了一个名字，审讯室里的林凤冲和监视室里的杜建平都大吃一惊！
杜建平马上派一个下属去核实这件事。
很快，核实回来了，跟周立平打架的那个人承认确有其事，时间、地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抓周立平的时候他又不说！”杜建平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句，然后对着话筒说，“核实过了，周立平说的打架事件属实，但他打架发生在十一点左右，而扫鼠岭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点半，所以无法构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你们继续审。”
接下来，主审官问的几个问题都不着边际……几个回合的交手下来一无所获，他好像一只准备袭击犀牛的狮子，既不知道从哪里下口，也不知道下次攻击又会遭到何种程度的反击，所以在声势和力度上都比刚才弱了不少，而副审员也知道恫吓对周立平无效，只能坐在审讯室里当摆设。林凤冲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突然对周立平说：“周立平，你还认得我吗？”
望着这个坐在审讯室里一直没有说话的小胡子警官，周立平慢慢地点了点头。
“两年前的‘抢枪事件’，我在派出所里跟你聊过，虽然你拿不出不在场证明，但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那支枪是你抢的，所以谈完话就把你放了，想必你还记得。”林凤冲直视着他的眼睛说，“可能你认为警方抓你，是因为对你存在偏见，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我们只看重证据，只尊重事实，既然把你抓来，就一定是因为掌握了大量对你不利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你自己交代，给自己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假如你没有做，那么也敞开了说，早说清楚早出去，我相信你跟我们一样，都希望在有生之年少见面的好。”
周立平听得很认真，听完皱起眉头：“该说的我都说了啊，还要我交代什么？”
“警方这么大阵仗，就为你一个报私仇？”林凤冲冷笑一声，“是你觉得我们很傻，还是你自己坐牢坐坏了脑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们冤枉我也不止一次了。”
搁别人，一听这话兴许就火冒三丈，但林凤冲有个“林婆婆”的外号，遇到什么挑衅都能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好吧，那咱们就顺着竹签捋一捋你昨天的行动，我问你答，一丝不差，不剩一点儿筋头巴脑的，你看怎么样？”
周立平点了点头。
“你昨天早晨几点上班的？”
“九点到的公司。”
“然后干吗去了？”
“跟郑总出去了一趟，办点儿事情。”
“说具体一点儿，去哪里？办的什么事情？”
“健一保健品公司，我们公司下星期承办了他们的一个会议，会上要给所有参会人员送保健品，郑总要去看一下样品，另外跟他们商量邀请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的名单以及车马费的金额，等等。”
“你开的什么车？”
“公司那辆奥迪A6。”
“然后呢？”
“中午就回来吃饭了。”
“说具体一点儿，在哪里？跟谁吃的？”
“就公司不远处的那个食分钟快餐店，跟郑总一起吃的。”“下午呢？”
“下午没事儿，我就在公司电脑上打网游。”
“打的什么？”
“穿越火线。”
“打到几点？”
“那我记不起来了，反正五点下班，我问郑总还有啥事儿没有，他说没有。我又玩儿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到家几点？晚上吃的什么？”
“具体时间我没看，估计跟平时差不多，六点多吧，吃了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后来呢？”
“后来九点多的时候吧，我接到邢启圣的电话，让我去童佑护育院接他，说有急事。”
所有警员的心里都是一震，知道说到裉节儿上了。
“邢启圣是谁？”林凤冲平静地问。
“童佑护育院院长，跟我们郑总是朋友，但我不喜欢那人。”
“他找你什么事？”
“他晚上喝多了，开不了车。”
“你去了吗？”
“有啥办法……我打了个车赶到童佑护育院，找到邢启圣，他说让我先在车里等着，等了有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然后我开车带着他——”
“开的什么车？”
“斯派。”
“据我们调查，那辆斯派是你们公司的车吧，那么应该是你开着车去接他啊，怎么变成你当代驾了？”
“斯派是公司借给邢启圣的，他一直当他的私家车开，但公司要用车的时候，就要回来我开。”
“除了那天晚上，你最近一次开那辆斯派是什么时候？”
“再往前一天的晚上，去机场接一个客人，奥迪A6限号，我开着斯派去的。”
“好，你接着说，邢启圣让你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然后你开车带他去了哪里？”
“扫鼠岭。”
三个字一出口，纵使隔着玻璃坐在另一个房间的杜建平也不禁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在警方看来周立平抵死都会撇开不谈、避之三舍的敏感词，竟被他这么正常地说了出来，既不语气加重也不轻描淡写，好像是旋开可乐瓶子必然会有的“哧”一声。他死死地盯着周立平，试图从他的神情——尤其是嘴唇的翕动和眼皮的眨动中发现异样，但是周立平没有任何异样，一点儿都没有。
审讯室里的林凤冲显然也被惊到了，出现了短时间的停顿，他调整了一下情绪，才接着问：“车上都有谁？”
“就我和邢启圣啊。”
“邢启圣大晚上的叫你拉他去扫鼠岭干吗？”
“我哪儿知道。”
“后来呢？”
“到了扫鼠岭附近，他说酒醒了，他还有点儿事，自己开车去，甩给我一张一百元的钞票，让我打车回家，我没要，就直接回家了。”
“回家了？”林凤冲声调轻轻一扬，“你刚才不是说你打架去了？”
“对啊，没走几步，我觉得有些事儿总要解决，还不如来个痛快的，就给那人打了个电话，约他到杏雨路的街心公园，本来我想能动嘴就别上手的，结果他上来就打我，我也没客气——”
“你离开扫鼠岭是几点？”这时主审官突然发问。
“我没看表，大约十点或者多一点吧。”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邢启圣指的道儿，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楚，好像就是一个路口，我就下车走了。”
“你下车之后，邢启圣把车开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去的杏雨路？”林凤冲问，“打出租车、叫车APP还是摩拜单车？”
这三种途径都可以迅速查辨真伪：出租车有行车记录，全市的出租车公司可以大排查；周立平的手机已经被没收，目前作为证物存放在刑事技术处，很容易查到上面的叫车APP和摩拜单车的记录。林凤冲甚至想过，即便周立平说他打的黑车，都可以通过天眼系统逐一核对，最终一定能查出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但林凤冲绝然没有想到，周立平的回答竟是——
“我是跑着去的。”
6
听到周立平说自己是从扫鼠岭跑着去杏雨路的，刚喝了一口咖啡的郭小芬“扑哧”一声喷了出来！她一面用纸巾擦着桌子，一面说着“抱歉抱歉”，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过会儿刚刚强忍着不笑了，马上又笑了起来，扬着手对刘思缈表示对不住。她的笑声是那样富有感染力，搞得刘思缈也笑了起来。
“我都能想象到，老杜鼻子被气歪了的那副模样。”郭小芬笑着说。
刘思缈点点头：“是啊，当时凤冲也差点儿坐不住了，恨不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揍周立平一顿，可是他一向沉得住气，想起搜查周立平房间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反而觉得，周立平说的可能是真话。”
“床底下那三双跑鞋，还有邻居们证明，周立平早晚都有在小区里跑步的习惯。”郭小芬说。
刘思缈“嗯”了一声：“而且凤冲查询了周立平的档案，发现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多次获得学校的长跑冠军，入狱期间他坚持了这个习惯，在牢房里他原地跑，放风在院子里绕圈跑，出狱之后他还参加过市里举行的马拉松和半马，虽然没有拿过名次，但肯定具备相当的实力——更加重要的是，有‘马友’证明：周立平周末曾经到扫鼠岭一带参加越野训练，锻炼体能，训练完了就干脆直接跑回市里。”
“你们有没有对周立平从扫鼠岭跑到杏雨路的时间进行过检验？”
“进行了，找了警队里一位在市马拉松比赛拿过奖的警官，他捡了一条最便捷的小路，从扫鼠岭跑到杏雨路，测算了一下时间，耗时四十三分钟。如果是周立平跑，估计可能要四十八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周立平所言，他绝无十点半在扫鼠岭杀人焚尸，然后十一点整到达杏雨路街心公园的可能。”
郭小芬沉思了一下：“但是依然有其他的做法，比如——”
“比如他实施杀人计划前就在附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杀人焚尸后，骑上自行车，在杏雨路附近下车跑到街心公园……这个我们考虑到了，也试验过了，可行性是有的。”刘思缈说，“问题在于，天眼系统的设计和设置，固然是针对机动车道的违章事故进行监控，但也能拍摄到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从扫鼠岭到杏雨路，如果是跑步，抄近道、走小路、穿胡同，确实可能全程处于天眼系统的盲区或死角，但如果骑车，想在半个小时内抵达，绝对地避开监控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郭小芬打断她道，“只要骑行的就是跑步的那条路不就成了。”
“真的不行。”刘思缈说，“我们仔细调查过，从扫鼠岭到杏雨路，走小路的话，好几段路况特别复杂，不是在修路就是在挖沟，跑步么，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要是骑车的话，有些地方必须下来推着车走，加在一起的时间肯定要超过三十分钟了——总之我们试过多种组合的方法，都证明：骑车的话，想半小时内赶到，就逃避不了天眼；逃避得了天眼，就不可能半小时内赶到。”
“这样啊……”郭小芬浮现失望的神色。
“他这么一说，审讯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掌握的唯一能够证明他与扫鼠岭案件有关的，就是他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照片，现在人家承认当晚去过扫鼠岭，也承认是开着斯派去的，然后人家说了，车是邢启圣自己开走的，林凤冲特地带周立平去了一趟扫鼠岭，他大致回忆，车就停在通往银麓山路和苗圃小巷交叉的那个路口的马路东边，也就是说，他离开后，邢启圣只要左转直行就能把车开进小巷里，完全符合现场车辙运行的痕迹——”
郭小芬突然打断刘思缈的话：“我说，林凤冲那个傻实在该不会因为周立平一番话，就没有排查他是否采用交通工具赶往杏雨路了吧？”
“凤冲实在，可是不傻。”刘思缈说，“警方不仅通过几个叫车APP和摩拜单车的终端系统，调出了案发当晚扫鼠岭地区所有的使用记录，证明周立平当晚没有使用过这两样交通工具，而且还利用天眼系统对案发当晚所有从扫鼠岭地区开往杏雨路一带的车辆进行了排查，没有任何司机记得搭载过这样一位乘客——包括黑车司机在内。我知道你还想到了公交车，且不说坐公交车在时间上难以把控，而且警方也调出了从扫鼠岭开往城里的几班公交车的监控视频，连周立平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郭小芬用手杵着下巴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假如周立平事先在扫鼠岭附近准备了一辆汽车，犯罪后不是直接开车进城，而是往西绕了一段山路，然后再从其他道路回城的呢？”
“依然存在时间上的难点：从扫鼠岭往西进山，想绕山然后进城开往杏雨路，最快捷的方式是绕翠微山，从翠微山的北麓下来……所谓‘望山跑死马’，更别提绕山了，晚上十点半，就算不顾交通安全的超速驾驶，到达杏雨路也要超过十一点了。”
郭小芬一时间傻了眼。
刘思缈轻轻一叹：“所以说，现在周立平等于是把难题甩给了我们，怎么证明他不是跑步去的杏雨路……”
“或者说，找到他在三十分钟内从扫鼠岭到达杏雨路的办法。”郭小芬说。
刘思缈轻轻地摇摇头：“排除杀人焚尸到路上其他耽搁的时间，也许留给他的只有二十五分钟——这还不算他把那辆斯派藏起来的时间。”
“骑自行车和开汽车，从扫鼠岭到杏雨路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计算过，骑自行车，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可以赶到；开汽车，考虑到时间是晚上，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但一路上红绿灯较多，需要十到十五分钟吧。”
郭小芬从挎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粉色皮面的小本本，在上面划拉了半天，轻轻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个跟周立平约架的人，有没有发现周立平当晚赶到时有长跑后的迹象，比如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什么的？”
“他那天情绪很激动，新仇旧恨，见到周立平没说两句就开打了，所以回忆了半天也不敢打保票，只依稀记得周立平那天显得很疲惫，只是——”刘思缈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杀人焚尸、清理现场也会使人很疲惫的。”
两个人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咖啡店侍应生走过来，问她们要不要加水，刘思缈示意在自己的杯子里加一些，椪柑雪梨茶在水柱的冲压下翻滚着橙白色的浮沫，等侍应生走远了，浮沫也渐渐淡去，她才端起杯子，轻轻啜了一口，觉得有些烫，又放在了桌子上。
“那么，根据审讯的结果，专案组对案件的进一步勘查得出了什么意见呢？”郭小芬问道。
“专案组其实出现了分裂，杜建平以及大部分办案警员，都主张加大审讯的力度，务必让周立平交代实情，但林凤冲和楚天瑛认为，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在周立平身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反而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不过由于蕾蓉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导致专案组又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认为：对下一步工作，确实应该调整一下方向和思路。”
“法医鉴定报告？”郭小芬有些惊讶，“不是蕾蓉早就拿出来了吗？”
“不是，是一份根据周立平受审视频所做的心理鉴定报告，通过周立平对每个回答的语速、语态、表述方式、神情变化等，分析了他的回答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疑点。”
“这么厉害！谁做的？”
“蕾蓉说是因为案情重大，部里特批，找了一位旅居国外、身份保密的行为科学专家做的，但老杜他们看完都觉得很有道理。”
“说说看。”
“那位行为科学专家把周立平每一次接收问题后的反应时间和对答语速进行了比对，发现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并不很慢，但也不很快，而且可以说是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很明显是有所准备，甚至是进行过预演的。不过这在有过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身上很常见，不能说明什么，但其中有一处回答，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前后矛盾。”
“哪个回答？”
“周立平说自己当晚九点多接到邢启圣的电话，让他去童佑护育院接他，用了‘说有急事’四个字，由于林凤冲问邢启圣是谁，打断了一下周立平的思路，所以重新问起‘他找你什么事’时，周立平的回答是‘他晚上喝多了，开不了车’，言外之意，邢启圣找他的‘事’只是个代驾，跟‘急’字完全无关，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语态递减’；更加微妙的是，后面他又说自己赶到护育院以后，邢启圣让他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才出来，这哪里是有什么急事？但很可惜，由于林凤冲当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周立平将怎样‘掩饰’自己的行为上，而对他‘坦白’中的这一明显矛盾之处，没有进一步追问。”
郭小芬瞪圆了眼睛。
“此外，还是这段回答里，出现了整个审讯过程中罕见的两根‘bony spur’。”
“‘骨刺’？”郭小芬不大明白，“什么意思？”
所谓审讯，就是审讯人员挖掘案件中的疑点，让受审人解释这些疑点，从中寻找那些无法弥缝或者弥缝后漏洞太大的“窟窿”。因此，受审人的应答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铆钉式的，一种是橡皮泥式的。顾名思义，前者是你挖一个洞，我就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地填一个洞，不多不少；后者往往出自那些心理素质很差或者渴望立功赎罪的嫌疑人，审讯人员问一个他恨不得回答俩，弥漫或发散得厉害……而周立平的所有应答都是铆钉式的，绝不游离问题之外，但有两处出现了例外：第一，当林凤冲问“邢启圣是谁”的时候，他本来只需要回答“童佑护育院院长，跟我们郑总是朋友”就足够了，偏偏又加一句“但我不喜欢那人”；第二，在林凤冲问“你去了吗”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啥办法”……
郭小芬眼睛一亮：“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地方，周立平的回答画蛇添足，而且表现出了鲜明的感情色彩。”
“对！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这表明受审者存在着心虚或心慌，甚至是某种‘逢迎’‘讨好’审讯人员的心理倾向，结合刚才那个语意上的前后矛盾，等于是在连续四个问答里集中出现了多处心统失调，对于具有丰富的受审经验、心理素质绝佳的周立平而言，这是极不正常的。”
“那么，上述分析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那位行为科学专家认为，从整个对话来看，周立平的一系列心统失调，就是从‘说有急事’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很可能，周立平无意间地说出了真实的情态，也就是说，当晚邢启圣确实用‘急事’为借口叫来周立平，让他去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但周立平马上意识到：这是不能对警方讲的，讲出来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瞬间乱了方寸，才有接下来一系列的回避、淡化，并连续两次刻意表达自己对邢启圣的反感和厌恶，试图撇清自己与邢启圣的关系，使警方不去深究邢启圣找他到底有什么‘急事’——这恰恰说明他对扫鼠岭案件绝不像他表现出的那样一无所知，只是存在着难言之隐。”
郭小芬的脸上不由得露出钦佩的表情：“这个分析我服气。”
“对这个分析，大家都很服气，而且也颇受启发，专案组一致认为：之前审讯和调查的重点完全放在‘去扫鼠岭之后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应该把案件看成一个整体，还要搞清楚‘去扫鼠岭之前发生了什么’，比如邢启圣跟周立平到底是什么关系，邢启圣当晚叫周立平去护育院究竟有什么‘急事’，黑色斯派在当天早些时候有过什么样的行驶轨迹，等等，这样才能找到案发的本因，查清案件的真相。”刘思缈说。
郭小芬点了点头，然后把脑瓜儿往前探了一探：“那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你到底希望我协助你做什么？”
7
刘思缈望着郭小芬，好像在她那张美丽、聪慧而可爱的面庞上寻找着什么，然后，不知是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她慢慢垂下眼皮，目光在那杯椪柑雪梨茶上凝注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被调离专案组了，你知道。”
“嗯。”
“什么原因，你也知道。”
“嗯。”
“每个人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定义，就算她已经改变了，错的也不是定义，而是被定义的人。”
郭小芬瞪圆了眼睛。
“我也是一个被定义了的人。”刘思缈神情平静地说，“虽然我和香茗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我就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哪怕是十年前他对一个案件做出的判断，我也要承担对与错的责任。”
“这是不公正的。”郭小芬说。
“一面指望别人公正地对待自己，一面自己又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就是人性。”刘思缈冷冷一笑，“我对人性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从无抱怨。”
“那你又何必再涉足这个案子？”
“两个原因。”刘思缈说，“第一，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在刑侦工作中出现了科学至上主义，这个不对头。”
“我的天啊！”郭小芬一声轻呼，“我没听错吧，你这个一向最崇尚科学精神的刑事鉴识科学家，居然说科学至上主义不对头？！”
“科学精神和科学至上，根本就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实证主义，而后者则是一种宗教式的盲从和依赖。”刘思缈说，“白银连环杀人案和湖州抢劫杀人案的侦破，在中国刑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它们标志着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尤其是DNA生物技术，哪怕是几十年前的犯罪也能捕获真凶。与此同时，天眼系统的架设、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构建的社会安全防火墙，更让很多警员误以为，从此可以法网恢恢、无所遁形，万事大吉、天下太平，这种把预防和打击犯罪完全寄托在科学手段上，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苗头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正是在逮捕周立平之后，警方从一开始的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到现在如堕雾中、晕头转向的根本原因。”
郭小芬听得十分专心。
刘思缈继续说：“就其本质而言，犯罪是一种复杂的人性与扭曲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变态反应，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个个监控视频，看到一张张生动活泼或者麻木不仁的面孔，但这些面孔下隐藏的内心是什么，用任何科学仪器和装置也绝无探究的可能。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抓捕罪犯不容易，但比这更不容易的是搞清他犯罪的动机。你是做法制报道的，最清楚人们犯罪的动机有多么的五花八门、荒诞可笑，绝不仅仅是图财图色，‘不图什么’的犯罪常常让经验最丰富的警官也瞠目结舌。这种情况下，把案件侦破的过程等同于‘犯罪→科技手段→破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化，但偏偏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简化。年初在某商城，一个疯狂的歹徒持刀砍人时，有位优秀的女警冲向前去，被誉为‘最美的逆行’，这无疑是非常英勇的，可是别忘了，那个凶残的歹徒的所作所为，对于全社会而言才是真正的‘逆行’！单纯赞美高尚和善行，而无视或忽视那些诱发暴行的动因，对预防犯罪毫无意义。”
“你说得非常非常有道理！”郭小芬连连点头，“只可惜这样发人深省的话，没有几个人听，听也听不懂。”
“这也正是扫鼠岭案件发生后，我想到你并希望你来协助我完成一个工作的原因。”刘思缈望着郭小芬说，“那天早晨在苗圃门口，我没有看到一个新闻记者，只看到一群录音机器……我看不起没有职业精神的人；相反，哪怕是个和我曾经拌嘴吵架的家伙，只要她具备职业精神，那么我也尊敬并信任她。”
很明显，郭小芬深深地为刘思缈的这番话感动了。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了解到两年前导致杜老板女儿自杀的那起校园贷事件发生后，你采访过‘爱心慈善基金会’驻本市办事处，只是没有见到陶灼夭本人，就被郑贵给拦截住了。我在网上找到了那篇稿件，感觉相比之下，你的报道火药味儿没有其他媒体那么浓。”
“那是因为新上任的总编在‘爱心慈善基金会’挂了个理事的头衔，每年年底有一百多万元的分红拿，所以把我的稿件删了个乱七八糟。”
“不过我相信也正因此，‘爱心慈善基金会’乃至郑贵对你没有太多恶感。”
“这倒是真的，事后郑贵还给我快递过礼品卡，被我拒收了……”郭小芬似有所悟，“你是想让我从‘爱心慈善基金会’和名怡公关公司切入，协助你调查出扫鼠岭案件的真相？”
刘思缈摇了摇头：“我所谓的请你协助，绝不是请你协助我调查扫鼠岭案件的真相，那是警方的工作。我是希望你能够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对周立平这个人全面、具体和系统地了解一下，说白了就是调查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成为一个罪犯的，尤其是他怎么从一个侥幸逃脱法网的连环杀人犯，不但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演变成一个虐童杀人狂的——假如这些罪行真的都是他犯下的话。”
“然后呢？”郭小芬还是有些糊涂，“写出稿子来发表在报纸、杂志或公众号上吗？”
“稍等，”刘思缈看了一下手表，“时候不早了，咱们就在这里一起吃午饭吧。”然后扬了扬手，叫来侍应生，点了原味松饼、比萨、意面、咖喱牛肉饭什么的，郭小芬让她少点一点儿，她却只是微笑，然后继续话题：“你写出稿子，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有关媒体推荐发表。不过，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把它归入香茗所做的那份没有完成的调查当中。”
郭小芬恍然大悟。
林香茗留美归国后，曾经主持开展过一个犯罪学课题研究，对国内在押的变态杀人重犯进行访谈，从而对我国连环杀人案件的特点以及罪犯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以便在引进犯罪个性剖绘技术用于刑侦工作时，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可惜，这个研究随着他的出事而中断了，但很明显，刘思缈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将这一工作进行下去的机会。
“所以说，别人把你定义成……跟香茗联系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郭小芬说。
刘思缈苦笑了一下。
她们商量了一下具体的工作方案，基本思路是从郑贵开始回溯，把周立平这些年接触过的人都采访一遍，包括那位曾经介绍他到名怡公关公司工作的孙静华、出狱后安排他当交通协管员的街道主任、给他找房子的房产中介公司业务员……刘思缈提出，如果有可能，最好采访到“西郊连环凶杀案”唯一的幸存者房玫。郭小芬承认难度很大，但值得一试。
“对了。”郭小芬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你对当年香茗坚持认为周立平只杀了房志峰一个人怎么看？”
“我刚才说了：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推翻这一结论的新的证据。当然，如果香茗是错的，那就意味着他也要对周立平新犯下的罪行负责。”刘思缈把目光投向宽大的落地窗外，五线谱一样悬在半空的电线上，停着一只灰色的小麻雀，扑棱了两下翅膀，却又没有飞起来。
这时侍应生用一个巨大的银色托盘端来了刘思缈点的所有餐，把桌子上铺得满满的，郭小芬看得垂涎欲滴，忍不住嘟囔起来：“让你少点一些，我参加减脂训练营，汗流浃背地累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小蛮腰，这一下又要变成五花膘了……”
“五花膘我也喜欢！”
随着痞里痞气的一句话，郭小芬的身边“哐”地坐下了一个秤砣似的矮胖子，嬉皮笑脸地望着她。
“马笑中？！”郭小芬十分惊讶，看了一下刘思缈，从思缈的微笑中明白了他是被她叫过来的。
“正是在下！”马笑中一个抱拳，“小郭妹妹，许久不见，甚念！”
郭小芬做了一个捂住脸欲哭无泪的微信表情：“怎么哪儿都少不了你，你不是因为用冒菜伤人被抓起来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这话说得！”马笑中皱起眉头，“为了你，难道还不兴我越个狱？”
“呸！”郭小芬狠狠啐了他一口。
“行啦行啦！小郭你看我面子，就别跟老马一般见识了。”刘思缈打圆场道，“你现在辞职了，记者证都交上去了吧，我想你采访中需要亮明身份时，肯定不方便，身边最好能有个什么场面都能镇得住的家伙，正好，老马也停职反省，我就请他来给你打下手了。”
“就是就是，搁过去咱俩都属于待业青年，除了婚介所，到哪儿都买一送一的。”马笑中亲热地对郭小芬说，“我都想好了，我的‘马’加上你的‘小’，咱俩从此就叫‘马小二人组’，你看咋样？”
“滚一边去！”郭小芬嗤之以鼻，“怎么不叫‘簋街一锅烩’呢！”
俩人又拌了几句嘴，才算踏踏实实地拿起刀叉吃饭，马笑中老想往郭小芬身边蹭，被小郭用胳膊肘狠狠怼了一下，才老实了几分。
刘思缈问郭小芬的银行卡号，郭小芬一头雾水，问她要这个干吗。刘思缈说，这次采访是她个人安排，所有款项不可能公费报销，所以打算从自己的账户支出一笔钱给郭小芬做采访的经费。郭小芬推辞了两句，却被她一句话说得不再言语：“小郭，你还要交房租呢，总不能再在公园长椅上忍一宿吧……”
“咋回事儿？”马笑中抬起被番茄酱糊了一嘴的胖脸蛋。
“没你的事。”郭小芬淡淡地说。
然后，她把银行卡号给了刘思缈。
吃完饭，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位于远洋时代广场的二层，对面开着一家儿童早教中心，正值周末，一大群孩子正在里面嬉耍玩闹：有的穿着空手道服跑来跑去，有的沾了一鼻子颜料走出美术室把新作拿给爸妈看，有的叮叮当当地敲着挂在墙上的小木琴，有的在圆形游泳池里一边踢着水花一边吱哇乱叫，欢笑声隔着一扇扇肥皂泡形状的玻璃窗都能听见。一个穿着粉色夹克的小女孩勇敢地从象鼻子滑梯上出溜了下来，然后招呼战战兢兢地坐在滑梯顶端的弟弟往下滑，跟她清脆的叫喊声一起传入耳际的还有一首蛮好听的歌：
“小鸟说山顶的白雪悄悄化了，河流在叮咚唱着歌谣，奔跑的小鹿眼睛真漂亮。
森林的花儿起得真早，春天的风儿暖得刚好，叶子在枝头向太阳问声好。”
望着这些在父母和老师的庇护下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刘思缈突然想起了童佑护育院里的孩子，特别是马笑中告诉她的，那些泔水一样的食物和肮脏不堪的“饭盒”……
“思缈，你怎么了？”郭小芬发现她神色突然黯然下来。
“没什么。”刘思缈一边走上滚梯一边说，“我只是在想，扫鼠岭案件还是早点儿结案的好，别引起公众舆论危机。”
“你放心，不会的。”郭小芬说。
“怎么不会？要知道现在的家长都把孩子当成宝贝，儿童问题是最容易引起公众关注的，你看那些幼儿园扎针事件——”
“农村每年发生多少起性侵女童的案件，有几个引起公众舆论危机了？”郭小芬一声冷笑，“说到底，每个人只关心跟自己的利益切身相关的事儿，幼儿园扎针事件被引爆，也是因为触到了中产阶级这一大众媒介主要用户群的痛处，童佑护育院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死再多的残障儿童，那是快递员、农民工、清洁工、家政员这些离乡打工的爹妈该操心的，中产阶级恐怕连微信转发一下的兴致都没有！”
这番话让刘思缈格外震惊，恰好扶梯已经到了一楼，推开远洋时代广场的大门，她感到有些冷，抬起头，天上看不到太阳，电线上的那只小麻雀，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不见了。
“好了，我还有些事，要回局里一趟。”她对郭小芬和马笑中说，“咱们随时沟通——小郭，采访中一定注意安全；老马，你好好保护小郭。”
“放心吧。”郭小芬说。
“必需的！”马笑中笑嘻嘻地说。
望着刘思缈开车远去，郭小芬突然自言自语了一句：“思缈变了。”
“啊？”马笑中没听懂，“哪儿变了？还是超级大美女一枚啊！”
“笨蛋！”郭小芬瞪了他一眼，慢慢地说，“过去，香茗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但今天，她突然流露出另外一种意思：香茗是她背上永远的负担。”
8
马笑中开着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带着郭小芬到一路往西开，到位于西郊的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去，打算按照跟刘思缈商定的，先找名怡公关公司老总郑贵聊聊。一路上，马笑中的嘴就没闲着，不停地嘚啵嘚啵，跟坐在副驾的郭小芬说有一阵子没见她了，多么多么惦记她，怕她一个人不会照顾自己，想跟她联系又担心她想多了误以为自己心怀不轨，不跟她联系又担心她会不会孤枕难眠以为自己把她忘了，当初买下这辆新能源汽车就是为了今天能载她一程，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新能源……听得郭小芬脑仁儿疼，把窗户开了道缝，耳朵贴在窗户边不停地揉着太阳穴。终于到地方了，她拉开车门下了车，捂着胸口喘了好几口气，好像刚从矿难中逃生的矿工。
“你咋了？晕车？”马笑中锁好车，哈着腰跑过来殷勤地问。
“没事儿，我恶心！”
“恶心？”马笑中眨巴着小眼睛，“莫非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在人生中下载了恶意插件？”
郭小芬勃然大怒：“姓马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宁可摇不上号，也不买新能源汽车吗？”
“不知道啊？”
“因为它长得蠢！”
“但是，架不住也有特斯拉啊……”
说这句话时，他有意无意地指了指自己，郭小芬这一下可真的是被恶心到了，捶胸顿足地干呕了很久，直起腰时突然愣住了。
顺着她的视线往前望去，马笑中也是一惊——
一座侧面标有“D”字的灰白色半圆形建筑门口，站着一个穿着天蓝色牛仔衫的人，微笑着跟一位瘦瘦的保洁员聊着什么。他长着一张娃娃脸，神态安详，目光沉静，翘起的嘴唇却又流露出几分傲气。
“呼延云？”马笑中忍不住问，“这个家伙怎么也在这里？”
郭小芬转身就走，来到新能源汽车旁边咔咔咔地拉车门，马笑中赶紧追了过去：“咋地，你不去名怡公关公司采访郑贵了？”
“不采访了！”郭小芬满脸涨得通红，神情又怒又怨，“我不想跟一个比你还讨厌的人打照面！”
马笑中的大嘴刚刚咧开一道缝，又闭上了，一边用车钥匙开车门，一边皱着眉毛小声嘀咕：“我招谁惹谁了？”
注释：
[1] 日本名刀。
[2] 指审讯室的铁椅子和挡板。